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你好！

　　我给推荐几部《世界史》

1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

2《世界史纲》是威尔士写给所有历史爱好者的简明读本，以无比开阔的视野、轻快简洁的笔调 将自生命起源以来的生物及人类历史，有条不紊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3斯特拉伯（Strabon）《地理》：世界地理学之父，欧洲人对东亚和东南亚地理的初步描述

4托勒密(Ptolemaios)《地理》：古代西方地理学的最高峰，精密的经纬度，从大西洋到南中国海的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简介，一副规模空前的世界地图

5阿米亚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晚期罗马帝国史》：最后的“古典”，最后一部真正伟大的拉丁文断代史，古罗马军事史学的巅峰之作，叛教者皇帝企图恢复古代多神教的悲壮颂歌

6约达尼斯(Jordanes)《哥特史》：关于哥特人、Huns、西罗马帝国灭亡时期，也就是民族大迁徙时期现存最重要的史料，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大段地摘录了本书。作者本人就是哥特人，后来在君士坦丁堡生活。

7兰克(Ranke,一七九五～一八八六年)是史学界的一代宗师，影响了中国几代史学家，但是他的代表作《普鲁士史》和《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却一直不见汉译本（还有《教皇史》、《英格兰史》等等，但他并不是那些方面的权威专家）《普鲁士史》截止到腓特列大帝即位，《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描述的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前后的中欧剧变。

8德罗伊森(Droysen)《希腊化时代－马其顿帝国史》：这部书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希腊化”。书中一开头说：“亚历山大大帝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此后这句名言便成为附庸风雅的文人用语之滥觞；这本书本身也是如此，它触及了一个现代中国人刚刚开始感兴趣的时代：从亚历山大大帝到第一次马其顿战争的前夜。

9《军事艺术史》你想知道古代和近代战争的真实规模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吗？古籍中的数据究竟被夸张了多少倍？雅典人在马拉松平原上到底冲刺了多少米？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或是：各支伟大军队的行动路线、后勤保障、列阵特点……在这些方面，德尔布吕克(Delbrueck)的《军事艺术史》是无可超越的经典著作。

10蒙森(Mommsen)是一个史学界的传奇。他的《罗马史》为他赢得了包括诺贝尔奖在内的无数荣耀，但是关于罗马帝国时代的第4部却始终没有现身。1980年，人们意外地在他学生的遗物里发现了这部《罗马帝国史(讲义)》，它将带给古罗马史学怎样的冲击和启迪~~

　　参考来源：百度~希望帮到你！--------------------------------来自团队《八千里路云和月》

这是学者的错误，大秦泛指波斯帝国，而非罗马 大秦 大秦——泛指波斯帝国，而非罗马 正 文 自从张骞走进西域，商贾们也开始远出中东、近东，3 世纪成书的《魏略》率先记载了一个“大秦国”，其云：“大秦国一号犁靬，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从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风利二月到，风迟或一岁，无风或三岁。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大秦所临的“西海”如此辽阔和奇幻，就有许多学者说“大秦是罗马”了。究其实，西海是西域诸国正西的里海，因此大秦国应该是在南高加索一带。 “大秦国”史说辩伪 《魏略》是一部失传了的私撰历史，作者鱼豢对于东汉、曹魏时期的各种史实，能兼收并蓄，因此有人责怪他“巨细毕载，芜累甚多”。例如，它既说横渡西海“遇风利二月到，风迟或一岁，无风或三岁”；又说“从安谷城陆道直北行之海北，复直西行之海西，复直南行经之乌（丹）迟散城……凡当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国”。后世的人们自然要问：这两种大相径庭的说法，究竟哪一种是“芜累”呢？ 事实上，通过对安息、条支在里海以东的认识，我们已经确认“西海”即是里海，而这个“六日乃到”的说法，又与“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所说里海“最宽处要走八日”，不谋而合。如果再循了“陆道直北行之海北，复直西行之海西，复直南行”的方向，则不难推定大秦、海西是在里海西岸的结论。 然而，5世纪成书的《后汉书》却只记录了“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 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入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的故事。原来，甘英到了条支附近，即“思土恋慕”想回家了，于是编造了一些说法来蒙骗上司，而《后汉书》拿官吏的谎言当真，就只能怪这部“正史”的作者没有眼光了。 此外，《后汉书》也有五六百字关于大秦国的记载，如：“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人俗力田作，多种树蚕桑……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郡）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汉书》……又云‘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又言‘有飞桥数百里可度海北诸国’”云云。此中除“大秦王安敦”是它的新说，其馀多是《汉书》、《魏略》的节略。 有人为了附会“大秦即罗马”的立论，就说“大秦王安敦”是“罗马皇帝安东尼乌斯”（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161—180年在位）；至于“人民……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这样的人类学问题，他们就无以面对了。其实，元朝就有人名“安童”者，它是蒙古语“金”字Altan（“阿勒坦”）的转音，“安敦”也可为大秦王是蒙古人种的证据。 >/8yGBD 《大秦景教碑》 明朝末年发生了又一次“大秦事件”。那是1623年在长安附近出土了一座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其为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来华教士所立。聂斯脱利派因主张基督二性二位，反对已成正统的三位一体说，而被罗马教会斥为异端，其信徒东逃至波斯建立据点，唐贞观年间传入中国，译称“景教”。《大秦景教碑》刻于唐建中二年（781），记叙了景教在中国的流传。既然“大秦景教”就是“波斯景教”，“大秦即波斯”才应该是合理的结论。 唐代称波斯为“大秦”，当是承袭了汉代“大秦国”之名。关于大秦的人种，《后汉书》说“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魏略》则说“似中国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国一别也”。两者都说到大秦人种是相同的，并且认同中国，因而被视为秦始皇的同类。现代人类学研究表明，近三分之一伊朗男性具有蒙古人种基因（中亚地区高达三分之二），这是蒙古人种统治波斯两千余年的见证，它至少可以远溯到纪元前的“美地亚——波斯王朝”。因此大秦国人“有类中国”的说法，是不必怀疑的。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秦”是有所血缘专指的。统一中国的西秦部落为“嬴姓”，也就是实为“金姓”亦即“安姓”，也就是西北地区的通古斯——爱新部落。而齐鲁居民“东夷”也是通古斯民族，故尔《汉书·高帝纪》有“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此东西秦也”的说法。因此《魏略》之“大秦国”，是波斯西北部的通古斯民族。 《新唐书·西域传》则说“波斯……东与吐火罗、康（居）接，北邻突厥可萨部，西南皆濒海（波斯湾），西北赢四千里，拂菻也。人数十万，其先波斯匿王，大月氏别裔”；又说“拂菻，古大秦也，居西海上，一曰海西国”。因此，与唐同时代的波斯萨珊王朝的王族，也是通古斯——月氏（兀者）之裔。而“拂菻”或“大秦”所在的伊朗西北部，古代正是美地亚，现代则是伊朗的内阿塞拜疆（东阿塞拜疆、吉兰、赞章）诸省，和被沙皇俄国分裂出去的阿塞拜疆国，中心分别是大不里士和巴库两城。 大秦即罗马或埃及的谬见 中国发现《大秦景教碑》的消息，被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报告给罗马教廷，也引起了欧洲学界研究中国古籍地名“大秦”的学术兴趣。然而，可能是出于宗教热情的误导，“大秦即波斯”的真相没有得到弘扬，“大秦即罗马”的观点反倒流行一时。直到1885年，德国学者夏德（Hirth）发表的名著《大秦国全录》， 以为以甘英所说“西海”的辽阔，就不可能是里海和地中海，而必是印度洋之波斯湾，故尔大秦应在叙利亚一带。 20世纪初，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认为西海泛指波斯湾及红海，大秦应为红海之西的埃及；而埃及城名亚历山大（Alexandria），略去a和s等音，即成Lekan，应即是《后汉书》之“犁鞬”，或是《大宛列传》之“黎轩”，纪元初埃及、叙利亚都是罗马的领地。法国学者伯希和（Pelliot）支持白鸟氏。白鸟和伯希和是20世纪世界汉学执牛耳者，他们以“黎轩即亚历山大”的立论，帮助了“大秦即罗马”之说的流传。 伯希和说“余敢断言犁鞬之必为亚历山大”，其根据是汉译佛经《那先比丘经》有“王言，我本生大秦国，国名阿荔散”之句，伯氏说此经巴利文本说该王出生在“Alassanda州的Kalasi村”。他认为“阿荔散”是Alassanda的音译，也是“亚历山大”的音转，因此大秦必指埃及。其实，“阿荔散”（Orasan或Alassan ）是波斯东部地名“呼罗珊”（Khorasan）的变译，呼罗珊与阿富汗古代盛行佛教，而埃及则与之无缘。阿荔散既为呼罗珊，大秦无疑就更是中国人泛称的波斯了。 说来，辨证大秦国，还不如将《魏略》的相关文字作一番疏通。而我们只须识得“西海”是里海，“海西”是巴库，“大秦都”是大不里士，并将“飞桥”释为半岛，“积石”解作无草木之石山，再易若干“之”字为“至”，修正个别方向道里，配以山川地舆，则通篇似身临其境的游记。古代中国人冒险远行，波斯近东皆在足下的辉煌，亦都可及见了。 西方人所见到的“大秦国” 《魏略》的可贵之处是，它录下了许多商旅见识，大秦国的物产被详尽地记载了下来。于今看来，大秦盛产的“毾毡”，就是举世闻名的“波斯地毯”；而那里还出蚕桑，古代罗马的丝绸未必全是从中国传去的，大部分可能就近来自大秦国。而南高加索地区事蚕桑，也是古代东亚民族迁徙到那里的证据。 15世纪，西班牙使者克拉维约在去撒马尔罕的途中， 过大不里士和赞章（Zanjan）后，抵达赞章东南30公里处的苏丹尼叶（Soltaniyeh）城，目睹了物产的丰富和商业的繁盛。在《克拉维约东使记》中，他说：“里海南岸之吉兰省所出产之丝，亦先运来本城，再经商贩，运往大马士革、叙利亚境及其他各大城市，如土耳其、迦法等处。至于舍里旺（Shirvan，按即外阿塞拜疆库拉河流域）之沙玛黑（Shmakhy）所产之丝，亦运来此城。沙玛黑之丝产量甚巨，除伊朗商人为之销售外，即热那亚、威尼斯商人，亦赴该处采购。”克拉维约又说：“失刺思（Shiraz, 今译设拉子）及其附近所产之各种布、帛、丝、绸缎带、纨绮等货，皆运来苏丹尼叶城推销。呼罗珊境内之叶森（Yesen）及塞洛拜（Serb）城一带所产布匹，亦在市场上出售。……自忽鲁谟思（Hormoz）运来苏丹尼叶之商货为珍珠、宝石等。珠宝商，又自海路采购大蚌珍珠之类。大蚌躯壳甚大，所剖出之珍珠，颜色纯白，经送来苏丹尼叶及大不里士城，由工匠将其镶成戒指、耳坠等装饰品。”还说：“自苏丹尼叶至里海（按，即吉兰省沿岸），计六日程。里海附近，亦产宝石。”将克拉维约的这些说法和《魏略》的记载比较，即可发现汉代商贾们所言不虚了。 大秦国是蒙古人种的西方历史记载方面的依据 古代内外阿塞拜疆地区是大秦国之所在，那里就是古代的美地亚（Media）。美地亚人（Mede）在世界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公元前八七世纪，美地亚人起事，导致亚述王朝的衰灭。后来，美地亚王朝征服了波斯、阿富汗、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西部地区，成为与希腊城邦对峙的近东强权。中国历史说大秦国是蒙古人种，现代阿塞拜疆民族说突厥语，它有蒙古人种的祖先，并不奇怪；但古代美利亚是波斯帝国的先身，就很难使人设想“美地亚——波斯”王族也有东方的血缘世系。 西方历史学者认为，美地亚人是南俄草原上的息西安人的同类，都是“亚利安”人种的游牧民族，《大英百科全书》帮助传播着这种猜测性的观点。事实上，公元前后的两千年中，南俄草原和乌拉尔地区是蒙古人种的领地，俄罗斯学者称那是一个“前斯拉夫时期”（PreSlavic）。那时，游牧民族持续地通过高加索山东端的打耳班通道，进入近东地区，并在里海西南形成一片蒙古人种的聚居地，即今之内外阿塞拜疆，或古代的美地亚。 在西方历史记载中，也可以发现美地亚人具有蒙古人种祖先的线索。关于美地亚王朝，希罗多德说是一名叫Deioces的酋长统一了六个部落（Busae、Paraet-ake－eni、Strukhat、Arizanti、Budii、Magi）而形成的。另一位希腊史家泰西亚斯（Ctesias）说一名叫Arbaces的美地亚王， 开创了美地亚王朝。暂且不说Deioces是否是“女直”，说Arbaces就是契丹名人“耶律阿保机”之名“阿保机”，却是令人信服的。 公元前五四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载：“Scythian （息西安）王Madyas率一支大军，追赶被逐出欧罗巴的Cimmerian（奇米里安）人，而侵入了亚细亚，来到了美地亚人的领地。从亚速海到法思河和Colchi人住的地方，轻装要走30天。从Colchi人那里再走不远，便可进入美地亚，因为中间只隔着Saspire人的地方。” 此中的Cimmerian、Colchi、Saspire、Scythian，恰恰就是中国历史记载的东方族名“且末”、“高车”、“鲜卑”、“息慎”。事实上，高加索地区的一些现代国名，都来源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族名“车臣”、“阿巴嘎”等。因此，作为蒙古人种集群的成员部落，Mede应该就是通古斯族名“靺羯”或“勿吉”，地名“美地亚”则应就是“靺羯亚”或“勿吉亚”。《魏略》关于南北高加索地区“其俗人长大平正，似中国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国一别也”的见识，便是基于这些事实。 波斯帝国是美地亚王朝的延续，开国君主居鲁士（Cyrus）大帝， 是美地亚王Astyages和希腊吕地亚城邦公主Aryenis的外孙，他们的联姻兆于公元前585年5 月28日发生的一次日食，其时正在恶战中的美地亚人和吕地亚人都受到了惊吓，于是就地结束了两败俱伤的长年战争。吕地亚王将女儿嫁给当时的美地亚王子Astyages，婚后他们生下一个叫Mandane的女儿。女儿长大后，Astyages 认为她是不吉利的女子，将她下嫁给了一个波斯平常子弟Cambyes，居鲁士就是Cambyes和Mandane的儿子。 居鲁士降生时，多疑的Astyages又认为他将带来厄运，于是命令家臣Hrpagus将婴儿杀死。但Harpagus将婴儿托付给了山间的一家牧人，牧人的妻子Cyno把他扶养成人。居鲁士很小就表现出领袖才能；Astyages在处理一桩孩童纠纷时，从孩子王居鲁士的身上察觉到了自己的霸气。于是他召来了Hrpagus和牧人， 两人招出了实情。Astyages把外孙还给了他的父母；但诱杀了Hrpagus的儿子， 还骗他食用亲子的骨肉。若干年后，怀恨在心的Hrpagus帮助居鲁士推翻了他的外祖父，他和另一个美地亚人Mazares，是帮助居鲁士征服爱琴海沿岸希腊城邦的头号功臣。 回到父母身边的居鲁士，不忘Cyno的养育之恩，希罗多德说：“父母为了使波斯人相信居鲁士的得救是出于天意，便把一个说法散播出去，说他在被遗弃后，曾受到一只母狼的抚养。”希罗多德曾不止一次提到息西安人谋杀孩童，诱其亲人食用的泄恨手段；而美地亚人也同样有此恶俗。母狼育婴而终成伟人，也是中国北方诸族屡见不鲜的传说。而cyno又正是蒙古语中的“狼”字“叱奴”（chino）。 这些习俗、传说和语言信息，都是美地亚人具有东方背景的证据。 我们无从考证居鲁士的出生地，但他的侄子和继承人大流士（Darius）是出生在大不里士东南200公里处的赞章城。居鲁士本人的血缘复杂， 但他是在美地亚人的权力环境中长大的，他的亲信也多是些美地亚人；他统治波斯近30年，最后在与Massagetae人的恶战中战死，战前Massagetae女王的使者还称他为“美地亚王”。希罗多德所记载的几个美地亚人，都有着远东民族常用的名字。如： 英译 应译作 Astyage（s） 阿济格（满语“小”） Hrpagu（s） 阿巴嘎（满语“天”） Cyno 叱奴（蒙语“狼”） Mazare（s） 马佳、麻察、马扎儿 除“叱奴”是地道的蒙古字外；“阿济格”、“阿巴嘎”、“麻察”等，都是源自通古斯语的满蒙两族常见的男子名。这些人名亦表明：Mede就是通古斯族名“勿吉”或“靺羯”。 结束语 波斯帝国和中华帝国一样，长期受到中国北方民族的入侵和统治，这可以追溯到美地亚人，而《魏略》记载的“大秦国”，是指伊朗内外的阿塞拜疆地区，那里正是古代“美地亚——波斯王朝”的发源地。统一中国的“秦”，是一个通古斯系民族的部落，中国历史称南高加索地区为“大秦国”，可能与美地亚人是通古斯民族有关。

史料为王。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斯特拉波的《地理志》，色诺芬的《长征记》，阿里安的《亚历山大传》，普鲁塔克的《名人传》及其他历史著作，塔西佗和李维的历史著作，等等。

　　您好

　　西方史学史最开始是古典史学

　　最早的资料是荷马史诗，讲述的大约是公元前11-8世纪的。

　　公元前是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的《长征记》《希腊史》

　　在罗马时代，罗马史学产生

　　先说早期罗马史学，代表人物是费边皮克托，著作是《罗马史》，还有罗马史学的奠基人老伽图写的一些著作。

　　后来是共和国时期的撒路斯提乌斯的《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历史》，凯撒的《高卢战记》《内战记》

　　再到帝国时期的李维的《建成以来史》，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阿古利可拉传》

　　接下来是基督教史学

　　代表人物是尤西比乌斯的《编年史》

　　圣奥古斯丁《忏悔录》《上帝之城》

　　好多好多的，先说这些吧

　　一般来说，西方的古代历史是看以上历史古籍研究的。

　　望采纳，谢谢了，纯手打，好累，，，，，，

青简、韦编、青编

古代没有纸时，把字写在竹简上，用皮绳把竹简编缀起来，故称书籍为“青简”“韦编”。“韦”就是用来编扎竹简的皮绳。“青编”即“青丝编”，以青丝编结，用来记事，因而古代记事书籍常以“青编”代称。

芸帙、芸编、芸签

有了纸以后，人们为了防止虫对书的咬噬，常在书里放“芸香”，后人便用“芸帙”“芸编”“芸签”等代称书籍。

缥缃、缃帙、缃缥、缥帙

“缥”是青白色丝织物，“缃”是浅**的丝织物，古人常用这两种丝织物作书籍的封皮、封套，“缥缃”等遂成为古代书籍的代称。

坟典、坟籍

传说古代早期的典籍有“三坟五典”“九丘八索”。“坟典”是“三坟五典”的简称，“三坟五典”“九丘八索”有时用来泛指古代典籍，而“坟典”“坟籍”则常用作古代典籍的代称。

二酉

代指丰富的藏书。“二酉“原系湖南境内的大酉山、小酉山。相传小酉山石穴中藏书千卷，乃是秦人留下之物，后则用以代指丰富的藏书。

学术观点

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

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

彭令先生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说，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应视为珍本；珍本与善本的核心价值都是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为基础，文物价值主要是在确定古籍的真赝、年代、版本的基础上得出的，艺术价值对于古籍来说是形式。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高的古籍，无疑是善本；有时候，对于某种价值特别突出的古籍，也应视为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