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新闻 失传1200的佛经现身南博

今天，记者在南京专物院见到了那部世界上唯一的一部《佛说三十七品经》。

那部经书是用手钞缮在一张纸上的，长度超越2米，宽度仅为20余厘米，字体为隶书，每个字只要指甲盖大小，字数仅只数千。抄经的纸张已残破，经文上借有涂改战补充的小字。据南专保管部主任凌波介绍，那部经是南专前身中心专物院于1942年在甘肃敦煌购得，那时只要一页纸，收藏后才停止拆裱。由于没有更多的记载，因此不知道那部佛经收自何人。

那部经书圆才入选国度级珍密古籍名录，而且是由佛教典籍战敦煌遗书评选组组长、上海师范大年夜教传授圆广锠面名入选的。

圆传授在担任采访时陈述记者，起码从南北晨期间起，那部经书便被以为是得传了。当然南专1978年编写的《一级藏品目录》中挂号那部佛经是北魏期间的，但圆广锠肯定地说：“是东晋期间的——纸张是东晋的白麻纸，字体隶书，写经的标准、界栏等集团气势即是东晋的。全世界5万件敦煌写经我亲眼看过3万卷，北魏期间的写经气势与此差别。”敦煌写经大年夜部份是唐朝的，因此，东晋期间的写经便显得非分格外贵重。

那部经书没有留下任何题记，无从断定抄经者的身份。圆传授说，抄经者多是战尚或居士，那时抄经有两种渠讲，一种是寺庙让写经僧或雇佣人往写经，写好后由寺庙收藏；一种是由写经展雇人写好后，送到寺庙或出售给信徒。

据相识，敦煌藏经洞内所藏文物时候跨度为公元4世纪到11世纪初。专家以为,南专的那部佛经,属于敦煌藏经洞内时代最早的那批佛经；根据目提高行的全世界敦煌遗书查询造访，全世界仅此一份《佛说三十七品经》，其文献价值、文物价值战笔墨价值极为贵重。（信息前导发轫：新华日报）

得传1200年佛经现身南专

中国佛教消息网讯　千余年往，那部经书只要目录存世，但其内容无人知晓，曲至旧年底，那部经书才在南专库房内被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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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历史系的老师们

文 / 张寄谦褚继善 王宪铨 齐世荣

我们都是清华历史系40年代的“老学生”，虽然已经离开母校多年，但是对当年在清华园学习的情景仍有很深的印象，特别是怀念那些曾经教导过我们的老师们。

首先要提的是系主任雷海宗先生。他是一位中西兼通的历史学家，给我们讲授殷周史、秦汉史以及西洋中古史等。上课铃响，雷先生会准时推门进来；下课铃响，又正好讲到一个段落。他上课从不带讲稿、提纲，只带两支粉笔，所有人名、地名、年代、参考书都随手写在黑板上一字不差。他在参考书目中让我们读小说，说了解一个时代，仅凭历史事件不够，还要懂得它的文学、哲学等。

历史系与中文系合聘的陈寅恪先生曾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从那以后就一直在清华执教，是我国文史学界的一代宗师。我们上三年级时，他开设了隋唐史研究，在新林院自己的住宅中辟出一个房间作教室。做毕业论文时，张寄谦请先生担任导师，当时陈先生已双目失明，但凭着他惊人的记忆力，仍指挥助手查阅古籍，进行魏晋南北朝与隋唐史的研究。

我们入学后的第一门必修课是国际知名的中国近代史和蒙古史专家邵循正先生讲授的中国近代史。那时邵先生的体质甚为虚弱，但对教学非常认真。他极有见地地为我们分析了西方列强利用清政府对国际事务的无知，在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时，故意使用意义含糊不清的辞句，为以后扩大侵略设埋伏，甚至私自添加内容，对清政府进行欺诈。他还深刻地分析了各列强在侵华利益中的矛盾与勾结。

明史专家吴晗先生给我们授课时，没有讲明史，而是讲了宋史。他用“以历史为镜子”的学风，延续着西南联大教师讲课联系时事的传统，不时地借分析两宋弊政，对蒋家王朝加以抨击。当时吴先生已准备去解放区，他在西院住宅里经常以打桥牌为名，约请邵循正、钱端升、钱伟长等先生谈时事。1948年校庆后，他便去了西柏坡。当时丁则良先生也在专攻宋史，不过没有给我们讲课。

时近1948年，专治魏晋南北朝史的孙毓棠先生从美国归来。听老同学讲，孙先生上中国通史课，能在黑板上手画一张十分漂亮的地图。此时孙先生的兴趣已转向中国经济史，后来为经济系和历史系合开了中国经济史课。

那时，世界史课程的阵容也非常强。教西洋上古史的是噶邦福(JohnJanGapanovich)先生，他用带有浓重俄国语音的英文，给我们讲希腊、罗马的兴衰，听起来颇让人发思古之幽情；教西洋中古史的还有一位饱学的孔繁鬻先生，听上过孔先生课的余绳武同志讲，孔先生让他念德文参考书，念得他都感到身体吃不消了；西洋近代史是刘崇先生讲授，他为人温文尔雅，讲授扼要简练、条理清晰，经常以自己治史的得失教导同学，向同学们倾谈自己的理想。

1948年陈寅恪先生离开以后，历史系从外语系聘请周一良先生接替讲授中国中古史。另外，清华历史系一向重视日本史的研究，周先生还兼任了日本史的课程，他对日本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分析，比日本学者超脱，很引人入胜。此外，历史系还曾聘请从美国回来的何基先生教世界现代史。

在清华历史系学习的几年中，老师教给我们的不仅是知识，而且影响着我们的人生之路。50年代院系调整后，清华历史系不复存在；直到90年代中期，才重新复建。我们殷切希望历史系的师生继承前辈们“中西交融、古今贯通”的学术传统，把历史系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即欲修纂类书，商议编辑经史百家之言为《类要》，但未修成。明成祖即位后，为整理知识，令解缙等人修书。编撰宗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过程召集147人，首次成书于永乐二年（1404年），初名《文献集成》;明成祖过目后认为所纂尚多未备，不甚满意。永乐三年（1405年）再命太子少傅姚广孝、解缙、礼部尚书郑赐监修以及刘季篪等人重修，动用朝野上下共2，169人编写。组织设监修、总裁、副总裁、都总裁等职，负责各方面工作。蒋用文、赵同友各为正副总裁，陈济为都总裁[1] ，参用南京文渊阁的全部藏书，永乐五年（1407年）定稿进呈，明成祖看了十分满意，亲自为序，并命名为《永乐大典》，清抄至永乐六年（1408年）冬天才正式成书。据《进永乐大典表》称，全书缮写成22，877卷，目录60卷，成书11，095册。

《永乐大典》修书过程中，对收录书籍未做任何修改，采用兼收并取方式，保持书籍原始内容。但据专家表示，《永乐大典》有不少错漏，并非如人所誉不曾擅减片语，谢保成即指出《永乐大典》卷一九六三七目字韵下医目条引《林唐语》，原文出自《因话录》卷六《羽部》，《永乐大典》随意删改此文的情况非常严重，连善医者沈师象也讹作喜医者沉大师象。

永乐年间修订的《永乐大典》原书只有一部，现今存世的皆为嘉靖年间的抄本。明世宗十分喜欢《永乐大典》，经常随身携带，翻阅查找验方。嘉靖四十一年八月下令抄写了一部。隆庆初告成，原本归还南京。其正本贮文渊阁，副本别贮皇史。这套书到乾隆年间存有8，000册，因此有人怀疑当时并未抄完。对于原书的去向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历史学界有多种猜测。顾炎武《日知录》断定大典全部皆佚。另一个猜测是，原书已给嘉靖皇帝殉葬。嘉靖驾崩后没有马上入葬而是等了很久，当时抄本正在进行中，有人认为是在等抄写工作结束。而最后嘉靖的抄本只有8，000册，让人怀疑可能是急于下葬而没有抄完。若果真如此，嘉靖入葬的永陵经遥感探测已证实内部全部积水，那么《永乐大典》的原书已经无法再让后人看到了。

《永乐大典》在明代即有佚失。乾隆三十八年（1772年），修《四库全书》发现《永乐大典》已遗失缺失2，422卷，约千余册。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量佚书，其中有385种收入《四库全书》，以为菁华已载，糟粕可捐，原（书）可置不复道了。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劫掠，丢失大量《大典》。光绪元年（1875年）修缮翰林院建筑时，清查《大典》不足5，000册，《永乐大典》之所以迅速流失，主要是职员监守自盗，据说文廷式一人即曾盗走百余册《永乐大典》。[11]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翁同入翰林院清查时仅剩800册，现今尚存约400册，810卷，不到原书的4%。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翰林院被义和团的拳民焚毁，《永乐大典》损坏三百余册。光绪二十七年（1901）六月十一日，英使馆交回《大典》330册。不久又遭到监守者瓜分1912年翰林院所藏《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时，仅剩64册。

现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161册，另外美国国会图书馆还藏有40册，英国各地包括英国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校、英国剑桥大学等存有51册，德国汉堡大学图书馆、德国科隆大学图书馆、德国柏林人种博物馆等存有5册，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日本三理图书馆、日本静培堂文库、日本斯道文训、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日本武田长兵卫、日本石黑传六、日本小川广己和韩国旧京李王职文库亦有搜集， 立故宫博物院则存有62册。

焚书绝对不是说说而已，始皇帝的确烧了绝大多数除了法家之外，各派的书籍，尤其是儒家的，包括你说的《春秋》、《左传》等等。没有被烧的类目有占卜、农业、医学之类。因为秦帝国提倡法家学派，所以为了统一便利，更为了预防其他学派发展成气候，所以大规模焚书。大多经典保存下来，是因为当时的文人有的冒生命之险藏书、抄书、背书。况且秦帝国如此短命，等到汉朝时根据一些长者的回忆，又修复了部分书。

个人觉得焚书肯定对文化传承是灾难性的，但是最宝贵的几本经典还是被流传下来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清华简经过精心的清理保护、初步释读及研究工作，最终确定这批“清华简”共为2388枚；在清华简发现的一些内容珍秘，在历史上久已失传。其中，整理出来的第一篇简书为《保训》。

《保训》全篇一共有11支简，每支22-24个字，其中第2支简上半残失，还没有找到，不过篇文大体已经齐全了。这些简有一个特点,是简的长度只有285厘米,字体也有点特别,所以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这篇文章记载了周文王临终对其子武王的遗言，里面讲到尧舜和商朝祖先上甲微的传说，过去没人知道。文王想用这些史事给太子灌输一个思想观念——“中”。中指什么意思，未有定论！ 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介绍，耆国在商朝时是一个离商都朝歌不远的小国。在宋朝前，人们一直认为是周文王时代伐耆，宋朝之后对这个问题出现争论，有了武王伐耆之说。一直以来这两种说法谁都没有获得充分证据。

经释读“清华简”上一篇周武王时的乐诗，为“武王伐耆说”找到了证据。简上记载了周武王8年，征伐耆国得胜回到周都，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典礼，有武王、周公、毕公、召公、辛甲、作册逸、师尚父等人，典礼中饮酒赋诗，作者已知有武王和周公。

李学勤表示，这些竹简既有历史价值，又有文学意义，特别是秦代以后，乐诗已经全部亡佚，这一发现更显重要。 9篇古籍“隐藏”在100多枚战国竹简中，许多内容系首次为今人所知。《尹诰》真本出土，意味着时隔两千多年之后，真正的古文《尚书》首次重见天日。

《尚书》位于六经之首，是夏商周三代各种重要历史文献的汇编，是研究古史最重要的依据之一。“清华简”中已发现多篇《尚书》，这次发现的《金縢》等有传世本，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相同，更多则是前所未见的《尚书》佚篇。

除《尚书》外，“清华简”中还包含有类似《竹书纪年》的编年体史书，所记历史上起西周初，下至战国前期，记载了很多《左传》、《春秋》、《史记》等未有的史事。有学者指出，清华简中的古文原本《尚书》与编年体史书等重要典籍的发现整理，将有可能重写中国上古史。 “季连初降於騩山，抵于穴穷。前出于乔山，宅处爰波。逆上汌水，见盘庚之子，处于方山，女曰妣隹，秉兹率相，詈胄四方。季连闻其有聘，从及之盘，爰生郢伯、远仲。毓徜徉，先处于京宗。穴酓迟徙於京宗，爰得妣疠，逆流哉水，厥状聂耳，乃妻之，生侸叔、丽季。丽不从行，渭自胁出，妣疠宾于天，巫烖赅其胁以楚，抵今曰楚人。至酓狂亦居京宗。”

嵩京，洛阳的别称。因嵩山在其东南，故称。《魏书·李平传》：“嵩京创构，洛邑俶营，虽年跨十稔，根基未就。”

宗京就是嵩京，盘庚曾定都于西毫也就是今天的偃师，所以盘庚就是在嵩京附近的。季连的后代迁徙到嵩京洛阳娶了西毫盘庚之女。今天洛阳伊川县仍然有座著名的“荆山”是个旅游胜地，伊川有条叫伊川河的河流，伊川河逆水而上就是盘庚定都的偃师了。这正符合了逆上汌水，见盘庚之子这句话反映的地理位置关系啊。季连族在熊狂时还没有迁徙到丹阳，到熊狂的儿子熊绎才被封到丹阳。所以楚原本是从郑州迁洛阳再迁丹阳的。 2013年1月5日，清华简最新研究成果在京发布，其中《傅说之命》三篇与东晋时期古文《尚书》中的《傅说之命》内容完全不同，由此证明东晋文人梅赜所献的孔传本古文《尚书》系伪造。

本次公布的研究成果共有八篇文献，分别是《傅说之命》三篇、《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良臣》、《祝辞》及《赤鹄之集汤之屋》。这是自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以来，清华简所出的第三批研究成果。

在唐朝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有师徒二人，被称为中国历史上6大神人之二，他们就是袁天罡和李淳风师徒。这师徒二人，曾给后世留下一本被后人称为“中国预言第一奇书”的《推背图》

推背图的开篇就说“茫茫天地不知所止。日月循环周而复始”

从第二卦开始，李淳风便开始预测大唐的国运。

万物土中生，二九先成实，一统定中原，阴盛阳先竭。这其中说出了一盘果子21个，应大唐21主，二百八十九年的江山。阴盛阳衰，李唐因为女人差点儿两度亡国。

此后的几十卦，不断的预测着李唐以后宋元明清，近千年的大事。而且无一偏差。

到了第三十七卦，已经讲到了民国。

水清终有竭，倒戈逢八月，海内竟无王，半凶还半吉。此时说清朝终于也有崩塌的一天，国家没有了王，虽然有元首出现，但是并不能平定中国。吉凶参半。

而到了第四十四卦，我们则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而今有圣人，虽非豪杰也周成，四夷重译称天子，否极泰来九国春。这句话的意思已经非常明显了。不用过多的解释。

到第六十卦，就是袁天罡推李淳风的那一卦，也是推背图的结束。

茫茫天数此中求，世道兴衰不自由，万万千千说不尽，不如推背去归休。李淳风也说这天数使然，世间的兴衰都是天命如此，是说不尽的。

如今推背图至少有六个版本，最常见的版本就是流行本，据说是八国联军进北京时从故宫里流出来的。最贴近真实版本的是明朝的彩绘明抄本，目前藏于台北。

古人才能都在书中，有很多现在都没办法说明道理、

秦孝公焚书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在《韩非子·和氏》中有“商君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的记载，由此可见，商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焚书的人。但商鞅的“燔《诗》、《书》”主张，实际上并没有认真执行，因而对古代文化并没有什么大的破坏性。

秦始皇焚书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确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行政体制，一些儒生游士针对时政，引证《诗》、《书》和百家语，以古非今。丞相李斯为杜绝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的现象，提出“焚书”的建议。公元前213年，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下令除《秦纪》、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外，其他如百家语、《诗》、《书》等限期交官府烧毁。这起焚书事件，令大量文化典籍化为灰烬。

梁元帝焚书

梁元帝(508～554)萧绎，是南朝梁皇帝。公元554年，西魏派常山公于谨、大将军杨忠率军5万南下攻梁。10月，魏军攻破江陵(今湖北江陵)。这时，梁元帝认为，自己读书破万卷，仍免不了亡国，读书还有何用于是，他就命舍人高善宝把所有14万卷图书聚集在一起烧掉。被俘后，西魏人问他为什么焚书，他说：“读书破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梁元帝受尽百般凌辱后，于12月被西魏所杀，终年46岁。萧绎焚书是在个人陷入绝望境地而做出的非理智之举，与秦、清等朝代为愚民而强令焚书有本质的区别，因而后人也往往对其焚书之举抱以宽容的态度。

乾隆皇帝焚书

清乾隆皇帝即位后，从1773年到1782年，他组织了360多位有名的文人学者，历时10年，编纂出我国封建时代一部空前绝后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的问世，对于保存中国的古代文化典籍，传播古代学术文化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乾隆皇帝编书的根本目的在于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以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开始编书时，他曾两次提出：对古籍该“毁弃”的应予毁弃，该“删改”的应予删改。因此，有些书往往被弄得面目全非。据统计，在编书的10年中，仅浙江省就毁书24次，被毁书籍多达538种，13862部之多；江西巡抚海成，仅在乾隆41年(1776年)就搜缴焚书8000多部。整个乾隆时期，共焚毁各种图书7l万卷之多。可见，乾隆朝焚书是中国封建社会规模最大的焚书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