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居士的《亡妻王氏墓志铭》作于北宋治平三年（1066）。作者当时30岁，已由外任调回京师为殿中丞。　文章开头说明王氏的身份和死亡时间（丁亥是日期的干支计数，后面“甲午”也是日期）、地点和殡葬时间、地点。作者自称己名“轼”，表示恭敬和严肃。“先君、先夫人”是作者对已经去世的父母的敬称。“殡葬”二字，古代有别。从文章中看得出：殡，指停丧；葬，指掩埋。有这一节文字，后人鉴定苏氏家族在今彭山县有墓地，便有了文字依据。

文章第二段，简介王氏生平，是墓志的主要组成部分。作者先介绍王氏的名字、籍贯和家庭出身，称夫人为“君”，体现互敬互爱。古人认为对长辈和尊者呼名是为不敬，所以非提名不可时，就在名前加个“讳”字。接着交代她出嫁时的年龄和所生儿子之名（苏迈）。以下着重介绍几桩值得传扬的事情：夫人在娘、婆二家侍奉父母舅姑（公婆）“皆以谨肃（恭谨肃恬）闻（名）”。陪伴丈夫在任上的政绩，经常告诫远离父母的丈夫，要按老父亲的教导办事。作者特别举出实例说明王夫人注意来会丈夫的朋友，根据观察所得，分析其人的思想品质，提醒丈夫不要被奸邪谗佞之辈蒙骗。结尾写其享年，“年二十有七而已”，痛惜哀叹王氏的不寿；写作者父亲（苏洵）的话，既表扬了王氏“从于艰难”（换成今天的话，就是“患难之交恩爱深”）的高贵品质，又说明遵从父命“葬诸（之于）其姑（婆母）（坟墓）之侧”的理由，读完这段言简意赅的文字，非常自然的，我们对王氏这位善良忠贞的夫人，也就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印象深刻，久久难忘。

结尾的“铭”有赞叹，有议论。既慨叹夫人早逝，又以能够尽孝母亲为慰，充分肯定王氏夫人的一生恪尽妇道的典范。作者两次大呼“呜呼哀哉（哎呀，悲哀呀），表明自己失去爱妻和贤内助的深切悲痛。

全文仅四百余字，却能如此全面而又重点突出地叙述王氏夫人的生平，充分表达了夫妇之间超乎寻常的深厚感情，非东坡居士不能为也！当然从中也可领悟为义务必实事求是，情动于中发乎外，文从字顺，何必长篇累牍、故作无病呻吟？

苏东坡和王弗的：

青神中岩寺陡峭的岩壁下，有一池清水，澄澈见底。一天，寺院的住持来到贡生王方的书院，请他给水池取个高雅的名字。王方自从出钱修起这座书院开馆教书以来，正想找个机会考考学生的才气，于是他就让每个学生都为这个水池取个名，写在纸上交上来。

一个个学生提起笔，很快就写好交了上去。只有苏东坡迟迟没有动笔。他独自在池边久久徘徊，突然双手击掌，喟然叹息：“可惜可惜，如此清澈的泉水，却见不到一条游鱼！”谁知这轻轻一拍，水池石缝间竟然有鱼闻声游出，摇头摆尾，穿梭戏水。

苏东坡心中一动，便提笔写了三个字交了上去。王方将纸条一一拆开，只见上面都是些什么“观鱼池”、“看鱼池”、“钓鱼池”之类俗不可耐的名字。他正要打开最后一张纸条时，恰巧女儿王弗派丫鬟送来一张纸条。于是他将两张纸条一齐打开。

出乎意料的是，苏东坡和王弗竟不约而同地给这个水池取了一个十分高雅而令人叫绝的名字“唤鱼池”。住持和尚为水池征得这一美名后，想将“唤鱼池”三个大字镌刻于池边岩壁上，又来请王方动笔。王方仍如法炮制，叫学生每人写一张交上来，再邀青神的名士前来品评。

到了那一天，天气晴朗，中岩寺的水池边，挂出几十幅书法，写的全是“唤鱼池”三个字。行草隶篆，各显神通，令人眼花缭乱。一会儿，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看热闹的百姓人山人海。王方的女儿王弗，带着丫鬟也来了。

一群人左挑右选，反复品评，一致认为苏东坡写的“唤鱼池”三字最有神韵。两次评选都是苏东坡夺魁，王方想，女儿和东坡的命名，不期而合，莫非天配良缘。于是就将苏东坡招为女婿，郎才女貌终成一对恩爱夫妻。那年王弗十六岁，苏东坡十八岁。

苏东坡二十九岁那年，他的爱妻王弗抛下年幼的儿子苏迈，在河南开封早逝了。第二年，苏东坡亲自把她的灵柩送回故乡安葬。王弗聪明贤惠，又有见识，结婚十一年来，夫妻感情十分深厚。青年丧妻的苏东坡十分悲痛，郁郁寡欢。

十年之后，苏东坡在山东诸城任知州时，还填过一首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这首词表达了他对亡妻深深的思念之情，哀婉动人，闻者无不泪下。

苏东坡和王润之：

王弗在27岁就先苏轼而去了，苏轼悲痛万分，连续3年都没有再写过诗词。后来长辈的安排下，苏轼又娶了王弗的堂妹王润之作为继室，而王润之呢虽然不像王弗那样聪慧谦谨，但也是很柔顺贤惠的一个人，对待王弗所生的孩子就和自己亲生的一样。

王润之是陪伴苏轼最长的人，他们一起生活了25年，一起经历了各种磨难，可以说王润之重新给了苏轼家庭的温暖。

扩展资料：

苏轼这一生命途多舛，文学上的成就虽高，但官场上却几经被贬，还一次比一次被贬的远，晚年更是被贬到了儋州（今海南儋州），仕途不顺也就算了，他的三位爱人也都红颜薄命先他而去，“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单从这一句就足以看出苏轼心中对亡妻的想念之情。

如果说“十年生死两茫茫”是苏轼写给王弗的悼亡词，“惟有同穴”（死后葬于同穴）是苏轼许给王润之的承诺，那么“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就是苏轼给予王朝云的赞美。

王朝云是苏轼于杭州买回来的艺伎，当时她才12岁，作为艺伎的她虽小却也懂不少琴棋书画，很受苏轼喜爱，18岁时就被苏轼纳为侍妾了。若说王润之让苏轼感受到家庭的温暖，那么王朝云便给了苏轼精神上的慰藉，“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就是苏轼和王朝云游西湖写的。

但非常不幸的是，这三人都先苏轼而去，可想而知晚年的苏轼有多悲伤，不仅被贬，还连累了自己心爱的人同自己一起受苦而害病去世。

一、译文

魏国的公叔痤病重，魏惠王前去阀侯他。说：“您病重，这已是无法避讳的了，国家将怎么办呢？”公叔痤回答说：“我有一个儿子叫公孙鞅，希望大王在国事上听从他，假如不能听从，一定不要让他离开魏国。”

魏惠王没有答应，出来后对左右大臣说，“难道不可悲吗！凭公叔痤的贤能，却对我说在国事上一定要听从公孙鞅的，不也是荒谬的吗？”

公叔痤死了，公孙鞅听到后，埋葬完公叔痤，就向西去到了秦国。秦孝公接纳并重用了他。秦国果然一天比一天强盛，魏国一天比一天削弱。这不是公叔痊的荒谬，而是魏惠王的荒谬。荒谬者的祸患，本来就是把不荒谬的看成是荒谬的。

二、原文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问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痤对曰：“痤有御庶子公孙鞅，愿王以国事听之也。为弗能听，勿使出竞。”王弗应，出而谓左右曰：“岂不悲哉！以公叔之贤，而谓寡人必以国事听鞅，不亦悖乎！”

公叔痤死，公孙鞅闻之，已葬，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强，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为悖。

三、出处

西汉刘向编著的《战国策》。

扩展资料

一、创作背景

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记载，汇集成书当在秦统一以后，原来的书名不确定，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

根据战国时期的史料编订，反映了战国时期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一些活动情况和社会面貌，总共三十三篇，按国别记述，计有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合为一、中山一。

二、作品赏析

《战国策》的思想观念，就其主流来说，与《左传》等史书也有截然不同之处。

战国时代，是春秋以后更激烈的大兼并时代，过去还勉强作为虚饰的仁义礼信之说，在这时已完全被打破，国与国之间，如今讲的是以势相争，以智谋相夺；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也只是以自己的才智向合适的买主换取功名利禄，朝秦暮楚，毫不为怪。

《战国策》善于述事明理，大量运用寓言、譬喻，语言生动，富于文采，虽然书中所记史实和说辞不可尽信，但其仍是研究战国社会的重要史料。

三、作者简介

刘向（约前77—前6）又名刘更生，字子政；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沛县（今属江苏）人。

楚元王刘交四世孙；汉宣帝时，为谏大夫；汉元帝时，任宗正；以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旋得释；后又以反对恭、显下狱，免为庶人；汉成帝即位后，得进用，任光禄大夫，改名为“向”，官至中垒校慰。

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为中国最早的图书公类目录，治《春秋彀梁传》，著《九叹》等辞赋三十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五经通义》有清人马国翰辑本；原有集，已佚，明人辑为《刘中垒集》；生平事迹见《汉书》卷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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