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编在明清时运用较少，但在唐宋时期，却是诗歌结集的一种重要方式。袭《文选》余风，初唐的诗歌总集，差不多都是类编的，如刘孝孙《古今类聚诗苑》和僧慧净《续古今诗苑英华》。《玉海》卷五四引《中兴馆阁书目》谓慧净书乃续刘书所成。慧净撰书事见《续高僧传》卷三：“净以人之作者差非奇挺，乃搜采近代藻锐者，撰《诗英华》一帙十卷。”并录刘孝孙所作序。可见此二书关系密切，体例也应相同。《大唐新语》卷九云：“（时）有诗篇十卷，与《英华》相似，起自梁代，迄于今朝，以类相从，多于慧净所集，而不题撰集人名氏。”此部佚名编选的诗集编排方法为“以类相从”，且与《续古今诗苑英华》面貌相近，据此可知《古今类聚诗苑》、《续古今诗苑英华》二书确为类编诗集。

中唐时期的类编诗集有李吉甫所编的《丽则集》。《郡斋读书志》卷二○论此书曰：“集《文选》以后至唐开元词人诗，凡三百二十首，分门编类。贞元中，郑余庆为序。”④晚唐时期出现了一部规模极大的唐人选唐诗，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尊杜选本，即顾陶编选的《唐诗类选》。《唐诗类选序》中谈到了全书的收录范围与编撰体例：“始自有唐，迄于近末，凡一千二百三十二首，分为二十卷，命曰《唐诗类选》。篇题属兴，类之为伍，而条贯不以名位毕崇、年代远近为意。骚雅绮丽，区别有观。”⑤全书以类相编，各类之中也不以年代先后为序。

北宋时编撰的类编诗集依然不少，如《郡斋读书志》卷二○云：“《唐宋类诗》二十卷。皇朝僧仁赞序称罗、唐两士所编，而不详其名字。分类编次唐及本朝祥符以前名人诗。”南宋时期类编诗集大盛，出现了题为刘克庄编选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是最早的一种《千家诗》。还有赵孟奎所编的《分门纂类唐歌诗》和宋末元初方回编选的《瀛奎律髓》。

普通类编诗集包纳各种题材，但若将某种特定题材的诗歌再进行类编而成集，即是类编专集。如北宋宋绶的《岁时杂咏》及南宋初年蒲积中的《古今岁时杂咏》。《岁时杂咏》在《郡斋读书志》中著录为二十卷，录诗一千五百零六首。《古今岁时杂咏》按一年四季节气时令编排，如元日、春分、清明、立夏、端午、中秋、重阳、冬至、岁暮等，选录汉魏至宋时诗歌二千七百零九首⑥，《四库提要》云：“古来时令之诗，摘录编类，莫备于此。”⑦全书前有绍兴年间蒲积中所作序，称此书与《岁时杂咏》的关系是“取其卷目，而择今世之诗以附之”。二书体例相同。类编专集也有可能以别集的形式出现，如刘辰翁的《须溪四景诗集》，全书分春夏秋冬四门，多以古人四时写景诗句为题，是为教授其子学诗之需而作的范本。宋代另一部重要的类编专集是南宋孙绍远所编题画诗集《声画集》，《四库提要》云：“所录皆唐宋人题画之句”，“分作二十六门”。清康熙时编大型题画诗总集《历代题画诗》，就沿用了这种方式。地方专集有孔延之编的《会稽掇英总集》。全书将歌咏会稽山水人物的诗文编为二十卷，前十五卷为诗，依题材分为州宅、西园、贺监、山水、寺观、送别、寄赠、感兴、唱和九类，每类又先列律体再列古体，后五卷为文，按文体编排。自《文选》起，类编诗文集都多是诗赋类编而文分体，因为文的外在形态差别较为明显，实用性也极强，按照用途自然地形成了诸多文体，不需要借助题材分类就可以达到区分的目的。但《文苑英华》因选录文的数量太多，各体之下又依题材分为若干子类，是个例外⑧。

唐宋时期的诗歌别集也有一些采用了类编方式⑨，最早为李峤《杂咏》，分乾象、坤仪、芳草、嘉树、灵禽、祥兽、居处、服玩、文物、武器、音乐、玉帛十二部，每部十首诗。另如樊晃在大历五年至七年间所编的《杜工部小集》，其序云：“文集六十卷，所于江汉之南……今采其遗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事类，分为六卷。”⑩白居易在江州时，自编诗集共分四类，收讽谕诗一百五十首，闲适诗一百首，感伤诗一百首，杂律诗四百余首，计八百首左右，编为十五卷，其时在元和十年(815)。这是白诗第一次结集，采用了体裁、题材并行的分类法。

宋人对自己和时人的诗文集较少类编。哲宗元符时宋绩臣走访宣城梅家，从梅尧臣后人手中得到家藏的《梅尧臣全集》，该全集就是按题材而非古律体编排的，然而这种情况极少(11)。但宋人喜好将唐集重新编类，较早者如宋敏求编《李太白集》与《孟东野集》，王钦臣编《韦苏州集》。《蔡宽夫诗话》云：“景祐、庆历后，天下知尚古文，于是李太白、韦苏州诸人始杂见于世。”(12)宋王二人的编集正符合了时代的需要。《李太白集》先以歌诗、古赋、表、序等分体，诗又分为古风、乐府、歌咏、赠、寄、别、送、酬答、游宴、登览、行役、怀古、闲适、怀思、感遇、写怀、咏物、题咏、杂咏、闺情、哀伤诸类。《韦苏州集》分类较为简单，仅赋、杂拟、燕集、寄赠、送别、酬答、逢遇、怀思、行旅、感叹、登眺、游览、杂兴、歌行十四类。杜诗在宋代受到了极高尊崇，宋人用力最勤的唐集当然是杜甫集，以《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为例，全书分月、星、河、雨雪至花、草、竹、木七十二门，“居室”、“纪行”、“述怀”、“时事”、“送别”、“简寄”各门内容较多，又分上下或上中下。类编杜诗在宋代颇为风行，宋元以后就不多见，明代著名藏书家徐跋《分类杜诗》即云；“世传杜诗不下数百本，笺注者十之七，编年者十之二，分类者十之一。”(13)

南宋人也将北宋的一些名家诗集重新以类编次。最著名的即是王注苏诗，书名《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旧题王十朋撰，分七十八类。而宋麻沙本《类编增广颍滨先生大全文集》即苏辙诗文集，前六十卷为诗，分目几近百类，其“四时”类下复分“春”、“夏”、“秋”三子类，“庶官”类下复分“省掖”、“奉使”、“将帅”等九小类，颇为繁复。《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中的诗歌分类更是多至一百零四门。有时这种分类实在没有必要，如《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八卷，前两卷录古律诗仅四十二首，却分成了十九门，每门平均还不到三首。

二

从文献编撰的历史来看，类编诗文集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古代别集的出现早于总集，《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著录的《屈原赋二十五篇》、《宋玉赋十六篇》、《枚乘赋九篇》等，即可视之为别集。这些别集虽经刘向等人加工成为定本，但它们应早就编辑成书而不是单篇流传。《汉书·艺文志》所录者均为专体别集，或者收诗，或者收赋，作品数量相对较少，内容也较为单一。包括诸多文体的别集出现于东汉，《隋书·经籍志》云：“别集之名，盖汉东京所创也。自灵均以降，属文之志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东汉时期，将一位作家各种文体的作品汇聚成集已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如《后汉书·列女传》云：“（班昭）所著赋、颂、铭、诔、问、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十六篇。子妇丁氏为撰集之。”据《文选·东征赋》注可知此书被称为《曹大家集》(14)。这些别集自然不会采用类编的形式。

当别集达到一定数量之后，编纂总集才成为必要和可能。《隋书·经籍志》云：“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而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之《流别》。”从《文章流别集》残存的文字对于诗、赋、七、箴、铭、诔、哀辞、墓志等文体所作的论述分析可知这是一部分体的文章总集，但是否类编已不可考。倒是此后梁僧祜所编的《弘明集》采取了近于类编的体例，《弘明集序》云：

撰古今之明篇，总道俗之雅论，其有刻意剪邪，建言卫法，制无大小，莫不毕采。又前代胜士，书记文述，有益三宝，亦皆编录，类聚区分，列为十四卷。

全书既非按文体编排，亦非依作者排序，而是根据论辩主题分类。如卷四录何承天与颜延之围绕神灭与不灭而写的论辩文章六篇，卷七收录四人批驳顾道士“夷夏论”的文章四篇。《弘明集》与《文选》产生的时代大致相同，二书的编选也都经历了一个过程，分类方法的形成又非朝夕之事，所以很难说二者是否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但佛教文献《弘明集》的分类方式和对象都显得极为特殊，因此真正对后世类编诗文集体例产生重大影响的只能是《文选》。

类编诗文集与类书最大的相通之处是它们都采用了内容分类这种编排方式。分类思想的演进，从侧面反映出民族认识水平的发展过程。《周易》中已将事物分门别类，构建起一个有序的宇宙体系。但最早对事物作出具体划分的则是字书《尔雅》。《尔雅》全书除前四篇所释较为抽象之外，余十五篇均释实物名称，有宫、器、乐、天、地、丘、山、水、草、木、虫、鱼、鸟、兽、畜等类。后来类书所用分类体系就是《尔雅》分类方法的延伸和发展，该分类体系又进一步地影响到了类编诗文集。

类书与类编总集起初在选材方面相差甚远，前者分门录事，后者则是分类录诗文。但类书的出现比类编诗文集要早，二者也存在着一定联系。汉魏六朝是赋的兴盛期，写赋需广征博采事实典故，赋可谓类书之前身(15)，六朝人编撰类书时自然会到赋中找寻材料。赋的创作程式性极强，同题之作内容相像。依题逐篇抄录典故字句成为类书，照录全篇就是类编赋集了。诗的情况亦与此类似。到初唐欧阳询的《艺文类聚》，就将这二者结合起来，既抄撮故实，又选录诗文。《艺文类聚序》云：

前辈缀集，各杼其意。《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文义既殊，寻检难一。爰诏撰其事且文，弃其浮杂，删其冗长，金箱玉印，比类相从，号曰《艺文类聚》，凡一百卷。其有事出于文者，便不破之为事。故事居于前，文列于后。俾夫览者易为功，作者资其用。(16)

先事后文，这是类书编撰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传统类书如《皇览》是“事出于文”，“破之为事”，这里却将成篇的“文”（文章）附于单行的“事”（语汇）之后，相当于传统类书与类编诗文集的合一。闻一多先生对此有极好的论述：

《文选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初唐某家诗集。

我们便看出了一首初唐诗在构成程序中的几个阶段……（《初学记》）每一项题目之下，最初是“叙事”，其次“事对”，最后便是成篇的诗赋或文。其实这三项中减去“事对”，就等于《艺文类聚》，再减去诗赋文便等于《北堂书钞》。所以我们由《书钞》看到《初学记》，便看出了一部类书的类化史。(17)

闻先生所说的“初唐某家诗集”，最妥切的例子莫过于李峤的《杂咏》了。这是类书发展的高级阶段，即作者不再是编撰而是直接创作出一部示范性的诗体类书，同时也是一部类编诗集。将《杂咏》与《艺文类聚》、《初学记》的典故和类目作一对比，就可以充分证实这一结论(18)。

除却面貌的相似之外，类书与类编诗文总集往往出现于同样的文化背景之下，都是封建帝王宣扬文治，“盛世修典”的重要方式，编撰人员也时常一身二任，因此二者经常是伴生的关系，也经常会对当时的文学风气产生重要影响。如唐龙朔年间，类编总集有许敬宗等《文馆词林》，类书有许敬宗《累璧》，许敬宗、上官仪等《瑶山玉彩》，秀句集有元兢等《古今诗人秀句》，诗格有上官仪《笔札华梁》、元兢《诗髓脑》。以类书为资料汇编，以类编诗集与秀句集为创作典范，以诗格为理论指导，创作出的成品即是“糅之以金玉龙凤，乱之以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的上官体(19)。

宋初也有一次大型修撰类书的活动。宋初四大书中，《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编撰在先，与《文苑英华》修书人员，时间互有交叉，其编撰体例也影响到了《文苑英华》。《文苑英华》与《太平御览》的分类体系大致相同，而且其编撰程序是“阅前代文集，撮其精要，以类分之”(20)，这个“类”在“阅前代文集”之前就应该明确下来，否则编书就会变得难以操作，应该也参考了《太平御览》的分类方法。

正因为面貌相近，背景相同，作用相当，大型类编诗文总集常被人误认为类书。尤袤《遂初堂书目》将《文馆词林》、《文苑英华》既列为类书，又归于总集。胡应麟也将《文苑英华》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并视为类书(21)。而《艺文类聚》等类书却反被认为是总集：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类书）有数种，如《初学》、《艺文》兼载诗词，则近于集。”

祁承《澹生堂藏书约·藏书训略·购书》：“《艺文类聚》之备载词赋，《合璧事类》之详引诗文，是皆类而集矣。”

章学诚《校雠通义》二之五：“《艺文类聚》之类，当附集部总集之后。”

其实二者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文选》、《文苑英华》这种严格意义上的类编总集只录全篇诗文，原则上不录散句断篇，更不录字词典故。而类书的范围却广泛得多，既可以收录典故，也可以节录或全录诗文。

三

由于体例有相通之处，类书与类编诗文集在编撰时经常互有取资。类书取材于类编诗文集的情况较为普遍，类编诗文集取材于类书的情况则较少，可见者如题为刘克庄的《分门编类唐宋名贤千家诗》实系南宋书贾令人所为，书中袭录了类书《锦绣万花谷》(22)。除却互相取资之外，类编诗文集也时常被改编成各种类书。唐宋时期，《文选》是世人学习的诗文典范，备受关注。唐代除注本外，也出现了一些续书、拟书，如孟利贞《续文选》、卜长福《续文选》、卜隐之《拟文选》。宋人则喜好将《文选》改编成类书。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曰：“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文选》中此类代称颇多，如日曰“曜灵”、“灵晖”、“悬影”、“飞辔”、“阳乌”，月曰“素娥”、“望舒”、“玄兔”、“蟾魄”(23)，一一去记势必费时费力，于是产生了专门汇聚《文选》双字的类书，苏易简的《文选双字类要》。《四库提要》云：“是编选《文选》丽藻之语，分类纂辑，其中语出经史偶为汉以来辞赋采用者，亦即以采用，注为出典。”似乎又回到了“事出于文”、“破之为事”的老路，然而却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复归。又如王若虚《选腴》“以五声韵编辑《文选》中字”(24)，显然是为了押韵的方便。

比摘取字词更进一步的是摘句，可见文士们竭力从语言的各个层面——字、词、句、篇全方位地学习《文选》。该类著作以刘攽的《文选类林》最为典型，《四库提要》论之曰：“编取《文选》字句可供词赋之用者，分门标目共五百四十九类。”(25)《文苑英华》在宋人心目中是《文选》的续书，一部分量更大、时代更近的《文选》，真宗景德四年(1007)就曾下诏同时校刻《文选》与《文苑英华》(26)。基于此种认识，高似孙也用编撰《文选句图》的方法编撰了《文苑英华纂要》。据其序，该书编成于嘉定十六年(1223)，此书有宋刊本，见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称其为“宋高似孙钞”，价值在于“撮取《英华》中丽句，可供渔猎者编之”(27)。元人赵彣对其颇为推许：“凡古今名贤，诸作有一联一句至妙者，必博采无遗，予读之神弛心醉。”(28)可见宋元文士们对此类书籍的偏好。

与《文选》同样被宋人推尊的还有杜诗，它也被改编成各种类书。《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云：“《杜诗六帖》十八卷，建安陈应行季陵撰，用白氏门类，编类杜诗语。”即依《白氏六帖》的类目摘录杜诗字词。同类的书还有《八诗六帖》，《四库提要》云：“《八诗六帖》二十九卷，旧本题宋王状元撰，而不著其名，盖坊贾所为之赝本。八诗者，李杜韩柳欧王苏黄之诗。六帖者，窃白居易之名也。分类猥琐，摘句割裂。全书托名王十朋，亦应宋人所为。”

类书最基本的编撰体例有二，即分类与分韵(29)。杜诗被宋人视为用韵的典范，郑卬《杜少陵诗音义序》云：“国家追复祖宗成宪，学者以声律相饬，少陵矩范，尤为时尚。”蔡梦弼《草堂诗笺跋》亦云：“设科取士，词赋之余，继之以诗，诗之命题，主司多取是诗。”(30)与类编杜诗和《杜诗六帖》的情况相似，宋代也出现了韵编杜诗及韵编杜诗类书。韵编杜诗如陈造《韵类诗史》，其自序云：“予读子美诗能上口，来房州多暇，创以韵类之，庶便歌诵成书矣。”陈造认为，诗歌创作要想取得高度成就的话，就必须对前人的经典著作熟悉到能够随口背诵的程度，他举例说：

昔庞佑甫问诗法于东莱，东莱问之曰：“子读子美诗乎？能暗诵矣乎？”“未也。”授以善本。“余方他之，反将语子，请诵此。”既还，则皆上口。东莱遣之，曰：“子自有师矣。”庞自是以诗名。

除了杜诗外，他还精熟宋代优秀诗人的著作，“本朝东坡、黄、陈其正派，予亦韵类坡诗千三百篇，并黄陈诗皆能暗诵”，可惜效果并不明显，“然诗学终愧古人，又何也？”(31)陈造显然是走入了学诗的误区。而韵编这种诗集编撰方式也运用得极少，远无法与分体、类编、系年三者相比。

韵编类书在宋代并不少见，《郡斋读书志》卷一四就记载了这样两部著作：

《押韵》五卷。右皇朝张孟撰。辑六艺、诸子、三史句语，依韵编入。以备举子试诗赋之用。

《歌诗押韵》五卷。右皇朝杨咨编古今诗人警句，附于韵之下，以备押强韵。

宋人也用同样方法将杜诗改编为韵编类书，书名《诗史字韵》。魏了翁《古郫徐君诗史字韵序》云：“徐君乃取《杜少陵诗史》分韵摘句为《字韵》四十卷，其于唱酬，似不为无助矣。”全书摘录杜诗诗句，以韵相编，以资作诗之用，理学家魏了翁虽受人请托作序，但对此并无好感，“余犹愿徐君玩心于六经，如其所笃意于《诗史》，则沉潜乎义理，奋发乎文章，盖不得如目今所见而已也”(32)。

同类著作影响较大的是《杜诗押韵》，有域外翻刻本。《杜诗押韵》，原名《李杜韩柳押韵》，李吕编，孙觌序，坊刻本称之为孙觌《杜诗押韵》。此书成于南宋初年，为杜诗韵编类书之最早者，孙觌《押韵序》云：“李师武得官建康，家居待选次，悉取杜工部、李翰林、韩吏部、柳仪曹四家诗，以《礼部》四声之次，集而录之，以类相从，号《李杜韩柳押韵》，凡二十四卷。”李吕也是一位背诵杜诗的专家，“读杜子美古律诗十八卷，通念不遗一字”(33)。比《杜诗押韵》体例更为完备的是《诗宗集韵》，宋裴良甫撰。此书又称《十二先生诗宗集韵》，录杜甫、李白、高适、韩愈、柳宗元、孟郊、欧阳修、曾巩、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十二人之诗，唐代宋代各六家，并尊唐宋的意味甚为明显。全书按《广韵》韵目排列，先注出韵字的反切，再举诸家诗句为例。如此字过于生僻，则仅注音释义而已。

类书与类编诗集的界限本该较为清楚，可实际情形并不是这样，更况二者间还有一种过渡类型秀句集。如《瑶山玉彩》是许敬宗、上官仪等人“博采古今文集，摘其英词丽句，以类相从”所成(34)，应归于类书之列。元兢的《古今诗人秀句》与之性质相像，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一却将它列入唐人选集。由于将诗集类编和将诗集改编为类书的作法相近，有时甚至出现二者的复合体，如宋代萧元登的《古今诗材》，《四库全书》列入类书类，《四库提要》云：“是书取唐宋人诗分类编辑，或录全篇，或割取一二联及数句，惟绝句则多全载。有评注，皆杂取诸家诗话，而稍参以己意。”录全篇诗歌似类编诗集，摘取一联或数句又有些像秀句集或句图；采诸家诗话并加入个人之见，则多少又近于类编诗话，如阮阅《诗话总龟》一类。同样的例子还有《全芳备祖》，每一种花名之下先是“事实祖”抄录典故，再是“赋咏祖”依诗体收录诗歌全篇及散句、散联，最后是“乐府祖”收录词。全书仿佛类书、类编诗集、类编诗歌秀句集、类编词集四者的统一体。由此可见类编书籍的各种形式的内在相通之处。

从文献保存的角度来讲，类编并不是一种好的方式。面对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无论多么完备的分类都有削足适履之弊，而且分类本身也会变得繁琐不堪。但就诗歌学习或者说模仿的实用角度而言，类编诗文集查找方便，易于检寻，又自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类编诗文集是类书与普通诗文集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它仍然是诗文集，却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类书的作用。而当类编诗文集还不能满足学习需要的时候，人们又会将其进一步地改编成各种类书。

类编诗文集对于文学创作的作用不仅限于简单地提供材料和范本。作为古人对于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进行主题学研究的初步成果，将相同题材的诗作依次排列，有助于学诗者辨析异同(35)，更好地了解诗歌的深层意蕴与演变规律，明了作者为文之用心(36)，从而“以故为新”甚至推陈出新。《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六中载：“子美《九日蓝田崔氏庄》云：‘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王摩诘《九日忆东山兄弟》云：‘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朱放《九日与杨凝崔淑期登江上山有故不往》云：‘那得更将头上发，学他年少插茱萸。’此三人，类各有所感而作，用事则一，命意不同。后人用此为九日诗，自当随事分别用之，方得为善用故实也。”胡仔所言三诗俱可见于《古今岁时杂咏》“重阳”一门中，学诗者倘熟悉此类书籍自然对“善用故实”大有裨益。可见诗集依题材分类的编撰方法与宋人所言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诗歌创作方法有着一定的内在相通之处，都是继承前代诗歌遗产的一种积极手段。宋代类编诗文集的繁盛，与宋代诗学观念之间存在着某种深层联系。

注释：

①关于《文选》文体分类的多少，有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种三说，详见穆克宏《〈昭明文选〉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107页。此据傅刚所论三十九种之说，见其《〈昭明文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192页。

②据曹道衡《试论〈文选〉对作家顺序的编排》，《文学遗产》2003年第2期。

③据徐规《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93-194页。

④《郡斋读书志校证》，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⑤《文苑英华》卷七一四，宋李昉等编，中华书局1966年版。

⑥《古今岁时杂咏》，宋蒲积中编，徐敏霞校点，新世纪万有文库本，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这个数字是校点者以四库本和明抄本合并后去其重复统计的，见书中的《本书说明》。

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纪昀等编，中华书局1965年版。下引此书均简称《四库提要》。

⑧另一个例外是《类编增广颍滨先生大全文集》，“诗文皆以类分”，见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三。

⑨万曼《唐集叙录·韦苏州集》云：“大抵唐人诗集率不分体，也不分类。”（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87页）万曼先生是著名的唐集版本专家，《唐集叙录》一书考订颇精，但这个结论是片面的。

⑩引自《杜诗详注·附编》，《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237页。

(11)参看王岚《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页。

(12)引自《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45页。

(13)《红雨楼序跋》卷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14)此段论述参看徐有富《先唐别集考述》，《文学遗产》2003年第4期。

(15)《随园诗话》卷一云：“古无类书，无志书，又无字汇，故《三都》、《两京》赋，言木则若干，言鸟则若干，必待搜辑群书，广采风土，然后成文。果能才藻富艳，便倾动一时。洛阳所以纸贵者，直是家置一本，当类书、郡志读耳。”（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16)《艺文类聚》，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

(17)闻一多《类书与诗》，《唐诗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18)葛晓音《创作范式的提倡和初盛唐诗的普及——从〈李峤百咏〉谈起》（《文学遗产》1995年第6期）一文从“编排”、“用典”两个方面证明李峤《杂咏》是“一部以诗体撰写的‘作诗入门’的类书”，所论极是。

(19)唐杨炯《王勃集序》，《杨盈川集》卷三，四部丛刊本。

有时写文需要查询一些资料，但是中华历史悠远，文史资料浩瀚如海，确实难以一下子找到想要查询的内容。特整理此贴，将有关宋史的史料做一个大致的整理，方便大家有的放矢的查找资料。

此文中的大部分内容摘自《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同时结合个人看书的一些心得，资料出处可靠，请大家放心参阅。

宋代史料种类说明

一、起居注

二、时政记

三、日历

四、实录

五、国史

六、会要

基本史料

一、《宋会要辑稿》

二、《文献通考》

三、《玉海》

四、《续资治通鉴长编》

五、《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六、《三朝北盟会编》

七、《宋史》

一般史料

一、各类史书

1、编年

2、纪传与传记

3、政书

二、文集

三、笔记

四、地方志

五、其他

此整理遵循以上纲目。

宋代史料种类说明

若要查询史料，就要对这些资料有所了解。有关宋代的史料，以官修为主。宋代私人修史虽然盛行，但是主要取材于官方史料。宋代政府主持编修的当代史，主要由以下六种：

（一）起居注。起居注的名称可追溯到汉代，宋代的起居注已经超出了汉代起居注仅仅是皇帝私生活记录的范围，也超出了汉以后起居注仅仅记录皇帝言动的范围，而成为当时最基本的史料之一。

（二）时政记。皇帝同宰相商讨军国大事，属于最高机密，修起居注的起居郎、起居舍人也是不能旁听。唐武后长寿二年，建请由宰相一人专门记录皇帝与宰相“所言军国政要”“每月封送史馆”，称为时政记。由于宋代实行高度中央集权，掌握行政的宰相、参知政事，同掌握军政的枢密使分班奏事，所以时政记也分中书时政记和枢密时政记两种。

（三）日历。日历是编年体。编修日历除依据起居注和时政记外，还包括内外官司受到的圣旨指挥，记载文武大臣去世时还附有他们的传记。日历包含丰富的内容，篇幅很大。宋高宗在位三十六年，就有日历一千卷之多。

（四）实录。实录是根据日历编成的，体裁也同日历相似。两者的差别是：1、日历及起居注、时政记带有原始资料、档案性质，属于所谓“记注”；实录则带有史籍性质，属于所谓“修撰”；2、日历及起居注、时政记属于机密档案，在一定时期内，除编修官以外，其他人不能阅看；实录在宋代允许臣僚阅读甚至抄录；3、日历比较详细，实录则较为简练，如宋高宗实录为五百卷，比日历少一半。宋代从太祖到宁宗都有实录。

（五）国史。国史为纪传体，有本纪、列传、志，除了没有表外，题材与现在通行的二十四史大致相同。宋代正式修成的国史有四部：1、《三朝国史》150卷，包括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仁宗天圣8年修成；2、《两朝国史》120卷，包括仁宗、英宗二朝，神宗元丰五年修成；3、《四朝国史》350卷，包括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肖总淳熙十三年修成；4、《中兴四朝国史》，卷数不明，包括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理宗宝祐五年修成。

（六）会要。会要同以上五类不大相同。在当时属于政书，而不是史书。它的编纂主要是为了当时处理政事的需要。但对后人来说，它把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资料分门别类、一一加以排列，是宋代历史的重要史料。宋代曾十次编修会要，成书主要有以下七部：

1、《庆历国朝会要》150卷，包括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及仁宗朝庆历三年以前事，庆历四年（1044）修成；

2、《元丰增修五朝会要》300卷，包括太祖至英宗五朝及神宗朝熙宁十年以前的事，元丰四年（1081）修成；分帝系、后妃、礼（又分为五类）、乐、舆服、仪制、崇儒、运历、瑞异、职官、选举、道释、食货、刑法、兵、方域、蕃夷二十一类；

3、《乾道续四朝会要》300卷，包括神、哲、徽、钦四朝，孝宗乾道六年（1170）修成；

4、《乾道中兴会要》200卷，包括高宗一朝，乾道九年（1173）修成；

5、《嘉泰孝宗会要》200卷，包括孝宗一朝，宁宗嘉泰元年（1201）修成；

6、《庆元光宗会要》100卷，包括光宗一朝，宁宗庆元六年（1200）修成；

7、《嘉泰宁宗会要》225卷，包括宁宗一朝，理宗淳祐二年（1242）最后完成。

此外，宁宗嘉定三年（1210），张从祖私人修成《嘉定国朝会要》588卷，内容包括太祖至孝宗十一朝，主要是根据官修会要删节而成，没有什么新的内容。

基本史料

一、《送会要辑稿》宋代历次修的会要，大部分在明初仍然保存。明初修《永乐大典》时，将会要各部分内容分别编入各韵中。会要原本大致毁于明朝中叶。清嘉庆十四年（1809）徐松奉命修《全唐文》，利用此间可以调用《永乐大典》及官府备有抄写人员的机会，以搜集《全唐文》资料为名，名书手将《大典》中所收各本《宋会要》的内容全部录出，得五六百卷，是为辑本。解放后，中华书局于1957年将《宋会要辑稿》所因为平装本八册，即现在的通行本。

《宋会要辑稿》是现存宋代史料中最原始、最丰富、最集中的一部，因而也是史料价值最高的一部。《宋会要辑稿》共分为十七类：帝系、后妃、乐、礼、舆服、仪制、瑞异、运历、崇儒、职官、选举、食货、刑法、兵、方域、蕃夷、道释，约八百万字。内容包括皇帝的诏令，政府的规定，臣僚的章奏，地方的报告等等，可以说是一部关于宋代历史的百科全书。

在《宋会要辑稿》的十七类中，较为重要的有以下六类：

1、食货：这是有关宋代经济的最集中的史料，在全书中约占了20%的比重（但亦有部分内容重复）。它的篇幅远远超过了《文献通考》有关部分，也远远超过了《宋史》的《食货志》；

2、职官：这部分所占分量比食货还大，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只管部分不但是研究宋代证券机构、政治制度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宋代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史料；

3、刑法：它不但记录了宋代的法制史，在“刑法禁约”一门中，还保存了不少关于宋代阶级斗争、秘密宗教的史料；

4、兵：它不但是有关宋代军事制度的重要史料，在“讨叛”“捕贼”两门中，还有不少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等方面的重要材料；

5、方域：包括有关地理、交通、治河等方面的史料；

6、蕃夷：包括有关民族关系及对外关系的重要材料。

除此六类以外，其他类门也有很多重要资料，比如“瑞异”类中就有不少关于地震、日蚀等自然学的史料。

一点建议此书非常全，史料详实而且很多是原始资料，所以没有经过太多的解析和整理，缺乏条目引导，不便于初学者或不熟悉的人直接使用。

二、《文献通考》（以下简称《通考》）348卷。作者马端林，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人，生于宋末，著书于元初。《通考》共分为二十四门，其中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舆地、四裔十九门是继承《通典》的：天宝以前部分，补《通典》之未备，天宝以后至宁宗嘉定末年部分，是《通考》新增的。

《通考》的体例是这样的：每门有小序，合载于卷首。每门之下又分为若干子目（类），每一目的内容也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但《通考》不同于《宋会要》，它不限于排比材料，而是有叙述、有考证也有论断。

《通考》最初刻于元泰定元年（1324），有西湖书院刊本，现已不存。现在比较易见的是商务印书馆1936年的万有文库“十通”本。

三、《玉海》204卷，宋末王应麟撰。王应麟庆元（今浙江宁波）人，理宗淳祐元年（1241）中进士。但是他不满足于进士出身，而以“通儒”自任，发奋读书，终于在宝祐四年（1256）考中了极其难考的博学宏辞科（只取了他一人），在他的影响和帮助下，三年之后他弟弟应凤也中了此科。

《玉海》就是他为了准备报考博学宏辞科的人编的，显然也包括了自己的经验。《玉海》最后四卷名为《辞学指南》，就是指导准备报考此科的人如何编题、作文、诵书，要注意哪些语意等。

《玉海》公分二十一门：天文、律历、地理、帝学、圣文、艺文、诏令、礼仪、车服、器用、郊祀、音乐、学校、选举、官制、兵制、朝贡、宫室、食货、兵捷、祥瑞。每门又分若干类，共241类。每类又按年代先后分若干细目。每一细目则精心编选经史子集稗官小说有关记载，间亦加以自己的按语。在全书中，占比重较多的有艺文（29卷）、宫室（21卷）、官制（17卷）、兵制（16卷）、地理（12卷）、郊祀（11卷）、食货（11卷）等门。

扩展一下博学宏辞科一直延续到清朝，历来是进身翰林甚至宰相的重要途径。在南宋，考博学宏辞科的人要学会做各种体裁的文章，包括制、诰、诏、书、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每次考试，出六道题，包括其中的六种体裁（制和表一般每次都有），内容则一半为古代，一半为当代，所谓“质之古以觇记览之博，参之今以观翰墨之华”。因此，考博学宏辞科的人需要博古通今，既熟悉历史典故，有懂得本朝故事，而且事实必须准确。

一点建议《玉海》的条目分的很细，比如食货门会计类，有关宋代的就有景德、祥符、庆历、皇祐、治平、元祐、宜和、绍兴、乾道、绍熙、庆元、端平会计录等共21个细目，建议为了充分利用，最好自己先编制一套细目。

四、《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是记载北宋一百六十八年历史的编年体史书，是研究北宋历史最基本的史料之一。作者李焘，眉州丹稜（今四川丹稜县）人，一生著述甚丰，主要著作就是《长编》。淳熙十年（1183）他六十九岁《长编》才最后完成，第二年便过世了。

《长编》正文原有980卷，因为篇幅过大，在当时也只是刻印了一部分，而没有全刻本，另由秘书省按照《通鉴》的规格抄写了一部藏于秘阁。但是此书散佚颇多，清康熙初年仅存175卷。乾隆时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宋”字韵中录出《长编》收入《全书》，这就是通称的阁本。阁本《长编》也不是全本，缺徽宗、钦宗两朝事迹以及治平四年四月至熙宁三年三月，元祐八年七月至绍圣四年三月共七年记事，四库馆臣按照篇幅大小将它分为520卷。现在通常所见的520卷版本是有上海师范学院与华东师范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室共同整理的版本。

吐槽说到研究宋史，这本书是绝对必看书目！此书的内容全部都是关于宋朝的，虽然散佚颇多，但仍然是内容详实、丰富。若是看一些有关宋朝的论文，常会看到《长编》一词，其指的就是《续资治通鉴长编》。

五、《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200卷、《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以下简称《杂记》）甲集20卷、乙集20卷，李心传撰。

《要录》是编年体史记，记载宋高宗一朝从建炎元年至绍兴三十二年共三十六年的历史。《杂记》是会要体史书，分门别类记载高宗至宁宗四朝事实。《杂记》甲集分十三门：上德、郊庙、典礼、制作、朝事、时事、杂事、故事、官制、取士、财赋、兵马、边防。每门下又分若干子目。乙集则缺少郊庙一门。这两部书有交叉的部分，可以互相补充。

《要录》的编著继承了《通鉴》和《长编》的传统。全书以官修的日历、实录、会要为基础，广泛搜集各种记载，经过精细的考订，做出自己的论述，书中也有详细的注文，说明材料的来源，去取的依据等。《杂记》虽是会要体史书，但是与会要不尽相同，不仅是排比有关原始资料，而且加上作者自己的分析、论断。

吐槽《要录》一书加入了一些后人的著作，在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有篡改，且经过多次传抄、翻刻，每个版本都有不少问题，所以《要录》一书目前还没有较理想的版本。

六、《三朝北盟会编》250卷，徐梦莘编。所谓“三朝”指宋徽宗、钦宗、高宗三朝。“北盟”之的是北方金朝的交涉、和战。“会编”（原名“集编”），指明本书是一部材料汇编。《会编》就是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四十六年间，宋金关系的材料汇编。它起自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宋朝派人自登州（山东蓬莱）渡海与金朝商议夹攻辽朝，终于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金海陵帝完颜亮大举侵宋失败。全书分为三帙：上帙二十五卷，记徽宗政和、宣和年间事；中帙七十五卷，记钦宗靖康年间事；下帙一百五十卷，记高宗建炎、绍兴年间事。

《会编》是编年体，按时间顺序排列有关材料。其取材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取诸家所说及诏、敕、制、诰、书、疏、奏议、记传、行实、碑志、文集、杂著，事涉北盟者，悉取铨次。”他还列举了书中征引的书目一百九十六种。但是检阅原书，实际引用的、有书名或篇名可考的，大大超过了这个数目。其中引用的材料十分丰富，并且其中相当一部分的原本已经丢失，而《会编》保留了这些材料的原来面目，没有改动。

一点说明《会编》虽然只包括与宋金关系有关的内容，但在当时，即北宋末年南宋初年，宋金关系在政治生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会编》对于研究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很有价值，不仅限于宋金关系。由于《长编》徽宗、钦宗部分全部散佚，所以《会编》北宋末的部分共有一百卷之多，使其更为珍贵了。

七、《宋史》496卷，包括本纪47卷、志162卷、表32卷、列传255卷，约五百万字，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大的一部。《宋史》与前面所述的几部不同，前面几部中除了《通考》外，都是本超人修的；《通考》虽然成于元初，但始修于宋末。这几部除了《宋会要》外，都是私人编修的。而《宋史》则是元代官修的正史。

《宋史》篇幅大，成书时间短促，问题很多。修成之后，一直批评不断。尽管《宋史》有种种问题，但直到现在，后修的许多宋史没有一部能取代它的地位。顾、朱这些大家想重修而终于未修，这都不是偶然的。《宋史》有其存在的价值，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存了大量当时的史料。

关于《宋史》本纪部分。从《长编》注文可知宋代国史与实录的记载不尽相同。查《宋史》太祖本纪，已知国史与实录有矛盾的地方，本纪大都与实录相同，可见《宋史》本纪并不是沿袭国史，也参考了实录。再用《太宗实录》残本与《宋史》本纪相当部分对比，会发现很多地方也是不尽相同的，还包含了一些实录中没有的部分。可见《宋史》本纪不是全部抄袭实录，还有其他来源。

关于《宋史》各志，各志共有一百六十二卷，篇幅甚大。一般认为志比本纪、列传都难修，因为需要更多的分析、综合。元修《宋史》的志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完成，是因为存有现成的底本，如《三朝国史》《两朝国史》《四朝国史》和《中兴四朝国史》的志，稍加综合，再补上理宗以后部分即成。

关于《宋史》的表。《宋史》有《宰辅表》五卷，《宗室世系表》二十七卷，卷数虽然只占了全书的64%，篇幅却占了20%。宋国史无表。

关于《宋史》列传。大致说来《宋史》宁宗朝以前列传，大部分来源于国史列传，但也有删改补充，传论改动的较多。理宗朝之后的列传，因为无国史可依据，可能来源于实录、日历的附传，有些材料是元初收集的。

总之，《宋史》虽然修于元末，但它的主要材料是宋代的国史、实录、日历等书，这些史籍几乎已经全部失传了，虽也有别的史书引证，但是同《宋史》取舍、详略各有不同。这就是《宋史》的史料价值，也是它能存在下去的原因之一。同时，《宋史》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比较系统、比较全面的记录宋代三百二十年历史的史籍，也是研究这一段历史的入门书和基本参考书。

吐槽元人编的宋史真是相当的……差劲。建议看的时候请看百衲本为底本的中华书局版，尤其不要看影印本！绝对不是一般的坑爹！比如上一段说包拯终年七十岁，下一段就是六十岁；再如大名鼎鼎的杨六郎，前一段称杨延朗，后一段又称杨廷昭，人家名叫杨延昭！不仅看着头疼，还猜的费心……所以《宋史》还是请看校勘、整理过的标点本吧！

以上的书目作为基本史料。所谓基本史料就是讲讲历史故事，说说历史人物，谈谈当时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是基础中的基础，想要知道哪朝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不妨翻翻以上的那几本史料。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所谓一般史料。

余冠英《诗经选》

杨伯峻《论语译注》、《孟子译注》

陈鼓应《老子译注》、《庄子译注》

陆侃如、冯沅君、高亨《楚辞选》

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唐诗选》、《唐宋词选》

萧涤非《杜甫诗选》

金性尧《唐诗三百首新注》

唐圭璋《宋词三百首笺注》

沈祖棻《宋词赏析》

钱钟书《宋诗选注》

张鸣《宋诗选》

俞陛云《诗境浅说》

吴调侯、吴楚材《古文观止》

袁枚《随园诗话》

王国维《人间词话》

叶嘉莹《唐五代名家词选讲》、《北宋名家词选讲》、《南宋名家词选讲》

莫砺锋《莫砺锋诗话》

个人觉得这些书不错，选著看看吧。

在宋代的中国文学作品种类繁多，派别林立，随着社会发展变得非常繁盛。虽然唐朝早期能以诗被誉为中国文学的高峰，但宋代却能够以词创造另一个高峰。宋代文学人才辈出，有宋代议论先驱梅尧臣，大文豪苏轼，行为疯狂的米芾，首位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等等。虽然词始于南梁，但到了宋代却大受欢迎，成了宋代文学的主要体裁。政治家范仲淹，理学家欧阳修，书法家黄庭坚，领军文人辛弃疾都是以词著名。

宋朝文学主要涵盖了宋代的词、诗、散文、话本小说、戏曲剧本等等，其中词的创作成就最高，诗、散文次之，话本小说又次之。宋朝的文学作品在北宋初期禀承了晚唐风格，用词浮艳，常作唱和酬答之用。随着王禹偁关注民生，朝廷又偏重儒学，文学作家开始注重儒家说教功能，但成就不高。直到欧阳修带起的第二次古文运动，文人才以平实的语言来创作，加上内容多反映生活时弊，雅俗共赏，文学创作进入了高峰期。当时的各种文体，互相影响，有破有立，而且派别林立，题材众多，并受到儒释道的影响，文坛有长足的发展。话本小说与戏曲就在这个时期不断冒起。南宋偏安江南后，文人多以作品抒发爱国情怀。可是南宋末期出现因循风气，结束了宋朝文学的发展道路。

宋朝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宋朝诗歌是一个巨大的宝库。里面有各个方面的知识财富。但这个宝库，我们认知开发的极少。宋朝的诗歌是唐朝诗歌的延续、再发展与突破。宋朝的诗人更广泛、诗篇更丰富。诗歌的种类、形式在宋朝达到丰富。宋诗创作数量空前丰盛。北京大学正在编纂《全宋诗》，据初步统计所收作者不下九千人，为《全唐诗》的四倍。《全宋词》辑录，共收词人一千三百余家，词章近两万首。孔凡礼《全宋词补辑》，又增收词人百家，词作四百多篇 。

宋代多高产诗人，陆游自谓“六十年间万首诗”。陆游现留存诗篇九千三百多首。杨万里写过两万多首。但只留存的一小部分。南宋四大家之一的尤袤留下的诗篇就更少了。那么多伟大的诗人写了那么多首诗歌，我们更多的人只能有机会读到他们几首诗，可以说连皮毛都没接触，别说体会他们的精骨了。宋诗反映社会视野较前有所拓展，切入生活力度有所深化。宋与唐的时代气象与氛围不同，诗家又勇于创新，因而形成与“唐音”殊异的“宋调”。宋词作为新兴的合乐诗体，既可传诵于文士案头，又能流播于乐人歌喉，强化了它的娱乐性和传播力，拥有众多接受群体 。 词是曲子词之简称，它承袭汉魏乐府，受到外来音乐影响，是一种既可合乐歌唱又有独特体制的诗歌体。词本来可以配合音乐，譬如苏轼的《东坡乐府》、姜夔词集《白石道人歌曲》、柳永词集《乐章集》、黄山谷的《山谷琴趣外编》。词的产生不迟于唐代。唐代的音乐分为雅乐、清乐、宴乐。雅乐是指《诗经》所配的音乐，先有诗才有音乐。清乐则是六朝乐府诗所配的音乐。宴乐则从西域传入中国，以琵琶四弦的二十八调为主，表达力强，词就是配合宴乐来创作。到了宋代，词人便根据乐曲的旋律和节奏求填上歌词。

自从中唐废除租庸调，以缴纳货币来取代，促使南北贸易发达，非地主的势力大增，导致中上阶层广泛追求豪华欢乐、奢侈享受。随着政治中心不断南移，南方新都市陆续兴起。官场新贵带来了新生活型态，促进了休闲娱乐的发展，舞台、歌榭、艺场、伎坊大量涌现。这样歌妓成为宋词传播与发展的媒介。

宋词发展蓬勃，收录在《全宋词》中的词人多达一千三百多家，作品有一万九千九百余首。另外，宋代词人别集大量出现，譬如柳永的《乐章集》、苏轼的《东坡乐府》、秦观的《淮海词》、周邦彦的《清真集》、辛弃疾的《稼轩词》、姜夔的《白石首人歌曲》。这些别集都因为宋朝成熟的刻印技术得到广泛的传播，增强了文学创作上的交流。

随着宋王朝采用重文抑武，国家长期处于积弱的地位。另一方面，思想上呈现出儒、释、道三家合流的趋向。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宋词在题材、手法、风格经历了一个转型的过程。北宋前期，主要词人有晏殊父子、欧阳修、范仲淹、柳永等人。其中，晏殊、欧阳修带领着第二次古文运动，扫除深奥难明的词汇，以自然流畅语言来创作，说理畅达。他们禀承南唐柔软绮丽词风，抒情委婉。范仲淹突破了晏、欧风格，豪放悲壮，柳永则自创新调，以长调慢词代替小令，加入草根格调。北宋中期，最主要的词人是苏轼。他以诗为词，打破了词体的题材的局限，在婉约词家之外另立豪放一派，南宋的爱国词派与辛派词人也受到他的影响。北宋后期，主要词人有秦观、黄庭坚、贺铸、周邦彦等。周邦彦被推崇为“集大成者”，因为他注重音律，风格醇雅，章法缜密，用词精丽，造就了后来的格律词派。

南宋前期，主要词人有张元干、张孝祥、朱敦儒、李清照等。当面对国难的时候，他们除了保持苏轼的豪放词风，还注入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内容多为慷慨悲壮、沉郁苍凉。词坛中比较突出的是女词人李清照，其词化俗为雅，清婉疏淡，语言功力甚深，风格自然清新。南宋中期，主要词人则有辛弃疾、陈亮、刘过、姜夔等。辛弃疾开创了爱国词派，以散文为词，突破了词体，增加了艺术的表现；而且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以报国与失意为主调；时而沉郁、时而明快，但仍以豪放为主，成为稼轩体。姜夔精通音律，能自行度曲，格律谨严，风格清空，意境幽冷，脱离了江西派，别竖一格。南宋后期，词坛出现了两大流派。一派是稼轩派，主要人物有刘克庄、刘辰翁、文天祥等，作品情调沉痛悲郁，豪迈粗犷。另一派是白石派，重要词家有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等，他们以姜夔为正统，重视音律技巧，内容凄凉哀怨。

著名词人

①晏殊

晏殊一生得意，他的作品多是娱宾遣兴之作，有的描写男欢女爱，有的是抒写离情别恨，内容较为贫弱，但他摆脱花间派的脂粉气息，改以温润秀洁的方式写男女恋情，以雍容典雅的手法写富贵气象，以精炼语言捕捉刹那光景，而且融入一些哲理体悟，展现深邃的内心世界与士大夫的气象，显示了由注重音律转向注重士大夫哲理的转化。晏殊传世的作品有《珠玉词》、《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蝶恋花》（槛菊愁 烟兰泣露）、《破阵子》（燕子来时新社）。

②欧阳修

欧阳修与晏殊并称“晏欧”。他的词也大多写男女情事、相思离别，处处表现出作者风流蕴藉的一面。但是欧阳也突破了传统创作的范围，以词歌咏自然风光，如《采桑子》十首，以清新笔触描绘颍州西湖；他也以词抒发个人潇洒放达的情怀，如《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他还向民歌学习，创作了两套分咏十二月节气的《渔家傲》“鼓子词”。其他作品更表明志向，有《六一词》、《醉翁琴趣外编》等等。

他摒弃了花间词派的浮华之气，词风十分清丽，往往以豪迈的风格抒发深远沉郁的意像，情真意浓。他常利用外在的景物描写内心，非常细致地展现情感世界，层次多变，手法曲折，意味深长。欧阳修还能吸收通俗生动的口语，以俗为雅，改变了审美标准。他的代表词作有《踏莎行》（候馆梅残）、《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等等。 宋诗方面则受到唐诗的巨大影响，北宋初期，主要沿袭中晚唐诗风余韵，大致可归为三体。最初是效法白居易诗风的白体诗，主要诗人是李昉、徐铉、王禹偁等，其中王禹偁特别关注民生疾苦，风格通俗，暗示了宋诗发展的新方向。白体诗后，流行了以贾岛、姚合为正统的晚唐体，主要诗人有林逋、潘阆、寇准等。除了白体和晚唐体，另一派就是推崇李商隐的西昆体，代表人物有杨亿、刘筠、钱惟演，西昆体注重采用典故，风格雍容华贵，可是缺乏思想内容，不能反映时代精神。北宋中期，随着第二次古文运动，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开创了宋诗的新局面。他们既扫除了西昆体绮丽浮艳的习风，又确立了宋诗散文化和议论化的标准。随后有王安石、苏轼等人和应。王安石的早期作品注重民生，精于议论，晚年则讲求技巧，诗律精严。苏轼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大大开拓了宋诗境界。北宋后期，主要诗人有苏门四学士和陈师道，他们虽然继承苏轼诗风，但审美方面却趋向分流。其中黄庭坚与陈师道对后来的江西诗派产生了重大影响。

南宋前期，江西诗派形成并壮大，代表人物有陈与义、吕本中等，但墨守成规，创作不足，南渡以后诗风才渐渐改变。南宋中期，诗坛出现“中兴四大家”－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和陆游。其中陆游是南宋最为杰出的诗人，他取材广泛，诗风悲壮，意境宏大，不拘一格。江西诗派逐步淡出了诗坛后，出现了反对江西诗派、取经晚唐的永嘉四灵与江湖诗派。永嘉四灵专攻五律，取材狭窄，雕琢琐碎。江湖诗派格局较四灵更为开阔，题材也更为广泛，整体风格偏重细巧，未脱晚唐旧习。

白体诗

白体诗是指宋初的一批诗人模仿白居易所作的诗。宋初朝廷善待文人，提倡酬唱，促使馆阁唱酬成风，并且汇编许多唱酬诗集，如《二李唱和集》、《禁林宴会集》、《翰林酬唱集》等等。这些诗人模仿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等人互相唱和的近体诗，集中描写闲适生活，言词浅白，手法清雅，显然与五代诗风一脉相承。[5]

当初王禹偁也被宋人当作白体诗人。可是，他的诗风与李昉、徐铉的风格有异。虽然他自小学习白体诗，又多写唱和诗，但他更重视白居易的讽谕诗。当他居住在商州时，他学习了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创作精神，利用自己作品来反映社会现实。充满关心疾苦的诗篇有《畲田词》、《秋霖二首》、《乌啄疮驴歌》等。《感流亡》的“老翁与病妪，头鬓皆皤然。呱呱三儿泣，惸惸一夫鳏”描写感染疾病的不幸，“襁负且乞丐，冻馁复险艰。惟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间”以对他们深表同情。其中他联想到自己：“我闻斯人语，倚户独长叹：尔为流亡客，我为冗散官。”，来表达自己的同理心，可见有别于无病呻吟之作。[5]

与白居易的创作历程相反，王禹偁早年多写闲适诗，而晚年多写讽谕诗。他自编的《小畜集》就是收录讽谕诗，表现出自省意识，摆脱了白体诗人的群体，慢慢进而学习杜甫风格。总的来说，王禹偁的诗浅白流畅，语言自然，情感含蓄，优雅古朴，别树一帜。[5]

晚唐体

晚唐体本来是指唐末年诗歌体裁，以七绝五律为主。[6]到了宋代则以贾岛、姚合为正统。它的特色主要在苦吟锻炼和造语成就，不用典故，以景咏物，以清深闲雅为高，以清浅纤微为下品。[6]主要诗人有宋初九僧、林逋、潘阆、寇准等。[5]

根据司马光《温公续诗话》，宋初九僧是指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简长，青城惟凤，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怀古，九名僧人。根据《宋诗纪事》内的《惟凤诗序》，知道这“九僧”各自生活不同地方，没有地域性。他们的作品被编辑成《九僧诗集》，因而得名。传世中的《九僧诗集》继承了反复推敲的苦吟精神，内容多为描写幽静的山林景色和隐逸生活，形式上侧重五律，作品中常有佳句，例如“虫迹穿幽穴，苔痕接断楼”，“磬断危杉月，灯残古塔霜”，“马放降来地，雕盘战后云”，“春生桂岭外，人在海门西”。[5] 在散文方面，著名代表有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占了六位，包括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他们各有风格，构成了宋朝散文的繁荣景像。其特色在于，内容写实，大部分是论政与论道的作品，当中带有忧患意识；风格平易自然；艺术表现手法，多以古论今，是结合实用与艺术的作品。宋初的作家多擅长骈体，以五代浮艳风格为特色。首先反对浮艳风格的是柳开，他矫正文弊，提倡恢复古文，推崇韩愈和柳宗元的作品，强调结合文统和道统，但他的创作辞涩言苦，缺乏艺术色彩。王禹偁则能够把理论和实践并重，力排浮华艰涩文风，利用文学作品反映民生与时弊。于是他们成为第二次古文运动的先驱。其后西昆体兴起，此派作家皆宗法李商隐的“四六”文，讲求辞采声韵，宏博典雅，浮靡文风再度泛滥。穆修、范仲淹、石介、尹洙等人猛烈抨击西昆体的弊病。直到欧阳修才真正彻底清扫浮靡风气，以精练语言，确立平易轻快的风格。曾巩文简古朴，王安石议论精警，苏洵能策善论，苏辙深醇温粹，苏轼更是贯通古今，挥洒自如，对北宋后期的作家影响深远。南宋散文发扬了北宋传统，胡铨、李纲、陈亮、陆游、辛弃疾等人的作品，强烈地展现现实主义和爱国精神。南宋末年，文天祥、谢翱等人的作品，充满了民族气节。最后以悲壮雄劲的高潮结束了两宋散文的历程。

著名散文作家

①王禹偁

王禹偁为宋代散文理论和新文风奠定了基础。当初他对五代的浮华文风十分不满，主张以韩愈和柳宗元为榜样。他强调古文要“传道明心”。可是他所指的“道”并非柳开所讲的儒家道统之“道”，而是指民生和时弊，而他所谓的“心”只是指自己对政治的见解和内心感受。他还要求文章平易畅达，反对用词艰涩。因此，他的散文平易近人，风格古雅简淡，自然明快，艺术性较高，而且处处反映现实和社会，鲜明地体现儒学和注重教化的思想，既能直陈时弊，发表政见，又表达坎坷命途，内容非常充实，紧紧地结合了古文与时政。他禀承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无论从理论与实践都为第二次古文运动做了榜样。王禹偁的著名作品有《待漏院记》，当中以生动语言描写有贤德的、奸恶的、没才干的宰相在上朝前的心态，既有赞扬又有指责，有义正严词，却又带点讽刺，手法非常突出。在《唐河店妪传》，王禹偁写边境老妇以自己的机智扑杀外敌，后来议论边防政务，制定策略，切中时弊。在《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中，结合骈文散文，既保留古文的流畅，骈体的对称，铿锵的音调，更描写出贬谪生涯的感慨。[8]可见，王禹偁独树一帜，为后来的诗文改革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②范仲淹

范仲淹曾大力推动“庆历新政”和诗文革新运动。他以政治改革的立场上反对西昆体，要求文章内容要反映实际利于教化，情感要激昂，语言要浅白。他的政论文透彻精辟，逻辑严谨，而其他作品都能寄景言情，结合叙事议论，风格清新。著名作品有《范文正公文集》、《岳阳楼记》、《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 话本是表演说话艺人的讲稿。 说话源自隋唐时讲历史故事与变文的通俗文学。话本里有话、诗、词、评，是用白话写成的小说或者“市人小说” 。由于宋朝工商业繁荣，市民对娱乐的需求增加，造就了大量的听众，促使说话流行。根据周密的《武林旧事》，宋代话本可分为下列四家，说小说的有52人，讲历史的有23人，说经的有17人，说合生的只1人。四家之中，以小说及讲历史的最为普遍。小说又叫银字儿，内容以灵怪、传奇、公案为主。讲史的只说不唱，只讲述一些历史故事。说经是由唐朝俗讲演变而来，内容以宗教故事为主。 话本以诗词作为故事的引子与总结，中间用韵文加以渲染，在引人入胜的地方分回断开，奠定了元明清的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的基本模式。譬如《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