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在四川留下了许多难解之谜，藏银之谜便是发生在张献忠身上的一个未解之谜。张献忠到底有没有藏银？张献忠真的在四川留下了宝藏吗？宝藏在何处呢？

崇祯九年，张献忠率军转战鄂皖等地，但连遭失利，退走湖广一带山区。为保存实力，十一年接受明廷招抚。次年，再度起兵，威名大震。明廷派兵部尚书杨嗣昌督师围剿，但被张献忠突围成功。随后，张献忠率军由湖广进入四川。入川后，足迹几乎踏遍全蜀。十四年二月，率军出川入楚，进入极盛时期。十七年，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自称大西王，年号大顺。但大西政权并不稳固，很快便遭到当地明朝官吏和地主、士绅武装的攻击，再加上由陕南入川的清军的攻打，顺治三年（1646），清军攻占四川，张献忠战死，起事失败。

据明朝史书记载，张献忠有“放火”的嗜好。他曾一把大火烧掉了朱元璋的祖坟和成都。除这一“爱好”之外，他喜欢“抢劫”——专抢巨室豪富、达官贵人。如《甲申朝小记》中记述张献忠仅在武昌楚王的府邸中，就获取了“辇载不尽”的财宝。另外，他还从重庆瑞王朱常浩、太平王朱至渌、襄阳王、成都蜀王等藩王处以及地方府库中获得巨额财富。

据说在大西国成立之初，张献忠把他在战争中获得的奇珍异宝，特别是明成都皇室成员宝库中的金银财宝，在皇城举办斗宝大会，24间房子摆满奇珍异宝、金器银锭。经过多年的抢劫，积聚起来的财富，即使是崇祯皇帝和他相比也只能算是“小户”而已。张献忠获取这些财宝后，将其中的一部分应用到军事上，一部分铸成了“大顺通宝”，作为货币流通，在大西政权内使用，其余的则藏在府库中，留作备用。但这些藏在府库中的宝藏，在张献忠撤离成都之时却消失了。

对于金银财宝的去向，史书有着不同的记载，不过锦江藏银一说似乎成为公论。在《明史·张献忠传》、张邦伸的《锦里新法》、彭遵泗的《蜀碧》以及彭孙贻的《平寇志》等史书中均有类似的记载，再加上民间许多神乎其神的传说，张献忠藏银之说好像变得毋庸置疑了。

很多人对此说法深信不疑，并身体力行，特别是锦江之滨的众多寻宝者，几百年来苦苦寻觅着。最早动手的是张献忠的死对头杨展，他派手下沿江打捞和挖掘。据《锦里新编·杨展》记载，杨展用获取的金银财宝来犒劳军队，因此比其他将领要富裕很多。

可见，杨展虽未找到主要的埋藏点，但也获得了不少的财宝。杨展的先拔头筹，使得其他寻宝者坐立不安，肃亲王豪格一面严刑拷打被俘的义军将士，试图从他们的口中得到信息，一面派人四处寻觅，但最终未果，后世的一次次寻觅活动也都以失败而告终。咸丰三年（1853），咸丰皇帝为了缓解因镇压太平天国而造成的财政危机，决定悉心访察，博采舆论，但这次精心组织的寻宝之行，最终仍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寻宝之旅一直在延续着，但无果而终的局面也渐渐地冲淡了人们的热情。延至近代，锦江底所藏的金银财宝逐渐为人所淡忘。

正当锦江的藏银为世人所淡忘之时，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意外发现又勾起了人们的无限遐想。1975年在成都市望江公园附近的锦江岸边，发现了一批刻有“大顺通宝”字样的钱币；1976年在成都市南郊的农田中，又发现两处窖藏，里面也藏有“大顺通宝”，大概有百余斤。这两次意外的发现，使人们本已平静的心又激动起来，开始了新的一轮寻宝历程。但是当人们进一步探寻时，结果却一无所获，好像老天爷在冥冥之中作弄人们似的。锦江藏银更加神秘了。

1984年在绵阳市郊的一个工地上偶然发掘到一座墓葬，出土了玉圈、玉戒指等珍贵葬品，其中有两个金戒指上镌有“大顺赤金”字样。有史家推测，这批宝物可能是张献忠撤出成都时随身携带的宝物中的一小部分，并且他们还进一步推测，张献忠还将这批宝物沿撤退路线作了埋藏，绵阳、盐亭、西充等地都有可能是其埋藏地点。而专家们的推测在地方志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据绵阳地方志的记载，绵阳皂角铺荀克孝父子是当地有名的金工，曾为大顺政权炼过金。至于这个推测能否站得住脚跟，还得依靠考古学家的进一步考证。

但是一些史家却认为张献忠藏银一事纯属无稽之谈。他们的理由是：第一，张献忠以及大顺政权在内外交困的处境下，根本没有闲心去炼金藏宝；第二，以上发现的张献忠所铸钱币是当地百姓埋下的，据他们推测，张献忠失败后，当地百姓害怕因收藏“贼钱”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因此只好将其沉江或者埋于地下。日久，也就成为无主之物了。

张献忠究竟有没有藏银？一直到现在没有定论。近几年，一直有专家在积极努力探索。前不久，四川省的一知名专家经过考察论证，认为川江中有历史沉银。这位专家曾于1993年秋冬季前往考察时，获悉1990年8月左右，一名叫邬长福的渔民网得大小银锭各一，大的近15公斤，小的005公斤；1992年2月，某厂工人黄娃捞得一银锭；1991年12月中旬，修农机站的村民在河边泥中发现明朝翘角银锭2枚，各185公斤，银上有“闵杰”二字。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的专家一定会揭开宝藏之谜。

最近因为大西王张献忠的沉银被打捞起来，关于张献忠的宝藏传说也迎刃而解，张献忠的宝藏不再是传说。回想当日张献忠兵败之后，带着船上的金银珠宝一路南下。到了四川的江口镇遭到突然的袭击，已经是力不从心的张献忠无力回击。千船金银珠宝绝大部分随船队沉落江中。

这个意外的发现，让传说中的张献忠巨额财宝再露端倪

关于张献忠的宝藏传说，给人们留下了无数的遐想空间。在传说中，张献忠将劫来的金银财宝藏在成都附近某处，以石牛和石鼓作为暗记。而这首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古老歌谣，因被认定为破解大西王张献忠藏宝之地的密咒，在成都流传了300多年。

2010年11月底，距四川彭山县城仅两三公里的江口采沙场传出消息：有人在附近江中挖出一只重12斤的黄金盘。至此，张献忠宝藏的真实存在有待进一步的挖掘才能完全确认。

大西王张献忠劫掠全川之财

张献忠生于1606年（明万历三十四年），延安人。据《明史》记载，他身材魁梧，脸形稍长，面色微黄，留着及胸的长胡子，声若巨雷，人称黄虎。他性格桀骜不驯，在延安府当捕快期间，就屡犯军法。1630年（明崇祯三年），恰逢明末乱世，宦官当权，民不聊生，张献忠在家乡米脂追随王嘉胤起事。王死后，他改投高迎祥，和李自成同属一股起义军。不久，张献忠与李自成因故分裂，李自成进攻黄河流域，他则率部进攻长江流域。

随着起义力量的壮大，李自成称闯王，张献忠则自称八大王。张为人极其狡诈，明朝对他软硬兼施，先是许给他高官厚禄，期冀招抚;后又对他多次围剿。每到危急关头，他就诈降，度过危机后则再次反叛。明朝 根本不能满足他的欲望，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当皇帝。

1643年，张献忠攻下武昌后称帝，建立大西政权。清朝文人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说，他将楚王（朱华奎）塞进竹轿，抛入湖中溺死，自己则尽取王宫中金银上百万，载车数百辆。

次年，张献忠带兵入川。在天府之国，他干了两件让自己留下恶名的事，一是杀人，二是掠财。

据说，张献忠攻陷成都后，部下报粮草不足，他便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了这个最困难的问题——杀人，杀百姓，杀伤兵。成都有一块《七杀碑》，记录的便是他的杀人如麻：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除杀人外，张献忠更以劫掠出名，劫掠对象由皇室官绅发展到普通百姓。清人刘景伯在史书《蜀龟鉴》中记载，张献忠从各州郡的富商大贾处掠取的钱财，少则数千两黄金，多则上万，拿到钱后还会杀人灭口。其行为之暴虐，可谓空前绝后、毫无天理与人道可言。

同时，他还对抢掠所得财产进行严格的控制，立下规矩：部下若私藏金银一两，斩全家;藏十两，本人剥皮，斩全家。如此一来，整个四川之财尽归张献忠一人。据史书记载，崇祯皇帝和他相比也只能算是小户。他曾在成都举办斗宝大会，得意洋洋地炫耀自己的富有：24间屋子摆满奇珍异宝、金锭银锭，令人目不暇接、瞠目结舌。

张献忠

近来，有关张献忠“宝藏”的消息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一批权威考古专家聚集四川眉山市彭山区，宣布基本确定彭山“江口沉银遗址”为张献忠沉银中心区域之一。

张献忠宝藏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三百多年来，围绕它又发生了哪些故事？这里我们就为读者一一道来。

提起“宝藏”、“寻宝”，或许最能 人们心底某种原始的欲望，因此在全世界都大行其道。中国的“宝藏”传奇，最有名的应该就算张献忠“宝藏”了。这事儿后来被演绎得越来越神奇，甚至有人有鼻子有眼地宣称，这笔财富的价值位居世界第三、亚洲第一。还有人演绎了这样的故事：张献忠的后人逃往海外，在印度洋上建立了国王岛、酋长国，几百年来一直没停止过寻宝行动……

演绎归演绎。历史上，到底真的发生了什么？

张献忠确实有宝

张献忠其人，大多数读者都很熟悉。明朝末年，在延安府当捕快的张献忠参加了起义军，和李自成同属高迎祥麾下。后来，各股起义军中，只有张献忠和李自成的势力越来越大，李自成主要在北方黄河流域发展，张献忠则转头向南进攻长江流域。1643年，张献忠攻下武昌，称大西王；1644年8月9日，张献忠攻破成都，8月16日登基成为大西皇帝，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

史料中，对于张献忠的评价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说他“嗜杀”，二是说他“掠财”。应该说，这里有后来的统治者对“反贼”刻意抹黑的成分，但也不全是空穴来风。

据史料记载，张献忠攻下武昌后，将明朝的楚王塞进竹轿，抛入湖中溺死，自己则“尽取王宫中金银上百万，载车数百辆”。还有人说，张献忠在四川，从各州郡的富商大贾处掠取的钱财，少则数千两黄金，多则上万，拿到钱后还会杀人灭口。同时，他还对抢掠所得财产进行严格的控制，立下规矩：部下若私藏金银一两，斩全家；藏十两，本人剥皮，斩全家。如此一来，整个四川之财尽归张献忠一人。

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张建斌先生撰文记载了这样的说法：崇祯皇帝和张献忠相比也只能算是“小户”。张献忠曾在成都举办斗宝大会，得意洋洋地炫耀自己的富有――24间屋子摆满奇珍异宝、金锭银锭，令人目不暇接、瞠目结舌。有历史学家粗略估算了一下，张献忠至少拥有千万两白银。按明末一两白银折合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300元人民币计算，在那个年代，他拥有相当于现在30亿人民币的财富。

但是张献忠的大西皇帝没有做多久。1646年，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率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张献忠。同年11月，大西军被清军包围。张献忠匆忙出城迎战，被清将雅布兰射死在凤凰山（今四川南溪县北）。

张献忠死了，他的起义军后来也都被清朝剿灭了。但张献忠聚敛的那些财宝，清朝廷好像并没有收上来多少。这自然就留下了疑团：那些宝物都去哪儿了？

不知从哪里传出了这样一首歌谣：“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人们认为这是破解张献忠藏宝之地的“密咒”，此后一直在成都一带流传。

江口沉银史上有据

不久前，一批权威考古专家宣布，基本确定彭山“江口沉银遗址”为张献忠沉银中心区域之一。

事实上，300多年来，这里也是最可信的张献忠藏宝地。不过，这里的“宝藏”很可能不是张献忠主动“藏”的，更可能是他无奈“撒”的。

与此相关的事件，在史料中有明确记载。

1646年，也就是顺治三年的时候，大清军队压境，张献忠已经明确意识到自己在成都的地位岌岌可危了。因此当年年初，张献忠曾经进行过一次大的战略行动，他亲率大西军十多万人马，乘坐数百艘木船，并且带上了他的大部分金银财宝，从成都启程沿锦江南下。关于此行的目的，史料上说法不一，但从当时的形势看，张献忠南下转移图存的可能性更大。

然而，当船队来到锦江汇入岷江的彭山县江口境内时，却遭到明朝故将、当地地主武装杨展部队的伏击，几乎全军覆灭。张献忠只带少数亲军败归成都，而许多载满金银的木船则沉入江底。至于这些金银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

很神秘的是，江口镇石盘山的石龙沟中，真的有“石龙对石虎”，就是对面的两座山，一座很像石龙，一座很像石虎，至于这是否是后人的演绎，就不得而知了。

当时的史料中，对沉银有更多细节的记载：张献忠部队从水路出川时，由于银两太多，木船载不下，于是张献忠命令工匠做了许多木头的夹槽，把银锭放在里面，让其漂流而下。打算在巫山附近江流狭窄的地段再打捞上来。但是后来张献忠部队遭到了阻击，江船阻塞了江道，所以大部分银两沉入江中。

据说，杨展得胜后，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那些沉船里装的是金银财宝，后来是从张献忠部下逃脱出来的船夫口中得知此事，才开始组织士兵在江口打捞遗金。针对木鞘装银的特点，杨展采用的打捞方法是用长枪“钉而出之”，所获巨大。得益于这一笔飞来横财，杨展“自是富强甲诸将”。

不过，杨展得了这笔外财的说法，也被很多人惦记上了。此后几年中，四川陷入各种武装混战中，顺治六年（1649年），杨展被人杀害，袁韬、武大定等武装力量瓜分了杨展的部众、地盘。这两个人都认为杨展得了张献忠的“宝藏”，一心要把这笔“宝藏”挖出来，不惜严刑拷问杨展的夫人，但最终却一无所获，令二人大失所望。

自此以后，江口沉银一直被各方人士所觊觎，从来没被忘却。据《彭山县志》记载：“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冬季，渔者于江口河中获刀鞘一具，转报总督孙士毅，派员赴江口打捞数日，获银万两并珠宝玉器等物。”

咸丰三年（1853年），翰林院编修陈泰初说，他亲眼看到彭山、眉山居民捞到江中银子。当时正值太平天国闹事、财政困难，咸丰皇帝下旨给成都将军裕瑞，让他“悉心访察，设法捞掘”，但最终也是空费心机，毫无结果。

锦江藏宝真假莫辨

关于张献忠江中藏宝，还有一个更有戏剧性的说法，就是张献忠在成都城外的锦江，主动藏下了大量金银。

这个说法乍听上去耸人听闻，殊不可信，然而却影响巨大，主要因为它在清朝的官修正史《明史・张献忠传》中有明确记载，这里我们就抄录如下：

“（张献忠）又用法移锦江，涸而阔之，深数丈，埋金宝亿万计，然后决堤放流，名‘水藏’，曰：‘无为后人有也’。”

“用法移锦江”，好像是神仙做的事儿。后人给出了“科学”的解释：张献忠曾经出动大量人力，以治理水灾为名，在锦江筑起高堤，然后在堤坝下游的泥沙中挖了个数丈深的大坑，将无数金银财宝埋入坑中。再重新决堤放水，淹没埋藏珠宝的地方。甚至很可能在坑旁筑起石牛和石鼓，并以此为记号，这也是那个著名歌谣的来源。

至于做这件事的时间，也是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发生在“江口沉银”之前，也有人认为是发生在“江口沉银”之后，各有各的理由。

长期以来，这事儿不过是说说而已。但到了抗战时期，却真有人成立了锦江淘金公司，在锦江上轰轰烈烈开展了一番打捞事业。

这里的核心人物，是曾任四川省府秘书长的杨白鹿。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让人们日常的生活秩序都被打破，在和平年代生活中人们不太会想不太会做的一些事儿，这时候也可能被人们尝试。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杨白鹿拿出了一张藏宝图。

关于这张图的来历也有很多说法，最有戏剧性的说法是：民国时期，一位姓杜的清朝遗老因犯案走投无路，受到杨白鹿接济，在杨家一住就是几年。为报恩，临别前，杜将多年来随身携带的一个檀木匣转赠与杨白鹿，并说，匣内所藏是张献忠埋银的地点图样，由当时参与埋银的一名石匠偷偷绘制，几经辗转流落杜家，希望杨白鹿能“善为运用”。此后多年，杨白鹿一直珍藏木匣，从未向任何人透露。

至于杨白鹿在1937年冬，把这张藏宝图拿给谁看，也有不同说法，有人说是在川军当过师长的好友马昆山。但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川军将领们被这张图深深打动，出资组建了锦江淘金公司，准备把“宝藏”打捞出来献给国家，以为抗战所用。而作为川军师长的幸蜀峰，被推选负责整个工程。

他们照原图纸方位丈量、细密探索，终于推断出埋藏金银的地点是望江楼下游对岸原石佛寺下面三角地段的交叉点左侧接近江心的地方，于是在1938年冬季趁河水较小，加速开挖，结果一无所获。第二年秋水退后又继续，上百人前后历时十多个月的辛勤劳动，果真挖出一个大石牛，还挖出了大石鼓！打捞主办方宣称：“石牛、石鼓都出来了，‘万万五’还跑得脱吗？”不久，又传来特大“喜讯”：坑旁安置的金属探测仪“突突”直响。没有金银，哪来的响声？旋即，狂热的浪潮席卷整个成都。然而，早已作古的张献忠其实是和川军将领们开了个大玩笑：工人们奋力挖出来的不是金银，只是3大箩筐小铜钱！轰轰烈烈的挖银事件，最终成了一场闹剧。

        当然有存在了，2015年开始找到江口沉银遗址，到目前为止已经开展了3期发掘，从2019年开始，第三期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启动。于今年（2020年）4月底，这次考古结束，根据新闻报道，此次发掘出土文物10000余件，重要文物2000件，主要为金银器，包括金、银锭，金、银币，金、银食具，金、银首饰和金、银服饰等，最为重要的是其中一枚重达10多斤的蜀王世子的金印，及“蜀世子宝”的发现，可以说是2020年最重大的考古发现。

        一、首先张献忠这个人在历史上是很出名的人，大西政权的皇帝，嗜杀如命，强取豪夺，搜刮了大量财物在他身后，也留下了传奇的故事。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但是，人们最感兴趣的，大概还是他兵败时留下的巨额财宝吧！你要相信历史不是空穴来风，既然能口耳相传，必然就是存在的，所以有无数的人去追寻财宝，古人没有找到，但是给我们今人找到了；

       二、为什么后来有的人不相信这个传说是真的呢，我想是时间太久了，当年的见证人都已经作古，在加上口耳相传，本来是正常的事情加上添油加醋的解读，由实事变成传说，导致大多数人不相信，变成茶余饭后的谈资，不相信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寻找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了；

      三、还有一个是，古代的技术不及现在的技术，大江大河是受古人敬畏的存在，即使有人相信江口沉银的存在，我想也不会蠢到下到长江里面去找的，所以只能望江兴叹，即使有人下去可能也是有去无回，我们现在的技术发达才得以这些宝贝重见天日。

有一则关于张献忠的民间故事，说的是张献忠占领四川后，因为反抗者比较多，为了准确地找出这些人，所以张献忠就特别安排了探子到处打探消息，凡是涉及到对张献忠不利的消息都要收集上来，方便他打击反抗者。

某日，一个探子偷听到一对夫妇的谈话，丈夫在埋怨妻子说妇人喜欢嚼舌头，尽说些“张家长，李家短”的闲事，探子一听，和张家有关，赶紧的向张献忠汇报，结果张献忠一听后大喜，不但赏赐了探子，还摆开宴席庆祝。

这句话为何让张献忠高兴得不得了？这就牵扯到和张献忠齐名的另一位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了，在张献忠看来，“张家长，李家短”就是在说张献忠超过了李自成，对于张献忠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他高兴的事情了。

两人同为陕西人，同年同月出生，相差不过四天，在反抗明朝的起义过程中，为了争夺起义军最高领袖的位置，也或许是为了面子，张献忠和李自成有过不少的纠纷，从《明史》中记载的事例来看，俩人一直在争斗，甚至互相起过杀心。

张献忠和李自成都曾在明朝的体制中做过事，当然，全是不入流的工作，张献忠做过普通军士，李自成做过驿站的驿卒，但俩人双双失业，也双双走上了造反的道路，明朝崇祯年间，造反起义的农民军多入牛毛，但能坚持到崇祯朝灭亡的，也就剩下这俩位。

在造反起义的过程中，张献忠和李自成的起点不同，张献忠一开始就是独自成军，自称“八大王”，而李自成则依附在首任闯王高迎祥麾下，崇祯八年，各路义军聚会荥阳时，张献忠是十三路义军***之一，而李自成还依旧是高迎祥下面的一员闯将：献忠始与高迎祥并起作贼，自成乃迎祥偏裨，不敢与献忠并。

俩人的第一次冲突就在荥阳大会之后发生，当时，在李自成的建议下，各路义军分别出击不同方向，高迎祥和张献忠合并一路攻下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凤阳，联手将将凤阳抢了个精光，在各自的抢劫过程中，李自成曾向张献忠讨要几名太监，但张献忠没给李自成面子：自成从献忠求皇陵监小阉善鼓吹者，献忠不与。自成怒，偕迎祥西趋归德，与曹操、过天星合，复入陕西。献忠独东下庐州。

从这事开始，俩人之间算是有了矛盾，崇祯九年，高迎祥兵败被杀，李自成才开始冒头，从闯将升级为闯王，正式开始独自成军，崇祯十一年，在官军的重点攻击下，李自成被打得溃不成军，仅余十八骑逃入商洛山中。

李自成被明军击败的同时，张献忠向督师熊文灿请降，被接纳。投降明朝后的张献忠日子依旧过得很滋润，不听调也不听宣，每年朝廷还要拨给他一定的经费养军，比起在商洛山中吃灰扒泥的李自成，简直是天壤之别。

一年后，张献忠再次反叛，李自成得知后去投奔张献忠，虽然部下不多，但他依旧想独自成军，并不想成为张献忠的部下，可张献忠也没那么好忽悠，反过来想趁机吞掉李自成所部，警觉的李自成发觉张献忠的企图后赶紧的跑掉：

自成乃由缺走，突武关，往依献忠。献忠欲图之，觉，遁去。

时汝才已先与自成合，献忠遂投自成。自成以部曲遇之，不从。自成欲杀之，汝才谏曰：“留之使扰汉南，分官军兵力。”乃阴与献忠五百骑，使遁去。

差点被杀，张献忠也受不了这口恶气，虽然双方都是起义军，不能明面上互相拼杀，但张献忠开始从形式上处处针对李自成。崇祯十六年，羽翼丰满的李自成在襄阳自称“奉天倡义大元帅”，开始把自己视为全国起义军的当然领袖，甚至不惜为此杀掉盟友罗汝才。

可张献忠就是不服李自成，同年，在攻克距离襄阳仅300多公里的武昌后，张献忠开府建牙，自称“大西王”，你做大元帅，我就称王，硬生生从名义上试图比李自成高那么一点，而李自成果然大怒：“时李自成在襄阳，闻之忌且怒，贻书谯责”。

张献忠才不会在乎李自成高不高兴，李自成势大，但天下更大，李自成往北方打，张献忠就往西南方向打，反正就是不跟李自成走一路。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在西安建朝称帝，国号“大顺”，在四川的张献忠马上也建朝称帝，国号“大西”，可取了个年号叫“大顺”。

张献忠知道自己的实力早已经不如席卷整个北方的李自成，可就是不愿意低李自成一头，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则小故事，凡是能压李自成一头的事，他就高兴，还趁着李自成在专心经略北方的时候，把本来在李自成手上的几块挨着自己的地盘给抢了过来：保宁、顺庆先已降自成，置官吏，献忠悉逐去。自成发兵攻，不克，遂据有全蜀。

俩人互相争斗了将近10年，明朝也是灭亡在他们手中，但俩人都败亡于清军，李自成拿下北京后被清军联手吴三桂击败，随即一路败逃，迅速丢掉整个北方的他于湖北九宫山被当地的士绅武装打死。一年多后，张献忠在四川抗清时，于阵前被冷箭射中阵亡。

张献忠和李自成俩人生前在反明这面大旗下互相算计，互相争斗，其实是必然的结果，早前，农民军都不算强大的时候，在共同的压力下，大家可以抱团取暖，互相信任，可随着实力的增强，财富的增多，地盘的增加，也随着野心的增多，矛盾也就自然而来。

随着起义军规模的增加，张献忠和李自成，也包括其他农民起义军***，全部成为可以独霸一方的诸侯，也开始学会了政治上的算计和争斗，更不要说高傲的张献忠早先地位远高于李自成，在李自成崛起后当然会有心理不平衡。

张献忠和李自成虽然互不相让，但生前俩人总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反明，而在他俩死后，俩人所遗留下的两支军队的目标依旧一样，那就是反清。

张献忠余部在他的四个义子的率领下，入云南联明抗清，一直坚持到清朝康熙元年南明永历皇帝被杀之后才算灭亡。李自成余部也在他死后投降南明，在四川和湖北交界之处坚持抗清，直到清朝康熙三年被消灭。

张献忠和李自成在明末恶劣的大环境下造反，是明朝被清朝取代的罪魁之一，不能说是有罪，毕竟当时活不下去造反的人太多，没有他们也会有其他人站出来消耗明朝的元气，他们俩人只不过是韧劲最足，坚持得最久。

俩人留下的遗产能坚持帮助南明抗清二十来年，也算是有功的，李自成死的突然，张献忠到底还是留下过联明抗清的遗言，反明朝不反民族，这大概是他们留下的最后的尊严。

1 张献忠在湖南的作战史

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张献忠在谷城重举义旗。义军很快打垮守备谷城官军，杀了县令阮之钿和巡按御史林铭球，拆毁城垣，劫库纵囚。明监军道张大经和马廷宝、徐起祚被迫投降。张献忠离开谷城时，把官府上下大小官员向他索贿的名单、数字和时间，都详细地写在城内外的墙壁上，使百姓看清了明朝政治的腐朽。

张献忠再起时，罗汝才、马守应部也起而响应，并到谷城与张献忠会合。隐伏在商雒山中的李自成也重整旗鼓，经湖北郧、均地区进入河南。农民起义的烽火，又一次在中原大地上熊熊燃烧起来。

熊文灿得知义军再起的消息，立即调左良玉和罗岱领兵追剿。张献忠将大军埋伏在房县以西的罗猴山，张网布阵，并派出一支队伍佯攻败退，引诱官军入山，伏兵围攻，官军一万多人全部溃散，罗岱被活捉，左良玉丢盔弃甲，伏鞍而逃，连军符印信也丢失了。崇祯帝一怒之下，撤了熊文灿的职，并予逮杀；左良玉降三级，带罪随军立功。接着，改派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嗣昌督师，总督以下并听节制，再次展开对农民军的大规模围剿。

杨嗣昌一到襄阳，就抛出他策划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会师十万，并檄河南、四川、陕西、郧阳诸抚镇将领，分扼冲要，主要任务是全力围剿张献忠和李自成。起初，张献忠不了解情况，接连失利，非常被动。后来通过情报摸清了官军底细，他说服罗汝才，两军联合，加强了义军的力量。义军“以走制敌”、“避实击虚”、出没无常的战术对付官军。同时，张献忠加强了情报工作，派出很多机灵的军士扮成商人小贩，四处探听消息。老百姓也常把官军的动向告诉义军，还常给张献忠的队伍做向导。因此，能及时掌握敌情，迅速采取军事行动，打得官军措手不及。然后迅速转移，使官军摸不清义军的去向，难以追击。官军的主力部队不是扑空，就是遭到埋伏而损兵折将。但是，义军被困在官军的包围圈里非常不利，随时都有被围歼的危险。为此，张献忠认为必须彻底粉碎官军的围剿计划，跳出圈外去作战，才能更有力地打击官军。

2 请问调剂是什么意思啊

调剂 词目 ：调剂 拼音： tiáo jì 词义： 调整有无、余缺等情况；调整使合宜 天地调剂之法。

——清·洪亮吉《治平篇》 君相调剂之法。 根据处方配制药物 调剂：是指配药、配方、发药，又称为调配处方。

基本解释 1 [adjust;regulate]∶调整有无、余缺等情况；调整使合宜 天地调剂之法。——清· 洪亮吉《治平篇》 君相调剂之法。

2 [make up a prescription]∶根据处方配制药物 详细解释 1 调治。 《明史·许相卿传》：“今日病虽稍苏，而元气已竭，调剂无方，将至不起。”

清 和邦额 《夜谭随录·闵预》：“ 景初 大骇，急止之曰：‘师姑少耐，我能调剂之，不久可用。’”《清史稿·食货志三》：“虽经督抚大吏悉心调剂，无如积弊已深，迄未能收实效也。”

2 调解。 《明史·忠义传四·阮之钿》：“总理 熊文灿 许之，处其众数万於四郊，居民汹汹欲窜。

之钿 至，尽心调剂，民稍安。”清 顾炎武 《常熟陈君墓志铭》：“然里中凡有繇役争讼之事，君未尝不为之调剂，或片言立解。”

3 调节；调整。 清 王韬 《平贼议》：“今以三途并进，科第也，军功也，捐纳也。

仕途愈杂，吏治愈难。督抚上司者，务求调剂，于是视官廨如传舍。”

夏丏尊 叶圣陶 《文心》八：“我们读田园诗觉得有兴趣，只是一种头脑上的调剂，这情形和都市的有钱人故意花了钱到乡间去旅行一次一样。”赵树理 《邪不压正》：“西房里是农会委员会开会计划调剂房子，东房里是支部开会研究党员与群众几个不一致的意见。”

4 药物制剂的配制。 清 戴名世 《忧庵记》：“以唐、虞、三代 之帝王为之医，以皋、夔、稷、契、伊尹 、周公 为之调剂，以井田学校封建为之药饵，以 仲尼 、孟轲 为之针砭，如是而子之疾其瘳矣乎！” 5 调济；照顾。

《明史·徐溥传》：“屡遇大狱及逮系言官，委曲调剂。 孝宗 仁厚，多纳 溥 等所言。”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十四回：“我这大关的差事，明明是藩台有了交情，他有心调剂我的。”。

3 张献忠为何要屠四川

第一种说法：鲁迅曾在《记谈话》一文中说："先前我看见记载上说的张献忠屠戮川民的事，我总想不通他是什么意思；后来看到另一本书，这才明白了：他原是想做皇帝的，但是李自成先进北京，做了皇帝了，他便要破坏李自成的帝位。怎样破坏呢？做皇帝必须有百姓，他杀尽了百姓，皇帝也就谁都做不成了。

张献忠小时曾经跟随父亲赶着一头驴，到四川内江贩卖大枣。来到集市上，便顺手将驴系在一个大户人家门前的石牌坊上。待卖完枣回来牵驴时，却发现乡绅的家奴正在用鞭子抽打他家的驴。张父走上前去制止，见到自家的驴把乡绅家的石牌坊拉了屎尿，弄得很脏，便赶紧赔不是。但该家奴就是不依不饶，在此家奴的逼迫下，张父只得忍气吞声地把驴粪和驴尿收拾干净。这一侮辱性事件，自始至终被张献忠看在眼里，深深地刻进他幼小的心灵。于是他临走时，发誓说：我复来时，尽杀尔等，方泄我恨！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民间的版本：一次，张献忠的部队驻守在湖北与四川交界处，有一天张献忠走出军营在山脊上大便。排完大便后，张献忠顺手就在四川境内扯了一把草，来擦 。没想到他抓的是一簇荨麻（又称蠚麻），顿时痛得他直叫。于是他伸手到湖北境内又扯了一把草来擦 。这一回，湖北的草柔软而轻松。于是乎，从此张献忠就同四川人结下了冤仇：川人之凶，连草都如此，我就从这里杀起。所以，当张献忠占领四川后，就来了一个屠蜀。

民间的传说只能一笑了之，并不可信。我们也没有找到鲁迅所说的张献忠屠川是报复李自成的证据。但透过这两个故事我们还是可以明确两点：其一，张献忠确有极强的报复欲与变态的心理；其二，四川人长久以来都对张献忠的残暴感到不可理喻。

第二种说法：满清屠戮四川，栽赃张献忠。

历时依据：“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这就是1649年满清征服四川时发布的政策，在这样疯狂的灭族杀戮下，一座又一座城池陷落，一城又一城百姓被杀光，四川人悲壮的抵抗到1659年，重庆终于在众寡不敌中陷落。四川人也在浴血奋战中被屠杀殆尽，而此时，明朝已经于1644年灭亡了，张献忠也在1646年死了，谁屠了四川，四川又为什么被屠，答案不是很明显吗？同时满清杀完了还知道篡改历史，嫁祸于人，这种行为已经是大家的共识。

4 四川为什么老被屠

个人意见：

一，由侵略者的民族性决定。

蒙元与满清，都是关外的游牧民族经过残酷的战争才占据中原，军事上野蛮，政治上原始，信奉武力屠杀。而游牧民族由于生产力低下，对于先进的封建农耕生产不懂得保护也是其屡开杀戒的原因之一。

二，由被侵略者的地理环境决定。

四川实在是一个好地方，土地肥沃，雨水充沛，物产丰富。由于是一个四周被群山包围的盆地，历史上的人不论是谁进入四川以后都以四川为家发展建设，不愿意离开。所以四川实在不是一个出皇帝的好地方，进了四川就想当土皇帝不想走了，最后往往被外来政权所消灭。历史上的古蜀国被秦所灭，三国时刘璋为刘备所灭，蜀汉为魏所灭，南北朝时成汉为东晋所灭，五代十国时前蜀为后唐所灭，后蜀为宋所灭，这都是实例哦。

但是，正是由于四川这个好地方，导致四川人保护自己权益的决心也特别的大，尤其是碰到这种大屠杀的时候，越杀就越不降。以上那些实例，全部都是四川人自己投降的，而外来政权并没有大开杀戒。唯一的例外就是北宋王全斌征蜀，大杀蜀人，导致已经投降的蜀人又反，北宋王朝也在四川搞了一场杀人大会过了好几年才安定下来。而蒙元与满清企图在四川以野蛮的屠杀来征服四川人，必然会导致四川人的反抗，而军事上的弱小最终让四川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以才会有这两次历史上的大屠杀。

综上可知，四川人是杀不怕的，你要是跟他说好话，说不定他还是会投降的，哈哈哈。

5 张献忠的介绍

起义 天启末年，陕西全境灾荒不断。

陕北又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和虫灾，禾苗枯焦，饿殍遍野。由于海外贸易的 ，明朝富庶的南方大片的田亩被用于经济作物的种植，粮食产量随之下降，北方大旱则导致粮食更为匮乏，粮价开始节节攀升，与之相对应的是，明朝中央财政却因为灾荒之年税收相应减少，随着财政的进一步拮据，赈济成为空谈，而没有了赈济，农民无法生活下去，最终只有铤而走险，起来造反。

陕北地区首先爆发了农民起义，并很快形成燎原之势。最初，有府谷的王嘉胤、王自用起义，他们占领了黄龙山。

接着宜川王左挂、安寨高迎祥、洛川张存孟、延川王和尚、汉南王大梁等纷起响应，斗争烈火燃遍了陕西全境。不久，李自成在米脂起义后参加了高迎祥的义军。

崇祯三年（1630），张献忠在家乡聚集十八寨农民也组织了一支队伍响应王嘉胤等起义。他自号“八大王”。

由于他“身长瘦而面微黄，须一尺六寸，僄劲果侠，军中称为‘黄虎’”。这一队伍初属王自用，后自成一军。

因他小时读过一点书，又受过军事训练，为人多智谋，果敢勇猛，很快就显示了指挥才能，他的部众成为当时以王自用为盟主的三十六营中最强劲的一个营。从此，张献忠随着义军，转战于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四川等地，屡立战功。

他的队伍也由几千人发展到几万人，成为最强大的一支部队。在与官军的作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崇祯六年（1633）冬，义军大部分渡过黄河南下，张献忠所部是以高迎祥为盟主的十三家之一。 崇祯七年（1634）， 张献忠入川，攻陷夔州（今重庆奉节），进围太平，重庆女总兵秦良玉提兵赶至，献忠慑于秦良玉及其手下"白杆兵"威名，苍惶逃走，秦良玉率军追击，与正好回川的儿子马祥麟前后夹击，打败张献忠，使之退走湖广。

崇祯八年（1635），各路义军被官军围困于河南。为了冲出包围圈，十三家义军首领，在河南荥阳举行了军事会议。

商讨结果，决定分兵定向，打破官军的围剿计划。会后，张献忠和李自成在闯王高迎祥的率领下，向东挺进。

这支东路军的主力就是张献忠的部队。他的部队作战勇猛，连破河南的固始和安徽的霍丘等州县，直指明朝的中都凤阳。

作为东路军先锋的张献忠部队，在大雾弥漫的清晨包围了凤阳城。不到半天工夫，就全歼了守卫凤阳的两万官军，击毙守将朱国正等人，俘获了凤阳知府颜容暄，并当着百姓的面，历数他的罪行后，处以死刑。

张献忠把胜利品和府库里的粮食，分给当地的贫苦农民，又叫农民和四乡百姓，砍光皇陵的几十万株松柏，还拆除了周围的建筑物和朱元璋出家的龙兴寺（又名皇觉寺），然后放火烧了皇帝的祖坟。 这件事对朝廷震动很大，崇祯帝得知消息后，立即穿上丧服，跑到太庙，跪在祖宗的牌位下放声大哭；并下令朝廷官员素衣素食办理公务，表示哀悼。

崇祯帝撤了兵部尚书的职，砍了凤阳巡抚和巡按御史的头，又把早已革职闲住的五省督师拉出来定了死罪。尽管如此严厉，官军仍然挡不住张献忠部队的纵横驰骋和进攻。

张献忠攻下凤阳后，又挥师南下，接连攻克庐州（今安徽合肥）、安庆、和州、滁州，一直沿长江打到江苏的仪征，一路所向披靡。后来又回师向西，经英山、霍山，同马守应部会师于湖北麻城。

接着，从湖北进入河南，又进入陕西，由商雒打回关中。张献忠转战千里，忽东忽西，选择官军的薄弱环节，打破了官军企图在中原围歼义军的战略计划。

张献忠回到关中后，与高迎祥在凤翔会合。又在陕西与明朝兵部尚书洪承畴统率的官军进行了几次战斗，洪承畴手下的大将，如艾万年、曹文诏等人都被义军斩杀，官军损失惨重。

义军遂转而直插河南。 崇祯九年（1636）初，义军部队已发展壮大到几十万人，在河南会合时，常连营百里，而当时张献忠的部队就有十万人以上。

九月，闯王高迎祥不幸遇伏被俘，壮烈牺牲。李自成等大部转战于潼关以西地区，张献忠所部遂成为潼关以东地区官军攻击的主要目标。

张献忠所部转战于鄂、豫、皖时，多次打败官军。“入河南袭破许州，杀左良玉兄”，获物资巨万。

三月，在安庆家店的战斗中又击毙明将潘可大等人。但是，由于义军各部缺乏统一部署和协同行动，每部各自为战，崇祯十一年（1638）春，各路义军均连遭挫折。

特别是崇祯十年（1637）四月，明朝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杨嗣昌策划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战略，李自成在陕西遭到几次失败，刘国能等也在河南归顺朝廷，都给张献忠的队伍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张献忠在进袭南阳的战斗中被左良玉军击败，本人也受了伤，幸被部下孙可望力救脱险，遂带部队退居谷城（今属湖北）。

在官军的强大攻势下，为了保存实力，张献忠在谷城、罗汝才在郧阳，分别接受了兵部尚书熊文灿的“招抚”。受“招抚”后，张献忠拒绝接受改编和调遣，不接受官衔，保持了独立性。

他把四万人的部队分布在总部谷城的四郊，分四营，各设一员大将率领。在休整期间，集草屯粮，打造军器，招兵买马，训练士卒。

张献忠还经常请人给他讲《孙子兵法》，并结合战例，总结经验和教训，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崇祯十二年（1639）。

6 张献忠在湖南的作战史

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张献忠在谷城重举义旗。

义军很快打垮守备谷城官军，杀了县令阮之钿和巡按御史林铭球，拆毁城垣，劫库纵囚。明监军道张大经和马廷宝、徐起祚被迫投降。

张献忠离开谷城时，把官府上下大小官员向他索贿的名单、数字和时间，都详细地写在城内外的墙壁上，使百姓看清了明朝政治的腐朽。 张献忠再起时，罗汝才、马守应部也起而响应，并到谷城与张献忠会合。

隐伏在商雒山中的李自成也重整旗鼓，经湖北郧、均地区进入河南。农民起义的烽火，又一次在中原大地上熊熊燃烧起来。

熊文灿得知义军再起的消息，立即调左良玉和罗岱领兵追剿。张献忠将大军埋伏在房县以西的罗猴山，张网布阵，并派出一支队伍佯攻败退，引诱官军入山，伏兵围攻，官军一万多人全部溃散，罗岱被活捉，左良玉丢盔弃甲，伏鞍而逃，连军符印信也丢失了。

崇祯帝一怒之下，撤了熊文灿的职，并予逮杀；左良玉降三级，带罪随军立功。接着，改派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嗣昌督师，总督以下并听节制，再次展开对农民军的大规模围剿。

杨嗣昌一到襄阳，就抛出他策划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会师十万，并檄河南、四川、陕西、郧阳诸抚镇将领，分扼冲要，主要任务是全力围剿张献忠和李自成。

起初，张献忠不了解情况，接连失利，非常被动。后来通过情报摸清了官军底细，他说服罗汝才，两军联合，加强了义军的力量。

义军“以走制敌”、“避实击虚”、出没无常的战术对付官军。同时，张献忠加强了情报工作，派出很多机灵的军士扮成商人小贩，四处探听消息。

老百姓也常把官军的动向告诉义军，还常给张献忠的队伍做向导。因此，能及时掌握敌情，迅速采取军事行动，打得官军措手不及。

然后迅速转移，使官军摸不清义军的去向，难以追击。官军的主力部队不是扑空，就是遭到埋伏而损兵折将。

但是，义军被困在官军的包围圈里非常不利，随时都有被围歼的危险。为此，张献忠认为必须彻底粉碎官军的围剿计划，跳出圈外去作战，才能更有力地打击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