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著名的“丝绸之路”是谁开拓的吗？是西汉时期伟大的探险家——张骞。

　　张骞是汉武帝时期的人。公元前139年，他受命率人前往西域，寻找并联络曾被匈奴赶跑的大月氏，合力进击匈奴。

　　张骞一行从长安起程，经陇西向西行进。一路上日晒雨淋，风吹雪打，环境险恶，困难重重。但他信心坚定，不顾艰辛，冒险西行。当他们来到河西走廊一带后，就被占据此地的匈奴骑兵发现。张赛和随从一百多人全部被俘。

　　匈奴单于知道了张骞西行的目的之后，自然不会轻易放过。把他们分散开去放羊牧马，并由匈奴人严加管制。还给张骞娶了匈奴女子为妻，一是监视他，二是诱使他投降。但是，张骞坚贞不屈。虽被软禁放牧，度日如年，但他一直在等待时机，准备逃跑，以完成自己的使命。

　　整整过了十一个春秋，匈奴的看管才放松了。张骞乘机和他的贴身随从甘父一起逃走，离开匈奴地盘，继续向西行进。由于他们仓促出逃，没有准备干粮和饮用水，一路上常常忍饥挨饿，干渴难耐，随时都会倒在荒滩上。好在甘父射得一手好箭，沿途常射猎一些飞禽走兽，饮血解渴，食肉充饥，才躲过了死亡的威胁。

　　这样，一直奔波了好多天，终于越过沙漠戈壁，翻过冰冻雪封的葱岭（今帕米尔高原），来到了大宛国（今费尔干纳）。高鼻子、蓝眼睛的大宛王，早就听说汉朝是一个富饶的大国，很想建立联系。但苦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故一直未能如愿。因此，当听说汉朝使者来到时，喜出望外，在国都热情地接见了张骞。他请张骞参观了大宛国的汗血马。在大宛王的帮助下，张骞先后到了康居（今撒马尔罕）、大月氏、大夏等地。但大月氏在阿姆河上游安局乐业，不愿再东进和匈奴作战。张骞未能完成与大月氏结盟夹击匈奴的使命，但却获得了大量有关西域各国的人文地理知识。

　　张骞在东归返回的途中，再次被匈奴抓获，后又设计逃出，终于历尽千辛万苦，于13年后回到长安。这次出使西域，使生活在中原内地的人们了解到西域的实况，激发了汉武帝“拓边”的雄心，发动了一系列抗击匈奴的战争。

　　公元前119年，汉王朝为了进一步联络乌孙，断“匈奴右臂”，便派张骞再次出使西域。这次，张骞带了三百多人，顺利地到达了乌孙。并派副使访问了康居、大宛、大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等国家。但由于乌孙内乱，也未能实现结盟的目的。汉武帝派名将霍去病带重兵攻击匈奴，消灭了盘踞河西走廊和漠北的匈奴，建立了河西四郡和两关，开通了丝绸之路。并获取了匈奴的“祭天金人”，带回长安。

　　张骞不畏艰险，两次出使西域，沟通了亚洲内陆交通要道，与西欧诸国正式开始了友好往来，促进了东西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开拓了丝绸之路，完全可称之为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莫高窟第323窟北壁西端画的就是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有人曾依据此图论证了汉武帝派张骞赴大夏国问金人（佛佗）名号，是佛教传人中国之始，但也有人持反对观点，认为这是附会之说。但不管怎么说，张骞出使西域，开拓丝绸之路的历史功绩是真实可信的。此图是现存最早的“张骞出使西域图”。

张骞赠送安息国将军丝绸，安息国将军赠送张骞鸵鸟蛋。

使两国交流加强。

张骞引进石榴的故事 根据晋人张华的《博物志》，及陆机的〈与弟云书〉所记载，石榴是张骞出使西域后，约在公元前一二六年所引进，当时称为安石榴或涂林安石。

引入石榴话传奇

张骞引入石榴，有一则传奇佳话。张骞在西域安息国的住家门前，有一颗石榴树，原本缺水而瘦小干枯，张骞惜之，经常为它浇灌，几年后长得枝繁叶茂，花开似火。后来张骞要回中原前夕，突然来了一位女子，请求与他一同前往中国。张骞唯恐是安息国的宫女想逃亡，为免节外生枝而拒绝了她。

张骞回国时，带着那棵已经日久生情的石榴树，途中却遭匈奴人俘掳，慌乱中竟不知石榴树失落于何处。等他回到长安，在城外拜见出城迎接他的汉武帝时，忽然有一位红裙绿衣的女子，喘吁吁地向他奔来。

张骞大吃一惊，来人不正是那位要求一同回中土的女子吗？张骞问她目的为何，那姑娘垂泪回答：「奴只求回报浇灌之恩。」说完力竭倒地不起，随即化成一棵石榴树，正是张骞所失落者。张骞恍然大悟，向汉武帝禀报了原委；汉武帝大喜，命花工将之移植御花园中，从此中土就有了石榴。后人因此而尊张骞为五月石榴花花神。

出使西域十三年

让张骞名垂青史的，是他的冒险精神与事功。他从西域引进的汗血马、苜蓿、石榴、葡萄、胡瓜等多种动植物，对于汉朝国力的扩充，以及汉民族农业、文化的发展，都有关键性的贡献。由于他曾多次出使西域，打通了中西交通的孔道，促进了东西方的了解与交流，才有后来的丝路；可以说，张骞是丝路的开拓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世界级的英雄人务，和唐朝西行求佛法的玄奘、明朝七次下西洋的三保太监郑和，同为我国最伟大的冒险家；作《史记》的司马迁称他「凿空西域」；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称他为中国古代「第一奇男子」。

在古文当中，“华夏”这一个词汇，最早出现在《尚书》当中，里面提到：“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有人认为，“夏”取自于夏水（即汉水），而“华”以华山得名，因此古籍当中以“华”和“夏”作为中原，，称四方为蛮夷。发展到后来，逐渐成为了整个中华文明的代名词，唐朝学者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写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实际上，您如果是这个姓氏，那就有可能并非“华夏子孙”，而是“波斯”的后裔。这就是“安”姓。

根据史书记载，在汉武帝期间，刘彻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抵达安息国，从此双方就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原文明与中东地区建立了往来，而也正是这一时期，古印度的佛教也流传到了中国，进而传向日本以及西域。在当时的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公元2世纪，安息国的太子，同样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更想要前往汉朝进行求学。

然而作为一国储君，安息国国王夫妇怎么可能答应这个要求呢？为此太子剃发为僧的愿望一直得不到实现，在东汉桓帝刘志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安息国国王去世，按照道理来说，正应该是太子继承王位。然而他却将国王的位置，让给自己的叔父，自己则跟随着庞大的安息使团，以及大量的随从，前往东汉都城洛阳，在抵达之后，安息太子受到了汉朝廷隆重的款待，而他更是为这里浓厚的佛教文化所感到兴奋，为此，太子决定在此地定居下来。

他给自己起来一个中文名字：“安清”，很多仆人也没有再回到自己的祖国，同样在此地居住，他们效仿自己的王子，以“安”作为姓氏。而在洛阳当地，人们则将其称之为“安帕提亚氏。”安族人的后代，也繁衍生息到如今。历史上将其归于安氏正宗。现在依然有相当一部分安氏族人尊奉安清为得姓始祖。

而在此之后，又有一批西域人的加入，唐朝中期西亚的昭武九国，属于汉化改姓为氏。期间有一个叫做安国的国家，随即以国名作为姓氏，值得一提的是，唐朝中期“安史之乱”的祸首安禄山，原本为康氏，是昭武九国中康国后裔，后来随着父亲冒姓为安氏，其后代遂以安为姓。

因此在汉唐以后，不少从西亚来的胡商，也有着以安为姓氏的例子，《洛阳迦南记》记载了北魏胡人络绎不绝的盛况：“洛阳城内胡商云集的盛况：“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汉朝时的罗马帝国)，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其中大多数便为安姓，来自河南等地。

截止到如今，安姓人口大约209万，占据全国人口的014%左右，他们也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份子。

　　安息帝国（公元前247年－公元224年）又名阿萨息斯王朝或帕提亚帝国，是亚洲西部伊朗地区古典时期的奴隶制帝国。建于公元前247年，开国君主为阿尔撒息。公元226年被萨珊波斯代替。

全盛时期的安息帝国疆域北达小亚细亚东南的幼发拉底河，东抵阿姆河。安息帝国位于罗马帝国与汉朝中国之间的丝绸之路上，是丝绸之路上的商贸中心，被认为是当时亚欧四大强国之一，与汉朝、罗马、贵霜帝国并列。

　　除了丝绸以外，造纸、印刷、漆器、瓷器、火药、指南针等等代表东方文明的中国物产和技术的西传却是难以统计的，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西方的珍禽异兽、珠宝香料、玻璃器皿、金银货币纷纷传来，中亚、西亚的穿著、饮食等生活方式，音乐、舞蹈等文化娱乐活动都源源进入中原，佛教进一步盛行的同时，祆教、摩尼教、景教以及新兴的伊斯兰教都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我们今天所常见的一些植物，并非都是中国的土产，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一批带有"胡"字的植物，如胡桃、胡瓜、胡葱、胡荽、胡椒、胡桐泪、胡罗卜等等，十有八九是来自西方。而且，古代文献中往往把这些植物的移植中国，归功于第一位中西交通的美好使者----张骞。实际上，现在可以确指为张骞带回来的物产，只有苜蓿和葡萄，前者原产伊朗高原西北的米底亚(Media)，后者是西亚和埃及最早人工栽培的一种植物。

唐宋之际是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一时期对外贸易重心、贸易制度、商品结构、贸易规模、贸易商人、航海技术等诸多方面的变化都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而且中国对外贸易的这些变化具有深刻的国际影响,为贸易沿线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动力,推动了南海贸易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立足于唐宋对外贸易的考察,上溯可以看到西北陆路贸易与东南海路贸易并行发展和兴替变换的过程,下瞰可以认识直到19世纪前后依然运行的南海贸易体系或亚洲经济圈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一对外贸易重心的转移：西北陆路贸易到东南海上贸易1汉唐丝路贸易的发展不论是陆上,还是海上,中国史籍有明确记载的对外贸易都是从时代开始的。汉书·西域传称西域以孝武时始通,不仅西汉政府与西域的交往自出使后才开始,内地与西域的贸易也自此才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在此以前,中国的商品已经传到身毒和大夏,张骞在大夏见到邛竹杖和蜀布,被告知是大夏的商人前往身毒国买得。那是通过蜀地与印度之间的商路贩运的。西域各国直通长安的商路尚未建立。但是西域诸国听闻汉朝大富饶,贵汉财物,希望与汉朝的交往。汉武帝决定利用他们对汉朝财物的需求,以赂遗设利朝,建立与西域的关系,使自己的威德遍于四海。汉武帝的政治需求为内地与西域的贸易打开了大门

张骞之后,西汉开始频繁派遣前往西域诸国的使节。西汉使节自新置的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发使抵安息、奄蔡、牦轩、条支、身毒国,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西域诸国也有不少使节跟随汉使出使汉朝,外国使更来更去。汉朝给予优待,在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并向他们展示大汉的富盛。汉武帝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赏赐,厚具饶给之,以览视汉富厚焉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欲以见汉广大,倾骇之。这更激起了西域诸国与汉朝交往的愿望。使节的往来也伴随着贸易的发生,汉朝派出的使节与张骞当年一样,携带大量中国物品,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对西域国家因使使赂赐,以镇抚之,同时也求奇物,获取各国的宝货

商业的贸易也同时兴盛起来。各国通过商业贸易获得汉朝的商品。当汉武帝派遣使节,带着黄金交换大宛的战马时,昔日贵汉财物,苦不能通的大宛已经饶汉物。颜师古注曰：饶汉物就是素有汉地财物,故不贪金马之币。使节和商旅频繁往来,在内地与西域间形成了南、北两条稳定的交通线。汉书·西域传记载：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这条道路上需求最大的中国内地的商品是丝绸。当时汉朝是唯一可以生产丝绸的国度,周边民族与汉朝交往中丝绸是最受欢迎的物品,如匈奴好汉缯絮食物,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商路开通后,刺激了西域诸国,乃至西亚、欧洲等地对中国丝绸的需求。这两条通道也成了中国内地通向西域和印度、西亚和欧洲的商路

在汉武帝经营西域以前,地中海、伊朗和印度间已经存在一个经济交流圈,汉朝与西域间商路的开通,将中国内地与这个经济交流圈联系了起来。从而也把汉朝和当时西方最强盛的罗马帝国联系起来。罗马需要的中国商品至少百分之九十是丝绸,此外还有毛皮、铁、肉桂和大黄。希腊、罗马人首先通过丝绸认识中国,将中国称为赛里斯。希腊人拖雷美地理书将中国称为赛里斯和秦尼,言其处于世界极东,书中有赛里斯记和秦尼国记。白里内博物志记载：赛里斯人林中产丝,驰名宇内织成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富豪贵族之妇女,裁成衣服,光辉夺目。罗马虽然于公元1世纪末,通过海路到达中国的交趾,但陆路仍旧是与中国的主要贸易渠道,海路始终未起决定性的作用。汉朝与罗马的贸易主要通过中亚和西亚诸国商人中转,两者之间贸易的发展反映了汉朝丝路贸易的状况

两个基本的因素决定两汉直至隋唐时期,西北丝路在中国对外贸易路线占据主导地位：一是中国经济重心在北方,政治重心处于关中洛阳地区,南方沿海地区的经济尚不发达,对外贸易的商品供给在北方,在以奇珍异宝为主的进口品的消费市场也在北方,其中京城是最大的市场；二是当时与中国贸易的主要国家是西域、中亚和西亚诸国,也是他们担负了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中间商。两汉之时,大夏、大宛、康居、安息等是汉朝的主要贸易国。这些国家贵汉财物,重视商业,积极开展与汉朝的贸易。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称大夏善贾市,都城中有市贩贾诸物,康居遣质子至汉,目的并非政治臣服,而欲贾市为好。安息国商贾舟车行旁国,高附国善贾贩。西域和中亚西亚重视商业,善于经商的民族是当时中国与西方贸易的主要贸易力量。东汉所派的甘英欲往大秦时,安息人以计阻止了他的行动,原因是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安息想继续牟取汉朝和罗马中转贸易的利益

时期,西北丝路的交通和贸易继续发展。曹魏和西晋是汉武帝和东汉班超经营西域后丝路贸易又一个较大发展的时期。曹魏恢复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加强了与西域的联系,西晋时联系进一步得到巩固,使西域人入贡,财货流动。志卷30魏书称：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西域诸国与中原的交往仍然很频繁。而且此时,内地通往西域的道路进一步扩展,由汉代的南北两道发展为三道：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羌辅西,越葱岭,经悬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三道往西接天竺、大夏、条支、大秦等。即使在东晋最纷乱的时期丝路贸易也未中断,不仅北方的政权与西域保持着经济文化交流,西域直达南方的商路也是畅通的。而且远达罗马的中国丝绸有增无减：公元380年前后,罗马服用丝绸,从前只限于贵族,现在已推广到各阶级,不分贵贱,甚至于最低层。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渐少,丝路贸易再次繁荣。洛阳伽蓝记卷3形容道：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因乐中国风土而定居于洛阳的万有余家,洛阳城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

隋唐统一以后,西北丝路进入鼎盛时期。隋书卷67载裴矩西域图记序称当时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即分别从伊吾、高昌、鄯善达于西海的三条商道。裴矩为隋炀帝筹办了在张掖接见西域二十七国首领的大朝会,和在洛阳市中大宴外国商人和使节的龙须宴,与会者数千人。这当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也推动了丝路贸易的发展。丝路贸易更盛于往古。从陆路来到长安的西域胡人数以万计。向达先生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文已有叙述,下至街头卖胡饼的小贩,上至资产以亿万计的大商,通过丝路来华的商人们长期定居于长安。纪宗安先生论述了唐代丝路贸易的发展和路线的变化。她指出,由于西突厥兴起后积极介入丝绸贸易,控制了善于贸易的粟特人,并联合拜占庭打击波斯,与拜占庭展开直接贸易,贸易路线逐步北移到西突厥控制的中亚北部。贸易规模继续发展。西突厥本身是丝绸的巨大消费者,汗王和身边的人都服用丝绸,其帐篷也用丝绸装饰。西突厥还将大量丝绸远销西亚、南欧和北非,将丝绸贸易推向了高峰。阿拉伯建立的大食帝国在8世纪初征服中亚,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成为最重要的贸易对象。在西域地区,8世纪中叶,回鹘的绢马将丝路贸易再一次推想高潮。而绢马贸易所代表的已是丝路贸易最后的辉煌,8世纪后期,海上贸易不断发展,已显示了后来居上的势头

2汉唐五代海上贸易的发展汉书·地理志第一次明确记载了中国到东南亚和印度的航线：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出发,经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到黄支国,由黄支船行可到皮宗、已程不国。这条航线从雷州半岛出发,沿着东南亚中南半岛,抵达印度东海岸,回程时则取道锡兰和苏门答腊。据汉书记载,这条航线自汉武帝到时期一直畅通,从而通过海路将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圈联系起来。上文已论及,在这一时期,罗马商人也通过海路到达汉朝的交趾,后汉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这条航线已展现出双向的交流。但是,这条航线充满了艰辛,首先,往还时间漫长,从徐闻到黄支,不计中途的耽误,单程需要12个月,不者数年来还,从其漫长可见航行主要是循岸而行、依靠地表目标和牵星术导航；其次,航程中充满蛮夷剽杀人、风波溺死等危险；第三,需要不断更换向导和船只,即蛮夷贾船,转送致之。这条航线上流动的商品主要是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与黄金杂缯的交换,是以奢侈品为主的贸易。海路的贸易同样面临着陆路的旅程漫长、充满危险等等艰难,贸易的规模和效率与陆路相比未见任何优势,反而在僻处一隅、远离经济和政治中心的徐闻和交趾展开,贸易自然无法与长安、洛阳的贸易相提并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海上交通成为南方政权对外交往的主要渠道,海上贸易有了较大发展。显著的变化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贸易的港口从徐闻、合浦转移到经济条件更好的交州和广州,贸易条件得到改善,来华贸易的外国商人明显增长。孙吴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而且称大秦国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南北朝时期交、广的贸易有更大发展：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积王府。当时的交州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外接南夷,宝货所出,山海珍怪,莫与为比。广州也常有高凉生口及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可见贸易之繁盛

二是出现了新的航线。汉书·地理志所载航线还是自海南岛以西循岸而行,航线曲折遥远,往还时间也很漫长。至迟在东晋时期已经出现从东南亚经过海南岛以东直达广州的航线。东晋法显佛国记记载：法显自苏门答腊乘商船回国,目的地是广州,商人议言,常行时正可五十日便到广州尔,故出发时每人赍五十日粮。从时间而言,已不是如汉代那样循岸而行,而是从深海直达广州。商人对航程的描述和所作准备说明这已是一条成熟的航线。常骏出使赤土出发时大约也是走这一航线,从广州出发,通过林邑以东的深海,大约五十余日达到赤土国国都。法显是四月从东南亚北上,常骏是十月自广州南下,都是利用季风航行

三是通过海路来华的外国商人和使节更多了。南史卷78记载的国家有林邑国、扶南国、诃罗国、天竺国、师子国等十余国,皆与中国有使节或商贸往来。这些国家推动了中国与海外的联系。如当时称雄东南亚的扶南国就很重视贸易。孙吴政权曾派遣朱应、康泰出使南海诸国,其所经过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写有扶南记等诸国见闻。扶南是当时东南亚的强国,东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诸国,往还交市,珍物宝货,无所不有,其市,东西交会,日有万余人。强盛的扶南国成为中国和东南亚及以西地区贸易的桥梁。法显佛国记载,他所搭乘来中国贸易的船只共有商人约二百人,大致反映当时的贸易规模。

在《汉书·西域传》里，我们看到不少关于古代中东和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各国――大夏，大月氏、安息、乌弋山离、罽宾、条支等――的记载。自汉武帝派遣张骞西使以后，直到东汉晚期，中国和这些国家曾不断互派使节，进行着密切的商业来往和文化交流。在那样早的时代，中国便和那样遥远的国家建立起通使和贸易的关系，不能不说是古代史上一件大事。近年来考古学家的大量发掘发现，更具体地说明了在古代横贯东西的这条灿烂的“丝绸之路”，确是这种光辉友谊的见证。

为了把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这些国家的记载搞清楚，我们须稍稍温习一下中东和南亚次大陆的古史，才能有助于我们对这些记载进行正确的诠释。再者，中东和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古代历史文献比较零散、贫乏，因此，如果把中国古代文献记载诠释清楚些，便对这些地区的古史也可提供一部分重要的史料。多年来，研究中西关系史的中外史学家们，也曾利用过这些中国古代文献，但在诠释方面往往异说纷纭，不少谬误曲解之处，有些至今仍流传于史学界中，应该分辨清除。这两段读书札记，是笔者自己想初步试着拿中东与印度次大陆西北部的古史，和《汉书·西域传》中有关安息与乌弋山离等国的记载，相互参证，对以往他人考订基本正确的，仍然采纳；有争议的，分析商榷，择定取舍；谬误曲解的，分别驳辨，求还本真。这样做，期望对中国这部分古代文献能获得较近实际的理解。错误之处，切望读者指正。

（一） 安 息

中国古代关于安息的记载，首见于《史记·大宛传》，其次复见于《汉书·西域传》，兹并录于下。《史记·大宛传》说：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书革旁行以为书记。其西则条枝；北有奄蔡、犁轩[1]。

又说：

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甚多。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犁轩善眩人献于汉。及宛西小国欢潜、大益，宛东姑师、扜罙、苏薤之属，皆随汉使献见天子。天子大悦。

《汉书·西域传》说（为叙述方便，兹将考证大致能确定的西方地名，用括弧把英语惯用拼法标在中文古地名的后面）：

安息国（Parthia），王治番兜城（Hekatompylos），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北与康居、东与乌弋山离（Seistan之Alexandria-Prophthasia）、西与条支（Antiochia，即Charax-Spasinu）接。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与乌弋、罽宾（Kabul）同。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铸钱。有大马爵。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大国也。临妫水（Oxus R）。商贾车船行旁国。书革旁行为书记。

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将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因发使随汉使者来观汉地，以大鸟卵及犁轩（埃及之Alexandria）眩人献于汉，天子大说。安息东则大月氏。

《史记》、《汉书》中的安息即中东古史上的帕提亚（Parthia），久为中外史家所公认。清代学者徐松和李光廷早有考订[2]。在欧洲，最早德经（de Guignes）曾如此主张。[3]有些人认为是亚叙利亚，显系错误。[4]金斯密（Kingsmill）初步论及《史记》、《汉书》中的安息是安息王室阿尔沙克（Arsak）一字之对音。[5]嗣后夏德（Hirth）进一步论证，认为中国古音中没有r，因此每遇到外语中的r，中国古籍中常以n的结尾字音译，于是，Ar便音译为“安”；而“息”字中国古音大约读为sak。所以“安息”是Arsak一字的音译。[6]丁谦也认为“巴提亚国，其王世世以阿赛西（Arsaces，即Arsak）第几为号，汉人误王名为国名，称为安息；安息者，阿赛西转音也”。[7]丁、夏二氏论断皆是。

按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占有两河流域及伊朗高原的希腊人塞流息王朝（Seleucids）已呈衰弱。公元前255年，坐落在其东北边陲的巴克特里亚郡（Bactria）的郡守希腊人狄奥多特斯（Diodotus）首先宣告独立，汉代中国称之曰“大夏”。数年后，公元前250－248／7年，位于大夏以西、里海东南的帕提亚郡（Parthia），在帕提亚人阿赛西及其弟提里达特（Tiridates）的率领下，举行了反对塞流息王朝统治的起义，汉代中国称之曰“安息国”。[8]安息的阿赛西王朝从此统治安息约四百年。

安息建国后，最初八十年的历史，记录十分贫乏。我们只知道他所统治的疆域，仅限于安息人原来居住的地区，即古波斯的帕提亚郡。那时安息经常受着来自西边的塞流息王朝和来自东边的大夏王国的威胁。大夏在公元前约230至160年时武力曾很强横。直到安息王密司立对提一世（Mithridates I，公元前171－138／37年）当政时期，安息才大大强盛起来。乘塞流息王朝内部的纷争和战乱，他率大军西征，先占据了米底亚（Media），又占领了波西斯（Persis）和富饶的巴比伦尼亚（Babylonia）诸郡；并且从公元前144年以后，巴比伦尼亚，包括其东南端的条支，遂成为安息最重要的属邦。向东方，他又两度攻入了已衰微的大夏，并更向东南推进，囊括了原在大夏统治下的德兰癸亚那（Drangiana）、阿拉科细亚（Arachosia）、和格德洛西亚（Gedrosia）诸郡。于是，在短短的几年中，经密司立对提一世的东征西讨，击垮了希腊人的殖民势力，建成了一个当时在中东最强大的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安息帝国，疆域东自大夏、身毒，西到幼发拉底河，北自里海，南至波斯湾。他当政的晚期，和他的继承者弗拉特二世（Fraates II，公元前138／37—128／27年）统治期间，是安息十分繁荣强盛的时期。张骞西使到达中亚细亚的时候，正当弗拉特二世的末年。张骞在公元前129至128年亲身到过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没有到过安息。但他“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回到长安后曾“具为天子（武帝）言之”。[9]他所传闻的安息，如上引《大宛传》所说：“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以及安息的物产风俗等，都是十分正确的描述。

然而，安息就在这繁荣鼎盛的时候，其北边边疆却面临着塞人（Saka）游牧部落入侵的威胁。大约在张骞从大月氏动身回国后不久，居住在中亚细亚草原上的塞人和马萨革泰人（Massagetae）等，便从里海以东地带侵入了安息东北边，于公元前128或127年杀害了安息王弗拉特二世，大举南下，占据了德兰癸亚那和阿拉科细亚两郡。直到安息王密司立对提二世（Mithridates II，公元前124－87年）即位后，派遣贵族苏林（Suren）[10]率领大军东讨，费了十年工夫（约公元前124／23—115／14年）才把侵入的塞人诸部落镇压使之降服。这次东讨，安息收复了东边诸郡，包括自赫拉特（Heart）至木鹿（Merv）的东北滨临妫水的地区。东方讨平后，密司立对提二世复引兵而西，占领了阿尔明尼亚一个短时期。公元前92年，他和罗马的苏拉将军订立了盟约，这是安息与罗马的首次交涉。密司立对提二世的统治时期，是安息再度强盛的时期。[11]

就在这密司立对提二世的强盛时期，汉武帝的使臣第一次到达了安息。上引《大宛传》第二段文字就是这次使节往还的记载。汉使初次到达安息，应系在汉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换言之，伊朗和中国从这年起便绽开了友谊之花。根据《大宛传》，张骞第一次西使回到长安是在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其后他拟通西南夷道往大夏，未成功。他封为博望侯在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他因攻匈奴失利夺爵后数年，汉武帝再命他去出使乌孙，应在元鼎元、二年（公元前116／115年）。这次出使，“天子……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牛羊以万数，赉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遣之他旁国。”张骞约结乌孙虽未成功，但他“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罙及诸旁国”，进行了广泛的外交活动。回国时，“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张骞归后“拜为大行，列于九卿，岁馀卒”，卒年应是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其后岁馀，骞所遣使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12]据《大宛传》记载的这些情况，可以确定第一次到达安息的汉使，即是张骞出使乌孙时顺路“分遣”到“他旁国”的“持节副使”之一，其到达安息应在元鼎二年；而“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犁轩善眩人献于汉”，则应在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也就是说，汉与安息使节首次往还，正当安息盛世，密司立对提二世即位后约八至十二年。汉使到时，恰好是在密司立对提二世派贵族苏林东讨塞人的末年，当时安息的大军正云集于东边。既如此，则“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正反映了当时安息国内的政治局势。而汉使在当时一路上所见到的情况：“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甚多”，便更是如实的描述了。

汉与安息首次通使成功后，两国便展开贸易与文化交流，嗣后在公元前一世纪双方使臣、商贾大约即不断往来，《汉书》中虽然没有提供很详的记载，但从汉代遗留的有关西域各方面的其他记录和遗存看来，我们可以相信汉与安息的通商关系一定相当密切。中国的锦绣丝绸等特产日益增多地运送到西方，通过安息商人之手而远达近东和罗马，“丝绸之路”从此畅通。同时西方各国的产品珠玑、琉璃、象牙、犀角、诸珍奇异物，直到红兰、葡萄、苜蓿种子等也源源输入中国。也许就由于汉与安息的贸易二百余年间日益密切，加以甘英亲身出使到达过安息条支（公元97年），所以《后汉书·西域传》对安息的记载便大大加详了。

《大宛传》文中提到，安息使臣第一次来中国时，同来的还有几个“小国”的使臣。姑师即车师，扜罙即扜弥，这两地后来都隶属于汉西域都护。苏薤是康居五小王之一，《大宛传》说它在大宛以东，恐系错误。欢潜是花刺子模（Khwarizm）之译音，他们居住在安息希尔加尼亚（Hyrcania）及帕提亚两郡以北，妫水下游的西岸。大益即达伊人（Dahae），他们在花刺子模西南，过着半游牧的生活。[13]欢潜、大益派使臣随汉使来中国，可能由于他们居住的地区正当古代交通要道。按在公元前285年，塞流息王朝的塞流古一世（Seleucus I）曾派遣巴特罗克立（Patrocles）在里海探路。他从里海东南之奇瓦湾（Khiva Bay）循着巴尔干山岭（Balkan）南麓的古河道东航，运河道沿着乌斯钵水（Uzboi Channal）穿过黑沙漠（Kara Kum）而把他引入了妫水。他在该地还遇到了印度商人沿妫水顺流而下赴咸海，因此他报告说妫水与药杀水（Jaxartes）都“流入里海”。[14]如果这个记录可靠，则古代妫水确通里海，而欢潜、大益则正当此交通孔道；所以在中亚细亚许多游牧部落中，这两个“小国”，便首先随汉使到长安来了。

关于安息东北的边疆，《史记》、《汉书》都提到“临妫水”。妫水即今阿姆河（Amu Darya）。阿姆河河名系突厥语，古代希腊人称之为阿克苏斯河（Oxus），唐代中国音译为乌浒水或缚刍河。它发源于帕米尔高原，曲折西北流入咸海；咸海，《大宛传》中称作西海[15]。然而汉代中国称之为妫水，则别有原因。按此水，古代亚利安语名为Vakhshu或Wakshu。今阿姆河上游的一个支流，突厥语名叫色尔克阿布（Surkh-ab）者，有时仍用其古名称作Wakhsh；这个支流在古代被认为是阿姆河的河源。同时，Wakhsh一字又是当地古代神话中“众水之女神”的名字。据中古花刺子模史家卑露尼（Biruni），直到十一世纪Wakhsh还是该地众水――尤其是阿姆河――的保护神的神名。[16]再者，Wakhsu又是大夏人所崇奉的女神阿那伊多（Anahita，意为纯洁）的别名。古代大夏的神话说这个女神有一千只膀臂，象征大夏的一千条溪流，自东面丛山上泻下来，会合而成为妫水流入咸海[17]。按“妫”字古音大约读作Kwia，因此妫水之“妫”实是Vakhshu或Wakshu的第一音节的译音。至于“水”），则仍是汉语“河川”之意。

塔恩（Tarn）在其论述大夏、安息的诸著作中，[18]曾认为由上引《大宛传》第一毁的“临妫水”及“北有奄蔡”的话看来，该段文字说的不象是公元前129至128年张骞亲身在大月氏时的情况，而象是十馀年后密司立对提二世东讨塞人以后的情况。他认为张骞停留在大月氏时，塞人已在大举入侵安息，木鹿已落入塞人之手，因而安息当时不可能滨临妫水。他又说奄蔡原住地既然在咸海东北，安息只有到了密司立对提二世东讨成功后，才占领了妫水下游马萨革泰诸部落地区，从而才能和奄蔡接境；同时收复了木鹿，安息国境才再临妫水。据此，塔恩竟认为司马迁曾把日后的传闻“羼入了”张骞的报告之中，这就大大贬低了《大宛传》的史料价值。

其实，这样论证是不正确的。我们认为安息国境滨临妫水正是张骞停留在大月氏时的真实情况。关于安息王弗拉特二世统治时期的史料确很贫乏，但我们知道他的前一朝，即密司立对提一世统治时期，曾两次攻入衰微的大夏。第一次他不仅越过了阿利厄斯河（Arius），而且在大夏屯据了一个短时期。第二次他又把大夏王黑黎欧克里（Heliocles）打了个惨败，此役之后，安息曾将木鹿占领并控制了一个长的时期，这就使安息的东北边境正“临妫水”。当张骞在公元前129至128年旅游在大月氏、大夏的时候，木鹿大约正在安息人手中，并以之为抵御北方塞人保卫边疆的重镇。再者，仅根据西方的零散史料，实在很难断定塞入侵入安息的确实年月。[19]根据《大宛传》，张骞西使时对于塞入侵入安息并杀害弗拉特二世这件大事显系毫无所知。对此点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张骞在大月氏、大夏时只“传闻”得安息一些情况，因此他对安息的事知道得很少。二是塞人侵入安息一事，实发生在张骞自大月氏动身回国以后。我们考虑当时全面情况，认为后者较近事实。如果这个推断不错的话，这就又一次证明中国古代文献史料对于搞清楚中东、中亚各国古史有重要价值。至于“北有奄蔡”一句，塔恩的解释过于呆滞。细读《史记》、《汉书》有关西域各国疆域地望的记载，就知道“东为某国”、或“某方与某国接”等语，有时固然指的是毗邻接境的国家，但有时则指的只是方向。此段文字中的“北有奄蔡”实是后者。属于塞人之一支的奄蔡（Aorsi）部落联盟居住在咸海东北的草原地带，其南是马萨革泰人、萨卡拉瓦克人（Sacaraucae）及达伊人等游牧部落，介在于奄蔡与安息之间。不过从汉人看来，这些都是“小国”，所以张骞说安息“北有奄蔡”，只是由于奄蔡当时是这一带草原上比较强盛的“大国”。我们不应象塔恩把这几个字解释得那样呆板。

对于“临妫水”这一点，白鸟库吉的解说则更不确。[20]他认为由此三字即可证明花刺子模和达伊当时都在安息版图之内。这种说法不仅没有任何史料足资凭证，而且和后来塞人入侵安息的全部史实相矛盾。其实，安息的木鹿地区所滨临的妫水只是妫水的中段，而妫水下游西岸奇瓦地区则是花刺子模人的住地，安息人与马萨革泰人正是在妫水西岸一带边境上互相对垒。认为“临妫水”便必然意味着拓境已至咸海，那样论证就过于简单了。

我们既已确知安息东境滨临妫水的情况，那么《大宛传》中所说的“东界去王都数千里”，就容易解释了。

《汉书·西域传》说“安息国，王治番兜城”，《后汉书》说“安息国居和椟城”。番兜、和椟同指安息初期的都城，希腊人名之为黑卡同卑罗斯（Hekatompylos）。黑卡同卑罗斯本不是该城安息的原名，而只是希腊人给它起的别名，意为“百门之城”，是说该城处在安息国的中心，很多条大道从这儿通往各地；至于安息的原名则已不可考。[21]夏德认为番兜系古波斯帕尔图发（Parthuva）一字的译音，亦即喜罗多德（Herodotus）所说的Parthoi；《后汉书》中的和椟可能相当于Vologesia，则全系臆测，不足凭信。[22]白鸟库吉认为番兜、和椟均相当于希腊人伊西达尔（Isidor）所撰《安息驿路志》中所说的Parthau，[23]亦属可疑。顾失密（Gutschmid）认为和椟恐是斯特拉伯（Strabo）所说的Karta，或即是阿利盎（Arrien）所说的希尔加尼亚的首府Zadrakarta，这说法更显然是臆测。[24]关于番兜、和椟二字的对音，目前中外史家还没有妥善的解释，但比较诸说，似把它看做相当于黑卡同卑罗斯较为妥当。此城今日已不存在，考古学家推测应在今伊朗的丹凡（Damghan）或沙鲁德（Shahrud）附近。

《史记》、《汉书》都没有明确指明距王都二千里的“东界”的所在。《后汉书·西域传》则说：“其东界木鹿城，号为小安息，去洛阳二万里”。木鹿城即Zend-Avesta中所说的Mouru，希腊人的Alexandria Margiana，塞流息王朝时代曾改名为Antiochia，中古以降称为Merv，中外史家均无异议。上文已说过，安息在密司立对提二世时东讨塞人，收复木鹿，东北边疆复临妫水而与大月氏为邻。从此以后，木鹿便成为安息的东北边防重镇和重要的商业城市。到安息来的汉使首先必须经过木鹿城，所以《后汉书》中把“东界木鹿城”看得很重要。这情况在西汉时代应亦相同。《史记》、《汉书》都说“东界去王都数千里”；《后汉书》又说“和椟城去洛阳二万五千里”，“木鹿城去洛阳二万里”，则王都和椟与木鹿之间为五千里，与《史记》、《汉书》说相近。《后汉书》接着又说，“自安息（指王都和椟）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蛮国（Ecbatana），从阿蛮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宾国（Ktesjphon）”，以这样的里程来衡量和椟与木鹿之间的距离为“五千里”，或“数千里”，正是如实的记载。

上文已将本节开头所引《史记》、《汉书》三段文字中有关安息历史，地理的一些疑难之处，试作了初步解释。关于引文中涉及物产风俗诸事，不拟详谈，其中只有两点应在此略提一下。《史记》说安息“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汉书》说“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铸钱”。按多年来中东一带考古发掘所获得的古安息钱币很多，足以充分证明《史记》，《汉书》记载的正确。安息王弗拉特二世统治时期所铸钱币，正面是王面，背面是摩萨（Musa）的面，只是摩萨是王的母亲而非夫人。[25] “王死辄更铸钱”，是古代中东与印度次大陆西北部诸国――安息、大夏、贵霜、以及塞种诸小国的普遍风俗，已久为该地区的古史与古钱币学所证实。《史记》、《汉书》又提到“书革旁行为书记”。革指羊皮。但据劳林生（Rawlingson）的研究，安息普通是以麻布作书写材料；至其晚期，才从西方学得使用纸草（papyrus）。[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