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敬一生专治地学，历经师生三代而成的《水经注疏》，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足以作为清代三百年地理学研究中的终结性代表，但该书的出版刊行命运多舛，其中的风风雨雨，徒增当今关注民族文化和正统学术人士之感慨。但聊可欣慰的是，当今民族文化似有复兴之迹象，对杨守敬的关注和重新审视即为一例。

杨守敬（1839—1915年），字鹏云，号惺吾，晚号邻苏老人，湖北宜都人。曾七次公车不第，48岁时方绝意科名，专心著述，以名山事业为己任，孜孜求索，博学多通，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金石学家、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方志学家和书法家。42岁时曾应驻日本公使何如璋召赴东京出任使馆文化随员。在日期间，搜集流失在日本的中国古籍凡5大车，10万卷册以上。同时在日本大力弘扬中国的书法艺术，其书法古茂恣肆，直逼汉魏，近代日本书坛崇尚北魏风骨，实多出于杨守敬的倡导，故在今日东瀛有尊杨为书道之宗一说。杨于1884年回国就任黄冈教谕。1889年受湖广总督张之洞邀聘出任两湖书院地理教席。杨守敬是清末同时代学人中惟一堪称大师级的湖北籍学者，其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贡献是划分古近代该学科分界的重要里程碑，其中尤以《历代地理沿革总图》和《水经注疏》为代表。著名学者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评述清人地理学研究时说：“守敬实集清代三百年来《水经注》研究之大成，其专心致志真可惊也。”与杨同一时代的国学大师罗振玉曾将杨守敬的”地理学”、段玉裁的“小学”、李善兰的“算学”推尊为清代三“绝学”。

《水经注》是北魏著名学者郦道元毕一生之功而成的中国历史地理学鸿著，凡40卷，引诸史、地记、杂著数百种及亲身考察所得，详见水道千余条，叙其地理变迁沿革，旁及城郭、风俗、土产、人物等，是继《山海经》、《禹贡》之后中国地理学的经典名作。自郦道元以后，许多学人将《水经注》的考订注释引为毕生之学，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继明末大家顾炎武对《水经注》的研究卓有成就后，清代出现了沈炳巽、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孙星衍等专治《水经注》的五君子。

杨守敬绝意科名后，立下宏愿在前人的基础上研究《水经注》，除大量收罗有关书籍资料（其观海堂藏书时与湖北名宿柯逢时的收藏并驾齐名，其藏书之富，一时雄视国内），同时也进行了艰难的长途实地考察，并在此前作了大量的学术准备，为《水经注》的终结性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他著《禹贡本义》、《汉书地理志补校》，以溯其源；撰《三国郡县表补正》，以考其世；著《隋书地理志考证》，以究其委。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又将《水经注疏要删》先行刊布发行，继之又于宣统元年（1909年）刊刻《水经注疏要删补遗及续补》，并由此赢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当时学者名士推崇他的研究是“旷世绝学，独有千古”。杨守敬与其得意弟子枝江人熊会贞一道，从逐一检出注语出处入手，注于书眉行间，用书八部，朱墨遍满，然后比勘前哲得失，订于一时，历30多年“无间寒暑”考订著述，洋洋百万言之《水经注疏》大功垂成。辛亥革命后，杨守敬到上海避难，依靠湖北名人柯逢时、张之洞幕府旧友梁鼎芬及沪上学人的资助，在“卖字为活”以及替他人鉴赏碑版古籍、题写跋记的同时，继续他的《水经注疏》杀青工作。同时他又竭力为筹划《水经注疏》的出版刊印而四处奔忙，甚至于不惜晚节委身于北洋政府。

他向黎元洪写信要求将其所编《历代地理沿革总图》“饬下各省学堂为地理教科书”；向财政总长梁士诒写信，婉转请求政府资助《水经注疏》的出版（后民元政府“赠以刻《水经注疏》贰佰元”）；向段祺瑞、赵尔巽、周树谟等政界要人写信求援，希望能够得到他们在刻版上的支持。同时向远在日本的罗振玉推介自己的未刊著作，商量《水经注疏》的雕版事宜，为了尽早成书，不惜将自己收藏多年的珍本图书给罗出版。另外还给湘中名儒长沙岳麓书院山长、晚清治理《水经注》的另一名家王先谦写信，要求在湖南永州代觅价廉工精的刻手。直至后来不惜背上被清朝遗老唾弃的骂名出任民元政府的参政，其目的就在于风烛残年将自己呕心沥血数十载的《水经注疏》雕版问世。杨守敬多次强调“此书不刊行，死不瞑目”，但直至1915年辞世前，这位“常以名山之业为念”的邻苏老人终未能看到自己倾注毕生心血的《水经注疏》的出版。

在杨守敬生命的最后时刻，《水经注疏》仍在纂辑、疏证、校理之中。杨在临终前将该书托付给弟子熊会贞，并嘱咐家人每年以租米20石为熊的衣食之资。熊会贞铭记恩师遗嘱，蛰居武昌杨氏菊湾府中，“无间寒暑，志在必成”。经过22年的不懈努力，“书凡六七校，稿经六易，略已初定”，以长沙王先谦合校本起草厘订为40卷，154万字。1930年日本学者森三鹿派遣松浦嘉三郎来到武昌，要求以重金买《水经注疏》的抄写副本，熊会贞以“大夫无域外之交”而坚拒之。后来杨氏后人暗中将稿本卖与他人，熊会贞获悉后悲愤交集，自缢而死，与稿俱逝。1936年，在熊会贞弥留之际，将《水经注疏》稿本的最后补订工作再次托付给枝江同乡、燕京大学研究生李子魁。

杨守敬、熊会贞师弟两代历50余年心血的《水经注疏》稿本引起海内外普遍关注，除日本所谓汉学界多次以各种方式觅取其稿而最终不得外，当时的国民政府有关机构也向杨氏后人多次索购不得。“芦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当局从学术和军事价值等方面出发，要求对杨氏原稿予以保护和强购。1938年6月10日，陈立夫任部长的教育部向湖北省政府发来密咨，要求湖北省政府采取各种手段，将杨守敬藏书及《水经注疏》原稿“迅即设法购买或强制代为迁移至安全地带，以免落入敌手”。湖北省政府派员赴杨府与杨的后人杨勉之多次洽谈后，杨后人主张自行解决保护问题，并拟运回宜都老家保存，而当时单独将《水经注疏》原稿寄存于汉口同济信托公司。

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历史与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经与商务印书馆王云五等人商量，与杨氏后人杨勉之签订了刊印《水经注疏》稿的合约。决定由教育部会同中央研究院一次给付杨氏后人3000元，书稿交由中英庚款董事会管理，由商务印书馆设在香港的印刷所出版刊印。7月30日，湖北省会警察局第五分局专员与省教育厅董宗海等人护送杨氏后人从同济信托公司取出原稿后，送到汉口黄陂路75号傅斯年寓所，后由傅斯年坐飞机将原稿带到了香港。经多方动员，由湖北省政府将杨守敬的其他藏书10大箱，共计6093册，各类地图80幅，从杨的后人手中收购后于武汉沦陷前运至巴东交由省图书馆管理。杨守敬的其他大部分重要藏书已于1914年由当时的国务院收购，庋藏于故宫博物院，成为我国历史文献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杨守敬留存于湖北的藏书初期存放于巴东江北柚子树，为避免敌机轰炸，1939年8月，经重新整理编目后，由巴东转运至兴山县屈洞乡兴隆寺山洞里。时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的谈锡恩，为保护杨守敬藏书和其他重要图籍、版片，不顾年事已高，亲自住洞守护，直至1941年3月转运恩施为止。抗战复员后，这些图书重又迁回武昌蛇山南麓的省图书馆。

傅斯年将《水经注疏》原稿带到香港后，由于当时国内正处于抗战时期，实际上并没有及时将有关款项拨付印务所作先期运作。1941年11月6日，日本天皇批准了对香港的作战计划，12月25日晚香港沦陷。其时，《水经注疏》的命运我们不得而知。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傅斯年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西迁昆明，后又迁回四川，相信他一定无时不在关注《水经注疏》的下落和命运。后来将书稿带到台湾，肯定与傅斯年的关注和努力分不开。但一直到1950年12月20日在台北病逝，傅斯年未能履行当年的合约，将《水经注疏》刊印出版。

受熊会贞重托负最后校订之责的燕京研究生李子魁并没有辜负先人的期望，无论是在战时的重庆，还是复员后在家乡湖北，一方面继续做好该书的补订校对工作，一方面也是积极筹划出版刊行，以慰先师在天之灵。在感叹于商务印书馆未能公开刊印之余，依靠自身单薄的力量，于1949年12月前，得时任省图书馆职员的杨守敬宜都同乡向宜甫及另一同乡姚海航私人赞助，用自己的教学薪金，刊印40卷《水经注疏》中之前3卷。在现存的该书第3卷尾用毛笔写的“本书刊印费由姚海航、向宜甫两君及余之教学薪金凑合而成，今后再无力继续出版了！”注语，使人不禁为之潸然动容，嗟噫不已！

1949年1月，傅斯年将当年从汉口带到香港后又辗转回到内地的《水经注疏》正稿，随同历史与语言研究所保存的其他图书文物迁移到了台湾。50年代初期终于在台湾，由台北中华书局将其影印出版。而在内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从武汉收藏家徐行可手中购买到熊会贞生前写订，与傅的正稿同一书抄写的《水经注疏》副稿本。该稿本于1957年由科学出版社影印出版。与此同时，中国史学界成立了以吴晗、范文澜、谭其骧等为主的“重新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任务是编绘一部《中国历代地图集》，以供毛泽东读史之用。1971年，台湾中华书局影印前中央图书馆藏《水经注疏》另一稿本。198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负责人李一氓建议重新整理出版《杨守敬集》。1984年5月5日，由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谢承仁为首的整理小组正式成立，收录包括《水经注疏》在内的杨守敬一生40余部重要著作的《杨守敬集》于1988年4月起陆续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

古籍整理专指对中国古代书籍进行审定、校勘、注释等加工整理工作，使新出版本便于现代人阅读。古籍整理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是"存亡继绝"的工作，它不仅向人们展示历史、更重要的是要保留历史，让人们在纷繁芜杂的现实中仍能把握住民族发展的脉络，挖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参与世界文化交流。

中华读书报讯 据最新消息，全国现存公藏古籍超过3000万册件，其中有超过1000万册件残破严重亟待修复，而全国图书馆专业古籍修复人才极度匮乏，与当前古籍保护的严峻形势形成尖锐的矛盾。

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主任张志清介绍说，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全国图书馆古籍修复人员不足100人，按比较快的工作进度，也需要近千年才能完成1000万册件古籍的修复任务。与此同时，现存古籍家底不清、古籍保护技术设备与科研水平落后等问题的存在，也为古籍保护、利用等基础工作的开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据了解，我国现存超过90%的古籍收藏在图书馆中，与文物管理归口不同，尽管国家每年用于文物保护的专项经费达3亿元以上，而用于古籍保护的专项经费却少得可怜，每年只有几十万元。建国以来，我国已开展过两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却从未进行过全国性的古籍普查。国家目前所掌握的古籍数量统计，是累加各馆上报数字而来，而由于经费不足、人员短缺等问题的存在，许多藏书单位并没有完成对古籍细致清点和编目整理工作，也没有进行定级和破损统计，即便如此，登记在册的公藏古籍也有超过3000万册件，几乎是其他类型文物数量的总和。这其中有超过1%3的古籍需要修复，许多珍贵古籍甚至急需进行抢救性修复。

张志清介绍说，国家图书馆在上个世纪60年代和前年对所收藏的善本古籍的纸张酸性进行检测，结果表明，其PH值已从平均7到75降为平均66。即在过去的40年间，国图的古籍文献纸张酸性PH值降低了一个数值，已从弱碱性或中性转变为酸性。“酸化”是指古籍纸张的主要成分——植物纤维素发生酸性水解，外在表现为纸张变黄和脆化，对古籍所造成的损蚀是非常严重的，据实验测算，PH值在50以下的文献，纸张将全面脆化，保存年限不会超过200年。张志清举例称，国图大部分善本古籍都藏在恒温恒湿并带有空气过滤装置的地下二层、三层，保护较好，而存于地上的《文津阁四库全书》，受大气污染的影响，有的纸页出现了明显的黄斑。他担心，如果现在不对古籍酸化加以重视，及时采取措施，再过若干年，不但抢救投入成本成倍增加，效果也是不容乐观的。

国家图书馆现藏100万册件珍贵善本特藏，其中轻度破损的有13万册件，中度破损的有26万册件，重度破损的也有12万册件，待修复文献超过半数。而馆内的古籍修复人员只有12名——这一数字已足以让其他图书馆羡慕不已——尽管他们的工作经验基本都在10年以上，修复技艺水平较高，但是普遍学历不高，多数是大专水平，而且年龄都超过了40岁，同时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张志清说：“国图所面临的问题也正是几乎所有图书馆古籍修复工作所面临的问题，人员数量严重不足、职称低、年龄老化、后继无人，另外综合素质较低也是很严重的问题——国外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人员至少要大学毕业，比如在英国大英图书馆工作的古籍修复人员，就都是由伦敦的两所大学专门负责输送的。”在他看来，我国的古籍修复行业目前还基本停留在手工和经验传授阶段，没有上升到理论和科学的层面。而国外古籍修复普遍应用电脑和工业机械等现代科技手段参与或辅助修复，还通过理化和生物实验室进行纤维监测和保护实验，积累科学数据，寻找比较好的保护手段。因此建立国家古籍保护重点实验室，提高古籍保护中的知识含量，也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针对目前古籍修复人才短缺的局面，张志清表示一方面可以通过实现修复行业的社会化，即通过社会企业承揽馆藏古籍的修复工作，来稍作缓解——图书馆系统以外，社会上还有一些从事古籍修复民间人才；一方面他也一直在呼吁，希望政府考虑在高等院校图书馆学系或中文系中培养“古籍整理和保护”方向的本科和研究生，在高、中等专科学校培养高职和中等专业的古籍修复人才，有计划地输送到国家图书馆和大型公共图书馆中从事古籍保护工作，相关部门设立奖学金，鼓励和吸引学生从事古籍保护工作。

文化部社会文化图书馆司图书馆处处长张小平表示，古籍修复人才短缺和断档的根源，出在培养环节和输送环节，一方面图书馆急需这类人才，引进新人名额却按各地事业单位编制办理（张志清称目前国图引进人员要求必须是本科及以上学历）；一方面高等院校并没有设立相关专业，无法输出专业人才。

目前，文化部拟启动“中国古籍特藏保护计划”，由中央和地方政府配套资金，分期开展全国古籍修复，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分层次培养古籍修复人才，并决定在北京、上海、江苏三省市开展培养古籍修复人才试点工作。但至今为止，只有江苏南京莫愁职业中学自2001年起开展了古籍修复专业人才的培养工作，迄今已有数十名学生毕业，先后进入南京图书馆以及几所地方大学图书馆工作。

“中国古籍特藏保护计划”这项旨在保护民族优秀文献遗产的国家重点文化工程启动后，我国珍贵古籍的普查摸底、保护修复人才培养、重点实验室建立等工作将逐步展开，古籍保护的严峻形势有望得到改善，古籍保护事业有望走上良性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