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个人学习到的知识，最早的景宋刻本大多是针对宋版书籍进行翻刻的一种手法，而后的一些翻刻版本也大多用此类名称来予以区分，古玩鉴定当中，有大量的晚清民国的景宋刻本仿造宋版书补上藏书章声称是宋版书，以谋取暴利。而四库全书当中很多人都知道，从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兴盛了北京的琉璃厂以来，大多的宋代到明代时期的古籍善本汇集于此，再加上翻刻大多是宋代书籍，所以显得更为准确珍贵，宋代以文治天下，唐诗宋词更是对这两个朝代的文学成就的一种肯定，所以我想也就是这样的原因才会在四库全书当中有所标注。

特点：

1、纸色苍润，质地坚良，洁白厚实。笺则古香古色，柔韧而极薄，防霉防蛀。

2、墨色香淡，纸上墨色青纯，笺上墨色光泽如漆，虽水润而绝无漂迹。

3、字势生动，字画刻写古雅苍劲，宋刻字体有肥瘦两种。

4、早期宋版大多为白口，墨栏单边，其后双边渐多，分四周双边和左右双边。版心上记载字数、书名、卷第、刊工姓名，书名通常在鱼尾下。行宽字疏，行格多用乌丝栏，行字不等。

5、书中文字大多避皇帝讳，尤其是内府和官府。

　　古书鉴别涉及的内容比较复杂，技术性强，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很多喜欢研究文学的人们都会想要去购买一本真品。那么你知道应该如何去鉴别清楚它的真伪吗以下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鉴别真伪的方法，希望能帮到你。

古书鉴别真伪的方法

一、封面。古书封面为四周单线边栏，分为三行，右行为编著撰选者姓名，中行为书名，左行为刊印人或斋、堂名。

二、装订。古书装订在宋以前均为卷轴形式和摺叠页装。册装书的出现是在宋代以后，册装最初是蝴蝶装，后来进到了包背装。线装书是在明代中叶以后才有的。

三、版式。古书的版式，北宋和南宋前期刻本基本上是白口，南宋后期出现黑口，元末至弘治年间通行粗黑口。明正德，嘉靖年间又出现白口书，之后一直到清代，黑白两种书口同时流行。

　　四、字型。古书字型主要有两种，一种宋体字，另一种是元体字。尽管时有非欧非颜，非柳非赵的所谓“馆阁体”出现，但那并非主流。

五、纸张。宋代印书多用麻纸和以竹为原料的玉扣纸。元刻本常用竹纸或皮纸，比宋版用纸稍黑。明代印书，前期多用江西棉纸，后期多用竹纸，晚期盛行毛边纸。清代大多采用开花又称桃花纸，但在实际应用中，几乎以前所用的各种纸张，清刻本中都在运用。

六、讳字。避讳讲究自周代始，官名、人名、地名均随帝王名字的改变而改变，这对判断古籍年代极有参考价值。历代避讳常见的有改字、空字、缺笔。秦汉时大多采用改字和空字避讳，讳名不讳姓。用缺笔字代讳字发端于唐，又在宋版书上特多。金元刻本无讳字，多俗体、简体。明前、中期亦不避讳，明刻讳字始于明光宗朱常洛。清刻本避讳尤其苛严。

古书的纸质

麻纸：分黄、白两种。黄麻纸色略黄，稍粗糙，有的较白麻纸略厚;白麻纸洁白光滑，背面较正面粗糙且有草棍等粘附，质地细薄，坚韧。纸纹均宽，约一指半。宋刻本多用白麻纸，元后期多用黄麻纸，时纸纹渐窄，约一指。明初仍用之。

罗纹纸：色白，质地柔软，具明显横纹，似丝织罗绸，故名。自宋以来代有制造，但宋刻本有此纸者鲜见。

棉纸：又称皮纸，分黑、白两种。白棉纸色白，质地细柔，纤维多，韧性强;黑棉纸色黄黑，韧性稍差。明前期多用。嘉靖前较细薄，隆、万后稍粗厚。清初仅见少数印本。

竹纸：色微黄，稍脆，宋元至明初问有使用，嘉靖后较为普遍。

开化纸：细腻、洁白，薄而韧性强，柔软。清内府刻本及扬州诗局刻书多用之。嘉、道后质次量少，家刻本中偶有采用。

连史纸：洁白纯净，正面光滑，背面稍粗糙，但无草棍纸屑粘附，纸料较细。乾隆后所用甚多。

宣纸;因产于安徽宣城而得名。分为多种。料半纸，薄而质地细，色洁白，绵软有弹性，可以作绘画印书，晚清、民国有些书用之。玉版纸，能吸水，晚清、民国印金石、书画册等多用此纸。棉连纸，摹拓铜器、碑刻及印书画用。

毛边纸：米**，正面光滑，背面稍粗，质脆，乾隆后用得较多。

太史连纸：稍黄，质地细洁而有韧性，乾隆后与上述毛边纸为两种最常使用的印书纸。

如何通过字型鉴定古籍年代

唐刻本

现存最早的唐代刻本，除了敦煌所出乾符四年877与中和二年822两种唐历和刻于咸通九年868卷本《金刚经》已流散异国以外，未见其他传本留存。所以说，唐代古书都是传说级别的东西。

宋刻本

前面说到，宋时刻书印书事业繁盛，两浙、四川与福建等经济发达地区成了刻书的中心，刻书单位有监司、州学、书院、家塾、书坊等。但为何到今天宋版书寥若晨星呢因为即使排除战火、天灾的因素，一般纸的寿命也只不过千年而已。像唐代遗留下来仅存的那几本书，若不是纸张在溼度为零、几乎真空的敦煌戈壁滩的洞窟中存放，绝无保全的可能。

每一册宋版书都是艺术品，弥足珍贵，因此现代按页卖，且每页都在万元以上。其实早在明末崇祯年间，著名的刻书和藏书家毛晋，为搜求宋版书，就按页购宋版书了。他在藏书楼汲古阁门前悬挂征求启事谓：“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

宋代官刻书多在卷末镌校勘人衔名，私刻和坊刻本多在卷末镌刻书题记或牌记。由工于刻书前要请书法大家缮写上版，字型既美，校刻亦精，字型大都采颜、柳、欧阳笔法，其风格北宋质朴，南宋挺秀。所谓“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明高濂《遵生八笺》则是宋刻本的共同特色。

元刻本

元代初期刻书承南宋遗风，字型也接近，常把元刻本误为宋刻本，后流行赵体字。元浙本多由士大夫经手，流风所及，自然流行赵体，渐有颜体字，字瘦一些、圆劲一些，不像南宋建本字那样横细竖粗。元代俗文化发达，故刻本中多简体字和俗字，许多简体字跟现代一致。

官刻、家刻中较少，经史文集中较少，坊刻和话本类书中较多。元本墨色稍淡，刀法也显软弱无力。早期用纸，白麻纸、黄麻纸兼而有之，中期以后，则多用黄麻纸。元朝皇帝为蒙古族。人名汉字都是音译、无法避讳也不用避讳。元人礼制观念淡薄，查禁的也不严，元刻本中几乎没有讳字。

明刻本

明代刻书情况，大致可分三个时期：明初至正德一百余年间，刻书风格继承元代余韵，无论官刻私雕，概括起来讲，那就是“黑口、赵字、继元”。

嘉靖1522—1566至万历1573—1620时期，近百年间，由于前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影响，反映在刻书风格上，一洗前期旧式版式、行款、字型，全面仿宋。这一时期所刻的书，除了司礼监刻一遵旧式少有变化外，其余无论官雕私刻，完全变为另外一种风格，即“白口、方字、仿宋”。颇有宋版遗风。

嘉靖 六家文选 字型

万历后期至崇祯1628-1644时期，刻书风气又一变，字形由方变长，字画横轻竖重，更显死板，讳字也较以前为严。

清刻本

清代刻本繁多，综而观之，大致有如下特点：清代刻本以康熙为界，其字型变化分作两个时期，康熙以前是明万历后的风格，字型长方，横细竖粗。

高。在拍卖市场上，古籍善本一直是个小众化的收藏门类，收藏人群、总体数量和整体价格都不能和书画、瓷器等热门收藏门类相比。20多年前，古籍拍卖会尚未出现，古籍书店是这类收藏品的主要流通渠道。那时花10万元人民币即可拿下一册宋版书，元版书的价钱更低，平均每册才1万元。时至今日，古籍价格早已是另一般光景。由于整体艺术品市场的火爆，也带动来原本一直不温不火的古籍善本行情，上升趋势有目共睹，一批古籍珍本屡屡打破拍场纪录。1995年，在中国嘉德秋季拍卖会上，宋周必大刻《文苑英华》以143万元人民币成交，创下当时中国古籍善本拍卖世界纪录。

潘家是苏州彭、宋、潘、韩四大望族之一。潘氏祖籍在安徽歙县，其中一支迁到苏州定居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年仅24岁的潘家子弟潘世恩进京赶考，一举夺魁中了状元，以后在京师官运亨通达50余载。先后当过学政、尚书、左都御史、大学士和军机大臣，一生受皇帝恩宠，赏赐甚多。潘世恩共有五个儿子，嫡系孙辈中有一支为潘祖荫、潘祖年两兄弟。潘丁达于就是潘祖年的孙媳妇。

潘祖荫自幼极富天赋，又勤奋刻苦，涉猎百家，精通经史，咸丰二年(1852年)壬子科23岁殿试得第三名探花，历任工部尚书、军机大臣。精通金石书画的潘祖荫以“滂喜斋”的古籍善本和“攀古楼”的铜器收藏闻名于世，由于他本人没有子女，1890年他去世，特别是6年后他的夫人也在北京去世后，潘祖荫所有的遗产就由比他小了整整40岁的弟弟潘祖年全权处理。

据潘达于在其《自传》中回忆，当潘祖年得悉嫂子去世后赶赴京师料理已逾一月，潘祖荫位于北京米市胡同内的大宅中，已经出现文物、藏书被偷盗的事情了，光是宋版古籍缺首卷者已不在少数。潘祖年将长兄的青铜器和书画典籍足足装了4船运回苏州，其中就有著名的国宝——大克鼎和大盂鼎;而另有铜钟和铜鼓两大件，因又大又重无法搬运，只得就地送了人。文物书画典籍运到苏州，由于当时潘祖年借住在临顿路南石子街老二房的旧宅里，他就将运回的文物字画典籍存放其内，青铜器放满了一大间加一隔厢，字画卷轴典籍堆放在另外一间一隔厢内。这是潘氏后人第一次在苏州得以检视潘祖荫的藏品全貌。

1933年，潘家女婿顾廷龙在《吴县潘氏攀古楼吴氏愙斋两家藏器目叙》中，对潘祖荫的青铜器收藏作了一个比较精确的统计，“潘氏器，未有人编其目，余亦就所见拓本而钤有其藏印者，录为一册，计四百数十器，秦、汉物及其杂器则尚未在焉，洵足为藏家之冠。至所藏总数，未由访悉，惟褚礼堂尝谓藏六百余品，则余所辑录者三之二耳，余者得非即秦、汉物及其他杂器也耶”潘祖荫的“攀古楼”铜器在1933年左右，约有600余件。上海博物馆前馆长、青铜器研究专家马承源曾经对潘家表示，“你们的青铜器收藏，仅次于故宫”。而其“滂喜斋”藏书则一直未见有研究统计结果公之世。

藏品大盂鼎与大克鼎大盂鼎，鼎高1019厘米，重1535公斤，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礼村，是目前出土的形制最大的西周青铜器，距今已有3000年左右。腹内侧铸有铭文19行，分2段，共291个字，记载了周康王对大贵族盂的训诰和赏赐。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大克鼎，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出土于陕西扶风法门寺任村。高931厘米，重2015公斤，口径756厘米，是仅次于淳化大鼎、大盂鼎的西周第三大青铜器。它是周孝王时大贵族克为颂扬国君、祭祀祖父所铸，距今有2800多年。鼎腹内壁亦铸有铭文2段，共28行，290字，其内容一是歌颂祖父佐助周室的功绩，记述自己由此蒙受余荫，被周孝王任命为大臣；二是记载其受赏赐的物品，其中有服饰、田地和大量的奴隶。现藏上海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