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学生，已经很少有人了解近代史中清朝末期有关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因为观察角度变化的关系，有关这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其历史意义究竟是正面还是负面已成了史学乃至理论界争论不休的话题，这也导致历史课程中的相关内容被压缩、取消，一段曾经重要的历史故事也正逐渐被湮灭。

        在我们读书的年代，强调阶级斗争的影响和作用，凡是农民运动都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事件，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更是必述的内容，至今我们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专门有一块是描绘广西金田起义的画面，由此可见，当初在国家领导层面对太平天国的肯定。

        因为从事旅游项目的缘故，前段时间在安徽岳西县冶溪镇的琥珀村，听老人们谈起，村子北面的双寨山上，确实有两座当初太平军建立的寨子，至今寨门和寨墙尚存。这勾起了我对那段历史历史的好奇，先是简单查了下资料，发现网上正规的记载只有说，曾有一支太平天国残部在霍山县坚持数年，留下了遗址，此外，大别山地区并没有其它有关太平军活动记录。

        对于这样的结果我不死心，几个月前向村里提出上山实地考察的想法，村干部们说，上山的路不好走，等秋天植物枯萎了，带着砍刀就可以上山了。

        在等待的这段时间，我也没闲着，继续寻找可能的相关资料，由于岳西是民国时期才设立的县，原来冶溪镇归属太湖，所以又去翻阅太湖县志，最重要的是我在网上查阅到安庆一位号称“走遍安庆”，对文史研究很深的博友，他发表了多篇有关安庆地区山寨的考察文章。通过这些，使我对安庆地区太平天国军队的作战历程有了基本了解。

        太平天国运动的农民军自起义后，势如破竹一路向北，最终定都南京，开始与清朝分庭抗礼斗争。为了保证南京的安全，起义军在西侧沿长江在安庆设立了行营，统率这只队伍的是天朝后期著名将领陈玉成。此人年青善战，在关键时期几度力挽狂澜，杀得湘军曾国藩几乎自杀。后来由于内部叛徒的诱骗，陈玉成被捕后原计划押往北京，后在路上接到朝廷指令，担心意外，直接在河南被凌迟处死，终年仅26岁，在太平天国将领中，他是负面评论最少的重要成员。

        陈玉成的部队由于长年驻守安庆，经常性转战潜山、太湖、英山等地，在这些地区留有一些寨子，包括太平天国被消灭后，仍有部分残部坚持作战，像在太湖的一座山寨，由数十位太平军寡妇领导的队伍，竟然坚持了数十年，因此，双寨作为太平军后来坚持作战抗清的场所不是没有可能。

        双寨位于冶溪镇的正北，两寨分别叫着黄帝寨和筲箕寨，中间有山峦相连，但两寨并不相通，估计当时是为了相互支援，成犄角状，两寨之中，筲箕寨最后被攻破，几乎没有什么遗存，而黄帝寨没被毁，至今四座寨门仍存，并有两公里左右的城墙。老人们说，寨子里有口不老泉，可提供饮水，另外还有山塘，有水且养有鱼，为寨里的守军提供了食物，这是当年可以坚守的原因。

      当村里通知我可以上山实地考察后，我第一时间赶了过去，虽然白天气温很高，但住在骑行基地，晚上不开空调已感到寒冷。在兴奋中度过一夜，大清早我们便开始了攀登黄帝寨的行程。

        从基地往上走，我们经过了村边的池塘，欢快的鹅群在水里嬉戏，似乎在欢送着我们。

        再往上走，这是村里的茶叶示范基地，刚刚用机器采摘后的茶园，整齐美观。

        此时，太阳从司空山升起，佛光普照，山间雾气蒙蒙，一片生机。

        当所有的村子都在我们身后的时候，不觉之间正式的登山时间开始了。

        这些年，由于封山育林，原来比较通畅的道路变得狭小，连最下面一段拖拉机可以开上来的路段也成了这样。

      在走过最下面的路段后，我们开始在树林里穿行，先是比较明显的小路，然后是灌木丛林中辟出的通道，中间还有茅草间歇分布（通常有茅草的地方比较潮湿，说明地下有水），在接近寨墙的时候，地势变得更陡，除了松林，就是灌木，我们喘着气向上攀爬，我心里想，这样的地方，纵使你有千军万马，几乎完全无用，上面只要用石头往下砸，下面根本无法抵抗，难怪当初没能攻破。

        从山角爬了大约半小时，我终于见到了南寨门，门不寛，一侧抵门的石槽依然在墙上，另一侧的则已落在墙外。

        进得寨来，由于长期废弃，树木丛生，要观赏只能沿着寨墙步行。因为只带了两把砍刀，我们边开路边行，大约只行走了一半的地方，看到两座寨门，找到了“不老泉‘’大概的位置（因为长满茅草，村里计划另外安排人工把草砍了寻找），至于说至今仍有野鱼生长的山塘，则由于路远难行这次只好放弃寻找，期待下次能得一见。

        虽然寨子里不太好驻留，但寨墙无疑成了最好的通行道路，在寨墙上我们看到了冶溪完整风貌，那比在司空山放眼望去，不知要完美多少倍。

        在山上，听村里老人说，黄帝寨也曾被围攻数月，最后山寨里仅剩下一碗米饭，为了迷惑围剿的清军，头领想出一个办法。他让人把米饭全部喂给寨里的一条狗，然后把狗赶出寨子，狗被清兵抓住后，他们发现狗吃得饱饱的，于是认为寨里粮食充足，只好撤兵。故事真伪不论，但至少说明黄帝寨确实不是被攻破的。

        和村里干部们现场讨论了开发的初步安排，计划于山顶设立观赏平台和揽胜亭，为将来喜欢徒步和登山的朋友提供便利的观赏服务。

        下山的路上，大家觉得：用时四十分钟左右，攀登这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遗迹，看司空山日出，欣赏冶溪盆地云海美景十分有意义，而且目前这种铺满松针，由人自然踩出来，兼用于下雨时排水的小路完全不必做过多开发，只要去除部分妨碍通行的树枝，设计好指示牌，那就是爱好者最理想的探险之地。

      在这里，也想呼吁一下喜欢历史的当地朋友，能否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多渠道探讨查询双寨真实的历史故事，不要让这一切随着时间，完全湮灭在历史长河中……

      假如，你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我们将给予一定的奖励，说话算数！

科举考试作为中国古代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早在隋朝之前，最为盛行的选官制度是“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到了隋炀帝统治时期，采用十科取士，这跟隋炀帝的喜好有关，他是文学爱好者，自然对同道有一种感情。

自隋炀帝首创科举以来，在当时并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到了唐朝才引起重视，但是在武则天之前，还没有状元，当时武则天为了培养自己的势力，亲自面试学子，开创科举考试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殿试，殿试的第一名就是状元，这就是状元的由来。

自武则天开创状元制度以来，中国产生约599名状元，其中唐代、宋代、清代产生的状元最多，占了六成，在众多状元中几乎都是男性，只有一位女性，她就是傅善祥。

1853年，太平天国首次开创女科才，傅善祥以优越的成绩荣获第一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位也是唯一的女状元，可惜的是傅善祥却在三年后去世。

傅善祥才貌双全，出身书香门第

傅善祥，道光十三年（1833年）出生于今天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天资聪慧，精通文史，受家庭教育和环境的影响，她五岁就开始学习对联，六七岁时就能背《三字经》、《百家姓》，八岁时就能背诵《千家诗》，傅善祥在当时可谓是少有的才女。

俗话说世上难有完美无缺的人，同样也很难事事顺心。

就在鸦片战争爆发期间，傅善祥的父母相续离开了人世，家庭由此衰落，这一年她只有八岁，八岁的女孩本应好好享受童年，享受父母的关爱与呵护，可惜的是傅善祥却成了孤儿。

天无绝人之路，幸好傅善祥还能跟哥哥、嫂子生活在一起，直到她出嫁。

傅善祥父母在世时，给她定了一门亲事，将她许配给李公子。

傅善祥十三岁时，她的哥哥按照父母生前的意愿，将她嫁给李家公子，李家家庭条件不错，唯一不足的是李家公子还没有成年，只是个七岁的孩子。

傅善祥十八岁那年，她的丈夫因患了麻疹，久治不愈，不幸离世，婆家认为傅善祥是扫把星，待李公子安葬完后，婆家准备将她卖掉，换点银两，傅善祥在婆家没有容身之地，对于她来说离开是最好的选择。

说来也巧，正好此时，以洪秀全为首的上帝教徒在金田村发动起义，建立“太平天国”。太平天国逐渐发展壮大，两年后占领天京（今南京），并在天京建都。

傅善祥走投无路时，选择投靠了太平军。

傅善祥被钦点为女状元

洪秀全定都天京以后，开始延揽人才，下诏科举取士，并打破惯例，增设女科，这个在当时是破天荒的，而且男女考试科目一样，都是“太平天国天父天兄天王为真皇帝制策”。

男科由杨秀清负责监考，女科则由洪秀全的妹妹、萧朝贵的妻子洪宣娇负责。

增设女科无疑给博学多才的傅善祥提供了翻身的机会，傅善祥毫不犹豫报名参加科举，当时参加科考的男女士子总共有600多人。

傅善祥思维敏捷，才华横溢，在考试中展现出她过人的才华，文章受到阅卷老师的一致好评，连东王杨秀清都赞不绝口。

尤其是她那句“三皇不足为皇，五帝不足为帝，惟我皇帝，乃真皇帝”彻底让太平天国的领导们所折服，为此傅善祥被钦点为女状元，自此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位女状元诞生了。

傅善祥步入仕途后，政绩显著

科举考试结束后，东王杨秀清把傅善祥揽入东王府，并委以重任，任命其为“女侍史”，主要负责给东王起草各种诏命和整理文献资料。

后来因工作比较出色，被东王提拔为“簿书”，协助东王批阅文件等。

1854年，年仅21岁的傅善祥被洪秀全破格提拔为“恩赏丞相”，工作内容没变，仍然辅佐东王杨秀清处理政务。

傅善祥辅政期间，多次劝诫杨秀清修改不合理的政策，提倡男女平等，因为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继续沿用之前男女分营的管理体制，即妇女告别丈夫、儿子到 “女馆”生活，一周只能团聚一次，其余时间相见要受到处罚。

在傅善祥的劝诫下，太平天国废除了“女馆”。

除此之外，太平天国视古籍为“妖书”，只刊行《新旧约》。

在傅善祥的帮助下，太平天国修正了贬低古籍为“妖书”的文化政策。

后来傅善祥还劝诫杨秀清下令保护文物，杨秀清采纳了她的建议，在东王府修了一所博物馆。

可见，傅善祥在恢复家庭制方面，以及文物保护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傅善祥结局

太平天国后期，领导奢侈腐化，目光短浅，渐渐迷失方向，在天京大肆修建豪华的宫殿。

除此之外东王杨秀清还四处寻觅佳人，傅善祥自然也被收编，杨秀清金屋藏娇，不再让傅善祥参与政务。

后来杨秀清野心膨胀，对洪秀全有不臣之心，逼迫洪秀全封他为“万岁”，对待自己的部下和战友也不友好，处处树敌。

聪明能干的傅善祥多次劝诫杨秀清宽仁施政，善待部下与同僚，结果杨秀清斥责她干政，为此傅善祥还被鞭笞了一顿。

1856年，杨秀清自视功劳最大，不满现状，欲取代洪秀全，陈承瑢告发杨秀清有谋反之意，洪秀全立即召韦昌辉、石达开回京对付杨秀清。

韦昌辉率军返回突袭东王府，杨秀清家属、部众几乎没有活口。傅善祥遇害后，被抛尸江中，年仅二十三岁，绝代佳人自此香消玉陨。

结语

太平军定都天京以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傅善祥可谓是功不可没，她以自己的聪慧和远见，帮助东王杨秀清扭转不利的局面，将一些不合实际的政策废除，为太平天国政权的稳定和发展立下大功，当时太平军对她的评价也甚好。

不得不说傅善祥是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奇女子，在当时有“武有洪宣娇，文有傅善祥”之说，由于执政者的目光短浅，最终酿成了她的悲剧。

太平天国运动是我国封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对清朝腐朽的统治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给战区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亡。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具有农民起义性质的起义，曾占领江南广大地区，对清代和外国殖民者造成沉重打击，加速了洋务运动的兴起。

太平天国在长达十四年的时间里，做了很多滑稽荒谬的事情。太平天国***洪秀全以宗教形式发动了人民起义。他的核心教义是敬拜神。他抛弃了孔孟的传统方式和商汉的技艺。敬神"是中西结合的产物，它向人民宣传财产的平等性，并在内部建立严格的等级制度，以保证上层人民享有特权，而下层人民仍然受苦受难。

因此，太平天国运动没有得到广大学者的支持，也没有得到外国政府的支持。曾国藩在"广东土匪"一书中写道：学者们不能背诵孔子的经书，但没有什么为"新约"。在中国几千年的礼仪和人际关系中，"诗"和"书"一旦被夷为平地就已经到位。 

因此，广大读者支持清太平天国摧毁清朝政府，以维护孔孟之道。太平天国对男人和女人管理非常严格，即母子夫妻不能住在同一个阵营，而是分别住在男营和女营里。如果确实呀见面，慢必须上报，经过同意后才可见面。否则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整是制度规定的严格才会有高的结果。相信这是正确的路线指导方针。

　　太平天国失败原因探析

　　李秀成自述之：天朝十误

　　计开天朝之误有十。

　　一误国之首，东王令李开芳、林凤祥扫北败亡之大误。

　　二误因李开芳、林凤祥扫北兵败后，调丞相曾立昌、陈仕保、许十八去救，到临清州之败。

　　三误因曾立昌等由临清败回，未能救李开芳、林凤祥。封建燕王秦日昌复带兵去救。兵到舒城、杨家店败回。

　　四、误不应发林绍璋去湘潭，此时林绍璋在湘潭全军败尽。

　　五、误应东王、北王两家相杀，此是大误。

　　六、误翼王与主不和，君臣相忌，翼起猜心，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此误至大。

　　七、误主不信外臣，用其长兄、次兄为辅，此人未有才能，不能保国。

　　八、误主不问政事。

　　九、误封王太多，此之大误。

　　十、误国不用贤才。

　　十一、误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处兵马，立政无章。误国误命者，因十误之由而起。

　　------《李秀成自述》

　　伟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历时14年，烽火燃及18省，先后攻克城池600余座，创建了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军队和政权，沉重地打击了晚清王朝的统治。其规模之宏伟、纲领之完备、影响之深远，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战争都无法比拟的。但她为什么没有推翻清王朝，取得刘邦、朱元璋式的胜利？她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请看本刊今日发表的中国人民大学何瑜教授的文章——

　　天上神权，地上皇权——一个解不开的历史死结

　　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中国封建社会，被压迫与被剥削的广大贫苦农民在试图推翻而还没有足够力量推翻他们头上的统治者时，往往采取一种神秘的形式。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初期，为了争取群众的支持，洪秀全等也因袭了这种形式。洪秀全自称上过高天，全知全能的皇上帝曾赐给他宝剑、金玺，命他下凡做“真命天子，斩邪留正”。这样，洪秀全就把自己变成了“神”，成为天父上帝的次子、天兄耶稣的胞弟、奉天承运的人间君主。而中国封建君主制的核心是“朕即国家”，定天下于一尊。洪秀全自登上天王宝座之后，便始终以“朕”自称，并反复强调“天朝严肃地，咫尺凛天威，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同时大搞家天下，封立幼主洪天贵福为万岁。在洪秀全把自己神化为上帝次子之后，杨秀清、萧朝贵亦分别假托天父上帝与天兄耶稣附体传言。这样，在人间天上，太平天国内部便有两套相互冲突的权力系统。在人间，洪秀全是太平军的最高统帅、太平天国的君主天王，洪与杨、萧是君臣关系；但在上帝教中，洪与杨、萧之间又由君与臣变为子与父和弟与兄的关系，即贵为天王的洪秀全亦须服从代天父、天兄传言的杨、萧之命。于是，宗教上的父子兄弟与政治上的君臣上下，神权与君权之间，权力交叉，尊卑颠倒，形成太平天国政教合一体制中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这种神权与皇权的矛盾交叉，既是杨秀清谋夺之结果，又为其进一步专擅并最终欲取洪秀全而代之创造了条件。

　　建都天京以前，东王杨秀清尚能维护天王洪秀全的权威，但此后杨秀清渐以天父自居，独断专行，时时觊觎皇权的宝座。洪秀全要“奄有四海，抚绥万方”，杨秀清则提出“四海之内有东王”；洪秀全要“天下万国朕无二”，杨秀清部署的门联上则公然书写“参拜天父永为我父，护卫东王早作人王”。杨秀清“威风张扬，不知自忌”，最后发展到杖责天王，逼封万岁，结果洪、杨之间，皇权与神权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无法调和，一场惨痛的天京内讧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天京事变之后，皇权和神权虽然在表面上得到了统一，但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话已在太平军中彻底动摇了。同时，由于洪秀全不理朝政，仍以教主自居，故皇权亦日趋衰微。先是，翼王石达开回京辅政，洪秀全见其众望所归，担心大权再次旁落，于是“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并封其胞兄洪仁发为安王、洪仁达为福王，用以牵制翼王，且有谋害之意。结果石达开不想作杨秀清第二，愤而离京出走。石达开的远征不归，虽然避免了天京的第二次流血，但他率领十余万精锐之师走上分裂的征途，极大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力量。到天国后期，京中政事，洪秀全俱交其兄洪仁达处理；太平军内部“顾己不顾人，顾私不顾公”的现象日趋严重，甚至“私镌印信”，“私给官凭”，“私与官职”。洪秀全疑惧李秀成等后起之王尾大不掉，又众建诸王以分其权，结果滥封王爵之后，形成更多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山头势力，以至出现天王不能控制主将、主将不能指挥军旅的严重局面。

　　地上天国，封建体制——产生腐败的温床和土壤

　　洪秀全所创建的上帝教与基督教和中国某些传统宗教不同的是，它不光满足于死后升入天堂的慰藉，而且要在人间建立“小天堂”。天国的领袖们亦以此相号召，如洪秀全在永安突围前，诏曰：“同心放胆同杀妖，金宝包袱在所缓。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各作忠臣劳马汗。”东王杨秀清亦言：待到小天堂，“出则服御显扬，侍从罗列，乃马者有人，打扇者有人，前呼后拥，威风排场，可谓盖世。”许多参加金田起义的上帝会会众就是抱着当“将军”、作“夫人”的目的而来的。所以建都天京后，“无功不受禄，有功受到足，落力理天事，后来享大福”的思想首先在太平天国高级领导层中泛滥开来。

　　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更的终极原因，均取决于时代的经济，而任何经济制度又都有它相应的上层建筑。在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十九世纪中叶，以推翻专制腐朽的晚清王朝为己任的太平天国运动，并没有创造出“新社会的物质条件，所以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即洪秀全所建立的太平天国政权，不可能摆脱传统封建皇权体制的窠臼。早在永安时，太平天国的封王建制便已呈封建政权的雏形；建都天京后，其内部的等级愈加森严，尊卑愈加分明。从官制上看，自天王洪秀全到基层两司马，其间分为16个等级，无论朝仪、称谓、冠服、旗帜、仪仗、文体，无不“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森严的等级制与“朕即天下”的皇权制度，既是封建专制政体的基本结构，又是太平天国培植腐败的温床和土壤。进入南京城后，洪秀全把一国之事交给杨秀清，自己则深居宫中。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夫妻不能相聚，他却拥有88个妻子，纵情享乐。史载，天王府四周“几及十里”，建筑宏伟，“雕琢工丽，饰以黄金，绘以五彩，庭柱用朱漆雕龙，鸱吻用鎏金，门窗用绸缎裱糊，墙壁用泥金彩画，取大理石铺地”，光耀射目。而杨秀清的东王府亦周围六七里，“穷极工巧，以耀同俦”。在洪、杨等人影响和“小天堂”享乐思想的驱动下，太平军诸王及其将领们也都大兴土木，上自武汉，下至苏杭，王府宫殿，相望道次。这种骄奢*逸的腐朽生活，连李鸿章等人都不禁感叹道：“然奢纵不伦至于此极，似古之叛逆亦未必尽如是也！”诸王奢糜如此，军中亦然。

　　太平天国的英雄们虽然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其本身固有的农民阶级局限性也在取得阶段性胜利后暴露无遗。在其内部，尤其是高层领导集团中，争权夺利、竞相腐化之风迅速蔓延，无情地侵蚀着太平天国的躯体。

　　聚也上帝教，离也上帝教——宗教对太平天国的巨大影响

　　“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天王洪秀全一面用“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人间天国理想来动员民众；另一方面又用“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等避邪享乐的宗教理论来鼓惑民心。

　　洪秀全于武宣登极或永安建制之后，如果能仿效明太祖朱元璋，及时取消上帝教，将大权集于一身，矫正神权与皇权交叉矛盾的政权体制，也许可避免后来发生的许多悲剧。但洪秀全陷于宗教的泥潭中不能自拔。他不仅将所谓天父、天兄下凡显示的“无数神迹全能凭据”刻为诏书，广泛印发，而且将太平军血战所取得的胜利均归于“托赖天父天兄之全能”；并扬言“今日天父天兄作事，欲使妖魔生即生，欲使妖魔死即死，略显全能，即可扫荡妖氛，四海升平”，全然不顾人力之所为。

　　定都天京后，《天朝田亩制度》中进一步规定：凡25家设一礼拜堂，所有婚娶吉喜等事均要祭告上帝，25家子女俱日至礼拜堂，由两司马教读《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等，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听讲道理，诵祭上帝。除七日礼拜上帝之外，太平军还于每日早晚拜上帝，每日饭前谢上帝。同时，对上帝教以外的意识形态，包括诸子百家之书一律排斥，“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另外，每年开科取士的题目亦以圣经为主，应试者对于圣经知识的多少，作为获选与否和任职高下的标准。这种政教合一的组织系统与遍及各阶层的宗教教育，将上帝教教条与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融为一体，使整个太平军的思想完全被宗教迷信所禁锢，每一名天国士兵均是上帝教的忠实信徒。所以当时的外国官员记载说：太平军“很注重虔诚和献身精神，在遵守宗教礼节和仪式方面，他们是很规矩的，甚至是狂热”。但宗教毕竟是颠倒了的世界，继天父三子冯天山、天兄代言人萧朝贵先后中炮阵亡，天父的代言人杨秀清又死于内讧之中。于是，上帝无所不能的神话便在太平军中彻底动摇了。当时天京城里的民谣曰：“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

　　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反复强调君权神授，并不断自我神化。1863年12月下旬，曾国藩的湘军已把天京团团围困，在天国形势万分危机之时，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洪秀全竟斥责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但天父上帝是救不了太平天国的。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先期病故的洪秀全遗体被湘军从天王府中掘出，举火焚之。上帝的神话从此便与天王府七日不熄的大火，一起化作了灰烬。

　　得人则昌，失人则亡——洪秀全的孤家寡人政策

　　“存亡在于得人”，这是汉代刘向的一句名言。在得人与用人方面，洪秀全采取的是孤家寡人政策，远远比不上与他刀兵相见的湘军首领曾国藩。在上帝教的小家庭里，不仅有全能的天父天兄，就连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等人也都是上帝遣派到人间的“神”。所以他们并不需要凡身肉胎的才华和智慧，“凡有攻仗，皆有天助神奇”，“实是天父早已排定，故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实际上洪秀全等人也明白，要建设地上的天国，必须有大批的人才。所以他们也曾竭力搜罗知识分子，或开科取士，或设榜招贤。然上帝教所推行的反孔政策及“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的过激行为，致使大部分知识分子退避三舍。同时，对进入太平军中的文化人，洪秀全等人也是只利用而不重用。史载：“贼掳我官吏绅衿读书有心计人，或挫折以死，或分为各馆充当书手，号曰先后，所办无非写奏章、诰谕、封条、出告示、造家册、兵册等事，一切军令盖不与闻，盖防有用之才之算己也。”故李秀成被俘后，在被问及官兵与太平军某事好、某事不好时说：官兵多用读书人，而太平军中无读书人。其实，太平军中也并非没有文武兼备的人才，如翼王石达开、忠王李秀成等都是令清军望而生畏的人物，但他们并没有得到洪秀全十分的重用。

　　同时，按照上帝教的规定，凡是拜上帝者皆为天父子女，不拜上帝者为妖徒鬼卒，均在斩杀之列。这样以顺逆、人妖来划分敌我，又严重地扩大了打击面。同样，狭隘的宗教信条还使太平军失去了很多的盟友和同盟军。如上海小刀会起义之后，首领刘丽川等极欲归附太平天国，上书洪秀全愿受驱使，但天国始终未派兵接应，任其孤立无援，终至败亡。其他如福建的小刀会、红钱会，江西的边钱会，广西的升平天国、大成国，包括淮河两岸的捻军等各地各民族起义，太平天国均未能很好地与之联合。结果，各支农民起义军分别被清军镇压。

　　北伐西征，形同流寇——太平天国战略上的重大失误

　　纵观太平天国战史，我们很难看到一种谋定后动、贯穿全局的战略计划，却常出现坐困突围、随机性较大的战略失误。如金田起义之后，洪秀全不及时带兵北上，而是先于大黄江口驻扎57天；在武宣东乡登极后，也屯兵二月之久；其后在永安“蕞尔山城”中，又急急封王建政，盘桓半载有余，给了清廷从容调兵遣将的机会。军事上的一连串胜利，又使天国领袖们忘乎所以，以为“百万铜关，尽行打破，实赖天父天兄之权能”，而非人力之所为。故建都天京后，洪、杨等人置清军在天京和扬州城外建立的江南、江北大营于不顾，分兵北伐和西征。

　　当时太平军虽号称百万，但除去老弱妇孺，能战之兵只有十万左右。如集中兵力先摧毁威胁天京的清江南、江北大营（时两大营兵力不足三万人），然后以天京为中心，上取武汉、九江、安庆，下取上海、苏、杭，建立巩固的江南根据地，最后再挥师北伐，与清廷争夺天下，也许会取得刘邦、朱元璋的胜利。但天国领袖们计不出此，却匆匆将全部太平军兵分为三，结果无论留守天京，还是北伐、西征，其兵力均不占优势，实际上给了清军各个击破的机会。

　　不修德政，治国无章——洪秀全等人治国政策的检讨

　　太平天国以宗教起家，是政教合一的组织，所以上帝教的教条既是军规，也是法律。在建都天京以前，这种兼法律与军规的宗教教条，在太平军与清军的作战中，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建都之后，太平天国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治国之策，而是将治军的上帝教教规直接推行于社会，结果非但行不通，而且大失民心。

　　在经济方面，进入南京之前太平军还采取保护农工商政策，“买饭求浆，多给市值”。但建都之后，杨秀清便发布《待百姓条例》，实行废除工商、田亩归公的政策，“铺店照常买卖，但本利皆归天王，不许百姓使用”，“不要钱漕，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收取子粒，全归天王”。太平天国又设立百工衙，集中各种工匠为天国服务，“但有口粮，并无雇钱”。这种剥夺农民和手工业者、违反经济规律的政策是根本行不通的。

　　在文化方面，金田起义之后，在独一真神惟上帝的思想驱使下，太平军视“诸凡百神皆为妖魔，遇庙像辄焚毁”，以致“所过庙宇祠观，无论土木形骸，金碧神像，悉遭残剥”。建都天京后，洪秀全的反孔政策更急剧升温，“所陷之处，凡学宫正殿两庑木主亦俱毁弃殆尽，任意作践，或堆军火，或为马厩，江宁学宫则改为宰夫衙，以璧水圜桥之地为锥牛屠狗之场”。对于儒家经典，则禁之惟恐不绝，毁之惟恐不尽。其后，因杨秀清提出不同意见，洪秀全虽下诏设删书衙，宣布孔孟经书待删改刊行后始准习读。但直到太平天国败亡，删改之书也未能问世，孔孟之书仍被禁止。太平天国如此摧折作为汉族文化象征的儒家文化，焚禁一切古书的做法，与推崇儒学的清王朝形成鲜明对照，其结果不啻将整个士大夫阶层乃至普通民众，都推向自己的对立面。

　　在社会管理方面，太平军所占之地，凡城镇居民不管信仰爱好与否，先将财产集于圣库，按男女分编入馆，然后严格履行拜上帝仪式，诵习天条，赞美皇上帝。这种取消家庭、违背人伦的禁欲政策，引起大多数人民的强烈不满，以至“嗟怨之声”，长久不息。同时，太平天国还将上帝教强行推向社会，迫使人们改变风俗。如：不许奉佛敬神，崇拜祖宗，“禁民间供奉家堂”；禁止人们按传统的旧历过年，并取缔民间过节时与天情相悖的所有旧俗；禁止民间饮酒、吸烟等等；这一系列以宗教治国的政策必然与传统社会发生激烈的冲突，故当时处罚、杀戮之事所在多有。曾任天国洋务丞相的罗孝全说：“他们的政治系统和他们的神学是一样的薄弱可怜。我不相信他们有任何的政治组织，并且不相信他们知道要组织一个政府。一切要务好象完全存于军法，由最上级到最下级的当权者都是在杀人这条线上走。”如果去除诽谤之词，这种看法亦不无道理。

　　150年前爆发的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失败了，她曾使无数英烈们抱恨终天。她在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和兴亡得失，尽管可以任人评说，但其用鲜血和生命铸成的惨痛教训，却永远值得后人警醒。

　　Ⅰ。洪秀全（1814～1864）太平天国领袖。原名仁坤。广东花县（今花都）人。出身农家，读过村塾，屡试不第。1843年创立拜上帝会。翌年到广西贵县（今贵港）赐谷村宣传拜上帝教真义。后回花县，著《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文。1847年8月赴广西桂平紫荆山会冯云山，组织力量，开展政治斗争。1851年1月11日在金田营盘岭聚集2万多会众举行反清武装起义，建立太平天国；3日在武宣“登极”，称“天王”；12月在永安（今蒙山）分封诸王。翌年攻桂林，克全州，占领两湖，再从武昌沿江东下，攻占南京。1853年定都南京，改称天京。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再分兵北伐、西征，结果北伐失利而西征胜利。入主天王府后，深居简出，生活奢靡，大权交由杨秀清掌握。1856年，太平军先后击破清军江北、江南大营，杨秀清居功自傲，逼封万岁。遂密诏韦昌辉、秦日纲，诛杀杨秀清及其家人、部属2万多。1857年石达开带20万精兵出走后，只得重用陈玉成、李秀成等，以扭转局势。1859年命洪仁玕总理朝政。清廷勾结帝国主义加紧镇压太平天国，安庆、苏州、杭州等相继陷入敌手，天京被围。1864年天京陷落前病死。

　　Ⅱ。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将大笔军费和巨额赔款，全部转嫁给劳动人民。由于五口通商，外国的工业产品涌进中国，质高价廉的工业产品，排斥了中国传统的家庭副业和手工业，使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失去生计。同时，地主加紧了对农民的盘剥，土地兼并更为严重。清政府的捐税，年年增加，使农民不堪重负。1840-1850年，广东、广西和全国许多地区，水灾、旱灾、蝗灾，连年不断，广大农民家破人亡，陷入绝境。农民反抗斗争多达110次。特别是两广地区，由于受到鸦片战争的直接冲击，社会动荡更为激烈。

　　在此期间，洪秀全被《劝世良言》中的单一神权思想和基督教的平等观所吸引，把基督教的平等观和中国农民的“天下太平”、“人人平等”的平均思想结合起来，从农民阶级的要求和利益出发，先后撰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同时期，冯云山在紫荆山区的广大贫苦农民和烧炭工人中，宣传反清思想，开展拜上帝会的组织工作。1849年，拜上帝会众已达万余人。1850年前后，拜上帝会与地主团练的冲突日趋尖锐，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酝酿和发动的。

　　金田起义：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率众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3月，太平军转战到武宣东乡，洪秀全正式称“天王”；9月，太平军攻占永安州。在永安滞留期间，进行了休整补充和制度建设，初步奠定了太平天国政治制度的雏形。 1852年4月，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北上围桂林，克全州，入湖南。在全州战役中，冯云山战死。太平军转战湖南途中，发布了《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等重要文告，阐明太平天国“扫除妖孽，廓清中华”宗旨，号召广大群众纷纷响应。湘江上的纤夫、船工；码头上的挑夫、搬运工；城镇中的铁匠、商贩、木匠；以及郴州、桂阳山区的煤矿工人，参加起义，太平军迅速壮大。1853年1月，太平军攻克武汉三镇，队伍增至50万，声威大振。2月，太平军水陆兼程，沿江东下，连克九江、安庆、芜湖等重镇。3月19日，太平军占领南京，洪秀全进入南京城，宣布改南京为天京，定都天京。太平天国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农民革命政权。

　　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名天京，定为都城。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了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进行了北伐和西征。1853年5月，林凤祥、李开芳率军进兵北京。北伐军出江苏，过安徽，进河南，渡黄河，入山西，直捣直隶，逼近天津，由于孤军远征，终于失败。洪秀全为了控制长江中游，确保天京安全，又派兵西征。1853年5月，赖汉英、胡以晃、曾天养率军溯长江西上，攻占了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的广大地区。在湖南境内，多次打败曾国藩组织的以地主团练为骨干的湘军。1856年上半年，太平军又在天京外围展开了激烈的破围战，先后击破了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在军事上达到全盛。1853年冬，制定并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试图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天朝田亩制度》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维持绝对平均主义的农民乌托邦，不可能付诸实施。但是，它表达了广大农民要求得到土地的强烈愿望。太平天国还实行男女平等；改革考试制度；对外关系上，坚持独立自主。

　　正当太平军在西征战场取得胜利之时，1856年8月，天京城内发生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杖责洪秀全，逼迫洪秀全封他为“万岁”的事件。洪秀全感到事态发展下去对自己不利，表面上答应了杨秀清的要求；暗地里却密召在前线的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回京救驾。韦昌辉立即率3000精兵赶回天京。9月2日凌晨，在秦日纲的配合下， 包围了东王府，杀了杨秀清和他的全家，及部下和士兵2万多人。天京城内一片恐怖。石达开从湖北赶回，斥责韦昌辉滥杀无辜。韦昌辉又想杀死石达开，石达开只好半夜缒城逃出天京，石达开的全家老小都被韦昌辉杀了。韦昌辉的行为，引起太平军全体官兵和百姓的愤慨。石达开在安庆起兵后，要求洪秀全顺从民意杀死韦昌辉。11月2日，洪秀全诛杀了韦昌辉及其心腹200余人，平息了这场自相残杀的内乱。韦昌辉被处死后，石达开应召回京“提理政务”。洪秀全经过“天京事变”，对石达开也不信任，于是封洪仁发和洪仁达为王，钳制石达开。石达开既无实权，又心存疑虑，1857年6月，率领10万精兵远走西南。石达开的队伍孤军奋战，1863年6月，被清军围困在四川大渡河畔，全军覆没。天京事变成为太平天国由盛入衰的转折点。

　　天京变乱和石达开出走，使太平军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向防御。清军乘机反扑，攻占了长江中下游许多地方，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围困天京。洪秀全为了挽救颓势，提拔陈玉成、李秀成等青年将领，委以重任。1858年8月，陈玉成、李秀成会集各路将领，在安徽枞阳召开军事会议。各路大军协同作战，一举攻破浦口歼敌万余，再次击溃江北大营。11月，在安徽三河镇全歼湘军精锐6000余人，迫使清军从安庆撤围，稳定了天京上游的局势。

　　1859年，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主张“权归于一”，反对“结党联盟”；广开言路，“上下情通”。效法西方，兴办工矿交通和金融事业；准许私人投资，雇佣劳动；奖励民间制造器皿技艺，准其专利自售，中外自由通商，平等往来，兴办学馆，建立医院，设立社会福利机构。《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纲领，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倾向。1860年上半年，李秀成、陈玉成部捣毁江南大营，并开辟了苏南根据地。1861年9月，安庆失陷。次年5月，陈玉成败走寿州，被俘就义。太平天国西线陷入无法挽救的危境。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同清政府互相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坚决地同侵略者进行英勇斗争，先后重创“常胜军”、“常安军”、“常捷军”，并将华尔打死，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安庆失陷之后，太平军在江苏、浙江的根据地也相继失守，只剩下天京及其周围小块地区，这时，天京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形势日益危急。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另辟根据地的主张，被洪秀全拒绝。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7月19日，湘军挖掘地道，用火药轰塌城墙，经过激烈巷战，天京陷落。大部分太平军将士壮烈牺牲，少数人突围。幼天王和洪仁玕在江西被俘，英勇就义。李秀成在天京突围时被俘，被曾国藩杀死。太平军余部转战大江南北，一直奋战到1868年。

　　中国历史上这场空前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前后奋战14年，纵横18省，威震全中国，最终在清政府和外国侵略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

　　Ⅲ。根本原因和弊端。十九世纪中叶，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持续十四年，遍及十八省，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一次农民战争。但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未能推翻封建制度而以失败告终，究其根本原因：过去不少中学历史教师都认为是“中外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力量过于强大”。这种分析只看到了事物的表面，而没有看到了事物的实质，个人认为，太平天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

　　一

　　历史告诉我们，农民起义要推翻封建剥削制度，取得解放，必须有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而太平天国时期并没有出现先进阶级及其政党，有的只是农民阶级，而农民阶级本身并不代表先进生产力，提不出正确的革命纲领。就以太平天国纲领性文献《天朝田亩制度》而言，《制度》的进步性在于平分土地的措施上，它强烈地反映了农民渴望土地和摆脱封建剥削的要求，但单凭平分土地的措施，并不能废除封建剥削制度，也无法达到“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因为平分土地不仅不能改变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反而会助长私有制的发展，贫富两极分化就会重复出现。正如马克思所说：“平均分配办法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制度》中实行财产公有，这完全违背了农民的意愿。太平天国初期有的占领地曾出告示：“天下农民谷米，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大口岁给一石，小口五斗，以为口食而已。”可结果呢？“此示一出，被惑乡民方如梦觉，然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遂下科派之令。”由于财产公有行不通，而军储却一日不可缺，无奈只得回到允许地主继续收租的旧秩序中来。原因何在呢？《制度》中一面企图把社会经济改造成齐一化的清一色的小农经济，另一面又企图在小农经济上面强加一个原始的、落后的类似农村公社的组织，这就必然会产生原有的私有制和人为的公有化的矛盾。再说把农民多余的产品实行公有化，农民中谁劳动力强，谁收获多，谁就会被公有化得多。这就会出现“多劳少得，少劳多得”的不合理现象，农民“嗟怨”之声就在所难免了。在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情况下，“无处不均匀”的社会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憧憬。史实说明，财产公有措施在当时是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的，是超出了历史所允许的范围的。这启示我们：对私有制的攻击，对公有制的要求，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革命的、正确的。然而太平天国的领导们就未能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不顾客观不尊重经济规律，片面地求“大”求“公”，最终理想化作泡影，这充分说明了封建社会农民阶级的狭隘性、盲目性。

　　二

　　农民阶级的劣根性、使太平天国的***滋生了自由散漫、腐化堕落、狭隘自私的心理行为。思想的蜕变使太平天国政权后期封建化尤为严重。定都天京后，无论是职官制度、等级制度、还是在礼议方面，大抵都沿袭封建专制政权模式，他们无法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束缚，把革命中夺取来的权力很快演变成自己的封建特权。如据“天条”规定，一切官兵百姓均不得嫁娶婚配，但天王和各王，却可以“广置姬妾”、“妃嫔在武昌选出四十人，至江陵选百把人，陆续增添，大约不满二百人。”洪秀权还在天京修建天王府，“城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洪秀权把自己关在“林苑芳菲，兰桂迭妍”的宫墙内，过着“金玉堂中快乐多”的生活，无聊之余，只能写些自我歌颂和训戒后妃的顺口溜：“万方万郭万来朝，万山万水万飘摇，万里万眼万钻至，万知万福万功劳。”他一再重复自己是“月”是“太阳”。动辄训斥自己的后妃。由此可见，政治思想的封建化是与生活上的腐化相伴而生的。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的重大事件。它是一个大乱子，一幕大悲剧。它使太平天国的一些领袖们，不是为农民起义的理想而献身，而是在“天国”兄弟的刀锋下丧身。它使成千上万的身经百战的农民革命战士，不是牺牲在对清军鏖战的沙场上，而是倒在天京自相残杀的血泊中。这个大惨剧使一个方兴未艾屹立在东南半壁的太平天国由盛变衰。然而自“天京事变”后，洪秀权非但不从血雨醒风中总结有益的教训，还从此不相信外姓。先是逼走了翼王石达开，接着便大权独揽，宣布“主也是朕做，军师也是朕做”；在朝中大搞任人唯亲，首先重用他的外孙萧有和，第二重用他的兄长洪仁发、洪仁达。萧有和还只十岁的时候，权力已经达到“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者，合朝诛之”的地步。后来他竟要把太平天国变成一个“父子公孙”、“江山万年”的国家。

　　太平天国原以“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反封建思想为出发点，而却以“肃体统、大一尊、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的封建政权为归宿，其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事实中。农民是小生者，他们既分散又落后，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来代表他们，来主宰他们，而这个主宰除了“帝王”外，就找不到别的了。因此，旧式农民起义的领袖们，往往用平等思想来打天下，而以帝王思想来坐天下，这就不足为怪了。

　　综上所述，太平天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由于缺乏先进政党的领导，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他们过早过急地搞封建专制主义，希冀在利用拜上帝会来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这种披着宗教外衣的斗争方式，具有狭隘性、盲目性，伴随斗争进程的发展，农民阶级的种种弱点便逐渐显露出来，这就不免使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在政治上、军事上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因而注定革命必将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