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的历史传承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4浏览:7收藏

古籍的历史传承,第1张

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中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传情况: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它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19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在各种收藏门类中,古书是最早的收藏品之一。那么古书收藏的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的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的知识

 按照图书所有者性质的不同,中国历史上藏书系统可分为四类:官藏(即国家藏书)、私藏(即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和寺院藏书。

 有确切记载的我国的国家藏书起于周朝,著名的思想家李耳(即老子)是已知最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当时馆长称为“守藏室之史”。到了秦代,国家藏书处称为“石室”。汉代初年,广征图书,并设立六处公藏图书处,即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和秘室。三国魏国设有秘书、中、外三阁国家藏书处,晋沿魏制,国家收藏图书归兰台和秘书两处。到隋唐两宋,国家藏书更加丰富,但却因朝代的更叠或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使国家藏书受损。到元代,先崇道贬佛,后崇佛贬道,将《道藏》大统《玄都宝藏》连书带版全部焚毁,以至今日,元《玄都宝藏》只有一二页残片留于世间。明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一个兴盛时期,不只国家藏书,而分封的各藩王也大多喜藏书、刻书,从属性上讲,藩王藏书也是介于官藏与私藏之间的一种藏书形式。到了清代,才是中国藏书——不论公藏、私藏——的黄金时代,其藏书规模及其藏书研究都远胜于列代。

 书有水、火、兵、虫“四厄”。随着时代的发展,越古的书收藏难度越大,故善本的范畴也随之后延。清末藏书家叶德辉说:“南宋人重北宋本,元明人重宋本,国朝收藏家并重元明本。”从而说明了历代藏书的范畴。

 在中唐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初,主要用于印刷佛经、字书和历书等。到北宋,印刷书才逐步取代抄本、写本而成为书之主流,于是隋唐五代及其之前的写本就成为宋人眼中的古书了。但宋初距今已逾千年,宋之前的古本流传至今已近绝迹。上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才使得今人可以得见晋唐之珍籍,这些珍本今日仍有机会收藏到,有实力的朋友,当然应当买这些遗珍。

 至明代中叶,宋版书就已经是清中藏书家追求之物了,虽然宋代刻书达数万种,但到这时就稀见难得了。由于宋人刻书态度严肃,刊刻和印刷水平均很精良,所用纸墨也十分考究,再加上文化气息浓厚,自然成了明代藏书家珍藏之物。当时官府藏书也大增,明正统六年,杨士奇查勘文渊阁藏书,编出《文渊阁书目》,著录了图书43200余册,7000余种。可惜政府藏书疏于管理,到万历三十三年再查文渊阁藏书时已十不存一了,再加上明末战争,这些藏书基本上全部毁失了。

 私人藏书在明代大为兴盛,明开国之初分封藩王,他们由于不掌兵权,再加上皇帝赏赐大量宋元留下的善本,故多位藩王热心于藏书活动,如周王朱和宁王朱权都珍藏有大量珍籍秘本,尤其朱五世孙朱睦桔收购了山东章丘李开先的藏书,在开封筑万卷堂,成为皇族中最有名的藏书家。

 明代有名的藏书家有数百人,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也有十余家,尤其私家藏书楼的兴起,使得私家藏书更加规范化,著名的有宋濂的青萝山房,藏书8万卷以上,叶盛的竹堂,以藏有抄本著称,藏书22700卷。叶氏尤其著名的是他的一方藏书章,章文是: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借非其人,亦不孝。范钦的天一阁,在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于家乡鄞县建天一阁藏书楼,藏书7万余卷。天一阁至今保存完好,为我国保存至今最古老的藏书楼。明代其它著名的还有胡应麟的二酉山房,祁承邺的澹生堂、毛晋的汲古阁、钱谦益的绛云楼等。

 清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鼎盛时期,无论公藏私藏都发展到了顶峰。清初皇帝对文化事业十分重视,除翰林院、国子监有大量藏书外,内府也分别珍藏了大量典籍,如皇史收藏本朝实录、玉牒与《大清会典》;昭仁殿专收宋、金、辽、元、明的善本;武英殿所刻之殿版书均存于此。尤其为后世藏书家所追求的是“天禄琳琅”藏书。天禄琳琅是乾隆皇帝的藏书处,专藏宋元明珍籍善本,到民国年间,这些书被宣统挟带出宫,有些流散到民间。这些书在宫中都进行了重新装潢,五色织锦封面,宣绫包角,尤其一望便知是天禄琳琅之物的特殊处,因其在每册书的封面和封底衬页上都钤上“古稀天子之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天禄琳琅”、“天禄继鉴”等五方玉玺,称之为“乾隆五玺”。天禄琳琅之书大部分都存在故宫、国家图书馆和台湾图书馆,留在民间的已如星凤,藏书家见之自当珍惜机会。

 清代的私家藏书更是藏书史上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几百位藏书大家,如吴骞、孙星衍、汪宪、汪启淑、鲍廷博、卢文、朱彝尊、卢址、徐乾学等。尤其著名的大藏书家黄丕烈,他的藏书观点开一代风气之先,经他手批跋之书成为后世藏书家追捧之物。

 清代四大藏书楼的出现,尤其是其藏书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

 民国藏书无论从藏书方式还是藏书理念,都是清代的余续,也产生了多位大藏书家,如傅增湘、陶湘、李盛铎、周叔等,他们仍然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来藏书,但是他们在藏书的分类方式上有许多新观点,可供今日藏书者借鉴。有兴趣深入探求藏书真谛的书友,可读一些他们所著的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方面的专著。

 古今善本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学术思潮,随着时代的变迁,善本书的范畴也在发生着变化。从西汉到清末,中国总计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这期间,总计出版了181755部各类书籍,合2367146卷。这些典籍历经各种磨难,留传至今约有不足8万部。又由于历代的翻刻和改刻,又产生出不同的版本,而只有在内容、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皆佳的善本才极具收藏价值。所以首先搞清楚哪些是善本,才是藏书选择的关键。

 朱弁在《曲消旧闻》中写道:“宋次道家藏书,皆校雠三五遍,世之藏书,以次道家为善本。”叶梦得《石林燕语》:“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从以上可以看出,宋人认为精加校雠的书籍就是善本。明代和清代中前期,基本延续宋之善本标准。清末张之洞从读书角度谈出自己的善本观:“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道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缺之本也。善本三义有三:一曰足本(无缺卷、未删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旧本(旧刻、旧抄)。”当时的旧刻、旧抄指的是明嘉靖前的刻本及明蓝格抄本。

 建国以后,国家组织专家编撰《全国善本书总目》,制定了《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收录标准和范围》,将善本标准归纳为“三性九条”。虽然有些专家对此有不同看法,但对藏书者来说,这种规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录全文如下:凡是在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三方面,或其中某一方面具有特殊价值的,应是善本。具体是:1、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2、明刻本和明抄本;3、清代乾隆及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刻印的图书;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件,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7、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抄本;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9、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的)。

清版古书收藏的知识

 传统意义上的藏书以收藏善本古籍为宗旨,善本的概念因不同时期或者不同的取舍而有所区别,但基本上仍是指刊刻精美、流传较少、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高等几个方面,但同时善本古籍的市场价格也随之升高,因此追求善本古籍的收藏不但要求有较高的鉴别水平,还需要相当的经济条件。除善本以外,藏书界还将流传较广、年代较晚或者存世量较大的古籍习惯上称为“通行本”。通行本这一称谓的历史也很悠久,大概有了善本一词以后就相应而生了。不同的时代对通行本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明清时期的通行本,今日已成为了善本。近代的藏书界将清代乾隆朝以后刊刻的一些书籍,包括清末的局本,统称“通行本”,这一概念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通行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据清末张之洞的说法,当属于善本求之难得,退而求其次。实际上清代中期以后有很多藏书家,将私藏宋元秘本翻刻成书,又称覆刻本或者影刻本。这其中相当多的书籍不但内容十分重要,且形式上也保存了宋、元善本的不少风貌,只是生产年代较晚,流传广泛,历来是“通行本”中引人注目的内容。其中如黄丕烈刻宋严州本《仪礼郑注》、翁方纲翻刻本《淳熙隶韵》、阮元影刻《古烈女传》、嘉业堂刻本《史记》等,一直为藏书家所珍爱。清代的翻刻本,目前市场价格大约二三百元一册,价格适中,很有收藏潜力。目前有些拍卖行中经常推出此类拍本,似当引起重视。

 清代中期以后,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逐渐向中国传播,其中西方宗教作品通过传教士途径得以输入。在上海土内湾一带(即今日的徐家汇),开始使用德国海德堡的石印技术,最初是用于印刷宗教宣传品,后为上海点石斋等书肆用来印刷《康熙字典》、《紫光阁英雄谱》等。石印技术是采用近代的油水分离法原理形成的一种新的印刷方法,不仅印刷周期短、生产效率快,而且有的由于采用照相制版,印刷成品也很逼真,且价格低廉,深受当时学人推崇,很快得以风行。清末刊行的石印书籍,大部分采用手工纸,单面印刷,为了降低成本,往往开本很少。这类书中如《点石斋画报》、《芥子园画谱》等印制精美,艺术价值并不低。值得一说的还有清末曾用石印技术印刷过一批开本较小的微型书籍,如《四书备旨》、《五经》等,大不盈寸,可握于掌中,十分有趣。晚清的石印书由于产量大,且历来为藏书家所不取,至今价格仍然很低,不过二三十元一册。但其中有些使用了很白很细的宣纸印刷。制作精良,有些内容也很有参考价值,加之此种石印技术今日也基本废而不用,估计此类书籍今后升值空间乐观,一般初入藏界的书友,不妨从此入手。

 清代刊刻发行的古籍存量非常大,但究其主旨,主要是官刻本、私刻本和书坊刻本三大范围。坊间刻本是民间书坊业的出版物,此类作品由于刊刻者的水平不一,因此同为坊刻但情况差异很大。由于坊间书业大部分以逐利为目的,所刻书籍一般粗糙者较多,且彼此翻刻、校对不精,因此历来不为藏书界所重。但坊刻本中也有一些上乘之作,如南京、苏州等地有些书坊,工匠水平较高,其中如苏州江氏又曾于清晚期开设文学山房,用木活字排印书籍,被称为清季活字版收山之作。又如天津文美斋于宣统时曾刻有《文美斋诗笺谱》,套色丰富,刀法精妙,是为清代版画的终结之作。

 官刻本是封建朝廷的地方官署出版物,其中殿版自不必说。以地方官署而言,由于行政设置不同,又有府、州、县各衙门的不同,清代中期以前,地方官署刻本,常注有“本衙藏版”的特别说明,此表示其地位的特殊。此类刻本多为“官箴”或者“则例”、“章程”三类,内容主要是涉及地方行政、居官心得和地方制度。但由于各地物料不同,组织各异,作为研究清代地方出版历史,颇具文献价值。关于清代晚期的“局本”,其中就有官方组织的,当属官刻本的延续,乃由清朝地方官吏,冀图振兴经义,讲求国文传统,访求造书,详加精校,刊刻成书以为惠取士林。此种官书在清末仍有数十家,在清代的出版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另外还有一些“书局”,则为地方新兴出版机构,有些介之于官民之间,有些全系民间出版机构,如北京的开智书局、四川的锦江书局、上海的同文书局等等,这类书局,实际上已经取代了传统的书坊,成为了中国近代新兴出版业的前身。由于书局的情况复杂,对“局本”的评价历来也很有区别,但目前市场“局本”书籍价格仅为每册二二百元,加之其中有很多是内容详实、校勘精到之作,初入藏界的书友如果对此“局本”多有留意,或者会有不少收获。

 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兴起,清代政府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这一时期,各地翻译引进了大批的西方政治、法律、科学、文化作品。最初由北京同文馆发端,由西洋传教士主持,中方人士协助,由官方组织出版了大量的国际法学作品,如美国传教士丁冠西翻译的《万国公法》、《公法会通》等,此后上海的制造局,在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持下翻译了《法律医学》、《化学鉴原》、《英国水师章程》等等。此后外国政治、法律和科技书籍的翻译出版形成一种热潮,举国上下纷纷效仿。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严复主持翻译的《法意》、张相文翻译的《契约论》等。甚至还出现了林琴南翻译的《黑奴吁天录》等一批文学作品。这期间大量的西方近代科技书籍被介绍到中国。在所谓“格致救国”的口号下,北京和上海还陆续出版了一些以宣传西学为宗旨的杂志,其中以在北京出版的《中西闻见录》和上海格致书局出版的《格致汇编》最有影响。这类书籍不但宣传了西方的科学与文化,而且印刷制作也有很多更新之举,其中有以传统技术雕版印刷的,也有采用石印技术印刷的,甚至还出现了铅活字排印和铜版插图技术。但可惜这些出版物印刷量一般不多,而且又因其具有较高的文献研究价值,百年以来,被各种公私图书馆网罗了大半,但近来市场上也偶可见到,其价格也在二三百元左右,但往往一露面即为藏界必得之书,可见识货者颇多矣。

 除了通行本之外,还有一些地方的书坊、刻字店、学校、寺庙甚至私人还刻印了大量的学生识字、讲评经义、唱本小曲和一些阴阳数术及劝善公德之类的书籍。有人将此统称为“俗本”,此类书籍内容俗败,刊刻粗糙,收藏价值不大,目前在各地旧货市场上,经常可以见到此类“俗本”,往往已经无数淘选,几成书渣。对于这种“俗本”,初涉收藏的可选来作为“样品”,但随着藏书经验的丰富,对“俗本”的认知也会逐渐改变。

目前市场上出售古籍书,较为盛行,但唐、宋、元、明等朝代的古籍书已是凤毛麟角,难以见到,故大多数均为清代或者民国时期的书籍。

对于如何鉴别清代版本古籍书的问题,根据笔者多年来的一些实践体会,有如下几点以供参考。 对清代书籍的版别要有所认识,其大致可分内府刻本、官刻本、私刻本、坊刻本等四大类别。内府刻本主要指武英殿刻本;官刻本主要指各省、府、州、县学校、书院刻本;私刻本主要指私人刻书;坊刻本指书坊刻本,如苏州扫叶山房,扬州文官堂、宁波群玉山房,安徽屯溪茹古堂、金陵奎璧斋等等。 对清代书籍的特征要有所掌握清初刻本多有明代遗风,字形长方、横细竖粗。如顺治刻本《甲申集》、《梅村集》。康熙以后多为硬体字和软体字。硬体字即仿宋体;软体字即写体,如《板桥集》、《绿窗遗稿》、《杨太后诗》等。 对清代书籍的纸张要有所了解。其多为开化纸、棉纸、黄榜纸、毛边纸、毛太纸等,颜色呈暗黄,纸质柔软耐久。 对清代书籍的版式要有所辨别。一般多为左右双边,也有四周双边、单边。多白口、少黑口,装帧大多为线装。 总之,对清代版本书籍的鉴定方法除上述几方面外,还应注意书的作者及成书年代是否相符,也是鉴定清代古籍书是否属真本或仿本的重要一环。

《辞典》:银箔出处《本草蒙筌》拼音名YínBó别名银薄(《药性论》)。来源为用自然银锤成的纸状薄片。原形态自然银,又名:生银(《开宝本草》)。等轴晶系。晶体呈八面体或六方晶体,惟不多见。通常多成粒状、块状、鳞片状,有时亦成网状、丝状及树枝状等产出。颜色银白,表面常变为棕红黑或灰黑色。条痕银白色,或光亮之铅灰色。光泽金属状。不透明。断口锯齿状。硬度25~3。比重101~111。富延展性。有良好的传热及导电性。银在空气中不受氧化,然遇臭氧则生氧化银之薄层;易受硫化氢作用而变成黑色硫化银;不溶于盐酸,能溶于硝酸及热硫酸而生硝酸银及硫酸银。产于热液矿脉内。矿脉氧化带也有存在。性味《海药本草》:"大寒,无毒。"归经入心、肝经。①《雷公炮制药性解》:"入心、肺二经。"②《本草汇言》:"入手少阴、足厥阴经。"功能主治安神,镇惊。治惊痫,癫狂,心悸恍惚,夜不安寐。①《药性论》:"主定志,去惊痫、小儿癫疾狂走之病。"②《海药本草》:"主坚筋骨,镇心明目,风热癫疾,并入薄于丸、散服之。"③《本草蒙筌》:"除谵语恍惚不睡,止热狂惊悸发痫,定志养神,镇心明目,安五藏,并用服之,功胜紫雪。"④《本草述》:"主治与金箔不远,同能平肝。"⑤《本草再新》:"舒肝气,定心志,滋肾水,行经络,利关节,破积消疽,治小儿惊痫、痘疮诸毒。"用法用量内服:入丸、散。一般多作丸药挂衣。附方①治心虚惊悸,或因忧虑神气不安:茯神(去木)、人参、甘草(炙,锉)、龙齿各一两半,升麻、枳壳(去瓤、麸炒)各一两,银薄二百片,麦门冬(去心,焙)二两。上八味捣罗为末,炼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五至二十丸,米饮下,早晚食后服。(《圣济总录》镇心丸)②

详见百科词条:银箔 [ 最后修订于2009/12/8 1:08:41 共909字 ] 以下结果自动匹配而成,不排除出现与主题不相关的内容,请自行区分。

“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1)知识信息; (2)著作方式;

(3)文字;

(4)物质载体;

(5)文字制作技术;

(6)装订形式。

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著名书史学家钱存训指出:书籍的起源,当追溯到竹简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 学术观点: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彭令先生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说,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应视为珍本;珍本与善本的核心价值都是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为基础,文物价值主要是在确定古籍的真赝、年代、版本的基础上得出的,艺术价值对于古籍来说是形式。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高的古籍,无疑是善本;有时候,对于某种价值特别突出的古籍,也应视为善本。 中国古籍传统的分类法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四部下再细分为四十四类:

经部,以儒家经典及其释作为主,例如《御笔诗经图》,也收录古乐、文字方面的书籍。

史部,主要收录各种体裁的史书,另纳入地理、政书及目录类图书。

子部的范围比较广,诸子百家、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军事、艺术、宗教、占卜、堪舆、命算、笔记、小说、类书等,皆入子部。 集部,则录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著作;个人著作称“别集”,集体创作称“总集”(例如:《六家文选》)。 中国印刷术的演变:

雕版印刷发端于唐代,宋代以后成为传统中国图书制作生产重要方式。较早的雕版,一次只能印出一种颜色,称为“单印”;若将规格完全一样的几块版面,分别在不同的部位着上不同的颜色,重复迭印,就可产生二色、三色、四色,甚至五色的效果,称为“套印”;以套印技巧印制的书,就称为“套印本”,是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彩色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是用铜铸或木造成一个个独立的字体,再拼成版面印刷(图4《御制数理精蕴》),乾隆皇帝将宫中以木活字印刷的书称为“聚珍版”。石板印刷是西洋技术,在清末传入中国,因有快速、价廉的优点,很快地通行起来。 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特定的名称。

1.书衣:俗称书皮,也称封皮。(修复技术规范228)是为保护书而在书的前后加的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2.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修复技术规范229)

3.书叶:按文稿顺序排列的书写、印制的单张纸叶。(修复技术规范29)

4.封面:位于护叶之后、所有书叶之前。常镌刻书名、作者、刊刻时间及地点等项内容。(修复技术规范218)

5.护叶:也称副叶,用以保护书芯或连接书衣。(修复技术规范219)一般是一张空白纸。在书名叶或前或后。

6.书芯:指书衣以内或未上书皮以前已订在一起的书册。(修复技术规范220)

7.书脑:书芯订捻、缝线以右的部分。(修复技术规范224)即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

8.书背:又称书脊,与书口相对,上下封皮相隔或连接的部分,相当于书籍的厚薄度。(修复技术规范225)即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所以称书脊。

9.书头:书籍上端切口处。修复技术规范221)又称为书首。

10.书根:(修复技术规范222用的术语叫“书脚”,解释为:书籍下端切口处,亦称书根。)有些古籍在书根上有书名、卷数、册数,但书根上这些题名不一定准确,有些是刻板时印上,有些是藏书者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护而写上去的,多半是简名。 11.书角:天头和地脚右端。(修复技术规范227)

古籍,是指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图书在古代称作典籍,也叫文献,兼有文书、档案、书籍三重意义。随着时间的进展,将记事类文件加以编排,供人阅读,并达到传播知识经验的目的,便形成了一部图书,图书的内容日益增多,载体趋向多元,制作技术不断改进,为了方便阅读,产生了“简册”、“卷轴”、“册页”、“线装书”等不同的装帧样式。

“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 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1知识信息;

2著作方式;

3文字;

4物质载体;

5文字制作技术;

6装订形式。

中国古籍传统的分类法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四部下再细分为四十四类。

线装本各部名称线装本是古籍中最普遍的装订形式,约兴于明朝中叶,到了清朝更是风行,一直沿用到现在。其各部名称分为:书口、天头书脑、书背、书根、包角、书签、书套等。书口:书叶的正中折缝入;天头:指书叶上端(上栏以外的部分)的空白处;地脚:指书叶下端(下栏以外的部分)的空白处;书脑:指一本书册穿孔订线右侧的空白处;书背:指订线处右端顶头(即书脊);书根:指书册最下端顶头部分;包角:书册的右侧,上下两隅,称为“书角”。比较珍贵的书,在装时常以湖色或蓝色的绫子将书角包起,叫做“包角”。书签:是书衣上所粘贴的纸签,也有用丝织品的,用以题写书名。书套:用草板纸(俗称马粪纸)为里,外敷以布(多用蓝布),围裹全书的前后左右四面而露其上下两端者,谓之“书套”。另有围裹四面折叠四边的,名“四合套”。还有在开函处挖做云形环式的,叫“云字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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