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雅》是我国第一部按义类编排的综合性辞书，是疏通包括五经在内的上古文献中词语古文的重要工具书。

《尔雅》是辞书类文学作品，最早收录于《汉书·艺文志》，但未载作者姓名。作品中收集了比较丰富的古汉语词汇。它不仅是辞书之祖，还是典籍—经，被列入《十三经》中，是汉族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

“尔”是“近”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在这里专指“雅言”，即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都合乎规范的标准语。“尔雅”的意思是接近、符合雅言，即以雅正之言解释古汉语词、方言词，使之近于规范。

历史定位

在历史上，《尔雅》备受推崇，这是由于《尔雅》汇总、解释了先秦古籍中的许多古词古义，成为儒生们读经、通经的重要工具书。学习《尔雅》可以“博物不惑”，多识鸟兽草木虫鱼之名，增长各种知识。

在汉代《尔雅》就被视为儒家经典。唐文宗开成年间刻开成石经时，列入经部。到宋代被列为十三经之一。事实上，《尔雅》并不是经，也不是某一部经书的附庸，它是一本独立的词典。人们借助于这部词典的帮助，可以阅读古籍，进行古代词汇的研究。可以了解古代社会，增长各种知识。

—《尔雅》

    中国古籍是中国上千年历史产生的文化，当然值得我们去阅读了，不只是读，更要好好的读。

      虽然看不懂古书，但至少在一个信息开放自由的环境中，能够接触到传统皮毛，也能被深深吸引，从而挖掘更深的内涵。近代的白话文大师，都是读古书长大的，胡适鲁迅如此，钱钟书、沈从文、朱自清、徐志摩都是如此。不仅如此，中国人在世界科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科学家，也都是读古书长大的，中国人能够获得诺贝尔奖金的人，几乎都是读古书长大的!

       希望热爱我们民族的广大汉族同胞，好好深入了解读经教育是什么，不是因为我们要继承中国的文化而要读经，而是为了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立足在世界上，为了重现祖先创造的辉煌，为了我们重新成为一个有智慧的民族，为了我们的国家再出现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艺术家、文学家乃至于科学家！

       我们要救我们的民族，从自己做起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好好培养自己的下一代，教育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要让年轻的一代人学习中国古籍，知道中国历史，为我国发展做贡献。

秦朝避讳举措有哪些介绍如下：

第一种是改字法

改字，顾名思义，就是对君王和他所要求尊敬者的名改用其它的字来代替。这种方法是古代避讳最为常用的方法，也正是由于这中避讳方法的盛行，使我们阅读古籍的时候产生了很大的障碍，有很多古籍中出现的人名、地名都要分辨哪个是什么时候改的，什么时候又改了回去。

秦始皇名“政”，为了避秦始皇的讳，当时的“正月”都会改为“端月”，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发掘的秦简之中，有一批叫《语书》的竹简，其中凡是遇到“正”字，都会写成“端”字。这显然也是为了避讳秦始皇，可见在秦朝时期避讳就已经很严格了。

到了汉代，为了避汉高祖刘邦的讳，将“邦”字都会改为“国”字，“邦”和“国”算是同意互训字。在汉景帝刘启的时候，为了避“启”的讳，通常会把“启”字改为“惊”，我们熟知的二十四节气之一的“惊蛰”原本在《左传》中是被称为“启蛰”的，就是为了避这个讳，被改为了“惊蛰”。

东晋的时候，为了避晋文帝司马昭的讳，当时人把王昭君改成了“王明君”，曾广为流传的《昭君》曲，成为了《明君》曲。

我们所熟知的嫦娥，在《淮南子》及《史通采撰》中都是被称为“姮娥”，但是到了宋代，为了避宋真宗赵恒的讳，在《文选月赋》中被改为了“嫦娥”。

在《琵琶行》中白居易写下了“江州司马青衫湿”的诗句，都知道“司马”是白居易的官职，但这个“司马”的官职和之前朝代的“司马”并不一样，它是由“治中”这一官号改的，原因就是为了避唐高宗李治的讳。

第二种是空字法

所谓的空字法，就是不写避讳的字，而直接写成“某”或者“□”。在《说文解字》中，对从光武帝刘秀及之后五位皇帝的名字，都采用空字法，直接写为“上讳”两个字。

在唐朝时期的《隋书》之中，为了避李世民的讳，每遇到王世充的名字都会写成“王 充”，而后来有的人不是太了解，常有将“王 充”抄写成“王充”的情况发生。到了唐高宗李治的时候，为了避李世民的讳，将原本的“民部尚书”改为了“户部尚书”。

第三种是缺笔法

这种方法一般是对避讳之字的最后一笔不写，这种缺笔法是在唐代开始兴起的，到了宋朝的时候，极为盛行。在《世语新说》中所有的宋代帝王名讳，都是用的这种方法记载。

除了上面说的这些“国讳”还有一些“家讳”，在古代的一些官员士大夫为自己家中的尊者避讳，比如《后汉书》作者范晔的父亲名“泰”，他便把“郭泰”改写为“郭太”。

总的来说，避讳这种情况虽然被古人看为是“尊祖敬宗”的表现，但是也使得很多的古籍变得非常混乱，为古籍的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