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在传承中华文明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古籍是用来记录中华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也是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古籍上面记载了很多古代的文学知识，对于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增强我们国家的软实力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现在我们的国家也非常注重对古籍的保护以及传承和发展，也开始重视对古籍的修复。古籍虽然离我们现在的生活好像已经很久远了，但是古籍文化必须要传承下去，也一定要加强公众和古籍之间的关系。要想让古籍很好的传承下去，就一定要注重中小学的教育，虽然近几年国画书法等也相继的进入了中小学的课本课堂里，但是也一定要让古籍进入中小学的课堂里。一定要让下一代知道古籍是多么伟大的一个文化载体。

要知道古籍是一个非常能体现我们华夏文明的载体，一定要加强青少年的古籍基础教育，多培养青少年们对古籍的兴趣，最好是通过去学习等方法来让青少年了解古籍的历史以及发展。古籍中记载有很多知识，比如我们中国人对宇宙自然的一些看法，对世界的看法等等。如果想要真正的了解中国人，那么古籍就是非常好的渠道之一。不光是中国人，可以通过古籍了解中国，对于一些外国人来说也是了解中国的一个非常好的渠道。

古籍不能够仅仅只在学者之间了解起来，而是要让更多的老百姓认识到古籍的重要性。古籍从很多方面能够串起中华5千年的文明，这就是古籍本身的魅力，以及我们之所以坚持要传承古籍的原因。我们不光要保护古籍，而且一定要让古籍传承下去。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揭示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认识是中国考古学从文化共同体角度解读中华文明形成历程的重要理论创新。

中华文明

华夏文明指华夏族所创造的文明。依据中国历史大系表顺序和古籍记载，华夏文明经历了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黄帝（轩辕氏）、尧、舜、禹等时代。后来的炎帝和黄帝为共主，华夏先民在黄河流域留下众多的文化和文明遗址。

华夏文明以礼乐为制度、易经八卦、丹书朱文、上古汉语为源泉，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在历史上一脉相传。正义曰：“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

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

知识拓展：

诸夏之名有西周渊源，周王室尝自称“夏”，“诸夏”即分享周室礼仪与荣誉之诸国。周室称“夏”何意，学界有不同看法，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周室之“夏”名指其自身，不含其他姓族的组合，无后世“华夏”名的含义。

霸政时出现的“诸夏”，是文献上第一次记录华夏意义的族群观念。此后在《左传》的叙事里，“诸夏”、“诸华”及“华夏”概念一再出现，同时出现华夷之辨的观念。可以确信，后世之华夏观念，由此时开其端。

华夏族群的自我认同和命名，始于春秋“诸夏”，这件事可以理解为古代中国共同体经历漫长融合过程，至春秋时代开始自我确认。若比作生命体的发育，此前的漫长演进是孕育，“诸夏”认同则是出生，经历春秋战国数百年族群融合。

华夏民族形成，在此基础上产生秦汉王朝的统一国家。对于春秋战国时代华夏形成问题，学界已发表一些研究成果。主流意见认为，血缘族群解体转向地缘族群，是春秋以后华夏共同体形成的基本路径。

论语。根据查询个人图书馆显示，2000年前我国就有利用保护设施栽培各种时令蔬菜的记载，是温室栽培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论语》中就有“不时不食”之语就是我国最早的设施作物栽培语源。《论语》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考古除了可以开好地发掘文物，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那就是通过考古，我们可以更全面更真切地了解古人的相关信息。虽然每个朝代都有相关的史料文物流传下来，但是它毕竟人为书写的，多多少少有些失真的地方，而考古恰好弥补了这一块，它是一个很重要历史参证。

有些被发掘的考古资料，有时会颠覆我们对历史固有的认知，在一次考古行动中，专家们曾发掘出28本文献，在专业学者对这些文献进行研究会，发现其中的一本古藉，让外国专家大感震惊。

中国人向来对风水这块十分重视，这点从古代就已经开始了，古时上至皇族贵胄下至平民百姓，大家都非常重视占卜，只不过每个朝代都有其自身的特征而已。从汉代开始，就出现我们今天常说的天文学，当时的人们的通过判断天象星宿的变化，来占卜吉凶。这本在马王堆汉墓出现的《五星占》古书，一被发掘就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这本距离现代上千的古书，所记载的关于金星会合周期的数值，与现代数据相对，仅有048的误差，在那个没有任何高科技技能的年代 ，居然能如此准确地计算出天文相关的知识，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

为什么在那个没有任何天文设备作为辅助的朝代下，古人却依然能够把行星的动态跟位置推算得如此精准呢，跟据专家的推测，当时的天文学家，可能已经懂得距离等速度与时间的积，这个运算公式了，但这也仅仅是专家的推测，事实是否如此，也无从肯定，不过不管怎么样，能有如此缜密的天文学记载，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当西方专家弗拉马利翁得了《五星占》内记载的内容，真呼不敢相信，在他看来，那个没有任何精准仪器的年代，能得出如此准确的数据，简直是超出正常的认知。的确《五星占》的出土，等于是宣告中国的天文学预测比西方远远提早了近二千年，这也让我们身为华夏子孙的我们十分自豪。

　　关于端午节的史书记载: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是春秋时期楚怀王的大臣。他倡导举贤授能，富国强兵，力主联齐抗秦，遭到贵族子兰等人的强烈反对，屈原遭馋去职，被赶出都城，流放到沅、湘流域。他在流放中，写下了忧国忧民的《离骚》、《天问》、《九歌》等不朽诗篇，独具风貌，影响深远（因而，端午节也称诗人节）。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京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于五月五日，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抱石投汨罗江身死，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

　　传说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渔夫们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真身。有位渔夫拿出为屈原准备的饭团、鸡蛋等食物，“扑通、扑通”地丢进江里，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的身体了。人们见后纷纷仿效。一位老医师则拿来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蛟龙水兽，以免伤害屈大夫。后来为怕饭团为蛟龙所食，人们想出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发展成棕子。

　　以后，在每年的五月初五，就有了龙舟竞渡、吃粽子、喝雄黄酒的风俗；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中国古代兵器：石兵器如何进化到青铜兵器？

据古籍记载，黄帝曾采铜铸鼎，蚩尤曾以铜制造兵器。甘肃东乡、永登，山东胶县等地的马家窑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确曾出土过距今5000年至4000年间生产的铜小刀和铜锥等。在甘肃的永靖、武威以及青海的贵南等地齐家文化遗址中，曾出土了相当于夏代前期的一些铜锥铜凿、铜刀等。

但它们形状都很小，最长的铜刀和锥，还不到13厘米；面且绝大多数是红铜制品，有的含铜量高达995%，所以它们还不能适用于战斗，还不是兵器。也可以说，夏代前期的军队装备，仍然是木、石、骨制的石兵器。

随着冶铸手工业的发展，夏代中、晚期，人们已经能够熟练地掌握铜、锡、铅的合金技术，可以生产出比石兵器更好的青铜兵器。1975年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有冶铜作坊，并出土了两件铜戈、一件铜钺和一些铜镞。经测定，大致为公元前17、18世纪前后，即夏代后期的产品。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也曾出土了大致与此同一时期的铜匕首及铜镞、石范等。

可见夏代后期，军队已开始装备了青铜兵器。特别是用铜来铸造消耗量极大的箭镞，说明这时的青铜兵器铸造手工业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当时尚处于初创时期，生产的数量毕竟不会太多，还不可能满足军队装备的需要。只有夏王的侍卫部队和贵族军官们，才有可能装备这种锋利而又贵重的当时最先进的兵器。

进至商代，青铜兵器制造手工业及青铜冶铸技术，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河南郑州和安阳的商代中，晚期冶铜作坊遗址，而积都达一万平方米以上，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陶范和大量坩埚残片。从出土青铜器的分析研究证明，这时的冶铸工艺，已超越由矿石混合冶铸的低级阶段，发展至由纯铜、锡和铅来冶铸的较高阶段。已能大量生产各种功能不同的青铜兵器，用以装备军队。

西周王朝设有专管制造兵器的职官，面且分工极细；如函人管制甲，桃氏管造剑，冶氏管造镞、戈、戟等，国家常备军装备青铜兵器，在品种、功能上，也略有增加和改进。总的来说，夏、商、西周的青铜兵器，主要有用于消灭敌人的戈、矛、戟、钺、刀、剑及箭镞等杀伤性兵器和用于保护自己的甲、胄及盾等防护性兵器。

隋唐时期是中印金丹术交流的高峰时期。据《隋书·经籍志》卷三十四所录印度医方有：《龙树菩萨药方》四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二十三卷，《西域婆罗门仙人方》三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四卷，《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婆罗门药方》五卷，《龙树菩萨养性方》一卷。由于这些方书的翻译，印度金丹术的某些知识也同时介绍到我国。如《千金翼方》记载有耆婆大士治人五脏六腑内万病及补养长生不老丸和耆婆汤等都是源于印度，王焘《外台秘要》天竺经中介绍了印度早已应用于眼科的矿物药如硫酸铜、硼砂、明矾等。印度八分医方中，列为第七的是长命药科论。唐代帝王酷好长生药，除请教道家的金丹术士外，也多方向印度寻求灵药。《酉阳杂俎》卷七记载，在六四八年，“王玄策俘中天竺王阿罗那顺以诣阙。兼得术士那罗迩娑婆，言寿二百岁。太宗奇之，馆于金飙门内，造延年药。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言：‘婆罗门国，有药名畔茶亻去水，出大山中石臼内。有七种色，或热或冷，能消草木金铁，人手入则消烂。若欲取水，以骆驼髑髅沉于石臼，取水转注瓠芦中”。唐太宗还派人到全国各地采怪药异石，甚至派使者到印度去采访名药。但那罗延娑婆寐造的药并无奇效，太宗只好听任去留，但他因年老体衰无法返国，死在长安。高宗即位，又从东天竺迎来卢迦逸多，任怀化大将军，派往印度，寻求长生不老之药。可见，印度金丹家那罗延娑婆寐和卢迦逸多在长安和中国宫廷名医、金丹家有过一定来往，曾共同研制一种新药，以求返老还童，但没有成功。公元716年，因为印度人要求唐玄宗派使者前去采购珠翠奇宝，宣称狮子国有灵药和养医之妪，玄宗便叫监察御史汤范臣和印度商人出使斯里兰卡。之后，屡宾、克什米尔、吐火罗等国多次进献精制药物，这些药物无非是所谓的长生不老灵药，其主要来源地是阿富汗和印度次大陆。隋唐时期中国金丹术在印度也很有吸引力，受到印度金丹家的普遍赞扬。公元647年唐太宗下令由玄奘法师合同道士蔡晃、成英组成一个三十多人的译经班子，将老子《道德经》逐字逐句译成梵文。这部梵文《道德经》在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印度时就送到了东天竺迦摩缕波国童子王的手中。阿萨密的许多习俗和礼仪从此染上了道教的风气，几乎与道教仪式并无两样。随着道教在印度的流行，作为道教组成部分的中国金丹术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里说：“神州药石，根茎之类，……香气茅郁，可以蠲疾……长年之药，惟东夏焉……四海之中，孰不钦奉。”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中国的金石药物和草药就可以免除疾病，至于长生不老的丹药，更是只有中国的最灵，因而备受印度人的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