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干曲

崔颢

其一

君家何处住？

妾住在横塘。

停船暂借问，

或恐是同乡。

其二

家临九江水，

来去九江侧。

同是长干人，

生小不相识。

崔颢诗鉴赏

《长干曲》属乐府《杂曲歌辞》，由长江沿岸建康（今南京市）的一处街坊长干里而得名，多表现这一带妇女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感情。崔颢的《长干曲》共有四首，对古辞既有模仿，又有发展。这里选的是其中第一、第二两首。诗篇描写舟行途中男女问答，风格极似民歌。

我国民歌历来有男女唱和的传统，形式生动活泼，早在先秦古籍《诗经》里面，就有了像《郑风·东门之墠》这样的男女对歌，《乐府诗集》的《清商曲辞·吴声歌曲》，也保存了许多民间男女互相赠答的歌辞。

崔颢这两首诗深受民歌影响，用的也是男女对唱的形式。

第一首是女子的问辞。航行在长江中的女子停船向对方发问：“君家何处住？”接着自我介绍：“妾住在横塘。”也许是女主人公听到了对方带有乡音的言语，因此就产生了“或恐是同乡”的想法。

第二首是男子的答辞。“家临九江水”回答了“君家何处住”的询问。“来去九江侧”表明自己也长年往来江上，两人情况相同。“同是长干人”则证实了女子“或恐是同乡”的猜想。两人都生长在长干里一带，但因幼小时就离家外出，所以虽然是同乡却并不相识。

两诗通过对唱形式，记叙了青年男女在舟行途中的友好相处。男女唱和的诗篇形式活泼生动，易于充分表达作品主人公的生活感受和思想感情，具有亲切动人的艺术感染力。

这两首诗采用白描手法，格调清新自然，不刻意藻饰，没有艳丽的色彩渲染，不加无谓的妆饰映衬，也不用多余的背景烘托，而是以质朴的口语、简练的文笔、对唱的形式，来勾勒男女主人公的形象，表现他们互认乡亲的“真意”。

第一首诗描写女主人公在向对方发出问话之后，不等答复就自诉“妾住在横塘”，于是，这位女子天真纯朴的神态就在问辞中生动地表现出来。第二首诗男主人公在欣然表示我俩本是同乡的答辞之后，发出“生小不相识”的惋惜，以突出他们今日相逢的可贵，从而使他在旅途中喜遇同乡女子的感情心态，也自然地得以展现。

正因为诗篇用的全是白描手法，没有丝毫雕琢的痕迹，所以格调清新自然，如一泓清水。清代诗论家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称之为“五言绝句”中的“绝调”。

诗篇虽用简明而浅近的语言，含意却完备而深远。

如第一首在女子产生“或恐是同乡”的想法之前，并没有描写她听到对方说话的声音，这里省略了女子闻乡音的情节，但意思却是完备的。而女子因闻乡音就停舟相问，也反映了她此时此地的处境和心境。她往来江上，漂泊孤零，处境凄凉，内心寂寞，此刻忽闻乡音，不觉欣慰万分，不顾对方是位素不相识的男子，脱口发问。因此诗的语言虽然浅近，蕴含的意思却很深远，深刻地展示了这位女主人公的个性特征。对此，清代学者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中称赞说：

“论画者曰：‘咫尺有万里之势。’一‘势’字宜着眼。若不论势，则缩万里于咫尺，直是《广舆记》前一天下图耳。五言绝句，以此为落想时第一义。唯盛唐人能得其妙，如：‘君家住何处？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墨气所射，四表无穷，无字处皆其意也。”可谓深得其中三味。

整理：zhl201701

同世界上的任何古老民族一样，中国民歌也是在先民们的原始狩猎、祭祀、婚恋、放牧等活动中萌生并逐步流传起来的。所以，它很早就确立了“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艺术传统。例如，《吴越春秋》记载的这首《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相传是黄帝时代产生的一首民间歌唱，它仅用了四个二言体的短句，就极其简括地描述了原始狩猎劳动的全部过程。又如载于《易经》中的两首歌诗：女承筐，无实；士圭羊，无血（“归妹”上六）。贲如，番如，白马翰如；匪寇，（婚）（《易经·贲》六四）。前者用二、三言相杂的句式表现了上古时代田园般的男女剪羊毛劳动场景，后者则用二、四言交错的句式记录了这一时期民间的婚嫁生活。再如《吕氏春秋》所载：“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为南音。”文学史家认为，这位“妾”所唱的“等啊，等你啊”之歌，应当是中国民间情歌的滥觞。而同一著作中记述的“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则是人们农业丰收之后以歌舞形式举行大规模庆祝祭祀活动的生动记录。早期民间歌唱的这些优秀篇章，一方面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内容提供了一部分依据，同时也让我们看到，数千年前的先民在以口头形式观察、概括、描述自己的劳作、婚恋、思盼、信仰等行为、感情时所达到的令人惊叹的艺术水准。

约公元前六世纪左右，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在该集的305篇作品中，有165篇是民间歌诗。它们总称为“风”，因收录了当时十五个国家（地区）约500余年间（前1006－前570）的民间歌唱之作，故又称“十五国风”。以这些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历史内容而言，不仅十分广泛宏阔，而且也典型深刻，称得上是以歌唱方式揭示周民族500年来民间社会的一部“创世纪史“。特别应该提到是这些歌诗大都采用了“四言体”句式。这一词格的相对稳定和广泛使用，为以后中国民歌的唱词句式的进一步发展和多样化，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如《诗经》的开篇之作《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下略）。不但内容清新明畅，而且词格句式本身已包含了丰富的歌唱性。

汉代以降，民间歌曲的流传地域不断扩大，其体裁形式也随之发生变化。为了及时收集民间歌曲而于秦汉间成立的专门音乐机构－－“乐府”，在记录和推广民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此，人们便把汉魏时期流传的民间歌诗总称为“乐府”，同时也把这一时期民歌所采用的基本体式－－五言体总称为“乐府体”。“乐府”是继《诗经·国风》之后中国民歌迭起的又一个高峰，在长达五、六百年的漫长岁月中，不仅民间广泛使用这一体式，而且也直接影响了文人的诗歌创作。

宋人郭茂倩所编之百卷《乐府诗集》，正是民间乐府和文人乐府艺术成就的集中体现。其中，流传于东汉和南北朝时代的《十五从军征》《陌上桑》《孔雀东南飞》《木兰辞》以及“吴歌”中的“子夜四时歌”，有的气势恢宏，有的清丽婉转，即使曲调早已失传，但只读其词，也会立刻让人动容。诚如《大子夜歌二首》所云：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可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丝竹发歌声，假器扬清音，不知歌谣妙，声势出口心。“五言体”乐府是对“四言体”国风的合理继承和新发展，它们为接着出现的“七言体”句式和长短句词格提供了先决条件。

唐代，在李氏王朝大力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并广泛吸收其周边民族音乐的历史背景下，民间歌唱仍然保持了自己旺盛的生命力。中唐诗人刘禹锡（772－842）在巴楚一带听到一种当地民歌“竹枝词”，十分兴奋，于是，模仿其歌体，一连写了十首。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如：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情。又如：山头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通过他的仿作，我们可以体会到这种“七言体”的民歌那种兴比自如，“含思婉转”的民间风格。

此外，刘禹锡还写了一首《插田歌》，描述了他在广东连州看到农民一边插秧一边唱“田歌”的真实场面。为后人留下了有关这种源远流长而又传播至今的民歌品种的珍贵记录。这一时期出现的另一类民歌体裁是存见于“敦煌曲子词”中的“太子五更转”“思妇五更转”。这种以“更”序分节的新形式，由于非常适合表达思念、期盼的情感内容，所以在唐宋以后广为流传，以至到明清之际已遍布全国，各种各样的“五更体”民歌，随处可闻。总的来说，除了产生新的体裁品种外，唐代民歌在体式上的最大特征，便是“七言体”句式的全面成熟和广泛应用。

宋元明清以来，一方面是原有的各种民歌体裁的继续传播，诸如农夫唱的“田歌”、渔夫的“渔歌”、山民的“山歌”、船夫的“船歌”等。另一方面，则是伴随着城镇商业经济日益繁盛民间小调体裁广泛流传。如见于宋代话本的“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骨肉团圆叙，几家飘零在他州。”歌词是十分典型的“七言四句体”，曲调是各种各样的江南小调。其中，流传最广的，就是以“起、承、转、合”原则构成的四句头“春调”。又如明代文人冯梦龙辑录的《山歌》《挂枝儿》《夹竹桃》，清人王廷绍辑录的《霓裳续谱》，华广生的《白雪遗音》以及《粤讴》《小慧集》等，大多数是流行于这一时期南北各地城镇市井的民间小调唱词。《小慧集》（1837）中的《绣荷包》《纱窗调》《红绣鞋》《杨柳青》《鲜花调》（即《茉莉花》）等八首带有工尺谱的民歌，几乎全部都属于小调（俗曲）体裁。从中我们可以大体了解到小调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概貌和特殊地位。

总之，至清末民初，中国民歌在经历了数千年的传播、流变、创新、积累之后，一方面是为适应不同社会阶层以及不同的民俗场景而形成的题材范围和体裁类别都已达到十分丰富成熟的境地。另一方面则是它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特定环境下所蕴积起来的民族和地域性风格的全面展示。从而使这类民间音乐成为历史悠久、传承不断、体裁多样、色彩斑烂、蕴藏丰富的一个民族文化宝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明确指出：中国民歌是中华民族社会生活的一部“百科全书”，也是为其他民间音乐不断提供丰富营养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民歌

民歌(FOLK)原本是指每个民族的传统歌曲，每个民族的先民都有他们自古代已有的歌曲，这些歌绝大部分都不知道谁是作者，而以口头传播，一传十十传百，一代传一代的传下去至今。不过今天我们所说的民歌 (FOLK)，大都是指流行曲年代的民歌 (FOLK)，所指的是主要以木结他为伴奏乐器，以自然坦率方式歌唱，唱出大家纯朴生活感受的那种歌曲。美国民歌手 WOODY GUTHRIE在五十年代的唱片可说是最早的民歌唱片录音，所以普遍被认定是现代民歌 (FOLK)的祖师。之后 PETE SEEGER、 THE WEAVERS继续推动这类音乐。六十年代越战，反战民歌手如 BOB DYLAN、JOAN BAEZ、PETER、PAUL AND MARY等成为时代的呼声。

民歌，人民之歌。 从古至今，无论东西南北，每一时代、地域、民族、国家；在不同的地理、气候、语言、文化、宗教、的影响下，都不其然会产生一类别人类自娱、文化留传或生活实质的宣泄。 他们会以不同的形色传递他们的历史、文明及热爱，而歌谣亦是其重要之一环，而社会学或大众俗称之为民歌／谣。

如此类推，我便会发觉可以有中国的民歌，美国的民歌，英国、俄国、苏格兰、澳洲或非洲民歌等等。就像如果这几天大家有到海运大厦天台参与德国啤酒节，大家一定到听到不少他们以结他、手风琴等奏出的的普鲁士民谣。

民歌／谣的特色，是在於其能否反影它的出处和环境、文化特色／质，而不只是在乎其使用的乐器的多少、轻重。（当然无可否认，乐器本身很多时亦能反影民歌本身的文化背境。）今天，我们活在香港，民歌音乐的文化早以支配在西方篷裙之下，我们今天说的民歌，大多数也就是西方（美国）的民歌。

美国的文化对比上说（中、英、欧洲大陆等）都比较短；在我们听到一些美国怨曲、跳舞音乐、爵士乐曲外，在乘接中、西部人民的心灵，我们会听到不少第二代美国本土人民的心曲，拓荒者的Country Fork Music， 好像Woody Guthrie's ‘This land is my land'、 Oh Susanna、Michael, Row the Boat ashore等等，此为典形的美国民歌。而 The Weavers (Pete Seeger)、The Kingston Trio、The Highway Man等可以说我所认识的是美国民歌的先驱。

至於被称为美国现代（六十年代称之为现代，而我们2004年被称为处於后现代的尾声） 民歌之父的是 Bob Dylan。 Bob Dylan 之所以被称为'现代民歌之父'，是因为其在六十年代首先以他典形反叛、控诉加上其如诗的文字( lyric) 写出了不少能代表当代美国土地、文化，新一代知识份子、年青人的心态的乐曲。 而该等文字、歌曲，又真的能直接、间接及一代一代地影响著美国甚至世界各地的文化（不止於音乐文化）。

Ps 至於其他大家能常常听到的西方民歌手有:，PPM最喜的（相信是） Peter, Paul and Mary, Simon and Garfunkel, Donovan, Joni Mitchell, John Denver 等等,

唐代诗人崔颐写了一首传诵千古的<黄鹤楼>，令后来登上黄鹤楼的李白对著眼前美景，却有「眼前有景道不得 崔颐题诗在上头」之喟叹。

在下当然不是李白，只是开个玩笑。本来我也想从宏观的角度去写写「何谓民歌」这个题目，只可惜被Mel兄捷足先登了(一笑)。这里只好来个狗尾续貂，零星补充一下。

民歌和民谣的涵意实有点区别，民谣的「谣」字，有「虚」、「无」的意思，亦即所谓谣言、谣传。「民谣」是泛指古时在民间流传的歌曲，而作曲者已无可稽考，这些我们才会叫做民谣(当然也可叫民歌)，所以我们会说现代民「歌」或城市民「歌」，而不应有现代民「谣」或城市民「谣」之说。

至於英文的"Folk Song"是否有古今之分，在下并无考究，不敢胡说。

我们在西洋歌剧或中国地方戏曲，不难发觉其音乐的部份，亦能充分反映一个族群的色彩性格、文化传统，但我们不会称之为民歌，并不尽然是它有丰富的艺术内涵；而是这类传统音乐，在没有留声机的年代，是宫庭贵族、知识份子或上层社会的「专利品」，并没有在民间普及，所以「流传民间」是成为民歌的最基本条件。

上世纪至今英语是强势语言，在多个领域影响著全世界，民歌亦然。我们这一代人，受欧美民歌薰陶至今。60年代欧美民歌在市场力量推动下作多元发展，臻至圆熟之境。事实上，欧美民歌在音乐上的价值和意义，是值得我们充份推崇和肯定的。

民歌是人民其中一个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而每个族群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性格色彩，所以各地民歌的风格亦有不同。在下认为玩民歌要玩得好，关键是否能玩出那种民歌的真性情、那种民歌feel，这个"feel"字，民歌友一看便明；但对民歌较为陌生的朋友可能不明所以。在下亦无法具体说明甚么叫"民歌feel"，试举两个例子作结：当年有朋友向我说：「罗大佑作曲好是真的好，但他唱歌不大好。」我听后莞尔一笑，回答他：「难道你觉得罗文唱<鹿港小镇>、唱<未来的主人翁>，会唱得比罗大佑好吗？」

民歌的种类和特点

劳动歌，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专指号子，以与劳动动作相配合的强烈声音节奏和直接促进劳动的功用为其基本特征。广义的包括在劳动中唱的歌，如草原牧歌、采茶歌等。后一类歌，有些也配合劳动动作而歌唱,一般对劳动也能起一定的鼓舞和调节情绪的作用,但无明显的与劳动动作相配合的强烈声音节奏。广义的劳动歌，有时也可归入生活歌中。

仪礼歌，伴随民间祈年庆节、贺喜禳灾、祭祖吊丧等仪式及日常迎亲送友等习俗活动而吟诵演唱。大致有诀术歌、仪式歌、习俗歌三类。诀术歌，是被认为具有法术作用的民间歌诀与咒语，如"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哭夜郎，过路君子吟三遍，一觉睡到大天光"之类。仪式歌，是与节令庆祝、其他祭祀等仪式相结合而诵唱的歌，主要内容为祭神求福、祈保丰收等。如祭灶王爷求福、祭龙王爷求雨所唱的歌。习俗歌，用于婚娶、生子、祝寿、送葬、造房等红白喜事和迎宾待客的场合，如撒帐歌、哭嫁歌、盖房歌、敬酒歌等。这是仪礼歌中数量居多、迷信色彩较少、文学价值较高的部分。

时政歌，主要内容是反映人民群众对某些政治事件、人物的认识和态度的。有相当高的文献价值。中国古代的时政歌谣，不少以童谣形式出现，其书面记录，较多见于各朝史书的《五行志》中。时政歌谣大致可分三类：①揭露讽刺统治者的歌谣，这类作品数量最多；②赞扬廉洁、爱国官吏的歌谣；③历代农民起义的歌谣，这类歌谣，体现农民的觉醒最充分，政治色彩最浓。

生活歌，反映人民一般的社会家庭生活和日常劳动生活的各方面，尤以表现农民和妇女生活的为多。关于农民生活的歌，反映了广大农民在旧社会所过的非人生活，揭露地主残酷剥削和贪婪吝啬的本质。流传相当普遍的《十二月长工歌》，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长工与地主的尖锐矛盾。妇女生活歌，大部分出自民间妇女之口。女性从一出生即受歧视的童年，到像货物一样被买卖的出嫁；从备受虐待摧残的小媳妇生涯，到熬成婆后仍无幸福可言的毕生悲惨遭遇，在妇女生活歌中都有所反映。在大量的苦情歌中，又常蕴含着对美满生活的憧憬。在资本主义兴起后的近代歌谣中，常迸发出反抗的时代强音。

情歌，据有些学者的看法，大概最早产生于对偶婚与对偶婚从夫居的一夫一妻制的交替时期，是民间歌谣中数量最多，也更加脍炙人口的一种，在历代劳动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人民的爱情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①倾诉互相爱恋之情和表明选择爱人标准的，如《丝线牵桥妹敢过》、《金银不是如意郎》。②抒发离别、想念之情的，如《把你画在眼睛上》、《和来捏作一个人》。③表达誓不分离的坚贞爱情的，如《情愿挨打不丢郎》、《出了衙门手牵手》。④告诫和批评的怨情歌，如："要学苋菜红到老，莫学花椒黑了心"、《小妹郎多乱了心》。⑤为数甚多的"家花不如野花香"之类的偷情歌，虽含某些不健康的思想情感，但往往也表现了被剥夺正常爱情生活的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儿歌一词，中国"五四"以后才普遍使用。古代称为"孺子歌"、"小儿谣"等。儿歌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专指由儿童自己创作以及由大人教唱但内容符合儿童生理心理特征和理解能力的歌。广义的还包括由妈妈奶奶等教唱、反映旧社会大人特别是妇女生活情感的、但由儿童传唱开来的歌。具有时政歌谣性质的所谓"童谣"，一般非真正的儿歌。儿歌按其功用，大致可分为三类：游戏儿歌、教诲儿歌、训练语言能力的绕口令等。

中国不仅不同民族和地域，民歌形式往往各异，即使在同一民族和地区中，也常有多种样式。

句式方面：如汉族民歌，除七言体外，还有三、四、五、六、八言或多达十几字一句的。纳西族民歌和苗族古歌，几乎都是五言句，水族的歌多为前三言、后四言的特殊复式句。

章段结构方面：四句头最多。陕南、鄂西以及湖南、安徽、四川等省部分地区流行赶五句。两句一首的有陕北信天游、内蒙古爬山歌、晋西北的山曲、壮族"师"体歌等。藏族"鲁"体歌，多三至五句成章，三章成首，且句子之间讲究对应。"谐"体歌多四句一首，也有六或八句成首的。僳僳族民歌，凡两句两句唱的，均分为上句与下句，上下句要求对仗。汉族各地流传的小调歌词，体例各有格套，如四季调为四段式，五更调为五段式,十送等为十段式,十二月调为十二段式等。西北"花儿"的河湟、洮岷、陇中三派，格式各异。各族民歌中，还有不少章、段、句数是不固定的。

用韵方面：汉族民歌押尾韵的居多，四句一首的多一、二、四句用韵，五句一首的一、二、四、五句用韵，两句一首的每句有韵。蒙族民歌则多押头韵，在大多数四行为一章，上、下两章成一首的民歌中，一般每行都要求押韵。各民族的民歌中，还有押腰韵、腰脚韵、头脚韵或腰韵、尾韵相互为韵的。壮族的"勒脚欢"，西北各族的"花儿"，有特殊的押韵法。

表现手法方面:比兴、夸张、重叠、谐音等手法,在民歌中多有运用。揭露抨击性的时政歌谣，常用谐音、隐语。双关语在情歌中运用较多。拟人化手法，儿歌中较为常见。纳西族的相会调，在大量运用谐音同时，通篇以物拟人，如用蜂花、鱼水相会，比喻男女间的爱情。 民歌的风格，因地区、民族等不同而异。傣族民歌明丽，赫哲族民歌粗犷。汉族民歌，北方的多偏于豪放，南方的一般比较婉约。但同为南方民歌，吴歌又比楚歌更显细腻。同是花儿，不同民族或地区，也各有特色。

中央台有一个专门讲诉民歌的节目叫《魅力28》，是有董卿主持的，这个节目会用各种不同的手法去诠释一首民歌，还会讲这首民歌的由来。

我国民歌有着悠久的传统,远在原始社会里,我们的祖先在狩猎、搬运、祭祀、娱神、仪式、求偶等活动中开始了他们的歌唱。如上古文献中记录的这样一首《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它十分概括地描写了原始时代狩猎劳动的全过程。全首民歌虽仅有八个字,却好像一幅栩栩如生的原始射猎图,是我们了解和认识原始时代人们生产和生活的珍贵资料和赏心悦目的艺术瑰宝。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的《国风》便是那时北方十五个地区的民歌。它们反映了从西周到春秋中叶(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绵延五百多年的复杂的社会生活、阶级斗争以及劳动人民多方面的生活状况。其中许多优秀的作品如《伐檀》、《硕鼠》、《式微》、《将仲子》等,不但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同时也具有卓越的艺术成就。它们以巧妙的比兴手法,塑造了许多鲜明动人的形象。这些民歌生动地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以及他们的创造才智,它们的高度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成为我国民歌的优良传统。

继《诗经》之后,公元前四世纪出现了《楚辞》。楚辞包括两类作品:一种是伟大诗人屈原及其他楚国诗人根据楚国民歌曲调创作的诗歌;一类是经他们整理的楚国民歌歌词。楚辞的最大特色是富于幻想和热情,它为我国民歌的浪漫主义传统奠定了最初的基石。

而汉魏六朝的乐府民歌、相和歌,又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以上二者的优良传统。《战城南》、《十五从军征》等,都是当时比较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的优秀民歌。由于内容的需要,他们在形式上突破了《诗经》的四言诗体,发展了长短不同的句式和五七言体,这样就更丰富了民歌的表现力。这种新的形式被称为‌“乐府体”,它给以后的民歌和诗人的创作带来了很大影响。‌“相和歌”的产生,突破了‌“徒歌”的形式,加进了伴奏。从唐代的曲子到今天的说唱、戏曲,都和它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如长篇叙事歌曲《孔雀东南飞》等,充分显示了歌曲创作的重大发现。

唐代民歌保存下来虽不多,但从敦煌发掘出的‌“曲子”资料和有关燕乐、变文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唐代民歌的创作和流传是相当繁盛的。随着反映生活内容的需要,唐代民歌经过许多人的不断加工,无论在曲调风格上、演唱形式上,都有了更高的发展。‌“曲子”的产生,除了用于单独清唱外,还被广泛地用于说唱、歌舞中,受到人民的喜爱,成为民歌通向更复杂的艺术形式的桥梁。这种‌“曲子”对以后的宋词、元曲的发展起着有益的影响。

而到了明清近代时期,随着新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开始萌芽,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其尖锐的斗争中,产生了数量相当多的、具有强烈人民性的杰出民歌。这一时期的民歌,除了具有广泛的内容以及清新、明快、朴素的语言外,在形式上也比以前更为自由、活泼。从《魏氏乐谱》所收集的《水龙吟》、《长歌行》,以及明清的传统牌子曲《山门六喜》等歌曲中,可以看出无论在歌词、曲体结构、曲调的表现能力等方面都已经大大丰富。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人民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中国民歌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反帝反封建的战斗主题便成为它新的特点和历史使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主，赋予了民歌新的生命，民歌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美好的前景，展现在人们的眼前，这正像一个人在经过艰苦跋涉的沙漠旅行后，突然看到了碧波万顷的大海，人们的情绪激动了，歌不断从激动的心头流出来。人们用歌声唱出了对党、对毛主席、对新生活的无限热爱。人民创作了如《东方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浏阳河》《八月桂花遍地开》等传世之作。 民歌在新中国的土壤上得到培育，像春天田野里的野花，连片密布，摇曳生姿。社会主义民歌创作的沃野展现在眼前，劳动人民的歌声冲天而起，响彻云霄。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民歌的搜集整理工作，先后派出工作组对全国的传统民间文化，尤其是民风进行大范围的抢救挖掘工作。自1984年起，又开展了编辑《中国歌谣集成》工作。通过这些大规模的活动，使得流传于民间的歌谣得以典藏保存，为丰富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民间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美国的文化对比上说（中、英、欧洲大陆等）都比较短；在我们听到一些美国怨曲、跳舞音乐、爵士乐曲外，在乘接中、西部人民的心灵，我们会听到不少第二代美国本土人民的心曲，拓荒者的Country Fork Music，好像Woody Guthrie's ；‘This land is my land'、 Oh Susanna、Michael, Row the Boat ashore等等，此为典形的美国民歌。而 The Weavers (Pete Seeger)、The Kingston Trio、The Highway Man等可以说我所认识的是美国民歌的先驱。

至於被称为美国现代（六十年代称之为现代，而我们2004年被称为处于后现代的尾声） ；民歌之父的是Bob Dylan。 Bob Dylan ；之所以被称为'现代民歌之父'，是因为其在六十年代首先以他典形反叛、控诉加上其如诗的文字( lyric) ；写出了不少能代表当代美国土地、文化，新一代知识分子、年青人的心态的乐曲。 ；而该等文字、歌曲，又真的能直接、间接及一代一代地影响著美国甚至世界各地的文化（不止于音乐文化）。

Ps ；至于其他大家能常常听到的西方民歌手有：，PPM最喜欢的（相信是） Peter, Paul and Mary, Simon and Garfunkel, Donovan, Joni Mitchell, John Denver等等，

天问》赏析

《天问》是屈原的代表作，全诗373句，1560字，多为四言，兼有三言、五言、六言、七言，偶有八言，起伏跌宕，错落有致。在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作品里，《天问》是一篇非常独特的诗篇。这是因为，该作品乃是一种空前绝后的文学形式，全文自始至终，完全以问句构成，作者或一句一问，或两句一问，或四句一问，一口气对天、对地、对自然、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提出173个问题，层层设问，用提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念和价值取向，情理交融，声情并茂，宛若梦笔生花，令人读来兴趣盎然，绝无枯燥之感。因此，清代学者刘献庭在《离骚经讲录》中赞其为“千古万古至奇之作”。

关于《天问》题名的含义，大多数人都同意王逸的观点，天问就是问天，由于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古人相信，天乃万物之总名，亦是统理万物之主宰。因此，问天也就是问自然问社会问万事万物。

或许，天问也可以指代天发问，创造万物的天，对自己创造出来的事物产生了怀疑，因此屈原要代天提出问题。其实，大自然尽管五彩缤纷千奇百怪，但是它并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思考中的人。也就是说，真正产生疑问的是屈原自己，是屈原对自己原来的知识体系提出了问难、质疑和责问。显然，这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自问，其关键在于，屈原不是仅仅要提出问题和寻求答案，而是要从根本上对原命题进行诘问、怀疑和否定。从这个角度来说，对待屈原在《天问》中提出的问题，是不能够像柳宗元的《天对》那样简单地一对一的回答的。

从文章的形式上来说，《天问》以提出问题为作品字句的主要结构，并不是凭空或偶然出现的，而是在我国民间诗歌中的对歌、提问题、考知识、斗智慧的基础上集中提炼形成的。众所周知，我国大量的民间歌舞，诸如北方的《小放牛》、南方的《刘三姐》，经常采用问答形式来传播知识、传递感情。其中有一些民间歌曲，例如《盘花歌》、《问根生》，几乎从头到尾都是在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

《盘花歌》，布依族民间歌曲，通常以四季、十二月为序，青年男女以花寓情，内容以花为核心，相互盘问种花的过程和经验，涉及各种生产、生活知识，流行在贵州惠水一带。苗族民间歌曲，借花盘问，或以花比喻对方，两句为一段，三段成一首，流行在贵州望谟一带。

《问根生》，土家族巫师在傩坛、祀神仪式上所唱的宗教歌曲，流行于贵州铜仁地区。表演形式为巫师彼此相互问答，一唱众和，内容涉及伏羲、五岳、六十甲子、十二月花、傩爷傩娘的来历，冲傩还愿等根生内容，以及各种神祗、法器、服饰、道具、生产技术、生活知识、历史典故，均是互相盘根问底的主题，因此又称《盘歌》。显然，出身于巴族（后裔即土家族）巫师的屈原，对此应当是耳熟能详的。

至于屈原撰写《天问》的灵感和原由，王逸在《楚辞章句》里有一段绘声绘色的描述：“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 ，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 ，及古贤圣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舒泻愁思。”于是屈原“因书其壁，呵而问之”，遂成《天问》。

或即倍谲、背谲、背穴，原指日晕、日冕、日珥的形状，引申为形状诡异奇特。《吕氏春秋·明理》：“其日有斗蚀，有倍谲，有晕珥。”高诱注：“倍谲、晕珥，皆日旁之危气也。在两旁反出为倍，在上反出为谲。”我国对日冕的观测，已见于公元前14世纪的甲骨卜辞中。

有趣的是，王逸称屈原“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云云，言外之意是屈原过去并不知道楚国有庙堂，庙堂里有壁画。显然，如果屈原真的是出身于楚国望族，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因此，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进一步证明了笔者的观点，即屈原实际上是出身于楚国的少数民族巴族，只有这样他才会被楚国庙堂壁画的内容所震惊，并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从而撰写出千古奇文《天问》来。

那么，楚国庙堂里真的有壁画吗？答案是肯定的。人类开始绘画的历史目前已经追溯到数万年前，我们有理由相信，凡是能够画上图案的材质，当初人们都曾经尝试过，并由此而形成了种类繁多的绘画品种。例如人体画、服饰画、陶器画、木器画、石器画、金属器画、皮画、帛画、纸画（画面尺寸相对较小），以及岩画、地画和壁画（画面尺寸相对比较大）。

一般来说，古代绘画内容，一是为了宗教或巫术目的，二是为了记述历史，三是为了传播知识。例如，我国畲族有一种古老的歌舞，名叫功德舞，亦称祭祖舞。每年农历正月初八祭祖，每三年举族大祭祖，以及丧葬仪式，都要由年长者主持，请师公（巫师）和祭祖者（丧葬仪式为八人），在祖先画像前，唱祭祀歌，跳表现祖先功德的舞蹈，众人随之共舞。祖先画像又称祖图，通常为长卷式，绘画内容为本民族起源与迁徙的传说。

我国岩画分布地域非常广，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内蒙古的阴山岩画，宁夏的桌子山岩画和贺兰山岩画，江苏连云港的将军崖岩画，以及西北地区（新疆、甘肃、青海）岩画、西南地区（西藏、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岩画和福建台湾岩画，此外牡丹江亦发现有岩画。多少令人有些奇怪的是，在文明发达甚早的中原地区（包括河北省、河南省、陕西省、山西省、山东省、安徽省、湖北省）的太行山、吕梁山、秦岭、熊耳山、伏牛山、泰山、大巴山、荆山、大别山等山脉却几乎不见有过什么样的岩画（吉林、辽宁、湖南、江西、浙江、广东、海南亦未发现岩画）。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这里的人们很早就发展了地画、壁画等艺术形式，因此也就不需要在岩壁上绘画了。

在我国，地画和壁画（包括墙壁、天花板）是两种相当古老的绘画形式，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先夏时期（通常所谓的新石器时代）。我国地画首次发现于1982年10月，当时考古工作者在甘肃省秦安王营大地湾文化遗址发掘中，在一处房屋居住面上方发现一幅用碳黑颜料绘制的地画，画面范围东西长1·2米，南北宽1·1米，图案为舞人和陈牲，现存画面有两个人物像，画像人物高约33厘米、宽约14厘米，状似一男一女翩翩起舞，绘画时间距今已有5000多。陕西省绥德小官道龙山文化遗址（距今4000多年前），一座半地穴式房屋后室的中央部位的地面上，也发现一幅黑红色装饰画，现存的椭圆形图饰，东西宽1·3米，南北长1·5米。此外，我国先民还创造有地面摆塑画，用贝壳或石块摆塑成动物、人物或星座等图案，例如著名的河南省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距今6000多年前）的墓葬里出土有贝壳摆塑成的龙虎图案画、虎背卧鹿画、龙头蜘蛛画、人骑龙背画，它们也可以归入地面画。

我国壁画最早见于5000多年前的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在出土的墙壁残块表面绘有几何形纹图案画，系赭红间黄白色交错三角形图案。遗憾的是，由于我国古代建筑绝大多数都是土木结构，难以持久存在；因此，随着古代建筑物的坍塌，建筑物内的壁画也随之烟消云散，了无踪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古人不曾在庙堂里、墓室内广泛地绘制过壁画。

丁晏在《天问笺·自序》中指出：“何以知其呵壁也？壁之有画，汉世犹然。汉鲁殿石壁，及文翁《礼殿图》，皆有先贤画像。武梁祠堂有伏戏、祝诵、夏桀诸人像。”事实上，许多典籍都记载有古代壁画，《汉书·霍光传》提到周公负成王图，《汉书·成帝纪》记有：“元帝在太子宫生甲观画堂。”应劭注：“画堂画九子母。”《汉书·叙传》称：“时乘舆幄坐张画屏风，画纣醉踞妲己作长夜之乐。”《文选》载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云：“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

《太平广记》卷210引《王子年拾遗记》：“秦有烈裔者，骞霄国人，秦皇帝时，本国进之。口含丹墨，喷壁以成龙兽。以指历地，如绳界之。转手方圆，皆成规度。方寸内有五岳四读，列国备焉。善画龙凤，轩轩然惟恐飞去。”这是目前能够见到的，有关绘制壁画的有名有姓的画家的最早记录。

有必要指出的是，《天问》的内容与《山海经》有许多相近相合的地方。《山海经》是由帝禹时代的《五藏山经》、夏代的《海外四经》、商代的《大荒四经》和周代的《海内五经》合辑而成的，相传《山海经》原本有图，如其不谬，那么《山海经图》也有可能曾经被绘制在上述历史朝代的庙堂墙壁上（常见的说法是，山海经图被铸造在九鼎上）。

屈原创作《天问》长诗的时间，没有留下记载。从作品内容和作者流露的情感来看，当在创作《离骚》、《九歌》、《招魂》之后。这是因为，《天问》既没有像《离骚》那样娓娓道来，也没有像《九歌》那样全身心的敬天娱神，而是对天意对人事咄咄发问；显然，当诗人有了《天问》所传达的精神和认识之后，是不可能再写出《离骚》和《九歌》那样的作品的。

同理，《天问》是作者在人生命运发生巨大转折时产生的巨大疑问，而《九章》诸篇则大多是作者已经遭受人生重大打击后的情感记录，因此《天问》也只能作于《九章》之前。

由于屈原出任左徒和三闾大夫的时间，是楚怀王在位或活着的时候，而屈原遭受人身放逐的重大打击，则发生在楚顷襄王新就位至楚怀王客死秦国之际。据此，我们有理由推论，在楚怀王被扣留秦国直至客死秦国期间，在如何对待楚怀王的问题上，屈原与顷襄王、令尹子兰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屈原在为楚怀王主持完招魂仪式后，怀着悲痛和疑惑的复杂心情，再一次进入楚国庙堂，面对庙堂里的壁画，结合自己亲身经历目睹的社会现实，终于开始对天命有所怀疑和质疑，对自己曾经接受的知识体系产生疑问和困惑，并由此一发不可收拾，满腹疑惑一股脑倾泻出来，从而一气呵成写出千古名篇《天问》来。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记有：“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那么，令尹子兰究竟是“闻之”什么事情会“大怒”呢？顷襄王又因何“怒而”一定要放逐屈原呢？一般来说，屈原虽然与顷襄王、令尹子兰存在政见分歧，但是屈原并不对他们的权力构成威胁，没有必要非将屈原驱逐出国都之外、流放至荒野之中。

有鉴于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令尹子兰“闻之”的不是别的什么事情，而正是《天问》一诗。当子兰读到屈原的《天问》时，对其不敬天的言词大为震怒，于是指使上官大夫等人在顷襄王面前进一步谗陷屈原，并促使顷襄王决意放逐屈原。道理很简单，怀疑天命、质疑天的绝对权威，指责历代昏君，都可以被引申为对顷襄王的怀疑和质疑，这是顷襄王绝不能容忍的。

《天问》的内容及其结构和层次，可以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自然结构提出问题，自首句“曰遂古之初”，至“乌焉解羽”，共计112句，69个问题。首先对宇宙起源、天体结构和日月星辰运行发问（44句，27问），接下来对大地结构和鲧禹治水、羿射十日等事件发问（68句，42问）。

第二部分是对社会历史提出问题，自“禹之力献功”，至“卒无禄”，共计244句，96个问题。首先从禹的婚姻问起，对夏代的历史发出一系列问题（64句，22问），接下来对商代历史（涉及女娲、尧、舜和吴国的历史故事）提出一系列的问题（76句，29问），然后对周代历史直至春秋战国若干事件提出一系列问题（104句，45问）。

第三部分是尾声，自“薄暮雷电”，至“忠名弥彰”，共计17句，8个问题，内容主要是联系自己的遭遇，阐述屈原个人的感慨。

有必要说明的是，从目前的《天问》版本来看，同一历史事件或同一人物的故事，往往分散出现在诗篇的不同段落里，这就表明《天问》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可能发生过错简，也可能丢失了一些文字。为了方便有兴趣的读者深入了解这个问题，作者特意将调整后前后次序的《天问（修订本）》附录在后，以供对比查阅。

通过这些问题的提出，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屈原都在思考什么样的问题？而且还能够了解到他思考问题的深度达到了什么样的层次？而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困难，也更伟大，因此也就更需要智慧。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非常发达和先进，例如中国人最早开始使用火，最先发明养蚕缫丝技术，最先发现磁性现象，最早进行大规模的地理考察活动，等等。其中，被古代典籍记录下来的周代以前（包括周代早期）的重大科学技术成果，主要有《尚书·尧典》的天文历法物候学，《尚书·禹贡》的经济地理学，《尚书·洪范》的物质结构五行学说，《山海经》的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物产地理学，以及《周易》的数理符号学，等等。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学术界的思想异常活跃，诸子百家纷纷提出了各自新的学说。其中有代表性的学说包括，《老子》提出的宇宙物质起源学（有生于无），《墨子》进行的光学（小孔成像原理）、机械学研究，《庄子·天下》记载的各派学说（涉及到物质的微观结构和宏观结构等多方面的数理逻辑思辨课题，诸如原子论、相对论、运动论、多维空间论等等，可惜各学派学者的原著已经失传），《计倪子》记载的气候经济学（根据木星12年绕太阳一周所引起的降雨量周期变化，提前准备开展相应的经济贸易活动），以及《尸子》记述的平面几何、测量学，《列子·汤问》等篇关于天地结构、宇宙万物、远方异国的种种思考和忧虑（杞人忧天），等等。

对比之下，屈原在《天问》中提出的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与春秋战国其它学者相比，有着许多新的内容和特点；其中有些思考，即使在今天仍然有着现实的价值。

1 、提出了信息传输问题：“遂古之初，谁传道之”？没有人类的时候，天地形成的信息是如何传输的呢？这个问题今天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2 、提出了认识论的问题：“上下未形，何由考之”？人的思维是一种建立在符号体系上的思维，而符号只能描述具体的有形的事物，难以描述无形的事物，而这正是人类认识宇宙起源的一个重大障碍。

3 、关于九天，王逸在《楚辞章句》解释为：“九天，东方昊天，东南方阳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东北方变天，中央钧天。”不过，这种解释并不符合屈原所说的天有九重。

事实上，我国古人很早就产生了天有九层的观念，但是最早见诸于文字的是《天问》的“圆则九重，孰营度之”、“九天之际，安放安属”。这里涉及到宇宙的空间深度和天上物体彼此之间的距离问题，从视觉直观的角度来说，古人所说的九重天大体可以分为如下九个层次：距离大地最近的是云雾雷电（我国古代经常把气象归入天文现象），然后是月亮，接下来是内行星（水星、金星，它们能够出现在太阳之前，形成凌日现象，表明它们比太阳近）、太阳、外行星（火星、木星、土星）、彗星、亮的恒星、暗的恒星，最遥远的是模糊的星云。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古代天文学非常发达，七八千年前就能够根据四颗恒星判断四季（尧典四星），4000年前就已经测定出木星12年绕太阳运转一周，最早的日食记录、太阳黑子记录、哈雷彗星记录，以及最早的星表（战国时代甘德、石申编制）都出现在中国。

《天问》涉及的地理知识和地理范围，也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内容。其一，“东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顺椭，其衍几何？”这里涉及到地球赤道直径与两极直径的长短问题，以及大地的曲率问题，表明当时人们已经有了大地是球体的观念。其二，“日安不到？烛龙何照？”这实际上描述的是极地（对我国来说是北极）地区每年有半年时间没有阳光照射的现象。其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这可能是我国古代有关南半球情况的最早记录。

有趣的是，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唯独屈原的著作出现了许多与《山海经》相同的内容，例如烛龙的故事、巴蛇吞象的故事等；这或许可以表明，自从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之后，只有楚国的大臣才有机会读到《山海经》。

《天问》涉及的历史内容，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在这个问题上，许多学者都赞成郭沫若的观点，即凡是《天问》出现的内容，都可相信是先秦的真实资料。

姜亮夫在《屈原赋校注》、《楚辞今绎讲录》等书中认为，《天问》讲夏代历史二十多条，商代历史十二三条，周代历史八九条，尤详于禹启夏初；因为楚是夏的后代，夏起自西北，后分两支，一支沿黄河东下，至今日西安、郑州一带，即周；另一支沿汉水南下，是为楚国；屈原心目的旧乡，即老家是在昆仑；楚国典籍《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失传后，北儒所记历史便成了正统。

此言或不无道理，关于楚是夏的后代，可以补充的内容是，鲧死后化为熊，禹治水开山时亦曾化为熊，而楚的先祖则多以“熊”为名，表明他们都是以熊为图腾的民族部落，并源自黄帝部落联盟中的有熊氏。需要说明的是，所谓楚国典籍《三坟》等，原本属于周王室收藏的历代典籍，于公元前516年被王子朝携带到楚国后，北方学者便没有机会读到它们了。此外，姜亮夫对《天问》有关历史朝代的统计数字，不知有何依据和标准。

当然，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屈原没有提出的历史问题意味着什么？例如，《天问》里没有对炎帝、黄帝、太昊、少昊、颛顼的故事提出问题。显然，这表明屈原对历史问题是有所选择和取舍的。其中，太昊是楚国祭祀歌舞《九歌》的主神东皇太一，颛顼是楚人的先祖，屈原不对它们提出疑问，应当是出于尊重的考虑。由于少昊是巴人的先祖，而屈原出身于巴人家庭，因此不对少昊提出疑问，也是可以理解的。

问题是，屈原为什么没有对炎帝、黄帝的事迹置一词发一问？这多少让人有些不解。这是因为，屈原已经追问到人类的起源“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并谈到了先夏时期的尧、舜、喾、简狄、后稷、彭祖的故事，也提到了昆仑山，然而就是不提炎帝、黄帝，而且在屈原的其它作品里也没有提到炎黄二帝（《远游》提到轩辕、太昊、炎神，但是《远游》并非屈原的作品，而是汉代人所作）。或许，屈原认可的历史，取自《尚书》，而《尚书》就是以尧、舜时代为历史的开篇。

我们知道，屈原对历史问题的关注，其核心的疑问在于“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意思是，上天既然授命一个君王治理天下，为什么又要用别人取代他？这个问题的潜台词是，楚国君王受命管理楚国这片土地，已经有许多年了，难道现在是皇天要让别人（秦国）来取代楚王了吗？

因此，屈原在《天问》的尾声，尽乎绝望地说：“厥严不逢，帝何求？！”意思是，楚国的江河日下已经难以挽回了，我对上天还能再要求什么呢？也就是说，屈原对祭祀巫术在保佑楚国的作用问题上，已经彻底地丧失了信心。

有鉴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楚顷襄王兄弟在读到《天问》后，会如此地震怒，一定要把屈原放逐江南而后快。这是因为，屈原作为楚国的主祭师（相当于西方的大主教），如果他的宗教信仰产生了动摇，显然会严重威胁到楚顷襄王的统治权的，因此也就不能再继续担任三闾大夫之职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巫风甚浓的楚国，首先觉悟到巫术不能挽救楚国的不是别人，而正是巫师出身并长期担任楚国主祭师的屈原。在这种情况下，屈原撰写《天问》的目的，就不仅仅是发泄个人的疑问，而是为了教育楚国的君臣“悟过改更”，放弃单纯依赖巫术的心理，改变任人唯亲的现象，重新走上革新政治、变法图强之路。

不幸的是，屈原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得到楚国君臣的理解，反而因言获罪，受到了更残酷的打击，屈原被彻底剥夺了参与国政的权力和机会，并被迫长期离开了郢都，从此踏上流浪沅湘之间的凄风苦雨之途。

说明：本文系《屈原诗歌解读》的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