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庸》内容简介：《大学》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还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因而具有由“内圣”而“外王”的重要意义。《中庸》强调“诚”，把“诚”视作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将对“诚”的追求作为“人道”的准则，同时提出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与认知方法

今天为大家推荐一本古代典籍，它就是被誉为“四书”之一的《大学》。

《大学》与《中庸》一样，原本都是《礼记》中的单篇文章，后来在南宋时被朱熹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合编，加以注释，成为《四书集注》。从此，“四书”之名遂定，并成为儒家传道授业的基本教材。明朝初年，官方又将“四书”与《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并称为“四书五经”，作为开科取士的考试大纲和出题范围，此后便成了天下士子的必读书。

人们常说，毁掉一首好歌的方法是将其设为闹铃，毁掉一本好书的方法是将其划进考试范围。如此看来，《大学》的命运似乎颇为相当。

事实上在明朝之前，中国的读书人对“四书五经”是怀有真感情的，因为这些经典里讲的是为人处世之道，与每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是安身立命之本。可是，自从“四书五经”被划进考试范围，就成为了换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久而久之一些人对这些经典产生误解，认为它们是古板的说教。殊不知，“四书五经”是不能与八股考试画等号的，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四书五经”固然有些不合时宜的思想糟粕，但同时也蕴含着许多恒古不变的精神价值，尤其是“四书”更是包含了极大的人生智慧。

今天介绍的《大学》自古就受到历代儒学大师的推崇，可以说《大学》就是“四书”的入门读物。程颐认为，《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读此书“可见古人为学次第”；朱熹也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王夫之则指出“必借《学》《庸》首章以指示圣学之全功，使知从入之路”。

至此可见，《大学》之所以颇受大师们的青睐，就在于它为所有儒家学人指示了明确的人生方向和修学次第，这就是后代儒者总结的“三纲领”“八条目”。所谓“三纲领”就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纲八目”虽仅寥寥数字，其中蕴含的哲理却是极其大的，像很多经典一样，它是常读常新的。

以上就是《大学》的一个介绍，接下来两天我将结合书中感触较深的几个点与大家共同交流

第一讲：

①破题

②经典与生活

③经典与世永存

《大学》一书简介：

    《大学》一书，出自《礼记》，原本不是书，与《中庸》一样，本是《礼记》中的二篇文章。《中庸》是其中的第三十一篇，而《大学》是其中的第四十二篇。

      大学乃曾子笔于书者：在《大学证释》中曾子自述曰：“昔者，夫子以尧舜之道，文武之传，缵（zuǎn继承）其续而授于弟子。以其易忘，乃命笔于书，而使诸人共肄（yì学习，练习）之，参（shēn）于是备闻大学之道焉。”

曾子：(公元前505年10月12日——公元前435年)，名参，字子舆，鲁国南武城人。十六岁拜孔子为师，勤奋好学，颇得孔子真传。一生积极实践和推行以仁孝为核心的儒家主张，传播儒家理念。他践行省身、慎独的修养理念，遵循以孝为本的孝道规律，可为后世修行者之楷模。他参与了编《论语》、著《大学》、写《孝经》等经典的集解工作、被后世尊奉为"宗圣"，是配享孔庙的四配之一。

      曾子是儒家正统理念的正宗传人，他把孔子所传授给他的理念和学问授给弟子，又将孔子的言行整理成《论语》，上承孔子之道，下启思孟后继。曾子在儒学发展史乃至中华文化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鲁悼（dào）公三十二年(前435年)，曾子辞世，终年70岁。

    “大学之道”其千年不彰之因，源自战国孟子以后，当时各种杂说纷纷出现，各诸侯国君主以急功近利为要务，不重明德、止至善工夫。导致儒家的中心义理渐被掩埋，而仁义礼乐之教，多流为虚文，可谓是礼崩乐坏之时。从而使儒家的精义在百家争鸣之时势下，被干扰紊乱。加之后来秦火之举，典籍多被付之一炬，可谓是瓦上加霜。另一方面，从魏晋到隋唐，道教和佛教亦因君王的信奉而大盛，在种种因缘与环境之下，“大学”一文自然被忽略。

    迨至宋朝，儒学义理从新受学者们重视，尤其北宋程颢（公元1032~1085）和程颐（公元1033~1107）兄弟，大力表彰《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认为此四篇最能代表儒学的精髓。自此以后《大学》、《中庸》之文，才渐渐重新被后儒所重视。

      随后朱熹（公元1130~1200生于南宋），以程颢、程颐为尊，毕生致力于四书的编订和注疏，对于大学，用功尤多，直到宋孝宗淳熙十六，才大致编定大学和中庸，是年二月写“大学章句序”，三月写“中庸章句序”，第二年，即光宗绍熙元年，在漳州刊刻四书，就是后世四书合刊的先河。

      朱子的改本：《大学》一书，自从南宋朱子将其列入四书后，古圣《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旨，才复明于世。古有对联曰：“大学之道千秋金鉴；中庸至理万世丹根。”

      《大学》与《中庸》，既系圣人授人教义，而其主旨不外明德与明道。大学言明德，中庸言明道，互为表里。德之极至於治平，道之极达于至诚。德之用有所见於外，道之体有以存其中。故大学言教学，中庸言诚明，然大学之诚正止善，即中庸之诚。中庸之孝悌忠恕，三德九经之道，即大学亲亲、新民、格物、致知以及治平也。故读《大学》与《中庸》二书，不可不一贯通焉。且曾子述大学，详於明德之目，明于仁治之道，而於止至善则未尽也。故子思子补之，中庸天命谓性，率性谓道，中为大本，和为达道，自诚明，自明诚，至诚如神诸节。皆畅发性道之真。修养之事。而大学止至善之道，於此乃备，可见二书之相互为教，即儒教之全体也。

      中庸者，以明道也，庸即用也，用中以明道之用，故守中即不离道也。尧舜之允执厥中，大学之用其极，止至善，皆一义也。故用中一语，为儒教圣圣薪传之旨。圣门言道，首自尧典允执厥中。及舜授禹，更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语，推论执中之要，其义已备，其文尚简。至汤武革命，犹有惭德，承天立极，尤为戒慎。故书传誓命，深自警惕。惟恐人欲足以败德，物玩足以伐生。乃敷衍其义，著为教令。周公承三王之遗，本政教之旨，述为礼乐，推绎其文，乃为最详。然有司司之，义不逮于下民，而掌籍者世其事。如礼官乐官祝史司徒之属，皆精于天人之道，察于性命之学。其所著教令，制为言文，颁之诸侯，使人相习。此言道教之旨，必推周礼。降及孔子，习闻其详，以授门人，而礼记以成。故教义备于礼经中庸大学二篇，盖所由来者远矣。故《大学》《中庸》者，儒教之本义。有未尽者，则载礼经其他各篇。礼经者，儒教之藏经。而其道之精者，则载易经。易者，儒教之密理。而其事之详者，与文化之迹，则载尚书春秋。尚书春秋者，儒教之史。而其验诸政治者，则载周官。施诸人事者，则载仪礼曲礼。周官仪礼者，儒教之法。而其教化之见于人者，则载诗经。和于己者，则载乐经。诗乐者，儒教之化。其皆为经也，则以为教所必备也。犹恐未周焉，则记为论语、为家语、为孝经，以明其义。更编为纬、为记年，以广其言。而皆儒教之辅导仪从，有不可少者也。故大学中庸，直儒教之精神所存，而为礼经之主干，其他各经之心脑也。其重要为何如乎。是故曾子、子思子二氏，于大学之要，至教之微，虑其人之不明，世之失教，将所受于夫子者，一一笔之此二篇。故大学言明德，明德为修道也。中庸言修道，修道不外明德也。二者道之体用，教之本末，不可畸轻重也。是故读中庸之时，不可忘于大学。读大学之时，不可忽于中庸。道之与德，天之与人，行之与修，不可失一。盖各德目非自外者，皆性所备具。充性之德以致之事，而后可以明道。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人知德为圣人所重，而不知立德为圣人明道尽性之事，此所以有偏于所习。如道问学者则后尊德性，至广大者则忘尽精微，皆偏也，皆昧于圣人之教也。

      夏、商、周之世，由于世风日下，故教育日益发达，学制渐趋完备，学校大致分为小学与大学。小学所教习的内容多为日常生活中的规矩礼节，以及乐、射、御等仪式与书、文字、音韵、训诂、数、等技能。而大学所教的内容，则是明明德，止至善之道。即大学与小学不同，为学为“立身行道”，以期于圣贤地步，故曰大学。

      我们所选的《大学证释》本：出自民国十五年至十九年间，由天津之地德高望众的隐者集结而成三本证释，名曰：《大学证释》、《中庸证释》、《易经证释》。而《大学证释》本，与现今流行之版本不同。究其原因，主要是现今所流传的《礼记》已非原圣门弟子所集结的《礼记》。皆因时代变迁，历经秦朝焚书坑儒，儒教典籍多付诸一炬。民间私藏者，自秦灭亡，又逢楚汉之兵，长时兵灾流亡，致使儒学经典多形成残佚。西汉初期，汉武帝独尊儒家，广开献书之路，遗经纷纷辑结成编。以致光昭者，变成晦暗；通畅者，形成艰涩难读。若再据以强为训诂解释，遂失真意。学既赖此断残之编，则歧路之偏可想而知。例如《大学》入手之格物致知，已脱落亡佚，则修养工夫如何入门。（故现行之大学朱子本中，格物致知仅是补传。况从汉代至今，大学改本有数十多种。）今传之《礼记》，则出于汉宣帝时“戴圣”之手，旧称“小戴礼”，以别于戴德之“大戴礼”。“大学”即小戴礼记中之一篇，序次是“四十二篇”（称之为古本）

      由于其成书之情况特殊，托名圣人之笔，故世人多有疑虑。况今人已养成“圣经不可改，古义不可易”之心理，且谓《大学证释》一书，乃所谓圣人所成，何可凭信也？盖世人不能见圣人，以其生也晚；不能见圣人之智，以其形隔也。然圣人之心，万世可知；圣人之学，万世犹传。如日月之循环之理，恒存天地间也。

      凡治经要在“通经”，即处处贯通是也，如断章取义则非也。现今《大学》之本，不但格物错失，且八条目组合不甚合理通畅。《大学证释》一书，借神来之笔，将原本之文，重新组合，并改正脱错之字，且证释之以理。另《大学证释》章节次序与格物致知一章，和今本有所差异，即有所调整。调整后经文读来通畅连贯，文义清晰明了，再与《中庸证释》合参，自会融入儒家“致广大、尽精微”的妙境。自此使《大学》之文义大明，字句大顺。无一语之晦、无一义之涩，使儒学广大精微之义，贯而通之。内致其诚，外致治平，内圣外王之道大明。

      天下事无真伪，理以衡之；道无是非，理以判之。信理足矣！若弃理而辨真伪，真亦伪矣！外理而言是非，是亦非矣！圣人之先有何经？有何教？自圣人作之，而世人从之，此皆由其理之所合，而感之、化之也。苟不衷于理，则孔子与盗跖（zhí）奚辨？尧舜与桀纣奚分？所不同者，“所为”也；所为不同者，不合理与合理之异耳。所以圣人之教，足以折群言；圣人之道，足以服众见，非他，其教“依于理”，其道“本于理”也。

      《大学》一书，闻名已久，世人估计少有不知其名者。然究其深义，知其用者，估计则鲜矣。加之此书乃古人之著，文字深奥难懂，今人多误认为与世代不相契应，已无使用价值。今之学人，因应现代科学，所学科目较多，文言解读能力自然不足。故智小不足以尽海，管窥不足以言天。期世人重视此书，珍视道义。读是书而参悟之，从而习之，施之于行，以至德凝至道，明德新民。以救乎世道人心之颠危，挽乎社会风气入于正道。使儒风能盛行于世，以进大同世界则非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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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中心思想：着重阐述了提高个人修养、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与治国平天下之间的重要关系。中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修己以安百姓”，并以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大学》提出的人生观与儒家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基本上是儒家人生观的进一步扩展。这种人生观要求注重个人修养，怀抱积极的奋斗目标，这一修养和要求是以儒家的道德观为主要内涵的。

三纲八目又有阶级性， “明德”、“至善”都是封建主义对君主的政治要求和伦理标准；“格物”、“致知”等八条目是在修养问题上要求与三纲领中的政治理念和伦理思想相结合。

扩展资料：

《大学》的意义：

1、提出了一个政治哲学纲领。《大学》以不长的篇幅使儒家思想理论化、通俗化，便于学者学习掌握，而儒家思想为封建王朝的稳固提供了保障。 

2、作为科学启蒙第一书，它提出的“诚意正心”是必备的科研心态、“格物致知”是认知的唯一途径、“止于至善”是追求臻美境界，“日日新”是强烈的创新意识。

3、是儒学重要的思想载体。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依据，在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建设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提出的经济思想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最为有利的文化根基。

5、提出的诚信思想对当代探讨诚信缺失的社会根源以及创建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6、《大学》是国学经典之一，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

-大学

区别：

1、《大学》更像教科书（其实就是古时候的教科书），而《中庸》更加注重实际；

2、《大学》里面非常提倡创新，提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天都要更新知识的意思）；

3、《中庸》里面对治国之道的论述更加的具体。

联系：是四书之一，是《礼记》中的两篇

四书

拼音：sì shū

解释：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种儒家经典。

例句：贾母因问林黛玉念何书。 黛玉道:“只刚念了《四书》。”——《红楼梦》

四书五经，是重要的儒家经典著作。西汉之后学五经，南宋之后学四书。南宋时，作为儒学集大成者的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在一起进行注解，称其为四书。

四书成为自南宋至清末八九百年来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  《大学》和《中庸》本是《礼记》中的两篇。  《大学》的作者据传为曾子及其弟子。 《中庸》的作者据传为子思。子思是孔子的嫡孙、孔子之子孔鲤的儿子。 《论语》的作者据传为孔子的弟子们，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 《孟子》的作者据传为孟子及其弟子，记载了孟子及其弟子言行。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本中节选的《论语》选段和《孟子》选段，以及中考和高考中常用的选段，多达几十处甚至上百处;取自于这四部经典中的名句和成语也是数量庞大;古人更是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四书中诸多名句及其思想，已经融入中国人的思维观念，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和习惯。

详细解释：

1、《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 南宋 理学家 朱熹 注《论语》，又从《礼记》中摘出《中庸》《大学》，分章断句，加以注释，配以《孟子》，题称《四书章句集注》，“四书”之名始立，后用作学习的入门书。 元 皇庆 二年定考试课目，必须在“四书”内出题，发挥题意规定以 朱熹 的《集注》为根据。 明 清 相沿不改。 元 方回 《古斋箴》序：“近世 朱 氏‘四书’，吾服膺焉。”参见“ 四子书 ”。

2、指四部书。 南朝 梁 萧统《谢敕赉制旨大涅盘经疏启》：“四书所总，施命止於域中。” 唐 陆龟蒙《奉和袭美二游诗》：“尝闻四书曰，经史子集焉。”陈建冰《题载敬堂》：“载道兴文，心游六艺；敬天乐遇，德体四书。”参见“ 四部书 ”。

评价

《四书》是公认的儒学经典，它原来并不是一本书，而是由《论语》《孟子》这两部书和《大学》《中庸》两篇文章合辑在一起的统称，由南宋大儒朱熹汇辑刊刻，从此广为流传，名声鹊起。《四书》蕴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的集中体现，记载了儒家先哲的思想和智慧，也体现出早期儒学形成的嬗递轨迹。其在中国思想史上产有深远的影响。在二十一世纪读来，仍不失其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启迪价值，堪称为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精华。毋庸讳言，《四书》中也夹杂着一些先人的思想的局限，这些局限已成为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包袱，这无疑是需要加以扬弃的。

地位

《四书》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也是中华文化的宝典。《论语》在汉代即是妇孺必读的书，《四书》自宋代以来是中国人必读的书，作为当时人们的基本信仰与信念，成为其安身立命之道，是家传户诵之学，哪怕是乡间识字不多甚至不识字的劳动者，也是通过口耳相传，蒙学读物与民间文艺，接受并自觉实践其中做人的道理。其中的“仁爱”“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格言，不仅是中国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类文明中最光辉、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儒家核心价值，《四书》的主要内容，又通过私塾乡校、教书先生，通过唱戏的、说书的，从各种渠道流向社会，影响世道人心。

《四书》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四书》里很多内容告诉人们做人的尊严，人格的力量,，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宋代张载(横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也是他对儒学精义的概括。按梁启超先生的说法，《论语》《孟子》等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早已在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台湾著名心理学家杨国枢认为，以儒家文化为基底的中国文化其实是形塑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的非常重要的精神资源。

影响

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儒家思想成为全面控制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其几与耶教有圣经、伊教有古兰经相似。如果说今日学子不知四书为何物，恐怕会是件难堪的事。人们只要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得提到它。《四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儒家经典《四书》包含内容极其广泛、深刻，它在世界文化史、思想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

《四书》翔实的记载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最活跃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史实资料及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孔孟重要哲学思想。历代科兴选仕，试卷命题无他，必出自《四书》足见其对为官从政之道、为人处世之道的重要程度。时至今日，《四书》所载内容及哲学思想仍对我们现代人具有积极的意义和极强的参考价值。《四书》在社会规范、人际交流，社会文化等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其影响播于海内外，福荫子孙万代。《四书》延续中华文化的千古名篇，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

《论语》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

《大学》主要概括总结了先秦儒家道德修养理论，以及关于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儒家政治哲学也有系统的论述，对做人、处事、治国等有深刻的启迪性。

《中庸》主要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

《中庸》写作背景：

《中庸》出自《礼记》，原本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第三十一篇。《礼记》原名《小戴礼记》，又名《小戴记》，由汉宣帝时人戴圣根据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批佚名儒家的著作合编而成。

宋代以前，学者皆主张《中庸》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子思所作。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子思作《中庸》。”李翱《李文公集·复性书》：“子思著《中庸》四十七篇，传于孟轲。”

自宋代开始，有学者主张《中庸》是子思与秦汉之际的儒者杂述而成。清人认为《中庸》非子思所作的也不乏其人，特别是崔述，在其《洙泗考信录》卷三中提出了三条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今人冯友兰、钱穆、劳思光等亦从文献、思想等方面论证《中庸》非子思所作。

《大学》写作背景：

《大学》出自《礼记》，原本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第四十二篇。《礼记》原名《小戴礼记》，又名《小戴记》，由汉宣帝时人戴圣根据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批佚名儒家的著作合编而成。

据断代史学家班固在“《记》百三十一篇”下自注云“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他认为《礼记》各篇的成书年代主要分布在战国初期至西汉初期这段时间。

清代人崔述认为：“凡文之体，因乎其时……《大学》之文繁而尽，又多排语，计其时当在战国。”（《洙泗考信录·全录》）综合而论，《大学》的成书时代大体在孔子、曾子之后，孟子、荀子之前的战国前期，即公元前5世纪左右，系出于曾氏之儒一派的纯儒家作品”。

即《大学》的成书年代应是在战国初期，其作者应是“曾氏之儒一派”，即现在学术界比较认可的战国初期曾参所作。

《论语》写作背景：

清代学者崔述则对《论语》的成书提出不同看法，他注意到今本《论语》前后十篇在文体和称谓上存在差异，前十篇记孔子答定公、哀公之问，皆变文称“孔子对曰”，以表示尊君。答大夫之问则称“子曰”，表示有别于君，“以辨上下而定民志”。

而后十篇中的《先进》《颜渊》等篇，答大夫之问也皆作“孔子对曰”，故怀疑“前十篇皆有子、曾子门人所记，去圣未远，礼制方明；后十篇则后人所续记，其时卿位益尊，卿权益重，盖有习于当世所称而未尝详考其体例者，故不能无异同也”。

又如，前十篇中孔子一般称“子”不称“孔子”，门人问学也不作“问于孔子”。而后十篇中的《季氏》《微子》多称孔子，《阳货》篇子张问仁，《尧曰》篇子张问政，皆称“问于孔子”，与《论语》其他篇不同，“其非孔氏遗书明甚，盖皆后人采之他书者”。

受崔述的影响，以后学者继续从《论语》前后十篇用语、称谓的差异对其成书作出判断，有学者甚至认为《论语》最初只有单独的篇，其编定成书，要在汉代以后。

《大学》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原是《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相传为曾子所作，实为秦汉时儒家作品，是一部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

经北宋程颢、程颐竭力尊崇，南宋朱熹又作《大学章句》，最终和《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宋、元以后，《大学》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扩展资料：

《大学》提出的是“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修己是治人的前提，修己的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说明治国平天下和个人道德修养的一致性。

《大学》全文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主要概括总结了先秦儒家道德修养理论，以及关于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儒家政治哲学也有系统的论述，对做人、处事、治国等有深刻的启迪性。

作品影响：

1、正面

《大学》作为《礼记》中的一篇，它对于汉儒的思想有直接的启发。特别是到宋代理学勃兴后，借助科举的力量，又使它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宋以后几乎每一个读书人都受到《大学》的影响。

《大学》强调了学习者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还强调了对社会的关心和参与精神，对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与促进社会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大学》所提出的“修、齐、治、平”思想，几乎成为读书人的唯一标准理想。这种思想主张积极人世，注重自身修养，关心人民疾苦，努力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安定，拥护统一，对社会的繁荣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2、负面

《大学》把人的思想束缚在儒家的思维范围之中，给古代文人带来思想僵化的缺点。在中国古代，一个人如不按照“修、齐、治、平”这条线路来走，轻则斥之为不成才，重则为离经叛道，大家群起而攻之，使文人轻易不敢背离。

从这个思维模式教育出来的人，虽然有“达则兼济天下”的信念，但他们的最终目标是为最高统治者服务的，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只是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手段。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如果百姓与统治者利益发生冲突，只能是牺牲百姓的利益。因此儒家思想上带有一些奴性。

-大学

《大学》类似于现在的思想政治教育教科书，它是原来《小戴礼记》里面一个章节，后来被儒家文化的大手子摘出来做单一本书。里面说的是儒家子弟需要学习的几个地方，就是该怎么做人，做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这么做。我要为国家做什么样的贡献，当官之后怎么治理社稷。就是当时的政治课课本，考试（科举）要考里面的论点。

《中庸》相比大学更注重人的思想水平（《大学》更体现一个人的胸怀理想，也就是政治抱负），中庸中庸，对世界的看法是平和的，因XX而XX。体现了儒家理论的人性，诠释了儒家认为的世界观和人生境界。

俩本都是儒家的经典著作，有时间可以看看，虽然时间久远里面一些东西也过时了，但是认真研读结合生活也是能悟出道理的。每个人都是不同的，看你怎么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