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对东方世界的影响，最先表现在物质文化方面。这是因为物质文化的影响，直接关系到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关系到受影响者的基本的生活和生产需要。因此，物质文化的影响，是最容易被人们广泛接受的文化影响。

　　最早受到中国物质文化影响的国家，是朝鲜。据传说，周武王灭殷商后，殷王族箕子率领5000族人避居朝鲜，就已带去了中国文化。战国时代，燕赵等国的许多人为避战祸迁居朝鲜，就不是什么传说。而是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了。他们最早把中国的金属器具和工具，包括青铜器和铁器，带到朝鲜。两汉时期，中国的丝绸、漆器和铜镜输入朝鲜。魏晋南北朝时期，朝鲜半岛高句丽诸国居民的生活习俗，也明显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高句丽贵族的服饰为宽衣博带，妇女的发式亦多仿南朝。隋唐以后，中朝物质文化交往的规模更大。也更为频繁了。

　　由于中朝物质文化交往开始得早，而且，越到后来就越为频繁。中国古代的一些重大发明，往往首先传到朝鲜。朝鲜是世界上最早从中国引入蚕种和养蚕技术的国家之一。早在汉代，朝鲜人就学会了养蚕制丝，中国的造纸方法，在公元4世纪时，就已传入朝鲜。中国的印刷术，在发明后不久，在唐末传入朝鲜。11世纪时，朝鲜的印刷术已相当发达。在60年间雕印了《大藏经》1040部、4740卷。中国的活字印刷在11世纪发明后，也很快传入朝鲜。朝鲜人民又以他们的智慧，改进了泥活字。在13世纪中叶发明了铜活字，并把它传到中国。中国的陶瓷技术，特别是中国宋代的清、白瓷技术，给予朝鲜陶瓷业很大的影响。10世纪以后，朝鲜已有窑厂，仿制中国瓷器。中国的又一大发明——火药，在元代传入朝鲜，到14世纪后半期，朝鲜已能制造火器和各种火炮。朝鲜从中国引进植棉技术，也是在元代。此后，棉花成为朝鲜重要的经济作物。到15世纪时，朝鲜的棉布已输出到日本。

　　朝鲜古代的建筑，也深受中国影响，新罗的都城平壤，就模仿隋唐的长安、洛阳，分宫城、皇城和外部城。

　　日本也是最早受中国文明影响的国家。秦代中国已发展了高度的物质文明，而日本文明还处于黎明阶段。秦代已有中国人越海到达日本，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艺。日本传说着，徐福奉秦始皇之命入海求仙，实际上到了日本不再返回，并说徐福带着的1000余人，是在纪伊熊野浦（现在的和哥山县新宫祠）登陆的。秦汉以后，移居日本的中国人更多。应神天皇（公元201—301？年）时代，由于乐浪、带方二郡的秦汉遗民移居日本，日本的养蚕、丝绸等业开始发展起来。《三国志·倭人传》已有倭人种桑养蚕的记载。雄略天皇（公元457—479年）时，接纳中国移民，请他们传授丝织技术，从秦汉到隋代，从中国移植到日本的原始工业。除上述养蚕、织丝外，还有制陶、造船、炼铁、皮革、香料、漆器、琉璃、油脂、酿酒、造纸等。在器物方面，中国的铜铁器、金银器和陶器，大量输入日本。作为日本皇权象征的三种神器——青铜镜、剑、琉璃、制勾玉，都是由中国传去的。在农业上，日本的水稻种植，也是由中国传入的。

　　隋唐时期，中国物质文化更大规模地传入日本。日本的遣隋、遣唐使和中国唐代鉴真和尚的东渡，在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总计唐朝时，日本所派出的“遣唐使”共十三次（一说十四次），迎送唐朝到日本使节的“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有六次，合计共有19次。大规模的入唐使团，一次就有500多人。中国的鉴真和尚，743年到748年六次东渡，最后一次成功地东渡到日本，带去了“玉作人、画师、雕檀、刻镂、铸写、绡师、修文、镌碑”等手工艺人近百人。中国丝绸、瓷器、铜镜、刀、尺、笔、墨、砚、纸张大量输入日本。漏刻、测影等仪器，印刷、水车制造、瓷器、铜镜铸造等技术，均在唐代传入日本。在农业上，中国茶种传入日本。到10世纪时，日本寺院和宫廷的饮茶之风已颇为风行。当时日本人的服饰衣装，也深受唐朝服饰影响。和服的花纹图案，与唐代的花纹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至今和服中的名词如“唐草”“唐花”“唐锦”，都反映了这一关系。

　　在城市建筑中，日本的飞鸟、奈良时代的都城，如藤原京、平城京，就是模仿唐长安城、洛阳城建造起来的。寺院建筑也往往仿唐，如奈良法隆寺，从平面布局到细部构造，都无不模仿唐代寺院式样，其台基、殿身、梁架、斗拱、屋顶以及装饰，几乎都与唐代式样一致。至于奈良的唐招提寺，更是由鉴真大师及其弟子依据唐代寺院的风格式样建造的。

　　中国的围棋，也在唐代传入日本，并在日本民间流传发展，盛行不衰。

　　宋代以后，中国物质文化继续传入日本。日本人在消化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注意给予发展和创造。12世纪时，日本荣西禅师来华，当时宋朝人饮茶之风甚盛。荣西回国后，著《吃茶养生记》，提倡饮茶养生益寿之道，对于唐式茶会在日本复兴，起了很大的作用。到16世纪时，千利休居士（公元1521—1591年）在日本创茶道。1223年，日本加藤四郎来中国学习制陶，长达六年，回国后在日本尾张、濑户制造黑粙瓷器。14世纪中叶，又有日本人伊势五郎，专门到景德镇学习青花瓷技术，到70岁才回国。后来他在日本制造的瓷器“纸薄磬声”。宋元时期来中国学习医学的日本人更多。吉田意休到中国七年，学习针刺，回国后著有《刺针家鉴》。药物学家阿部照任在福建18年，精于本草学，后来被日本人尊为药物学的鼻祖。元明以后，日本的造园艺术，也受到中国影响。明末中国学者朱舜水到日本，传去了中国江南风格的园林艺术。

　　在东南亚，最早受到中国物质文化影响的，是越南，而且这种影响不亚于朝鲜和日本。实际上，从秦始皇置象郡到公元939年吴权建国前，越南北方一直是中国封建王朝统治下的地区。早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中原的铁制农具、牛耕和手工技术，就开始传入越南北方。秦末汉初，用转盘制陶的技术传入越南。养蚕缫丝的技术，也至迟在汉代传入越南。公元3世纪，造纸技术也传到越南。越南人用密香树皮等，制造出“交趾密香纸”，质量很高，且带有香味，很受中原士人欢迎。魏晋时期，在中国制陶术的影响下，越南已能生产精湛的彩釉陶和羊陶半瓷的过渡性陶瓷品。越南的印刷术，也是从中国传去的。前黎朝应天14年（公元1007年），越南黎朝皇帝黎龙铤派遣使团到宋朝，求得雕印本的《九经》和《大藏经》。以后宋朝和元朝所刻印的《藏经），都曾送给越南。越南人学到印刷术后，也刊刻了不少汉译佛经和儒家经典。

　　在器物方面，中国的产品通过贸易大量进入越南。宋朝时输入占城（今越南中部）的商品有草席、凉伞、绢扇、漆器、瓷器等。中国的器物如瓷碗、绫绢、纻丝等，都深受当地居民欢迎越南的古建筑，如城市、宫殿、亭台楼阁等，也深受中国古代建筑的影响。越南古都升龙，就是在古代城市龙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代设交州刺史冶龙编，公元866年，唐将高骈筑大罗城于龙编。后来的升龙，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到近代称为河内。

　　中国物质文化传入柬埔寨，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公元3世纪初，吴国孙权曾派遣康秦和朱应到扶南国（在今柬埔寨境内）。由于康泰和朱应的建议，当地居民的一些习俗有很大的改变，腰间开始围“横幅”。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纺织品、麻织品、陶器、金属制品，已大量输往柬埔寨。唐宋时期，中国又向柬埔寨出口金银、瓷器、缎锦、凉伞、皮鼓、酒、糖等，这些物品丰富了当地居民的物质生活，极受欢迎，以致追逐“唐货”（中国货）成为一时风尚。元代中国与柬埔寨的物质文化交流，规模更大。温州人周达观在1296年到1297年到真腊（今柬埔寨），目睹了中国物质文化对柬埔寨的影响。他说，柬埔寨人以中国的金银饰物为第一等珍品，其次是五色缣帛、江苏的锡镴。其他物品如温州的漆盘、泉州的青瓷、明州的草席，以及纸张、麻布、雨伞、铁锅、木梳、簸箕、硫黄、硝石、桐油、针线杂货等，都无不受当地居民喜爱。当地人盛饭，也喜欢用中国的瓷盘和铜盘。明代皇帝以回赠礼品的形式，把大量的丝、棉织品和瓷器，交流到柬埔寨，仅在朱元璋当皇帝时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明朝使团就给真腊国王带去金文绮32匹，瓷器19000件。

　　中国的物质文化传入缅甸，也是相当早的事情。距今两千多年前开辟的由四川经云南进入缅甸、印度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对于中国文化传入缅甸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中国丝绸很早就输出到缅甸，用中国丝绸缝制的衣服，在古代就为缅甸人民所喜爱。中国唐代的古籍中就已有“骠国（公元1至9世纪的缅甸古国）妇女披罗缎”的记载。古代缅甸手工业不发达，钢、铣、铜镙、铁锅、剪刀、缝衣针、瓷器等，也大量从中国输入，尤以明清两代为盛，直接方便了缅甸人民的生产、生活。两国人民频繁交往，许多瓜果蔬菜，如石榴、辣椒、卷心菜等，都由中国传入缅甸。有的瓜果蔬菜，还直接冠以缅语“德由”（意为“中国”），以示来自中国，如芹菜、韭菜、油菜、蚕豆及荔枝、红枣、枇杷、杨梅、柿子等。“包子”“饵鈌”“米线”等食品的名称，则借用了云南方言，说明其传自云南。从中国传入的这些瓜果、蔬菜、食品，大大地丰富了缅甸人民的物质生活。

　　泰国也在很早就受到中国物质文明的影响。从元代到清代，中泰海路贸易的规模一直很大，超过同期中国与越南、缅甸的贸易。泰国宫廷和民间所需的物资，特别是丝绸、瓷器和铜，都从中国输入。泰国古代的手工业技术，也在多方面受到中国的影响。元代，中国工匠到泰国，传入烧制瓷器的技术。后来泰国有名的宋加禄瓷器，就是在吸收中国烧瓷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明初至清中叶，中国造船工业发达，高超的运船技艺由华侨传到泰国。当时泰国的木船设计和制造都模仿中国。泰国民间使用的器物特别是铜器，也特请中国广东等地的工匠代为加工打制。'

　　中南半岛上的内陆国家——老挝，也在多方面受到中国物质文明的影响。在古代中老贸易中，中国的丝绸、瓷器大量输入老挝；酿酒、养蚕、烘茶、丝织等技术，也从中国传入老挝。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物质文化，也受到中国文明的广泛影响。19世纪以后，中国福建、广东两省的居民，大批来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带去了中国的物质文明。现在，在新加坡总人口中，华人占了3/4，马来西亚华人也占人口总数的1/3。

　　对东方制度文明的影响

　　古代中国在制度文明方面，也是先进的，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文明，特别是中国唐代所确立的制度文明，包括官制、学制、法制、礼制、田制和税制，为周边国家主要是日本、朝鲜和越南所欣赏、羡慕、学习和模仿。中国制度文明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是中国文化对东方文明影响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对被影响国家的历史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

　　日本是最早较为全面地学习和模仿中国唐代制度文明的国家。日本大化革新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唐代的先进制度，确立适应当时日本封建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个方面的制度。这次革新从公元650年（大化元年）开始，到701年（大宝元年）颁布《大宝律令》才告完成。大化革新所确立的各项制度，明显地受到唐代法令、制度的巨大影。

　　在官制方向，日本在大化革新后所形成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中央设置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相当于唐朝的太师、太傅、太保；中央设有中务、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宫内八省，也采纳了唐朝的三省八部制而又有改进。此外，大纳言、弹正台、五卫府、国司、郡司等，都直接根据唐制移植到日本。地方官员如国司、郡司等，都由中央政府任命。

　　在教育制度方面，早在公元3世纪末，朝鲜半岛上百济国的汉学家王仁到日本，带去《论语》等著作，入日本宫廷为汉学教师，日本古代比较正规的宫廷教育由此兴起。但比较完整的学制，形成于大化革新时期。大中兄皇子即位（天智天皇）后，始设大学于京都，隶属于式部，入学者称博士学生；国有国学，隶属于国司。大学内设明经道和纪传道等课程，教育内容从汉文书籍如《礼记》、《春秋》、《左传）、《毛诗》、《周礼》、《周易》、《论语》、《文选》、《史记》、《汉书》等为主。平安时代（公元794——1192年）以后，汉文教育曾趋衰落，但在江户时期（公元1603——1868年），儒学特别是朱熹的理学，对日本教育仍有很大的影响。

　　日本中古时代的刑罚分笞、杖、徒、流、死五等，又有六议（议亲、故、贤、能、功、贵）八虐（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义）等，均由唐代的五刑、八议、十恶蜕化而来，不过较为简约。

　　大化革新所确立的田制与税制，也力效唐制，规定全国土地为天皇（国家）公地，实行班田收授法，受田者负担租庸调：租为田租，交纳稻米；庸为徭役，调为贡物，一般交纳绢布。

　　日本中古时代的礼制，也仿唐制。嵯峨天皇在公元818年下诏说，“朝会之礼，常服之制，拜跪之等，不分男女，一准唐仪。”

　　古代朝鲜的制度，也深受中国制度文明的影响。早在三国时期，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就开始学习中国的制度文化。公元6世纪，百济曾派人见梁武帝，请求梁朝派遣讲授《三礼》、《毛诗》的博士。唐时，这三个国家更加主动地学习唐朝的制度文化。公元648年，新罗女王真德派子文王、侄春秋来中国，“请改章服，从中国制。”来唐的朝鲜留学生也络绎不绝。仅在840年，新罗在唐学成回国的留学生就达105人。10世纪高丽统一朝鲜半岛后，在各方面都积极吸收中国唐、宋时代的制度。

　　在行政制度方面，新罗也仿效唐朝，实行中央集权制，朝官有宰相、侍中、司农卿、太府令等。高丽时期，确立了完整的中央集权制。中央机关的核心是三省，即内史门下省、尚书都省和三司，执行机关为六部，即吏部、兵部、户部、刑部、礼部、工部。地方行政为道、府、郡、县四级制，分别以按察使、府使、郡守、县令为各级地方官。这套中央集权的行政制度，几乎完全同于唐制。

　　在教育制度方面，公元4世纪时，高句丽就设太学，教贵族子弟学汉字和懦家经典。公元682年，新罗在首都设立国学。高丽王朝时期（公元918——1392年），儒学成为教育的基本内容，科举制度成为基本的教育制度。公元930年，太祖王建在西京创立学校，设立学博士，实施儒家教育。958年，王建采纳留居朝鲜的后周武胜军节度巡官双冀的建议，开科取士，施行科举制度。此后数百年，科举制度成为选拔人才官员的主要方式。992年，高丽又在首都开京设立最高学府国子监。1109年，又扩充国子监，设立7个专业。1392年李朝建立后，基本上承袭了高丽时的教育制度。

　　朝鲜封建社会的田制和税制，也深受唐朝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影响。公元722年，新罗对国家直接管辖的农民实行丁田制（以丁授田）和租庸调制。高丽立国后，竭力加强国家对全国土地的支配权，用法律固定下来，于926年起实行田柴科制度，对全部耕地和山林进行登记，统一规定了各级官员和其他吏员的收租权，也规定了授予每个服兵役者的府兵团为十五结（三十三步见方为一结）。

　　越南中古时代的许多制度，也是在中国的影响下形成的，而且，中国制度文明对中古越南的影响，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对日本、朝鲜的影响。这种情况，与越南北方地区在公元10世纪之前一直是中国封建王朝统治下的郡县，也不无关系。

我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国，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夏文献等等，无论提到哪一件中国的传统文化古籍都是让人羡慕无比的瑰宝。

当阿里达摩院利用数字化技术，在四川大学的文史专家们的牵线搭桥下。终于在汉典重光平台上回归了首批数字化的古籍，包含40余种宋元刻本、写本，共有20万页。让我们不禁看到了新的希望。

我国古籍流失最严重是主要原因是战乱。当时许多所谓的外国科考队趁着混乱的局势，肆无忌惮的盗挖、偷运、走私、贸易。导致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夏文献等众多古籍珍本纷纷流落海外。更有甚者连流落何方都无从得知。让国人为此感到心痛不已。

而在全球许多博物馆内都可以看见这些中国古籍的身影。让我国著名学者郑振铎曾经发出无奈的感慨：“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国家政府对这些流失海外的古籍也极其高度重视，但是在国际环境影响下，我国想要全部追回这些古籍原件的难度非常大。有很多时候也是凭着爱国人士的一腔热忱通过拍卖、捐赠等方式让古籍回家。

这些古籍都是我们五千年文明的历史见证，是我国发展的历史载体。对我们国家的历史发展研究提供了更详尽清楚的路径。为了避免这些古籍再次流失遭受毁坏。我国许多地方都成立了专门的古籍保护研究院，除了运用传统的修补技艺来修补受损的古籍外。还通过数字化这种科学技术让这些珍贵的古籍得到长久的保存。每一本能传承至今的古籍都是无数前人耗费心血或牺牲生命保留下来的，而我们必须更好的将这些传承给后世子孙们。

1900年，随着几声炮响，北京的最后一道防线——大沽口炮台，被八国联军摧毁，外敌再一次来到了北京的城墙下。

紧接着，八国联军便侵入了北京，打开了紫禁城的大门。

无数中国的奇珍异宝、文物古籍，都被这些侵略者劫掠一空，大量属于我国的宝物，流落到了海外。

时至今日，我国都在想办法收回，这些散落在外的文物。

不过世事无常，我们在想办法收回，属于自己国家流落的文物，有的人却会因为种种个人原因，将文物捐赠出去。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在晚年捐赠了，大量翁氏家藏的翁氏第六代继承人，翁万戈。

那么翁氏家藏，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份文物收藏，以至于翁万戈捐赠到国外，会在中国 社会 上引发一片骂声？他又为何要这么做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由爱国华侨转变为人人喊打的“卖国贼”的故事，来一探究竟。

提到“翁”这个姓氏，很多中国人都会想到那个知名的 历史 人物，“两代帝王之师”、晚清著名文臣之一的 翁同龢（hé） 。

的确，翁氏家藏就与这个晚清名臣，有着脱不开的关系。

事实上，如果不是翁家世代为官，普通人家怎么可能有机会，积攒出被誉为“清末九大藏书之一”的家藏呢？

翁氏家藏，缘起于 翁同龢 的父亲，翁心存。

翁心存一朝进士及第，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授读同治帝，一举便将翁氏一脉的命运，给彻底改写了。

翁氏的族人，开始有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更多的发展机会。

尤其是翁心存的几个孩子，在翁心存的悉心教导之下，翁同书、翁同爵、 翁同龢 三兄弟，都先后考上进士为官。

而兄弟几人继承的，不光是父亲翁心存念书的好头脑，还有喜欢收集古书、字画鉴赏的爱好。

翁心存和翁同书两人，皆耗费大量银钱，购买倒闭的书斋，购得大量藏书精品。这样大规模的购进，也让翁氏家藏的藏书数量，急剧增多。

翁心存离世前，将家中的收藏分成了两份，分别交给了 翁同龢 和翁同书兄弟俩继承。

翁同书一脉的继承十分顺畅，但是到 翁同龢 这里，就有些坎坷了。

他一生无子，在家族里选了哥哥翁同爵的儿子翁曾翰，作为自己的继承人。

原本是看中翁曾翰活泼 健康 的体魄，可没想到翁曾翰英年早逝，唯一的孩子也是体弱多病，不满一岁就夭折了。

翁同龢 一脉，再度面临绝嗣的危机。为此，他只能故技重施，采用过继的办法。

翁同龢 生前，很喜欢翁同书的后代 翁之憙 ，于是便选了他的一个孩子过继。

那个被选中，尚在襁褓的孩子，就是翁万戈。

翁万戈，名义上是 翁同龢 的后人，但实际上却是翁同书的曾孙。他和自己的亲生父亲 翁之憙 ，分别为 翁同龢 和翁同书，两脉藏书的继承人。

翁万戈，虽然获得了一笔天降之财，但是这对他来说却未必是一件好事。

作为继承人，他从小就要接受严苛的家族教育，熟读四书五经、文书典籍，要满足家族对继承人的高要求。

可是小小的翁万戈，却连见这些收藏的机会，都没有。

其一是因为翁万戈年纪太小，按照家族规定，他要年满三十岁才能有资格接手翁氏家藏。

其二是因为时局纷乱，翁氏后人为了保全家藏，一直都在转移家藏的位置，除了少数核心的族人，根本没人知道家藏的具体位置。

翁氏家藏，在 翁同龢 过世后，一共经历了两次大型转移。

一次是从北京的宅子，转移到了江苏常熟的老家，还有一次就是，从常熟转移到了，翁氏后人居住的天津。

在翁万戈长大之前，他的那一部分家藏，一直是由他的母亲胡氏，和他的父亲 翁之憙 看管。一同被放在一处的，还有翁同书那一脉的家藏。

1948年秋天，一个在国外旅居10年的男人，带着自己的妻女远渡重洋，回到了自己东方的故乡。

他的本意。是希望自己从没见过祖国的女儿。可以回来见见故乡。

同时，自己已经年满三十岁，家里早就来信让他回国一趟，接手一份家族遗产。

这个男人正是翁万戈，他因为躲避国内的战火和完成求学，一直漂流在海外。

翁万戈，从小就知道自己将会在30岁的时候，继承一份丰厚的收藏，所以在收到信之后，他立刻就启程回国了。

虽然知道自己的责任，就是好好保护家族的收藏，但是当翁万戈来到，家族在天津置办的藏书楼时，他还是被狠狠震惊到了。

眼前浩如烟海的收藏，还不是翁氏家藏的全部。他的亲生父亲 翁之憙 ，已经将他那一脉的收藏，转移离开了，剩下的才是眼前的这些。

小的时候，他在家族故地江苏常熟，接受传统中式教育。后来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

次年，也就是1938年，他为了躲避战乱去了美国。

那时的翁万戈，只带了2000美元便只身远渡重洋，也算他运气好，经人介绍考上了 以工程著称的 美国普渡大学，并获得该校机电工程硕士学位。

但是翁万戈在国内、国外四年的学习中，深感自己并不适合机电工程，于是毅然转行，改学艺术，并考取了威斯康辛大学美术系。

之后，他便一直留在美国，娶妻生子。

所以，这还是翁万戈第一次，亲眼看见自己继承的这些收藏。

翁万戈行走在书楼里，看着眼前那一份份，承载着时代岁月和 历史 文化积淀的古书字画。

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知道不管是出于 历史 传承，还是家族传承，自己都必须要保护好眼前的这些收藏，哪怕是赌上余下的人生。

但准备定居，并守护收藏的翁万戈，很快在天津就得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那就是辽沈战役即将打响，这里也即将陷入战火当中。

战火无情，哪怕是只有一颗炮弹，落在书楼附近，都会轻易毁了这些收藏。

翁万戈无奈，只得放弃定居的想法，立刻开始着手转移这些收藏。

起先，翁万戈想仿照家族中的先人，将收藏从北京转移到天津的行为，想要秘密把这批收藏，从天津运往上海。

于是，他带着妻女前往上海，希望能在上海，寻找到合适的地方，收藏这批文物典籍。

但他的想法，很快就被现实狠狠戳破了。

由于战争原因，国民党占领的区域，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翁万戈后来回忆说，当时上海虽然不是战区，但是也受到影响。

物价飞涨，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每日都有人拿着大额的钞票，去哄抢物资。

翁万戈也深受通货膨胀的苦楚，他在美国的积蓄逐渐被榨干，坚持到10月，一家人的生活已经难以为继。

万不得已之下，他也只能选择趁着还有机会，重返美国，而这些文物遗产，自然也跟着被全部带到了美国。

毕竟那个时候，翁氏家族的其他人，都已经自顾不暇。除了他们，翁万戈能将这些收藏，放心托付给谁呢？

1948年11月，翁万戈和自己的太太、女儿，搭乘美国的飞机，离开中国。

在离开上海之前，翁万戈托人将所有的家藏装箱。

为了应付美国人在海上的临检抽查，翁万戈只能忍痛放弃，那些容易引人注意的古董器物，只装些外国人看不懂的各类书籍和字画，以及一些中国的文房四宝。

那时的海上运输，远没有今天安全系数高，速度慢不说，还经常沉船。

但是翁万戈，此时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将一切都交给上天来决断。

他在心里向上天祈祷，如果老天愿意让翁氏家藏逃过此劫，他愿意用一生，来守护这些家族的宝物。

经过漫长的数月航行，1949年春天，翁万戈到达美国，并收到了所有的文物，基本都完好无损。

由此，翁万戈也开始了，自己长达数十年的守护任务。

而这部分的翁氏家藏，便一直流落海外，直到几十年后的1985年，才重新现世。

时代不断变化，翁氏族人面对 历史 的变迁，也不得不重新思考，守护家藏的方式。

1951年，自知已无力保护自己所继承的翁同书一脉藏品， 翁之憙 将自己拥有的五代收藏，分成五批，全部捐献给了北京博物馆。

而远在美国的翁万戈，还不知道这一切的发生。

他依旧秉承着翁氏过去低调、不显露的收藏路线，将自己的那一部分家藏，仔细地收藏了起来，连自己的妻女都不允许接触。

翁万戈再次去往国外后，就一直充当着中西文化的桥梁。

他利用自己从事摄影，**制作的工作，极力传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希望可以促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后来，翁万戈转战影视器材行业，认识了很多**制作商。

在一次商界朋友的聚会中，翁万戈结识了一位，名叫司徒慧敏的**艺术家，两个人成为了朋友。

后来没多久，司徒慧敏便回国发展，和翁万戈断了联系。

那个时候的两人，都不知道这段友谊，在日后还有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1978年，60岁的翁万戈退休。

之后数年，翁万戈就沉浸在，整理收藏和研究收藏里。

一直到1985年，一位美国教授找上了翁万戈，他得知翁万戈的手里，有很珍贵的中国古代书籍，于是就向翁万戈提出了，借用展览的要求。

翁万戈原本不准备答应，但是考虑到，那是一场多国都会参与的大型展览，如果出借书籍，或许可以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最终还是将收藏的十种宋代书籍，借了出去。

正是翁万戈的这一次出借，让消失已久的翁氏家藏，重新出现在了世人的眼前。

1985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善本书展”中，有翁氏藏书的出现。这一则消息，一传回国内，立刻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注意。

很多专家学者，纷纷联系有关部门，希望国家可以购买一些翁氏的书籍，不要让这些珍贵的国家文物，流落海外。

而负责这次接洽的不是别人，正是已经归国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司徒慧敏。

这一次的接触，让翁万戈被勾起了思乡之情，之后他每年都要回国一次。

每一次，翁万戈都会去往不同的省份和城市，似乎是要把自己过去几十年，没看到的故国，全部重新看一遍，好弥补自己的遗憾。

在游览期间，很少有人能发现，翁万戈的华侨身份。

因为翁万戈虽然年过半百，离开中国几十年，但他的中国话却一点都不生疏，而且从来不会混洋腔。

兴致来了，还能说几句上海话，他把自己的根，扎在中国这片广袤土地上。

1990年，翁万戈将自己继承的翁氏祖宅，捐赠给了故乡常熟，也就是现在的 翁同龢 纪念馆。

2000年，经过多方商谈，翁万戈与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达成合作，转让自己的部分藏书。

就像当初，他将收藏悄无声息的带走一样，翁万戈和妻子，这次也悄无声息的，带着542册古书，又回到了中国。

这批翁氏藏书，顺利转让给上海图书馆。

翁万戈的古书一拿出来，很多专家都忍不住感叹，这是目前保存的最重要、最完整的中国古籍善本。被誉为“海外文物文献分量最重的一份藏书”。

可见，翁万戈在保存书籍上，下了多少的功夫。

一句“ 我为家藏而活，而家藏也成为了我的人生。 ” 道尽了他对家藏毕生的守护，也是一个收藏世家继承人，所背负的传承使命。

他戏称，自己对这些收藏，比对自己孩子还细心。这些年的整理，几乎把自己，都锻炼成了文物保护专家。

后来上海图书馆，以协商转让的方式，购入了这一批翁氏藏书，共斥资450万美元。

那时人们对这件事情颇有微词的地方在于，相比较那些捐赠的慈善家，翁万戈是采取拍卖的方式。

这不免让人觉得，他是有借自家的藏书来牟利的心思，是打着爱国的名号，行圈钱之事。

尤其是对比，翁万戈的亲生父亲 翁之憙 的做法，翁万戈的行为，不免显得有些小家子气。

不过，大部分人还是非常理智的，认为这批藏品，是属于翁家先祖积攒下来的。

翁之憙 愿意无偿捐，是人家愿意，我们不能强逼着翁万戈，也无偿捐赠啊。所以在这个时间段，人们对于翁万戈的看法，仍然是保持着正面态度。

2008年，翁万戈曾带着一批收藏，来到中国开办了展览。这也是中国人民，第一次亲眼看见，《长江万里图》这件稀世珍宝。

这是 翁同龢 生前最喜欢的藏品，为了得到这幅画，翁同龢甚至不惜花重金，挪用买房款。

国家一直想要收购这件藏品，但是翁万戈一直没有同意。对于这幅和翁家，关系匪浅的画作，翁万戈一直难以割舍。

后续的几年里，翁万戈一直在陆陆续续的向中国捐赠，一些翁氏家藏。

2010年，北京大学收到了，翁万戈捐赠的吴斌《勺园祓禊图》。

2015年12月, 上海图书馆收到了，翁万戈捐赠的包括 47册《翁同龢日记》在内的珍贵翁氏文献。

2016年，当初留在常熟的一部分翁氏藏书，被翁万戈的子侄，全数捐给了图书馆、博物馆。

南京图书馆得了7000余册，常熟图书馆1712册，部分极具 历史 价值的被收入了常熟博物馆。例如《皇家兵制考》和《笏斋日记》手稿等。

2018年，已经100岁的翁万戈，进行了人生中，最后的两次捐赠。

一次，是将明代沈周《临戴文进谢安东山图》轴，和清代王原祁《杜甫诗意图》轴，两件巨幅绘画珍品，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

这一次的捐赠，翁万戈赢得了，国内媒体的一片赞誉之声。

可另一次捐赠，不但让这些赞誉烟消云散，同时还为他带去了极大的争议。

就在翁万戈结束了对中国的捐赠之后，同年 7月28日 ，他又 于自己百岁诞辰当天宣布， 将共计183 件书画藏品，无偿捐赠给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这样的捐赠，无疑在我国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绝大多数的国人，都无法理解翁万戈的行为。

他们认为，作为经历过战火、经历过山河破碎的人，怎么会将中国的宝贝，交给外国人？

要知道，美国的博物馆里面，陈列的过去有关中国的 历史 文物，都是他们从中国这里抢来的，代表的都是中国曾经屈辱的 历史 。

当时，翁万戈的这一行为，被愤怒人们定义为“卖国”。

网上声讨他的声音也是不绝于耳，认为翁万戈数典忘祖，不配做支持戊戌变法的 翁同龢 后代。

虽然翁万戈解释，是因为他希望这些收藏，可以获得更好的保护。

但这份解释，无疑是更加激怒了网友，认为翁万戈是在内涵国内的博物馆，不如外国的博物馆，是在给自己的无耻行为找借口。

捐献文物给美国博物馆，这件事情的确是翁万戈做的不好，他没有体谅中国群众的家国情怀，没考虑 历史 因素。

但是对于翁万戈本人，我们应该以更理性的态度，去评价。

首先翁氏家藏，在中国文物古籍收藏史上，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

翁万戈在时局动荡、战火硝烟中，拼尽全力将这批收藏保存完好。

这本身，就是对中国古籍收藏的一个巨大贡献。没有他，就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那部分 历史 古籍和书画收藏。

其次，翁万戈在国内，也捐赠了许多的古籍，回馈了 社会 。

虽然，他没有做到像他的亲生父亲那样，完全出于家国大义和保护收藏的无私想法全部捐献。

但说他数典忘祖、“卖国”，委实有些难听和偏颇。

其实纵观翁万戈的一生，他是很矛盾的。

自小被过继，虽然是出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可是到他一百岁的时候，他人生中绝大多数时间，其实都是在美国度过的。

他有美国绿卡，他的子女后代，也都在美国学习生活，你很难说他究竟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即便他有家国情怀，不忘自己的故乡，他也必须要为自己的家庭做考虑，为孩子考虑。

我们不难发现，翁万戈这一次的捐赠，对于波士顿博物馆来讲，价值是十分巨大的。

他的子女，可以通过这一次的捐赠，在波士顿博物馆获得工作，还可以打开一条，走进美国上流 社会 的道路。

对于翁万戈这一次的捐赠，我看到的更多是，一个年迈的父亲，在竭尽全力为自己子女规划未来。

为此，他不惜牺牲自己多年以来，在中国累积的名声和自己的晚节。

在中国 历史 上，外籍华人回馈祖国捐赠文物的事件，比比皆是。

很多爱国的收藏家，也都愿意将自己有价值的收藏，捐献给国家。

他们不一定都是名人，而且大都一直默默捐赠，从不求回报。

比如23岁继承遗产的爱国华侨赵泰来，他花费20年的时间，将自己继承到的6万余件文物，全部捐赠给了国家。

而他也因此，在2008年，获得中国首届文化遗产保护“十大年度杰出人物”。

可是，我们不能强求每一个拥有文物的人，都这样无私的奉献。

翁万戈并不是不爱国，从他过往的种种行为，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自己的祖国有着深沉的感情。

只是家国情怀，最终没有抵过自己内心，对孩子未来的担忧。

逝者已矣，翁万戈先生已于2020年 12月9日，在家 辞世，享年102岁。

翁家家藏的传奇故事，也伴随着他的离逝，一起离开了时代的舞台。

翁万戈的一生，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

他继承了人人羡慕的翁氏家藏，同时也背负上了保护它的使命，决不能让家藏被损毁。

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家藏是属于翁万戈的，同时也是属于国家的。

翁万戈作为主人很清楚这些文物身上附加的意义，所以这些文物的归属只有两个，要么继续在翁家传承下去，要么就要回归祖国。

而翁万戈一直以来也是这么打算的，在自己100岁之前，他一直在陆续捐赠翁家家藏。

只是人老了之后难免会心软，相比较遥远的祖国，他更加看重自己的孩子。他担心自己的孩子的未来，也舍不得自己守了一辈子的收藏，离开自己太远。

一时的糊涂，便是晚节不保。

虽然翁万戈的行为，让他的子女享受到了实在的好处，但是通过出卖自己家族收藏的国家宝物，来交换这一切，也还是让人难以接受。

只希望后人能引以为鉴，再遇到这样的事情时，可以多考虑国家大义，而非个人私利。

美国的文化价值观主要是通过三种途径对中国产生影响的。

一是文化产业的渗透；

二是利用网络文化上的垄断地位；

三是在中国网罗大批青年人才，培植西方代言人。

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西方国家不同，社会转型期青少年存在文化认同上的缺失，这些内在因素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化会非常容易受到影响。

玄学起源于道家，是指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以《老子》为核心的哲学思潮，在现代泛指一切研究不可知本体的学说，一切不可知的，不可思议的，科学都不能解释的似乎都属于玄学的范围。那么·玄学对欧美国家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就像中国人对星座的热爱，玄学对欧美来说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比如说俄罗斯人，对风水已经接近·痴迷的程度了。日本的书店都会有关于风水的书籍，包括风水的摆件也很受欢迎，很多人在办大事前都会来中国买一些物品，他们认为家里摆上一些吉祥物，会带来好运。

在德国有上百家风水协会，甚至正在1996年还专门举办了国际风水论坛。有来自不同领域的工作者组成，他们对风水深信不疑，并且在生活中也格外注意。

在美国，很多大学都会开设易经风水等专业课，至少拥有二十所风水专业学校，会有不计其数的听众旁听，被越来越多人认可，已经成为一种主流。除此之外，在法国、英国、东南亚等国家都有很大的影响，越来越受欢迎。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往往不限于概括具体的审美对象或者审美过程的某种特点，而是同古代思想家对整个宇宙的看法密切相关，因为往往包含有形而上的含义。如果脱离古代思想家的宇宙观，这些审美范畴就会失去深刻的、丰富的内涵，变成一个空壳。

中国的传统美学观念，从先秦开始萌芽，在魏晋至明长足发展，在清得到总结，其中一脉相承，中国人的传统美学观众，审美客体、审美关照，须体现宇宙的本体——“道”和生命——“气”，只有这样才被认为有生命力。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中国古典美学关于审美客体、审美观照及其艺术生命行程了一系列特殊的看法。美学家认为，审美客体并不是孤立的、有限的“象”——形象，“象”必须体现“道”，体现“气”，才能成为审美对象。

审美观照也不是对有限的孤立的“象”的观照，而需要进入到对“道”的观照。这就是老子所谓的“涤除玄鉴”——把观照“道”作为认识的最高目的；要求人们排除主观成见，保持内心的虚静——人只有保持虚静的状态，才能观照宇宙万物的变化及其本源。

可见审美的实质不是把握物象的形式美，而是把握事物的本体和生命。大象无形；取之象外；境生于象外……都是表达这个突破“象”（具象、形象）的含义。基于这一点，我们看到，中国古典美学认为，艺术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必须表现宇宙的本体和生命（“道”“气”），只有这样艺术作品本身才有生命力。魏晋南北朝美学家提出的“气韵生动”的命题，就是这一思想的概括。“气韵生动”也成了几千年来中国绘画、雕塑的最高美学法则。

有人研究美学史就专门到古籍中寻找“美”这个字，其实，在中国古典美学体系中，“妙”这个字也是很重要的美学范畴，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比“美”更重要。魏晋以后，人们往往用“妙”字或派生出的“微妙”“神妙”等概念来评价作品。书画中“神”“妙”“能”三品，后又增加“逸”品，却没有“美”这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