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结绳记事，指的是在文字出现以前，人类的祖先通过在绳子上打结来记录事情，以防自己忘记某件事情的一种记事方法。即使到了近代，一些没有文字的原始民族，仍然采用结绳记事来记载一些简单的信息。

那么结绳记事究竟是怎样记事的呢？是否真的能够帮助人类先祖把事情记下来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学术界有两种说法。

说法一：绳结仅代表一件事情，至于事情究竟是什么，就只有靠结绳之人来回忆

这种说法比较普遍，依据是古籍中有这样的记载：“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 之多少，随物众寡”，意思就是说想记录一件大事儿就系一个大结，记录一件小事儿就系一个小结，系结的多少就代表了事儿的多少。不过这种说法另人有些疑惑，如果真是如此记事的话，近期内的事情或许还能勉强凭借着记忆想起来，那么稍微久远一点的话……估计大家脑海中都会浮现出咱们的祖先拿着一串绳结一脸懵逼的样子了。

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把一件事情记录下来并可以传播的话，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信息源过于简陋了，仅仅是一个绳结而已，顶多大小有所不同。所以，如果认为结绳记事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来记的话，那么这里的记事指的应该是“记忆事情”，用于提醒作用，而不是“记录事情”，用于传播，这样的结绳记事是没有后世文字的功能的。比如：我今天有三件事情需要做，我结了三个绳结，用于提醒自己记起来，做一件事情便解开一个绳结，这应该是说得通的。

说法二：绳结记事是当时非常先进的记事方法，文字的起源便是绳结演化而来

这种说法相对而言要更有说服力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呢？《易经》当中有这样的记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从这里可以看出，结绳记事不仅仅是简单的记数、提醒的作用，还有传递信息的作用。记数、提醒只是最基本的结绳功能。

很多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结绳记事是非常复杂的一门记事方法，就跟我们现在的文字差不多，不同的绳结代表着不同的意思。比如：绳结的大小、颜色、材质、粗细、横向纵向都可以被赋予不同的含义，这样一来，就好比一句话由多个单体字组成一样，一串绳结也由大小、颜色、材质、粗细、横向纵向均不同的绳结来组成，以达到表示不同意思的作用。

比如我们要记录一个男人抓到了三只虎仔，就可以用一根横向的较粗的绳子（假如代表男人）下面系一根麻绳（假如代表抓到了什么东西），麻绳上面系三个小结（假如代表三个数量较小的事物），然后在绳子末尾系一撮虎毛，代表是事物是老虎。这样一来，这件事情就被记录下来了。这只是举的最简单的一个例子，绳结代表的意思也都是我们假定的，或许不严谨，但是可以看出，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记录一件事情是可行的。

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式，不同的绳结也就慢慢有了自己所代表的不同的意思，成为了表述一件事情的基本单位，等同于了后世的基本表述单位——文字。只不过因为受到条件的限制，当时的绳结“字”很少，记录比较简单而已。不过已经有了文字的记事，传递信息的功能了。

只不过这种记事方法过于繁琐，而且保存也相当困难，记述的内容也很简单，满足不了人类日益增多的记录要求，最终逐渐被文字所替代，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而不可否认的是，这是在文字发明之前人类的一套“文明密码”！

第一节 文字的产生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工艺技术——特别是重大工艺技术——的发明，都有赖于社会对它的需求和物质条件的具备。印刷术也不例外。现实情况是，印刷术的发明取决于社会在文化和生活方面对印刷这一转印复制术的需求，而这一需求的实现，又是以包括文字的产生、发展和规范，以及印刷原材料在内的物质条件的具备为前提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作为印刷复制对象的文字的产生、发展和规范，尽管人们需要印刷术，尽管印刷术在织物领域能够得以应用，但印刷术的完善和发展也是困难、缓慢的。是文字的产生、发展和规范导致了社会对印刷术的复制需求，提供了复制对象。文字与印刷术的诞生和发展有着相互促进和制约的不解之缘。

中国的文字是从图画中分离、转化而来的。而这些早期的文字和图画，正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出于记载和传播信息、交流思想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这里边有个自然而又必然的演变过程。当我们探讨文字的起源时，自然而然地会涉足最初导致文字产生的那些原始的、记载和交流思想的记事方法，从结绳、契刻和图画文字谈起。

一、从结绳、契刻到图画文字

人类社会之初，生产力极其低下，出于生存的需要，人们不得不联合起来，采用原始、简陋的生产工具，同大自然作斗争。在斗争中，为了交流思想，传递信息，语言诞生了。但语言一瞬即逝，它即不能保存，也无法传到较远一点的地方去，而某些需要保留和传播到较远地方去的信息，单靠人的大脑的记忆是不行的。于是，原始的记事方法——“结绳记事”和“契刻记事”应运而生了。

1、结绳记事

在文字产生之前，人们为了帮助记忆，采用过各式各样的记事方法，其中使用较多的是结绳和契刻。中国古籍文献中，关于结绳记事的记载较多。公元前战国时期的著作《周易·系辞下传》中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汉朝人郑玄，在其《周易注》中也说：“古者无文字，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中也说：“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这是讲结绳为约，说得已相当明白、具体了。

2、契刻记事

契刻的目的主要是用来记录数目。汉朝刘熙在《释名·释书契》中说：“契，刻也，刻识其数也。”清楚的说明契就是刻，契刻的目的是帮助记忆数目。因为人们订立契约关系时，数目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起争端的因素。于是，人们就用契刻的方法，将数目用一定的线条作符号，刻在竹片或木片上，作为双方的“契约”。这就是古时的“契”。后来人们把契从中间分开，分作两半，双方各执一半，以二者吻合为凭。关于古代契刻的情况，《列子·说符》里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宋国人，在路上拾到一个别人遗失的契”，回到家中便把契藏了起来，并偷偷地数契上刻的齿数，以为这些齿代表的钱数不少，非常高兴，情不自禁地对邻居说：“我很快就要发财了。”这段故事说明古代的契上刻得是数目，主要用来作债务的凭证。图3-1是在甘肃省西宁县周家寨出土的仰韶期遗址的骨契图形。

图3-1 周家寨出土的骨契图形 图3-2 秘鲁印加人结绳记事图形

结绳记事，契刻记事，以及其它类似的记事方法，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皆有之。中国一直到宋朝以后，南方仍有用结绳记事的。南美洲的秘鲁，尤其著名。有的民族，利用绳子的颜色和结法，还可以精确地记下一些事情来。图3-2是秘鲁印加人用的结绳记事的图形。

作为原始的记事方法的结绳记事，不论它用一根绳子打结，还是用多根绳子横竖交叉，归根结底，它只是一种表示和记录数字或方位的一些简单的概念，是一种表意形式。可以把它看成是文字产生前的一个孕育阶段，但它不能演变成文字，更不是文字的产生。因为它只能帮助人们记忆某些事情，而不能进行思想交流，不具备语言交流和记录的属性。因此，结绳记事不可能发展为文字。

3、图画文字

结绳记事和契刻记事，毕竟是原始的、非常简陋、粗略的记事方法，记事范围小，准确性差。人们不得不采用一些其它的、譬如图画的方法来帮助记忆、表达思想。绘画导致了文字的产生。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中说：“文字的产生，本是很自然的，几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有很好的绘画，这些画大抵是动物和人像，这是文字的前驱。”然而图画发挥文字的作用，转变成文字，只有在“有了较普通、较广泛的语言”之后才有可能。譬如，只有在这时，有人画了一只虎，大家见了才会叫它为“虎”；画了一头象，大家见了才会叫它为“像”。久而久之，大家约定俗成，类似于上面说的“虎”和“像”这样的图画，就介于图画和文字之间，间而用之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图画越来越多，画得也就不那么逼真了。这样的图画逐渐向文字方向偏移，最终导致从图画中分离出来。这样，图画就分了家，分成原有的逼真的图画和变成为文字符号的图画文字。图画文字进一步发展为象形文字。正如《中国文字学》所说：“文字本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但图画却不一 定都能读。后来，文字跟图画渐渐分歧，差别逐渐显著，文字不再是图画的，而是书写的。”而“书写的技术不需要逼真的描绘，只要把特点写出来，大致不错，使人能认识就够了。”这就是原始的文字。

关于文字的起源，战国时代有不少仓颉作书的传说，见于史载多处。如《荀子解蔽》中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吕氏春秋·君守篇》说：“奚仲作车，仓颉作书……。”说中国的文字是仓颉创造的。

关于仓颉造字，历史上有这样一个近似于神话的传说，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黄帝统一华夏之后，感到用结绳的方法记事，远远满足不了要求，就命他的史官仓颉想办法，造字。于是，仓颉就在当时的洧水河南岸的一个高台上造屋住下来，专心致志地造起字来。可是，他苦思冥想，想了很长时间也没造出字来。说来凑巧，有一天，仓颉正在思索之时，只见天上飞来一只凤凰，嘴里叼着的一件东西掉了下来，正好掉在仓颉面前，仓颉拾起来，看到上面有一个蹄印，可仓颉辨认不出是什么野兽的蹄印，就问正巧走来的一个猎人。猎人看了 看说：“这是貔貅的蹄印，与别的兽类的蹄印不一样，别的野兽的蹄印，我一看也知道。”仓颉听了猎人的话很受启发。他想，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特征，如能抓住事物的特征，画出图像，大家都能认识，这不就是字吗从此，仓颉便注意仔细观察各种事物的特征，譬如日、月、星、云、山、河、湖、海，以及各种飞禽走兽、应用器物，并按其特征，画出图形，造出许多象形字来。这样日积月累，时间长了，仓颉造的字也就多了。仓颉把他造的这些象形字献给黄帝，黄帝非常高兴，立即召集九州酋长，让仓颉把造的这些字传授给他们，于是，这些象形字便开始应用起来。为了纪念仓颉造字之功，后人把河南新郑县城南仓颉造字的地方称作“凤凰衔书台”，宋朝时还在这里建了一座庙，取名“凤台寺”。

上述这些虽然都是传说，不足为据，但其内涵却不无道理，这就是文字从图画中来，最早出现的文字是图画文字。至于文字的产生，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问题，或者说，对中国文字的产生作现实、客观的分析，不难看出，文字是人类社会某一发展阶段上的必然产物，是原始人类在长期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演变而来的，它不可能是由哪一个人单独发明创造的。或许仓颉曾对朦胧中的图画文字作过一次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整理，也未可知。至于仓颉作书、也就是文字诞生的年代，历史上众说纷纭。比较统一的说法是“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仓颉造字当在公元前二十六世纪的黄帝时期。考古和文献记载说明，至少在四五千年之前，中国的文字——汉字，已经诞生并日趋成熟了。

二、早期的定型文字——甲骨文

中国的文字从出现至今，已经历了早期的图画文字、甲骨文字、古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以及印刷术发明后为适应印刷要求而逐渐派生出来的各种印刷字体等漫长的发展历程。其中，甲骨文字被人们看作是中国最早的定型文字。

甲骨文字是商朝后期写或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文字，其内容多为“卜辞”，也有少数为“记事辞”(图3-3、3-4)。因为那时人们用被灼烫过的甲骨上的纹络来判断事物的吉凶。占卜完毕，就将占卜的时间、人名、所问事情、占卜结果，以及事后验证刻在上面，形成了具有明显特征的甲骨文。

甲骨文的文字，有刀刻的，也有朱书墨书的。刀刻的甲骨文字有的填满朱砂，其字体与今不同，因此难以辨认。现已发现的甲骨文字有四五千个。经过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分析、判断，能够辨认的已近两千。这些甲骨文字，多为从图画文字中演变而成的象形文字，许多字的笔画繁复，近似于图画，而且异体字较多这说明中国的文字在殷商时期尚未统一。另一方面，甲骨文中已有形声、假借的字，说明文字的使用已经有了相当长久的历史

文化和历史保护、研究和学术用途等。

1、文化和历史保护：手稿是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重要文物，古籍、手稿集、艺术家的创作等，为了保护和保存这些珍贵的手稿，需要转录成电子形式，在数字平台上进行存档和研究。

2、研究和学术用途：研究领域或学术项目需要对手稿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涉及到将手稿内容输入电子设备，进行全文搜索、数据分析、跨文本比较等操作。

3、文字识别和自动化处理：手写文本在数字化处理方面存在挑战，对于复杂的手写风格或老化的手稿，手稿录入可以促进文字识别技术的进步，提供更准确和可靠的结果。

“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1）知识信息； （2）著作方式；

（3）文字；

（4）物质载体；

（5）文字制作技术；

（6）装订形式。

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著名书史学家钱存训指出：书籍的起源，当追溯到竹简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 学术观点：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彭令先生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说，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应视为珍本；珍本与善本的核心价值都是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为基础，文物价值主要是在确定古籍的真赝、年代、版本的基础上得出的，艺术价值对于古籍来说是形式。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高的古籍，无疑是善本；有时候，对于某种价值特别突出的古籍，也应视为善本。 中国古籍传统的分类法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四部下再细分为四十四类：

经部，以儒家经典及其释作为主，例如《御笔诗经图》，也收录古乐、文字方面的书籍。

史部，主要收录各种体裁的史书，另纳入地理、政书及目录类图书。

子部的范围比较广，诸子百家、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军事、艺术、宗教、占卜、堪舆、命算、笔记、小说、类书等，皆入子部。 集部，则录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著作；个人著作称“别集”，集体创作称“总集”（例如：《六家文选》）。 中国印刷术的演变：

雕版印刷发端于唐代，宋代以后成为传统中国图书制作生产重要方式。较早的雕版，一次只能印出一种颜色，称为“单印”；若将规格完全一样的几块版面，分别在不同的部位着上不同的颜色，重复迭印，就可产生二色、三色、四色，甚至五色的效果，称为“套印”；以套印技巧印制的书，就称为“套印本”，是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彩色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是用铜铸或木造成一个个独立的字体，再拼成版面印刷（图4《御制数理精蕴》），乾隆皇帝将宫中以木活字印刷的书称为“聚珍版”。石板印刷是西洋技术，在清末传入中国，因有快速、价廉的优点，很快地通行起来。 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特定的名称。

1．书衣：俗称书皮，也称封皮。（修复技术规范228）是为保护书而在书的前后加的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2．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修复技术规范229）

3．书叶：按文稿顺序排列的书写、印制的单张纸叶。（修复技术规范29）

4．封面：位于护叶之后、所有书叶之前。常镌刻书名、作者、刊刻时间及地点等项内容。（修复技术规范218）

5．护叶：也称副叶，用以保护书芯或连接书衣。（修复技术规范219）一般是一张空白纸。在书名叶或前或后。

6．书芯：指书衣以内或未上书皮以前已订在一起的书册。（修复技术规范220）

7．书脑：书芯订捻、缝线以右的部分。（修复技术规范224）即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

8．书背：又称书脊，与书口相对，上下封皮相隔或连接的部分，相当于书籍的厚薄度。（修复技术规范225）即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所以称书脊。

9．书头：书籍上端切口处。修复技术规范221）又称为书首。

10．书根：（修复技术规范222用的术语叫“书脚”，解释为：书籍下端切口处，亦称书根。）有些古籍在书根上有书名、卷数、册数，但书根上这些题名不一定准确，有些是刻板时印上，有些是藏书者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护而写上去的，多半是简名。 11．书角：天头和地脚右端。（修复技术规范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