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小课题研究文言文熟读成诵

摸索出了一套能够激发学生文言文阅读兴趣的切实可行的教学方式：1学法激趣，2信任激趣，3导语激趣， 4板书激趣，5情景激趣，6审美激趣，7古为今用激趣，8灵活多样的教法激趣，9活动激趣。

一、课题研究的主要背景

随着社会文化的革新，以及时间的推移，文言文中相应的文化背景、历史条件、社会形态等等都与学生生存的环境存在着巨大的时空距离，文言文语言表达形式、表现方式、词法语法等方面与学生现实语言交际之间也都存在隔膜。加之隐藏在古代诗文中的微言大义，又增加了学生认知理解的难度，学生因而对学习文言文产生了一定的排斥、疏离、拒绝的心理。

其次，现在文言文教学存在两大误区。一种是像学古汉语文选似的一个字一个字把它掰碎了，揉碎了，把文言文搞成古汉语当成或外语来教学。还有一种就是拿了篇文章来，文章还没有看明白呢，就开始总结思想、分析形象。文言文阅读应该能够把一些东西读通，读得很顺畅，学生自已去感受。无论读文言文还是读白话文，在做文学形象的鉴赏时，就提高语文能力来讲，道理是一样的。不能把文言文当成外语来学，文言文毕竟是不同时代的汉语。另外也不能把文言文当成白话文阅读，因为毕竟它有语言障碍。所以教学文言文应该抓住一些跟主旨非常相关的东西，拿来做一些重点地解剖。尤其是阅读诗词，一定要从语言里出形象，不从语言里出形象，别人是没法把握的。

再者，在初中阶段，学生在课本里接触到的文言也只有几十篇，且内容比较简短，学习要求也比较低，多数初中老师对古汉语语言现象与规律疏于归纳整理。这样也导致学生进入高中后，对于内容与语言形式不再像初中那样浅易的文言文，自然产生了畏惧心理。

鉴于此，如何激发学生阅读文言文的兴趣就成为文言文教学的当务之急。

二、课题内容综述

（一）概念界定

什么是古代汉语？顾名思义，就是古代汉族人民的语言，古代汉语有口语和书面语之分。

什么是文言文？文言文是指以先秦的口语为基础，经过较多的加工提炼而形成的上古汉语的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模仿它所写的种类作品的语言，如诸子百家、《史记》、唐宋八大家、桐城派等等，都是古文言实际应用的范例。简言之，文言文，就是用文言语言写成的文章作品。一般把“五四”时期定为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分界限。

什么是兴趣？ 兴趣是对于事物特殊的认识倾向，它是一种心理活动，当发展成为爱好时，就成为一个人的较长久而相对稳定的行为倾向，影响着人们能力的发挥。兴趣和爱好是积极性的来源，它是以认识和探索某种事物的需要为基础，是推动人们认识事物、探求事物发展规律的一种动力。是人们在学习、工作等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有了对某项事物的兴趣，就能在行为中产生极大的积极性。

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探索全新的实效性的文言文教学模式，使学生在主动参与文言文学习的过程中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主观的倾向性，进而带动对语言的“认读”“释义”和“解析”，使学生真正具备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又领悟到精髓思想，服务于写作，有益于人生。

（二）理论依据

1、心理学指出：兴趣是推动人们进行求知活动和学习的重要的心理因素，它能使人集中精力，积极愉快地从事某种活动。凡是符合自己的兴趣的活动，都容易提高人的积极性。

2、心理学研究表明，语言学习过程中，当学生把注意力集中于语言本身（知识、规则）时焦虑程度偏高，而把注意力聚焦在语言所表达的内容时，焦虑程度则明显降低，学起来就比较轻松。

3、主体教育理论认为：学生既是教育对象，又是学习、认识和发展的主体，一切教育的影响作为外部客体的东西，只有通过学生主体活动才能内化为主体的素质。体现学生主体性的课堂教学法是师生共同参与、相互交流的多边活动，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指导者，学生是自我发展的自主参与者，是积极的探索者和创造者，师生之间是一种民主、平等、合作的交往关系。这种教学能让学生逐步由以教师指导学的“他主学习”走向独立自学为主的“自主学习”，最后达到学会学习、学会创造的目的。

4、合作性原则：在课题研究中，必须改变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家校之间彼此孤立与封闭的现象，强调互相合作，相互促进。

5、新课程标准指出：“适度强化文言文的学习，目的是促使学生加深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充实文化底蕴，提升文化品位。”

2 关于文言文的主题教研活动有哪些

课题研究方案 一、课题提出的背景 综观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祖先给我们留下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其知识之广泛，包容之博厚，辞章之精华，内涵之富，是任何一个民族都难以望其项背的它不但是汉语言文学的典范和精华，而且更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品格是民族精神得以生发的深厚土壤，对民族精神的培育和形成起着巨大的、不可缺少的作用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根据我们调查，当今社会，浅文化、俗文化、网络文化充斥人们的生活传统文化在学生中的地位越来越低，他们对传统文化知之甚少加上受市场经济的消极因素影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有所抬头，集体主义观念削弱，理想、前途观念淡薄……这些现象如任其发展，后果不堪设想在建立和谐社会的今天，让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成了当务之急 新的课程标准指出：“现代社会要求公民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强调在语文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语文因此，在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研究就有了必要特别在新课标下，手执新教材的语文教师，应该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这历史使命：充分发挥语文学科“工具性和人文性统一”的特殊功能，通过祖国的山川之美、民俗之美、历史之美、文化之美和传统之美，让学生在祖国的灿烂的文化长河中游弋、翱翔，使中华文化传统得以光大 二、课题的界定和理论假设 1、课题的界定 （1）“新课标”：是相对于2000年以前我国语文课程体系而言，她体现了四个新的基本理念：一是要注意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二是挖掘语文教育的人文内涵，三是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四是建设开放而有活力的语文课程 （2）“传统文化”这里是指根据中学生身心特点，选取中华民族文化中久经历史考验的具有普遍性修养意义的古诗文典籍以及具有地方特点的客家文化传统作为研究对象，它们既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又是开启人类智慧的工具 （3）“新课标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 “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这就要求我们在语文教学中，不仅要注重知识的传授、运用和语感的培养，也要承担起“体认中华文化、厚植传统精神”的重任 2、理论假设 （1）通过课内外的有效结合，让学生在丰富的综合实践活动中，大量接触传统文化，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领略祖国文化的魅力，促进学生语言能力的发展在学习过程中，可以锻炼学生搜集处理信息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2）通过研究与实践，引导学生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优秀传统文化智慧和精神营养，丰富语言、开拓眼界、陶冶情操、发展潜能、使他们具有创造能力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用传统文化里包含的丰富的人文内涵和做人的道理，增强学生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培养学生“学会做人”，做品格高尚、身心健康的人；另一方面，将传统文化教育与课堂改革相结合，使学校的课程结构更趋合理，促进学生个性发展 三、课题研究的目标和意义 1、本课题研究目标是古诗文教学、客家传统文化（1）古诗文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培养学生一定的古诗文鉴赏能力对增进学生文学基本素养的重大意义，自然也毋庸赘述了但较之于当前的阅读、写作教学研究，古诗文教研则显得相对滞后当今的古诗文教学起码存在三种不良倾向一是语言化倾向，许多人把古诗词鉴赏课几乎上成了文言串讲课，只注重诗词句义的静态演释，忽视了学生形象思维能力的培养二是概念化倾向许多人将古诗词意境地赏析变成了冷性的“诗物”与“诗情”的简单对照，忽视学生审美心理素质的培养三是支解化倾向许多人把一首诗词的整体赏析变成了单调的诗词词句的局部分析，忽视了诗词鉴赏的有机性和整体功效这些倾向不能不令人感到，当今的古诗词教学似乎还缺乏一种关键性意识，那就是如何发挥学生主体在诗词审美活动中的能动作用（2）据许多史料证明，石城在客家民系的形成和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客家私人办学先驱（温革）的诞辰地，许多客家文化研究人士称石城是客家摇篮的中转站石城有着丰富的客家文化资源，值得我们开发研究 2、以经典古诗文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传统文化是构成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民族文化素质的力量源泉之一，也是我们用来铸人铸魂的重要教育资源基于此，我们对《新课标下语文传统文化资源研究》所具有的现实而深远的意义形成以下认识： 一是继承弘扬传统文化的需要中华文化经典是中华文化重要载体，传承文化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功能，我们有责任，通过开展古诗文教学、客家传统文化研究，让灿烂悠久的中华文明世代相传，为走向振兴的中华民族积蓄源源不断的智慧和持久的发展动力 二是加强中华传统美德。

3 在古诗文教学中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几点有效

一）诸子散文德行天下春秋战国时期，“百家竞作，九流并起。”

各种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纷纷著书立说，反映着不同学派的思想倾向、政治主张和哲学观点，形成各具风采的诸子散文。诸子百家中，儒家创始人孔子因继承三代中原文化正统，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核心内容，对中华民族精神形成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

可以说，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儒家学说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精华，也是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它已渗透传统文化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之中，极大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每一个领域。

久而久之，形成了以《论语》为先导的《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优秀文化著作，尤以《论语》中的篇目学得做多。“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克己复礼为仁。

（《论语·颜渊》）”这些语文课本中常见的句子无不昭示出孔子的“仁学”思想。从“仁”的本义上说，“爱人”就是“仁”的最本质、最基础的意义，也是做人的最高原则。

儒家伦理思想自经孟子、荀子依据孔子思想发扬光大而形成体系后，遂使儒家伦理思想之内涵及实践要点亦更加充实明确，可归纳为重品格，行仁道，推忠恕，讲中庸，倡王道，勉实践。这种文化体系的形成有助于今人更系统的学习和发扬。

一九九一年五月间，台湾地区新学识文教出版中心曾邀集两岸知名学者举行过一次书面聚谈会，其结论是：“儒家的伦理道德，在现代社会中是可以起一定的积极作用，因为伦理道德，正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同时也能切合现代社会的需要”。之所以有此共识，主要是因儒家思想核心—伦理道德，不仅可用于古代而且还适用于现代，此种宜古宜今放之四海皆准的思想，如果我们能深切的体会实践，一个和谐而有秩序的社会，自会由我们的努力而提早实现。

譬如韩国的现代化就是在对传统文化尊重、继承和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化。

诸子百家的许多思想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如儒家的“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孟子的古代民主思想；道家的辩证法；墨家的科学思想；法家的唯物思想；兵家的军事思想等，在今天依然闪烁光芒。

我们可以、也应该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己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己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也鉴借墨家的"兼爱"、"尚贤"、"节用"；道家的“少私寡欲”、“道法自然”；法家的"废私立公"等等思想。所以，在对古诗文尤其是诸子散文的教学中，挖掘其中的文化精神将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进步和文明。

（二）唐宋诗词情溢四方唐宋诗词源远流长。千百年来闪烁着不朽的艺术光芒，飘逸豪放的李白，沉郁顿抑的杜甫，清扬畅丽的白居易，凄婉优柔的李煜，闲雅清婉的李清照，豪放旷达的苏轼，雄放流畅的陆游……沿着字里行间向我们走来，向我们说话，向我们呈现他们整体的人格、气质、风骨，凸现出唐宋诗词在传统人文中的独特魅力，感受灵魂难言的欣悦和洗礼。

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华夏民族崇尚友道珍惜人伦形成一种风尚。在唐宋诗词中，这种人伦情怀是一种不但在空间上不分地域，普遍存在的情感，而且在时间上不分古今，十分持久而又十分高尚的情感。

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说明只要世界上有真正志同道合的知心朋友存在，那么即使在天涯，也可以互相安慰、互相鼓励。李白与王昌龄的关系不错，王昌龄被贬龙标时，李白写过一首诗，寄托自己的一往情深：“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芙蓉楼送辛渐》是这一类诗中的名篇：“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诗作于王昌龄官江宁丞之日，诗人正遭谤议，送挚友远行，临别所嘱，惟以玉壶冰心自明心迹，又是与朋友和亲人们的共勉之词。苏轼的《南乡子·送述古》下阕中写词人送走了朋友归来后的感受，“秋雨晴时泪不晴”，词人面对荧荧的灯儿，听窗外绵绵的秋雨，友去的失落感让词人难以自持，恐怕是雨停了，泪水也不会停。

在唐宋诗词中，这种人文性的体现并不是客观、静止的，孤立、冷峻的，而是与人文环境互为观照的，动态的探寻的过程，让我们感受到了友情的真诚与恒久。友情厚重，恋情也缠绵。

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字字珠玑的警策之语，闪耀着人文的熠熠光芒，像这种追求自由，歌颂爱情，体现人性真爱的诗词数不胜数。有白居易《长恨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有柳永《蝶恋花》中“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恋情缠绵，亲情更深沉。唐代溧阳县尉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慈母的深情厚爱，亲切感人。

王维的“每逢佳节倍思亲”传唱至今。中国文化之所以重视情感，是因为国人自觉地意识到，情感是人的基本的存在方式，也是人。

4 文言文与传统文化

首先，学习文言文是继承祖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些历史知识、文学知识和社会生活知识，增强了解社会、认识事物的能力。

其次，古代汉语是现代汉语的基础，是“源”；现代汉语是古代汉语的继承和发展，是“流”。两者是同一种语言发展的不同阶段，并不是两种语言。文言文中的许多词汇依然保存在现代汉语中。如清代文学家沈复《童趣》中的“明察秋毫”、“怡然自乐”、“庞然大物”等词语，在现代汉语中仍在运用。所以，学习文言文，可以丰富我们的语言仓库，提高语文水平。

文言文是古代的书面语体，但它来自古代汉语口语，现代汉语也来源于古代汉语口语，二者相同的地方是主要的，不同是次要的，所以不难学，我们应有学好文言文的信心。

怎样学好文言文呢？学好文言文的关键在于培养语感。培养语感有“三要”：

一要熟读背诵课文，目的是熟悉文言文的表达方式和语言习惯。诵读是我国传统的学习方法，俗语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文言文语言简洁、典雅，是学习语言的好材料。许多大作家的语言功底深厚，就是得益于对古文的熟读背诵。如：巴金十二三岁能将《古文观止》倒背如流，吴晗十三岁以前背完了《三字经》。

二要自己用心领悟，目的是把“言”和“意”融为一体，见“言”而知“意”。如何做到这一点呢？上面说过，文言文和现代文一脉相承，许多词语、语义是相通的。如“陈太丘与友期行”（《陈太丘与友期》）中的“期”，是“约定”的意思，这与现代汉语中“不期而遇”的“期”的含义是一致的。再如“不能名其一处”（《口技》）中的“名”字，与现代汉语中“莫名其妙”的“名”的意思也是相通的，都是“说出”的意思。用心领悟，就能做到见“言”知“意”，这对学习文言文是非常重要的。

三要主动积累词汇，目的是掌握文言文的表达工具。如对通假字的理解，对“之”、“其”、“以”等虚词用法的了解，词语含义的古今变化等等。

边学习边总结，不断积累，就能掌握规律。掌握了规律，学好文言文就容易多了。

学习文言文并不难，只要我们树立信心，掌握规律，循序渐进，是能达到课程标准规定的目标的，这个目标就是：能阅读浅易文言文。

5 浅析如何在高中文言文教学中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这是个什么作文或任务的命题吧？我简单说下我的看法。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内涵丰富。但是现代社会的发展在逐渐的将传统文化边缘化甚至去传统化。

这就使得我们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内容逐渐遗失，因此在教育过程中非常有必要让受众了解熟悉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就是古典文学作品，包括文言文、诗词歌赋等。

这些作品无疑是包含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脉络，也精细刻画了创造历史的古人的生活习惯、文化信仰、处世哲学，而这些的积累，就逐渐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受众可以从这些文学作品的学习过程中充分的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包含多个方面，我们需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而在古典文学作品教育过程中，教育工作者恰好承担了这个责任。

他们需要以他们的文化素养和文学功底来完成这样的筛选，确保呈献给受众的是传统文化中的精髓。 因此，当我们看到教材中的古典文学作品的时候，可以说见到的都是精华中的精华，应当加以深入的了解和掌握，并逐渐从中学以致用，从而形成自身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去享受人生造福世界。

纯自己的观点，纯手打，希望能帮到你。

6 文言文对中国文明的发展起过什么作用

首先我们的语言受质疑的就是我们还属于象形文字，按照西方的观点，这是语言进化的低级阶段，他们的拼音文字才是语言文字的高级阶段，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在全世界都是比较独立的，而我们周边那些历史上向往中华文明的国家，如：日本、朝鲜、蒙古等等，均与我们不是一个语系，他们是鞑靼语系，他们也是属于拼音文字的，别看他们也有汉字，甚至依据汉字创建了他们自己的文字，但是他们的语言结构和方式与中国文字根本不同。

而我们的象形文字在现在的电子社会遭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因为他电子输入是非常麻烦的，尽管后来发明了五笔输入等优良输入方法，但是还是有很多问题。比如：拼音输入不能够盲打，而五笔输入有词汇量的限制，电脑的普及使得中国汉子的很多不常用字由于无法输入而消亡。所以当今的发展汉字的电子化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我还是要说一下汉字的优越性对于我们的历史作用。

第一点我要说的就是我们的文字保护了中国的统一和凝聚力，中国历史上经过了多个分裂的时期，由于中国有统一的文字，使得中国的统一变成非常容易，语言有一个特点，就是时间久了语音就会有自然的变化，就如台湾的普通话与北京的普通话有区别一样，这样历史一长，方言就形成了，虽然中国不同的地方语言发音极大的不同，北方人听南方人的方言就如听外语，但是一回到书面，就完全一样了，在欧洲，日耳曼分裂后，各个国家以自己的方式用字母形成文字，虽然都为拉丁语系，但是已经成为多国语言了，这样在语言之上的文化就差异更大了，国家也就没有统一的基础了。

第二点我要说一下中国历史的语言文字保护了文化的传承，在五四以前中国是与世界不同的书面文言与日常的说话不一样的国家，这样保持了文言文在秦始皇统一后2000多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的基本一致，同时民间的语言有是另外一个样子，所谓的白话，实际上是广东地区的方言，而现在的普通话，实际上是历史上的官话，就是带着满族口音的北京方言，而民间的语言表达方式变化很大的，鲁迅倡导的白话文，但是我们现在看鲁迅的文章已经日渐艰涩，这才几年呢！因此中国的文言文制度实际上是让读书人可以无障碍的读取先人的著作。

到了上世纪初，世界的巨变日本的维新，让很多当年激进的人开始打倒孔家店，为了这样的结果，她们首先是把文言废除为白话，再把竖版变成横板，最后再简化汉字，实际的结果是现在的人要看懂我们先人的著作已经变得非常困难，普通人看文言文居然要如看外语要有翻译一样要看白话文释义，但是文言文一旦进行释义，其中的很多妙味就丢失了，其中的音韵美感也丢失了，直接导致大家不去看了，如果这些文化的记录没有普通人的读者基础，变成对于大多数老百姓的天书，我们的很多文化传承也就被隔断了。现在对于很多古籍，想要印刷成简体横板的还不行，必须为繁体竖版，目的就是不要让太多的人方便去看，同时找一个能够编辑古文的出版编辑也越来越困难，那些可以编辑古文的老编辑也时日无多，现在的政策导致中国语言文字的好处一点也没有体现出来，不易电子输入的问题却总得不到解决，总是一件让人遗憾的事情。

石峁遗址发现于上世纪70年代，因数千件流散的玉器而闻名。由于遗址的范围大，遗址范围内的修路、取土等建设活动，甚至对遗址的滥挖、盗掘等仍时有发生，遗址的保护形势急迫。鉴于遗址的重要性和考古工作的长期性，与会学者纷纷呼吁，应在当地尽快设立石峁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加强对遗址的日常监管和看护。同时，尽快制定保护措施和遗址的保护规划。

通过加强宣传，增强当地居民文物保护意识，避免遗址进一步遭到破坏。加大对保护力度，特别是加大打击盗掘的力度。保护好遗址是后续所有工作得以开展的前提和基础。神木的经济高速发展，文化如何同经济发展相协调，如何保护展示，这是政府应当慎重并着手考虑的。专家希望，石峁遗址的发掘能纳入到当地文化建设的体系，通过对该遗址的发掘、保护、展示，尝试通过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促进当地文化、经济的协调发展。陕西省文物局刘云辉副局长表示，将会继续大力支持做好石峁遗址的文物考古及遗址保护工作，推动石峁遗址的研究走向深入。 黄帝活动在石峁所在的陕北黄土高原是史有明言的，那就是《史记》、《汉书》有关黄帝的陵墓在距石峁不远的陕北子长一带的记载。《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崩，葬桥山”，《索隐》引《地理志》说：“桥山在上郡阳周县”。查《汉书·地理志》，其上郡阳周县下确实记有“桥山在南，有黄帝冢”的字样，阳周即今陕北子长县，当今陕西黄陵县以北偏东三四百里的地方。除此之外，《汉书·地理志》上郡肤施县下还记载其地“有黄帝祠四所”，肤施即今陕西榆林，在子长县北，毗邻石峁所在的神木县高家堡。既然石峁附近的榆林、子长一带有黄帝的冢墓，还有人们祭祀黄帝的祠堂，则黄帝生前和他的部族在此一带活动是无可否认的。

同时,依据《潜夫论·志氏姓》、《列子》、《山海经》《大荒西经》、《左传·成公十三年》、《国语·晋语四》、《国语·齐语》等典籍分析,认为不仅黄帝后裔白狄在陕北地区活动，黄帝部族的直接后裔周人的也都在陕北活动。

最后，沈长云教授再次强调，根据考古专家发现石峁古城的年代为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阶段，正与黄帝活动的时间大体相当，由此更能确定石峁古城为黄帝部族所居。 《光明日报》国学版（2013年4月15日第15版）刊发了烟台大学人文学院陈民镇先生《不要把考古与传说轻易挂钩》一文，认为把石峁古城直接与黄帝挂钩，至少是与一般的记载相冲突的。

石峁古城有没有可能是黄帝后裔的居邑呢？在传统的古史观念中，黄帝与尧舜等都是一脉相承的，属于徐旭生先生所说的“华夏集团”。

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为距今约4300年，相当于“龙山时代”。我们知道，“龙山时代”是中国文明发生的关键阶段，中国文明在这一阶段逐步定型。过去一般将“龙山时代”的年代定为距今4600年至4000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研究结果表明，“龙山时代”的上限在距今4300年，良渚文化的下限在距今4300年以前，这一调整将带来深远的影响，需要我们重视。如果同时代山西襄汾的陶寺古城与尧舜有关，那么陕北的石峁古城是否便是黄帝部族的居邑呢？

这便涉及到黄帝的时代问题。《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黄帝至禹，为世三十。”如果这一记载有一定的根据，再结合《说文》中一“世”三十年的记载，黄帝到大禹之间间隔了900年。结合“夏商周断代工程”关于夏代始年的认识，黄帝的年代距今约5000年，实际上这也是通常人们对黄帝时代的认识。如果石峁古城直接与黄帝有关，至少是与一般的记载相冲突的 。 来源： 光明日报

拙文《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发表以后，引起学界不少人的关注。其中有对拙文提出批评者，如陈民镇先生。他认为我的论证是将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存与古史传说轻易挂钩，说这种做法“是危险的”。他承认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在龙山晚期，但却以同时代的襄汾陶寺古城与尧舜有关为由，提出尧舜以前的黄帝不会居住在石峁。按照《路史·发挥》“黄帝至禹，为世三十”的记载，他认为黄帝的年代距今约5000年，因此我有关石峁古城为黄帝部族居邑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还认为，石峁遗址所属的考古文化只是反映了北方草原文化的性质和游牧传统，与黄帝代表的华夏文明是不相称的，石峁古城可能是北方草原文明的人群对南方农耕文明的一种防御性建筑。

所谓不要将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与古史传说轻易挂钩，这话我也赞成。但这里的关键似乎并不在可否让考古学遗址与古史传说挂钩，而在于这样的挂钩是否准确与合理，或如作者所说，在于你这个钩挂得是否轻率与简易。实际上，当今考古界这类“挂钩”的做法早已屡见不鲜，如将登封王城岗说成是禹都阳城、将襄汾陶寺遗址说成是尧舜都邑等等。作者对此并未加以反对，却独反对“将黄帝文化落实到某种考古文化”，这是何道理！想必作者会说，其所主张的是“大多数学者”的意见，然而学术研究的是非优劣难道可以用“大多数”或“少数”作为评判标准么

“大多数学者”所称说的不一定就是真理。如当今多数学者（包括作者）都说陶寺古城是尧的都邑，然而先秦古文献到底有哪一部明确指出尧都在今山西襄汾陶寺的呢？《史记》只是说“昔唐人都河东”，后人将唐人理解为陶唐氏，又将陶唐氏说成是的尧的“号”，于是变成了尧都在河东。殊不知顾颉刚早就指出：“在《左传》上，尧没有唐号，唐亦不言尧后”（见《古史辨》第一册），《鹖冠子》中甚至有“尧伐有唐”之语，《吕氏春秋·古乐》亦分陶唐氏与帝尧为二事，是尧与唐并不能混为一谈。他之后的徐旭生虽仍坚持帝尧陶唐氏的说法，却又对陶唐氏在河东（即晋南）的认识大加批驳，说陶唐氏旧地只是在今河北唐县、望都一带。事实上，《史记·货殖列传》早有“尧作于成阳”的记载，成阳在今山东菏泽地区，不知今学者为何置《史记》的记载于不顾。限于篇幅，我不能对这个问题展开论述，也不能对舜的居邑及夏文化的地域等问题展开论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从别的地方找到我有关论述的文章。这里只是想借此例子表明，不在“大多数”范围内的学术主张，不一定就是没有道理而应该被弃置不顾的。

回到黄帝与石峁古城关系的争议上来，我感到作者对我的批评，仍是靠着“大多数”立论，以所谓“一般认识”作为是非标准，提出他的不同于我的主张的。

首先是黄帝的年代问题。前已指出，作者强调陶寺古城与尧舜有关，就是为了显示作为“五帝”中的后两位“帝”生活在龙山时期，即石峁古城开始建造于距今4300年左右的年代，以此来衬托作为“五帝”之首的黄帝与石峁古城无关。说黄帝为“五帝”之首而远在尧舜之前，当然是“一般认识”，然而这个认识对不对呢？当今学者，从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开始，包括徐旭生，实已很少有人相信司马迁《五帝本纪》所记述的那样一套以黄帝为首，其他几位古帝及夏商周三代王室都是黄帝子孙的血缘谱系了，大家都承认所谓“五帝”实只是史前各个氏族部落的首领，是这些部族的后人各自奉祀的祖先，并且这些部族都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去证明这各个部族的首领在历史上存在的先后次序呢？譬如黄帝，其作为周人的祖先，我们到底有何证据说他一定在其他四帝之前？是人们把黄帝——周人这支氏族的世系与颛顼诸帝的世系比较的结果，还是有什么确切的史料证明黄帝生活的时代一定比诸帝久远？帝喾据说是商人的祖先，我们姑且相信这个说法，然而他到底是商人多少代前的祖先，并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说明，凭什么就说他一定在黄帝、颛顼之后，而在尧舜之前呢？所可论定者，大概只有颛顼在尧舜稍前的一些时候，因为有《左传》诸书提到了有虞氏的世系，说颛顼作为有虞氏的首领在舜之前。除此之外，其他都是无从论定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作者在这里给出的黄帝距今5000年而在尧舜之前的“证据”，即所谓《竹书纪年》的记载。不幸的是，这条记载的可信性却很值得怀疑。一则，据陈梦家、方诗铭诸家的研究，《纪年》的编年纪事实起自夏，今《路史·发挥》所引《竹书纪年》提及黄帝之事，并非《纪年》原文。其二，就“黄帝至禹，为世三十”这句话而言，亦是罗泌隐括其所用材料之语，非《纪年》原文，而罗泌著《路史》在《今本纪年》之后，并有摘抄《今本》之行为，安知此语不是罗泌据《今本》中其他材料得出的结论？我想，即令这句话出自真的《纪年》，也没有必要信以为实，因为《纪年》写作在战国末年，其时已有将黄帝等传说中人物编在一个谱系上的书籍出现，此与黄帝等人本来的部族首领的形象已发生了很大改变，《纪年》照此而称说黄帝如何如何，也是很自然的事，岂可信以为真。这里，我倒想问，除了这类战国晚近的文献，还有哪些先秦时期的古籍能够提供黄帝距今5000年的证据呢？

其次是黄帝与华夏暨华夏文明的关系问题。作者仍按老套路说，黄帝作为一般认识中的“华夏始祖”，其所创造的文明当然是华夏文明，而华夏文明只分布在长江、黄河流域。言下之意，是黄帝及其部落不会在北方长城地带留下他们的足迹。这套看似有理的说辞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它无法回答何以有那么多文献，而且是较早的文献提到黄帝活动在今北方长城地带的问题，如拙文所举，不仅陕北留有黄帝的陵墓，河北涿鹿留有黄帝与蚩尤征战并在那里“合符”和作为都邑的文献记载，还有他的后裔白狄族与周人活动在陕晋一带的记载与考古学遗迹。作者对我所举的这些论据未做正面回应，也是在回避这个问题。看来，作者是混淆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祖先黄帝传说与真的黄帝部族的历史这二者间的界限。黄帝之作为华夏族的共同祖先，乃是华夏民族形成以后体现在华夏共同文化上的民族心理素质的表现，而我国华夏民族的形成乃是周朝建立以后，经过周人与夏商旧族及各蛮夷戎狄的长期融合而成为一体后才出现的事情。至于华夏族何以奉黄帝为共同祖先，并把他置于诸位祖先之首，则是周人属于黄帝部族直系后裔的缘故。作为周人祖先的黄帝原本生活在北方长城地带，这与他日后作为华夏民族的祖先而被当作华夏共同文化的代表是两回事情，二者互为关联却并不矛盾，我们不能以后者去否定前者所倚靠的史实背景。

最后是石峁遗址及所属考古学文化的性质问题。我们认为，作者将石峁古城所属的考古学文化归入草原文化的范畴，将石峁居住的人群视作与南方农耕文明相对立的人群，完全是一种想当然的做法，不严密又不科学。所谓北方草原文化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不是一开始北方各地就是一派草原文化的风光的。石峁遗址属于朱开沟文化，朱开沟文化基本属于一种农耕文化，尤其在它的早期阶段，而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正值朱开沟文化的早期。这里涉及到朱开沟文化分布区域早晚期地理环境的变迁问题。学者研究，当朱开沟文化的早期，其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尚为森林草原景观，降水量也较多，是较适宜于农业经济的发展的，考古发现也证明其时朱开沟的农业生产已发展到较高的程度（田广金《北方文化与匈奴文明》，第261-263，又300-301页）。只是到了它的后期，才因这个地方的气候变得越来越干冷，致使其自然环境向典型的草原景观转化，当地的经济也才变为半农半牧经济，而这已相当于商代开始的时期了，我们不能以后例前，说黄帝时期这里的人们就是从事畜牧业经济，甚至是“游牧经济”。可以设想，正是这样一种气候环境的变迁，才促使居住在这里的黄帝族后裔——―部分白狄族人和周人的东徙南迁，才有了后来周人在渭水流域的崛起并建立周王朝，也才有了以周人为主导的中原各古老部族的大融合暨华夏民族的形成。从这个角度看，石峁古城作为周人祖先黄帝族的居邑，也可称得上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

福州的畲族至今还保留着传统的乌饭节。

早在隋唐时期，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就成了畲族先民的主要活动区域。但令人意外的是，据当地家族谱牒记载，畲族三大主姓中，当时仅有雷氏、钟氏聚居于闽西南，以宁化雷氏、长汀钟氏为著，唯独不见三姓之首蓝氏的踪影。资料显示，直到数百年后的南宋中叶，蓝氏族人才姗姗来迟肇居此地。

徙居闽西南的畲族蓝氏族人一致认为蓝吉甫是蓝氏入闽第一人。

据说，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正值兵慌马乱、民不聊生之际。18岁的蓝吉甫随同避难的人群从江苏句容南下，途中与父母兄弟失散，只身流落到福建福清五福乡开基创业。蓝吉甫娶福清姑娘林七娘为妻，生了3个儿子：长子常新，次子常美，三子常秀。

淳祐六年（1246年），25岁的蓝常新离开福清徙居建宁崇善坊，重开基业。妻子李氏，福清人，生了5个儿子，长子万一郎嗣后离开建宁，肇居汀州宁化石壁，成了汀州蓝氏开基始祖。至今，从闽西南到粤东、赣南乃至台湾，蓝吉甫的后裔满天下。

不过，笔者却从《八闽通志》和《福建通志》中找到一则记载，足以证明蓝吉甫入闽之前福建已有蓝氏族人世居。泉州府晋江籍学子蓝圭、蓝丞兄弟于北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得中进士，而后蓝圭官居太常寺丞，蓝丞历任南剑州、汀州知州。北宋天圣八年比南宋宝庆元年早了近200年，明清福建省志中确凿无疑的记载，彻底打破了多年来闽西南蓝氏族人一致认为蓝吉甫是入闽第一人的传统说法。

明代开始，古福州府（辖今福州、宁德）成了全国畲族最集中的地方。遗憾的是，至今都找不到一部完整的蓝氏家族谱牒，能让人准确无误地知道他们明代以前生活在哪里，其家族先祖的名讳行状和世系排行。古福州府的畲族并不认同蓝吉甫是他们的先祖，他们中的大多数宁愿相信先辈流传下来的一段话：“祖上世居广东潮州，唐光启二年（公元886年），盘、蓝、雷、钟、李共360口从王审知为乡导官入闽，至连江马鼻登岸，徙居罗源大浿头。盘王端一船被大风漂流，不知去向。”

据说这段话是有“历史依据”的，因为《资治通鉴·唐纪》中记载：“唐景福元年（公元892年）二月，王潮以从弟彦复为都统，弟审知为都监，将兵攻福州。民自请输米饷军，平湖洞及滨海蛮夷皆以兵船助之。”但是，平湖洞在今福建中部沿海的莆田，王氏从莆田攻打福州何来广东入闽之说？能以“兵船助之”的当地滨海民众与其说是畲民还不如说是疍民更为恰当！

蓝氏究竟是何时入闽的呢？明清以来，浙江南部聚居了众多畲族先民，据悉大部分徙自福建东北部的福州、宁德两地。近些年当地的畲族古籍被大量发掘面世，其中不乏蓝氏家族谱牒的珍品。来自景宁、龙游、兰溪等地的十多部蓝氏族谱显示，虽然他们的祖先从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迁入浙江，却有共同的世系渊源和共同的始祖蓝一可。现今流传于世保存完好的有民国三年的8卷和12卷两种刻本，为叙述方便，本文将它们统称为“蓝氏一可公宗谱”。

蓝氏一可公宗谱的卷首共收录新旧谱序26篇，创修于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创修时有唐开成元年（公元836年）的“草录一秩”作为参考。而后直至民国三年（1914年），共续修16次，其中宋代两次，元代3次，明代5次，清代5次。前后相距674年，平均每隔42年续修增补一次。正由于先祖的坚持不懈，使得该族谱世系格外清晰，内容翔实，在目前已知的所有畲族族谱中实属罕见，对研究畲族历史渊源和家族迁徙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打开世系表可见，第一世为入闽始祖蓝一可，讳滋生，生于隋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卒于唐咸亨二年（公元671年）。祖上世居南京，于唐太宗贞观年间（公元627年至公元649年）徙居福建上杭县大洋埠（又称蓝家渡）肇基创业。

第十三世，罗源始祖蓝允富，名玉斯，生于唐乾符六年（公元879年），卒于后晋开运二年（公元945年）。祖上世居上杭，于唐末五代梁开平年间徙迁罗源县南乡九都清格林家庄开基立业。其兄蓝允玫迁居南京，为当地高峰岗开基祖。蓝允富生4子，次子蓝力达于宋初由罗源移迁连江县西乡灵九峰傅庄，成为连江始祖。

第二十世，古田始祖蓝锡程，生于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卒于南宋建炎元年（1127）。蓝锡程在大观年间（1107年至1110年）曾任漳州通判，因受宦官迫害，隐居古田大坪源小茶岭蓝家山，从此派衍古田。该蓝氏一可公族谱即由蓝锡程长孙蓝渭林于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主持创修。

第三十世，福安始祖蓝丹山，生于元大德十一年（1370年），卒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祖上世居古田，于元末至正年间徙居福安东门。传至第三十四世蓝相益，生5子，于明代分别离开福安。长子蓝敬华、次子蓝敬太、三子蓝敬泉、四子蓝敬连迁居浙江处州云和、丽水等地，只有幼子蓝敬棠留居祖地。

综上所述，该蓝氏的历史迁徙流程是：唐朝时，蓝一可自南京迁至上杭；五代时，蓝允富迁至罗源，蓝力达迁至连江；宋朝时，蓝锡程迁至古田；元朝时，蓝丹山迁至福安；明朝时，蓝敬泉兄弟迁至浙江。

由于该世系表是最终移居浙江的蓝氏族人所编纂，按修谱惯例只详尽记述本支祖，对支派点到为止。不过从中仍可以得知，唐代有第四世蓝誉文移居广东潮州，第六世蓝芳永、蓝芳远移居安徽，第八世蓝进元移居四川雅安；宋代有第十六、十七世数支回迁上杭祖居地，第二十世蓝锡传移居安徽凤阳，第二十三世蓝钧启移居宁化石壁等等。

如果上述蓝氏一可公宗谱的记载真实可信，那么畲族蓝氏先民入闽就应该是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公元627年至公元649年），他们原居地为南京，肇基地是上杭，这倒应了闽东北、浙西南畲族《高皇歌》中常见的一句话：“都是南京一路人。”

罗源一带的蓝氏畲民信誓旦旦地认为他们的先祖早在唐末五代王审知主闽时期就入迁当地，看来这也不见得是空穴来风。五代后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王审知在福州称闽王，据蓝氏一可公宗谱记载，其第十三世蓝允富正是在开平年间（公元907年至公元911年）徙迁罗源开基立业。

江西赣州是中原人氏入闽的集散地，至今赣州客家祖祠中还年年供奉蓝氏的神主牌，或许蓝一可是第一拨入闽，蓝吉甫是第二拨入闽，或许蓝吉甫只是蓝一可后裔中的一个支系。随着日后更多畲族古籍的发现，蓝氏入闽之谜将会找到最终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