战国时代，中国最早称日本为“倭”，古代中国还常以“扶桑”来表示日本。另外，东夷、海东、东洋、东瀛、蓬莱、瀛洲、蓬瀛等称呼。

日本，汉字词意是“日出之国”，“太阳升起来的地方”。逻辑上分析，在日本本土看太阳是在东方海上升起的，因此最初日本人不可能称呼自己的土地为“日本”。这应该是古代中国人观看东方岛屿的感觉和称呼，被对自身知之甚少的日本人借鉴。

608年，日本羽翼初丰，圣德太子致隋炀帝“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国书，表达不甘屈尊、对等交往的强烈愿望。隋炀帝览之不悦，斥之无礼，并遣使责难。

公元660年前后唐高宗时，张守节《史记正义》记载：“武后曰日本”。武后为女皇武则天，“日本”一词正式出现。经过大化革新，日本建立起以天皇制为核心的律令制国家体制，将国名正式确定为日本。这一称号迄今已经使用了1300多年。

扩展资料：

日本位于亚欧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北部，陆地面积约378万平方公里，包括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个大岛和其它6800多个小岛屿，因此也被称为“千岛之国”。 

日本东部和南部为太平洋，西临日本海、东海，北接鄂霍次克海，隔海分别和朝鲜、韩国、中国、俄罗斯、菲律宾等国相望。

位于东亚、国名意为“日出之国”，领土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个大岛及6800多个小岛组成，总面积378万平方公里。

人民网—《日本新华侨报》：日本国名来自中国

—日本

中国古籍的纸张，多采用天然原料的手工制纸，而现今通用的化学胶水、化学浆糊及玻璃胶纸对中国式纸张具有极强的腐蚀力，一般不隔多时，便会使纸张变质黄脆，触手即碎，故而绝不可用。

正确方法应为采用天然面粉浆糊，调以麝香、花椒，可达到修复与避虫双重功能。如果藏家一时无法具备以上条件，也应宁可暂时不修，待请到行家里手，再行修复，绝不可仓促滥修，加厄典籍。

许多民国版本的拓片、字帖、纸墨拓工皆属精良，可版面之上却是黄斑累累，令人扼腕。这是因为民国时期的一些书贾作坊，贪求省惜工料费用，采用了一种叫做“油光纸”的纸张（当时流行的一种廉价的西式工业法制纸），作为字帖的衬纸。

由于西式纸酸碱性不合量，具有一定腐蚀力，以致许多民国旧帖惨遭“黄斑之厄”。这一遗憾也使得当今的古籍藏家得出了一条教训，即：中国古籍必须远离一切西式纸张，二者隔离，方为上策。

-古籍

为何日本能收藏这些中国古代名画？其中离不开这位日本学者9次到中国考察之功

为什么日本藏有大量中国古代名画，

或许你会想到，

可能跟列强掠夺、

古董商收购有关，

但，这只是一部分原因。。。

东京国立博物馆

实际上，最早流入日本的中国画，

并非都是经典名作，

在20世纪之前日本藏的

中国画还相当空缺。

如果没有日本学者的研究和指导，

也不会让日本人重新认识中国画，

并再度掀起收藏热潮。

其中内藤湖南的贡献最为突出。

东京国立博物馆中国画展厅

“

那么日本最早都爱收藏哪类中国画？

内藤湖南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

日本人喜欢中国画那是相当久远，

早在宋元时，

他们就专挑那些有禅宗味道的

南宋绘画收藏，

比如曾在中国不入流的牧溪作品，

就被评为“日本画道的大恩人”；

牧溪《松猿图》

还有马远和夏圭两位画家，

都曾一度影响日本水墨画的发展。

这些作品多数被日僧和幕府等权利者收藏，

大多悬挂于富有禅宗味道的茶室之中。

夏圭作品

终于有一天日本人突然发现，

他们所喜爱的这类绘画

只是中国宋元绘画小支流，

日本收藏的中国画还相当匮乏，

在这一点上，

内藤湖南早已心知肚明。

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最初只是中国汉学的研究学者，

他在考察日本奈良时，

感受到中国唐朝文化对其的影响，

由此开启了他对中国美术的兴趣。

后来他的家中一场大火，

将他精心收藏十几年的

中国文化书籍化为乌有，

于是他才决心到中国考察重新收集。

日本奈良药师寺的唐代风格建筑

进入二十世纪，中国正面临战乱，

一些前朝皇族和各官员们为了

谋取权利和解决经济困顿，

不得不变卖自己的库藏书画，

潜心研究中国绘画的内藤湖南，

在中国考察期间，

认识了不少中国大藏家。

1 内藤湖南造访端方府邸

端方是清末的重要大臣，

其家族都曾为满清皇帝效过力，

而他在为官之时能关注书画收藏，

主要是因为多年前，

盛昱等藏家说他不懂书画，

没资格与他们探讨的一句玩笑话。

于是他才励志三年后要成为书画藏家。

端方

他在书画方面的收藏大多来自

收购、友人赠送和交换所得，

能够在地摊中识得真品，

才是藏家真正的能耐，

端方在鉴定这方面很有实力，

他曾在长沙的古董店中以极低的

价格买了郭溪的《溪山秋霁图》。

郭溪《溪山秋霁图》 局部，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晚清的私家收藏兴盛，

加之端方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所以不长时间，

他就收藏了大量书画名作。

端方旧照

1910年，内藤湖南等人造访了端方府邸，

见到了郭溪《溪山秋霁图》为首的

许多令人惊讶的杰作，

这些都是在日本不曾见过的作品，

这个时候他才对中国绘画眼界大开。

董源 《寒林重汀图》端方收藏  现藏于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

回到日本后，

内藤把这次见闻告诉了大阪朝日新闻

的社长，他也开始转而关注中国美术。

日本东亚美术期刊《国华》杂志，

随后拜访了端方、完颜景贤和罗振玉，

鉴赏他们收藏的古画。

这些媒体的报道也让

很多日本人再度重视起中国绘画。

2 内藤湖南与罗振玉的交往

之前小编撰文介绍过罗振玉，

他靠开古董店起家，

后来成为甲骨文等方面的研究学者，

所藏古籍文献及名家书画颇多。

罗振玉

内藤与罗振玉的交往，

起初也是因为互为学者的关系，

他曾借阅过罗振玉的宋代古籍，

并帮其转让给日本藏家。

内藤湖南（右一）与罗振玉（右三）等，他们都曾是住友家族的顾问

1911年后，罗振玉前往日本，

也是在内藤湖南的帮助下实现的，

在日本，罗与内藤的住所比邻，

除了学术交流，

罗的中国绘画收藏被内藤深深吸引，

并常给他介绍日本知名大买主。

内藤湖南与友人信札

3 内藤与完颜景贤的交往

完颜景贤是民国初期北京

最有名的书画碑帖藏家，

他与端方等人常有往来，

曾有端方收藏的书画约40多幅，

多数是他们二人交换所得。

李成《读碑窠石图》 曾被完颜景贤收藏

关于他的收藏数量虽尚未明确，

但大多藏家都给予高度评价，

张伯驹称他是清末民初首屈一指的藏家，

王季迁认为凡是完颜景贤

藏印的书画都是宝贵的。

在端方、盛昱的作品售卖时，

完颜曾继承他们不少旧藏。

苏轼《寒食帖》 完颜景贤曾收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1910年，内藤拜访端方府邸时，

也顺道拜访了完颜景贤。

而他看到完颜的大量书画，

还是在1917年，

为捐助天津水灾而举办

的京师书画展览会上，

完颜景贤拿出了珍品参展，

当时内藤就认为完颜的藏品

是参展诸家中最好的。

完颜景贤 著 三虞堂书画目二卷

4 内藤湖南成为藏家的顾问

内藤湖南九次赴中国考察，

给他带来了不少收获，

除了对中国经典古代绘画的再认识，

他还写了一部《中国绘画史》，

其中收录了不少未

流入日本的中国绘画作品。

日本公布了新的年号——“令和”，随着日本天皇5月1日的退位，“平成”这个年号也完成了自己31年的使命，随着明仁天皇一起成为了历史。

要知道现在汉文化圈中唯一还使用年号的国家就是日本，年号制度的起源国中国也在清朝灭亡后废止了两千多年来的年号制度。

“令和”作为日本自公元645年以来使用的第248个年号，这次却和之前的年号大不一样，因为这是日本头一回使用和中国典故无关的年号。

按照惯例，日本年号一定是取自中国典故，原因呢很简单，就是年号制度是日本在唐朝时期向中国学来的制度，据统计日本的年号大约都出自中国106部传统文化典籍中。其中年号出处最多的就是《尚书》，达到了37次，其次是《周易》，达到了27次，再其次是《诗经》，达到了15次。

由于中国长期领先于日本，向日本输出大量先进的文化，甚至很多时候，日本的年号都是直接照抄中国的年号。

最明显的是唐代，当时日本非常积极的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包括像是年号也都直接拿来就用，比如唐太宗的年号是“贞观”，日本清和天皇也就直接把年号定为了“贞观”，唐德宗的年号是“贞元”，日本圆融天皇也就直接把年号定为了“贞元”。

日本天皇退位

有些读者可能会问了，日本这一千多年来也用汉字，难道就没有诞生自己的典故的年号吗？

还真没有，原因很简单，日本最古老的传统和歌集《万叶集》中虽然有各种日本传统典故，但是日本的年号必须为两个有实际意义的汉字，《万叶集》里面的汉字只是表示日语发音的片假名，不满足两个汉字必须有实际意义的要求。

其他的日本古籍中的典故则归根到底还是来自中国。比如日本二战中用的年号“昭和”就来自《尚书》中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退位的明仁天皇用的年号“平成”则是出自《尚书·大禹谟》“地平天成”。

一直用中国典故来作为日本的年号对于日本国民来说也是很难接受的，一直以来年号“去中国化”成为了日本政府的大难题。

日本天皇访华时特别提出要去西安碑林看看自己的年号出处

最终在年号的选择中，“令和”作为两个出自日本古籍中的汉字，当选成为了日本新的年号，这也是1374年以来，第一次日本年号没有出自中国典籍。

按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解释，“令和”代表了希望，蕴含了在人们美丽心灵相互靠近之中，文化诞生并成长的意思。

在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也有日本记者提问道：日本年号第一次没有出自中国典籍，中方如何看待这次变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回答也很干脆：这属于日本内政，我们不做评论。

日本天皇访华

那这次日本年号真的就完全出自日本典籍而和中国无关吗？答案是否定的，这次的年号“令和”出自前面所说的日本古籍《万叶集》，虽然《万叶集》源自日本传统文化，但是却无法抹去中国文化对其的影响，在诗歌的题材、形式以及表现方法上都借鉴了中国的诗歌。

更为关键的是，在《万叶集》成书的时候，日本并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只能用汉字来作为注音符号记录下来。由此可见，如果日本年号推根溯源的话，其还是来源于中国文化。

确实是第一次。

自2019年4月1日起，明仁主动退位，太子顺理成章地即位，年号也终于尘埃落定，采用“令和”，是日本第一位不从中国古代书籍中寻找年号的，可谓是开创首例了。

日本作为学习并实践中国年号制度的国家之一，而且是目前为止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年号的国家，对于年号的变更，不仅仅是日本本国人民关注的焦点，更是全世界的话题。

中国封建统治者改年号主要原因是新帝即位。另外，遇到“天降祥瑞”的吉兆或遭受天灾人祸政治危机等厄运时封建统治者希望通过改元为自己歌功颂德，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历史上，日本天皇也出于同样的政治目的频繁改元(据统计，日本从645年至今，共使用过247个年号)。改元的具体原因主要是:

(1) 新天皇即位;

(2) 天象异变、疫病流行或发生天灾、战乱; 

(2)天降祥瑞。 

“令和”是“大化”以来的第248个年号，出自日本古典书籍《万叶集》。现在可以十分确定的“令和”成为历史上日本不借鉴中国书籍的年号，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但早在昭和末期，日本政府就有意自己“创新”，委托当时日本东京大学研究文学的著名教授考虑新年号，但没想到最终进入候选名单方案的三个年号，仍是出自中国古书。

事实上，虽然日本很多文化都源自中国汉唐文化、学习中国汉唐文化，但经过这么多年历史发展，日本早已形成了自己的“和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