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业堂《二十四史》书箱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即：《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按《四库全书》的规定，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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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三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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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版本

　　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明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南监本）

　　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北监本）

　　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

　　清乾隆武英殿刻“清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

　　清同治光绪间五省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

　　民国商务印书馆印张元济辑“百衲本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排印“点校本二十四史”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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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评价

　　梁启超评价二十四史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点校本二十四史评价

　　点校本二十四史，底本选择精当，点校体例谨严，点校确当，版式设计，清晰便览。

　　点校本动员了全国史学家许多学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历时二十余年，于1978年全部出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二十四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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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内容

　　史记

　　汉·司马迁著，130卷。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庇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史记》序中写道，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汉书

　　东汉·班固著，100卷。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详细的展现了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后汉书

　　南朝宋·范晔著，120卷。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三国志

　　西晋·陈寿著，65卷。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历史。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33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可惜的就是内容太少。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晋书

　　唐·房玄龄等著，130卷。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而在唐太宗以前，有关晋代的史料，没有一家令人满意的。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进行了批评。撰写一部系统、完整、旨趣较高的晋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贞观二十年他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

　　众人撰写《晋书》，从受命到成书，仅历时两三年。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由于有政府作后盾，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遗脱的地方。《晋书》的执笔人，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撰史过程中，有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倾向。因此，后人批评它“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这也是《晋书》的缺点之一。

　　宋书

　　南朝梁·沈约著，100卷。

　　《宋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记述南朝刘宋王朝自刘裕建基至刘准首尾六十年的史实，为沈约所撰。全书一百卷，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作者根据何承天、徐爱等所著宋史旧本，旁采注纪，撰续成书。

　　纪传部分成于南齐永明六年，诸志当成于隆昌元年之后。全书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为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

　　各志工程巨大，内容详备，篇幅几占全书之半。志前有《志序》，详述前代修志情况，并上溯各志所记制度源流，可为考补前史缺志之助。《州郡志》记三国以来地理沿革并及东晋以来侨州郡县情况，有补于史事考证。《律历志》全载景初、元嘉、大明三历文字，为历法学的珍贵资料。

　　《乐志》记叙汉魏及两晋乐府情况，乐府诗章有分类开录，并保存有汉魏以来大量乐府诗篇及乐舞文辞，其中“古辞”多为汉代遗篇，是研究乐府及诗史的重要文献。纪传叙事详密，列目入载二百三十余人。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宋书》的作者沈约，是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声律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人。父沈璞，刘宋时为淮南太守，元嘉末年于皇族争权夺位之乱中被害，沈约时年十三岁。少年时代，沈约横遭家难，潜窜流寓，家境孤贫。他笃志好学，读书昼夜不倦，遂博通群籍，善属诗文。天监十二年卒，年七十三岁，谥曰“隐”，后世亦称“隐侯”。

　　南齐书

　　南朝梁·萧子显著，59卷。

　　《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原名《齐书》，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著《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撰著者为萧子显。

　　萧子显，字景阳，南朝历史学家、文学家。出身皇族，萧子显博学多识，长于写作，又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对南齐许多史事、王室情况是熟悉的或是亲自经历过的，加之梁朝取代南齐，未经重大战乱，许多图书文籍得以保存，都为萧子显撰著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所缺一卷为《自序》。

　　梁书

　　唐·姚思廉著，56卷。

　　《梁书》记载自梁武帝萧衍建国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共五十六年间的历史，是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辛勤撰写完成的。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南朝历史学家。历经梁、陈、隋三朝，于陈朝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等职，于隋朝任秘书丞。入隋后于文帝开皇九年又受命编撰梁、陈两代历史，未竟而卒。临终时遗命，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撰史工作。

　　姚思廉，字简之，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旧稿。自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历时七年最终完成了《梁书》与《陈书》的撰写工作。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陈书

　　唐·姚思廉著，36卷。

　　《陈书》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了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被隋文帝灭国首尾三十三年间的史事，由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撰写的。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姚思廉，字简之，陈亡后，迁家关中，为万安人。两人事迹已于本书《梁书》前言中作了介绍，可以参阅。

　　《陈书》中的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无表志。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魏书

　　北齐·魏收著，130卷。

　　《魏书》，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

　　鲜卑族是我国古代东北大兴安岭东麓一个古老的民族。公元一世纪末，随着匈奴帝国的解体，鲜卑族逐渐向西迁徙，成为大漠一个强大的民族集团，公元三世纪初，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在塞北建立了代国，公元376年，代政权被氐族建立的前秦消灭。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各部复拥拓跋珪为代王，重建政权。拓跋珪解散了拓跋鲜卑原有的部落组织，定居农耕，迁都平城，于公元398年改称魏，史称北魏。由于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北魏国力日益强盛，终于在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动荡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改姓元氏，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时，北魏达到鼎盛时期，在西边夺取汉中，进窥巴蜀，在东边巩固了洛阳周边的防御，并与梁朝争夺淮南，但不久就由于政治腐败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溃，分为东魏和西魏两个对峙的政权。《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

　　拓跋时就曾命令邓渊撰《代记》十卷，按年月编次本朝史事。太武帝拓跋焘神嘉二年，诏撰《国记》，由崔浩定为编年体，成书三十卷。

　　《魏书》在流传过程中亡佚甚多，本纪缺二卷，列传缺二十二卷，此外又有三卷残缺不全，分别由后人取其它史书补足。

　　魏收，北齐钜鹿下曲阳人，字伯起，小字佛助。他机警能文，与温子升、邢子才号称三才子，但生性轻薄，人称“惊蛱蝶”。他奉命著《魏书》时曾声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书成之后，众口喧嚷，指为“秽史”，魏收三易其稿，方成定本。

　　北齐书

　　唐·李百药著，50卷。

　　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叛浪潮，后出身于怀朔镇低级武官的高欢获得了对二十余万鲜卑人的领导权，控制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欢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长安，高欢于是另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南至长江，与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边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齐被北周吞并。

　　《北齐书》本名《齐书》，宋时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虽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

　　李百药（公元565--648年），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身仕宦之家。李百药从小好学，博览经史著作，隋初曾任太子舍人，袭父爵为安平公。贞观二十二年卒，享年八十四岁。

　　北齐政权中，皇族内部叔侄、兄弟相互残杀，使这个二十年的短命王朝换了六个皇帝。《北齐书》对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权势争夺有较多的叙述。《北齐书》在流传过程中残缺严重，现在只有十七卷保持原貌，其他都是后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补，这使《北齐书》的价值大大降低。

　　周书

　　唐·令狐德棻等著，50卷。

　　《周书》，五十三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令孤德主编，参加编写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师。

　　北魏末年，政治动荡，乱事遍起。出身于北魏北方六镇中武川镇的宇文泰，率领一批以武川镇人为主的鲜卑族军队，联合关陇地区的汉人豪族武装，建立起西魏政权。后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觉在公元557年代魏建周，史称北周。西魏、北周这两个前后相续的政权，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天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西部。与东边的东魏、北齐和江南的梁、陈成鼎足之势。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

　　《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实际上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

　　《周书》由于根据的资料贫乏，再加上它所记载的人物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因而显得单薄而不尽合事实。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

　　隋书

　　唐·魏征等著，85卷。

　　《隋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本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隋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

　　首先，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亲历了灭隋的战争，在执政之后，他经常谈论隋朝灭亡的教训，明确提出“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看法。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导思想。其次，《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不悦诗书”，“暗于大道”，隋炀帝矫情饰貌，“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再次，《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

　　南史

但宋人的超脱与达观有时又变得太重功利，这就在宋人的生活态度中形成另一个特点——享乐之风盛行。宋太祖曾以享乐为条件，杯酒释兵权，解除了重臣的兵权，从此享乐之风盛行。士大夫中一方面造成歌舞宴享之风盛行，生活奢侈无度，另一方面也促使文化素养普遍提高，促成各项学问、艺术与技艺、玩好同时兴盛，培养了单纯从诗艺和学术角度把玩文学的风气。在人生思想方面，理学的主体理性自觉意识和佛老尤其是禅宗的人生哲学，反映了这一时期士大夫知识分子在服从封建国家的同时寻求个性发展的意愿，深化了他们的人生思考。因此，宋代文学一方面出现了大量流连诗酒、酬酢唱和、逢场作戏之作，形成了琢字炼句、炫耀学问、追求韵味的创作风气，文学题材扩大到了前人未曾涉及的生活琐事或侧面，如役使童仆、年节风俗、翁媪口角、亵事杂物等，另一方面也以更多的篇幅品味人生，欣赏自然，表现解脱羁绊、恢复真实自我的意愿，乃至直接谈禅论道，诙诡诮谑人生。宋代文学既充分表现了士大夫世俗、庸俗的一面，表现了他们的丰富情感需要乃至势利、腐化的恶劣本性，也展示了他们难以排遣的人生烦恼和精神痛苦，表达了他们对美好人性和自由生活的向往。宋代文学的这种世俗化、个人化的特点，一方面渗透到士大夫文学的各体形式中，诗、文在言志载道的宏篇大制、高头讲章外出现了“犹画工小笔”(欧阳修《试笔》)的精裁巧作、短札小品，咏物题画诗、机趣诗、题跋、笔记、散体赋等十分流行；另一方面则与新兴的市民文学形式相呼应，文人创作也在接受市民文学趣味的影响。

　　宋代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特殊地位,它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即处在中国文学从“雅”到“俗”的转变时期所谓“雅”,指主要流传于社会中上层的文人文学,指诗、文、词；所谓“俗”,指主要流传于社会下层的小说、戏曲传统所谓“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戏曲”的说法,指明了各个朝代文学样式发达繁荣的侧重点我们应该充分评价元明清诗文词的成就,但其未能超宋越唐,则可断言如果说,宋代诗文词（特别是文和词）是元明清作家们不断追怀、仰慕的昨天,那么,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大发展就是宋代刚刚发展起来的白话小说和戏曲的灿烂明天了

宋代独特而渊深的美学意识是由其文化土壤所培植、文化精神所孕育出来的,经过有机的整合和融化,产生出特定的审美形态、格调和风味,遂成为文化型美学,有别于前代的唐美学宋文化从下述诸多方面影响了美学的生成、表现和状态

怀旧意识

宋人似乎特别怀旧,《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书就是明证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自序》曾说到当时的怀旧意识和情绪及其产生的原因：“靖康之难,中原人士播越两浙,无人不具故国故乡之思周 《清波别志》云,绍兴初,故老闲坐必谈京师风物且喜歌曹元宠《甚时得归京里去》十小阕,听之感慨有流涕者故其时西北耆旧,谈宣政故事者,为人所重”北宋“宣（和）政（和）故事”便成为南宋人依念不尽而又时时咀嚼的往事,犹如唐人常常眷念“开（元）天（宝）故事”一样刘辰翁《减字木兰花》写道：“铜驼故老,说着宣和似天宝”故国沦陷引发了黍离麦秀之思,怀旧意识便特别强烈张端义在《贵耳集》中说：“（李）清照南渡以来,常怀京洛旧事”李清照本人的《菩萨蛮》词亦曰：“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北宋“《清明上河图》至镂板以行,宜梦华之风行徐梦莘《三朝会盟会编》（靖康二年）录赵 之《中兴遗史》,即一字不易抄《梦华录》元旦朝会一则陈元靓《岁时广记》征引尤多刘昌诗《芦蒲笔记》录上元词鹧鸪天十五首,谓当与《东京梦华录》并行”“百余年来,《醉翁谈录》、《都城纪胜》、《繁盛录》、《武林旧事》、《梦粱录》,相继而作”,而《东京梦华录》“为不祧之祖”《东京梦华录》是这种怀旧情绪的先驱作品和代表作作者详尽记述了旧都汴京的诸多风物,但是,叙中有情,是“为了忘却的纪念”,特别是那篇冠于篇首的序文序文对书名“梦华录”做了诠释：“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但作者却无此心绪,说：“仆今追思,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他的心灵浸染着悲凄的情调,几乎是一步三回首,感慨系之地追思那往昔霓虹般的梦影这种记忆经过二十年漫长岁月的冲洗,已经淡化成粉红色了序文写到这令人痛心的情形：“近与亲戚会面,谈及曩昔,后生往往妄生不然”“后生”已逐渐失去了这种回忆,对往事颇不以为然作者担心,随着岁月的更迭,往事如烟飘散,而“论其风俗者,失于事实,诚为可惜”,于是,“谨省记编次成集,庶几开卷得见当时之盛”从表面上看,属于序文的一般通例,是备忘录,发挥一种认识效应,但实质上有着作者的深衷曲意可以说,《东京梦华录》为“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亡国之痛唱出一曲挽歌明人毛晋《〈东京梦华录〉跋》认为“幽兰居士（孟元老）华胥一梦,直以当麦秀黍离之歌”,确是的论由于是怀着感伤主义的情绪回顾往事,因此陈述过去的诸多现象,便不像巨室大户暴发式的炫富,而是破落户对往日锦衣玉食酸泪汪然的回忆作者铺张扬厉,山倾海泻,各种物象迸跳在笔触之间,奔赴于纸面,铺排在一个硕大的平面画卷上意象纷纭,又带有烟花发射的特征衣食住行皆有,声色视听兼备浓艳斑斓,堂而皇哉,视觉上令人饱餍,听觉上使人迷醉,犹不足以尽感官满足,但是,字缝之间潜流着浓重的情绪失落感,奏出半是依恋半是挽歌的凄清曲此后的那些同类著录,在感伤主义情调上与《东京梦华录》多有相近之处例如《〈梦粱录〉序》写道：“昔人卧一炊顷,而平生事业扬历皆遍,及觉则依然故吾,始知其为梦也,因谓之黄粱梦矧时异事殊,城池苑囿之富,风俗人物之盛,焉保其常如畴昔哉!”清人鲍廷博《〈武林旧事〉跋》也说：“《自序》一篇,声情绵邈,凄然有故国旧君之思,不仅留连今昔而已 ”这些情绪、氛围弥漫于宋代的社会阶层之中,出现凄恻、幽咽的回忆性描述,依依不尽地回忆、回顾往事,却又一唱三叹地眷顾不休戴复古《洞仙歌》：“卖花担上,菊蕊金初破说着重阳怎虚过看画城簇簇,酒肆歌楼,奈没个巧处安排着我家乡煞远哩,抵死思量,枉把眉头万千锁,一笑且开怀,小阁团栾,旋簇着几般蔬果把三杯两盏记时光,问有甚曲儿,好唱一个”这是宋代的社会情绪,在表达形式上却满含着审美意味,移位为审美情绪而在具体传达上又表现为缠绵悱恻、宛转悠长它在怀旧情结中内蕴着审美情绪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宋人怀旧表现为对过去时代的追思,其主要审美形式是词,其回思的主要历史时期是三国和六朝宋词广为涉及三国的人物、故事,可以说是一部词演三国历史的回顾,包含着现实的动因现实的感受在历史—三国的遗存中找到对应性对象咏三国的词人中最称名的是苏轼、辛弃疾他们所讴歌的三国人物又各有侧重,苏词中最有风采的是周瑜,那首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便是写照；辛词最为心仪的是孙权,《永遇乐》：“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南乡子》：“生子当如孙仲谋”陈人杰则把咏三国词推向高峰蒙军铁骑长驱南下,南宋朝廷风雨飘摇但还是沉醉在歌舞升平之中,国事早已不堪,陈人杰在杭州丰乐楼疾书《沁园春》：“扶起仲谋,唤回玄德,笑杀景升豚犬儿!”驱雷驾电,霹雳盖天,历史的回忆中有着现实的轰鸣宋词中还有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时代———六朝建都金陵的六个朝代,特别是南朝,王朝短命,走马灯似地转换；风习上轻靡浮华,它成为亡国的代名词,浮艳美学的符号化宋词中言及六朝,南宋的篇数多于北宋,南宋又集中于时事词,时事词则集中于抗战词人北宋词言及六朝,其主题不外兴废事、兴亡感北宋积贫积弱而又豪奢宽绰,故词人对六朝奢靡之风的斥责就包含有现实隐喻意义到了北宋末年,已是山河破碎,六朝作为回忆性对象再次出现,词人情感意绪趋于悲咽苍凉到了南宋,南北分裂成为长期的事实,中兴无望,而权要者文恬武嬉,不思抗战,直把杭州当汴州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心理状态下,对六朝的感受也就更为不同,更为深广把六朝与南宋的所有联结点全部发掘出来,几乎成为词化了的六朝史,又在六朝史的历史回忆中寄托着炽热的情感其中主要有：呼唤“谈笑净胡沙”的谢安,赞美有北伐经历的战将,痛责六朝清谈误国的人物,总结历史教训,引六朝而戒当世到南宋末年,元人挺进,宋朝灭亡,国破后的感受,更为沉郁悲凉宋词与六朝,几乎构合为一部宋词史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展示了宋词的演变它体现了宋词背离原初的“花间”特点,从而走向现实、世事、战争和时局的重大趋势,从一个角度体现了宋词的审美变化宋词与六朝,兼具了美学理论和词学史的双重意义

史学精神

宋代治史风气颇盛,出现了一批名史家和名史著,有的居于历代史学之一流地位

学者兼史家的,有欧阳修修撰《新唐书》,独撰《新五代史》,以示与薛居正监修的《五代史》相区别陈师锡《〈五代史〉记序》说：“五代距今百有余年,故老遗俗,往往垂绝,无能道说者史官秉笔之士,或文采不足以耀无穷,道学不足以继述作,使五十年间废兴存亡之迹,奸臣贼子之罪,忠臣义士之节,不传于后世,来者无所考焉惟庐陵欧阳公慨然以自任,盖潜心累年,而后成书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是对《新五代史》成就的恰当评价

宋代极富盛名的史家司马光,不仅史学根基极深,而且文学素养极厚《资治通鉴》成为史学和文学（包括审美因素）相结合的范例,有些篇章例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李溯雪夜袭蔡州》等,都成了独立的文学审美欣赏的对象

其他,李焘修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宋高宗朝三十六年间的史事；徐梦莘编《三朝北盟会编》,徐氏幼时历经靖康之乱,铭心刻骨,遂记录三朝宋、金和战之事,而于靖康之变记叙尤详史料中寓含着编写者的情感和褒贬抑扬之情；袁枢撰《通鉴纪事本末》,在史书撰写体例上,对《资治通鉴》有重大突破以事件为中心,搜罗材料,相对独立成体,融纪传、编年为一,书有“爱君忧国之心,愤世疾邪之志”；朱熹和门人赵师渊的《资治通鉴纲目》,按照自身的史学观对《资治通鉴》进行了编类改造；郑樵的《通志》综合历代史料,带有百科全书的性质,涉及广泛,大大扩充了史书的记述范围上述宋代史书表现出强烈的史家意识,集中表现为用世的现实精神欧阳修《论史馆日历状》认为：“史者,国家之法典也”这是对史的功能和地位的高度重视和强调从这样的认识起点出发,宋人修史、治史就有显著的目的性作为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的助手之一的范祖禹写有《唐鉴》,他以宋人和史学家的双重眼光看待唐代的灭亡教训在他看来,唐是宋不远之“殷鉴”,因此“今所宜鉴,莫近于唐”而五代纷乱之景象恍若在昨,因此对五代的历史教训表现得特别重视欧阳修私修五代史,其用意正在此他在史书中表现出特别激愤的情绪,发因亦正在此欧阳修之子欧阳发在《欧阳文忠公集· 事迹》中说：“其于《五代史》尤所留心,褒贬善恶,为法精密,发论必以‘呜呼’,曰：‘此乱世之书也’”书中最精彩的传序,如《〈一行传〉序》十分赞美和强调作为人臣的忠、节,这是欧阳修史学思想的价值观,也是宋代史学思想的核心宋代特别是两宋交替以及宋亡时期忠、节意识如此强烈,是有原由的又如《〈伶官传〉序》从五代后唐庄宗兴衰倏忽的历史事实中引发出极其重要、深刻的经验教训其兴也速,其衰也忽兴则不可争锋,衰则难以抗拒兴在“忧劳”,衰在“逸豫”,关节点即在此这又不仅是针对五代的,而且普遍适用于各朝各代,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罕见的历史深度这便成为宋代史学精神的集中体现

“资治通鉴”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和命题,体现了宋人的史学意识,宋人高度重视史学文化对现实的影响作用,因此,宋代文学审美类别上,咏史诗的存量特别丰富,涉及到先秦以来众多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单是咏王昭君的就有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以及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刘敞等人的和诗,以王安石的成就为高王安石的七律《读史》以史学的眼光审视过去的历史状况以及史家所做的评价他不满于过去的历史“糟粕”,认为“所传非粹美”,在他看来,历史记载和描述最困难或最难得的是对历史精神的体认和体现,即所谓“丹青难写是精神”这是王安石重要的历史认识论,从而影响和支配着他对一系列历史事件、现象、人物的评价和认识,又形成了史学—美学,即所谓咏史—抒怀的有机融合他的《商鞅》、《诸葛武侯》等诗就是证明这一咏史现象还弥散到绘画美学领域李公麟绘有《郭子仪单骑见回纥图》,唐代中兴名将郭子仪的儒雅风采和回纥可汗的降服神情,耀然卷面在辽和西夏频频进犯而宋王朝软弱无能的现实背景下,画家作此图就曲折地表现了弘扬大唐精神,以振奋宋人士气的意图,他所绘《临韦偃牧放图》也是如此这就充分体现了宋代绘画审美的历史题材中所透溢出来的现实意识和情绪

议论风格

宋人的思维是思辨型的,所创立的哲学是思辨型的哲学这就孕育了他们爱议论的习惯宋人好为人师,好指点、发话、评论,滔滔不休在这一点上,宋人的议论风生,确实不同于唐人的感性描述微言阐明大义,意象引发哲理,这是总体性的思辨结构所决定的如果说弥漫于唐代社会、思想界是情的话,那么,充溢于宋代的则是理宋人十分重视对形而上的探究,促进了抽象思辨性思维的发展而穷道究理,抽象概括,议理论道,当然也就促进了议论风格的发展

宋人好思、多思由于以形上道者为先导,就不会满足于对形下器者的描述往往从形下器者出发,进而加以提升,达于形上之道因此,“器”乃所借对象,“道”才真正成为所论目标“器”乃缘由、工具,“道”乃归宿、本体或引发人生哲理,或申述宇宙精义不满足于浅表之“象”,而是不断探寻“意”,形成了宋人的思维线路和模式这样,宋代就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审视和思辨的时代

从文化风习上看,宋人颇有策士之风,如苏轼之论风,纵横捭阖,意气高扬,他以贾谊自比,论中遂见贾谊之风采叶适《习学记言序目》认为,欧阳修乃“本朝议论之宗”,苏轼为“古今议论之杰”苏轼本人也在《与王烊书》中说自己“少时好议论古人”宋代的精神领袖、文化精英领风气之先,整个文化精神领域便弥漫议论之风习,成为时代之精神现象这就自然而然地影响了文学、美学诗歌是其中之一,形成了最富宋代诗美学风格的议论化、哲理化特征宋文亦如此,这并不包括那些纯议论的文章,而是借助于某一具体对象生发开去,以表述某一生活、人生、宇宙哲理的文章这样,对象是具体的,所引发的则是抽象之理欧阳修的《秋声赋》明为写秋声,实为议秋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泼墨如注写洞庭湖景象,却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观议论作了铺垫王安石《游褒禅山记》在表层结构上是一篇游记文,然而却由游历忽发议论：“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在思路上便出现由景入理的格局苏轼的《石钟山记》的主旨也不是所有的景象描述所能涵盖的,记游为说理服务,得出议论性的结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体现了实践性的经验品格由事、景而引发议论,事、景乃是媒介,这便是前面所说的由形下至于形上,成为其议论方式而宋人在发表议论时常常在实践性中包含着现实用意,是有感而发,有现实针对目标这是宋人议论的重要特点

宋代的话本，无论是短篇的“小说”或长篇的“讲史”，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大的影响。它不仅使文学更接近于人民，而且还开辟了中国小说的新纪元。明清以来的短篇白话小说就是在宋代话本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至于长篇的“讲史”话本，更是元明以来长篇小说的前驱，《大宋宣和遗事》对《水浒传》的形成，有着重大而直接的关系。至于宋代话本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精神以及它的一些艺术特点，更成为中国小说的优良传统。另外它也给元明以来的戏剧提供了大量的题材，根据《错斩崔宁》改编的《十五贯》到今天仍旧在舞台上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