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的版本类型 自从图书产生以来，特别是自从版印图籍产生以来，从内容、性质、形式等方面派生出许多版本类型和版本称谓。主要有：稿本、写本、抄本、刻本、活字印本、官刻本、坊刻本、私宅刻本、家刻本、自刻本、监刻本、经厂本、内府刻本、藩府刻本、殿本、局本、聚珍本、套印本、百衲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初刻本、重刻本、翻刻本、影刻本、重修本、递修本、朱蓝印本、四库底本、毛抄本。 稿本 古书版本著录中运用稿本概念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指手稿本，二是指清稿本，三是指修改稿本。手稿本指的是由作者自己亲笔书写的自己的作品，判断这个极不容易，没有绝对把握，不敢运用手稿本的概念。清稿本指的是誊清的书本。誊清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由作者自己誊清，这在实际上应该归入手稿本；另一种是由别人誊清，实际上这已不具备稿本性质。故对清稿本概念的运用要特别慎重，不能以今度古，把现代人关于稿子的概念硬加在古稿本的头上去。修改稿本指的是在誊清的本子上又由作者亲笔加以修改。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自己誊清后自己又作修订，这在实际上又应归于手稿本；一种是别人誊清后作者亲笔加以修订，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用修改稿本的概念。这三种概念在通常的古书著录中都见有人运用，但在实践上并不十分确切，且容易造成混乱。国家图书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只用“稿本”一个概念，将作者亲笔书写、誊清、修改的情况，通通包容在“稿本”概念里边。而对由别人誊清的书本，则以“写本”或“抄本”称之；别人誊清作者自己亲笔修改的书本，则仍以“写本”或“抄本”称之，紧接着于其后注明某某校改。 写本 写本是相对于稿本、抄本和印本的名称。在古书版本著录中，凡运用写本概念，大约也有三种情况。一是时代早。唐以前，书籍生产都靠手写传抄，无所谓刻本印本，故统称为写本。人唐以后，刻本书渐行，至宋而盛。然唐宋所处的时代仍是较早，故唐宋时期手写传抄的书籍，仍称为写本。元以后传抄的书籍，便以抄本名之了。二是地位高。无论时代早晚，印本书是否盛行，一书的传抄凡出自名流学者之手，往往也要以写本名之，而不称其为抄本。三是涉及宗教。凡是抄写佛经、道经，抄写者常是为了还愿或做功德，有对宗教的崇信和虔诚包容在里边，故只称其为写经，而绝不称为抄经。至于早期写经生抄写的经卷，虽不是为了自己还愿做功德，而是为了佛门的善男信女们买去还愿，但由于其抄写时代早，也只能以写本名之。至于自己著作，自己抄写流传，那就不论其时代早晚，地位高低，便一律以稿本名之了。 抄本 在古书版本著录中，抄本的称谓经常应用，经常出现。除了写本、稿本之外，凡依据某种底本而再行传写者，均可以抄本名之。 刻本 刻本，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及《经典释文》。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兴，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在发展过程中，因时代不同，又有宋、辽、西夏、金、蒙古、元、明、清刻本的不同称谓；因地域不同，又有浙刻本、蜀刻本、闽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细分，又有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衢州本、潭州本、赣州本、池州本、建阳本、麻沙本、崇化本、平水本、眉山本等不同称谓；因出资和主刻性质不同，又有官刻本、私刻本、家刻本、自刻本、坊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区分，又有内府本、监本、府州军本、仓台本、计台本、殿司郎局本、公使库本、郡斋郡庠本、兴文署本、广成局本、行中书省本、各路儒学本、书院本、司礼监本、经厂本、藩府本、布政司本、廉访司本、殿本、局本等不同称谓；因刻版形态不同，又有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技术不同，又有墨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早晚不同，又有初刻本、复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重修本、递修本等不同称谓。总之，什么时代、什么地区、什么单位、什么部门刻的书本，就可题为某某时代、某某地区、某某单位、某某部门刻本。 活字印本 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均称活字印本。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南宋的周必大，蒙古太宗十三年至海迷失后三年(1241-1250)时期的姚枢，清道光十二年(1832)的李瑶、二十四年(1844)的翟金生，都曾依据毕昇泥活字印书的原理，自制泥活字，实践并光大了泥活字印书的创举。元大德年间(1297-1307)，农学家王祯又制成了木活字，并印刷《旌德县志》。此后，木活字发展较快，非但有汉文木活字，还有西夏文、回鹘文木活字。进入明、清，木活字书普遍流行，江南各省的祠堂常用木活字排印宗谱。还出现了串乡走镇专为人排印家谱的谱匠。明崇祯十一年(1638)以后，北京朝廷发行的“邸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清代无论官署、私宅、坊肆，木活字印书更为普遍。规模最大的是乾隆时期用木活字排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凡134种。金属活字包括铜、锡、铅活字，其中以铜活字印书较多。明朝弘治、正德时期无锡华、安两家的铜活字印书最有名，清雍正年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是规模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著录活字印本，就要根据不同材料的活字，采取不同的著录称谓，如泥活字印本、木活字印本、铜活字印本等。 官刻本 官刻本是指清及清以前历代出公帑或由国家某种机构、单位主持雕印的书本。中国雕版印书始自唐朝。自五代起，始由国子监校刻经书，开官刻本之先河。两宋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司、局、殿，地方各府、州、县、军官署，各府、州、县学，各地仓台、计台、公使库；元代兴文署、广成局、中书省、行中书省、各路儒学、各地书院；明代两京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内府各监，各藩府，各布政使司，各府、州、县衙署，各级各地学校；清代武英殿、内府各监、中央各部、地方各级行政、文化机构、各省官书局等，凡由这些单位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均可称为官刻本。但在著录实践中，历来不采用“官刻本”这种称谓，而是将其分解，具体著录。国子监刻的书就称为国子监本，公使库刻的书就称为公使库刻本，经厂刻的书就称为经厂刻本，武英殿刻的书就称为武英殿刻本等。 坊刻本 坊刻本指唐至清历代各地书坊刻印的书本。书商编刻图书并经营书业的书坊，唐代已经出现，至两宋而兴盛。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都开有很多书坊、书斋、书轩、书林、书堂、书肆、书棚、经籍铺、纸马铺等。四川、两湖、江、浙、皖、赣、闽，尤其是福建建阳的崇化、麻沙等，也都有很多书坊。元代四川书坊衰落，山西平阳(今临汾)书坊兴起，福建书坊继续发展。明代南北两京，苏州、扬州、杭州、徽州、常熟、建阳，仍是书坊林立。清代书坊遍布全国各地，但有的已是单纯经销并不编刻图书了。所有历代这些书坊刻印的书，都可以称为坊刻本。但在版本著录的实践上，一般不使用坊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唐刻《陀罗尼经咒》，便著录为“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本”，《十七史》便著录为“明毛氏汲古阁刻本”等。 私宅刻本 私宅刻本指历代私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本。私宅家塾刻书的性质，与书坊刻书不尽相同。书坊刻书以出售营利为主要目的，私宅、家塾刻书多出于对圣贤、先辈、师友的崇尚，要推广某种思想和学说。明、清私宅刻书，有时也为了传布某些罕见的版本。但在版本著录实践上，一般并不使用私宅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宋黄善夫家塾之敬室所刻的《史记》，便著录为“宋黄善夫家塾刻本”；宋蔡梦弼东塾刻印的《史记》，便著录为“宋蔡梦弼东塾刻本”；宋蔡琪家塾之敬室刻印的《汉书集注》，便著录为“宋蔡琪家塾刻本”；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印的《韩柳集》，便著录为“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元代天历间褒贤世家家塾刻印的《范文正公集》，便著录为“元天历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 家刻本 家刻本指历代自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己家人著作的书本。家刻本与私刻本性质不同。家刻本的实施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出资委托书坊，按自家满意的版式行款刻印；一种是自备木板，召雇刻印良工上门，让他们按自家的意愿设计行款版式刻印。这两种方式雕刻的书版都归自家所有，自家收藏。故古书雕版处与藏版处不全都一致。家刻本多为家族中晚辈实施，故校勘刻印一般都比较好。 自刻本 自刻本指历代由作者自己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撰的书本。从出资的角度看，与家刻本性质近似；从所刻书的作者看，则与家刻本绝然不同。家刻本的作者范围限在本家族中，自刻本的作者仅指作者自己。自刻本始自五代和凝。《旧五代史·和凝传》说他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五代以后，历代都有自刻本行世。自刻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者自己委托书坊或召雇雕印工匠，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版式行款，施刀镌印；一种是不但自己出资，还要自己写样上板，然后委托书坊或召雇工匠刻印。所以自刻本一般都校勘精审，刻印精良，若是作者自己手写上版，就更为珍贵。清代郑板桥号称诗、书、画三绝，他自己写样上版雕印的自著《板桥集》，堪称艺术珍品。 监刻本 监刻本亦简称监本，指历代国子监刻印的书本。国子监，亦称国子学，简称“国学”，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后唐朝长兴三年(932)，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到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九经》全部刻完，前后历时21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国子监祭酒尹拙奏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经典释文》，刻板印行。宋代国子监的刻书规模和刻印范围，都比五代时要大得多。景德二年(1005)，距建国仅40余年，经、传、正义皆经过校勘，刻板印行。所集书籍版片10万余块。到北宋末年，正史亦由国子监全部校刻行世。南宋国子监所刻的书并非都是本监所雕，很多是本监校勘后下各地镂版。如《七经正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诸书，都是由杭州镂版进呈。宋代国子监除主刻正经、正史外，还以医方一字差误，其害匪轻，故重要医籍也由国子监分官详校，镂版颁行。如《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补注本草》、《图经本草》等，宋代国子监都曾校刻行世。元代的中央刻书机构是兴文署和广成局，属秘书监，不属国子监，故无监本之称。明代南京、北京都设有国子监，刻书数量甚多。清代纂修校刻书籍多数在武英殿。清代国子监仅刻过极少的书。对于历代国子监所刻的书，均可著录为各时代的国子监刻本。 经厂本 经厂本专指明代经厂所刻印的书本。经厂是司礼监所属的机构，专管经书印版及印成书籍、佛经、道藏、蕃经等。经厂设掌司4员或六七员。经厂规模随着司礼监的权限及规模的扩大而扩大。洪武时内府有刊字匠150名，每二年一班；裱褙匠312名，印刷匠58名，一年一班。嘉靖十年(1531)，调整精简过内府匠役，实留12255名，著为定额。其中司礼监占有1583名。而专事书籍刻印者为：笺纸匠62名，裱褙匠293名，摺配匠189名，裁历匠80名，刷印匠134名，笔匠48名，黑墨匠77名，画匠76名，刊字匠315名。总为1274名。据极不完全统计，明代司礼监经厂前后刻印的经、史、子书、祖训、圣训，以及《四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等内书堂课本，达168种。经厂本特点是开本大，印纸精，行格疏，字体大，粗黑口，铺陈考究。但由于出自内宦之手，校勘不精，故不为学人所珍重。 内府刻本 内府刻本这个称谓很不科学，很不确切。但历代相沿，版本著录和行文中又常出现这个提法。唐代有内府之役，它是指划归五府三卫和东宫三府三卫管辖的折冲府，下设若干监，分管内廷庶务。所谓内府刻本，并不专指由内务府各监所刻的书本。实际上，历来在运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时，其概念都是指中央各部院衙署和内廷各部门所刻的书本。或者说是指官刻本中，属中央国家机关所刻的那一部分书。所以在使用这个称谓时要特别谨慎，凡能考出具体刻书单位者，均应具体著录，不能轻易使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 藩府刻本 藩府刻本指明代各藩王府所刻印的书本。明代270余年中，皇诸子受封为王的先后共有62人。受封并且建藩者，共50人。其中有的因获罪夺爵，有的无子封除，只有28个王府与明朝相始终。它们分布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等诸布政行省。 殿本 殿本专指清代武英殿所刻印的书本。武英殿在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迤北。据《宸垣识略》记载，武英殿崇阶九级，环绕御河，跨石桥三，前为门三。内殿宇二重，前贮书版。北为浴德堂，即修书处。 局本 局本指清代各省官书局所刻印的书本。清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之后，以曾国藩创立的江南书局为起端，先后有淮南书局、苏州书局、浙江书局、崇文书局、思贤书局、江西书局、存古书局、皇华书局、福州书局、广雅书局、云南书局、山西书局等相继建立。这些官书局是清代以前历朝所没有的。在晚清的半个多世纪中，这些官书局刻印过不少书，还联合协作刻印过一些书，如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等。有些书校勘精审，刻印精良。像浙江官书局校刻的《二十二子》，金陵书局张文虎校刻的《史记》，就都很有名。在清末的文化事业上，起过一定推动作用。在版本著录上则分别具体称为某书局刻本。 聚珍本 聚珍本亦称聚珍版。指清乾隆时武英殿用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 套印本 套印本指数种颜色套印的书本。中国传统的套印技术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初期阶段是在一块雕好的版片上刷上不同颜色敷印，所以称为敷彩印法。此法起于何时，很难详考。元至元六年(1340)，中兴路江陵(今湖北荆州)资福寺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其经文及卷尾无闻和尚注经图中的灵芝等，均用朱色刷印，注文用墨色刷印。表明14世纪中叶，中国已经有了敷彩印刷的作品，而且迄今仍流存于世。 在套色印刷的启发、推动下，将这种技术继续深化，施于版画，恒版印刷技术出现了。“饾版”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块木板，犹如饾饤，故称饾版。然后逐色依次套印或叠印，最后形成一幅完整的彩色图画。这样印出的作品颜色的深浅浓淡、阴阳向背，几与原作无异。在饾版技术兴起的同时，拱花技法也出现了。“拱花”是用凹凸两版嵌合压印，令纸面拱起花纹，使翎毛、山水凸现在纸面上，看去更富立体感，更具真实性。像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吴发祥的《萝轩变古笺谱》，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所有上述这些套印出来的书，都可称为套印本。且几色套印，就称几色套印本。惟朱墨两色套印，国家图书馆习惯上著录为“套印本”，其他各方面的人习惯上多称为“朱墨套印本”。 百衲本 百衲本，是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起来的书本。这是个借喻性的版本称谓。衲，原义补缀。百衲，指用零星材料集成一套完整的东西。王隐《晋书》说“董威辇于市，得残缯辄为衣，号曰百衲衣”。蔡绦《铁围山丛谈》说“唐济公者号善琴，乃自聚灵材为之，曰百衲琴”。蔡君谟《画锦堂记》说“每字作一纸，裁截布列，连成碑形，谓之百衲碑”。足见“百衲”具有杂拼之义。故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而成的书本，也就名为“百衲本”了。 书帕本 明代官员上任或奉旨归京，官员朋友之间例以一书一帕相馈赠，当时将这种书就称为“书帕本”。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引证《金台纪闻》评论元、明刻书优劣说：“元时州县皆有学田，所入谓之学租，以供师生饩廪，余则刻书。工程浩大者，则数处合力为之，故雠校刻画颇有精者。明洪武初年，将此项学租皆收归国子学，故县学、书院缺乏余资，刻书已不精审。隆庆、万历间，承嘉靖余风，皆喜刻书。但大率刻而不校，甚或妄加删削，以之馈遗当道官员，附之一帕，故有一书一帕之称，是为书帕本。”可见书帕本是明代例行官样礼品，只注意表面装潢，不注重文字内容。 巾箱本 巾箱本，指古时开本极小可以装在巾箱里的书本。巾箱是古时装头巾的小箧。《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五“王母巾箱”条引《汉武内传》，说帝见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书，盛以紫锦之囊。晋葛洪《西京杂记》后序说：“洪家遭火，书籍殆尽，惟有抄本二卷在巾箱中，常以自随，故得犹在。”《南史·齐·衡阳王均》说他“手自细书《五经》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南宋戴埴《鼠璞》说：“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萧均)手写《五经》置巾箱中。”可见无论是手写本书，还是刻印本书，只要是开本较小，于随身携带的巾箱小箧中能够装下，就都可以称为巾箱本。在实践上，与袖珍本概念极难区分。 袖珍本 袖珍本亦指开本较小，便于随身携带的书本。其取义，盖因其开本极小，可藏于怀袖中携带。清代内府刻书集中在武英殿进行。历年雕印经、史所用版片极多，这当中有不少裁截下来的小块木料或版片。“高宗以校镌经、史，卷帙浩繁，梨枣解材，不令遗弃，仿古人巾箱之式，刻袖珍版书。”后世将当时遵照高宗旨意，于乾隆三十年(1765)用零材短板刻成的小版框小开本的《古香斋十种》，就称为袖珍本。直到今天，对小开本书仍常以袖珍名之。 初刻本 凡第一次镌刻的书均可称为初刻本。 重刻本 重刻本是相对于原刻本而言的。凡确知一书是重刻于某本，方可称为重刻本。然其情况复杂，与初刻本相关，没有确切的把握，不能随便运用重刻本的概念。且重刻与翻刻(覆刻)意义相近，容易混淆。重刻本就是将经过校勘的底本重新雕刻，其行款版式可与原底本同，也可以不同。翻刻虽也是重刻，但翻刻则是依底本原式照翻，非但行款字数一仍其旧，甚至讳字、刻工姓氏也照样翻雕。所以在运用重刻本称谓时，一方面要注意它是重刻某本，一方面还要注意它是否为翻刻。 翻刻本 翻刻本也称覆刻本。 影刻本 影刻本是以某一版本为底本，逐叶覆纸，将原底本的边栏界行、版口鱼尾、行款字数等，毫不改变地照样描摹或双勾下来，然后将描摹好的书叶逐一上版镌雕。这样雕印出来的书，因为版样是影摹下来的，对于那个原底本来说，就称为影刻本。影刻本书多发生在影刻宋元本书上。因为宋元本书传至明末清初，已属罕见。为了保存传本，流布久远，便常常采用这种影刻的办法。由于它能保持原底本的风貌，故历来为藏书家和版本家所珍重。 重修本 重修本也称为修补本或修补版。古书版片由于多用梨、枣等硬木，故可流传使用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其间由于屡经刷印或遭受其他灾害，又很容易造成版片的缺损，所以再要进行刷印时，对其中缺损的版片就得重新加以修补。用这种修补过的旧版片刷印的书，在版本著录中就称为“×朝××年××人刻×朝××年重修本”。经过修补的版片，因为时代、刻工、技术的不同，呈现出来的版框、版心及字体风格等，与未经修补的就不尽相同，甚至墨色也显得不同。所有这些都是比较容易鉴别的。 重修本运用在家乘、地志等书时，要特别注意其另外的含义。中国地志之书浩如烟海。每换一任或几任地方官，就常常重修一次该地的方志，载入风土民情、山川地理、物产资源、名胜古迹、建置沿革、地亩四至、先贤仕宦、历朝贡举等新内容，以便掌握该地情况，实施封建管理。但有时因初修不久，有时因财力不敷，没有必要或没有能力另纂新志时，也常常修补旧志版片，或在旧版片的相应内容下增刻新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分别著录：只是修补旧版重新刷印的，应著录“×朝××年刻××年重修本”；若是在旧版本相应内容下增刻了新的内容，就得著录为“×朝××年刻××年增修本”。在著录志书重修本和增修本时，还要特别注意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这是极易发生混乱的地方。就是在版本著录为“重修”或“增修”的两种情况下，其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都只能是原来纂修的时代。若是志书书名前已明确冠有“重修”字样，则这里的重修决非重新修补版片之义，而是此志已经重新纂修之义。 递修本 凡一书版片经过两次及两次以上修补而重新刷印出来的书本，均可称为×朝××年刻×朝××年递修本。这种递修重印的古书在现存的中国古籍中为数还不少。有名的如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的《六经正义》，多数到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就曾两次递修重印过。又如南宋绍兴年间蜀中眉山地区所刻的《眉山七史》，其版片元代以后递有修补。明洪武年间版片移入南京国子监，一直到正德、嘉靖、万历时，还曾修补重印。到清代顺、康、雍、乾时，这套版片还存贮于江南布政使司衙门库中，嘉庆时才毁于火。明南京国子监刻的《玉海》，其版片自正德、嘉靖以后即屡经递修。万历十六年(1588)赵用贤、康熙三十六年(1697)李振玉、乾隆三年(1738)熊木，都曾修补重印。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递修本。 朱蓝印本 朱蓝印本，是指古代书版雕完，在正式刷印之前常要试印，以检查是否有错字和着墨是否均匀，以便进行修整。这时使用的颜色常用红或蓝色，目的在于醒目，便于发现版面上的问题。此种试印的书，红颜色者，就称××刻朱印本；蓝颜色者就称××刻蓝印本。这种印本因为是新版初试，字画清晰，刀法剔透，初印精美，加上印数少，传世罕，历为版本家和藏书家所看重。 四库底本 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卷帙浩繁的大丛书，共收3507种，79337卷。在开馆纂修前及整个纂修过程中，广征天下遗书，故从全国各地进献的图籍数以万计。书到北京，全都送到翰林院点收，加盖翰林院关防，以备选用。有人将这些都称为四库底本，这是不对的。确切的概念，四库底本指的是被《四库全书》收入而作为誊抄底本的那些书，而不是指进过翰林院，钤有翰林院关防，实际却未被《四库全书》录入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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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像飞龙银币也基本开门，拍照片的时候打了闪光，焦距也不对，所以看不太清楚。

压缩文件是各个版本银元的价格

1960年4月，在江苏南京西善桥宫山北麓的一位南朝时期的贵族墓葬中，发掘了一组大型拼镶砖印壁画。全画由648块长方形青砖拼镶而成，分为左右两块，对称分布在主室南北两壁，每块各长244厘米，高88厘米。画 绘有八人，在人物身侧刻有各自的名字。南壁由外侧向内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北壁为向秀、刘灵（伶）、阮咸、荣启期，人物以同根双枝形的树木隔开，共有十株。其中，除春秋时期著名隐士荣启期之外的七人正是古代所谓的「 ”竹林七贤”。因此，此画后来被命名为「 ”竹林七贤及（与）荣启期”。此砖画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也是制作最为精美的砖画之一，被誉为南京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南壁、北壁 一、竹林「 ”无竹”？ 画中的竹林七贤席地而坐，或酣畅饮酒，或弹琴吟诗，无不尽显文人风流。这也与《世说新语》中记载的「 ”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等史实相符。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此砖画及后续其他墓葬出土的「 ”七贤与荣启期”题材的砖画中均未见竹子，画中所画或为柳树，或为阔叶树。就连唐代画家孙位以竹林七贤为题材的《高逸图》中竟然也未见竹子。这一谜团引发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83 年，宋伯胤先生在发表的《竹林七贤砖画散考》中认为有无竹并不重要：「 ”竹林七贤而无竹林，我看是无关宏旨的。” 高逸图（局部） 汪珂欣博士曾对这组砖画进行过比较系统的研究（参考文献1）。她认为：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 ”竹”被解释为「 ”冬生草也”。而「 ”竹林”一词在古籍中最早可见于汉代。《汉书》卷五十七下有「 ”观众树之蓊薆兮，览竹林之榛榛”、「 ”举玉杯藩露，清明竹林之属”的记载。这一时期，「 ”竹林”的含义是由「 ”冬生草”所组成的树林。 「 ”竹林七贤”的说法较早可见于《三国志·王粲传》裴松之注中：「 ”《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在《陶渊明集》中也提及「 ”共为竹林之游，世号竹林七贤”。由此可见，西晋表述的「 ”竹林”仅为树林的一种，并无深层涵义。 竹林七贤 据学者考证，当时七贤居住和活动的地区山阳县（今焦作市）的太行山南部，曾种植有大面积的经济竹林。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也有「 ”渭川千亩竹”的记载。「 ”竹林”有可能为该地区的别称。至东晋随着士林的广泛关注与推崇，「 ”竹林者”才开始逐渐指代「 ”七贤”，如《文心雕龙》有言「 ”浚冲不尘乎竹林者，名崇而讥减也”。 二、「 ”竹林”意象之演变 早年陈寅格先生曾提出「 ”先有七贤，再有竹林”的说法，认为「 ”竹林”这一表述源于西晋末年，是佛教在天竺清修的隐居地的别称，「 ”共作竹林之游”是东晋好事者捏造出来的。但在对佛教译经的检索中，东汉到西晋时期，释迦牟尼讲经说法的地方多译为「 ”竹园”。而在南北朝时期「 ”竹林七贤”广为传播后，佛教译经中译为「 ”竹林”的比例大大增加，往后佛经翻译也基本以「 ”竹林”为主。依此即可判断，此处的竹林应与佛教无关。 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局部） 在「 ”竹林七贤”声名广播之后，「 ”竹林”与「 ”七贤”愈发互相联系，甚至可以互相指代。《避暑录话》曾道「 ”七贤竹林，今在怀州修武县。初若欲避世远祸者，然反以此得名”。「 ”竹林七贤”这一称谓也就流传了下来。在明代仇英的《竹林七贤图》中，所绘制的即是贤人会于竹林饮酒作诗的场景。 《竹林七贤图》（明 仇英） 在此期间，「 ”竹”的意象也发生重大转变。到南北朝时，就出现了以谢朓为代表的《咏竹》诗。此后竹子渐渐脱离了早期舜妃和女子忧怨的意象，成为高傲正直的象征，代表着中国文人坚贞高洁的君子品格，成为「 ”花中四君子”之一。 兰竹图（清郑板桥·局部） 三、林下诸贤 很有意思的是，在《世说新语》中还有一处记载，提出了「 ”林下诸贤”的说法： 林下诸贤各有俊才子，籍子浑器量弘旷。康子绍，清远雅正。涛子简疏通高素。咸子瞻，虚夷有远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遗。秀子纯、悌，并令淑有清流。戎子万子，有大成之风，苗而不秀。唯伶子无闻。凡此诸子唯瞻为冠。绍、简亦见重当世。（《世说新语·赏誉第八》） 不难发现，这里的「 ”林下诸贤”和「 ”竹林七贤”所指代的对象完全相同：阮籍、嵇康、山涛、阮咸、向秀、王戎、刘伶。也就是说，当时世人也称「 ”竹林七贤”为「 ”林下诸贤”。 在东晋僧肇的《答刘遗民书》中也提到「 ”林下”这一意象： 君既遂嘉遁之志，标越俗之美，独恬事外，欢足方寸。每一言集，何尝不远喻林下之雅咏，高致悠然，清散未期，厚自保爱。 刘遗民（白莲社图卷局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僧肇将「 ”林下”与「 ”雅咏”相连，其内涵就不是仅仅是指树林之下，而其「 ”遂嘉遁之志，标越俗之美，独恬事外，欢足方寸”正与竹林七贤的气质相合，颇有《世说新语》所言之的「 ”林下风气”。在唐代释元康撰写的《肇论疏》中将之解释为「 ”喻林下雅咏高致悠然者，晋朝嵇康、阮籍、阮咸、山涛、王戎、向秀、刘灵等七人。在于山阳竹林俱隐。不事王侯，高尚其志。今谓刘公如此也。”就明确将林下的寓意等同于竹林。「 ”林下”与「 ”竹林”相重合的寓意内涵，成为文人雅士常常使用的意象之一。如鲍照《园中秋散》诗中最后四句：「 ”临歌不知调，发兴谁与欢。傥结延上清，岂孤林下弹”，足见「 ”林下”具有与「 ”竹林”相同或相近的内在气质。 文史君说 关于「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中何以无竹的争论，实质是在梳理「 ”竹林七贤”与「 ”竹林”的关系。无论是将竹林作为当时地名的别名还是称其为「 ”林下诸贤”，我们都可以发现，「 ”竹林七贤”的内在特质及内涵并不因此而改变，其重点并不在「 ”竹”，而是那「 ”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文人气质，是七贤赋予了「 ”竹”以新的灵魂，而非本末倒置矣。 参考文献： 1、汪珂欣：《何以「 ”无竹”与「 ”八贤”——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一见》，《中国美术》，2017年02期。 2、王汉：《林下与南朝竹林七贤砖画为何无竹》，《形象史学》，2017年02期。 3、鲁红平：《论「 ”竹林七贤”称号的动态生成过程》，《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4期。 （作者：浩然文史·郑大嵩阳国学会） 本文为文史科普自媒体浩然文史原创作品，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本文所用，除特别说明外都来自互联网，如有侵权烦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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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博物馆就是一部今世的史书，去博物馆旅行获得的是一种穿越时空的旅行，有的人旅行专门喜欢去到每个城市的博物馆。因为在那里可以更好的了解到这个城市的人文，也能让人变得更喜欢这座城市。文物是文化传承的最好载体，关于每座城的历史记忆，文字记载的只是一半，另一半，可能就藏在每座城市的博物馆里。

1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国国家博物馆，简称国博，位于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东侧，东长安街南侧，与人民大会堂东西相对称，是历史与艺术并重，集收藏、展览、研究、考古、公共教育、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国博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国家博物馆总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藏品100余万件，展厅48个。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是中华文物收藏量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观众持身份证即可直接进入参观。

2故宫博物院

北京故宫博物院是一座中国综合性博物馆，建立于1925年10月10日，位于北京故宫紫禁城内，收藏品包括但不限于明朝、清朝两代皇宫及其收藏。故宫博物院是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是第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世界三大宫殿之一。故宫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一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位，1987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3陕西历史博物馆

陕西历史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座大型现代化国家级博物馆，首批“AAAA”级旅游景点，被誉为“古都明珠，华夏宝库”。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小寨东路91号，大雁塔西北侧。馆藏文物171795万件，其中，一级文物762件，国宝级文物18件，其中2件为首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居中国博物馆前列。

陕西历史博物馆建筑的外观着意突出了盛唐风采，长安自古帝王都，历史上先后有周、秦、汉、隋、唐等十三个封建王朝在此建都，具有丰富的地上地下文物，形成了陕西独特的历史文化风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世界一流博物馆。

4南京博物院

南京博物院位于南京市玄武区中山东路321号，是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简称南院或南博，其前身是民国二十二年蔡元培等倡建的国立中央博物院，是中国创建最早的博物馆、中国第一座由国家投资兴建的大型综合类博物馆。现为大型综合性的国家级博物馆、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首批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

南京博物院文物保护研究所被称为“文物三甲医院”，是中国纸质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截至2018年，南京博物院拥有各类藏品432768件，珍贵文物371032件，珍贵文物数量居中国第二，仅次于故宫博物院。

5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为国家级重点博物馆，是中国建立较早的博物馆之一，也是首批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之一。展馆建筑面积55万余平方米，馆藏文物17万余件。馆藏文物多来自于二十世纪初商丘、洛阳、安阳、开封、淅川、三门峡、辉县、新郑等地的考古发掘，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历代陶瓷器、玉器最具特色。其中国家一级文物与国家二级文物5000余件，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极高，一部分藏品被誉为国之重器。抗日战争期间，河南博物院的部分珍贵文物几经辗转最终被珍藏在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

6山西博物院

山西博物院，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滨河西路北段13号，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培育对象，山西最大的文物征集、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中心。山西博物院展览面积13万平方米，文物库区12万平方米，共有藏品50余万件，以青铜、瓷器、石刻、佛教造像、壁画、书画等颇具特色，其中珍贵文物40282件，包括一级文物2129件，另有图书古籍11万余册。基本陈列以“晋魂”为主题，由文明摇篮、夏商踪迹、晋国霸业、民族熔炉、佛风遗韵、戏曲故乡、明清晋商等7个历史文化专题和土木华章、山川精英、翰墨丹青、方圆世界、瓷苑艺葩等5个艺术专题构成。

7上海博物馆

海博物馆创建于1952年，现址位于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的南侧黄浦区人民大道201号。上海博物馆建筑总面积392万平方米，占地面积11万平方米，地下二层，地上五层，高295米，是方体基座与圆形出挑相结合的建筑造型，具有中国“天圆地方”的寓意。馆名“上海博物馆”为上海第一任市长陈毅书写。

上海博物馆设有11个专馆，3个展览厅，陈列面积2,800平方米。馆藏文物近百万件，其中精品文物12万件，其中尤其是以青铜器、陶瓷器、书法、绘画为特色。收藏了来自宝鸡及河南、湖南等地的青铜器，有文物界“半壁江山”之誉，是一座大型的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

8浙江省博物馆

浙江省博物馆位于杭州市西湖区，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始建于1929年。浙江省博物馆是浙江省内集收藏、陈列、研究于一体的综合性人文科学博物馆，馆藏文物达10万余件。

经过九十余年的发展，已成为浙江省内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人文科学博物馆，形成了包括孤山馆区、武林馆区、沙孟海旧居、黄宾虹纪念室、古荡文物保护科研基地等在内的集收藏、研究、保护、展示和教育等多功能、广范围的新格局。

9湖南省博物馆

湖南省博物馆，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东风路50号，是中国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央地方共建的八个国家级重点博物馆之一、湖南省最大的综合性历史艺术类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始建于1897年，总占地面积49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91万平方米，展厅面积为27万平方米，有馆藏文物18万余件，尤以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商周青铜器、楚文物、历代陶瓷、书画和近现代文物等最具特色。湖南省博物馆共设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和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两个基本展览，定期举行特别展览和交流展览。

10湖北省博物馆

湖北省博物馆筹建于1953年，坐落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湖风景区，是全国八家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之一、国家一级博物馆、出土木漆器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也是湖北省规模最大、藏品最为丰富、科研实力最强的国家级综合性博物馆。1960年，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董必武来馆视察，并亲笔题写馆名。

湖北省博物馆占地面积81909平方米，建筑面积49611平方米，展厅面积13427平方米，有中国规模最大的古乐器陈列馆。湖北省博物馆现有馆藏文物26万余件，以青铜器、漆木器、简牍最有特色，其中国家一级文物945件、国宝级文物16件。越王勾践剑、曾侯乙编钟、郧县人头骨化石、元青花四爱图梅瓶为该馆四大镇馆之宝。

国家博物馆，根据查询航游网显示。

1、对比总建筑面积，国家博物馆总建筑面积为20万平方米，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而南京博物院占地13万余平方米。

2、对比藏品数量，国家博物馆藏品数量有40万件，包括古代文物、近现代文物、图书古籍善本、艺术品等多种门类。其中，古代文物戴品815万套，也是中华文物收藏量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而南京博物院拥有各类藏品432768件，珍贵文物371032件，珍贵文物数量居中国第二。

3、中国国家博物馆简称国博，位于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东侧，是代表国家收藏、研究、展示、阐释中华文化代表性物证的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负有留存民族集体记忆、传承国家文化基因、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使命，也是国家文化客厅，而南京博物院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中山东路321号，是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简称南院或南博，其前身是民国二十二年是蔡元培等倡建的国立中央博物院，是中国创建最早的博物馆、中国第一座由国家投资兴建的大型综合类博物馆。现为大型综合性的国家级博物馆、首批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

1、北京故宫博物馆，坐落于闻名的紫禁城，是我国最大的博物馆，里面收场了大量明、清时期的珍贵物品。北京故宫博物院是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是第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世界三大宫殿之一。北京故宫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一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位，1987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台北故宫博物院（Taipei Palace Museum），又称中山博物院，位于中国台湾省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二段221号，总占地面积160000平方米，其于1965年开馆，并进行多次扩建修缮。台北故宫院，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所藏的商周青铜器，历代的玉器、陶瓷、古籍文献、名画碑帖等皆为稀世之珍。

3、南京博物馆，南京博物院位于南京市，简称南院或南博，是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是中国创建最早的博物馆，第一家由国家投资创办的博物馆。南京博物院位于南京市玄武区中山东路321号，是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简称南院或南博，其前身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蔡元培等倡建的国立中央博物院，是中国创建最早的博物馆、中国第一座由国家投资兴建的大型综合类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