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历史记载，应该是秦朝就有陆陆续续的佛教法师进入中国。不过正规的时间，根据《四十二章经序》、《牟子理惑论》等多种典籍的记载，东汉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汉明帝刘庄在永平七年（公元64年）于夜晚梦见一位神人，全身金色，项有日光，在殿前飞绕而行。第二天会集群臣，问：“这是什么神？”当时学识渊博的大臣傅毅回答道：“听说西方有号称‘佛’的得道者，能飞行于虚空，神通广大，陛下所梦见的想必就是佛。”第二年，汉明帝派遣蔡愔（yīn）博士及弟子秦景等十人远征西域求法。使团到达大月氏国后，抄得佛经42章（这就是著名的《四十二章经》），并于永平十年(公元67年)，在当地遇见高僧迦摄摩腾、竺法兰，邀请二师来汉地传播佛教。二师接受邀请，用白马驮着佛像和经卷，随蔡愔一行来到洛阳。汉明帝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专门为之建立佛寺，命名“白马寺”。白马寺是我国汉地最早的佛寺，取回的佛经则收藏于皇室图书档案馆“兰台石室”中。这就是“白马驮经”的故事。

应该说正式传入中国的时间，是公元68年。

实际上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佛教的教义主要是通过佛经的翻译版本来传达的。古代佛经的翻译本主要是一些外来的传教僧人，最早的佛经的翻译可能是汉明帝时代的大月氏国来的迦叶摩腾、竺法兰在洛阳白马寺，译出的《四十二章经》。汉桓帝时安息国安世高和月氏国支谶，译佛经数十部，约一二百卷。灵帝时有印度竺佛朗也在洛阳宣讲佛教，并著有《牟子理惑论》主张佛教思想与中国文化调和。佛经的翻译最著名的是印度名僧鸠摩罗什。具传当时为了把印度名僧鸠摩罗什请来宣扬佛教，还发生过几次战争，征灭了几个国家。早在秦朝，中原人们对佛教是一种什么东西还不太清楚，只是听西方来的人说佛教是可以渡人进极乐世界，获得永生的仙法。在秦始皇时代，始皇帝就派了徐福带领几千人去东海仙岛寻找长生不老之法，可以他们是一去不返，始皇帝也没有能长生不死。当时，朝廷听说有位鸠摩罗什在西域龟兹国宣扬佛教。鸠摩罗什是一个年轻的天才，他不仅具有超人的记忆力，而且对佛学也有深刻的理解。秦朝皇帝苻坚听说佛教是如此好的仙法，鸠摩罗什又是一位佛法大师，于是就派遣将军吕光率领大军，西征龟兹去抢鸠摩罗什大仙。等到吕光征服了龟兹，请到鸠摩罗什准备返回秦朝，不料这时秦朝发生内乱姚苌杀了苻坚自己当了皇帝。于是吕光就乘机据姑臧自称凉国，鸠摩罗什也就留在了凉国。后来姚苌的儿子姚兴当皇帝，打败了凉国，吕光的儿子吕隆投降，这才把鸠摩罗什请进入中原。皇帝姚兴亲自迎接他到长安，并封他为国师，为了尽快把佛教的仙法在中国施展，还专门派了几千人协助他翻译佛经。最后，皇帝没有来得及得到长生不老的仙法，而佛教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了。在鸠摩罗什主持下翻译的佛经在中国佛教的传播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由于，佛经的翻译中有大量的中原文化人参加，其中不乏儒家和道家学者，所以在佛经的语言和解释中就融入了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文化思想。加上佛教本身的培养和教育人的社会性的一些思想，也与中华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很吻合，所以在中国佛教发展过程中，两种思想也不断交映，相互融通。有一个传说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孔、孟、老、庄的思想。当时艰巨的佛经的翻译工作还在进行中，佛经《涅盘经》还只翻译了一半，大家就迫不及待地进行研读。在经文的前部分对“一阐提”（指有破戒、作五逆罪，不信佛法、因果、诽谤佛法，断灭善根、不作善法，破坏僧团纲纪等极端罪恶的众生）的问题，佛祖严厉地说他们会在轮回中永远不得超生，一再出现排除“一阐提”成佛可能性的经文。而有一位文化修养非常高的道生法师从中国的哲理考虑，认为这不符合佛教的完整思想。应该无任对什么样的人，只要悔罪自新便可成佛。就是提倡“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顿悟成佛”思想。这样就受到只学了一半经文的其他佛教徒们的激烈的反对，大家都不能接受与所见经文意思不同样的观点。于是道生法师就到南方的虎丘山隐居，没有人接受他的观点，他就对着山上的石头解使佛法。后来经文翻译完了，果然他的观点是正确的。这便是所谓“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故事。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另外还有其它的一些印度佛教派别也来到中国，如禅宗第二十八代祖师菩提达摩就是这个时期来到中国。达摩在嵩山少林寺隐居面壁九年的故事在中国广泛流传。这个禅宗就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包括老子、庄子和部分儒家思想）很吻合。我们从梁武帝接见达摩时的谈话就可以知道这个问题。梁武帝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信徒，他在中国大力推介佛教，甚至压制道教等其他宗教。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当时中原出现五里一庙，十里一庵的佛教盛况。他听说从印度来了位高僧，马上就召见达摩。梁武帝问达摩：“朕造了许多寺庙，选送了好多僧人，还亲自抄写经文，大力弘扬佛法，这算不算有了功德？”达摩回答：“没有功德。你这些只是‘人天之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看来虽有，实在没有’”就是说：你这是有心行善，没有出自本心的行为。就好象一个影子会随着东西走，但是影子是看起来有，实际上是摸不到，拿不走的。有就等于没有。梁武帝又问达摩：“那么，真实的功德是什么呢？” 达摩说“清净智慧是微妙圆融，本体空寂，无法可得，如是功德，绝对不是世间上有为之法所能求到的”。真正的佛学思想是非常微妙、高深的，是没有一种确定的方法就可以学到的。所以功德，也绝对没有什么明确的做法就可以求得的。这一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的道教的《老子》的思想非常相似。老子在《道德经》中就说道：“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所以佛教思想和中国传统的老子、庄子和儒家思想是很一致的。这个禅宗就成为中国佛教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学派，直到今天它还对世界佛教思想起着深刻的影响。到唐朝时代（公元618——907年），印度的佛教已经发展了几百年了，出现了多种佛教等派别。

　　佛教对中国文化发生过很大影响和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佛教文化遗产。例如，我国古代建筑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现存的河南嵩山嵩岳寺砖塔，山西五台山南禅寺、佛光寺的唐代木构建筑，应县大木塔，福建泉州开元寺的石造东西塔等，都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史的宝贵实物。许多佛教建筑已成为我国各地风景轮廓线突出的标志。在一片郁郁葱葱之中，掩映着红墙青瓦、宝殿琼阁。精巧的佛教建筑为万里锦绣江山平添了无限春色。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则作为古代雕刻美术的宝库举世闻名，它吸收了犍陀罗和印度的特点而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造象艺术，是我国伟大的文化遗产。

　　佛教还为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法华》、《维摩》、《百喻》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和禅宗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的诗歌。变文、俗讲和禅师的语录体都和中国俗文学有着很深的关系。

　　佛经中的动人故事常常成为艺术家们绘画的题材，曹不兴、顾恺之、张僧繇、展子虔、阎立本、吴道子等历代名画家皆以擅长佛画而传世。中国画学中由王维一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则与禅宗思想有关。由此可见佛教对绘画艺术所起的作用。至于音乐方面，公元三世纪，中国已有梵呗的流行。唐代音乐又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代音乐至今还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庙中。

　　伴随佛教俱来的还有天文、医药等科学技术的传习。唐代高僧一行创《大衍历》和测定子午线，对天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隋唐史书上记载由印度翻译过来的医书和药方就有十余种，藏语系佛教中并且有医方明之学。佛教的刻经促进了我国印刷术的发展，至今被保存下来的世界上最古的版刻印本，几乎都是佛教经书图像。

　　佛教哲学蕴藏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称誉佛教徒处在人类辩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在世界观上，佛教否认有至高无上的“神”，认为事物是处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因果网络之中。在人生观上，佛教强调主体的自觉，并把一己的解脱与拯救人类联系起来。佛学和中国古典哲学的交互影响，推动了哲学提出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它以独特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给予人们以新的启发，使人们得以解放思想，摆脱儒学教条，把人的精神生活推向另一个新的世界。

　　那么佛教在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过程中还有没有作用？人类文化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不可能完全割断。我们要汲取传统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精华来充实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也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现在有一种偏见，一提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只是儒家文化一家，完全抹煞了佛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抹煞了佛教徒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其实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

　　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文化史离不开对佛教的研究。事实上，自公元148年安世高东来译经引起，260年朱士行西行求经至公元1175年朱熹、陆象山鹅湖之会(前者标志一个新的文化运动——佛学之开始，后者标志又一个新的文化运动——理学之创立)，这一千余年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灿烂辉煌时期，也就是中外学者盛称的魏晋六朝隋唐文化。五代北宋为其余波。恰恰在这一时期中作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主流的却是佛学。其时期之长，声势之大，影响之广(传播国外)，都远非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所能比拟。所以胡适当年写《中国哲学史》半途辍笔，就是因为当时不懂佛学写不下去了。还有一位我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早年曾对佛教文化采取过虚无主义态度，但到了晚年却开始系统地钻研佛经，表示自己需要补课。这位史学家对人说，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和文化关系如此之深，不懂佛学就不懂中国文化。可是现在人们还是不重视研究佛教，把它看成粗俗的宗教迷信。例如对玄奖这个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翻译家、旅行家、语言家和佛学大师，在西方学者的世界史著作中都给他留下了应有的篇章。在印度他的名字更是家喻户晓，印度前总理尼赫鲁把他尊为历史上的四大伟人之一。但在中国，人们反而只知《西游记》里的唐僧，不知中国文化史上的玄奖。更有甚者，有人还把佛教文化，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单纯地当作生财之道，发生了许多不该发生的事情，授人以中国不尊重文化的话柄。现在许多人虽然否定佛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可是他一张嘴说话其实就包含着佛教成分。语言是一种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吧！我们日常流行的许多用语，如世界、如实、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等等都来自佛教语汇。如果真要彻底摒弃佛教文化的话，恐怕他们连话都说不周全了

　　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内容最完备的佛教经典和佛教文化史料，汉译佛经和著述自东汉末以来逐代增加。藏文《大藏经》版本甚多，前后刻印多次。据德格版统计，该书共收佛教典籍4569种，除佛教经律论外，还有天文、历算、医药、工艺、文法、诗歌、美术、逻辑等多方面著述，浩如烟海的佛教典籍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佛学和古代其他有关学科的重要文献。

　　佛教本身存在着丰富的哲学内容，但由于它产生于印度，故而其哲学内容有着明显的印度哲学色彩。作为现今中国传统哲学组成部分的佛教哲学，在与中国固有的哲学交流或渗透的过程中，大约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和宋明三个阶段。当印度佛教哲学成为中国的佛教哲学时，西学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冲击，从而使佛教哲学有了在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中的新发展。�

　　佛教在哲学上与中国固有哲学的渗透与融合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佛教哲学中国化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首先出现了玄学与佛教哲学中空论的渗透。玄学是魏晋时期中国哲学中的一种新派别，它从无的本体论展开哲学的探索。佛教哲学中的空，在一定程度上被一些佛教理论家与玄学的无互相比附，出现了佛学空论与玄学无论相互渗透的现象。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神不灭论与神灭论的争论。佛教界坚持神不灭论表明，佛学已经被中国哲学中的鬼神概念所影响，佛学迈出了中国化实质性的第一步。隋唐时期经济的繁荣，为佛教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也使佛教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到达了顶峰。中国各大佛教宗派的建立，在佛学义理上以华严宗所创的华严哲学体系为中国佛教哲学发展的高峰；在佛教的实践上以禅宗所创的禅学体系为中国佛教实践哲学发展的高峰。佛教哲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完成了中国化的自我选择，为中国固有哲学出现高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固有哲学发展的顶峰是宋明理学的出现，理学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构成。华严哲学对程朱理学的建立，有着重要的影响；禅宗哲学对陆王心学的创建，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传统哲学的顶峰时期是儒释道三种哲学的合流，这种格局的出现是中国固有哲学对佛教哲学的回应，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哲学起了推动与催化的作用。�

　　中国传统哲学的顶峰也就预示着中国近代哲学的开始。中国传统哲学完全走向顶峰时，西学已经开始冲击着中国。中国近代社会的不幸遭遇，迫使一大批知识分子自觉地从哲学理论上寻求中国社会的出路。在建立他们的哲学体系时，佛学作为倡导革命的积极因素被利用起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改良派以佛教哲学作为改良立宪的理论工具。章太炎革命派以佛教哲学唤醒民众起来建立民主的共和国。从这时起，佛教哲学已经和西方哲学相接触，一些知识分子也开始把西方哲学和佛教哲学比附、融通，使佛教哲学渗进了西方哲学的因素。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中国哲学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其中现代儒学有着深远的影响。现代儒学中的不少哲学家从唯识学和禅学中再次吸取有用部分，建立他们的哲学体系。梁鮄溟融西方生命哲学和唯识学于一炉，创立了本体意义上的“意欲论”。熊十力在融通中国、西方、印度三种哲学后，改造了唯识学创立了“新唯识论”。冯友兰发挥禅宗人生哲学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原则，创立了“境界论”�①。

　　中国佛教哲学在近现代中国的发展，不同于隋唐时佛教宗派的哲学，而是以中国知识分子为中国社会找出路、建构哲学体系的形式出现，有着明显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哲学对待外来哲学的态度，基本上走了从一种不太了解到关注直至最后消融而以回应的发展趋势。佛教哲学在中国的命运，正是遵循了这种发展趋势。促使中国固有哲学正眼看待佛教哲学的原因在于，由于当时社会的战乱使人们在儒学找不到答案时，不得不在佛学中找出路。这段历史时期的现实问题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中有四百余年，虽有短暂的十余年统一，但战乱是其间的主要大事。战火导致王朝政权交替频繁。身居上层的王臣贵族，由于时局凶险，地位和身命难保朝夕。而身受压迫的平民百姓，则是无衣无食，深受兵燹之祸。人们不禁要问，这无穷的战祸由何而起，这无边的苦难又从何开始，哪儿是尽头，哪儿才是一个安身之地。这些问题，恰恰是中国的儒家、道家所不能回答的。人们在东传的印度文化思潮——佛教中找到了答案，找到了出路。�②这样，佛教哲学解决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尽管这只是给人们指出了一条不在现实中实现的道路。佛教哲学因此而获得了中国化的群众基础。同时中国哲学对佛教哲学的回应也由此开始。隋唐出现的封建经济的繁荣，使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有了更深厚的物质基础，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佛教哲学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这样，佛教哲学与儒家哲学相对峙，形成了儒释道三家哲学鼎立的局面。宋明时期的理学，正是为了挽救儒家哲学仅占一席之地的局面，也就完成了中国哲学对佛教哲学的回应。佛教哲学的传入及中国化，暴露了儒家哲学对宇宙自然哲学思索的不足。理学正是为了弥补儒家哲学的这一不足，把佛教哲学所把持的这一哲学阵地夺了过来。

　　从表面上看，理学成为宋明时期的官方哲学，以至于对近现代社会的影响，是儒家哲学的胜利。但实际上，理学正是中国哲学对佛教哲学有了回应之后的产物，从而也确定了佛教哲学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地位。佛教哲学自魏晋南北朝开始的对中国哲学的冲击，在近一千年后的宋明时期才完成了回应。而完成回应的出现，也就是中国哲学的新发展。在长达二千年的中国古代哲学史中，佛教哲学成为中国化的外来哲学思潮之一。

　　中国近代社会所蒙受的灾难，与2世纪起那场延续了四百年的战乱相比，情况是更为复杂的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那场400年的战乱中所面对的是骠悍的游牧民族，而在近代所面对的却是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思想界对中国哲学出路的反思，就不仅仅是现前的哲学内容，而是二千多年来中国哲学的所有历史。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冲击，同样使中国哲学的不足之处暴露出来，那就是认识论的不发达，缺乏逻辑的理性思维。这个哲学上的弊端，在儒家哲学身上尤为明显。于是一大批哲学家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弥补中国哲学的这一不足之处。但正如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必须有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那样，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真理而寻求的西方哲学，也必须在解决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后，才能有中国化的可能。

　　而要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就是要实现中国的独立。这一现实问题的真正解决，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完成的，从而马克思主义有了中国化的历程。中国哲学历史的发展，确有相似之处。佛教在发挥解决中国古代社会的现实问题后，才完成了中国化的历程，也促进了中国哲学的新发展。而近世以至的西学东渐的文化运动，至今仍没有结束。中国哲学的未来一直为专家学者所关注。我认为，中国哲学的未来和宋明理学的产生有着相似之处，即中国哲学的未来是对西方哲学的回应。我们作这样的结论，正是根据佛教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这也正是佛教哲学对未来中国哲学的启示。�

　　如今在国内外的学者中都有“儒家第三期发展”的观点�③。但我认为，中国哲学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儒学对现代文明的回应，而应是以儒释道三种哲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哲学各派对现代文明的回应。仅就佛教哲学的回应而言，我认为应注重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在时代的背景下，要求佛教界产生象隋唐时期智�、玄奘、法藏那样的哲学家，把佛学与西学结合起来，指出佛学与西学的相通之处，以建构新的佛学思想体系。近代佛学家曾作过努力，但从哲学的意义上来看，这种努力所达到的哲学研究的效果并不理想。其原因就在于佛学家的研究并没有完全从哲学的角度开展对佛教哲学的重新建构，因而佛教哲学在近现代的中国并没有多大的发展，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哲学家，特别是象隋唐时期那样的佛教哲学家并没有产生。这样，就要求我们从更深层的哲学意义上融汇古代哲学和近现代哲学，以佛教哲学固有的眼光进行审视，提出具有时代特色的佛教哲学新理论，这个任务已经落在当代中国佛教的僧侣和居士及学者的身上。�

　　第二，从佛教哲学的发展来看，经历了简单的宇宙哲学和人生哲学，到复杂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印度佛教哲学由小乘佛教哲学到大乘的中观哲学和唯哲学。中国佛教哲学中产生的天台宗哲学、三论宗哲学、法相宗哲学、华严宗哲学、禅宗哲学都是佛教哲学的新发展。但佛教哲学在印度佛教发展至密教阶段中断了，在中国佛教哲学出现了儒释道三家思想合流的格局后，也再没有新的理论体系出现。 分析印度佛教哲学和中国佛教哲学发展的原因，一方面是佛教哲学家为了挽救佛教哲学在本国哲学中的地位，不得不融汇内外之学。另一方面是佛教哲学家能够抓住机遇，主动吸收外学思潮，从而建构了新的佛教哲学体系。当今的形势也正是如此，佛教哲学如果想要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一部分而走向现代化，就必须寻求新理论体系的建构。这就要求佛教界人士广泛研究东西方的哲学，主动融汇西方哲学，更重要的是佛教界人士应抱着为中国哲学在21世纪发展作努力的态度，从这一态度出发建构佛教哲学的新体系，才能使佛教哲学以至于中国哲学有新的生机。�

　　第三，在佛教哲学新体系的建构中，应分清佛教徒哲学家与非佛教徒哲学家的任务。对于佛教徒哲学家而言，建构新的理论体系，其出发点立足于佛教在人类文化上的继续发展。因而，佛教哲学家在没有原则性错误言论的基础上，应该保持宗教哲学家的身份，以图存救亡的态度建构佛教哲学新体系。

《华严经》，你看一下《华严经》开头几句话，就证明《华严经》是佛祖成佛时讲的第一部经。

答案不统一，是因为，佛教传播有几个分支，比如南传佛教只承认小乘经典，不承认《金刚经》、《华严经》，《阿弥陀经》，《地藏经》如果不算大乘佛经，那么《阿含经》应是最早的佛经。而藏传佛教里也有他们认为的最早的经典；另外有人回答的是最早传人中国的佛经，凡此种种，所以会有不同的答案。

但在佛经经文中有证据的唯有《华严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