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香拜佛,求平安、求发财

在我们生活中，婚丧嫁娶，祭拜祖先，上坟烧纸，禳灾祈福，年节庙会，游览寺院道观都会有烧香地行为寺庙烧香。烧香地行为，可以说是众人皆知，司空见惯，但它源于何时呢？

追溯烧香地历史，可谓久矣寺庙烧香。

我国烧香地历史，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寺庙烧香。

第一个时期，始于周朝祭天寺庙烧香。

周人升烟以祭天，烧香地作用是唯一地，就是用来祭祀寺庙烧香。具体方法为：将牲体和玉帛放在柴上，烧柴升烟，表示告天。

第二个时期，汉武帝发展寺庙烧香。

汉武帝对我国香事地发展，有重大推动作用寺庙烧香。武帝信奉神仙，追求长生不老，是神就敬，打破了以往香只祭天地垄断；汉武帝时期香品逐渐走向实用化，使香进入生活日用；最重要地是，武帝开边扩土，经营西域，使产自西域地香料传入中原。

随之，香事繁盛，香具也应运而生，不久中国第一个香炉也发明了出来，称为"博山炉"寺庙烧香。然而，从武帝引入西域香料开始，直到之后地几百年间，香地使用还仅限于宫庭和上层贵族之中，因为香极为名贵，普通百姓难以仿效。

第三个时期，隋唐以后逐渐普及寺庙烧香。

一方面广东、广西、海南地香大量涌入中原，而且价格低廉；另一方面佛教、道教从六朝以来大规模发展，轮番跻身于国教地至尊地位，且都崇尚烧香寺庙烧香。在这两方面地影响下，逐渐使烧香普及化。至宋代，佛儒道三教融合，烧香之俗，也便御风而行，成为大家一致崇尚地行为，香道也自此迅速发展，流传至今。

很多人到佛教寺庙游览，大多有烧香烧香祈福地习惯，但个人有个法，不知规范，更有人花大价钱购买香烛，认为越值钱表明自己月虔诚，许愿也就越灵验寺庙烧香。其实不然，具体到佛教寺庙烧香，有这些说究需要大家了解。

为何要烧香礼佛呢？佛经上说，香能把人地信心传达给佛，故香为佛使寺庙烧香。也就是说，烧香是与佛菩萨，一切护法通信地方法。根本意义是在于表达对佛地尊崇、感激和怀念。

烧香礼佛一般上几支香呢？佛前点香，一支或三支均可，代表敬佛、法、僧，或者代表去除贪、嗔、痴寺庙烧香。不管怎样，心诚为要，心若不诚，烧多少支香也是枉然。

烧香礼佛上何种香为好？原料无毒无害，规格尺寸不超过40厘米，直径不超过5毫米，感官要求粗细长短一致，色泽均匀，无异味寺庙烧香。

烧香时具体怎么做寺庙烧香？

点香：点香时香头明火应摇晃熄灭，不可用嘴吹灭寺庙烧香。

敬香：上一支或三支为宜，用拇指和食指将香捏住，其余三指合拢，双手将香举至齐眉，香头平对佛菩萨圣像寺庙烧香。（人多时，可将香直竖朝上，以免烧到他人）

插香：心中默念：“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一切众生”寺庙烧香。观想佛菩萨显现在面前，接受香供养。

拜佛：香插好后，对佛三拜，每一礼拜时口念：“一心顶礼十方常住三宝（佛、法、僧）”寺庙烧香。

发愿：跪地合掌，虔诚发愿寺庙烧香。

在南北朝末期，隋文帝杨坚准备进攻南方的陈国。当时有个名叫高颊的臣僚献策说：

“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积储皆非窖地。(宜)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茸，更燃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尺”。

可见南方住房和仓库与北方不同，多为易燃建筑，容易发生火灾。隋文帝利用这个特点，采纳了高颊的纵火计，致使陈国实力渐衰，陷入困境。

继隋朝之后兴起的唐朝，逐渐达到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一个空前的强盛时期。我国在唐代是世界上的先进国家之一。唐朝国都长安是全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和陆路交通的中心，它和东京开封都是全国最大的贸易中心。长安城自隋朝定都后开始兴建，经过唐朝屡次修筑逐步完善起来，规模宏伟，布局严整。皇城位于城内最北部的中，建有许多宫殿、宗庙及衙署。皇城外的朱雀大街纵贯南北，将城区分为两半，分别设有东市和西市。城内居住区共有一百零九坊，布列十分匀整。

像唐代长安这样气象雄伟的大城市，当时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它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曾经吸引了外国许多学生、官吏、僧侣、商人和游客前来学习、旅游或侨居。广州、扬州和泉州也是中外贸易的重要商埠。成都、洪州(即南昌)、荆州、明州(即宁波)等地都是著名的城市。唐代人口据称天宝年间（742年至756年）全国共有九百余万户，五千二百余万人。

关于唐代的火灾情况，在当时一些著名诗人的作品中曾有反映。

刘禹锡在《武陵观火诗》中指出：

“楚乡祝融兮，炎火常为虞”，

说明湖北、湖南一带经常发生火灾（武陵即今湖南常德）。柳宗元晚年任柳州刺史时，曾在《还毕方文》的序中写道：

“元和七年(812年)夏，多火灾。日夜数十发，少尚五、六发，过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无安处，老弱燔死。晨不爨（意为炊），夜不烛，,皆列座屋上，左右视，罢不得休”。

可见当时柳州火灾发生很频繁，使居民昼夜不得安宁。

一、长安、扬州、金陵、洪州、杭州等城市曾发生一些大火。

《唐会要》记载，唐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

“京师(指长安)西市火、焚死者众”。

《新唐书・五行志》记载唐会昌三年(843年)六月二十七日夜，

“东市火，焚庐甚众”。

当时正在长安的日本和尚圆仁看到了这起火灾，据他记录：烧了东市曹门以西的肉行、铁行等二十四个行业，共计四十多家。

《新唐书・五行志》记载扬州于834年3月发生大火，

“燔民舍千区”；同年十一月又起火，“燔民舍数千区”。

唐开成四年（839年）二月，“扬州市火，燔民舍数千家”。按《十国春秋》记载，吴大和六年（934年）三月，金陵(即南京)连续发生二起重大火灾。南唐定都金陵后，保大十一年（953年）春三月，《南唐书・元宗本纪》记载：

“金陵火，逾月，焚官寺民庐数千间”；保大十五年（957年）十二月，“都城(指金陵)大火，一日数发”。

《新唐书・五行志》记载洪州(即南昌)于唐贞元二年(786年)七月发生大火，

“燔民舍万七千家”。

杭州在隋代还是一个不出名的小城市。唐代由于治理西湖修建水井等原因使该城逐渐扩展，在开元年间（713年至741年）已有八万四千余户，约四十万人。五代十国时，吴越国在此定都，并修筑钱塘江石堤，阻止海潮冲击，使农业和交通业有了很大发展，加之大规模地扩建城市，兴建宫室、衙署、台榭等，使杭州成为江南的一个名胜地区。与此同时，杭州的火灾也逐渐增多。

据《新五代史・吴越世家》记载，后晋天福六年（941年）七月甲戌，

“杭州大火，烧毁官室迨尽。钱元瓘(吴越王)避之，火辄随发，钱元瓘大惧因病狂，是岁卒”(即当年死去)。

又据《十国春秋》记述，后周显德五年（958年）四月辛酉，

“杭州城南火，延于内城，官府庐舍几尽，吴越王钱出居都城驿；壬戌旦，火将及镇国仓，王亲率左右至瑞石山，命酒祝之曰：‘不谷不德，天降之灾，仓廪积储实军旅之备也，若尽焚之，民命安仰’。乃命从官伐林木以绝其势，火遂止。是时被火毁者凡一万九千余家”。

其实，当这把大火即将延烧国家粮仓时，吴越王祈祷上天保佑也无济于事，而砍伐林木以建立隔离地带，才是阻止火势蔓延的一种有效的方法。

二、宫殿、寺庙和武库等发生一些重大火灾。

据记载，隋炀帝杨广在位时，由于横征暴敛，残酷统治，对农民造反极为恐惧。唐证圣元年（695年）正月丙申，皇城内明堂发生火灾，至天明才熄灭。《新唐书・五行志》记载828年11月甲辰，

“禁中昭德寺火，延及宣政殿东垣及门下省，宫人死者数百人”

唐代佛教极为盛行，寺庙颇多，火灾也不乏其例。《旧唐书・五行志》记载大历十年（775年）二月，

“庄严寺佛图(即佛塔)火。初有疾风，震雷薄古，俄而火从佛图出，寺僧数百人急救之，乃止，栋宇无损”

此外，《旧唐书・五行志》记载唐天宝十年（751年）八月六日，

“武库火，烧二十八间十九架，兵器四十七万件”

三、仓库和船舶火灾曾造成严重损失。

《新唐书・五行志》记载唐贞元元年（785年），江陵度支院(即税务机关)起火

“焚江东租赋百余万”。

《南唐书・烈祖本纪》记载南唐升元二年（938年）五月丁卯，广济仓发生大火，

“焚米二十万石”。

隋唐时期随着水上运输的发展，船舶火灾较前增多，而且发生过一些大火。唐天宝年(751年)正月，有天刮“大风，陕州(今河南省陕县)运船失火，烧二百一十只，损失米一百万石，舟人死者六百人，又烧商人船一百只。

《旧唐书・五行志》记载唐广德元年（763年）十二月辛丑夜，

“鄂州(今武昌)大风，火发江中，焚舟三千艘，延及岸上民居二千余家，死者四、五千人”。

这两起船舶火灾蔓延之广、烧船之多、损失之重，在我国火灾史上是罕见的。

隋唐绘画

中国隋唐时代的绘画艺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等方面，均取得了高度的成就，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高峰之一。

概况 隋唐两代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大唐帝国的前期阶段，版图广阔，国力雄厚，经济繁荣，为文化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唐王朝采取种种措施，加强了各民族团结，并与中亚、印度以及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地区国家有着密切联系，广泛而深入地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使文化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丰富多采的绘画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

隋代国祚仅38年，但绘画成就显著。由于国家统一，南北地区的名家巨匠如杨子华、展子虔、董伯仁、郑法士、孙尚子、阎毗等人，云集京洛，得以相互借鉴和交流。隋代统治者复兴佛教，使北周灭法中遭受打击的佛教又得以抬头和传播。隋文帝下诏修建寺院，宗教美术又重新活跃,并有大规模创作活动,长安、洛阳、江都等地寺庙都有名家手笔。敦煌莫高窟现有隋窟70余座，题材和风格都在进行新的探索。自南北朝兴起的描绘贵族人物肖像和生活风俗的绘画也有较大发展，以描写山川风景为主的山水画则开始脱离稚拙而逐渐进入成熟阶段。隋代统治者对古书画的收藏也比较重视，隋灭陈时即将其宫廷收藏尽数收纳，隋炀帝时又于洛阳观文殿后建妙楷台、宝迹台，分别收藏法书名画。隋代绘画的发展为唐代绘画艺术高度繁荣奠定了基础。

隋 展子虔 游春图卷（局部)

人物画 人物画在隋唐仍占主要地位。魏晋兴起的佛教画至隋唐达到极盛，它既继承汉魏传统，又融合西域等外来绘画成就，艺术上发展得更为成熟。隋文帝造大云寺七宝塔，杨契丹与郑法士、田僧亮同画壁画，杨契丹还在宝刹寺画佛涅□变、维摩等，其他如董伯仁曾画弥勒变壁画、展子虔在洛阳龙兴寺画八国王分舍利壁画，皆称妙迹。可见隋代佛教画的内容已出现大幅经变画，并更多地表现现实人物及宫廷建筑等形象。唐代道释画兴盛，重要人物画家皆擅宗教壁画。阎立本、吴道子等都受张僧繇影响而各有创造。特别是吴道子一生在京洛画寺观壁画300余堵，变相人物，千变万态，奇踪异状，无有同者；他在技巧上也有重要创造，中年以后善用遒劲奔放、变化丰富的莼菜条线描表现高低深斜卷折飘带之势，并于焦墨痕中略施微染，取得天衣飞扬、满壁风动和自然高出缣素的效果，世称为吴装，突破了魏晋初唐的缜丽风格而开辟一代画风，他在宗教中所创的风格样式被称为吴家样。韩□在长安宝应寺画释梵天女，酷似贵族魏元忠家歌伎的形象，“菩萨如宫娃”显示了宗教艺术进一步世俗化的倾向。中唐周□除善画仕女外，宗教画中也有突出创造，他善画天王和菩萨，尤其是将观音描绘在水月清幽的环境中，创造了“水月观音”这一具有鲜明民族特点的宗教画新样式，一直为后代沿袭，周□的宗教画风格被称为周家样。唐代寺庙或为礼拜场所和娱乐场所,吴道子画佛像常有众人聚观,周□画章敬寺时密听众议而虚心改动，这些记载都说明了宗教画家与群众的联系。中唐以后，四川地区的宗教壁画颇为发达，成都著名的大圣慈寺、圣寿寺、净众寺、应天寺等有卢□伽、赵公□、赵温奇、范琼、左全、张南本、孙位等名家所画壁画，其题材除流行的佛经变外，还出现了描绘贵族及高僧肖像的真堂，山水树石花卉也作为装饰更多地出现在寺庙壁画之中。

备骑出行图 隋代 纵90厘米 横60厘米 壁画

描绘田家风俗的绘画也开始出现，隋代田僧亮以画田家著名，阎立本曾画田舍屏风十二扇，韩□画《田家风俗》、《村社》、《丰稔》等，但此类作品皆未见流传，仅在敦煌莫高窟大型经变画中尚可见有不少描绘农业耕作等的画面。

山水画 表现自然山川大地之美的山水画在隋唐时期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画种，摆脱了魏晋南北朝时“水不容泛”，“人大于山”的稚拙状态而趋向成熟。隋及唐代前期的山水画中常穿插神仙内容及贵族游乐，多以青绿赋色，纤丽而富有装饰性。隋代展子虔擅长“台阁、人马、山川，咫尺千里”，传为他所画的《游春图》以纤美的笔致和青绿设色，成功地画出了春山春水的深远广阔和贵族士人骑马泛舟游乐的场景，予唐代山水画以深远影响。游春图卷（附局部） 展子虔 隋代 绢本设色

花鸟画 花鸟画在隋唐时代也已成为独立画种并有了明显的进步。中国描绘动植物形象的图像早期多见于工艺品装饰，汉代常表现祥瑞图像，魏晋以后，已有人画蝉雀等禽鸟虫兽。隋唐时代由于贵族美术的发展，花鸟题材多流行于宫廷及上流社会，用以装饰环境及满足精神欣赏需要，正是唐代花鸟画技巧上的不断探索和提高，才为五代两宋花鸟画的发展和繁荣创造了条件。

壁画 壁画艺术在隋唐时达到极盛。当时宫殿、衙署、厅堂、寺观、石窟、墓室都有壁画装饰。唐代壁画继承汉魏的传统又有巨大发展，壁画题材由图绘人物及佛道故事扩大到表现山水、花竹、禽兽等方面，内容及技巧上均大大超过前代。

隋唐在长安、洛阳营造的宫廷殿阁，极为壮丽，为适应政治需要及美化环境的要求，其中大都有壁画装饰。

隋唐时期宗教壁画创作出现高潮，遍布各地的大量寺观中皆有壁画，长安、洛阳两地寺观壁画大都是名画家的手笔，画迹早已不存

隋唐寺庙壁画早已颓废不存，但石窟壁画却有很大部分遗存下来，其数量和艺术水平都大大超过往代。由于国力强盛，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流，新疆地区克孜尔石窟、库木吐□石窟及森木塞姆石窟的壁画更加精美，并有着鲜明的地区特色。敦煌莫高窟壁画至唐代达到繁盛的顶点，现存唐窟200多个,几乎占现存全部石窟的半数，其中大型洞窟,如初唐220窟、217窟，盛唐103窟、130窟等，以其壁画规模之宏伟，内容之丰富，造型之准确，色彩之灿烂，非其他时代所能比拟。大幅的经变画，特别是大量的西方净土变相，以巨大的场景画出楼台殿阁、七宝莲池、歌舞伎乐的一切美好的景物，是唐代繁荣富庶的社会经济的曲折反映。弥勒经变、法华经变、观音普门品等壁画中画出了行旅、嫁娶、农耕、收获等大量生活场景，壁画中创造了佛、菩萨、弟子、天王等栩栩如生的形象，飞天凌空飞舞，尤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供养人中的豪门权贵的形象也占据重要壁面，盛装艳服，携带亲属奴婢，如130窟乐庭□及王氏夫人供养像， 156窟《张议潮出行图》等都以巨幅画显示其权势地位的显赫。大量画迹的保留为研究唐代绘画及社会历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

与各国的绘画交流 隋唐对边疆及域外之间文化交流频繁而活跃，长安等地即有边疆民族及国外的画师从事艺术活动。丰富的中国绘画吸引着周围各国，不少外国使臣、商人、学者、僧侣搜求中国绘画作品携带回国。隋唐时日本屡次派遣使团，随行人员中即包括有画师。天宝(742～756)年间，鉴真和尚及其随行弟子东渡日本，在弘扬佛教的同时，对日本宗教雕塑和绘画也作出一定贡献。唐代高宗时日本旅华僧人空海回国带回名画家李真《真言五祖像》，日本正仓院至今有唐代绘画及书法作品，钦慕唐文化的日本，其绘画也明显地受到唐代绘画影响。朝鲜对唐代绘画也很感兴趣，德宗贞元[785～805]末年新罗商人在江淮一带以高价购求周□的绘画作品数十卷携带回国。唐代与中亚文化联系密切，杜环《经行记》中曾记载他流落中亚，在大食王国见到汉人画匠樊淑、刘□等人。天竺(印度)、狮子国（斯里兰卡）等与唐代文化交流尤为频繁，对唐代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太宗时王玄策出使天竺，即有画工塑匠法智等随行，狮子国来唐僧人金刚三藏善画西域佛像，曾在洛阳广福寺木塔下素像起样，风格独特。唐代绘画在传统基础上大胆吸收西域画风。于阗画家尉迟乙僧长期居留长安，他善画外国人物及佛像，“用色沉着，堆起绢素”，勾线“小则用笔紧劲如屈铁盘丝，大则洒落而有气概”。他在长安光宅寺普贤堂画的《降魔变》，被认为“颇有奇处，身若出壁”。康国人康萨陀在唐为振威校尉，画异兽奇禽，初花晚叶，生动而富有变化。他们的艺术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