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图书的分类名称中，四部指将群书分为甲、乙、丙、丁或经、史、子、集四类。

1、晋荀勖将群书分为四部：六艺﹑小学为甲部；诸子﹑兵书﹑术数为乙部；历史记载和杂着为丙部；诗赋﹑图赞﹑《汲冢书》为丁部。

2、东晋李充加以调整，以五经为甲部，历史记载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

3、在唐初官修的《隋书·经籍志》中，首次以经史子集四部命名分类，正式确立了四分法在古代目录学中的地位。

4、在清朝编辑我国古代最大一部丛书《四库全书》时，将编辑过程中撰写古籍提要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汇编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便是经史子集分类法的确立。

这种四部分类法自唐代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了，作为一种传统分类法，它在类分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扩展资料：

一、四部确定时，隋志中的分类方法如下

1、经：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纬书、小学；

2、史：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

3、子：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

4、集：楚辞、别集、总集；（以上共四部四十类） 道经（附）：经戒、饵服、房中、符箓；（均不列书目）佛经（附）：大乘经、小乘经、杂经、杂疑经、大乘律、小乘律、杂律、大乘论、小乘论、杂论、记。 （道佛共十五类）

二、到了清代的四库全书中，四部分类法又有了进一步发展

1、“经部”指儒家的经典。经部之下又有小类。清代的《四库全书》经部之下又分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十类。

2、“史部”即历史，包括各种体裁的历史著作。《四库全书》史部之下又分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官职、政书、目录、史评等十五类。

3、“子部”包括政治、哲学、科技和艺术等类的书。《四库全书》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共十四类。

4、“集部”收历代作家的散文、骈文、诗、词、散曲集子和文学评论、戏曲著作等。《四库全书》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五类。

——四部

——四部书

——四部分类法

《中华族谱集成》，由张海瀛、武新立、林万青主编，16开双栏影印精装、外加锦盒函套包装，首批100册，收录李王张刘陈五姓族谱共93种。开篇收录了明代凌迪知的《万姓通谱》。《中华族谱集成》是一部列为国家古籍规划项目的填补空白的大型史籍，由巴蜀书社于1995年限量印制、编号发行。其中收录张姓族谱21种，编为20册。兹将各册所收录的张氏族谱，介绍如下：第一册，收录明嘉靖《张氏统宗世谱》21卷，张宪、张阳辉主修，明嘉靖十四年（1535）刻本，原装10册。该谱以汉留侯张良为一世祖，上溯张氏开宗立姓之始祖张挥，下迄明中叶播迁各地之衍派117支。从地域分布来看，主要集中于江西和南直隶。其中江西44支，南直隶52支。而江西又集中于饶州府，计有43支；南直隶又集中于徽州府，计有40支。这种状况同修谱者的籍贯是分不开的。该谱主修张宪、张阳辉都是徽州府人；同修共有32人，其中徽州府21人，饶州府10人。可见该谱就是以徽州府和饶州府为主编修的。谱谱对117支衍派的渊源作了具体记载，追根溯源，太原尹城为始祖张挥受封之地，明嘉靖年间修谱时，太原仍有庙存焉。该谱还绘有《张氏古今迁居地理图》，前有序文，称“统谱今以自尹城、自鲁国、自曲沃、自陈留，而再襄国、再吴郡、再金华之迁派，参考《方舆胜览》、《禹贡九州》、《皇明大一统志》诸图书，列于图而志之。譬之江河之行地，脉络贯通。俾观谱者，知某邑古今属某部，某人古今迁某处。因地以著姓，缘族以笃亲，未必不由是图而启其统宗之恩也欤”！该图还在山西部分太原县境绘有“台骀公庙”，即张氏之祖庙。张氏族谱简介之第二册至第六册前部第二册，收录清光绪《旌阳张氏通修宗谱》上中下三卷，上卷又分之一、之二；中卷又分之一、之二、之三；下卷又分之一、之二、之三、之四。张庆彬等修，光绪二十六年（1900）永思堂刻本，原装二十册。该谱对张氏起源、播迁及衍派，记载甚详。该谱以大卿公为一世祖，取名《旌阳张氏通修宗谱》，旨在联络散居于各地的大卿公之后裔。该谱上卷之一为谱序、凡例、家规、得姓郡望、统宗古今迁居地舆图、嘉会派源流、本源宗支（共121派），上卷之二为本源纪；中卷之一至四为嘉会、塘冲、进坊各房以及各支之世系；下卷之一、之二为列传；下卷之三为墓图、墓志铭、祭田以及通修宗谱跋等。第三、四、五、及第六册的前半部，收录民国《锡山张氏通谱》四十二卷，张轶欧、张鉴等修，民国十二年（1923）锡山宗祠寿康堂铅印本，共七十四册。该谱是北宋哲学家关中学派创立者张载之族谱。张载（1020——1077），字子厚。汉留侯张良之后裔，唐太宗时员外郎闻斯公之十四世孙。张载的先世世居大梁，其祖父名复，宋真宗时任给事中。其父名迪，宋仁宗时任殿中丞、知涪州（今四川涪陵）事，后做官陕西，徙居凤翔眉县（陕西眉县）横渠镇。张载，嘉佑进士，官祁州司法参军、云岩令。后以疾屏居南山下，终日危坐一室，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午夜取烛以书。在自然科学方面亦有很高造诣，所以能提出一些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命题，从而创立了与洛学并行的关中学派，因世居横渠，人称横渠先生。其子名因，字文益，官员外郎；其孙名京，字正之，官兵部郎中；其三世孙名楷，字楚昭，官乐平令，随宋室南渡，徙居江南，因与主和宰相不合，弃官家居，占籍歙县。至横渠公八世孙德庆公，始由歙县徙居锡山，故该谱以德庆公为锡山张氏之一世祖。该谱卷一为谱序、凡例、家规等；卷二为列传、行状、墓志铭等；卷三为像赞；卷四为诰敕；卷五为皇帝赐诗及皇子皇孙和文属公之诗；卷六为严泰公和文恪公之诗集；卷七至卷八为各支序传、墓志铭、坟茔图等；卷九至卷四十二，为各支世系。该谱以德庆公为始祖，旨在联络由锡山徙居姑苏、徐州、宜兴、荆襄、虞山、昆陵等地之张氏后裔。张氏族谱简介之第六册后部第六册的后半部，收录清光绪《张氏通谱》八卷，清道光《定阳张氏族谱》四卷。光绪《张氏通谱》八卷，张而昌修，张铣寿校订，清光绪二年（1876）岭东使署刻本，分装八册。该谱以张栻为一世祖。栻公（1133——1180），字敬夫，号南轩。宋高宗时宰相张浚之长子，唐相张九龄之弟九皋公之裔孙。浚公力主抗金，因收复中原壮志未酬，无颜见列祖列宗于地下，乃嘱咐死后葬于潭州宁乡（今属湖南），栻公遵嘱而行，并定居于此，死后亦附葬于此，故曰栻公生于蜀而长于湘，称得上是湖南人。他幼承家学，秉承父志，力主抗金，反对议和。年30时以荫补官，协助其父主持抗金北伐之事，历任直秘阁、吏部郎兼起居郎侍讲、秘阁修撰等职，先后知严州（今属浙江）、袁州（今属江西）、静江（今属广西）、江陵（今属湖北）诸州府，前后居地方官十余年。每到一地，都能“问民疾苦”，访求“利病”，改革弊政，提倡兴学，多有政绩，受到民众的拥护。淳熙八年（1180），因病过早地离开人世，年仅48岁。但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和影响却很大，至今在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中还有专门祭祀他和朱熹的祠堂。绍兴三十二年（1162），栻公28岁，遵父命至衡山文定公书堂正式拜胡宏为师，攻读理学。因学习勤奋，见解非凡，深受师长器重。胡宏高兴地说：“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学成，在潭州（今长沙）城南建城南书院以传师说。乾道初（1165——1173），他应湖南安抚使刘珙之邀，主讲于岳麓书院。其时胡宏师已谢世，胡宏的门下弟子求学于岳麓书院者络绎不绝。当时就有“道林（寺）三百众，（岳麓）书院一千徒”的时谚。岳麓书院遂成为影响最大的学术中心。就连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亦闻名而从福建不远千里来到岳麓书院，与张栻讨论“未发已发”等心性问题。两人抵足夜谈相与论辩，颇为相得。学术史上称曰：“朱张会讲”。后来朱熹在回顾这次会讲时说：“敬夫所见，造诣卓然，非所可及”。又说：“去冬走湖湘，讲论之益不少”。可见朱熹受张栻的影响之大，且得益不少。张栻死后，其诗文由朱熹编定，名曰《南轩文集》刊行于世。张栻以湘学派大师，名垂青史。该谱卷一为序，计有旧序、纪源、公派语、魏公本传、魏公行略：卷二、卷三为世系；卷四为墓图、祠图、祠田、公牍等；卷五为优免公牍、旌典；卷六为碑文；卷七为列传、节孝、像赞；卷八为艺文、寿文、祠堂总录、跋。该谱以一世祖和二世祖合立为总表，即将浚公长子栻与次子杓并列，称曰大宗合表。杓公，字定叟，历官广西经略、江西安抚使，进端明殿大学士，随宋室南渡，定居钱塘。余姚、杭州、鄞县张氏，多为其后裔。栻公有二子：长曰焯，次曰炳。该谱从三世起，均为焯、炳二公之后裔。焯公居宁乡龙塘，被尊为龙塘开基祖。其后裔有世居龙塘者，亦有居官湖北、江西，入籍当地，若干年后又复迁回湖南者。炳公曾东迁浙江，其后裔又迁回湖南。今湖南宁乡、益阳、安化、新化、湘潭、长沙、沅陵、辰州、泸溪、永顺、龙山、衡阳、邵阳、祁阳、永州等地，均有焯房与炳房之后裔。从三世至十二世，分立房谱。溯其源，共祖其祖；分其支，各亲其亲。此为该谱之一大特色。道光《定阳张氏族谱》四卷，张云逵等修，道光二十六年（1846）刻本，原装四册。定阳张氏出自陇西，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张颐由陇西徙居山西汾州府介休县西关。该谱以张颐为一世祖，其子名进禄，字锡爵。又由西关迁居城中，生齿日繁，至清代，为一盛族。张氏族谱简介之第七册第七册，收录清光绪《清河张氏宗谱》、民国《清河世系》及《清河张氏支谱》三种。光绪《清河张氏宗谱》十三卷首一卷，张廷辉主修，光绪四年（1878）余庆堂刻本，分装十四册。该谱以成业公为一世祖。张成业，名绍祖，唐朝宰相张柬之的后裔，宪宗朝元和进士，官拜江东提刑，居婺州即金华府，后因唐亡弃官迁居衢州府开化县之音铿，是为音铿张氏始祖。今浙江钱塘武林张氏、处州丽水张氏、衢州西安张氏、婺州金华张氏，大都是唐相柬之公之后裔。该谱即浙江衢州开化县音铿张氏宗谱，只是唐相柬之公后裔中的一支。但在这一支中，因人才辈出，显赫青史，遂为天下望族。该谱取名《清河张氏宗谱》，旨在说明音铿张氏乃是清河张氏始祖岱公之后裔。该谱对张氏起源、衍派播迁，记载甚详。该谱卷之首为新序、目录；卷一为凡例、圣谕、祠规、家训、旧谱序等；卷二为诰敕、谢表、列祖遗像、像赞、里居图等；卷三为历代仕宦录、历代宰相录、忠义录、孝友录、文学录、武备录、贞节录、隐逸录、道术录、古今通派考、历代源流考；卷四至卷十为各派世系图；卷十一为各派堂记、寿序、寿诗、艺文杂著；卷十二为各派坟图、墓志铭、祀产；卷十三为各派支传、行实、名贤录、跋。前引《张氏古今通派分迁地舆图考》（以行省为单位记载张氏播迁各地的230个衍派）即出自该谱。据该谱记载，尹城派始祖挥公，封国太原府太原县，此为天下张氏通派之祖。从张氏开宗立姓始祖挥公算起，至成业公，共历118世；至清光绪三年（1877）止，共历161世。民国《清河世系》不分卷，张晋昭修，民国八年（1919）刻本，原装一册。该世系以张润为一世祖。张润，字清源，生于明弘治年间（1488——1505），世居吴江。该世系即世居吴江的张润后裔世系。民国《清河张氏支谱》不分卷，民国铅印本，原装二册。该谱为吴郡张氏支谱。吴郡张氏本出张嵩第四子张睦。张睦，字选公，后汉蜀郡太守，始居吴郡。裔孙张显，齐庐江太守，生绍。张绍，官梁零陵郡太守，其孙名后胤，字嗣宗，国子祭酒，新野康公，以名儒为王者师。五传至张镒，字季权，为唐德宗时宰相。自新野康公后胤，吴郡张氏始扬名天下。自张镒相德宗，吴郡张氏遂与始兴、河东齐名。张氏族谱简介之第八册第八册，收录清光绪《清河家乘》、乾隆《清河张氏宗谱》两种。光绪《清河家乘》不分卷，张景云修，光绪二十七年（1901）世美堂刻本，原装四册。该家乘以张宝为一世祖。张宝，字维善，其先世为清河人。自宋南渡，徙居杭州。元末，张宝徙居钱塘南壁里，以孝行举贤良方正。明万历三年（1575），七世祖始修清河家乘。万历四十三年，九世祖重修。入清以后，又五次重修，光绪时刻印。乾隆《清河张氏宗谱》十六卷首一卷，张日佐等修，乾隆十七年（1752）崇本堂刻本。该谱尊舟十一公为一世祖。舟十一公名保望，字周臣，号舟十一，官奉议大夫、秀州通判，世居杭州。唐末战乱，徙居浮邑洞壶。保望公、即舟十一，乃是唐高宗时名相张文瓘的七世孙。文瓘子名洽，官魏州刺史；孙名宥，官扬州长史；三世孙，名衮，官虢州刺史；四世孙，名载华，官御史中丞；五世孙，名正则；六世孙，名知实，字冠仁；七世孙，名保望，即被该谱尊为一世祖的舟十一公。舟十一公有子四：长名雄，字君宇，官承奉大夫，迁居休宁杭溪，为杭州张氏始迁祖；次子名伟，字君度，依父居洞壶黄竹洞梅岭；三子名彻，字君胜，又字克明，迁星源甲路，是为甲路（即甲道）张氏之始迁祖；四子名英，字君沮，迁居黄墩，是为黄墩张氏始迁祖。杭旻、洞壶、婺源、黄墩，均为舟十一公子之孙。当然也是名相文瓘公之后裔。由于文瓘公和舟十一公，均出自清河东武城张氏，故该谱名曰《清河张氏宗谱》，意为不忘其所出。该谱上接唐相文瓘公，历经宋元明，下迄清乾隆十七年，历时一千多年。该谱卷首为旧序、谱说、谱诫、姓氏说、张字说、世原、基图、遗像，卷一为世表类，有源流世表、始迁世表，卷二至卷十二为各支世表，卷十三为帝制类（诰、诏）、世训类（家训、家规、家礼）和艺文类，卷十四为懿行类（传、述略、赞）、祝庆类（寿文、诗、词）和哀挽类（祭章、挽诗、挽歌、行述），卷十五为墓图、墓志、墓铭、墓表，卷十六为祀祖类（祀序、会序）和公据类（禁示、给照、议约、合刊族议、刊谱捐银名数、领谱号），最后是“清河张氏宗谱跋文”。整部宗谱体例完备，条理分明，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对于研究江浙和安徽一带的张氏家族史和地方史志，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张氏族谱简介之第九册至第十一册前部第九册、第十册以及第十一册的前半部，收录清乾隆《甲道张氏宗谱》四十二卷续二卷，张图南、张元泮等修。乾隆四十七年（1782）刻本。该谱以舟十一公之第三子彻公为一世祖。张彻，字君胜，又字克明，号大三，唐僖宗乾符（874——879）年间，随父徙居歙之黄墩、广明，其后彻公又徙居星源甲道（即甲路），是为甲道张氏始迁祖。彻公有三子十孙二十二玄孙，有五世孙七十六人。五世孙为“延”字辈，所以该谱卷一绘有“张氏七十六延迁派旧图”，这个迁派旧图是明朝正统年间（1436——1449）绘制的。从明正统到清乾隆三百多年间，七十六个支派，瓜瓞绵绵，辗转迁徙，丁口和衍派遍及东南各地，成为江南望族。仅进士就多达104个。其中宋代76名，元代7名，明代11名，清代10名。从五世祖延丕公起，开始编修本宗世谱。延丕，字彦直，官宋代户部郎中。其后，十世祖珏公和琮公，二次编修。珏公，官宋代光禄大夫、礼部尚书，琮公官宋代中奉大夫、南阳县开国男。历宋、元、明及清乾隆，多次编修。加以人才辈出，收录广泛，记述翔实，所以该谱规模宏伟，部头号甚大，原装达四十四册之多。该谱第一卷有凡例、修谱新序、七十六延分迁旧图；第二卷是八支源流序、簪缨录等；第三卷至第三十六卷，为世系图表；第三十七卷为文翰录、谱纪、传；第三十八卷为墓志铭、行状等；第三十九卷为续传、像赞、祭文等；第四十卷为寿文、记、杂序；第四十一卷为诗、杂著、书扎等；第四十二卷为墓图、领谱号、谱跋张氏族谱简介之第十一册后部第十一册的后半部，收录清道光《京江张氏家乘》十六卷，张九征初修，张永清、张永泓续修，清道光五年（1825）敬思堂刻本，共十二册。该谱以四一公为一世祖。四一公乃清河派岱公后裔，原籍中州，元末由中州徙居丹徒。有子一，名善甫。善甫公生有三子：长曰仲实，次曰仲敬，三曰仲升。仲升公七传至九征，九征公乃清初名臣张玉书之父。该谱乃是张玉书之家乘。玉书（1642——1711），字京江，号素存，顺治丁酉科举人、辛丑科进士，授庶吉士，历官内翰林院秘书院编修、内阁学士充经筵讲官、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丙午科浙江正主考、辛未科会试大总裁等。三十五年（1696），随康熙帝亲征葛尔丹叛乱，参预帷幄，颇得信任。次年，任《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曾奉命数次监治黄河，提出不少建设性意见。康熙四十九年（1710），受命与陈廷敬主持编修《康熙字典》，次年病故，谥号文贞。该谱由张九征初修。九征（1592——1655），字公选，号湘晓，顺治丁亥进士，历官行人司行人、吏部文司主事、文选司郎中、河南提学道佥事等。曾纂修有《京江张氏家乘原稿》，其后由四世孙张永清、张永泓续修定稿，所以该谱完整地搜集了张九征、张玉书父子的有关资料，对研究清初的历史，很有价值。该谱卷首为谱序、凡例、目录、修谱子孙名次；卷一至卷三为皇帝任命张九征张玉书父子官职的诰敕以及张九征张玉书父子的谢恩疏等；卷四至卷九为各房世系图表；卷十至卷十二为传略和行述；卷十三至卷十六为载籍、艺文、祠墓仪制等。张氏族谱简介之第十二册至第十四册第十二册，收录清宣统《韦庄张氏宗谱》十八卷首二卷，张坤照主修，宣统三年（1911）承德堂刻本，原装二十四册。该谱以张孝先为始迁祖。张孝先，字怀祖。仕元，时值江淮多警，乃卜居常州韦庄。张孝先有二子：长明之，元至正进士，钦点翰林院编修，历任浙江提举，赠奉直大夫；次新之，迁居上张，即老二房世系。明正德五年（1400），张孝先五世孙张仲玉，首次修谱，明崇祯时续修。入清后，又先后七次续修。所以该谱亦称《韦庄张氏九修宗谱》。该谱保存了许多元代资料。第十三册和第十四册的前半部分，收录民国《横峰张氏宗谱》二十八卷，张宗铎等修，民国四年（1915）笃亲堂铅印本，原装二十八册。横峰张氏是明清时期桐城望族之一，原本姓胡，元明鼎革之际，胡长乙于明洪武二年（1369）由饶州徙居桐西横峰，编户受田时，寄籍清河张氏户下，更姓为张。该谱以长乙公为一世祖，长乙原名太，字长乙，号校圃。在追溯其渊源时，仍以胡姓为本，记述其先人业迹。清雍正二年（1724），长乙公十世孙立选，首次修谱。该谱以长乙的五世孙八人，分作八大房，各房之下又分若干支。其后又先后五次重修，民国时刻印。该谱旨在联络长乙公更胡姓为张姓后，徙居各地之后裔，故名《横峰张氏宗谱》。第十四册后半部分，收录清光绪《姚江历山张氏宗谱》八卷十二集，张谦、张震祥等修，光绪十年（1884）敦伦堂刻本，分装十二册。该谱系唐朝名相张九龄之弟九皋公之后裔。九皋公十二传至浚公。张浚（1097——1164），字德远，宋汉州绵竹人。北宋政和进士。南宋建炎三年（1129），以传檄勤王有功，知枢密院事。力主抗金，建议经营川陕，以保东南，遂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绍兴五年（1135），拜为宰相，部署沿江、两淮诸路军马大举北伐，自任总督兵马大元帅。绍兴七年，因郦琼兵叛，引咎辞职。秦桧执政，被排斥在外近20年。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完颜亮南下攻宋，重新被起用。孝宗即位，授少傅，封魏国公。孝宗隆兴元年（1163），再次拜相，督师抗金。次年，为主和派排挤，被罢相。居家期间，搜集整理修谱资料，理出了其先世世系。因抗金复国大志未酬，无颜见祖宗于地下，遂遗命死后葬湖南宁乡。赠太师，谥号忠献。著有《中兴备览》。南宋理宗宝庆年间（1225——1227），兵部尚书张宏，在浚公搜集整理的基础上，纂修成族谱，并奏请理宗皇帝，赐玉玺印于该谱之首，此即该谱首页玉玺之由来。浚公五世孙，宋谏议大夫元瑜公，官工部尚书，晚年致仕，迁居姚江云柯里。其后裔分为五支：八卢城庙后桥为第一支；历山三墙为第二支，西堑为第三支，逊马桥为第四支，化龙堰东堑为第五支。该五支都分别编修有房谱。清光绪十年（1884），张谦、张震祥等在各房房谱的基础上，修成宗谱取名为《姚江历山张氏宗谱》。该谱第一集为凡例、祠规、目录、各房藏谱目录、总序、各房谱序、世系总图、历代诰敕、像赞、祭田等，第二集为历代先祖传，第三集为魏国忠献公行状，第四集为艺文志，第五至第十五集为各房世系并附补遗及卷外，第十二集为家乘一览记、备考等。张氏族谱简介之第十五册至第十六册第十五册至第十六册之前部，收录民国《姚江三墙门张氏宗谱》二十八卷，张振鹭等修，民国五年（1916）树德堂铅印本，分装二十八册。该谱乃是《姚江历山张氏宗谱》的一个支谱，是宋谏议大夫、工部尚书元瑜公后裔中的第二支。元瑜公迁居姚江云柯里，其后裔分为五支，历山三墙门为第二支。历山始迁祖斌二公，乃三墙门始迁祖斌六公之兄。斌二公，仕元授山东济南府正提举，入赘历山邹副使家，定居历山。斌六公授广东广州府副提举，不忍与兄斌二公远离，遂定居芦城之西。在两家相距适中之地，建一桥，曰树德桥，俗呼张家桥，此即三墙门取名树德堂之由来。元明以来，人丁兴旺，支派繁多，遂购地建祠，名曰三墙门张氏树德堂祠。本堂神主自元瑜公为一世祖至其后裔分为五房，奉祀中堂。春祭定为二月四日，冬祭定为冬至前后十日。该谱卷一为谱序、祠图、树德堂楹联、祠堂记、墓图、诰敕、像赞、跋等，卷二为史传，卷三为宗献公行状，卷四宗贤列传，卷五为艺文志，卷六为杂记，卷七至卷二十七为世系图，卷二十八为补遗。该谱收罗宏富，记载翔实，保存了很多珍贵资料。>第十六册之后部，收录民国《鹤颈漕张氏宗谱》十六卷，张道生等修，民国五年（1916）追远堂铅印本，原装十二册。该谱以张荣为始迁祖。张荣，宋武功大夫，高宗绍兴间，因抗金有奇功，做官泰州。晚年致仕隐居于四明之鄞县，居县南鹤颈漕。四传而人丁兴旺，遂析为四宅：板桥、楼下、樟江、普塘。其后各宅又析为若干支，明末达六百余支。清乾隆时，裔孙张汉州，搜集资料，编修四宅谱稿。咸丰时，合族议定编修族谱，光绪时修成《壬辰新修宗谱》。民国初，张道生等重修，取名《鹤颈漕张氏宗谱》。张氏族谱简介之第十七册至第十八册第十七册，收录清光绪《张氏六修族谱》二十一卷，张秉铨、张谷南等修，光绪二十三（1897）冠英堂刻本，分装二十一册。该谱以栻公的八世孙仁秀公为一世祖。仁秀公（1346——1408），字廷光，官朝议大夫，有二子：长曰敏，次曰时杰。敏公（1973——1448）有三子：长曰纲、次曰维、三曰纬。该谱乃是维公后裔之谱。维公（1396——？），字均荣，有四子：长曰琦、次曰珂、三曰圭、四曰呈。该谱卷一为发源系图，发源系图以唐相张九龄之弟九皋公为一世祖，十二传至浚公，浚公九传至仁秀公。该谱为仁秀公次孙维公之世系；卷二至卷十二，为维裔圭房世系；卷十三至卷十四，为维裔珂房世系；卷十五为维裔琦房世系；卷十六为维裔呈房世系。卷十七为像图、祠图、墓图；卷十八祠墓祭田碑记；卷十九为祠礼仪注服制图、优免荫恤节孝案稿；卷二十为列传、行略、家传；卷二十一为宗范、祠规、艺文、跋。第十八册，收录清同治《张氏宗谱》和民国《续修张氏族谱》两种。同治《张氏宗谱》十八卷。该谱以张德一为始迁祖。宋元鼎革之际，张德一携弟国四，由江西饶州徙居楚黄州黄陂县南乡盘龙城，其后，张国四又徙居陂北朱家坡。清雍正年间，其裔孙张元泰等始修宗谱。同治年间，张祥麟等又编修支谱。刻版时，将雍正宗谱与同治支谱合而为一。遂成《张氏宗谱》十八卷，亦称同治《张氏宗谱》。民国《续修张氏族谱》六册，张家骐等修，民国二十二年（1933）石印本。该谱是唐初名将张士贵后裔之族谱。清康熙十七年（1678），张藐山首修世居盂县之张士贵后裔族谱。这次修谱以元代的张秀为始迁祖，对其五世三大股、七世二十八小股，均以序登录，纪事分明。但对张秀的先世，则记载甚略，故称《张氏近系族谱》。其后，张义生又据旧谱、墓碑以及采集资料，理出了张秀的先世谱系。张秀，乃是隋末唐初张士贵之后裔。隋末，张士贵从唐高祖李渊起兵，屡立战功，进封虢国公。太宗时，再立新功，迁左领军大将军，谢世后陪葬昭陵。其后，子孙袭爵，累世从戎。至宋明时期，子孙多以文才扬名，为盂县巨族。张秀之前的先世谱系，称为《张氏远系族谱》。乾隆五十七年（1794），张宗泗将《近系族谱》和《远系族谱》合而为一，并增补唐宋以来列祖列宗名人传略四十五篇，光绪元年（1875）刻印成册。民国初，张家骐等，以乾隆刻本为底本进行续修并付印，此即《续修张氏族谱》。张氏族谱简介之第十九册至第二十册第十九册，收录民国《中湘十亩丘张氏五修支谱》二十四卷末一卷，张万遂等修，民国二年（1913）大忍堂刻本，原装二十册。该谱以张明为一世祖。张明，字导文，生于明正统五年（1440），世居临淮。张明由临淮徙居湖广长沙张公岭。张明生有八子，其第七子名张教，又由张公岭徙居中湘十亩丘，是为十亩丘张氏支祖。张教五传至张子秀，张子秀于明清鼎革之际，徙居湘潭。该谱主要是张子秀后裔的族谱。第二十册，收录民国《花桥张氏四修族谱》二十卷，张效良等修，民国十七年（1928）孝友堂铅印本，原装二十册。该谱以张汉诚为始迁祖。张汉诚，字梦麟，原居江西吉安府吉水县，元至正末年，徙居湘乡花桥。汉诚生有四子：嗣湖、嗣江、嗣源、嗣洪。后来，嗣江和嗣源之裔孙，遍及湘乡、湘潭、巴陵、永宁以及湖北、四川、陕西等地，丁口兴旺，人才辈出。有以武功报国者，有以文才蜚声者，有以勤俭起家成为当地豪富者。该谱所载主要是嗣江和嗣源两房世系及业绩,实为此两房谱。

万德古籍

温馨提示：毛泽东同志早在1958年曾说过：“收集宗谱、族谱，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可以为人文地理、聚落地理提供宝贵的资料”。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这种以记述男性血缘为脉络的宗族世系之书，虽然带有封建性的消极因素，但是，谱牒所载的家族史，

族谱又称宗谱、家谱、家乘，是家族的民间档案资料，族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也是我国传统的历史文献之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族谱是我国古代宗法社会的特有产物，它通过“载祖德、立族规、明宗支、分族丛”，籍以增强“木本水源”，“敬宗睦族”的思想感情。毛泽东同志早在1958年曾说过：“收集宗谱、族谱，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可以为人文地理、聚落地理提供宝贵的资料”。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这种以记述男性血缘为脉络的宗族世系之书，虽然带有封建性的消极因素，但是，谱牒所载的家族史，包含了诸如姓氏来源、家族兴替、人口升降、民族迁徙、风俗习惯、社会变故、以及族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活动等，卷帙浩瀚，内容丰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无疑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

族谱在中国历史典籍中具有学术研究价值和跨时代的社会文化功能，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重视，随着我国史学研究领域的不断得到开拓，族谱的重要性再次为人们所认识。早在1984年11月20日，国家档案局、教育部、文化部发出了《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国档会字[1984]7号、办社图函[2001]29号），对于家谱整理工作和提供学术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知指出：“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中亟待发掘的一部分，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经济史、人物传记、宗族制度以及地方史的资料，它不仅对开展学术研究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当前某些工作也起着很大作用。”

家谱与正史、方志一起，构成中华民族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家谱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修谱立志不仅有着学术研究、文物保护、道德教化的重要作用，而且对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认祖、增强民族凝聚力、加强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促进祖国“和平统一”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有利于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当然，族谱也有弊端，要历史地、具体地分析。宗谱因为始于封建社会，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烙印。如，封建专制思想、封建迷信、重男轻女、重农轻商、三从四德等等。对这些不合时宜的、有害的应予以摒弃。但旧宗谱许多族规家训中体现了中华传统美德。如，孝敬父母，尊师重道，课子求学，爱国守法，以德为首，修身齐家，艰苦创业，勤俭为本，怜贫济困，戒止奢侈，禁止赌博等等。这些人伦思想、做人的规范、爱国主义精神，自强不息的精神，今日仍可汲取并加以发扬。

总之，族谱作为一种民族文化，可以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凝聚海内外炎黄子孙，促进各方面交流，促进团结，主流是应当肯定的。今日修谱，要用现代的精神，正确的观点来分析研究，扬其之精华，弃其之糟粕，既要挖掘、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优良之内涵，古为今用，又要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精神。

　　嘉业堂《二十四史》书箱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即：《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按《四库全书》的规定，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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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三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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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版本

　　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明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南监本）

　　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北监本）

　　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

　　清乾隆武英殿刻“清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

　　清同治光绪间五省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

　　民国商务印书馆印张元济辑“百衲本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排印“点校本二十四史”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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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评价

　　梁启超评价二十四史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点校本二十四史评价

　　点校本二十四史，底本选择精当，点校体例谨严，点校确当，版式设计，清晰便览。

　　点校本动员了全国史学家许多学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历时二十余年，于1978年全部出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二十四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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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内容

　　史记

　　汉·司马迁著，130卷。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庇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史记》序中写道，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汉书

　　东汉·班固著，100卷。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详细的展现了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后汉书

　　南朝宋·范晔著，120卷。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三国志

　　西晋·陈寿著，65卷。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历史。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33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可惜的就是内容太少。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晋书

　　唐·房玄龄等著，130卷。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而在唐太宗以前，有关晋代的史料，没有一家令人满意的。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进行了批评。撰写一部系统、完整、旨趣较高的晋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贞观二十年他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

　　众人撰写《晋书》，从受命到成书，仅历时两三年。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由于有政府作后盾，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遗脱的地方。《晋书》的执笔人，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撰史过程中，有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倾向。因此，后人批评它“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这也是《晋书》的缺点之一。

　　宋书

　　南朝梁·沈约著，100卷。

　　《宋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记述南朝刘宋王朝自刘裕建基至刘准首尾六十年的史实，为沈约所撰。全书一百卷，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作者根据何承天、徐爱等所著宋史旧本，旁采注纪，撰续成书。

　　纪传部分成于南齐永明六年，诸志当成于隆昌元年之后。全书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为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

　　各志工程巨大，内容详备，篇幅几占全书之半。志前有《志序》，详述前代修志情况，并上溯各志所记制度源流，可为考补前史缺志之助。《州郡志》记三国以来地理沿革并及东晋以来侨州郡县情况，有补于史事考证。《律历志》全载景初、元嘉、大明三历文字，为历法学的珍贵资料。

　　《乐志》记叙汉魏及两晋乐府情况，乐府诗章有分类开录，并保存有汉魏以来大量乐府诗篇及乐舞文辞，其中“古辞”多为汉代遗篇，是研究乐府及诗史的重要文献。纪传叙事详密，列目入载二百三十余人。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宋书》的作者沈约，是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声律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人。父沈璞，刘宋时为淮南太守，元嘉末年于皇族争权夺位之乱中被害，沈约时年十三岁。少年时代，沈约横遭家难，潜窜流寓，家境孤贫。他笃志好学，读书昼夜不倦，遂博通群籍，善属诗文。天监十二年卒，年七十三岁，谥曰“隐”，后世亦称“隐侯”。

　　南齐书

　　南朝梁·萧子显著，59卷。

　　《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原名《齐书》，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著《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撰著者为萧子显。

　　萧子显，字景阳，南朝历史学家、文学家。出身皇族，萧子显博学多识，长于写作，又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对南齐许多史事、王室情况是熟悉的或是亲自经历过的，加之梁朝取代南齐，未经重大战乱，许多图书文籍得以保存，都为萧子显撰著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所缺一卷为《自序》。

　　梁书

　　唐·姚思廉著，56卷。

　　《梁书》记载自梁武帝萧衍建国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共五十六年间的历史，是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辛勤撰写完成的。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南朝历史学家。历经梁、陈、隋三朝，于陈朝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等职，于隋朝任秘书丞。入隋后于文帝开皇九年又受命编撰梁、陈两代历史，未竟而卒。临终时遗命，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撰史工作。

　　姚思廉，字简之，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旧稿。自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历时七年最终完成了《梁书》与《陈书》的撰写工作。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陈书

　　唐·姚思廉著，36卷。

　　《陈书》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了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被隋文帝灭国首尾三十三年间的史事，由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撰写的。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姚思廉，字简之，陈亡后，迁家关中，为万安人。两人事迹已于本书《梁书》前言中作了介绍，可以参阅。

　　《陈书》中的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无表志。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魏书

　　北齐·魏收著，130卷。

　　《魏书》，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

　　鲜卑族是我国古代东北大兴安岭东麓一个古老的民族。公元一世纪末，随着匈奴帝国的解体，鲜卑族逐渐向西迁徙，成为大漠一个强大的民族集团，公元三世纪初，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在塞北建立了代国，公元376年，代政权被氐族建立的前秦消灭。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各部复拥拓跋珪为代王，重建政权。拓跋珪解散了拓跋鲜卑原有的部落组织，定居农耕，迁都平城，于公元398年改称魏，史称北魏。由于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北魏国力日益强盛，终于在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动荡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改姓元氏，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时，北魏达到鼎盛时期，在西边夺取汉中，进窥巴蜀，在东边巩固了洛阳周边的防御，并与梁朝争夺淮南，但不久就由于政治腐败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溃，分为东魏和西魏两个对峙的政权。《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

　　拓跋时就曾命令邓渊撰《代记》十卷，按年月编次本朝史事。太武帝拓跋焘神嘉二年，诏撰《国记》，由崔浩定为编年体，成书三十卷。

　　《魏书》在流传过程中亡佚甚多，本纪缺二卷，列传缺二十二卷，此外又有三卷残缺不全，分别由后人取其它史书补足。

　　魏收，北齐钜鹿下曲阳人，字伯起，小字佛助。他机警能文，与温子升、邢子才号称三才子，但生性轻薄，人称“惊蛱蝶”。他奉命著《魏书》时曾声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书成之后，众口喧嚷，指为“秽史”，魏收三易其稿，方成定本。

　　北齐书

　　唐·李百药著，50卷。

　　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叛浪潮，后出身于怀朔镇低级武官的高欢获得了对二十余万鲜卑人的领导权，控制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欢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长安，高欢于是另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南至长江，与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边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齐被北周吞并。

　　《北齐书》本名《齐书》，宋时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虽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

　　李百药（公元565--648年），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身仕宦之家。李百药从小好学，博览经史著作，隋初曾任太子舍人，袭父爵为安平公。贞观二十二年卒，享年八十四岁。

　　北齐政权中，皇族内部叔侄、兄弟相互残杀，使这个二十年的短命王朝换了六个皇帝。《北齐书》对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权势争夺有较多的叙述。《北齐书》在流传过程中残缺严重，现在只有十七卷保持原貌，其他都是后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补，这使《北齐书》的价值大大降低。

　　周书

　　唐·令狐德棻等著，50卷。

　　《周书》，五十三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令孤德主编，参加编写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师。

　　北魏末年，政治动荡，乱事遍起。出身于北魏北方六镇中武川镇的宇文泰，率领一批以武川镇人为主的鲜卑族军队，联合关陇地区的汉人豪族武装，建立起西魏政权。后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觉在公元557年代魏建周，史称北周。西魏、北周这两个前后相续的政权，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天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西部。与东边的东魏、北齐和江南的梁、陈成鼎足之势。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

　　《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实际上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

　　《周书》由于根据的资料贫乏，再加上它所记载的人物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因而显得单薄而不尽合事实。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

　　隋书

　　唐·魏征等著，85卷。

　　《隋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本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隋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

　　首先，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亲历了灭隋的战争，在执政之后，他经常谈论隋朝灭亡的教训，明确提出“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看法。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导思想。其次，《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不悦诗书”，“暗于大道”，隋炀帝矫情饰貌，“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再次，《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

　　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