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上海古籍，这两个是首选，其他的如巴蜀书社，凤凰等也不错。

这只是一般的说法，重要的是你要选择的那本古籍是不是名家整理的，质量如何？有时候小出版社也有好东西，只是这种情况相对少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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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辑收到稿子，要交给排版厂打印成纸稿（原稿），这经手第2个人（编辑算第1个）。

2、打印好后，如果编辑有空就自己看，没空就发给社外编辑逐字逐句进行审查、修改、提出疑问，经手第3个人。

3、社外编辑看完之后，返给编辑，编辑还要看，有问题要返给作者修改，经手第4个人。

4、作者修改好之后，编辑检查没问题了，发给复审——第5个人。

5、复审审查书稿1/4左右内容之后，退给编辑解决问题，编辑解决好之后，发给终审——第6个人。

6、终审审查书稿1/4左右内容之后，退给编辑解决问题，编辑解决好之后，发给总编办，登记、发稿、向新闻出版署申请书号——第7个人。

7、书稿交给排版厂的排版员进行排版——第8个人。

8、排版好之后打印，和原稿一起交给校对人员——第9个人。

9、校对人员按照编辑、复审、终审留在原稿上的修改字迹对比新稿子进行核对，有问题作出标记，核对好之后返给编辑修改、确认，然后再发排版人员修改。

10、这样在校对、排版、编辑之间反复三次，最终没有错误了，才能到出片环节。

以上所有环节就是传说中的“三审三校”。

11、“三审三校”环节进行中，编辑还要请设计人员设计好图书封面——第10个人。

12、书稿片子出好之后（出片人员，第11个人），和封面片子汇到一起，发给印制员审核——第11个人。

13、印制员审核无误之后发给印刷厂开始印刷——第12个人。

14、印刷好之后，工人进行装订、打包——第13个人。

15、打包好的新书，拉到出版社库房，库管员将新书入库等待发货，作者样书送到编辑处——第14人。

16、编辑把样书寄给作者。

出版知识大讲堂>>

战国时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论的汇编初有《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书》、《修书》等名称和本子，西汉末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宋时已有缺佚，由曾巩作了订补。有东汉高诱注，今残缺。宋鲍彪改变原书次序，作新注。吴原师道作《校注》，近人金正炜有《补释》，今人缪文远有《战国策新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帛书，记述战国时事，定名《战国纵横家书》，与本书内容相似。

《战国策》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史学名著。它是一部国别体史书。全书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共33卷，约12万字。是先秦历史散文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

《战国策》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

《战国策》是我国古代记载战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一部最完整的著作。它实际上是当时纵横家游说之辞的汇编，而当时七国的风云变幻，合纵连横，战争绵延，政权更迭，都与谋士献策、智士论辩有关，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书文辞优美，语言生动，富于雄辩与运筹的机智，描写人物绘声绘色，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编辑本段]题解

战国策的作者直到现在也没有确定，原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称。西汉末年，刘向校录群书时在皇家藏书中发现了六种记录纵横家的写本，但是内容混乱，文字残缺。于是刘向按照国别编订了《战国策》。因此，战国策显然不是一时一人所作，刘向只是战国策的校订者和编订者。因其书所记录的多是战国时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因此刘向把这本书名为《战国策》。

北宋时，《战国策》散佚颇多，经曾巩校补，是为今本《战国策》。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

体例

今本共33卷：

战国策卷一 东周

战国策卷二 西周

战国策卷三 秦一

战国策卷四 秦二

战国策卷五 秦三

战国策卷六 秦四

战国策卷七 秦五

战国策卷八 齐一

战国策卷九 齐二

战国策卷十 齐三

战国策卷十一 齐四

战国策卷十二 齐五

战国策卷十三 齐六

战国策卷十四 楚一

战国策卷十五 楚二

战国策卷十六 楚三

战国策卷十七 楚四

战国策卷十八 赵一

战国策卷十九 赵二

战国策卷二十 赵三

战国策卷二十一 赵四

战国策卷二十二 魏一

战国策卷二十三 魏二

战国策卷二十四 魏三

战国策卷二十五 魏四

战国策卷二十六 韩一

战国策卷二十七 韩二

战国策卷二十八 韩三

战国策卷二十九 燕一

战国策卷三十 燕二

战国策卷三十一 燕三

战国策卷三十二 宋卫

战国策卷三十三 中山

共497篇。 所记载的历史，上起前490年知伯灭范氏，下至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

[编辑本段]评价

《战国策》一书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社会风貌，当时士人的精神风貌，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好的历史散文。它作为一部反映战国历史的历史资料，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是战国历史的生动写照。它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纵横家的言论和事迹，展示了这些人的精神风貌和思想才干，另外也记录了一些义勇志士的人生风采。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也非常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期，文学性非常突出，尤其在人物形象地刻画，语言文字的运用，寓言故事等方面具有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

《战国策》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主体上体现了纵横家的思想倾向，同时也反映出了战国时期思想活跃，文化多元的历史特点。《战国策》的政治观比较进步，最突出的是体现了重视人才的政治思想。

《战国策》一书对司马迁的《史记》的纪传体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战国策》历来为研究者称赞其文学价值，但是对它的思想却是众说纷纭。这是由于该书与后世的儒家思想不符，过于追逐名利。而且过于夸大纵横家的历史作用，降低了史学价值。

研究参考书目

• 熊宪光，《战国策研究与选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 ISBN 753660020

• 孟庆祥，《战国策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统一书号：10093•701

• 王守谦，《战国策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 ISBN 722102444

• 朱友华，《战国策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赵丕杰，《战国策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 蓝开祥，《战国策名篇赏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年

• 何建章，《战国策注释》，中华书局，1990年 ISBN 710100622

• 何 晋，《战国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ISBN 730105101

《战国策》是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作者不明。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记载，汇集成书，当在秦统一以后。原来的书名不确定，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总共三十三篇，按国别记述，计有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合为一、中山一。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

战国策人物

1、苏秦：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东周洛阳人。事迹在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中。苏秦出身寒微，读书刻苦，向往富贵生活，具有强烈的功名心，且知识丰富，能言善辩，善于运筹帷幄，为人主出谋划策，但没有自己固定的政治主张与理想，在战国时代纵横家中他是比较典型的。

2、甘茂：战国中期秦国名将。下蔡(今安徽凤台)人。事迹在《苏代劝秦王留甘茂》中。甘茂自秦国逃出后，准备到齐国去。出了函谷关，遇见苏代（苏秦之兄），说：“您听说江上女子的故事吗？”苏代说：“没听说过。”甘茂说：“在江上的众多女子中，有一个家贫无烛的女子。女子们在一起商量，要把家贫无烛的赶走。家贫无烛的女子准备离去了，她对女子们说：‘我因为没有烛，所以常常先到，一到便打扫屋子，铺席子。你们何必爱惜照在四壁上的那一点余光呢？如果赐一点余光给我，对你们又有什么妨碍呢？我自认为对你们还是有用的，为什么一定要赶我走呢？’女子们商量以后，认为她说的对，就把她留下来了。现在我由于没有才德，被秦国赶走，出了函谷关，愿意为您打扫屋子，铺席子，希望不要把我赶走。”苏代说：“好，我将设法让齐国重用您。”

3、周公旦，西周政治家。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亦称叔旦。周文王的第四子，周武王的同母弟。因采邑在周，称为周公。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幼，由他摄政当国。武王死后又平定“三监”叛乱，大行封建，营建东都，制礼作乐，还政成王，在巩固和发展周王朝的统治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周公在当时不仅是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还是个多才多艺的诗人、学者。其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等人勾结商纣子武庚和徐、奄等东方夷族反叛。他奉命出师，三年后平叛，并将势力扩展至海。后建成周洛邑，作为东都。相传他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其言论见于《尚书》诸篇。

《战国策》是一部先秦历史文献，因长于说事而著名，是一部国别体史书，杂记东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之事，共33卷，约12万字。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记事约二百四十年（前460—前220）。

《战国策》还有《国事》《国策》《事语》《短长》《长书》《修书》等名称。原著者名字不可考。

西汉末年，刘向校录群书时在皇家藏书中发现了六种记录纵横家的写本，但是内容混乱，文字残缺。于是刘向按照国别编订了《战国策》。因此，战国策显然不是一时一人所作，刘向只是战国策的校订者和编订者。因其书所记录的多是战国时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因此刘向把这本书名为《战国策》 ，沿用至今。北宋时，《战国策》散佚颇多，经曾巩校补，是为今本《战国策》。

《战国策》主要记述了战国时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

《战国策》所记人物是复杂的，有纵横家，如苏秦；有义士，如鲁仲连、唐雎、颜；有不怕死的勇士，如荆轲、聂政。这些人物形象逼真，刻画得栩栩如生。

《战国策》的文章长于说事，无论个人陈述或双方辩论，都喜欢渲染夸大，充分发挥，畅所欲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此外，描写人物形象极为生动，而且善于运用巧妙生动的比喻，通过有趣的寓言故事，增强文章的感染力。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

今本共33卷：东周策1卷西周策1卷秦策5卷齐策6卷楚策4卷赵策4卷魏策4卷韩策3卷燕策3卷宋卫策1卷中山策1卷共497篇。

《战国策》一书对司马迁的《史记》的纪传体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战国策》历来为研究者称赞其文学价值，但是对它的思想却是众说纷纭。这是由于该书与后世的儒家思想不符，过于追逐名利。而且过于夸大纵横家的历史作用，降低了史学价值。

战国策成语

一尘不染——圣人具有三者之德，而无一尘之累。

大庭广众——以敞大众。

两败俱伤——今两虎争人而斗，小者必死，大者必伤。

南辕北辙——犹至楚而北行也。

亡羊补牢——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曰：今日不出，明日

不出，即有死鹬。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擒之。

羽毛未丰——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

引锥剌股——读书欲睡，引锥自剌其股，血流至足。

门庭若市——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

反璞归真——颜斶知足矣，归反于璞，则终身不辱也。

狡兔三窟——狡兔有叁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

窟。

狐假虎威——虎得狐，狐曰：子勿敢食我，天帝使我长百兽，字若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

行，子随我后，百兽见我敢有不走者？虎以为然，遂与之偕行，兽见皆走，虎不知兽之畏

己，以为畏狐也。

惊弓之鸟——弓弦响，惊密林之鸟。

安步当车 《战国策·齐策四》

不遗余力 《战国策·赵策》

不翼而飞 《战国策·秦策》

侧目而视 《战国策·秦策》

反璞归真 《战国策·齐策》

高枕无忧 《战国策·魏策一》

汗马功劳 《战国策·楚策》

狐假虎威 《战国策·楚策一》

画蛇添足 《战国策·齐策二》

挥汗成雨 《战国策·齐策一》

狡兔三窟 《战国策·齐策四》

门庭若市 《战国策·齐策一》

亡羊补牢 《战国策·楚策四》

《战国策》简介

《战国策》是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作者刘向。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记载，汇集成书，当在秦统一以后。原来的书名不确定，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总共三十三篇，按国别记述，计有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合为一、中山一。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

虽然习惯上把《战国策》归为历史著作，但它的情况与《左传》、《国语》等有很大不同。有许多记载，作为史实来看是不可信的。如《魏策》中著名的“唐且劫秦王”，写唐且在秦廷中挺剑胁逼秦王嬴政（即秦始皇），就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一类内容，与其说是历史，还不如说是故事。《战国策》的思想观念，就其主流来说，与《左传》等史书也有截然不同之处。刘向序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战国时代，是春秋以后更激烈的大兼并时代，过去还勉强作为虚饰的仁义礼信之说，在这时已完全被打破。国与国之间，如今讲的是以势相争，以智谋相夺。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也只是以自己的才智向合适的买主换取功名利禄，朝秦暮楚，毫不为怪。如苏秦始以连横之策劝说秦王并吞天下，后又以合纵之说劝赵王联合六国抗素。他游秦失败归来时，受到全家人的蔑视；后富贵还乡，父母妻嫂都无比恭敬。于是他感慨道：

嗟夫，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作者以欣赏的笔调，描绘了苏秦踌躇满志的神情。这些在今天看来也许是不值得赞赏，但在当日的历史条件下，原本受贵族压抑的平民的心理就是如此，这样写比虚假的说教更富于真实性。

另一方面，由于策士以一种比较自由、可以择君而辅之的身份，在当时的政治与外交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战国策》又主要取材于策士著作，故书中对士的个人尊严和个人作用，给予强有力的肯定。《齐策》中记颜斶见齐宣王，王呼：“斶前！”斶亦呼：“王前！”他还滔滔不绝地论证了国无士则必亡，故“士贵耳，王者不贵”的道理。《秦策》中赞扬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却使得“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于苏秦之策”。这当然是夸大的，但这夸大中显示了策士们的自信，也是平民中优异人物的自信。

《战国策》还热情讴歌了多位义侠之士的豪情壮举。

“侠”也是一种游离于统治集团、不受权势拘勒的人物。他们以自身的标准、个人的恩怨来决定自己的行动，重义轻生，感情激烈，显示出具有平民意味的道德观。所以“侠”总是为放任不羁的人们所喜爱。

总而言之，《战国策》既体现了时代思想观念的变化，也体现出战国游士、侠士这一类处于统治集团与庶民之间的特殊而较为自由的社会人物的思想特征，不完全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说话。由于《战国策》突破了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又不完全拘泥于历史的真实（当然从历史学的眼光看这是缺陷），所以就显得比以前的历史著作更加活泼而富有生气。从文学上看，《战国策》的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富于文采。《左传》也是以文采著称的，但两者相比照，可以看到《战国策》的语言更为明快流畅，纵恣多变，委曲尽情。无论叙事还是说理，《战国策》都常常使用铺排和夸张的手法，绚丽多姿的辞藻，呈现酣畅淋漓的气势。在这里，语言不仅是作用于理智、说明事实和道理的工具，也是直接作用于感情以打动人的手段。如《苏秦始将连横》、《庄辛说楚襄王》等篇，都是显著的例子。

第二，《战国策》描写人物的性格和活动，更加具体细致，也就更显得生动活泼。《左传》描写人物，大抵是简笔的勾勒。

如前面举出的重耳向怀赢陪罪的例子，虽然也能传神，毕竟过于简单。而《战国策》中，如《齐策》写冯谖，一开始，描绘他三次弹铗而歌、有意索求更高物质待遇的奇特行为，初步刻画了他的不同凡响而又故弄玄虚的性格。接着，展开了“冯谖署记”、“矫命焚卷”、“市义复命”、“复谋相位”、“请立宗庙”等一系列波澜起伏的情节，将这位有胆识、有策略、有手段，同时也是恃才自傲、多辞善辩的“奇士”风采，表现得淋漓尽致。著名的《荆柯刺秦王》一篇，更是精彩纷呈，激动人心。易水送别的一节这样描写：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徽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这段描写力极强。文章大师司马迁作《史记·刺客列传》，对有关荆轲的部分，也大量抄录了《战国策》的原文。“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美名，也由此传闻天下。

第三，《战国策》所记的策士说辞，常常引用生动的寓言故事，这也是以文学手段帮助说理。这些寓言，形象鲜明，寓意深刻，又浅显易懂，独立地看，也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璀璨的明珠。诸如“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画蛇添足”、“狐假虎威”、“亡羊补牢”、“南辕北辙”等，历来家喻户晓。由于《战国策》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常常受到严厉的批评。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它正是体现了战国时代活跃的思想氛围。它对语言艺术的重视，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在文学史上更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秦汉的政论散文、汉代的辞赋，都受到《战国策》辞采华丽、铺排夸张的风格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描绘人物形象，也是在《战国策》的基础上更为向前发展。

《战国策》杂记东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之事。其时代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约二百四十年(前460-前220)。书名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它的作者不可考，有人疑出于蒯通。大概是秦汉间人杂采各国史料编纂而成。后来刘向重加整理，定名为《战国策》，遂相沿至今(一九七三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大批帛书，其中一部分，经文物考古工作者整理研究，共二十七章，三百二十五万行，一万一千多字，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其中十一章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文字大体相同。另十六章，是佚书。这部大约编成于秦汉之际，类似后来刘向重编许多纵横家言为《战国策》所根据的一种被埋没的纵横家言的辑本。其中佚书为司马迁、刘向所未见，为战国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战国策》的基本内容是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及其有关的谋议或辞说。它保存不少的纵横家的著作和言论。春秋以来，长期分裂战乱，人民无不渴望解甲息兵，恢复和平统一生活。诸侯中的强大者，都想“并天下，凌万乘”。所以战国末年，秦齐二国皆各自称帝。由于社会变革的影响，“地势形便”的秦国后起变法以致富强，打破六国均势局面。从此以后，秦以新兴力量向外扩张，企图蚕食诸侯，统一海内，引起各国间的复杂矛盾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诸侯间的胜负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武力，但也决定于谋臣策士的胜算和纵横势力的消长。所谓“横成则秦帝，从成则楚王”，那就是说，胜负的最后关键并不完全决定于军事，而更重要的是决定于政治的巧妙运用。这时候，春秋时代所讲的礼法信义，不得不变为权谋谲诈；从容辞令的行人，不得不变为剧谈雄辩的说士。所以《战国策》中所载一切攻守和战之计，钩心斗角之事，正是这一时代政治斗争的反映。而其时许多谋臣策士的游说和议论，也是春秋时代行人辞令的进一步发展。

《战国策》所写的人物是极其复杂的，其中有不少是追求个人功名富贵的利己主义者，例如苏秦起初本是以“连横”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乃转而以“合纵”说燕赵。陈轸先仕秦而后仕楚，既仕楚而又贰于秦，朝秦暮楚，立场不定。但也有排难解纷而无所取的“天下之士”，如鲁仲连的义不帝秦。也有意在收买人心、焚券“示义”的冯谖(齐策四)，虽然他是为统治阶级效劳，却也替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也有敢于反抗强暴，蔑视王侯的义侠和高士。如唐且的“布衣之怒”(魏策四)，颜斶的直叱“王前”(齐策四)。而后者更反映士的地位的提高和民主思想的抬头。此外书中还从侧面揭露统治阶级女性固宠的斗争和宫闱的丑行，如郑袖的谗害魏美人(楚策四)、秦宣太后欲以魏丑夫殉葬(秦策二)表现了她们的阴险与无耻。以上这些虽然只作客观叙述，但也反映了战国时代各种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

《战国策》的文章特点是最长于说事，无论个人陈述或双方辩论，都喜欢夸张渲染，充分发挥，畅所欲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如苏秦说赵王(赵策二)，张仪说秦王，司马错论伐蜀(并秦策一)，虞卿斥栲缓(赵策三)等，就历史散文的明白流畅来说，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策士们估计形势，分析利害，往往细致准确。如苏秦劝薛公留楚太子，分析它有十个可能的结果(齐策三)；齐索地于楚，而慎子告襄王三计并用(楚策二)。虽然《战国策》记述事件的后果不尽可靠，但作为纵横家论事的本身来看，则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

其次是描写人物的形象极为生动。如苏秦说秦不行及相赵归家，前后颓丧和得意的情状，以及庸俗的世态人情(秦策一)，鲁仲连的俶傥奇伟，慷慨慕义，“不诎于诸侯”的精神，无不栩栩如生，维妙维肖。特别是燕策中用全力写刺客荆轲，是一篇完整的侠义故事。例如易水送别一段：

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在一种悲壮淋漓的气氛中，把一个怒发冲冠、沉毅勇决的英雄形象十分鲜明生动地表现出来。

至于书中说事，常常运用巧妙生动的譬喻，通过许多有趣的寓言故事，以增强论者的说服力，甚至有时还可以节省文辞。如江乙以狐假虎威对楚宣王(楚策一)，苏代以鹬蚌相持说赵惠王(燕策二)，苏秦以桃梗和土偶谏孟尝君(齐策三)，庄辛以蜻蛉、黄雀说楚襄王，汗明以骥服盐车说春申君(并楚策四)等，入情入理，也是一个特点。特别像邹忌讽谏的方法更为巧妙。他拿亲自体验的生活琐事来启发齐王，小中见大，步步进逼，使齐王感到四面八方被陷臣包围的危险，不得不下令大开言路。邹忌的生活体验可能是事实而非虚构，但借来作为一种增强说服力的手段，依然带有寓言意味，可谓别开生面。

线装古籍最近这些年每况愈下，甚至有的出版社出版的有失真的情况。90年代的时候中国书店曾经出版过一批木刻印刷本，品质上乘。再就是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也出版过很多。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的也不错，此外其他出版社出版的就不太好了。

基本上按规模影响及历史社会人文等因素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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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闾大夫”是战国时楚国特设的官职，是主持宗庙祭祀，兼管王族屈、景、昭三大姓子弟教育的闲差事。

左徒，古代时官名。战国时楚国设置。入内参与议论国政，发布号令，出则接待宾客。诗人屈原曾任此职。来自百度

其他：

《史记•屈原列传》记述屈原“为楚怀王左徒”。说明屈原在楚怀王朝曾任过左徒官职。但是，对于“左徒”的职掌及官阶等情况，《史记》却没有明确记述，其它文献也没有直接的记载。而且除屈原任左徒之外，古文献也没有左徒这一官位的记载。左徒是楚国特有的，或者说是专为屈原特设的官职。因此，古今学者也异说纷纭。

1、姜亮夫说：左徒是莫敖。姜亮夫《史记屈原列传疏证》⑴说：“余疑即春秋以来之所谓‘莫敖’也”。其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按襄十五年及二十三年左氏叙楚命官之次，莫敖仅亚令尹”。二是春秋有莫敖之职时期是屈原所任左徒之时期，而且在春秋时皆屈氏所任，所以屈原所任的左徒即莫敖之职。三是莫敖与左徒都与楚之宗姓有关。莫敖的职掌是什么呢？姜亮夫说：“莫敖是管天文、郊祀的官，懂得许多历史。屈原也是管天文的。”（2）姜亮夫的说法与《史记•屈原列传》所述明显不合，如是管天文之类的官，怎么会“入则与王图议国事”、“出则接应宾客”（3）呢？

2、王汝弼说：左徒是左史。民国人王汝弼《左徒考——屈赋发微之一》（4）说：“左徒之职，当即《礼记•玉藻》、《汉书•艺文志》之所谓‘左史’。何以知其然也？《玉藻》云：‘天子玄端而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艺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王汝弼同时认为“徒字当为史字的楚译”。他在此不仅述及左徒为左史的来源，而且也解释了左史的职掌。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5）称之为“没有充分证据”，是“可笑猜测”。

3、赵逵夫说：左徒是行人。赵逵夫在《屈原与他的时代》中有《左徒•征尹•行人•辞赋》一文。在该文中，他从出土的文物及相关资料进行考证，认为“徒”、“尹”二字是双声假借。并举《离骚》“济沅湘以南征”，《九歌》“驾飞龙兮北征”，又引《尔雅•释者》：“征，行也。”说“征尹”之取义，同于中原国家所谓“行人”，是指负责外交的官员。

4、张中一说：左徒是巫官。张中一在《屈原新传•屈原是个神奇的大巫学家》（6）一文中说：“屈原左徒官职是巫官。”他首先认为司马迁《屈原列传》所述“左徒”的职掌与王逸《离骚经序》所述“三闾大夫”的职掌“基本一致”，又说：“只不过王逸所述的‘三闾’职责比较具体而已。叙述了‘三闾’不但要兼掌内政、外交，而且还要负责王族的教化，为楚王主祭，解决疑难问题。”因此推论：“屈原之所以能亲近楚王，参预政事，是因为楚王所有的重大问题都必须请左徒屈原占卜，才能决策行动，决定嫌疑。推知左徒本是巫职官员。”

细阅《屈原列传》与《离骚经序》，司马迁与王逸所述“左徒”与“三闾大夫”的职掌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张中一、何剑熏、赵辉等推论“左徒”与“三闾大夫”是同一官职，（7）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如从其职掌推论“左徒”是巫官，不仅证据不足，而且有风马牛之嫌。

5、张守节说：左徒是左右拾遗之类的官。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屈原列传》说：“左徒盖今左右拾遗之类。”但据褚斌杰、赵逵夫等学者考证，认为后世的拾遗实为言官，可以上书言事而无实权，唐代的拾遗官阶只是“从八品上”，同《史记》中的所述屈原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不相称。陆侃如《屈原评传》（8）说：“左徒是左右拾遗之类的官，仅次于令尹。”赵逵夫则说这“就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综合’”。詹安泰在《屈原》（9）中也反驳张守节的说法，并说：“显而易见，这是不妥当的。”

6、林庚说：左徒是太傅之类的官。林庚《民族诗人屈原传》所附《四注•说左徒》（10）一文中，在引《史记》关于春申君为楚之亲信，任左徒再升令尹的记述后说：“左徒所以说是宫廷的亲信，因为是亲信，所以侍从太子，其情形大约如贾谊之为‘长沙王傅’，秦因此也称黄歇为‘太子之傅’。”

7、游国恩说：左徒是令尹的副职。游国恩在《屈原》（11）一书中说，据《史记•楚世家》：“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因此认为左徒之职似乎仅次于地位最高的令尹，也许就是令尹的副职。

8、汤炳正说：左徒是左登徒。汤炳正在《屈赋新探•左徒与登徒》（12）一文中认为，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上记载的官职有“左 徒”、“右 徒”，“ ”字是古代典籍中“升”字的通假字，“升”字古音跟“登”字完全相同，并且互相通假，因此，“左徒”是“左登徒”的省称，在楚国朝廷上属于大夫级别。同时，汤炳正也对“左徒”的职掌进行了说明，认为“左徒”虽兼管内政、外交，但从《屈原列传》，尤其是《春申君列传》的记述来看，他们的主要活动都在外交方面。如屈原的几次使齐及其与张仪的斗争等方面都可以证实。

9、聂石樵说：左徒是仅次于宰相的官。聂石樵《屈原论稿》（13）说：“令尹就是宰相，可见左徒是仅次于宰相的官。”詹安泰在《屈原》一书中认为：“我们根据后来春申君、黄歇以左徒为令尹，……就可以看出，左徒在当时是一个仅次于令尹（宰相）的高官。”并说：“左徒升级就可以做令尹。”

10、姚小鸥说：左徒是太仆之类的官。姚小鸥在《〈离骚〉“先路”与屈原早期经历的再认识》（14）一文中，考证《离骚》“来吾道夫先路”的“路”就是“辂”，是楚王的乘舆，与下文“恐皇舆之败绩”相合。进而考证了“左徒”的职掌，认为“左徒”是相当于后世“太仆”一类的官职。姚小鸥所说的“太仆”，据《周礼•太仆》载：“太仆，掌王正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诸侯之复逆。”为此，姚小鸥说：“《周礼》中‘太仆’一职为下大夫，其爵位并不高，但职掌甚为重要。”并认为“左徒之职约与《周礼》中的‘太仆’相当”。

从以上所择取的几种说法中可以看出，大多数认为左徒官位在楚国是较高的，是楚国内政外交的一个主要负责人，而且对屈原任左徒所担负的具体任务也没有太大的争议。据《史记•屈原列传》载：“屈原者，…… 为怀王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古今大部分学者据此认为，屈原任左徒所担负的具体任务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参议国家大事，发号施令；二是接待宾客，应付外交事宜；三是草拟宪令，具体掌握国家的政策方针。左徒的职掌也不会离开这三个方面。这也充分说明左徒的官位是比较高的，从“议国事”、“出号令”、“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等记述中可以看出。至于说左徒相当于什么官阶，没有必要探究如此细微，就目前史料等情况看，一时难以定论。

注释：

⑴姜亮夫《楚辞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5月。

⑵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北京出版社，1981年10月。

⑶见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⑷见《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学术季刊》第2期，1942年12月。

⑸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8月。

⑹张中一《屈原新考》，贵州出版社，1993年11月。

⑺何剑熏的说法见其《楚辞拾沉》一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赵辉于2005年7月中国屈原学会在包头召开的十一届年会上，提交的论文《〈周礼〉所载‘宗伯’的职掌看屈原的身份》和学术交流中，阐述了“左徒”就是“三闾大夫”的观点，当场就受到周建忠等学者的反驳。

⑻《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⑼詹安泰《屈原》，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7月。

⑽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7月。

⑾游国恩《屈原》，中华书局，1980年5月。

⑿汤炳正《屈赋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2月。

⒀聂石樵《屈原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2月。

⒁见《中州学刊》，2001年第五期。又见《释“来吾道夫先路”》一文，中国屈原学会编《中国楚辞学》第五辑，学苑出版社，200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