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各类文物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人类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意识形态以及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当时生态环境的状况，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文物的保护管理和科学研究，对于人们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力量，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并促进当代和未来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物的价值是客观的，是文物本身所固有的。总体来说，文物主要有历史价值、 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文物的作用，是文物价值的具体体现。文物对社会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主要有教育作用、借鉴作用和为科学研究提供资料的作用。文物的价值和作用，其间有联系，又有区别。人们对文物价值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科学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不断深化的。文物作用的大小，取决于文物价值的高低，因而文物的作用也会随着人们对文物价值认识的深化而变化。有时同样的文物，在不同时间、地点、条件下，其价值也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通常不是改变或降低了它的固有价值，而是增添了新的价值。这种情况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会发生。文物是一定历史时期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无不具有时代的特点。一切文物都具有历史价值。不同类别的文物，从不同的侧面分别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的状况。各种类别文物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反映了社会的变革、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变化。总的来说，文物是帮助人们认识和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的重要依据，特别是对没有文字记载的人类远古历史，它成了人们了解、认识这一历史阶段人类活动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依据。文物的价值和作用，不只是表现在对具体文物的研究、说明个别方面的个别问题上，更重要的是把微观研究的成果，综合起来，在宏观上研究各个历史时期人类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及其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社会关系，从而从不同的侧面探索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通过文物所反映的历史上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状况，可以探索和揭示人类社会活动与自然界生态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演变规律，运用人们不断认识的客观规律自觉地、能动地协调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界环境系统的关系，有利于促进当代和未来社会的发展。充分发挥文物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积极作用，是文物保护管理和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

在我国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之中，祖先们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珍贵的文学点击以及先进的工艺的同时还给我们留下了各种琳琅满目的古董和文物。不过由于一些古董文物太过于的珍贵，若是一旦暴露便很有可能受到损坏。所以很多博物馆都对其进行了仿制。也就是说，大家在博物馆中看到的古董文物，有些是仿制品。而小编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件文物，因为工艺过于复杂，即便以今天的技术也难以仿制。那这件文物叫什么名字呢？答案就是曾侯乙建鼓底座。

提到曾侯乙，想必大家并不陌生。在他的墓葬中，曾出土过一套编钟，人称曾侯乙编钟。曾侯乙编钟不仅是中国迄今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而且还改写了世界音乐史。因此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成为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而除了编钟之外，曾侯乙墓中出土的建鼓底座也是一件罕见的文物。

1978年，随着曾侯乙墓的出土，越来越多的考古工作者加入到了发掘工作中。而在考古人员清理主墓室编钟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旁边还有一个腐烂的大鼓和神奇的底座支架。通过翻阅古籍，考古人员得知此物名为建鼓。那什么是建鼓呢？据史书记载：植而贯之，谓之建鼓。

这件建鼓底座高50cm，直径80cm，由8对大龙和许多小龙纠结盘绕而成。每条大龙的头、身、尾部均攀附着数条小龙，龙身上还镶嵌着绿松石。龙头别着龙身、龙身别着龙尾，龙尾又别着龙头。它们纠结盘绕，向上攀爬。看起来既纷繁变幻，又舒展开朗，给人一种奇特的感受。

据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介绍，这件底座采用传统的铸法制作，但并非一次完成，而是分段铸造，最后再焊接起来。因为底座上粗壮的龙身绕来绕去，不像其他纹饰那般细小，所以分制之后焊接也非常有难度，最后的成形十分不易。一些专家认为该器把龙饰发挥到了极致，冶金专家则认为此物代表了战国青铜铸造艺术的巅峰水平。因此它也成为世博会上露面的八件国宝之一。

在曾侯乙建鼓底座面世后，有关专家就建议复制个仿品放在博物馆，以免文物遭到破坏。但由于工艺过于复杂，即便以今天的技术手段也无法彻底复制。一些实力较强的文物仿制单位也不是没进行过尝试，但一拿出来就漏了馅，所以该物至今没有仿制品，工艺手段仍旧是迷。

人们对于历史的认知，是依靠口口相传，古籍典藏以及考古发掘等方式，然而在这些传播方式中，你认为哪一种的可信度比较高呢？

，

深埋在土地内几百上千年的东西不会有假，它可以直观的准确的告诉我们当时发生了什么。

比如今天说的这个考古发现，几个毫不起眼的破罐子，却轰动了世界，有学者研究之后认为，

这几个破罐子可能改写中国历史

，又或者可以解答许多历史谜题，是不是真的如此呢？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到1936年的伊拉克。

这一年的夏天，伊拉克首都附近的郊区有一处基础建设正在施工，施工单位无意中发现了一个2200多年前的古墓，施工方马上停止了手头的工作，马上上报给了伊拉克文物部门。

当地考古专家赶赴现场后，就开始对古墓进行清理和发掘，由于古墓的防盗系统非常完善，最终经过了60多天的努力，才把石棺打开。

打开之后映入眼帘的是大量的随葬品，其中有600余颗珍珠，还有各种金银器具以及一些青铜器和陶器。

伊拉克考古专家们惊叹之余发现了几个非常奇怪的破罐子，说它破是因为罐子的边缘已经损坏，说它奇怪是因为罐子里面装满了沥青，而且罐子的底部还埋着铜管、铁棒等金属。

随后伊朗文物部门成立文物研究组，专门对这几个破罐子进行研究。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研究，一个让世界为之震惊的消息传播开来，这个罐子是一个“电池”。

根据研究发现，只要将一些碱性水倒进去，通过铁棒和铜管等金属可以释放出电来，而电量足以点亮一个电灯泡。而这个原理和世界第一个电池的原理相同，甚至可以说是基础。

那么也就是说，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代，人类就已经掌握了人工控制电能的能力。

消息传出之后，全世界的考古学家和科学家都纷纷来到伊拉克，想要一起研究这个上古“高科技”。

在众多科学家的研究之后，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些破罐子可以串联起来使用，释放出来的电量可以达到人体局部麻醉的效果。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也就意味着历史上第一个使用“麻醉术”的地方并不是中国，而是伊拉克。

众所周知，中国三国时期的华佗发明了“麻沸散”，虽然这种麻药的配方已经失传，但是不论是中国的正史还是野史，都对此有大量的记载，说明这种药剂是真实存在过的。

然而这个2200多年前的“电池”被发现后，可能把人类使用麻痹手段来进行医疗的历史提前了近500年。

但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这个装置也可能是用来实施“电镀法”，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古代的镀金雕像之谜也就找到了答案。

图：古代镀金雕像

不久之后，埃及也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在埃及金字塔附近的一个壁洞中的壁画上，可以清晰地看到类似这种装置的画面。

图：埃及金字塔附近类似设备的壁画

随后，金字塔研究会大胆的假设，如果古埃及就已经掌握这种技术，那就可以解释古埃及人，是如何做到在漆黑的金字塔深处的内壁上雕刻壁画。

因为，在这幅壁画的附近没有发现任何古代使用的照明装备，比如火把，油灯等痕迹。

图：文物内部结构展示

但是反对派的人也很多，他们认为这些说法都是我们自己的“异想天开”，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个装置就是“古代电池”，也许这就是一次机缘巧合下的一种类似电池的产物。

所以在没有更多证据支撑的情况下，不能认为古代人已经可以掌握了电能的使用。

因此这个装置的真实用途也一直被世人所争论，但不管怎样，发现了比没发现强，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又发现了类似的产物，到那时一切真相或许就大白于天下了。

湖北省博物馆中收藏的“曾侯乙编钟”改写了世界音乐史，代表了乐器界的跨时代意义。　　曾侯乙编钟，战国早期文物，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1978年在湖北随县（今随州市）出土。是由六十五件青铜编钟组成的庞大乐器，其音域跨五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它高超的铸造技术和良好的音乐性能，改写了世界音乐史，被中外专家、学者称之为“稀世珍宝”。　　曾侯乙编钟数量巨大，完整无缺。按大小和音高为序编成8组悬挂在3层钟架上。最上层3组19件为钮钟，形体较小，有方形钮，有篆体铭文，但文呈圆柱形，枚为柱状字较少，只标注音名。中下两层5组共45件为甬钟，有长柄，钟体遍饰浮雕式蟠虺纹，细密精致，外加楚惠王送的一枚镈钟共65枚。钟上有错金铭文，除“曾侯乙作持”外，都是关于音乐方面的。　　在鼓中部和左面标出不同音高如宫、羽、宫曾等22个名称，另一面铸有律名、调式和高音名称以及曾国与楚、周、齐、晋的律名和音阶名称的对应关系。另有一件镈钟，位于下层甬钟中间，形体硕大，钮呈双龙蛇形，龙体卷曲，回首后顾，蛇位于龙首之上，盘绕相对，动势跃然浮现。器表亦作蟠虺装饰，枚扁平。镈钟上有铭文，记述此镈钟乃楚惠王赠送的殉葬品。　　钟架为铜木结构，呈曲尺形。横梁木质，绘饰以漆，横梁两端有雕饰龙纹的青铜套。中下层横梁各有三个佩剑铜人，以头、手托顶梁架，中部还有铜柱加固。铜人着长袍，腰束带，神情肃穆，是青铜人像中难得的佳作。以之作为钟座，使编钟更显华贵。　　编钟是中国汉族古代大型打击乐器，兴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中国是制造和使用乐钟最早的国家。它用青铜铸成，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用丁字形的木锤和长形的棒分别敲打铜钟，能发出不同的乐音，因为每个钟的音调不同，按照音谱敲打，可以演奏出美妙的乐曲。引在木架上悬挂一组音调高低不同的铜钟，由古代侍女用小木槌敲打奏乐。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作为全球史观的代表作，对于中国读者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全球通史》摒弃了西方传统的世界历史的阐释方法，如“古代—中古—近（现）代”的“三分法”，将整个人类历史的演进划分成两个基本的阶段，即1500年以前诸孤立地区的世界和1500年以后西方的兴起并占优势的世界。这样一种划分方法对许多中国读者来说是不习惯的，因为大多数中国读者已经按照“三分法”形成了自己对历史的思维定势。但这样一种划分却有利于消除中国读者头脑中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之间的“时间位差”，把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和认识真正融入到对整个世界历史的理解和认识中去。众所周知，“上古—中古—近代—现代”是中国历史学家对世界历史最为常见的阶段划分，也是从前苏联移植过来的一种世界历史阐释体系，实际上是西方学术界“三分法”的变种。它无视“中世纪”只是欧洲乃至西欧独有的历史经历这样一种事实，而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镶嵌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之中，同时也把中国历史的阶段划分置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1840年开始的中国“近代”要比世界历史上的“近代”晚几百年。中国人由此不得不按照中国与世界两个不同的时间表来理解中国的过去与世界的过去。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无意这样为难我们。它也使用“中世纪”这样的概念，但主要用于描述欧洲的历史进程及其与欧洲以外地区历史进程的比较，而不是要把各地区的历史整齐划一。换言之，它没有设定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评价世界各地区的历史进度。实际上，当代多数西方学者都已抛弃了传统的“三分法”，承认“历史在这个星球上不是按同一个速度进行的”，“三分法”存在着清晰的欧洲中心论偏见。正如美国学者威廉·迈克高希在他的《世界文明史》中所指出的：“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不是基督徒，并且只有亚欧大陆的最西端属于罗马帝国。一个帝国崩溃后，出现的是一个影响全体的但无帝国疆界的宗教，在后来是它的分裂及由一个世俗的秩序取而代之，这种经历对于西方社会是独一无二的。其他社会的历史表现出一种不同的模式。”但是，对于“三分法”的否定并没有阻碍西方学者在世界历史分期上进行的不懈努力。实际上，多少年来，西方学者在世界历史的分期上一直在做不同的努力，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探求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中时间与空间的契合点。

　　简介

　　司母戊鼎是中国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一家的农地中出土，因其腹部著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司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又称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鼎腹长方形，上竖两只直耳（发现时仅剩一耳，另一耳是后来据另一耳复制补上），下有四根圆柱形鼎足，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该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

　　中国的鼎文化

　　鼎为中国古代炊食器。中国鼎文化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早在7000多年前就出现了陶制的鼎。而其真正的发展最高峰则出现在商朝和西周时期，尤其是商代以鼎为代表的祭祀用容器的制作，盛行于商周时期，延续到汉代。在奴隶制鼎盛时代，被用作“别上下，明贵贱”，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又载“铸九鼎，像九州”。又有成语一言九鼎、问鼎中原、三足鼎立等。青铜鼎的前身是原始社会的陶鼎，本来是日用的饮食容器，后来发展成祭祀天帝和祖先的“神器”，并被笼罩上一层神秘而威严的色彩。在古代,鼎是贵族身份的代表。典籍载有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的用鼎制度。此外，鼎也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左传》有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鼎大多为三足圆形，但也有四足的方鼎。(司母戊鼎便是最负盛名的四足大方鼎)

　　司母戊鼎简介

　　司母戊鼎是商后期(约公元前十四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铸品,原器1939年3月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此鼎形制雄伟，重达 83284公斤，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鼎初为乡人私自挖掘,出土后因过大过重不易搬迁,私掘者又将其重新掩埋。司母戊鼎在1946年6月重新出土。新中国成立后,于1959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鼎身呈长方形，口沿很厚，轮廓方直，显现出不可动摇的气势。司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据考证，司母戊鼎应是商王室重器，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的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

　　司母戊鼎的提手文饰同样精美。两只龙虎张开巨口，含着一个人头，后世演变成“二龙戏珠”的吉祥图案。一般认为，这种艺术表现的是大自然和神的威慑力。现在却有人推测，那个人是主持占卜的贞人，他主动将头伸入龙虎口中，目的是炫耀自己的胆量和法力，使民众臣服于自己的各种命令，完全是可能的：当时的贞人出场时都牵着两头猛兽，在青铜器和甲骨文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图案。

　　此鼎器形庞大浑厚,其腹部铸有“司母戊”3字;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司母戊鼎的鼎身和鼎足为整体铸成,鼎耳是在鼎身铸好后再装范浇铸的。铸造这样高大的铜器，所需金属料当在1000千克以上，且必须有较大的熔炉。经测定,司母戊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其他08%。与古文献记载制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司母戊鼎充分显示出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

　　司母戊鼎的发现

　　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鼎是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北的农田中，被当地农民吴希增探寻到的。

　　自从安阳小屯村发现甲骨文之后，质朴的当地农民逐渐意识到殷墟文物的价值，于是积极参加了探寻文物的活动。

　　1939年3月的一天上午，吴希增在吴培文的田地上用探杆探找文物，当探杆钻到地下十多米深的时候，触及到一个硬物，吴希增将探杆取上来二看，发现坚硬的探头卷了刃，上面还留有绿色的铜锈，他意识到探到宝物了。按当地规定，探宝不分地界，但探出宝来，宝物所在地的主人要分得宝物售款的一半。吴希增和吴堵文商定之后，当晚便破土挖宝了。挖掘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到半夜时分，挖下约10米深，宝物被发现了，先挖到的是器物的柱足，接着整个器物显露出来。当时，大方鼎的口朝东北，柱足朝西南，横斜在泥土里，大如马槽，但只有一个鼎耳，另一个鼎耳不知去向，人们在泥土中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估计，它在埋人地下之前，便被击断失落了。

　　第二天夜里，吴希增组织了四十多人往上提，他们在洞口上搭了一个架子，用两条粗约五厘米的麻绳，一条拴住鼎耳，一条拴住柱足，一部分人在上面用力拉，一部分人在洞下用杠杆撬起一头并将土填入底部，然后再撬另一头，再用土填起来，用这种办法一点一点地往上抬，当提到六七米时，粗实的绳子突然断裂了。此时，天将放亮，为防别人发现，又将洞口堵了起来。到了第三天夜里，终于将这个特大方鼎弄出了地面。

　　去向

　　方鼎的出土始终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消息还是泄露了出去。不久，驻安阳飞机场的日军警备队长黑田荣次前来"参观"，后北平古董商萧寅卿也来秘密造访，并表示愿出20万银元购买，但要求村民将鼎砸成四至十块， 以便分批装箱运走。村民受20万银元诱惑，真的开始肢解方鼎，先是用钢锯条锯，但由于方鼎的硬度高，没锯动，又改用铁锤砸，最后砸掉了鼎耳，使方鼎受到严重破坏。后来，村民认为把方鼎破坏了太可惜，还怕万一萧寅卿不要，不完整的方鼎会很难出手，于是村民停止肢解，又将方鼎埋入地下保存了起来

　　后来，消息传到日伪宪兵队耳中，宪兵队多次前来搜寻。村民为了防止宝物被日本人抢去，便采取了迷惑敌人的办法将方鼎转移到较远的地方埋藏起来，而在原来埋藏方鼎的地方，埋人了别的出土文物。日本宪兵找到这一埋藏地点，将这批文物抢劫而去，而方鼎得以保存下来。（砸下的鼎耳亦因为岁月而丢失）。1946年6月被重新掘出，原物先存于县政府处。同年十月底，为庆祝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60寿辰，驻军用专车把它运抵南京作寿礼，蒋指示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

　　1948年夏，该鼎在南京首次公开展出，蒋亲临参观并在鼎前留影。而国民政府终究因重量问题没有把其运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鼎存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转交中国历史博物馆至今。方鼎那失去的一只鼎耳一直没有找到，专家们仿照鼎上另一只鼎耳将它补铸上去，算是完整了。

　　相关事件

　　2000年，南京博物院技术部申报“泥范铸作司母戊鼎工艺研究”课题，并在2006年7月用仿古代的泥范铸作工艺初步铸成原大司母戊鼎。

　　为筹备殷墟申请联合国“世遗”评估行动，中国历史博物馆曾在2005年9月下旬把在北京秘藏的原鼎运回安阳殷墟博物馆一同展览近四个月。殷墟在2006年7月13日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当年把原鼎收藏免被日军搜掠的42位村民之一的吴培文被增补为安阳市政协委员。

　　国之象征

　　礼乐重器

　　提起鼎，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政权和社稷，鼎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种象征，具有极其崇高的意义。

　　鼎盛行于商周时期，延续到汉代。在奴隶制鼎盛时代，被用作“别上下，明贵贱”，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又载“铸九鼎，像九州”。）（又有成语“一言九鼎、问鼎中原、三足鼎立”）

　　相当于锅

　　鼎的常见器形为圆腹、两耳、三足、呈盆、盂状，也有少量呈斗状的四足方鼎。一般都较厚重。

　　人们在尊崇鼎的价值的时候，常常忘记了它本来的用途，其实它是一件炊器，多用于祭祀或典礼时盛煮鱼猪牛羊肉等食物，相当于现在的锅。

　　祭祀母亲

　　司母戊鼎因其腹内壁上有铭文“司母戊”三字而得名，是商王祭祀其母（名戊）的纪念器物。

　　传奇经历

　　司母戊鼎是迄今出土的所有鼎中最大最重的，它还有一段传奇的经历。1939年3月，这只鼎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吴玉瑶家的农田中，因鼎太重太大，移动困难，人们便想锯断大鼎，然后运出，但仅锯一足，便锯不断，于是悄悄地把鼎埋起来。后来消息走漏，日本人来搜索未成，便出价70万圆伪币收购，当地人们巧妙地送出另外一鼎，算将此鼎留下。

　　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大鼎重新掘出，但已失去一耳（后来补上），先存放于安阳县政府。同年十月底，当时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60寿辰，当地驻军将大鼎作为寿礼，用专车运抵南京，蒋介石指示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值1948年夏，该鼎首次公开展出，蒋介石亲临参观并在鼎前留影，可见受重视程度之高。后来，国民党政府曾想将此鼎运往台湾，终因过于困难，才打消了这一念头，建国后，此鼎存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已成为镇馆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