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黑死病（1971年）

　　莫斯科最初出现鼠疫迹象是在1770年底，到1771年春季变成流行性大瘟疫。当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譬如设立隔离区，销毁被污染的财产，关闭公共浴池等。此次大瘟疫造成市民的极度恐慌和愤怒。整座城市的经济陷入瘫痪，主要是因为许多工厂，市场，商店，和行政大楼已被关闭。接下来是粮食严重短缺，造成大部分莫斯科人的生活水平日益低下。为逃避瘟疫，贵族阶级和有钱人纷纷离开莫斯科。1771年9月17日早晨，大约1000人再次聚集在Spasskiye门口，要求释放被俘的反政府武装分子和消除隔离。军队试图驱散人群，但无法驱散，最终只能再次镇压暴乱。大约300人被监禁。9月26日，卡拉辛奥尔洛夫（Grigory Orlov） 手下的一名政府官员被派往莫斯科恢复社会次序。为减轻瘟疫带来的影响，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为市民提供工作机会，发放食物给他们，最终平息了莫斯科民众的不满情绪。

　　马赛大瘟疫（1720 – 1722）

　　1720年，马赛遭逢瘟疫侵袭，这是该市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灾难，也是18世纪初欧洲最严重的瘟疫之一。

　　1720年，法国马赛突发瘟疫，影响了整座城市和周边城市，造成10万人死亡。这场瘟疫来得快，去得也快，马赛很快从瘟疫中恢复过来。经济只用了短短的几年就恢复了，并发展很快，贸易扩展到西印度群岛和拉丁美洲。截至1765年，人口增长恢复到1720年之前的水平。这场瘟疫不像14世纪发生的黑死病破坏性那么大。

　　这场瘟疫结束得快与法国政府采取的强硬措施不无有关。政府规定如马赛市民与普罗旺斯和其它地方的人有任何来往或沟通将会被处以死刑。为加强隔离，还建立了瘟疫隔离墙

　　古罗马“安东尼瘟疫”（公元164—180年）

　　古罗马“安东尼瘟疫”是因为传染而引起的。据史书描述得此传染病的症状为：剧烈腹泻，呕吐，喉咙肿痛，溃烂，高烧热得烫手，手脚溃烂或是生了坏疽，感到难以忍受的口渴，皮肤化脓。

　　在近东打战士兵回到罗马帝国，带来了天花和麻疹，传染给了安东尼的人们。传染病夺走了两位罗马帝王的生命。第一位是维鲁斯（Lucius Verus），于169年染病而死，第二位是他的继承人马可·奥勒略·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做帝王做到180年，也因被传染难逃厄运。

　　9年后瘟疫再次爆发。 据罗马史学家迪奥卡称，当时罗马一天就有2千人因染病而死，相当于被传染人数的四分之一。估计总死亡人数高达5百万。在有些地方，瘟疫造成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死亡，大大削弱了罗马兵力。

　　瘟疫对罗马帝国的社会和政治也有着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对文学好艺术领域的影响。上面这幅图上的坑里的遗骸就是传染病死者的尸骨，让人触目惊心。

　　雅典鼠疫（公元前430–前427）

　　公元前430到前427年，雅典发生大瘟疫，近1/2人口死亡，整个雅典几乎被摧毁。有专家认为此疫即鼠疫。雅典鼠疫是一场毁灭性的传染病，袭击了整座古希腊罗马城。

　　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对这场毁灭雅典的瘟疫的进行了这样的描述。“身强体健的人们突然被剧烈的高烧所袭击，眼睛发红仿佛喷射出火焰，喉咙或舌头开始充血并散发出不自然的恶臭，伴随呕吐和腹泻而来的是可怕的干渴，这时患病者的身体疼痛发炎并转成溃疡，无法入睡或忍受床榻的触碰，有些病人裸着身体在街上游荡，寻找水喝直到倒地而死。甚至狗也死于此病，吃了躺得到处都是的人尸的乌鸦和大雕也死了，存活下来的人不是没了指头、脚趾、眼睛，就是丧失了记忆。”

　　当时正处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二年，正当雅典胜利垂手可得时。据说鼠疫由比雷埃夫斯传入雅典，比雷埃夫斯是雅典的港口城市，也是主要的食物和日用品来源地。斯巴达和地中海东部一些地方也受到疾病的袭击。

　　此瘟疫曾于公元前429年和427年冬天两次死灰复燃。现代历史学家不同意鼠疫是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的原因的说法。然而，人们普遍认为，战争的失败为马其顿的胜利铺平了道路，最终，建立了罗马帝国。据史料记载，此次瘟疫以多种形式爆发，包括伤寒，天花，麻疹，以及中毒性休克综合征等。

　　米兰大瘟疫（1629–1631）

　　1629年至1631年，意大利爆发了一系列的鼠疫，通常称为米兰大瘟疫。包括伦巴和威尼斯，此次瘟疫造成大约28万人死亡。米兰大瘟疫是黑死病开始后的所有流行性瘟疫中的最后一次大瘟疫。

　　1629年，德国和法国士兵将传染病带到意大利曼图亚。在三十年战争中，威尼斯军队感染了疾病，当他们撤退到意大利中北部时，将疾病传染给了当地人。当时米兰总人口为13万，在这次瘟疫中染病而死的人数高达6万人。

　　美洲瘟疫（16世纪）

　　欧洲人到来之前，这里居住着400万到500万的原住民，其中大多数都在16世纪几十年间死去，有历史学家甚至称它为“人类史上最大的种族屠杀”。不过，夺取印第安人生命的最直接杀手不是欧洲人的枪炮，而是他们所带来的瘟疫。当哥伦布抵达新大陆时，欧洲人就已经经历了多次致命传染病的浩劫，也从中找到了治疗一些传染病的方法。但是，美洲之前长期与欧亚非大陆隔离，印第安人也几乎与这些疾病完全隔绝。欧洲人的疾病随着哥伦布的第一次美洲之旅后开始蔓延到新大陆。腮腺炎、麻疹、天花、霍乱、淋病和黄热病等，这些早已被欧洲人适应的疾病对印第安人来说却极具杀伤力，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几乎缺乏抵抗力，尤其是麻疹和天花。因此阿兹特克人等中美洲原住民即使拥有欧洲人攻不破的城墙，但却被外来的瘟疫打败。

　　瘟疫摧毁了阿兹特克。1521年，当墨西哥殖民者的军队开始围攻墨西哥原住民阿兹特克人的堡垒时，他们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进攻一次次被击退。受到重创的西班牙人原以为阿兹特克人会趁机发动致命反击，但是城堡里的军队却迟迟不见有什么动作。这给了西班牙人喘息的时间，8月21日，他们发动了新的攻势，却并没有遇到任何反抗。而城堡里的情形让他们自己也难以置信：死尸遍地，到处弥漫着腐尸的气味，比西班牙军队更致命的力量已经横扫过这个城市，那就是瘟疫。

　　有人曾经认为，是落后的武器和技术让美洲印第安人败给西方殖民者。因为在传统观念中，欧洲人的先进武器一直是他们获胜的关键，但是当时的西方火枪并不先进。印第安人很快发现，虽然火枪威力巨大，但要瞄准却不容易，他们对于新武器的畏惧感也随之消失。而且印第安人弓箭的远程威力也并不逊色。在15世纪时候，拉美印加文化就已经达到了鼎盛，他们修建田地，社会分工明确，造就了繁荣的经济，他们的天文地理知识足以让现代人惊叹。然而，就这这样一场瘟疫却让这样一个并不落后的种族在短短几十年间濒临灭绝。

　　实际上，欧洲传染病的蔓延速度完全超过了殖民者向美洲大陆的推进速度，那些从海岸居民口中得知欧洲人到来的印第安人，多半也同时被感染上了新的疾病。因此，当殖民者在16世纪20年代抵达智利时，这里的印加文明已经遭遇上了天花的重创，整个王室几乎都被瘟疫夺去了生命。而新的王位之争将整个国家一分为二，这才使得西班牙人有可乘之机。

　　对疾病的抵抗力也是当时瘟疫导致盛行的原因。传染疾病菌多从动物身上变异而来，先传染给人，然后才在人类群体中传播。由于欧洲农业历史悠久，家畜众多，在几千年来与病菌的频繁接触已经形成适应性；印第安人则不是，农业的欠发达让他们先天缺乏和家畜接触的经验，肌体很少遭遇此类病菌，也就全然没有免疫力，所以在天花面前溃不成军。而非洲人由于较早和欧洲人接触，也拥有相似的免疫系统和抵抗力。而疾病的传播也可以是双向的。当时，唯一一种从美洲传入欧洲的疾病是梅毒，它夺走了大量的欧洲人的生命。

　　伦敦大瘟疫（1665-1666）

　　伦敦大瘟疫是指一场于1665年到1666年发生在英格兰的大规模瘟疫。在这场瘟疫中，有七万五千到十万人丧生，超过当时伦敦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它在历史上被确定为淋巴腺鼠疫（bubonic plague）引起的大面积黑死病，由人通过跳蚤感染了鼠疫耶尔森菌 。1665年这场传染病是淋巴腺鼠疫在英格兰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爆发。

　　瘟疫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来自法国，1665年4月，两个法国海员昏倒在伦敦西区特鲁里街与朗埃克路口，后来他们身上携带的病毒引起了大范围的传染。另一种说法是说鼠疫病毒来自荷兰，这种疾病自1599年起就在荷兰当地传播了。瘟疫袭击的第一个地区是伦敦的圣吉尔斯教区。1664年底至1665年初的冬天，就已经有病例在那里出现，但直到1665年开春，由于人口的大量增加和卫生条件的急剧恶化，疾病才大规模迅速地传播开来。到了1665年7月，瘟疫已经遍布伦敦城。当时的国王查尔斯二世以及他的家人都被迫离开了伦敦前往牛津郡，但市长和参事仍在坚守岗位。而一部分神职人员、医生和药剂师也因此忙碌了整个夏天。满大街都是负责瘟疫的医生，虽然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没有执照。

　　由于这场瘟疫的蔓延非常之快，人们不得不将患病者所住的房子都连人封死，在紧闭的大门外漆上红十字，上面写上“上帝保佑”的字样，严禁任何人出入。每天只是在限定的时间，由专人从窗口送进食物和水。成千上万的病人就是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凄惨地死去，最多时一周死去的就不下万人。时至9月上旬，原来熙熙攘攘的伦敦城竟然完全变成了一座寂静的死城。所有的店铺关了门，街上几乎看不到行人，路旁长满了茂盛的杂草。城内唯一能够不时打破沉寂的工作，便是运送尸体。每到夜晚，运尸车“咕隆，咕隆！”的车轮声和那哀婉的车铃声，让人听了毛骨悚然。最初，这项掩埋工作只是在深夜进行，后来死者人数太多了，不得已也在昼夜进行了。死者的尸体被横七竖八地装到运尸车，运到各处的埋尸坑。在那里，负责埋尸的工人们往往蒙面捂嘴，摇着铃，口中念着：“安息吧！”匆匆把尸体倒入坑内，掩上薄土后，匆忙离开。

　　记录显示伦敦的死亡人数从每周1000-2000人持续上升，到1665年九月，平均每周已经有7000人死亡。到深秋时候，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到1666年二月，城市被认为安全到可以迎接国王了。而同时，由于与欧洲大陆的商贸交流，瘟疫传到了法国。此后直到1666年九月，瘟疫仍在温和的流行。9月2日和3日，伦敦城遭遇了一场大火，烧毁了大部分遭到感染了的房屋，这是状况好转的开端。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大部分被感染的人群都已经死亡了。此后伦敦城在大火的基础上重建，在这场瘟疫过后又获得了的新生。

　　查士丁尼瘟疫（541-542）

　　查士丁尼瘟疫是指公元541到542年地中海世界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鼠疫，它造成的损失极为严重。但是此次瘟疫对拜占庭帝国的破坏程度很深，其极高的死亡率使拜占庭帝国人口下降明显，劳动力和兵力锐减，正常生活秩序受到严重破坏，还产生了深远的社会负面后果，而且对拜占庭帝国、地中海、欧洲的历史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公元4世纪以后，曾经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渐渐分裂为东西两部分。雄距东部的拜占庭帝国的历代皇帝一向以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人自居，所以一直试图收复失地，重新统一罗马帝国，再现往日的辉煌。到公元6世纪时，拜占庭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决定采取行动实现这一梦想。于是，查士丁尼于公元533年发动了对西地中海世界的征服战争。然而就在他横扫北非、征服意大利，即将重现罗马帝国辉煌的时候，一场空前规模的瘟疫却不期而至，使东罗马帝国的中兴之梦变为泡影。公元541年，鼠疫开始在东罗马帝国属地中的埃及爆发，接着便迅速传播到了首都君士坦丁堡及其它地区。

　　当时出现了许多诡异恐怖的情景：当人们正在相互交谈时，便不能自主地开始摇晃,然后就倒在地上；人们买东西时，站在那儿谈话或者数零钱时，死亡也会不期而至。而最早感染鼠疫的是那些睡在大街上的贫苦人，鼠疫最严重的时候，一天就有5000到7000人，甚至上万人不幸死去。

　　官员在极度恐惧中不得不向查士丁尼汇报，死亡人数很快突破了23万人，已经找不到足够的埋葬地，尸体不得不被堆在街上，整个城市散发着尸臭味。查士丁尼自己也险些感染瘟疫，在恐惧之中，他下令修建很多巨大的能够埋葬上万具尸体的大墓，并以重金招募工人来挖坑掩埋死者，以阻断瘟疫的进一步扩散。于是，大量的尸体不论男女、贵贱和长幼，覆压了近百层埋葬在了一起。鼠疫使君士坦丁堡40％的城市的居民死亡。它还继续肆虐了半个世纪，直到1/4的罗马人口死于鼠疫。这次鼠疫引起的饥荒和内乱，彻底粉碎了查士丁尼的雄心，也使东罗马帝国元气大伤，走向崩溃。

　　黑死病（1347 - 1351）

　　黑死病在人类历史上是最致命的瘟疫之一。普遍认为是由一种名为鼠疫的细菌造成的。但最近有人认为是由其它一些疾病引起的。关于鼠疫的起源在专家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黑死病开始于十四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或中亚。在随后的数年内由商人和士兵携带到俄罗斯南部克里米亚。在十四世纪四十年代，流行病从克里米亚传到西欧和北非。黑死病造成全世界死亡人数高达7500万，其中欧洲的死亡人数为2500万到5000万。

　　黑死病的一种症状，就是患者的皮肤上会出现许多黑斑，所以这种特殊瘟疫被人们叫做“黑死病”。对于那些感染上该病的患者来说，痛苦的死去几乎是无法避免的，没有任何治愈的可能。

　　引起瘟疫的病菌是由藏在黑鼠皮毛内的蚤携带来的。在14世纪，黑鼠的数量很多。一旦该病发生，便会迅速扩散。在1348~1350年间，总共有2500万欧洲人死于黑死病。但是，这次流行并没有到此为止。以以后的40年中，它又一再发生。

　　14世纪20年代当此瘟疫细菌再次爆发之前，它已经在亚洲戈壁沙漠中潜伏了数百年，之后迅速随老鼠身上的跳蚤中的血液四处传播，从中国沿着商队贸易路线传到中亚和土耳其，然后由船舶带到意大利，进入欧洲。欧洲密集的人口成了此疾病的火药筒。3年里，黑死病蹂躏整个欧洲大陆，再传播到俄罗斯，导致俄罗斯近三分之一至一半的人口死亡。

前言：疫情无情人间有情，新型冠状病毒席卷全国，牵动着亿万群众的心，举国上下抗击疫情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胜利即将到来，在当今社会，科技医疗水平极其发达的情况下，病毒也是来势汹汹，那么在中国古代，碰到传染病，瘟疫又是怎么防治的呢？要知道，中国古代医疗科技水平比较低，但是中国古代老百姓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取得了抗击疫情的一次又一次胜利！

在中国古代，战乱四起，人为灾害，自然灾害，每每发生战争过后尸横遍野，瘟疫疾病就会爆发，对古代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伤亡，问题来了，古代针对大型瘟疫的爆发是怎么防治的呢？这里要从朝廷和个人两方面来说！

从朝廷方面来说：

一，派遣专员带队下疫区

不管哪个朝代，一旦发生重大疫情，朝廷会第一时间指派相关官员，带领太医以及医疗，援助物品前往疫区进行防治工作。

（东汉）元嘉元年（公元151年）春正月，京师疾疫，使光禄大夫将医药案行。癸酉，大赦天下，改元元嘉。二月，九江、庐江大疫。甲午，河间王（刘）建薨。……京师旱。任城、梁国饥，民相食。〗——范晔《后汉书•孝桓帝刘志本纪》

（东汉建宁）三年（公元170年）春正月，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东汉光和）二年（公元179年）春，大疫，使常侍、中谒者巡行致医药。……（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春正月，大疫。——范晔《后汉书•孝灵帝刘宏本纪》

以上可以看出作为朝廷方面，会专门遣史处理疫情重灾区，进行防治救助派药治疗。

二，对于重灾区实施区域隔离

用通俗的话来说，针对疫情瘟疫重灾区，考虑到传染传播等原因，会开辟一个隔离区，类似瘟疫村，把所有患者集中在一个区域管理，派遣专人负责查找传染源，集中诊治，隔离患者，并且撒播石灰粉进行大面积消毒，并且由军队在外围监管严防患者脱逃，以切断传播途径，这样集中隔离，可以有效的控制瘟疫传播范围，使疫情最大范围的得到控制，要知道在古代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这种集中隔离或许是控制防治瘟疫最好的办法。

从民间百姓自己防治方面来说：

在古代，发生了重大瘟疫疫情，仅仅依靠朝廷的救援是远远不够的，历朝历代以来就有很多的民间名医自主的加入到救助救治疫情方面来，比如明代的李时珍、清代的叶天士、晚清的吴瑭等医学家都为治疗瘟疫作出过重大贡献，他们自主的研制药物，教授百姓们如何防治，如何消毒，其中，吴瑭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现在仍然在临床使用，称为治疗瘟疫的三宝。

总结语：瘟疫无情人间有情，自古以来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古代的劳动人民依靠着聪敏才智，任何困难都挺过来了。我们是一个团结的民族，就算是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来势汹汹，但是相信在全国人民，人民子弟兵，白衣天使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

文：唯恋无名  图：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

　　我国古籍很早就有瘟疫的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可见，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时令之气的不正常，会导致“非时之气”，即会遭遇瘟疫。每逢发生瘟疫，人们都想办法祛除。

　　比如击鼓“逐疫”。古代一进腊月，人们要击“腊鼓”，用于祭傩驱疫。《吕氏春秋·季冬》：“命有司大傩。”高诱注：“今人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是也。”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语：‘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东京梦华录》：“自入此月（腊月），即有贫者三数人为一伙，装妇人神鬼，敲锣击鼓，巡门乞钱，俗呼为打夜胡，亦驱祟之道也。”即古代腊月“击鼓驱祟”的习俗。

　　还有，国家免税减租，减轻民众负担，重振生产和经济发展。如公元前67年，汉宣帝在瘟疫后下诏“其令君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此后，历朝历代都有过瘟疫发生后，政府官员到疫区巡视，安抚百姓，或开仓赈济，或派遣医生施药救之。

　　总之，古代祛除瘟疫的方法，虽不乏迷信色彩，但也体现了古人对待瘟疫的态度是积极诚恳的。可见，只要上下一心，同舟共济，就一定能战胜瘟疫，渡过难关！

温病学派是吴门最具地方特色和科技优势的一大流派，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吴门医派主流。明清时期达鼎盛阶段，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居世界科技领先的地位。

历史渊源

温病学派是中国明代末年以后，在南方逐渐兴起的，以研究外感温热病为中心的一个学术派别。明清之际，温疫流行猖獗，尤以江浙一带为著，且该地区气候溽暑，热病盛行，客观上促使江浙诸医家对温热病进行研究，并由此逐渐形成一个学派。

继明末清初吴有性著《瘟疫论》（1642）阐发疫病流行之特点、治疗之法当与《伤寒论》有所不同后，江浙地区又相继出现了一些相关的新理论与治疗方法。其共同特点是认为“温热病及瘟疫非伤寒”，故后人称其为“温病学派”，叶天士（1667—1746）乃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其后又有在学术上毫无门派之见的吴鞠通（1758—1836），在全面研究上迄《素问》、张仲景，下至吴有性、叶天士的相关学说后，把温病传变与脏腑病机联系起来，提出将温病分为上焦（肺与心）、中焦（胃与脾）、下焦（肝与肾）三个阶段，即所谓“三焦辨证”的理论体系。

产生原因

温病学派产生成熟于明清两代的我国南方地区有着其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

首先，明清两代由于城市的发展和人口的集中，流行性疾病成为了当时医学界面临的新问题。据有关文献统计，明代276年中大疫流行64次，清代266年中大疫流行74次，如明永乐六年，江西建昌，浙江杭州，福建建宁、绍武等地死者七万八千四百余人，由于传统的伤寒法治这些瘟疫效果并不理想，这使当时的医家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来治疗这些瘟疫，这便为温病学说的产生创造的积极的条件。

另外，温病学派产生于我国南方地区也和中国南方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中国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湖河渚泊，地处卑湿，水资源丰富，一年四季气候分明，较之北方多温，这也造成了江南多温病的自然条件。这也使江南医家有了更多的治疗温病的实践机会，这也是温病学派产生于中国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此以外，前代医家的不断探索也为温病学派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在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下温病学派也就应运而生了。

吴有性所处的时代，是明朝末年，当时政治腐败，清兵入侵，瘟疫大流行，人民生活极度困苦。据《吴江县志》载：“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吴有性目睹当时的惨状，深有感慨地说：“守古法不合今病……医者徬徨无错，病者日进危笃，病愈急，投药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他痛心忧虑，感到一个医生的责任重大，为了治病救人，他全力投入到传染病的治疗中，不顾个人安危，深入疫区，进行细致观察和比较。他在六十岁时将自己平生治疗温病的心得体会和经验编著了一部论述传染病学的重要著作《瘟疫论》，取得了创造性的成就，充实了中医理论中关于传染病的内容，在中国医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特色

温病学派是吴门最具地方特色和科技优势的一大流派，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吴门医派主流。明清时期达鼎盛阶段，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居世界科技领先的地位。

温病学派的特色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在治疗外感病方面逐步摆脱伤寒学说的羁绊而形成的一大学派。

2、温病家有强烈的崇实创新精神。通常被称为"时医"， 处方用药以"轻、清、灵、巧"见长。

3、以卫气营血辨证论治典型的温病。以逆传心包、湿温、伏气温病理论治疗非典型温病。

4、重视预防及潜伏期和初期治疗，病程中注意存津救液、保护元神。

5、验齿察舌、辨斑疹白瘖等阳性体证检查被普遍采用，提高了中医诊断水平。

影响及贡献

温病学派对后世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和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完善了中医学的理论

温病学派将温病从伤寒中独立出来，纠正了前人的错误，补充了前人在理论上的空白，使温病的治疗摆脱了《伤寒论》的束缚，在临床上也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效果。

初步建立了中医传染病学

吴有性创造性地提出“戾气”通过口鼻侵犯人体，使人感染瘟疫，科学地预见了传染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是从“口鼻而入”。这些都为传染病学的防治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使中医传染病学得到了初步的建立。

对传统辨证论治的补充

温病辨证论治的纲领卫气营血辨证补充了传统的“六经辨证”或“八纲辩证”的内容，为中医诊断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注重实践的传统

温病学派医家注重实践，敢于突破创新的精神也深深地影响了后世中医的发展。

综上所述，温病学派作为中国医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它完善了中医基础理论，同时也开创了中医传染病学的先河，为中医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评价

《温疫论》是吴有性唯一一部传世之作。共二卷。卷一载论文五十篇，主要阐发温疫之病因、病机、证候、治疗，并从中参论温疫与伤寒的区别。卷二载论文三十篇，着重叙述温疫的各种兼挟证治，还设立了多篇有关温疫的质疑正误及疫疠证治的辨论文章。

《温疫论》一书提出了当时对传染病的称呼“疫病”的病因是“非其时而有其气”。《温疫论》认为伤寒等病是由于感受天地之常气而致病，而“疫病”则是“感天地之疫气”致病。《温疫论》将“瘟疫”与其他热性病区别开来，从而使传染病病因突破了前人“六气学说”的束缚。《温疫论》在中国第一次建立了以机体抗病功能不良，感染戾气为发病原因的新论点。

《温疫论》指出“戾气”的传染途径是通过空气与接触，由口鼻进入而致病。《温疫论》中还指出戾气有特异性，只有某一特异的戾气才引起相应的传染病。该书还认为疗疮、发背等外科病是由于杂气感染，而不是由于“火”。《温疫论》首次把外科感染疫病与传染病的病因划入同一范畴。

《温疫论》也十分重视机体抵抗力的重要性。该书认为：“木气充满，邪不可入”，机体抵抗力强，则虽有接触传染的可能，但不大会发病。假如“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机体抵抗力减低，又受到传染，则可以发病。

《温疫论》还提出了传染病的传染途径是“有天受，有传染”。“天受”就是空气传染，“传染”就是接触传染。所以书中注明“凡人口鼻通乎天气”，“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温疫论》认为传染病流行形式可以是大流行，也可以是散发的。

《温疫论》在传染病的病源、病因以及免疫性、流行性的大量论述都十分科学。尤其在17世纪中叶细菌学出现之前，《温疫论》提出了：“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气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种异气即“戾气”。这种学说是十分先进的。《温疫论》对温疫的免疫性的论述也确是十分令人敬佩。书中说：“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但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真是一段绝妙的阐述。

《温度论》记载了不少治疗传染病的新方法。如书中认为传染病初起宜用达原饮，等到病深；些，即所谓“邪毒犯育”时，即不厌“急证急攻”。这些方法都为后世传染病的治疗奠定了基础。

《温疫论》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清代一些著名医家如戴北山、杨栗山、刘松峰、叶天士、吴鞠通等，都或多或少地在《温疫论》的基础上有所发挥，有所创造。我国历代医家在与传染病斗争的实践中创造了温病学说。温病学说，渊源于《内经》，孕育于《伤寒论》，产生于金元，成熟于明清。

在温病学说的发展过程中，《温疫论》作为我国第一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的贡献是很大的。直至今天，中国应用温病学说的理、法、方、药治疗一些传染病，如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红热、痢疾等，取得了很高的疗效。而其中很多地方就是继承和发扬了《温疫论》的理论和经验。

当然吴有性同历史上所有的伟大医学家一样，都有不能超越时代的局限性，如他虽发明了“戾气”学说之千古绝唱，把致疫因子的基本特征和致病特点做了许多正确描述，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微生物科学，只能是一种科学假说；他提出寻找针对性药物，通篇体现的仍然是以攻下祛邪为主体的辨证论治，故也只能是一种启示后人的理想，这些都是不应苛求的。

书中还误将鹤膝风、老年中风等非传染性疾病也归入疫病范畴。虽提出反对妄投寒凉的正确主张，但对黄连只能清“本热”，不能清“邪热”，反对用黄连治疫的认识则欠确当。

认为“温病”、“温疫”、“瘟疫”三者无区别的“正名”也是不恰当的，温病与温疫有广义和狭义之别，温病包括温疫，温疫只是温病的一种。吴氏对疫病的治疗方法尚欠丰富，尤其对预防措施论及甚少。

尽管吴氏有些错误论点、偏见和缺憾，但瑕不掩瑜，吴氏以他的医学实践和聪明才智、创新精神，在中国医学乃至世界医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极为重要不可磨灭的光辉篇章。

在古代，瘟疫发生时，朝廷又是怎样带领民众抗疫的呢？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受政治体制、医疗水平和战乱的影响，朝廷并没有专业的公共医疗监控系统。也就是现在每个国家都有的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往往发生重大瘟疫时朝廷一般会派些医官下去救治，采取迁移人口，隔绝疫区等行政手段。这其实只是亡羊补牢之举。

到了唐朝，政府终于意识到“疫”重在防。设置了医生巡疗体系，也就是专业的医官，叫医博士或者医学博士，领导一些医学生组成医学团队，到全国各地巡视。防治疫病也是他们的重要工作内容。到宋代的时候，官方在全国各地又设置了官药局，还有安济坊、养济院等医疗慈善机构。并且在唐宋两朝都比较注重对各类疾病预防知识的普及，并张榜公布对各种疾病需要的药物名称、剂量和用法。这些措施有效预防了疫病的发生。

特别在宋朝时，统治者已认识到瘟疫一旦爆发不仅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甚至动摇国本，危及到王朝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设置了惠及广大百姓的“惠民药房”，并于宋熙宁九年（1076）创办官办药局——买药所。也就是负责制作和出售中成药专业机构。这种药局在全国各地都有设置，每到疫情高发季节或逢旱涝荒灾之年，政府就会派医官送医送药，为百姓诊治。

到元朝和明朝时代惠民药房依然存在的。如《明史职官志》记载“洪武三年置惠民药局，府设提领，州设医官，凡军民之贫病者，给之医药”。但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明王朝统治的日腐败，惠民药局也渐渐没落。到清朝更没有重新启用这一很好的医疗机构，在清宣统二年（1910）东北鼠疫发生时，政府只是临时设立了医官局，但已没有行政效力可言，这是由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造成的。

其实中国古代抗疫最核心的力量来自老百姓和中医的力量。中医在传染病的防治中有很大的贡献，如宋朝时中医就研究出以人痘预防天花的方法。明朝医生就发现水的卫生很重要，就提出：山里清泉可直接饮用，但靠近人多居住的地方就需烧开喝。北宋时“医王”庞安时就曾经历过水源的污染导致开的药影响了治病效果的事件。

据说有一年大旱，湖北浠水县瘟疫流行，可庞安时发现开的药在别处可治病，在这里却不行。他通过调查走访发现村民们吃得水太脏了，他和徒弟又为村民找到干净的水源后，再施药救治，果然药到病除。清代名医吴宣嵩所著的《鼠疫治法》提出环境卫生的重要“庭堂房屋，洒光明，厨房沟渠，整理清洁，房屋窗户，通风透气，凡黑湿处切勿居住”。

古代历代中医都很注重传染病的防治与研究。两千多年前《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疫病的记载，汉代张仲景就写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传染病专著《伤寒杂病论》。

三国时方士葛洪写的《肘后方》中，最早记载了一些传染病的症状及诊治方法。如天花、恙虫病等。并立“治漳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劈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㢓散等治疗预防瘟疫的方剂。

中国有着古老的历史和辉煌的文明，同样也经历过绵长而惨痛的苦难，那就是瘟疫，自秦朝之后的历朝历代都有关于对瘟疫的记载，而对付瘟疫的手段以及过程也是最能体现一个时代的发展水平，古代在抗疫中最为持续，系统的朝代当属宋朝。

宋朝自建国起就有了层次分明的医疗系统，各机构各司其职，分设御药院，太医局，翰林医官和惠民合剂局，这些部门有专门为皇帝看病的，有负责医学教学和有关官员考核的，还有负责看病抓药的。在宋朝，国家政治出面干预公共卫生领域，使其通过政治手段逐步完善和加强，这些个措施领先当时在鼠疫中挣扎的欧洲数百年。

宋朝在防疫方面的经验已经非常丰富，有关防疫的书籍和成熟的治疗方案也是很多，苏轼著有《圣散子方》，北宋的大家沈括《梦溪笔谈》中也有专门涉及医药方面的内容，著名伤寒学家庞安毕生都在研究张仲景的《伤寒论》，并提出了伤寒与温病的不同概念，著作有《伤寒总病论》。可以说，不管是统治者还是老百姓都对疫情有了一种程度的了解，加上中央和地方对公共环境的关注，这些都为防疫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宋朝的疫情大爆发有数百次之多，这也跟当时的人口数量庞大，城市分布集中有关系，宋朝疫情发生的规律是南方相对落后，天气湿热容易造成疫病泛滥，然后随着人口的迁徙，会传入开封，临安，宋朝民间当时盛行宰相之子王素帮人种豆，以此遏制天花的传闻，虽然没有考证，但是却是第一个提出使用人痘防止天花的记载的。

宋朝还一度协助外国进行医学援助，曾提供犀牛角，安息香，白龙脑等治疗药材帮助吐蕃的一些部落控制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