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方面印证，可以证明夏朝的存在。

1、古籍文献。

司马迁的《史记》记载的最清楚，从夏启到夏桀，所有的世系都有记载。此外，还有很多古籍也有对夏朝的记载，如《竹书年纪》、《尚书》、《国语》、《左传》。其中《史记》作为正史最为可信，因为通过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证明了商朝确为信史，这证明了《史记》的可信。从这方面来说，夏朝应该是真实存在过的。

2、后代文物上的铭文。

例如春秋时期齐国青铜器铭文，称汤“尃受天命，伐夏祀”，西周中期青铜器铭文，称“天命禹土，堕山濬川”。这些铭文应该是可信的。

3、考古发现。

目前，二里头遗址发现了相当于夏朝中晚期的宫殿群、高规格墓葬和各类手工业作坊遗址，出土多种精美器物。认定是一处夏代都城遗址。二里头遗址陶器上有一些刻符，有的刻符十分接近甲骨文的造型，很有可能是夏朝的文字。

夏朝是中华民族历史文明长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客观上必然存在。其中，仅在当今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既有丰富的历史文献记载；又有黄帝时期（荥泽西山）都城遗址和（大河村）聚落仰韶文化遗址群；同时还有一定的科技冶炼（冶陶与冶金）成果，与一定的文字记事的载体文物。何况在长江流域和济水流域与淮河流域，又绝对没有夏朝的遗迹？因此，夏朝为什么不存在？

证明夏朝存在与否，需要一个科学的态度。不仅需要一个科学的评判标准，同时还需要一定的科技水平与不断探索实践的过程。因此，当前即使按照一定的标准(但不一定科学），尚不能完全证明其绝对存在的结论，但是也绝对没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否认夏朝的存在。

我相信夏朝是必然存在的。但是，科学的结论，需要一定的科学评判标准，还需要一定的科技能力与不断探索实践过程，也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文化自信的科学态度很重要。

那么，舜囚尧和禅让，哪个是真的？或许，都是假的；也可能都是真的。

一

争论这件事，也就是认可历史上曾经有过尧舜禹这几个人了。

打个比方，甲说，张三真义气，把自己大哥的位子让给李四了。乙说，不对，是李四逼着张三把大哥位置让出来的。为此，两个人争吵激烈恨不得动手。结果，警察来了，说吵什么吵，根本没有张三李四这俩人。完了，争得毫无意义。

上世纪20年代，“疑古”之风劲吹，尧舜禹都被看作是神话。王国维这个时候站出来了，在课堂上讲《古史新证》，后来还出了书。他认为，尧舜禹是确有其人的。

过去，认为尧舜禹存在并且禅让的，主要依据是《论语》和《尧典》。

后来发现了遂公盨，现在保存在保利艺术馆，证明《尧典》、《皋陶谟》、《禹贡》所载内容是有根据的。自然，《论语》也不是瞎说。

上海博物馆入藏的楚简《容成氏》和《子羔》；湖北荆门楚简《穷达以时》；清华简《保训》等等，也分别证实了尧舜禹的人和事。

山西陶寺遗址的发现，和文献里关于尧的记载高度吻合。学者们说，这里很可能就是尧都。

无论如何，现在虽然不能说对这三个人一清二楚了，但如果还矢口否认其存在，那就真的无话可说了。

二

既然如此，尧和舜，到底是禅让还是争权？《竹书纪年》和《史记》谁说的对呢？

先说说可能都不对。

关于这件事，不论《竹书纪年》的作者，还是司马迁，都不是事件的直接当事人——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他们都没亲眼见到，都是听说。

当然，《竹书纪年》作为晋魏官史，大约是公元前299年以前的——其作者，听说他俩的事儿，比司马迁早了至少200年。

不过，尧舜禹毕竟是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人物——《竹书纪年》最早的作者，也该生活在公元前1000年之后，中间差着至少1000年。这么说，其实，获得准确信息的概率，和司马迁没太大区别。

有人回忆过部队夜间行军的事情，说前面确定了口令，让往后传，结果到了队尾，就已经错的离了。心理学家做过相关实验，口耳相传的句子，在传到第13个人的时候，一般都会产生误差。

也就是说，从逻辑上分析，《竹书纪年》和《史记》，谁都可能出错——或者一对一错，或者都错。

三

虽然，关于尧和的记载，《竹书纪年》和《史记》说的不一样，其实，这只是细节上的差别。两个人之间，一定发生过什么，是可以肯定的。所以，又可能讲的都有道理。

说说《史记》有道理的理由。

第一，司马迁写《史记》，不是奉旨而为，而是出于史官的家传责任。

这一点，其实非常关键。司马迁写史，不是为了完成皇帝交给的任务；也不是写好了呈送皇帝以邀功请赏；亦不为挣稿费或博流量吸粉丝。 他不存在编造历史，欺骗后人的主观动机。

《史记》写好之后，司马迁没四处张扬，而是在家里保存了起来，说要传给合适的人。后来，经由他的晚辈才披露于世。

第二，司马迁不仅写史的目的性纯正，而且治史方法严肃认真。

按照司马迁自己说的，他写《史记》——这是后人改的名字，原来的名字叫《太史公书》——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蛮高大上的立意。由此，也决定了他对于史料的取舍，极其严谨。

《史记》里，引用了先秦古籍有一百多种，其中，《六经》及传解二十余种，诸子百家五十余种，历史地理书籍二十余种，文学艺术书籍十余种。他还说，《山海经》等书，考虑再三，觉得不靠谱，不敢引用。

对一些史事，不够清楚或材料不足的，司马迁多次田野考察，东南西北跑了相当大的范围。

这样的写作主观动机，以及治学态度，使《史记》的记载，具有了极高的真实度和可信度。不然，历经2000多年，这部史书不会获得国内外如此高度的评价。

四

历史上，不是没人质疑过《史记》。关于禅让这一条，1000年前就有人责问过了。

《史记》也不是没有失真之处。例如，对商王世系的记载，司马迁肯定看到过关于王亥为一代商王的资料，但依然没有采用。这大约是白璧微瑕。

很重要的，如他自己所说，写《史记》，深受孔子修《春秋》的影响。

那么，关于禅让一说，是不是也与他受儒家思想影响有关呢？很有可能。

但是，其实，司马迁在这上面如果错了，并不错在沿袭了儒家关于圣人禅让的思想，而错在没能认识“禅让”的本质。

尧舜禹是什么人？他仨，虽然后来都被称帝，但实际上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