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英法联军开进北京，火烧圆明园，1900年八国联军光顾了中国很多大城市。别的不说，列强两次入侵抢走的文物就数以百万计，以致百余年后的今天，大家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英国或者法国的某个家庭发现了一件价值不菲的中国文物，拍出多少钱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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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早年的欧洲列强，日本当年抢走的中国文物只多不少。或许西方人来得早，把他们认为的精品文物抢走最多。但从1931年算起，日本入侵中国长达十四年，他们有大把的机会和时间搞走中国的文物。实际上这是日本政府有预谋、有组织的一个计划。从手段来说更是花样翻新，抢是少不了，巧取豪夺或者偷盗也占了相当一部分。比如末代皇帝溥仪就干过盗窃故宫文物送给日本人的光辉事迹。

以致后来有一个尴尬的事实，要研究中国历史，必须到日本去。日本抢走的中国文物实在太多了。大约有多少呢？前些年的《国际先驱导报》刊文说，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日军侵华战争期间，中国记录在案的文物流失有360万件外加1870箱，另有700多处古迹遭蓄意破坏。

在日本的中国文物

360万件什么概念？要知道经过多年的搜集整理，故宫目前的馆藏文物才180万件。仅从数量而言，日本起码得搞两个故宫博物院才能放下中国的文物。日本的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了其中一万多件，涵盖了中国从远古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到清朝的书画瓷器等珍品。近代全世界最具考古价值的超级珍品之一，北京人头盖骨也是被日军掠走的。但运送那一批文物的日本船只阿波丸号沉没了，这件宝贝自此下落不明。

在日本的中国文物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抗战爆发很多年前，日本派遣了大量的学者和探险队窃取中国文物，当然也有出价极低买走或者骗走的情形。这些人实际上都是日本政府资助的。到了30年代，偷偷摸摸的方式不能满足日本日的胃口，大规模的掠夺、盗掘开始了。比如仅在洛阳金村，日本人就一次性抢走了大量的铜器、古籍，其中有数以百计的宋版书珍本。

抗战旧照

人们都知道当年日本在我国东北修了满洲铁路，后来日方有人透露，参与修建铁路的日本人，很多都是历史文化或者考古方面的学者。他们以调研地理环境为借口，摸排中国境内的文物和古迹。当年在日占区，到处都有日本的调研队。如此大规模的文物古迹调研活动，只怕中国几十年来还没日本人当年搞得好。所以说去日本学中国历史，是半点不夸张。

《顺治迁都》是一部长篇小说，作者借用一个朝鲜人的口吻对日本人说：“你们的大名是日本人，但我喜欢叫你们海盗……海盗，只能漂泊在海上。”我极赞同这句话，日本人倒是想上岸，终于还是被赶回了海岛上。

故宫的记忆不是日本抢中国的。《故宫的记忆》是神思者为NHK电视台纪录片《故宫》所作的配乐，而《故宫》这部记录片就是日本NHK制作的，日本和中国的音乐文化很有相近之处，对于中国古文化的了解日本也算是头号粉丝。

在中国近代史上，日本的侵略行为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苦痛与灾难，成为了世界史上难以磨灭的印痕。而只要我们稍微考究历史，就能够发现日本的这种侵略行为，其实是蓄谋已久的，早在公元十五世纪的时候，他们就有了“先占朝鲜半岛，再占中国东北，然后谋取华北平原，继而占有全境”的战略设想。

不过在那个时候他们的战略进行到第一步，也就是在以十四万人攻打朝鲜半岛的时候，就被大明帝国的辽东总兵李如松以四万人给击退了，然而他们的野心始终未曾熄灭，在数百年后又有了类似行为，实在是令人叹惋！而如果我们再次溯源而上，就能够发现其实日本十五世纪时候的这种战略畅想，来源竟然远在千年之前。

在汉朝的时候，正是中国强盛的时候，当时的史书记载，东方夷岛中有一“倭国”，倭国国王“奕世载忠，作籓外海，禀化宁境”，也就是说当时的日本是作为中国藩国而存在的，而且倭国的国王同时也接受大汉皇帝的册封，作为大汉帝国的将军。

然而到了汉朝末年，随着三国内乱中原战斗不休，就有很多人去了日本，他们给当时孤悬海外的日本孤岛带去了先进的知识与技术，以及文化思想知识，让日本文化有了质的飞跃！于是他们的野心也就日渐膨胀起来。

公元607年，中国正是一心想要通过武功来建立不是功勋的隋炀帝统治时期，他收到了来自以前藩属国日本的一封国书，国书开头为“日出处天子至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看上去也是友好的问候，但是很显然也有着日本国王大胆的试探。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太阳升起之地的皇帝向太阳落下之地的皇帝问好，但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率土之人，莫非王臣”，这一个小小孤岛竟然也敢自称皇帝，还敢公开嘲讽中国皇帝是“日落之地的皇帝”。从中可以很轻易地看出日本人的野心有多大了，这让隋炀帝看到后怒不可遏，感觉受到了莫大的屈辱，气得差点就要发兵去踏平日本，但是由于军队还在打高句丽，所以他勉强忍了下来，还写了一封回信！

不过日本国王并没有收到回信，因为外交使臣小野妹子表示回信被人抢走了，其实这种话很耐不住推敲，要知道抢走国信那就是与两个国家为敌，而且吃力不讨好，基本没人干这样的傻事，最大的可能就是隋炀帝写了一些言辞激烈的话语，以至于小野妹子不敢让日本国王看到。

日本国王后来就谦虚很多，再次来隋的国书上写的是“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没有了那种明显的嘲讽意味，也就与隋朝开始了友好往来，当时的“遣隋使”与后来的“遣唐使”都是长安城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后来的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评价这种交往对于日本的影响是“恰如婴儿追求母乳般地贪婪地吸收了朝鲜和中国的先进文明，于是从野蛮阶段，不久即进入了文明阶段。”对此，你怎么看呢？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二十九军奋起抗战，与日寇浴血奋战。然而，终因寡不敌众，最后奉命撤退，北平沦陷。很多人好奇在北平沦陷时期，日本人到底从故宫抢走了多少文物呢？今天，我们就一起通过历史的蛛丝马迹了解一二。

实际上，在九一八事变后，故宫博物院文物的安全问题就日益严峻。在故宫工作人员以及政府有识之士的建议下，国民政府决定对故宫文物进行南迁。当时，故宫有几百万件文物，不可能全部被运走的。于是，在人们的筛选下，被选中的文物包括书画、铜器、瓷器、象牙、善本等，共计19690箱，62万余件。据说，负责筛选文物的并非全部是专业人员，很多是国民政府的文人，他们不懂文物，结果是有些精品并没有选中，反而是次品被选中带走了。

1933年2月5日晚，北平全城戒严。1万多箱文物从神武门广场出发，用几十辆板车轮流运往火车站，军警全称护送。在不到120天的时间里，五批文物先后运达上海，后又转运到南京朝天宫。但随着战事不断深入，南京也不安全了，这些文物有被分三路西迁，最后运达了陪都重庆，藏于深山的山洞之中。故宫的这场历时长久、数量巨大、损失微小的文物迁徙之路，被国内外人士称为奇迹。这都是无数为故宫文物南迁付出辛劳的工作人员的功劳，他们是真正的文物的守卫者。

在故宫大批文物南迁后，总务处长张庭济奉命留守。在1937年11月，北平沦陷后，日伪政权下的故宫博物院艰难维持，与日寇尽力周旋。当时，日本人妄图派日本人担任故宫的院长和顾问，由于遭到了故宫工作人员的坚决抵制而没有成功。故宫的留守人员都是真英雄，他们拿出了玩命地精神来护宝，他们规定日本人不得随意进入故宫，除非带有介绍信，否则一律不得进入。

但是日本人也不是吃素的，1938年6月，日本宪警两次闯进故宫博物院太庙博物馆搬走并撕毁了大批的图书资料，有书籍243种，340册，杂志369种，10682册。凡是书籍中有反日抗日、谈及日伪政权的一律都要予以销毁，同时，有关司法、教育、财政等书籍杂志也必须销毁。这次日本人的暴行对故宫文献库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日本侵略者企图借此推行其奴化教育，其用心之险恶，令人不寒而栗。

1945年3月，日本人又搞起了献铜运动，并将其魔手伸向了故宫博物院。尽管故宫的工作人员多次抵制，但是最终为了不惹恼日本人，确保故宫的整体安全，不得不将一些散落在各个院落的一些铜缸、铜炮等1095斤交了出去。但是日本人不满意，日本人命令将故宫不能段明年代的54件铜缸以及2尊铜炮交了出来。实际上，在1944年6月22日，日军就从故宫劫走了铜灯亭91个，铜炮1尊。万幸的是这批文物刚运到天津，日本人就投降了。

随即，故宫的工作人员前往天津运回这批文物，这些文物大多已经残破、损坏，重达4460公斤，比劫走时少了971公斤，并且被劫走的54个铜缸也不见踪影。据统计，在故宫工作人员的精心守护下，在北平沦陷期，故宫博物院被日本人掠夺了铜器149件，太庙图书馆馆大批图书文献遭到破坏，文献馆的张鼓峰舆图被劫走。当然，这都是官方记载，实际上到底有多少文物被日本抢走，就不得而知了。

从历史来看，战争不仅仅是对敌国居民的杀戮和城市的破坏，更多的也是对敌国财富的掠夺。如八国联军、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后，都大肆掠夺，抢劫圆明园文物。而日本在二战期间也是如此，当时在其占领区，其大肆公开挖掘，抢掠中国古代珍贵文物，14年间被抢走的文物不计其数。

据统计光是珍贵的古书籍就有300多万册，其他珍宝更是无法统计。其每到一处，基本上大肆抢掠，抢不走的也会破坏掉。但是，很奇怪的是，在二战期间，日本占领了北平，却唯独没有对我国文物宝库故宫下手，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不敢。

故宫那可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皇权的象征，那也是中国文物艺术的宝库，在全国人民心中那是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因此，太扎眼了，一旦日本公开抢掠故宫，搬走文物，必然受到全国一致的声讨，增强中国抵抗的决心。

而且也会受到国际的压力，使得日本进一步被孤立。而且当时的所谓伪满洲国的溥仪，故宫那是他的家，如果日本人公然的破坏，抢掠。那么作为溥仪必然是强力反对，到时候，恐怕东北的局面也不好控制，溥仪会更加不合作。所以，对于日本来说，抢掠故宫，目标太大，风险太高了。

第二，价值不大。

其实当时的故宫抢掠价值也不是很大了，因为，在1933年的时候，山海关失陷，当时的政府就担心故宫文物被抢。于是开始分批运走故宫的珍贵文物，前后分了好几批，将文物运送到南京、上海、四川、重庆等地存放。也就是说当时故宫的主要珍贵的文物都被运走，而留下来的文物价值没有那么高了，因此，即使抢掠，日本也得不到什么珍贵的文物。

第三，日本的梦想。

在二战期间，日本那是很狂妄的，搞了个大陆政策，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而最终的目的那是要占据整个亚洲的陆地。而且规划都搞好了，到时建立的亚洲大帝国，首都就设在北京。因此，到时候天皇准备迁移到故宫居住，所以这一点也阻止了日本的抢掠。他们还梦想着这是天皇的皇宫呢，怎么可能敢去抢掠呢，从这也可以看到日本有多疯狂！

第四，中国的努力。

日本占领北平期间，在北平的社会名流如朱启钤、叶公绰等人，也是著名的学者，而且包括投降日本的一些汉奸，都在极力阻止日本接管故宫，插手故宫事物。因此整个战争期间，其实故宫的管理权限，还是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这对阻止日本的抢掠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尽管如此，在战争后期，日本严重缺乏铜铁等资源，一些汉奸，为了给日本贡献“铜铁”，冲到故宫将故宫铜缸和铜灯罩等铜器等100多个都给抢走了，这也是一笔巨大的损失。

青铜器

虎食人卣：盛酒器，商代后期，湖南安化出土，通高357厘米，重09公斤，现藏于日本泉屋博古馆。

此器通体为虎形，两后足及尾支撑作踞坐形，前爪与一人相抱，作张口欲食之状。人身与虎相对，手扶虎肩，双脚踏虎后爪上，头侧转，目睛有力，无丝毫恐惧态。虎顶部为卣盖，盖上立一小鹿。虎头两侧有提梁，两端有兽头，外侧饰夔纹。虎头及身为卣身。此卣形制复杂，显示铸造的高超技艺。虎口内人的发际、耳缘，虎的口腔，需用多样小范小能铸成。匠师为表现虎食人的动势，颇费苦心，是罕见精工细作的器皿。（同形一器藏于巴黎赛奴施基博物馆）

羊尊：

盛酒器，商代后期，通高154厘米，日本藤田美术馆藏。

此器为写实羊形，羊头有盘屈巨角，尖嘴、细眼。羊背为尊盖。盖细长，盖面饰浮突饕餮纹。前有一立夔，后有立鸟，均圆眼、弓背，形态生动。羊身及腿部满饰浅龙身凤首长形花纹。腿下有半圆形蹄，圆臀后有细尾下垂。此尊羊的形态生动，身体各部位比例准确，浅纹饰及立饰都很精美。

饕餮纹三足壶：

容器，商代后期，通高60厘米，日本藤井有邻馆藏。

此壶壶身壮大，盖与壶身联成一体，使壶成为无棱角金字塔形。盖上有蘑菇形纽，由于锈蚀，花纹不清，盖中部有小扉棱。壶敛口，口沿下饰浅三角形蕉叶纹。腹呈梯形，下膨，圆形底。颈、腹纹饰分三段，上饰饕餮纹，中间夹饰夔纹带，下部饰宽于夔纹带两倍的饕餮纹带，纹较深。腹部正中有突起扉棱。扉棱成上下两段饕餮纹通鼻，上段饕餮眼小而圆，稍有突起，下段眼较大，圆而突起。饕餮形象已由狰狞威严变为略见形迹的点线装饰。腹下有三柱足，足短粗，无纹饰。壶身正中两侧各有一环形耳，耳上部形似兽头。此壶造型十分稳定，外形圆浑，小纽、小耳、短足，使壶身愈显硕大而有气魄。其形制的特殊，乃青铜器中孤例。

双鸟鼍鼓：

乐器，商代后期，高794厘米，日本泉屋博古馆藏

此鼓全部为青铜铸造，其形可能仿自木鼓。鼓身横置，上较下略长，鼓下有四只外撇如爪的短足支撑。鼓身满饰浅饕餮纹及有目斜角云纹，两侧各有一人形图案。人面浮突，五官俱备，眼大而圆，似瞪视，上横粗眉；通鼻，有翼；口大、唇厚；耳、颈、躯干、四肢均为浅纹。颈细长，躯干为倒三角形，四肢伸张。鼓顶立雕两卧鸟，相背成枕形，中间有小孔。鸟下饰饕餮纹，绕以四瓣花纹方框。鼓两端像鼍皮鳞蒙面，鼓缘饰三列乳钉纹。纹饰精致，尤其鼓皮仿鼍皮十分相像。由此可证鼍（今称扬子鳄）皮蒙鼓早在商代已很普遍。

太保鸟卣：

盛酒器，西周早期，通高235厘米，日本白鹤美术馆藏

此卣形体为一扬头坐状鸟。鸟头有下弯紧闭的尖喙，上有小月牙状鼻孔。头上有大圆眼，眼中有凹陷的圆瞳。头顶有两冠，冠如角高而后弯，直至背部。颔下有两长圆形片状胡。颈部两侧有环，上衔弓状扁梁，梁面为竹节人字纹。鸟腹部膨大，背至腹部饰直线半弦鳞纹，至腹部成宽螺旋纹，是羽和翅的变形。鸟足弯曲前伸，上有简练单线纹。尾自腰后伸出分叉，和双足成鼎立状，稳稳支撑全身。此器自梁至足呈三角形，上小底大，造型稳重；鸟扬头前视，形简练，整体和谐粗犷。器有铭文“太保铸”三字。

婴戏图剔黑盘

盛食器，南宋晚期，高45厘米，直径312厘米，日本文化厅藏_

此盘呈圆形，其髹饰工艺亦为剔犀。纹饰图案分为两组，盘底为婴戏图，盘侧壁为缠枝花叶图，两组图案被两条同心圆圈纹隔开。婴戏图展现出富贵人家的中秋夜景：三重飞檐门楼前后掩映，在浓密的树荫遮掩下，在有“庭院深深深几许”之趣；飞檐门楼前为一曲槛围绕的庭院，10个孩童或卧或站，或驻足或奔跑，游戏耍闹，气氛热烈；曲槛外水流波动，花树繁茂，树梢上一轮圆月挂在天空，轮中丹桂、玉兔清晰可见。月中的清冷与人世的热闹对比强烈。孩童嬉戏于庭院，使人联想到浓荫掩映的楼阁内当有大人举杯赏月，此景此情让人尽灭出尘之念，点燃享受子孙绕膝、合家团圆的热望。

人物花鸟纹尺八

乐器，唐代，长436厘米，吹口径232厘米，竹，日晒正仑院藏

尺八即古箫。这件尺八共三节，孔正面五，背面一，是竖吹的竹管乐器。它在整体上以竹节与孔为节奏，以六孔作心点装饰大团花，在竹节边框处刻卷草纹，构成虚断实连的围转画面。在鸟鸣蝶飞、花草锦簇的景色中，置正反两组仕女：一组刻弹唱；一组刻赏花。她们云鬓高耸，长裙曵地，宛然是一幅自在逍遥的宫苑游乐图。

尺八采用了竹刻的“留青”技法，工艺复杂。刻去表皮，露出竹肌之处为地，保留表皮之外为纹，成为浅浮雕刻。竹材干后，表皮由青转白而后浅黄，竹肌则渐渐呈深黄，进而变红紫。时间愈久，皮、肌的色差越大，故而花纹日益清晰。孔心团花与节边卷草以线刻为主，主体人物则以面为主，开成经线衬面、以花草衬人物、以装饰托写实的生动和谐的艺术效果，使此古箫成为一件不朽的竹刻珍品。

唐代王维的一幅画“伏生授经图”纵28厘米，横49厘米。现藏于日本博物馆。

我国唐代王维的“干雪霁图卷”，纵313厘米，横2073厘米。现藏于日本。

东晋时期张僧繇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房屋神心星神)”，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东晋时期张僧繇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岁星神)”，古绢本。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东晋张僧孙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危星神)”，古绢本。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东晋时期五张僧繇“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虚星神)”，古绢本。现藏于大阪市立美术馆。

我国东晋时期的作者张僧繇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尾星神)”，古绢本。现藏于日本人阪市美术馆。

我国东晋时期的作者张僧繇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牛星神)，古绢本，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美术馆。

东晋张僧繇“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斗星神)”。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美术馆藏。

东晋张僧繇“五星十十八宿神形图卷(荧惑星神)”。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我国历史上的南宋李安忠的《鹑图》，绢本，设色，立轴，纵242厘米，横276厘米。县收藏于日本根津美术馆。~

北宋石恪的《二祖心图》，纸本，墨笔，横幅，纵353厘米，横643厘米。现藏于日本国立东京博物馆。

我国南宋时宋汝志的《笼雀图》，立轴，绢本，墨画淡彩。纵22厘米，横22厘米。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加一条，裴文中教授在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头盖骨，虽然现在下落不明，这笔帐日本人也是跑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