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是记录文字的载体，但必须是有了文字才能产生书籍，而文字一定要记录在一定的载体之上。我国最早发现的文字是甲骨文，这些文字记录在动物的龟甲、兽骨上。这些龟甲、兽骨算不上书籍，只能说是最早的“纸张”。但龟甲和兽骨不可能像纸张那样连接，只能是以堆放的形式进行阅读，包括后来出现在青铜、玉石、陶器上的文字，都算不上书籍的装帧。直到出现在竹木简上刻字，书籍的装帧艺术才崭露头角。

1 简策装──最古老装帧的形式

造纸术发明之前，我国古人将文字书写在长条形状的木片和竹片上，木片称为“木简”，竹片称为“竹简”。最初人们只是阅读单个“简”，后来为了方便阅读和保管，将“简”按顺序用绳子编连起来，这种装帧形式被称为简策装。

简策就是编简成策的意思，“简”就是竹简或木简，“策”就是“册”的假借字。简策装就是用不同类型的绳子（如丝绳、麻绳或皮绳）在简的上、下两端无字之处打孔编连。古人编简成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单绳串连，另一种是两道绳乃至四道绳的编连。编完一篇内容为一件，称为策，也称简策。策与册意思相同，用丝绳编的叫丝编，用皮绳编的叫韦编。编简成策之后，从尾简朝前卷起，装入布套，阅读时展开即卷首。

编简成策、编连卷收的制作技术，极其深远地影响了后世书籍的装帧技术。简策装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书籍装帧形制，流行于商朝和周朝时期，后来逐渐被纸本书所代替。

2 卷轴装——使用最久的装订形式

21 帛书卷子装

帛书又名缯书，是我国古代写在白色绢帛上的文书。帛书和简书一个是用竹简，一个是用绢帛，由于材料不同，成书装帧形式也有差异，既有折叠，也有卷子。

关于帛书的形式，古籍中还未见到详细的记载。《后汉书襄楷传》中说：“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缥素，即以淡青色的素作质料；朱介，以红色作界行；青首，以青色作卷首；朱目，以红色书写标题。又唐徐坚《初学记》卷二一载：“古者以缣帛，依书长短，随事裁之。”这说明帛书的长短是依内容长短来决定的。

在长沙马王堆发现的帛书中，的确存在卷轴式，但仅限于写在半幅帛的帛书，即用一根竹条作轴从后向前舒卷成一束，与简书卷存一样，由于简书本身坚挺，不必加轴固定。马王堆帛书中的另一种形式，则是整幅帛书折叠成长方形存放在漆盒内，由此可见帛书并非完全是卷轴。

22 纸书卷轴装

卷轴装又称卷子装，纸书出现之后，书的装帧形式便模仿帛书卷子装，并慢慢发展为普遍流行的纸书卷轴装。这一点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实物留存，都能得到有力的证明。

卷轴装的型制是由简策的装订形制演变而来的。其方法是把写有文字的纸按顺序一张张粘连在上，然后在长卷文章的末端粘连一根长出卷面宽度少许的轴（一般为木轴），将长卷卷在轴上。卷首裱一张无字的纸或丝织品，叫做“飘”，“飘”不写字，但要质地坚韧，起到保护作用。在“飘”头系一根丝带，丝带用来捆缚长卷，在丝带的末端穿上一根牙签，用以固定丝带。阅读时拿下牙签展开长卷，阅后将长卷卷起，放置于架上。

卷轴装由五部分组成，即长卷、轴、飘、丝带和签，类似于简策的装订形式，卷轴装始于周朝，盛行于隋唐时期，后历代沿用，现代装裱字画仍沿用卷轴装。

3 梵夹装——最早引进的装帧形式

梵夹装是我国在十九世纪前唯一引进的一种国外书籍装帧形式。佛教从印度传入我国的时候，梵夹装这种书籍装帧形式也随之传入我国。

印度是热带国家，印度有一种长着修长硕大、表面光滑树叶的贝多树，古代印度以这种树叶为载体制作书籍。具体方法是把表面光滑的贝多树叶裁成长方形并晾干，将写好的书叶按顺序排列，一张张摞在一起。晒干后的贝叶容易碎损，因此其上下需要夹板保护。为确保书叶前后顺序不会混乱，在中间或两端连板带书叶穿一个或两个洞，穿绳绕捆。这种装帧形式传到中国，称为梵夹装。

用贝多树叶来写经，不仅古印度如此，近代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中也有用贝叶写经的。北京图书馆就藏有僧伽罗文的贝叶经，其装帧形式就是典型的梵夹装。近年来，北京图书馆还入藏一批傣文贝叶小乘经，其装帧形式也是梵夹装。这些实物也从侧面印证了古印度梵夹装的形式特点，从而丰富了我国书籍的装帧形式。

汉译佛经梵夹装的出现，影响巨大，意义非凡，不仅丰富了我国书籍的装帧形式，也促进了书籍由卷轴装向册页装的过渡。

4 旋风装——早期向册页装过渡的形式

旋风装又称龙鳞装，是由卷轴装演化而来。旋风装形式上和卷轴装一样，首先用一张长长的纸做底板，在底板的右端将第一页无字面整幅裱贴上，从第二页起每页正反两面书写文字，然后将第二页用一窄纸条粘在第一页左边无字处，余下的页数按顺序由右至左依次粘在上一页的下面。阅读时展开长卷，书页如鳞状排列有序，从右向左翻页阅读，阅后从右边卷首卷起长卷收藏。宋代张邦基《墨庄漫录》形容其“逐叶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这种装订特点是外表仍为长卷，里面却是错落有致的书页，实为介于卷轴装和经折装之间的一种装订形式。

旋风装是为了解决阅读时翻检不便的问题，是在卷轴装的基础上加以改良的一种装帧形式，大约盛行于唐代，但没有形成规制。因此，旋风装是我国古代书籍装帧形式由卷轴装向册页装发展的早期过渡形式。

5 经折装——向册页装过渡的中间形式

经折装，又叫折子装。顾名思义，经折装应该是从折叠佛教经卷而得名。唐朝时期最盛行卷轴装的装帧形式。唐代是我国佛学的鼎盛时期，佛门弟子念经时盘禅入定、正襟危坐，如果使用卷轴装对诵经的僧尼们会造成诸多的不便。因此，一场对流行许久的卷轴装的改革首先在佛教经卷上发生了，即将本是长卷的佛经从头至尾依一定行数或一定宽度连续左右折叠，最后形成长方形的一叠，再在前后各粘裱一张厚纸封皮，一种新型的装帧形式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经折装。

书籍装帧形制发展到经折装，可以说已完全脱离了卷轴装的形式，几乎接近于册页书籍的装帧，因此说卷轴装是向册页装过渡的中间形式。

6 蝴蝶装——装帧形式进入了册页装阶段

唐代已有了雕版印书业，故原有的装帧形式（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对文化的需求，这就必然促使书籍装帧以新的形式适应社会需求，因此蝴蝶装应运而生。

蝴蝶装又称蝶装，是由旋风装演变而来的，其装帧方法是将每张印好的书页以版心为中缝线，以印字的一面为准，上下两个半版字对字地对折，以集数叶为一叠，以折边居右戳齐为书脊，再在书脊处用浆糊逐叶彼此粘连。再预备一张与书页一般大小的硬厚一些的整纸，从中间对折出与书册的厚度相同的折痕，粘在抹好浆糊的书脊上作为前后封面，最后把上下左三边余幅剪齐，一册蝴蝶装的书就算装帧完成了。从外表看，这种装帧形式很像现在的平装书，打开时版心好像蝴蝶身躯居中，书页恰似蝴蝶的两翼向两边张开，犹如蝴蝶两翼飞舞，故称蝴蝶装。

蝴蝶装的特点是一页一版，改变了卷轴形式这一沿袭千年的书籍装帧形制，是书籍装帧的重大进步，标志着我国书籍的装帧形式进入了册页装阶段。但是，由于蝴蝶装有无字页面、易于脱落、造成掉页等缺点，一种新的在蝴蝶装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书籍装帧形式出现了，这就是包背装。

7 包背装——使用最久的册页形式

包背装发明的时间大约在南宋末，元代时特别盛行，明清时期的书籍装帧大多使用包背装，如明清时期的巨著《永乐大典》《四库全书》。

包背装的特点与蝴蝶装恰好相反，是反蝴蝶装倒折书页的方法，即将印好的书页正折，使版心所在的边朝左向外，使文字向人，并将折好的书页按顺序排好，将左边的折边对齐压稳，在右边框外余幅上打眼，用纸捻订起砸平，并将边裁齐并作书背，再用一张硬厚整纸作为封皮，用桨糊包背着，再裁去书的上下及封面的边沿，就成为所谓的包背书。包背书与现代的平装和精装书本非常相似，只是包背书是单面印刷，合页装订，并在书背内侧竖订纸捻以固定页；而现代平装和精装书本是双向印刷，折配装订，书背上横向素线以固定书页。由于包背书仅便于收藏，经不起反复翻阅，若翻阅的次数多了容易散乱，而且在制作上也相当复杂，因此人们就在书页的空白边上打孔（一般打三个孔），用线绳横索书背，再连穿下端的孔，最后用系扣打结的方法装帧书籍，这就是线装书了。

包背装比蝴蝶装先进很多，但用纸捻装帧、包裹书背的缺点一是不便于反复翻阅、容易散乱，二是不利于长期收藏保存。因此，一种更先进的装帧技术出现并且取代了蝴蝶装，这就是线装。

8 线装——古代最先进的装帧形式

线装书是我国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线装书装帧技术是我国古代书籍装帧史上的一次重大技术改革。

线装书的装帧特点是线装的折页与包背装完全相同，版心朝外，背面相对，不同之处是改整张包背纸为前后两个单张封皮，包背改为露背，纸捻穿孔订改为线订，装帧成册。早在南宋时期，线装书籍的形式就出现了，盛行于明清时期。线装书籍便于阅读，又不易散破，线装不仅解决了蝴蝶装、包背装易于脱页的问题，同时更便于保存和修补重订。线装是我国古代装帧技术史上最先进的书籍装帧技术，我国古代书籍装帧形制发展到线装形式，可以说已经到了精善完美的程度了。

藏族人最明显的特征是鼻骨高，鼻孔大，这是为适应高寒地区缺氧和寒冷所致。

他们皮肤粗糙，在风吹日晒下，脸色多呈酱红色；男子脸型多呈用字，申字型，腮部咬肌发达，颧骨较高，三角眼细眯眼较多，女子圆脸，国字脸较多；鼻子较尖，嘴唇较薄

藏族人脂肪型胖得较少，老年妇女瘦的多。男子脸型像刀切般，有棱有角。由于高原缺氧，无论男女走路行动缓慢。

藏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分卫藏、康、安多三种方言。

藏族普遍信仰藏传佛教。公元七世纪佛教从天竺传入吐蕃，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藏族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在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艺术等方面，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藏族雕刻技艺高超。此外藏戏独具特色，藏医药学也是人类重要遗产。

扩展资料：

藏族主要聚居在西藏自治区及青海海北、海南、黄南、果洛、玉树等藏族自治州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东地区。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和木里藏族自治县和甘肃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自治县、以及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

藏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分为藏、康、安多三种方言，并且是有文字的，而嘉绒藏族很少见是没有文字的方言。现行藏文是7世纪初根据古梵文和西域文字制定的拼音文字。藏文的使用加强了藏族与中原地区经济的联系。

藏族文学丰富多彩，包括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在数量上居中国少数民族前列。《格萨尔王传》是民间说唱体英雄史诗，它是已知世界上最长的说唱史诗；藏族文学经典《仓央嘉措情歌》也已享誉世界。

藏族同胞特别重视“哈达”，把它看作是最珍贵的礼物。“哈达”是雪白的织品，一般宽约二三十厘米、长约一至两米，用纱或丝绸织成，每有喜庆之事，或远客来临，或拜会尊长、或远行送别，都要献哈达以示敬意。

妇女冬穿长袖长袍，夏着无袖长袍，内穿各种颜色与花纹的衬衣，腰前系一块彩色花纹的围裙。

藏帽式样繁多，质地不一。有金花帽、氆氇帽等一二十种．藏靴是藏族服饰的重要特征之一，常见的有“松巴拉木”花靴，靴底是棉线皮革做的。

藏族男女特别讲究饰物，饰品的质地有银、金、珍珠、玛瑙、玉、翡翠、珊瑚、琥珀等等，广泛运用于头饰、发饰、耳环、项链、腰饰和戒指。

参考资料：

王安石，相信多数人与我一样，最早知道他是在课本上，历史老师讲“王安石变法”。

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他的各种事迹了解逐渐多起来，慢慢的他的形象变得清晰，倒觉得他其实是当时社会里的另类。

《宋史》记载，“（王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意思是从来不考虑能不能办到），自信所见，执意不回”。就是说，非常自信，坚持自己是对的，从不改变。现在说起来就是“偏执狂”，或者是“一根筋”。

同样也记载了他的个人生活，说他“性不好华腴，自奉自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以此看来，王安石是个不拘小节，很随意的人。

可是，他这种不拘小节，在苏洵眼里就不是一个味儿了。苏洵认为他是“阴贼险狠”，他不喜欢干净不拘小节都是故意伪装出来了，他这样正是显出其奸诈。一个处心积虑伪装自己的人，一定是个包藏祸心，有所图谋的人。

王安石所在的年代，名人辈出，士大夫纳妾成风。王安石的夫人主动为其纳妾，他却让立即退回。

宋朝邵伯温写的书《邵氏见闻录》里记载：仁宗皇帝摆下赏花钓鱼宴，时任知制诰的王安石也参加了。内侍端来鱼饵放在案几上，王安石随手拿起来就吃，不大一会儿竟吃完了所有鱼饵。

仁宗皇帝当时没说什么，事后却断言王安石是个“诈人”。他的理由很简单：你要是没注意吃一粒或者几粒便罢了，整个一盘全吃了还没察觉？显然是不可能的。

这件事，王安石的确让人匪夷所思。但是，有史料记载，他吃饭时确实是有心不在焉的习惯。据说他在饭桌上，只吃离自己近的菜。至于吃的什么，什么味道，好像并不在意。

一次，他儿媳妇家的亲戚来京拜访，事先约好赴宴到他家，可是日过中午还没有动静，客人强忍着等着。好久了才“命坐”，可是桌上有酒无菜，原来那时就行“干喝”了。酒喝的差不多了，才上了俩“胡饼”，然后又拿出几块肉，随后酒就不再喝了，上了米饭蔬菜。

来访的亲戚是富贵人家，没这样吃过饭喝过酒，他把“胡饼”的芯扒开给吃了，饼的四边丢弃在桌上。不料，王安石竟然拾起饼边吃了起来。于是客人“愧甚而退”（宋-曾敏《独醒杂志》）。

宋朝时的饮食相当的丰盛精美，不说士大夫们，就是一般的百姓，吃饭也是十分讲究的，不仅要求样多，更讲究烹饪的工艺。

而贵为宰相的王安石，在招待远方来的客人时，那样的简陋，甚至当面吃客人剩下的东西，也难怪客人尴尬的告辞了。

宋时人们把宰相称为“相公”，宋代有一个短篇小说集中有一故事《拗相公》，讲的就是王安石。一个“拗”字，便概括了王安石的性格，甚至一生。

喜欢历史的人有什么特点

喜欢历史的人有什么特点，喜欢历史的人更加爱国，也比较擅长于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喜欢历史的人对未知的事物有着更强烈的求知欲望，特别好奇，下面分享喜欢历史的人有什么特点相关内容。

喜欢历史的人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点，他们善于思考。

通过看各种历史，他们会认真思考，思考为什么历史上会发生的这些事，思考历史中人物的想法。他们会结合历史人物，通过和自己作对比，像优秀的历史人物学习，然后就变得越来越优秀。他们的想法会很全面，思维能力也会变强。

第二点，他们善于学习。

通过历史，他们会发现自身上的不足，然后去学习各种自己不会的东西，最后来完善自己。慢慢的，他们的学习能力就会变得很好，学习新东西，就会变得很快。他们每天都会准时的学习，学习就成为了他们的一项爱好。

第三点，他们善于总结经验和教训。

每当看历史的时候，他们喜欢把伟人的经验和教训记录下来，然后去借鉴好的经验，反思失败的教训。他们会去记笔记，时刻提醒自己，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他们的性格也大多数是那种很实在的，他们给人感觉就是很可靠。

喜欢历史的人具有样的性格

对军事政治比较偏爱,对其闻趣事比较喜欢,爱研究,能够以史为鉴,崇拜历史中的人物,爱国。这种人性情沉稳，乐于思考，能够独自承担问题，但不足之处是愿意从过去找答案。感情上因为注重过去，他会很重视现在。至于对家庭和孩子，不好下定论。

1、求知欲强的人

人总是对未知的东西充满好奇，甚至在幼儿的时候。人类在幼儿时期，其实是求知欲最强的时候，对于没接触过的东西，总想摸一摸，或者拿到嘴里尝一尝。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储备的'增加，逐渐降低了对未知探索的欲望。但是人类五千年文明历史是一个人一辈子都无法探索完的无底洞，所以有一类人因为好奇而喜欢上历史。

2、爱好分析

这一类人热衷于分析推理，喜欢通过某一结果去分析原因。这些分析帝中的佼佼者，有的利用严谨的科学角度，有的利用恶搞，有的利用调侃去分析发生原因。

分析帝和求知欲驱使而喜欢历史的人，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了解历史的顺序与思维走向的不同。举个栗子，求知欲驱使喜欢而历史的人去了解汉朝的话，会通过看完整部汉朝历史去了解。对于分析而言，可能更关注的是，刘邦是如何成立汉朝，或者根据他统一中国的事实，去总结成功的因素。

　　保护古籍一定要忌用化学胶水、化学浆糊、玻璃胶纸等修补古籍。

　　中国古籍的纸张，多采用天然原料的手工制纸，而现今通用的化学胶水、 化学浆糊及玻璃胶纸对中国式纸张具有极强的腐蚀力，一般不隔多时，便会使纸张变质黄脆，触手即碎，故而绝不可用。正确方法应为采用天然面粉浆糊，调以麝香、花椒，可达到修复与避虫双重功能。如果藏家一时无法具备以上条件，也应宁可暂时不修，待请到行家里手，再行修复，绝不可仓促滥修，加厄典籍。

　　忌用洋纸夹衬古籍。

　　许多民国版本的拓片、字帖、纸墨拓工皆属精良，可版面之上却是黄斑累累，令人扼腕。这是因为民国时期的一些书贾作坊，贪求省惜工料费用，采用了一种叫作“油光纸”的纸张(当时流行的一种廉价的西式工业法制纸)，作为字帖的衬纸。由于西式纸酸碱性不合量，具有一定腐蚀力，以致许多民国旧帖惨遭“黄斑之厄”。这一遗憾也使得当今的古籍藏家得出了一条教训，即：中国古籍必须远离一切西式纸张，二者隔离，方为上策。

　　忌用化学杀虫剂防杀蠹虫。

　　一些新手藏书家，因为惧怕蠹虫蛀毁古籍，便时常使用一些化学杀虫剂喷洒书橱，结果蠹虫猖獗如故，而古籍却反遭其害，黄斑遍布书身。惨痛之余，古籍藏家们也悟出一点，传统古籍的纸张极为“娇贵”，受不得任何化学品的侵害，而化学杀虫剂的腐蚀只会造成“爱而毁之”的结果。传统的正确防虫方法应为：在书橱中放置麝香、芸香或花椒(也可采用质量上乘的印度奇南香)，以香气驱杀蠹虫，效果极佳。

宋刻本，指宋代刻印的古籍。宋刻本印书多用皮纸或麻纸，文理坚致有韧性。版式疏朗雅洁，版心下方往往有刻字工人姓名和每版的字数。在古籍善本市场上，宋刻本无疑是皇冠上的钻石。自明代中后期以来，宋刻本一直受到学者、藏书家的特别重视。早在明朝，宋刻本已有“寸纸寸金”之说。明末崇祯年间，著名刻书家、藏书家毛晋，其家藏图书达89000多册。他为搜寻宋刻本，在其藏书楼“汲古阁”门前，悬挂征求启示。据统计，今天在整个中国所能找到的宋刻本，总量不会超过1200部，多数已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宋刻本之所以被誉为是中国古籍中的瑰宝，除其存世稀少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明清所刻印五代以前的书籍，差错讹误甚多。不少学者借助宋刻原版，校正明清以来所刻古籍的讹误，恢复古籍的真实面貌。宋版的版式设计堪称精致。文字的分布极为讲究，板框的高广与行格的多寡，都以事先设计要求的字体大小及每行字数的比例而定，大字本每半页七八行，每行约十五六字以下；小字本每半页十三四行，每行约二十三四字以上。如今流传最多的是每半叶九到十二行，每行十八到二十二字的中字本刻书选用字体，各地风格不同。浙本多用秀丽俊俏的欧体字；蜀本多用雄伟补拙的颜体字；建本字体介于颜、柳之间，横轻竖重。印书用墨也很讲究，色泽清纯匀净。官刻书多在卷末镌校勘人衔名，私刻和坊刻本多在卷末镌刻书题记或牌记。宋代，政府对校勘十分重视，甚至由皇帝亲自过问，聘请专家把关。为了保证刻书质量，官方还采取若干措施。如规定刻板前需要进行三次校正，即校勘官校完，送复勘官复校，再送主判管阁官三校，这样才可以拿去刻板。而刻板完成，对版样还要再校对。此外，还要在卷末刊载经手校勘的人的名字，以示责印书的纸张，多就地取材，采用桑树皮、楮树皮、竹子为原料。就其质料来说，多数都是皮纸和竹纸（采李致忠说）。宋代刻印之书，由工于书法的人缮写上版，字体既美，校刻亦精，字体大都采颜、柳、欧阳笔法，其风格北宋质朴，南宋挺秀。所谓“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明高濂《遵生八笺》）则是宋刻本的共同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