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诂学的重要性

　　一、指导中学语文教学

　　训诂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的字义、词义，它跟讲授中学文言文的关系十分密切。

　　1、帮助准确解释古书的词义

　　2、帮助取舍进行决断

在遇到众说纷纭的疑难问题时，训诂学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决断，以决定取舍，避免盲从

　　3、帮助弥补注本的不足。

　　4、帮助纠正误注。

　　5、使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二、指导古籍整理。古籍整理不外乎对古籍进行校勘、标点、注释、翻译，而这些工作都离不开训

诂知识、

　　1、训诂与校勘

通校勘是校读古籍的先决条件。

　　2、训诂与标点

正确理解古书的文意，是对古书进行断句和标点的前提，而要正确地理解古书的文意，必须通训诂。

　　4、训诂与翻译

近代学者严复论翻译，有信、达、雅之说。翻译古文亦然。

　　三、指导辞书编纂

　　1、参照体例，吸收成果，引用方法

　　2、纠正旧辞书在释义上的谬误。掌握了一定的训诂学知识，懂得了训诂的条例和方法，可以发现和纠正字典辞书在释义上的个别失误。

　　3、考索和补充被漏略了的义项。训诂学是研究字、词义的学问，它的研究成果可以为辞书编纂提供丰富的资料，从而使辞书不致将应列的义项漏略掉；已经漏略掉的，还可以在重新订时加以补充

刘歆对于中国古代书籍的分类整理和史学研究都是功不可没的。西汉建国以后，国家逐渐搜集了一批图书，汉武帝曾下令民间献书，汉成帝也曾派人到各郡国搜集遗书，到西汉末，国家图书馆书籍堆积如山。刘向、刘歆父子受任统领校书，刘向死后，则由刘歆独立承担这项巨大的工作。刘歆经过艰苦的努力，完成了这项工作，做成《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其中《辑略》是诸书总论和分论，其他6略实际上是把书籍分为6类。《七略》书已散失，班固作《汉书》有《艺文志》，共有书6略，就是采用了刘歆的分类法，大部分文字都是刘歆的原文，刘歆的这一工作对中国古代目录学和文献学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一 培养学生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一）具备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有助于继承祖国的文化遗产（二）具备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有助于提高现代汉语水平一 培养学生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具备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有助于继承祖国的文化遗产。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古籍，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的，文学艺术的，其中有许多精华值得我们吸收。如果不继承这份遗产，就会割断我们民族的历史，就会犯虚无主义的错误。古籍的绝大部分是用文言写的。文言的两个特点“历久不变”和“脱离口语”，既为我们阅读古诗提供了方便，同时也带来了困难。“历久不变”是指文言的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文言是在汉代以前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如《论语·学而》“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也”，一句话就有九个虚词，可见当时是把口语中的每个虚词都记下来的。这种口语在魏晋晋南北朝时期就不说了，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末元明清一直到“五四”运动前的读书人，写文章都以先秦两汉的作品当作典范而刻意模仿。这样，汉代以前的语言就成了一种贯穿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书面语了，这种书面语就是文言。当然，因为模仿，各个时代的作者写出的文言文不免夹杂后代的词语和后代的语法不可能跟汉代以前的语言完全一样，这就使文言在不变之中有某些细微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没有改变文言的基本面貌。所以，无论先秦两汉，还是宋元明清的文言作品，它们的基本词汇、语法都大致相同。这在客观上给我们方便：只要学会了文言，我们就能不受时代的限制，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自由地吸取需要的营养。如果古籍不是用文言写的，而是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白话写的，让我们去继承这份遗产，那不知道要难多少倍，这从读唐代变文、宋元话本、元明杂剧中就能体会到。“脱离口语”的特点使得文言古奥难懂。从魏晋南北朝起直到今天，要学会文言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会”的标准不同，学的难易程度也不同。封建社会的读书人会文言的标准是能读能写，现代人会文言的标准只要能读就行了，相对而言，现代人的“会”，难度小多了。况且，许多古籍经过历代学者的整理，阅读的难度减少了。尽管这样，现代人要学会文言读古籍仍然有困难。语言发展了，时代相隔太远，我们对文言的词汇意义、语法特点感到陌生；古籍中记载的历史文化、典章制度，我们或者不熟悉，或者从来没有接触。这些，都是学习文言的困难。然而，要读古籍就必须学会文言。文言是躺在文化遗产宝库门前的一只拦路虎，下决心降伏这只老虎，宝库的大门便向我人敞开，收获将是巨大的；在这只老虎面前犹豫、畏惧，不敢去碰，宝库的大门关闭着，我们的损失也将是巨大的。如果中学生有了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能够初步阅读有标点，有注释的古籍，并在阅读中逐步提高文言阅读水平，就能形成一个数量可观的读者群。这样；一方面培养一批专门家从事古籍整理工作，另一方面又有一大批读者能够阅读整理过了的古籍，接收祖国的文化遗产就有希望了。否则，纵使专门培养一批人才把古籍整理出来，也只能束之高阁，成为摆设品，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二）具备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有助于提高现代汉语水平，提高语文修养。汉语是用“方块”汉字记录的，这种“方块”汉字是一种意音文字，80%的形声字由声符和意符组成。随着语言的发展，语音有了变化，根据声符不能准确地读出字音，这是汉字的一个缺点，给学生识字增加了困难。但是，汉字单音成义，每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节，同时又代表一个意义，它的好处是适应性强。不管产生多少新词，原则上不需要增加新字。汉语中的多音节词（联绵词和音译外来词除外），是通过一个个有意义的单字组合成的。所以汉语中的3000多个常用字能够组合成好几万条词（《现代汉语词典》收双音节词51419条，构成这些词只用了1972个字）。文言以单音节词为主，一个字就是一个词；现代汉语以双音节词为主，一个词由两个字组成。文言中有些词现在不用了，但它们的意义作为语素（词素）还保留在现代语的双音节或多音节词语中。例如“失”，在文言中是一个词，在现代汉语中不能作为一个词单个使用．但是它可以作为一个语素构成许多词，失礼、失陪、失盗、失笑、失恋、失言、失手、失散、失身、失时、失迎、失约、失调、失恋，等等。“失”是什么意思？《说文解字》注为“纵也”。”“纵”，意思是跑了，引申为丢掉。既然是“跑了”“丢掉”，就不是属于主观上愿意这么做的。所以“失礼”“失陪”“失迎”分别指因为客观的原因，礼节上有不周到之处；未能按礼节陪客人；未能按礼节迎接客人。“失盗”指由于主观上的疏忽而被偷。都有一个“非主观的愿望”的意思在里面。文言中的许多词，现在还用，但是某些意义变化了，某些意义消失了，而那些变化了或消失了意义仍作为一个语素保留在双音节或多音节的现代汉语语汇中。例如，“城”，文言中表示“墙”的意思。“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左传·郑伯克段于鄢》）“都城”指“国都的墙”。现代汉语词汇中的“城”没有“墙”的意思了。但是，在双音节调“长城”中，“城”的语素义还保留着文言中的词义，“长城”就是绵延万里的墙。成语（属现代汉语语汇中的一部分）“金城汤池”中的“城”是“墙”的意思。现代汉语词语中有些语素义不容易分析，但这些语素，在文言里常常是可以独立运用的词，我们理解了它们在文言中的词义，再来看它在现代汉语中的语素义，就容易得多。所以吕叔湘先生说，辨析现代汉语中的语素，要有古汉语的修养了解现代汉语词语的语素义，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和运用这些词。举例说，“钟情”指专一、集中的感情，“钟（锺）”，是古代盛酒或盛粮食的器皿，把酒或粮食集中在一个器皿里，于是就引申出聚集、集中、专一的意地“泽，水之钟也”（《国语，周语》）“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世说新语·伤逝》）知道文言中有这个用法，对理解“钟情”这个词有好处，用的时候不至于写成“中情”或“衷情”。把“绿草如茵”写成“绿茵如毯”，是不明白“茵”在文言中就是指席子或毯子。如果读过李商隐的诗句“王辇望南斗，未知何日旋”，就会知道“凯旋”的“旋”是“回来”的意思；读过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就会知道“涉及”的‘及”是“到”的意思。也就不会叠床架屋写出“凯旋而归”“涉及到”之类的短语。中学生作文，遣词造词，往往因为不能准确地理解词语的意义而使用不当，问题常常出于不明白词语的语素义，而要弄清楚词语的语素义则非有古汉语的修养不成。从篇章方面说，文言作品经过历史的筛选，留下了许许多多精美的作品。这些作品布局严谨，行文简洁，多读这样的文言作品，对提高现代文的写作水平是有帮助的。从文学鉴赏方面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文化心态，对事物的感受各有差异。日本人对樱花的感情，中国人对荷花的趣味，都是其他民族感受不到的。我们读王安石的诗“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对其中的“绿”字很欣赏，认为比“到”“过”等字好，是形容词作动词用，化静为动，使全句活了起来。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感受会更深刻，比如我们同时也知道《楚辞》里有”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唐诗中有“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我们就会明白，他乡的游子，看到异地的芳草绿了，自然地会想起家乡，想要回家，就会产生乡愁，这就是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心态。王安石有这种心态，所以在上面的诗句中选用了这个“绿”字，草绿了，树绿了，想要回家是情理中的事了。后世的读者倘若不懂这种心态，怎么也理解不到这个境界。台湾诗人余光中有一首思念故乡的诗《蟋蟀吟》，其中写道：“就是童年逃逸的那一只吗？一去四十年又回头来叫我？”海峡这边的流沙河读了，非常激动，写了一首诗《就是那一只蟋蟀》，他对余光中说：“就是那一只蟋蟀/在《豳风·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流沙河能听出余光中心里的蟋蟀声。为什么呢？他地说：“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如果不了解这种心态，就感受不出余光中的心声，即使有所感受，也不会有流沙河的那样真切。而要了解中国人的文化心态，非有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不成。也有人主张读书时，在学以致用的同时，多些自己。有时读书时并非为了所用，而求其阅读时精神之愉悦。因为精神境界的高低并不在于书读得多少，而在于书读得是否有自己，多些自己，素质就会高。古人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也就是指这种阅读心态。这些给我们的语文教学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因为学生日常生活中，更多的阅读正是需要这种心态，而不是语文课上所教授的那种有众多目的要求的阅读方法。既然阅读教学的最终目的是教会学生爱好和善于读书，那么就应当重视惯常运用的阅读心态和方法的教学。至于“个性化”原则不只是“为我所用”，最主要的是对读物要作出充满个性色彩阅读评价，这就更不易做到了。由于我国的个性研究一度是禁区，长期以来忽视个性教育。学生从入学起，老师和程要求于学生的是“高度统一的标准”，别说课文的理解，就是朗读课文的节奏、调都是一式一样的。我国一些教育实际工作者早就指出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教育最大的弊端在于忽视个性发展，在于教育目标共性与个性关系上的严重失衡”。这在语文教学中尤为突出，比如不少教师对课文内容的理解，至少还只是局限在“主题思想”上，而且又是依据教学参考书上的“标准主题”。若是阅读教学能顾及学生心理需求，符合主动阅读心理，学生能学会选择和利用表明重点的概述句、标点和强调符号之类的信息，学会主动地筛选、概括和提炼，学会对比联想、推类思考等方法，同时又能形成自己对课文的评价，那么这样的阅读，不仅有助于获取知识、发展智力，还将促进学生的个性、气质、人格、精神的发展。这中间教师鼓励、尊重每个学生的阅读评价是至关重要的。将来学生在社会化过程中对个性的要求会越来越强烈，因为鲜明的自主发展个性是创造的前提。只有学生的千差万别都受到教师精心呵护的时候，学生才能不拘一格地健康成长。综上所述，阅读教学要提高效率，不可不重视对学生的研究，迄止今日单就语文学习方面讲，对中学生较全面、细致的调查、研究还不是很多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误。随着这个问题的逐步解决，不能不引起阅读教学思路的改变。摘自：《中学语文教学参考》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指综合运用版本、校勘、目录、注释、考证、辨伪、辑佚、编纂、检索等方面的理论与方法，科学地分析、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进而探讨古代文献的产生、分布、交流和利用的规律，并总结对古代文献进行分析、整理、研究工作的规律与方法的学科。 分而析之，中国古典文献学大致包括以下分支，即：古典文献形态学、古籍版本学、古籍校勘学、古籍目录学、古籍注释学、古籍考证学、古籍辨伪学、古籍辑佚学、古籍编纂学、古籍检索学。

传略刘向,字子政,本名更生,西汉宗室,传见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所附。

刘向五世祖名交,是汉高祖刘邦的同父异母弟,建汉后被封为楚王。其父刘德,仕昭、宣两朝,任宗正,赐爵关内侯,又封为阳城侯。刘向为刘德之次子,12岁以父荫为辇郎,20岁为谏大夫,以文学受宣帝信任。汉宣帝迷信神仙方术,刘向为讨好皇帝,献出家藏之刘安枕巾鸿宝苑秘方,言据之可炼出黄金。宣帝令典上方据之炼金,然费多而方不验,遂以铸伪黄金罪判刘向死刑。其兄刘安民交出封邑户口的一半,将其赎出,从此,刘向悉心钻研学问,被征到石渠阁讲论梁传,成为经学大师。重新步入仕途,为郎中,给事黄门,迁散骑、谏大夫、给事中。元帝即位后,由于执掌朝政的萧望之、周堪的赏识,刘向被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成了辅政的要员。当时,外戚放纵,中官弄权,刘向于是多次上书论时政得失,得罪了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再次被捕下狱。不久,因地震等灾异而释出,任中郎。接着又因指使其外亲上书请求黜退弘恭、石显,而以奸诈罪第三次下狱,废为庶人。从此在家闲住十余年。仕途的挫折,使他对宦官之祸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遂著疾谗适要救危世颂等作品,寻求挽救刘汉危机的良方。同时,他认真读书,学问更有长进。汉成帝即位,此时刘向由更生改名向,被召为中郎,迁光禄大夫、中垒校尉等职任,受诏领校五经秘籍,以主要精力从事书籍整理编目和学术著述。

当时,风俗奢*,赵皇后、卫婕妤等由微贱起家,越礼制。刘向认为,王教应该由内及外,从亲近者开始,于是从诗书中搜集贤妃贞妇和嬖孽乱亡的事迹,撰为列女传。又搜集历代人物事迹、兴亡经验等,撰成新序说苑等书,上奏皇帝。针对当时外戚王氏专权,他搜罗历代符瑞灾异之事,推演其迹象祸福之验,著为洪范五行传,说明王氏专权的危险。刘向建议汉成帝强宗室、防奢侈、夺外戚权。成帝心知刘向之忠,却无法实行。成帝几次想将刘向用为九卿,都被王凤或丞相御史所阻拦,刘向君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建平元年卒,享年72岁。

刘向有三子,长子傲,是易学教授,官至郡守；次子赐,九卿丞；少子歆,王莽时为国师公,在学术史上很著名,又是继刘向负责校书工作的学者。

影响刘向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主要在于他对书籍的整理编目上。

先秦时期,积累和流传了大量的文献典籍,秦始皇焚书,给文献典籍的保存造成了重大的灾难。西汉王朝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书籍愈积愈多,到汉成帝时,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这些书籍,分散收藏,没有统一编目,而且大部分书籍篇章缺失,文字脱讹,内容差异重复,如果不加以整理校勘编目,将无法利用而自然泯灭。汉成帝是一位好经书今古览博的天子,他于河平三年下令谒者陈农到各地搜求遗书,同时将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秘室藏书集中到一起,由刘向负责,组织一帮专家进行校书编书的工作。公元前6年,刘向去世,汉哀帝下令刘歆继续此事业。两年以后,经过刘向、刘歆父子20多年的努力,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图书整理编目工作,经过整理的图书33090卷,收藏于天禄阁、石渠阁,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图书馆,刘向、刘歆还写出了目录学著作别录七略,对中国历史文献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具体讲,刘向、刘歆父子的贡献有三个方面：第一,刘氏父子的图书整理,为先秦古籍的保存、流传,为图书由官府收藏走向民间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章炳麟说：书布天下,功由仲尼,其后独有刘歆而已。微孔子,则学皆在官,民不知古,乃无定臬。然自秦皇以后,书复不布。汉兴,虽除挟书之禁,建元以还,百家尽黜明其得书之难也。向、歆理校雠之事,书既杀青,复可写,而书贾亦赁鬻焉。故后汉之初,王充游雒阳书肆,已见有卖书者。其后卿章句之儒,而见周官；康成草莱之氓,而窥史记,则书之传者,广矣。

第二,创造了系统的古籍整理方法,校雠、辨伪、考据等学问自此产生。刘向父子整理书籍的程序分四步。第一步,兼备众本,广搜异本。不仅将各官府藏书聚集到一起,还派人到民间搜集遗书,向学者和同僚征求个人著述和藏本,以及利用个人的藏书。这样,同一种书就掌握到几种异本,为校勘奠定了基础。第二步,选定篇目,去除重复。当时,同为一书,往往篇目不同,各有残缺。刘向等将各种书籍的篇章分出条理,去掉重复的部分,经过考订,再剔除伪托的部分,确定其篇目,合为一部比较完整的书。第三步,纠理错简,校雠文字。根据选定的篇目,对其文句进行校订。

一人读经过校雠,发现和订正了许多古籍文字的脱讹衍误,使其错误大为减少。第四步,勘定书名,誊清新本。当时古籍同书异名者很多,还有的书名经长期流传出现讹误,因此,就需要对书名进行勘定。例如战国策之书名,就是刘向勘定的。经过勘定的书,最后抄缮于炙干过的竹简上,就作为定本保存了下来。刘向父子创造的这一套古籍整理方法,为后代学者所效法。

第三,开创了中国古代目录学。刘氏父子典籍整理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编制目录。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为每一本书编写叙录。即在每本书校订以后,刘向、刘歆就为该书写一个提要,著录其书名、篇目,叙述校勘经过,介绍作者事迹,归纳书的内容、性质,评论思想或史实是非,剖析学术源流,确定书的价值。这些书录,不仅使读者了解书的情况,还创造出做书目提要的科学方法,备受后代学者赞誉。二是将各书的叙录单独抄出,合为一书,名别录,形成第一部丛书综合提要,这是第二方面的内容。第三方面内容是七略,这是在别录的基础上,由刘歆进行进一步加工而形成的一部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全书将著录的图书分为六个大类,38种,603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当时的学术发展有很大的推动,对后世的目录学,更有着深远的影响。七略创造了书目的著录与考证述评相结合的目录形式,成为中国目录书的典范。

余论评价历史人物,一般着重于政治、军事上的勋业。其实,站在更高的视野,更应重视历史人物在文化积累上的业绩。因为,政治、军事仅决定了一时一事之成败,而文化却造就了民族的性格,影响于千秋万世。刘向从事的古籍整理,成就了中华文化传继上的一项大工程,为公元以来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我们以中华悠久文明自豪的时候,不应忘记刘向所成就的学术的深刻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