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在秦始皇陵发现的主要遗址有：兵马俑坑、铜车马坑、石铠甲坑、仿生水禽坑、马厩坑、百戏俑坑、文官俑坑、动物坑、寝殿、便殿、食官遗址、内外城垣遗址、丽邑遗址、打石场遗址、刑徒墓地、公子公主墓地及其他一些陪葬墓。在秦始皇陵食官遗址上发现的一个青铜编钟上刻有“乐府”两个字，这一发现将中国古代设立乐府的时间提到了秦代，因为在此之前，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汉武帝时，“乃立乐府”，颜师古注：“始置之也，乐府之名盖起于此，哀帝时罢之”，秦始皇陵乐府编钟的发现证明颜师古的注解是错误的。该乐府钟制作精致，与秦始皇陵的祭祀活动有关。后来在汉长安城中出土的秦封泥中也发现了秦的“乐府”和“乐府丞印”。食官遗址上发现了不少的“丽山食官左”、“骊山食官右”等陶文，说明秦始皇陵最初就称为“丽山”，以表示其高大无比，显示皇权的尊严。秦始皇陵只是后人的称谓。

在秦兵马俑的身上也发现了很多的陶文。内容为“宫水”、“宫”、“宫得”、“宫系”、“咸阳衣”、“咸阳午”、“栎阳重”、“工路”等，到21世纪已发现不同的刻名有80余个，这实质上是制作陶俑的工匠名，表示这些工匠来自于不同的地方，来自于宫廷的，在名字之前均有一“宫”字，来自咸阳作坊的，则在名字前有“咸阳”或“咸”字，还有来自栎阳、安邑、临晋等地的，有的干脆只写名字。这些陶俑身上的名字既为我们研究秦俑的制造者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而且也验证了《考工记》记载的当时实行的“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记载，秦兵马俑坑的铜兵器上也有制作者的刻铭，说明早在秦代就实行责任制了。 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现了一批秦竹简，为秦始皇时期人所手书，但其成文年代有早有晚，早的可以到商鞅变法，晚的则到秦始皇三十年，反映的历史长达100余年。

云梦秦简的出土，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在此之前，还未出土过秦简，云梦秦简的发现则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这批竹简的数量达1150枚，近4万字。经过整理发现内容极为丰富。这批竹简是研究秦文化难得的实物资料，极大地弥补了秦史料的不足，有力地促进了秦文化的深入研究。

这批秦简使我们对秦代历史的若干重大问题，可以获得很多新的认识。例如《南郡守腾文书》，不仅有助于了解秦始皇时期的政治、军事斗争形势，而且有助于认识秦的用人制度、县道并立的地方行政系统、县设啬夫的制度、郡守与县道啬夫的职权范围以及传达文书的制度等等，还反映出从《田律》到《田令》的变化发展、区分良吏恶吏的标准与意义等问题。又如《编年记》，它可以订正、补充与印证《史记·秦本纪》、《史记·六国年表》及有关《世家》、《列传》关于秦的统一战争的若干年代、地区和具体经过，也可以印证与纠正前人对《史记》有关记载的解释，更可以从中看出秦的地方官制、秦的赋役制度、秦的历法、当时的统一战争与反统一战争以及一些地名的历史沿革变迁等等，其史料价值不亚于《史记·六国年表》中的关于秦的年表部分。至于《为吏之道》，除了能说明当时官吏的行为标准、善恶准则外，还反映出儒、法融合的初步迹象以及当时社会的风尚等等问题。

《秦律》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条目最全、内容最丰富的成文法典。它填补了自李悝《法经》与商鞅《秦律》散佚以来的空缺，是研究法制史的重要史料；同时还是研究秦时阶级、阶级关系的不可多得的资料。秦的官制、土地、赋役、赐爵、租税、官吏考核、罪犯审讯、工匠培训、户籍、上计、仕进等制度，以及仓库的类型、结算、设置、封提、管理等制度，由官府禀衣、禀食、传食等制度和管理、财经出纳的预算、决算制度等等，都在《秦律》中有明确而且比较详细的反映。此外，如当时的物价、秦的牛耕、城市制度、商品经济、官私手工业、社会风气、流行疾病以及秦人的思想、文化特征等等也有所反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秦的刑名、刑罚、刑徒、刑期及隶臣妾的地位、来源、特征等等，《秦律》也提供了充分的资料，对于了解秦的刑罚制度和奴隶制残余等问题，有重大的意义。甚至还可以从《秦律》与现存《汉律》零星条文的比照中，看出秦律与汉律的异同和中国古代法制的演变轨迹。

秦封泥的发现与秦文化研究

过去秦的封泥发现很少，而且在断代上存在问题，并未引起学者的注意。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批秦封泥破土而出，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最早由路东之收藏的千余枚，经周晓陆和路东之两先生共同对外发布，引起极大的轰动，后西安市文物园林局和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对相家巷遗址进行了调查和科学发掘，又获得了不少的秦封泥，使人们对秦封泥的出土地点有了明确的认识。

关于秦职官的封泥主要有：丞相之印、右丞相印、左丞相印、上家马丞、下家马丞、中车府丞、骑尉、内官丞印、郡左邸印、郡右邸印、左弋丞印、大仓丞印、泰仓、泰仓丞印、泰匠丞印、泰库令印、内者、内者府印、宦者丞印、中官丞印、高章宦者、高章宦丞、弄陶丞印、尚浴、尚浴府印、中宫丞印、中宫、中府丞印、北宫宦丞等等，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宫廷内部和直接为宫室(包括为皇帝、太后、太子)服务的官吏。许多官职是以前史书没有记载的，有些虽然有记载但记载混乱，因而问题也说不清，秦封泥发现的这些官职则使历史上的许多问题迎刃而解。譬如，秦的丞相问题一直是争论的问题，在遗址中发现的丞相官印应该说解决了这一问题，即当时既有丞相，又有左、右丞相，这应该是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制的有效办法之一。从发现的官职中也可以看到秦时的宦官现象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出土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封泥，也验证了历史上嫪毐和赵高之所以能在秦国为所欲为、专横跋扈的事实。南宫、北宫封泥的发现也证明了文献中关于秦有南北宫的记载是正确的。

里耶秦简的发现与秦文化的研究

里耶古城所在地位于酉水中游，是武陵山区土家族的发源地，并非人们认为的文化发达地区，当时是楚人、巴人和秦人争夺的战略要地，是文化交流频繁的地方，也是战争激烈的地方，但历代对这一地区的记载非常少，一些重大问题长期以来扑朔迷离，简牍的发现再结合文献资料对于解决诸如楚国的疆域、夜郎的所在、秦楚为什么争夺此地、秦国郡县制的推行以及楚国有无郡县制等重大问题都有极大的帮助。众多的特别是县、乡等基层官吏的记载，使我们可以了解秦王朝行政机构的具体运作，严格地将每天分为十二刻，每刻再分成十二分，计时精确，由年、月、日、地名、职官、事件及办理的事可构成简洁完整的公文，可知秦政权严格而高效的管理制度，丰富了我们对秦代政治制度的认识。

里耶古城秦简的意义是巨大的。首先是十多万字的文字资料大大充实了少得可怜的秦史资料，其次这批简牍是秦时县级政府的部分档案资料，内容包括政令、各级政府之间的往来公文、司法文书、吏员簿、物资(含罚没财产)登记和转运、里程书等。必将复活秦时的各项制度，譬如行政管理制度、文书制度、邮驿制度等。其次，该简中还有不少的有关秦历史地理的材料，有很多的地名，如迁陵、酉阳、阳陵、沅陵、益阳、零阳、临沅等，特别是有数支简中记载了“洞庭郡”，对洞庭郡的介绍十分详细，不仅有行政机构建制，而且还出现了“洞庭郡司空”、“洞庭司马”、“洞庭尉令”、“洞庭假尉”等官名。这是以前的史书中从未记载的，虽然在21世纪对秦到底有多少郡有很大的争论，但无论哪一种观点都未提出过有洞庭郡。迁陵一带原来是楚黔中郡之所在。《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年)“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三年后，《史记·楚世家》记载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前277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水经·沅水注》更清楚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七年，使司马错以陇、蜀军攻楚，楚割汉北与秦；至三十年，秦又取楚巫、黔及江南地，以为黔中郡”。到汉初时，割黔中故治为武陵郡，史书中未说明有秦一代黔中郡有何变化。因此，秦是否有黔中郡还需要有关的资料来说明。另外里耶秦简也为我们增加了许多过去并不知道的县名，因为过去一般认为秦王朝并未管到此地，对此地的管理是从西汉初年开始的，由里耶简文记载的迁陵、酉阳、沅陵、阳陵、益阳、零阳、临沅等可知秦朝已对这一带进行了严格的管理。里耶简牍中还发现了当时各地之间的距离，如：“鄢到销百八十四里，销到江陵二百四十里，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孱陵到索二百九十五里，索到临沅六十里，临沅到迁陵九百一十里”。

再次，里耶秦简将中国乘法口诀的使用提前到秦时。在一片木牍上发现了乘法口诀表，竟与现今生活中使用的乘法口诀有着惊人的一致。这是中国乘法口诀表最早的实物证明，从而印证了文献中所记载的春秋战国时乘法和乘法口诀表已被使用。目前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数学著作是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的《算书书》。在里耶秦简发现乘法口诀以前，曾在敦煌和居延汉简中也发现过乘法口诀。

通过对这批简牍的研究将使我们对当时的历朔及当时的行书与文书格式有了明确的了解，因为在此前还未发现如此大量的固定成熟的文字格式

秦金文、陶文的发现与秦文化研究

秦金文主要的有秦公钟、秦公鎛、杜虎符及青铜兵器上的铭文、度量衡器上的铭文。秦青铜器铭文在北宋就有发现，但铭文的大量发现则是近几十年的事情，从而为秦文化的研究补充了很多难得的资料，对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都有所裨益。王辉先生对以前出土的和传世的青铜器铭文进行考释和研究，出版了《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为我们研究秦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前多年在甘肃礼县发现的秦公大墓中出土了不少青铜器皿，有青铜壶、鼎、簋等，该墓葬是襄公、文公的墓葬，为中字形，墓葬规模大，随葬品丰富，惜大墓被疯狂盗掘，不少文物流失，在21世纪的今天得到的部分秦青铜器上我们发现了一些铭文，内容主要为：“秦公作铸用鼎”、“秦公作宝簋”等。 毛家坪遗址位于甘肃省天水市东距甘谷县城25公里的磐安镇毛家坪村渭河南岸的二级台地上，东西宽约600米，南北长约1000米，面积约60万平方米，分沟东和沟西两部分，沟西区北部及西部为居址区，大部分被村庄叠压，沟西、沟东区主要为墓葬区，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遗址早在1947年就被人发现，经过1982年、1983年的两次发掘，在遗址沟西的墓葬区共发掘土坑墓22座，在居址区发掘200平方米，发掘灰坑37个，房基4处，土坑墓11座，鬲棺葬12组。

2012年7月，由5家单位组成的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再次发掘。历时3个年头，共勘探出墓葬千余座；累计发掘面积约4000平方米；共清理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小墓葬199座、灰坑752个；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青铜器、骨器等各类小件文物1000余件，发掘大量绳纹灰陶片，出土鼎、簋（guǐ）、方壶、甗（yǎn）、孟、敦（duì）、盘、匜（yí）等青铜容器51件，出土短剑、戈、矛等青铜兵器11件；发掘车马坑5座；发掘大型墓葬两座，其中一座为级别较高的贵族墓葬。

考古学上探索早期秦文化，就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甘谷毛家坪遗址的发掘。上世纪80年代初，考古学家在渭河上游的甘谷县毛家坪遗址首次发掘到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存，同时发掘了东周时期的秦文化和西戎文化遗存。而这次发掘，或将秦文化的编年推进到西周时期，在学术史上有标杆意义。

由于此次发掘的墓葬均为西首向、屈肢葬，与关中地区的东周秦墓的传统葬式相同，墓内出土的鬲、盆、豆、罐等陶器亦与后者的同类器一脉相承，故有专家判断其为西周时期的秦墓，并把居址的文化遗存推定为西周时期的秦文化。

据介绍，经考古队勘探发掘，确定了遗址的面积不少于60万平方米，如此规模的遗址在甘谷县境内是绝无仅有的。与此同时，有专家认为毛家坪遗址极可能是秦武公所设冀县的县治（县城）之所在。在遗址现场，相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此次毛家坪遗址发掘为2700年前设县的“华夏第一县”——冀县的确认提供了重要物证。

秦朝嬴姓的先祖是远古颛顼以后，舜帝时由于擅于驯养鸟兽，而被“赐姓嬴氏”，这也是《史记秦本纪》中的记述。之后嬴姓的子孙后代撒落于中华及夷狄各个地方。夏未桀残暴，嬴姓的费昌去夏归商，为商汤开车，并跟随商汤在鸣条之战中击败了夏桀。商王太戊以后，嬴姓辅助有功功率，逐渐贵显，变成商朝的诸侯国，而且在西戎保西垂立了贡献。商朝末期，嬴姓的蜚廉、恶来父子俩二人一个善走一个强有力，是纣王的给力大将。周武王伐杀了恶来。

捋一捋人家族谱，秦嬴生秦侯，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 这时是周厉王阶段，因厉王无道，诸侯国有的辜负了。西戎也反王族，灭犬丘大骆（非子的爸爸）之族。周宣王继位，以秦仲为医生，诛西戎。反倒被西戎所害。秦仲有五子，年纪较大的叫庄公，宣王召庄公统率弟兄五人，进兵七千攻克西戎，宣王因此给往西邑，称西垂医生。西邑依据《史记正义》 引《括地志》即汉陇西郡西县，在今甘肃天水市，与此同时宣王又把原先现住犬丘的地方给了他。

"赢"姓排秦人皇族战队之姓，实际上说起来秦人的起源相较为别的中原地区诸侯国要微贱的多，先祖并不是养鸟便是之后养马的。而秦地的发源最开始实际上是在山东省地区的部落其先祖在先秦时代就为诸侯国，备受殷商高度重视，后因参加”三监之乱而遭受周公的处罚，西迁沦落庶人。秦人西迁后在西陲一带以养马为业， 《史记·秦本纪》记述：秦先祖大骆以及子非子在这儿牧马养畜，生息繁衍，畜牧养殖拥有非常大的发展趋势。之后非子得周孝王器重复赐“赢”姓，封秦地为周王朝的附庸，为周天子饲马。

而后在春秋时期的大争之世，秦朝采取商鞅变法改革创新兴起于热血争夺的群英帝国主义之岛，秉持着统一我国、统一文明行为历一百六十多年领导者坚决地勤奋追求完美，才完成了一场最杰出的王国改革。而大堡子山是秦人西迁后的文化艺术起源地，印证了秦人风雨沧桑初创期伟业的过程，为秦朝之后的富强和统一打下了基本，也是各代秦朝先王帝陵所属的地方，而西犬丘最开始是封于秦非子爸爸大骆牧马(周王朝威震天下必须许多马好)，后赐予给秦非子做为领地，和大堡子山同为秦朝起源的地方。

　　“三秦”一词，今人多以陕西关中为说，起始于项羽破秦入关，将关中切割三分，封立三位秦之降将为王而得的名讳。即立章邯为雍王，都废丘(今兴平)，领咸阳以西地i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今临潼)，领成阳以东至黄河地；董翳为翟王，都高奴(今延安)，领上郡即今陕北延安、榆林地。三王各守一土，鼎足三分关中。清晰地勾画出“三秦”所指之地缘：即以成阳为中心，西不出陈仓(今宝鸡)，南不达汉中，北仅抵于延安，东限于黄河之西。在此之外，均不属其辖。因为陈仓以西为陇西地，西戎占：陕南汉中及巴、蜀分与汉王，刘邦占；延安以北为北地，狄戒占，黄河之东分与西魏王，王豹占。这就是“三秦”所指版图和关中所称“三秦”之历史因由。

　关中“三秦”虽由此而名，却在历史长河中仅仅昙花一现，前后不足一年。汉元正月(前206年)，项羽挥兵西入成阳，秦都即破，以为得了天下，自立西楚霸王，又大封分地而王之。项羽入城，烧杀掠抢，无不残破。屠烧成阳秦宫，“火三月不灭，收其宝货妇女而东”(《史记・项羽本纪》语)。项羽屠城之后扭屁股又东归彭城，关中遂由雍、塞、翟三王扼守以围阻刘邦。孰料同年八月，刘邦由古道回军关中，先于陈仓击败章邯，雍王属地皆归于汉。次年正月，又挥马东进，遂平降塞、翟二王，至此，关中“三秦”即废。

　除此“三秦”，还有一“三秦”，那就是晋时十六国之前秦、后秦、西秦，史称亦曰“三秦”。两个“三秦”，虽然同举“秦”旗号麾天下，却在政治和文化内涵上判然两别。前为封地，仅指秦地关中，且一现即逝。后为立国，则指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三个北方割据政权，而且从前秦建国的公元351年至西秦被夏所灭的431年，此“三秦”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整整演绎了80年之久。

　最有兴味的是，晋时十六国之“三秦”，分由甘肃氏、羌、鲜卑三族上层酋豪所建，发家也由河陇为起始。随着率兵四方讨定，势力范围不断向外扩张，向西攻灭了前凉、代国，向东大败晋师，平灭燕国，夺取了益州，不仅控扼着中国北方大部地区，还与东晋对峙相向，尤其前秦，一度平灭西域龟兹，又同车师、都善、高昌等国建立宗藩关系。西域来朝者十有余国，军事实力十分强大，经济发展非常迅猛，加上“三秦”具都倡导佛教，大兴儒学，推行文化立国之制，不仅为甘肃赢得“富庶莫过于陇右”之誉，也使关陇政治、军事、经济实力空前鼎盛。最值得一提的是，都于长安的前秦、后秦两个政权，尽管控制着古丝绸之路一线重镇，军事力量威慑整个西域各国，但其政治中心仍在长安，每年来朝供奉者络绎如云，仅西域遣使称臣者多达三十余国，他们不仅带来了价值连城的珠光宝藏，金银马匹，还送来异彩纷呈、各具民族和地域特色的音乐舞蹈与“奇技异戏”。各种民族文化的重重叠叠，从四面八方向长安汇集，对秦文化的建设可谓举足轻重。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人们每每提及秦文化时，大谈关中“三秦”，却又不知其关中“三秦”真正的文化内涵，以致在空泛的喧嚣中反倒否定了秦文化的历史生成根脉。项羽封王所立雍、塞、翟“三秦”分土，在不足一年的时间迅即灰飞烟灭，而且又在正值楚汉狂热互战乱世的背景下，试问，它给秦文化的形成到底能增添多少成色又给秦文化的建设到底能输入多少血氧秦文化毕竟是在统一的华夏文化主导下所形成的一种区域文化，就如同楚文化、蜀文化、郑卫文化、吴越文化一样，只有同其他区域文化相对应而存在，相比较而发展，相渗透而丰富，相流通而完善，才能充分显现其斑斓的光彩和独有的特色。这是任何一种民族文化形成发展不可违背的必然规律。

　秦文化不是项羽封王分土的关中“三秦”文化，也不是戏曲界经常挂在嘴边的陕西文化，当然更不是因为五朝国都均立长安便随意被误解误读的关中文化。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首先，应当承认秦文化是一个大文化概念，它既有历史积淀的纵深面，又有多元融汇的横亘面，但无论从其纵深、横亘任何角度讲，远非三秦文化、陕西文化或关中文化所能盖涵。

　秦文化的要筋在“秦”，秦的起因是东夷部族的赢氏族。因其后裔蜚廉、恶来父子二人，追随以武庚为首的商朝遗民助纣为虐反周叛乱，被周公一马平息之后将其放逐到遥远且又荒僻的“西出入陲”边地，沦为牧马的奴隶。这便才有了公元前897至888年的赢氏族种首领非子息马得功封地秦邑之事。此前赢氏族种所居地便在犬丘，即《史记・秦本纪》所言“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之说。犬丘，位于西陲，紧毗戎、狄。古籍中的解释是：“犬丘，又名西犬丘，西陲。汉置西县。”《甘肃通志》的记述是：“西县故城在(秦)州西南120里。”所言正是甘肃礼县大堡子山一带。从秦赢非子封邑为附庸，到秦穆公立国兴兵为诸侯的二百多年间，甘肃秦州西县的犬丘之地，无疑成了秦的发家地和大本营。这一点，已被考古界在该地挖掘出秦穆公时期的葬墓群及其大量秦国出土文物得到证实。正因为秦人在此长期以息马为业，犬丘又偏居西陲戎、狄一野，其生活、性格、好恶染上“戎狄”习性，自在情理之中，即使在秦人真正发迹并成为“开国十二，遂霸西戒”诸侯国之一的战国之初，东部其他各诸侯大国，仍将秦“以戎、狄视之”，对此，秦国君主也常为“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史记・秦本纪第五》语)而深感羞辱。这种“戎狄”习性，其实质正是秦文化的总体本色，诸侯视秦为戎、狄者，也是因为战国初期的秦文化依然带有浓厚的游牧特色所致。

　所谓戎、狄，是指西周时期甘肃古代少数民族为说，其中戒族主要活动于陇右，集结于今之陇西、天水和平凉、庆阳诸地，故又有�(今天水)冀(今天水县新阳镇)戎和义渠(今平凉、庆阳)戎之分。戎族原本有自己的社会文化，《左传》载有允姓戎族首领一段话道：“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语言不达。”戎以农牧兼营，却以“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的“不治所以治”经国之道，形成独立的文化品格，这种戎文化，既为秦襄公所效法，又随秦国对戎族的征服兼并，最终融汇于秦文化之中。

　狄系商周鬼方民族后裔，因居北方，多称北狄。分白狄、赤狄、长狄三支。白狄原居陕西东北，后徙山西、河北之间，占地立国，国号中山，兵强将广，骁勇善战，与燕、韩、赵、魏“五国相王”。白狄也和秦国发生过军事拼争，桓公三年(公元前601年)，曾与晋国联合对秦发起战争，使秦吃了败仗，一员秦将被俘；赤狄布居山西，并与晋国通婚，秦腔有出名戏叫《蜜蜂计》，演的正是晋献公宠妃狄女骊姬，欲害姜后之子重耳，重耳奔逃齐国搬兵报仇，又与狄女季隗结婚的真实故事。后来赤狄被晋国所灭，土地也被晋国兼并；长狄分布在山西迤东和山东边境，后为齐国所败。狄族虽然保持着游牧文化特征，但其文字、器皿、墓葬均与华夏族相同，说明通过战争、杂居、通婚、迁徙，也被华夏文化逐渐同化。

　两汉时期，甘肃境内又有三个活跃的少数民族揭竿崛起，一个是氐族，一个是羌族，一个便是鲜卑族。 氐、羌本系一源，春秋战国多以氐羌并称。《诗经・商颂》便有“昔有成汤，自彼氐羌”，《竹书纪年》也有“成汤十九年，大早，氐羌来宾”等记载。汉代，氐羌分化，各自成为独立族种。西汉初，氐族聚居于武都、陇西、广汉、蜀地，甚至与他族杂居。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但讲汉语，采用汉族姓氏，实行一夫一妻制和纳嫂制。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经济文化深受汉族影响，西晋时期，除武都、阴平(今甘肃文县、迭部)二郡有大量氐族部落外，在陇右略阳(今天水以北、秦安至清水一带)和天水二郡，又形成两个氐族聚居中心，即后世所称“清水氐”、“略阳氐”和“临渭氐”。十六国时的前秦政权，正是天水“略阳氐族”部落酋豪苻洪及其子苻健所建。

　羌原出于今之河南南部、湖南洞庭、江西鄱阳诸地三苗(即苗民)，后迁于三危，便成羌族。这是一个非常强悍的民族，《后汉书》说它“所居无常，依随水草”。族人更是“性坚刚烈勇猛”，“堪耐寒苦，同之禽兽”。汉景帝时，湟水羌族酋豪留何，率部迁入陇西郡之狄道(今临洮)、羌道(今宕昌)一带：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甘肃羌族与北部匈奴联合与中原为敌，汉武帝“将兵十万人击平之”，为“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武帝辟设河西四郡以拒，并设护羌校尉，统领羌族故地，羌人“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激起羌人多次反叛。经历多次xxxx，于是，“羌乃去湟中(今西宁市西部)，依西海、盐池左右”。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马援设金城属地以安置羌人。王莽末年，羌人乘乱入居金城郡(今兰州、临夏)，东汉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马援又将岷县等地羌族迁于陇西、天水、扶风三郡，开始与汉人杂居。公元384年，世居安南赤亭(今甘肃陇西县西)的羌豪姚苌杀死前秦君主苻坚自称大单于、万年秦王，两年后称帝，国号大秦，都长安，改元建初，史称后秦。此外，淝水之战后，陇西鲜卑部首领乞伏国仁，率10万鲜卑族脱离前秦，于公元385年，自立为大单于，领有秦、河二州牧，都苑川(今榆中县)，史称西秦。乞伏国仁死后，其弟乞伏乾归继位，称河南王、秦王，又迁都金城(今兰州西)、成纪(今秦安)、袍罕(今临夏)，逐渐占有今甘肃西南部。公元431年为夏所灭。

　“合而并之，因而续之”，通过氐、羌、鲜卑内迁促成与秦陇汉民杂居而合为一家，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羌、氐、鲜卑融入汉文化或者说秦文化而逐渐走向文明的历程，这正是都于长安的前秦和后秦以及都于苑川的西秦这三个陇右少数民族政权在秦文化史上的巨大贡献。不只仅此，文化艺术方面的辉煌成果，更对秦文化建设起了关键性作用。苻坚平灭前凉，前凉乐舞自然变成前秦宫廷演奏唱响的主旋律。如所谓“华夏正声”的清乐，正是“苻永固(即苻坚)平张氏始於凉州得之”(《魏书・乐志》)；《通志》卷一百四十一谈及《西凉伎》时亦言，“此声始兴，盖苻坚之末。”尤其《十六国春秋》还明确记载鲜卑慕容恒曾率领其族男女四十余万口，乘舆服御礼乐器等物远陟长安向前秦奉献：弘始九年冬十月，河州(今甘肃临夏及青海部分地区)刺史慕容超向苻秦长安首都献大乐伎一百二十人。《隋书・音乐志》还说：“慕容垂破慕容於长子尽获苻氏(苻坚)旧乐。”又云：“太元间破苻永固，又获乐工杨蜀等，闲练旧乐，於是金石始备”。这些乐舞、乐器、乐工、乐伎源源进入长安宫廷，并被后世隋七部乐、九部乐和唐十部乐所传承发展，也为秦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最值得一提的是，公元385年，吕光(略阳氐人)平西，遂带骆驼二万余头，大批珍宝、骏马和“奇技异戏”、“殊禽怪兽千有余品”，以及龟兹宫廷乐队启程东归。这个龟兹宫廷乐队，便是后世所称的《龟兹乐》。《隋书・音乐志》云：“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其声后多变异。”《魏书・音乐志》卷一百九亦言：“世祖平河西，得其伶人器服，并择而存之，后通西域，又以悦般国鼓舞设于乐署。”吕光建立了后凉，《龟兹乐》得以风行于河西。待吕氏覆灭，《龟兹乐》又分散传入内地，对周、隋乃至唐代的音乐都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开皇中，《龟兹乐》风靡国中，“举时争相慕尚”。至唐，西凉乐和龟兹乐更被视作热门。史书记载说：“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魏太武帝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还有《天竺乐》，《隋书・音乐志》言：“《天竺》者，起自张重华据有凉州，重四译来贡男伎，《天竺》即其乐焉。”可知《天竺乐》也是五凉时期，通过河西，传入长安的。集聚于北周的西北和西域各民族乐舞艺术，逐渐形成了宫廷宴饮时演奏的乐部。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后，又获得高丽和百济两国的乐舞艺术，加上早已传来的高昌国(今新疆吐鲁蕃)乐舞，全都汇集于北周首都长安，也全都融入秦文化的行列，更为后来著名的隋七部乐、九部乐、唐十部乐，打下了坚实基础。

　前秦、后秦、西秦，虽系陇右天水“略阳氐族”苻氏贵豪、陇西姚氏羌豪和陇西鲜卑乞伏部三个河陇少数民族所建，同时又在“五胡乱华”的相互剿杀中灰飞烟灭，但是，通过战争掳掠、属国朝贡和族种迁徙的河陇各少数民族文化，却源源流入长安宫廷，并与先秦甘肃戎狄文化融汇合流，构筑起一座永恒不朽的“秦文化”高耸大厦。从这座大厦中，我们可以看到先秦西陲河陇戎狄文化的根脉，听到西汉时期西凉之声的余响，寻觅到西晋陇右氐、羌、鲜卑和从五凉窃获的文化贡品，听得见凉州一脉传存的清乐和胡夷杂奏的西凉乐舞，还有经河西中国化之后再横穿甘肃全境传入隋唐宫廷的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以及河西月氏人所创的羯鼓和西凉节度使屡屡晋献的西凉大曲等等，即使是宋元之后形成的秦腔，也被严长明敏锐地捕捉到其根脉仍是“陇右秦声”、叶德辉赞叹“独秦声以甘凉之雄，犹似劲敌”(《秦云撷英小谱》)。而唯独陕西文化、关中文化、借项羽封地为名的三秦文化在秦文化这座大厦中尽然踪迹渺无，这的确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所以说，绵延三千年的秦文化是一个大文化概念，不可以视为三秦文化，尽管秦文化汇集于五朝国都成为长安宫廷文化，却不可以视其为陕西文化或关中文化。应该说，这是一般的常理。

　　说到“秦文化”，必须认识，其意义是多重叠合的。它本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区域文化，其分布的腹地、范围大致上是今中国西北部的陕西、甘肃一带。它为秦人(秦族) 所有，存在于西部的诸侯国秦国的领地内。它又有一个很长的发展历史，经过许多世纪，达到顶峰，有一个极短的历史时期内成为以政治统一为背景的全国性的文化——这就是秦朝文化。

　　春秋、战国期间秦国的占领范围不断扩大(到公元前3世纪初，已拓取今四川大部、湖北西部等地)。随着秦的军事征服、势力扩张、人员迁动，秦文化所影响和覆盖的地区不断扩大。 在这样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秦文化对其他文化也有吸收，内容是越来越丰富的。

　　到秦朝完成统一，实现了对全中国的统治，进而又采取许多措施巩固和发展统一，包括实行一系列的政策，有意识地统一思想、文化，以至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史记 ·礼书》指出：“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这是说，秦朝对六国文化是加以吸收而能予以兼容 的。但是，秦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确定的原则是不师古，不崇经，以法为治，以吏为师。推行这些政策的极致，就是实行“焚书坑儒”的野蛮举措，予文化以严重的摧残，对思想和学 术自由更是沉重的打击。因此，秦文化对于中原传统文化又并非主要是“依古以来典法行之 ”。

　　由于秦朝统治的时间很短，其目的在于统一思想文化的政策并未来得及完全实施，亦未取得预期的成效。与此同时，秦文化也未能在政治统一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他文化予以充分 吸收和消化。因此，在秦朝统一的短时期内，秦文化并没有和东方六国文化融为一体，其作为全中国的主导文化的地位，也没有来得及完全得以确立。在原属东方六国的广大地区内， 各区域文化继续表现着它们的特色和活力。

　　随着秦政权的被推翻，秦文化所依倚的政治支柱倒折了，秦文化也由文化融合的主体变为客体，其作为全中国统治文化的短暂时期也就宣告结束。不过，在代之而起的汉代，秦文化的 要素继续存在，而且还保持着强有力的影响。“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 ”。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统国家形态和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基础，也就是奠 定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基础。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建树、对后世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应当说是它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

　　战国以至于秦汉时期，经常有人注意并描述秦文化的一些特点。如魏国的信陵君说：“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仪德行”。西汉初年， 贾谊痛说“秦俗日败”，指出：商鞅变法以来，秦国一直是“并行于进取”，虽然“功成求 得”，但却出现了社会道德水准严重下降的恶果，秦始皇又“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更把秦朝推向灭亡。《淮南子·要略》说：“秦人之俗，贪狠强力，寡义而趋势 利”，司马迁也说：“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这里所说 的“俗”，部分地有我们所说的“文化”的含义。以上言论，虽然包含了对秦国或秦人的敌对心理，但却也揭示了秦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如秦人因其长期生活的环境的影响，在性格 上受戎翟即西北少数民族的影响，倾向于强悍好斗，为了达到目的，可以狠下决心，不惜一切。秦文化注重实效、功利，质朴而率直，不事虚浮，追求大和多，不停地拓展，主动性极 强，为了实现某一目标，定会一往直前，不容任何困难和力量的阻挡。秦文化的这些特点，似已得到当今学者的普遍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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