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又称《前汉书》，由中国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中基本修成，由唐朝颜师古释注。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汉书》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这本古籍是《赵正书》，书中记载胡亥的上位是秦始皇授意的，并不是篡位。这一古籍的发现大大颠覆了人们以往的认知，在人们以往的认知中，受赵高操纵的胡亥一直不被人们看好，因为他的昏庸无为导致秦朝的灭亡，认为他的皇位来路不正，但谁曾想竟然是真的。

胡亥是秦朝最后一位君主。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具有历史性意义，可谓是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秦始皇在位期间，实行的统一度量衡、设置军功爵制等措施，为后世的大一统格局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统一文字为中华民族增强了的凝聚力。秦始皇功大于过，可谓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帝王。胡亥和他相比就弱太多了，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所以，人们不禁质疑这真的是秦始皇钦定的接班人吗？

正是因为有此疑惑，人们不仅加入了自己的主观想法，特别是当时还有一位优秀的人物扶苏，扶苏虽然不像秦始皇一样大有作为，但也是一位杰出人物，跟被赵高控制的胡亥相比，更凸显优秀了。胡亥自己本人昏庸无能，还偏听偏信赵高和李斯的话，虽然二人也有贤能，但是若这两人有谋反之心，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但这本《赵正书》却是真实可信的，里面的部分内容与史记重合，最大的不同点便是胡亥继位之事。里面大多记载了秦始皇与大臣的对话，在加上这本书成书于西汉早期，与历史时间相近，更为可信。因此，胡亥不是篡位，而是名正言顺地继位。

你可以看《二十四史》中的宋史。

《宋史》撰修于元朝末年，全书有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计四百九十六卷，约五百万字，是二十五史中篇幅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早在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诏修宋史，因体例未定而未能成书。元朝末年，丞相脱脱主张分别撰修宋、辽、金三史，各自独立，这一意见得到元顺帝的同意，于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三月开局，三史同时修撰。

经过二年半时间，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十月，《宋史》匆匆成书。

《宋史》是在原宋《国史》的基础上删削而成的。两宋时期，史官组织完备，雕版印刷术广泛应用，书籍流传和保存都较为便利，积累了大量史料。这就为元修《宋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由于《宋史》修撰者匆匆急就，在史料的裁剪、史实的考订、文字的修饰、全书体例等方面存在不少缺点，如一人两传，无传而说有传，一事数见，有目无文，纪与传，传与传，表与传，传文与传论之间互相抵牾等，这使它在二十五史中有繁芜杂乱之称。尽管《宋史》存在不少缺点，但是它卷帙浩繁，仅《列传》就有二千多人，比《旧唐书·列传》多出一倍；叙事详尽，就史料的学术价值而言详胜于略。同时《宋史》的主要材料是宋代的国史、实录、日历等书，而《宋史》是保存宋代官方和私家史料最有系统的一部书。

有历史依据，因为古代文献《梁书》明确记载：“扶桑国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即是说扶桑国在汉朝东方2万多里的地方，折合现代的里程为1万5千里左右，这个路程刚好是到夏威夷群岛的距离。

由于《山海经》对扶桑国做过记载，所以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人都想知道扶桑国到底在什么地方。传说扶桑国有一颗无比庞大的扶桑树，上面结满了像蜜汁一样甜的果子，远古时期的10个太阳把这棵树当做自己的家，他们变成三只脚的金乌鸟轮流落在树上休息，每天都有一只金乌鸟化作太阳去人间游览一圈，所以扶桑国也是传说中的日月出入之所。

后人们为了寻找这个传说中的神奇地方，可以说是费劲了心思，其中大多数人会推测扶桑国就是日本岛。因为日本和中国的距离看起来非常符合传说中的扶桑国，而且日本人一向都以日出之国自居，如果把地球划分为南北半球的话，那么日本在北半球确实也属于世界的最东方。但这只是现代人的推测，根据相关古籍记载，日本根本就不是扶桑国，在古时候中国人对日本有单独的称呼叫做东瀛，也是秦始皇时期传说的瀛洲，所以可以确定日本和扶桑国扯不上关系。

但是根据《梁书·诸夷传》的相关记载就能推算出扶桑国真正的位置，这本书记录到扶桑国大概在汉朝首都以东2万多里的地方，倭国也就是日本则在距离汉朝7000多里的地方。把古代里程换算成现在的距离，扶桑国则在汉朝往东1万5千里左右的地方，这个地方在如今刚好是夏威夷群岛，可见在汉朝的时候，人们所认为的扶桑国就是如今美国的夏威夷一带。

中国史书共性特点：都是以编年史的形式存在，晋朝太康年间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也是编年体。东汉末年，荀悦撰成《汉纪》，开创了编年体的断代史。

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编年体的优点是方便考查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了解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还避免叙事重复，《资治通鉴》的成功开创了撰写编年史的高潮。

编年体盛行起来，从而产生了纲目体与纪事本末体。

扩展资料：

按时空分类

通史：连贯地记叙各个时代的史实的史书称为通史，如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因为他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历时三千多年的史实。

断代史：记载一朝一代历史的史书称为断代史，创始于东汉班固的《汉书》。二十四史中除《史记》外，其余都属断代史。

汉语中“历史”一词，学术界多认为乃清末由日语引进而不见于中国古籍。其原因是古人著文力求洗炼简捷，能用单字表述者，则尽量不用双字，故而我中华古籍中名词以单字为多，古代汉语中亦鲜见“历史”一词之身影。大型权威工具书《辞源》中亦不见“历史”之辞条，其“舶来品”身份似成定论。其实不然，就笔者掌握的史料，“历史”一词于中国古籍出现不止于一处，且含义与当今该词汇十分接近甚至等同。中国古籍汗牛充栋，不可胜数，且种类繁多，名目丰富。尤其是先秦时期，史书之名多不用“史”字冠之。据传在先夏时期中国就有四部非常著名的史籍，名《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有楚灵王称赞左史倚相之语：“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由此可见，早在2500年前，楚国左史倚相即已能通上古名著而闻名于朝野，所憾者乃是《左传》对上述四部上古名著之内容与形式未予说明。据称是由孔子所撰《尚书序》中有云：“伏牺（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喾）、唐（尧）、虞（舜）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考虑到广义之“史”乃人类一切活动之记录，由此而论，“坟”、“典”、“索”、“丘”可被看作中国最早史书之名。其后，记事之史一般被称之为“志”，如《夏志》、《商志》、《周志》等等，即中国上古三代之史是也；春秋时，孔子作《春秋》，乃古来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影响深远，其后遂有《吕氏春秋》、《晏子春秋》、《吴越春秋》等效颦之作，“春秋”亦成史书之名；至汉代时，司马迁撰《史记》，班固撰《汉书》，则记、书皆可为史书冠名；后又有称史书为历者，如《吴历》、《晋历》等。在一段时间内，记、书、志等数名曾可并用，如前四史就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而正史中除《史记》外，以“史”为名者，则始于唐代初年成书的《南史》、《北史》。将历和史合为一词而曰“历史”，始见于韦昭所撰《吴书》，中有“（赵）咨曰：吴王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不效诸生寻章摘句而已”之句；《南齐书》之《武十七王传·子响传》中，亦有“二主议加于盛世，积代用之为美，历史不以云非”之语。然较之于“史”字之现身频频，“历史”一词则属凤毛麟角，实难觅其踪迹于典籍之中。至明代万历时，袁了凡作《历史纲鉴补》，将“历史”一词用于书名，影响较大。约在明代末年，日人得之后如获至宝，携至东瀛。后日本学界翻刻该书，流传遂广。至日本更新学制，教育机构选用“历史”一词作为科目名称，其名始大盛。清末民初，我国学界先驱于学术名类方面多受日人影响，如皮锡瑞、章炳麟、夏曾佑诸史学前辈著书立论、传布新知，凡涉及史学时多喜用“历史”一词，国人受其熏陶，“历史”一词遂耳熟能详。其实“历史”即“历代之史”，与“史”字之泛指于含义上完全可以等同并用；而“史学”与“历史学”相较，后者除多耗用一字之笔墨而显得臃肿罗嗦外，实难区别其所指。由此可见，历史一词绝非舶来，而是“出口转内销”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