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河洛语是唐宋之前中国的通用语。

闽南话来自中原河洛地区，又称河洛语，堪称古代中国的普通话

闽南话就是泉、漳、厦、台等地闽南族群的母语，当然广义上潮汕话也应该被归到同一语系中。"离乡不离腔"，谨守祖训，和先辈中原河洛人把中原语言带到闽地一样，闽南人移居到哪里就把闽南话带到哪里，漳泉两地的闽南人同样把闽南话带到了台湾。

宝岛台湾的闽南话的主流腔调就是漳州与泉州两地腔调大概按55%：45%比例融合的结果（这和相对后开发地区厦门岛的闽南话由泉州腔与漳州腔大致对半混合的结果非常非常地类似。

通晓三地口音的朋友们可以自行比对比对），同样地，闽南人也在向外移居的同时将闽南话带到了浙江温州、台州、海南和海外东南亚等地。

扩展资料：

河洛话历史：

闽南方言又叫闽南话，也有人称之为“河洛话”或“福佬话”。闽南方言是在福建闽南地区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关于闽南方言的形成时间，至今学者们的看法仍不完全相同，但都认为至少在上古的末期南北朝已见端倪。

根据史书记载，北方的中原汉人在不同历史时代因避战乱、平叛乱或逃灾荒等多次向南方迁徙进入闽南地区，他们不仅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优秀的北方文化，同时也带来了中原汉语，为闽南方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不能排除当时闽地土著语言（古越语）对闽南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但是，不管是从当时汉人人数上的优势看，还是从闽南方言语音、词汇和语法所表现的特点看，可以说，在北方汉人带入的中原汉语跟本地土著语言的交流和融合过程中。

中原汉语是占绝对优势的，虽然也吸收了土著语言的若干成分（从现有材料看，那是很少很少的），但最后形成的无疑是以中原汉语为主体的闽南方言。

闽南方言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的一致性很高，虽然各地一致性的比例不完全一样。据初步统计，语音方面（声调只计调类，不计调值），至少有85％左右是相同的。

词汇方面，有人选择了2500个常用词语做比较（不考虑语音形式，只从词源角度比较），至少90％是相同的。所以，泉、漳、厦三地的人们口语交际一般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河洛话

汉语与印欧语比较表现出来的总特点是：不依赖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而主要借助于语序、虚词等其他的语法手段来表示语法关系和语法意义。

中国古代典籍从隋唐以来的主要分类方式为四部分类，即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别。

经部，主要收录儒家经典。主要包括十三经、古乐、文字等方面书籍，以及解释经书的著作；

史部，主要收录各种体式的史书如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别史、杂史等。纪传体等；

子部，收集先秦以来诸子百家及释道宗教著作；

集部，收历代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著作。

汉朝语言属于上古汉语。

上古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汉语族，指的是商朝到晋朝的汉语，是现存汉语的祖先。

古时，除了少数的语言学者外，一般人们不知道一个语言的语音会有发展变化。在阅读先秦古籍时（如《诗经》）发现一些不和谐的音韵，为了求和谐，将这些不谐音的字临时改念，这种做法称作“叶音”（xiéyīn）。

明末学者顾炎武研究认为《诗经》中的每个字都有自己固定的读音，但因先秦时期汉语字音是有着不同于现时发音的语音系统，导致用今音念《诗》会出现韵脚不谐音的情况，但若用先秦的语音系统来读则韵脚自然谐和，就没有“叶音”的必要了。

清代学者段玉裁在研究先秦古籍时又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谐音字的偏旁与《诗》中的韵脚相吻。他提出了“同声必同部”的理论，为上古音韵学的研究迈出了第一步。

扩展资料：

由于汉字系统不能直接反映上古汉语的形态变化，因此为了了解这些变化，必须使用隋朝和唐朝的反切里出现的异读现象。

例如：“解”，有几个读音：中古“古隘切”（见母开口佳韵上声，普通话jiě）和中古“胡买切”（匣母开口佳韵上声，普通话xiè）；第一个有清声母（见母，中古k-）有主动意义，是及物动词，第二个有浊声母（匣母，中古ɦ）有被动意义：声母的清浊和动词的主动/被动性有直接的关系。

有些专家认为是某种前缀导致动词声母的浊化。

有时候，不同汉字可以代表同一个词根的几个形态，例如：“见”（中古古电切见母开口先韵去声）代表主动意义，“现”（中古胡甸匣母开口先韵去声）代表被动意义，这对动词类似于上述“解”字的两个读音，但与之不同的是，这里使用两个符号来区分主动和被动的读音。

参考资料：

1、《中庸》

《中庸》是中国古代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

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

宋代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宋元以后，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其主要注本有程颢《中庸义》、程颐《中庸解义》、朱熹《中庸章句》、李塨《中庸传注》、戴震《中庸补注》、康有为《中庸注》、马其昶《中庸谊诂》和胡怀琛《中庸浅说》等。

2、《春秋》

《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现存版本由孔子修订而成。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

《春秋》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书，被称为“传”。代表作品是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2019年2月报道，从海昏侯墓出土简牍5200余枚，专家释读后发现包括《春秋》在内的儒家经典及其训传。

3、《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

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4、《史记》

《史记》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5、《诗经》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

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

《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

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古代文史典籍

有一次，北方匈奴要进攻中原，遣人先送来一张“战表”。皇上拆开一看，原来是“天心取米”四个大字。满朝文武大臣，没有一个解得此谜。皇上无法可想，只得张榜招贤。这时，宫中一个名叫何瑭的官说，他有退兵之计，皇上急宣何瑭上殿。 何瑭指着“战表”上的四个字对皇上说：“天者，吾国也；心者，中原也：米者，圣上也。天心取米，就是要夺我国江山，取君王之位。”皇上急道：“那怎么办呢？”何瑭说：“无妨，我自有退兵办法。”说着，提笔在手，在四个字上各添了一笔，原信退给了来人。 匈奴的领兵元帅，以为是中原不敢应战，可是拆开一看，顿时大惊失色，急令退兵。 原来，何瑭在“天心取米”四个字上各加一笔后，变成了“未必敢来”。

说一个人和夫人在家里招待两位朋友，朋友甲对女主人敬酒，说“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个很不礼貌了；女主人指了说“醉酒之意不在翁”，说朋友偏离了和男主人叙旧喝酒的本意；男主人也有些不快，似批评的说朋友甲“醉酒之翁不在意”，胡来了；朋友乙在旁边偷着乐，暗指主人“在意之翁不醉洒”。我看了很生感叹，这就是汉语的魅力。换了别的任何一种语言，恐怕也难找了如此精澌的例子了。只可惜读书至今，汉语还是学的不好，真是惭愧啊！ 且不从爱国的角度来说，我也认为，汉语是世界上最美的一种语言。更不要说汉语本来就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文字中，词汇最丰富，表情达意最淋漓尽致的了。

古代汉语是与现代汉语相对而言的，它是华夏族及其后代汉族在古代的群众语言。一般人心目中的古代汉语的面貌在语音上体现为唐诗宋词等韵文，文字上体现为王羲之、欧阳询、柳公权、颜真卿等人的书法作品，词汇和语法则体现为先秦到明末清初的文言文。

时期

直到现在，还没有对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定下公认明显的划分界线。一般都以“五四运动”/“白话文运动”为分水岭。

古代的汉语有三个明显的发展阶段：以先秦时代为核心的上古汉语，其语音体系一般称上古音，以诗经和形声字的古韵推测，文字为甲骨文、金文和篆书；以唐代和宋代为核心的中古汉语，其语音体系一般称中古音，为等韵和韵图所记录，文字为楷书；以明末清初为核心的近代汉语。亦有人分成先秦、两汉六朝、唐宋、元明清四个阶段。古代汉语在不同阶段最明显的差别是语音，而上古汉语还有文字也与后世不同。狭义的古代汉语的面貌大体上和中古汉语一致，因为这是古代汉语发展最繁荣、影响力最大、产生最多代表性作品的时期。

文字

汉字以纪录语素和音节方式纪录文字，称为“音节语素”文字。意思是一个文字符号纪录音节和具独立意义的语素。

汉朝许慎师承刘歆，将汉字的构造和使用规律分为六种，称为“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前四者是造字规律，而后两者是用字规律。

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 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 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宜，以见指㧑，武信是也。 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不足

“六书”的不足之处在于早期汉字以一个文字符号纪录一个语素，依据“因义造意，据意构形”的理论造字，即是依语素意义，定立意图，最后构字形，这是象形字。

字体

夏朝、商朝、周朝主要使用的文字是甲骨文、金文。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发展自己的书写方式 。到了秦朝，文字书写方式才得到统一，以小篆作为通用的字体，并将战国时不少秦国工匠为书写方便无意间创造之隶书标准化，作为对小篆之简化书写。

实际上，由于汉字发展的师承关系，地域不同，实际书写也有所不同。所以一部分古籍和字画中使用了不同写法的汉字。

语法

古代汉语的语法主要体现在词汇使用和句子结构上。

词汇使用

汉语没有词性变化，她直接利用别的词性的词汇来活用（这只是用现代的概念来说，不是说，中国古代汉语有这些概念）。比如名词动用，动词名词化，动词形容词化等。

句子结构

大量使用省略句式，倾向于省略主语，所以大量句子看不到主语的存在，只能靠上下文的意思来推定。现代汉语大体上保留了这种习惯，尤其是口语。

否定句式中将宾语提前。例如：“时不我与”是典型的古汉语结构的一个成语，把“我”这个宾语提在“与”的前面。这种用法在现代汉语普通话和各种方言中都完全消失。

音韵

在周朝之前，中国境内没有统一的音韵 。随着周朝国力日增，各地的音韵慢慢以首都的口音为标准，称为雅言。尔雅就是周朝第一本把字词分类的著作。“尔”的意思是近/接近 。“雅”的意思是雅言，即是正音 。

拼音系统

早期汉语的拼音系统为“读若法”或“直注法”，即用相同或相似读音的字来标注别的字的读音。

后来发明了“反切”：一般是用两个的汉字音韵合并，用前者的声母跟后者的韵母连在一起念。随着时代变化，古代音韵跟现代音韵差别不同。

被采用的地区

因为中国古代国力鼎盛，所以影响邻近地区的民族采纳或者参考汉语及汉字作为当地的语音及文字。

文字方面，例如：朝鲜半岛从统一新罗时期是直接采用汉字，有学说指在古朝鲜时亦有使用燕、齐一带通行的文字。契丹根据汉字来自创契丹大字（契丹小字为依照回鹘文创建的字母拼写文字）。金（女真）大字根据契丹大字结合汉字为基础再次改造出新变种方块字。西夏文亦是根据汉字笔画改造而成。

语音方面，例如：现代日语的汉字音读保留了六朝江南音和唐朝长安音，现代韩语的汉语词保留了唐朝长安音，现代越南语的汉语词保留了唐朝长安音。详见日本汉字音、朝鲜汉字音和越汉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