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训练# 导语罗，出自妘姓，为颛顼帝之孙祝融氏之后裔。妘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姓氏之一。下面是 分享的国学宝典《百家姓》：罗姓。欢迎阅读参考！

　　罗姓简介

　罗，出自妘姓，为颛顼帝之孙祝融氏之后裔。妘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姓氏之一。据《说文通训定声》记载，鄢、郐、路、逼阳、鄅等姓，都是古时的妘姓国。祝融，名黎，为帝喾时的火官（掌管民事），后人尊为火神因有攻，能光融天下，帝喾便命曰祝融。祝融的后裔分为八姓，即己、董、彭、秃、妘、曹、斟、芈等，史书称为祝融八姓。到了周朝的时候，有子孙被封在宜城（今湖北省宜城县），称为罗国。公元前690年，罗国被楚国所灭，于原地另置鄢国，祝融氏的子孙就逐渐向南迁移，最初迁居枝江（今湖北省南部，长江沿岸的枝江县），至周末又南迁至湖南长沙，遂以国名罗为氏。

　出自他族或他姓加入。一是，南北朝时，北魏孝文帝南迁洛阳，实行汉化，将原鲜卑族复姓多罗氏、叱罗氏皆改为汉字单姓罗。二是，唐代，西突厥（游牧于今新疆大部分和中亚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可汗斛瑟罗归附长安，留居中国，其子孙以斛瑟罗为氏，后简为罗氏。三是，赖氏族人也有在春秋战国之时为楚灵王所害，改罗、傅二氏的。四是，清代爱新觉罗氏中有的也改姓罗。

　迁徙分布

　罗国传至24世万通时，被楚国所灭，万通与次子苍噩逃至襄阳黄龙洞避隐，其长子芳噩逃往四川。周显王时，有31世罗乘迁往枝江，其孙罗守陇自枝江迁至今湖南长沙。40世罗君用次子罗珠迁居豫章（今江西南昌）西山，为豫章罗氏一世祖。唐昭宗时，罗珠28世孙罗景新迁往虔州虔化（今江西宁都），31世有两支分别徙居广东大埔、兴宁。45世罗尚立，元代由虔州迁居福建汀州宁化石壁村，明代又迁往上杭县扶阳，其子罗新松徙广东梅州。另外，罗国亡国后，罗氏有部分人从滇南、滇东迁入湄南河下游，融入泰族；迁入四川的有一部分定居阆中，后成为板楯蛮七姓之首姓大族，有的融入土家族或彝族；还有一支迁入贵州东部、南部，融入布依族；迁到湘南的，有的融入瑶族。隋唐以前，除上述地区外，罗氏还分布于今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浙江、江苏等省的一些地方。唐高宗总章年间，有河南罗氏随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在福建安家落户。自清代开始，居住在广东梅县、大埔、及福建宁化等地的罗氏，曾多次向台湾迁徙，还有一些人迁往南洋的文岛（印尼）等国家。其中，祖籍广东嘉应州梅县石扇堡的罗芳伯在西婆罗洲（今加里曼岛）建立了一个共和制的兰芳国，实行兰芳大总长制，立国时间达108年（1777~1885年）。

　罗氏，在台湾是个较为普遍的姓氏。台湾的罗姓，来自福建宁化。主要集中居住在苗栗和新竹两县，其他各县市也散居不少。台湾的罗氏与北方的罗氏是一脉相承的。

　　郡望堂号

　豫章堂、尊尧堂：罗氏郡望豫章。宋朝时候，豫章人罗从彦是大儒陈颐、诗人杨万里在《四库全书》中留下《诚斋文集》，保存了大量罗氏珍贵史料，其在《罗氏万卷楼记》一文中断言：“罗氏，皆豫章别也。其在于晋，君章（注：罗含字君章）”以文鸣降；及五季（唐五代十国期间），则有江东公（罗隐号“江东生”），今庐陵之罗，其后也”。明确庐陵（今吉安地区）罗氏是豫章罗氏的一个分支，其先祖可追溯至晋长沙相、散骑常侍、文人《湘中记》作者罗含及唐末五代初的诗人“唐三罗”之首——罗隐。

　唐·林宝受御命主撰的《元和姓纂》中，不知为何没有“豫章罗”的名次。大概唐朝时，李世民改革姓氏制度，强制削弱“晋、谢，唐之崔卢”的世家大族势力，按当朝官品位重排姓氏大族。“豫章罗”在唐朝林宝撰《元和姓纂》时没有在当朝有高官者，所以与“长沙罗”一样未列名次。

　姓族：名族，望族。《后汉书朱穆传》：“臣闻汉家旧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黄门侍郎一人，传发书奏，皆用姓族”。李贤注：“引用士人有族望者”。又北魏孝文帝下诏制定姓族，以奕世有大官者为姓，次为族（见《魏书·官氏志》）。汉代，豫章人首见封侯者为罗邵，他官为“侍中”，必出自姓族，其封侯之事由，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有记载。可惜笔者所见罗氏族谱，竟无一本有载，但他为“豫章罗氏”是汉代姓族，留下确证，为豫章罗氏争得很大的光荣，是一位被罗氏后人遗忘的、为“豫章罗”姓族声誉做出杰出贡献的罗氏先人。

　现在海内外—千多万罗氏，大多数源出或奉“豫章”为郡望。

　长沙

　长沙郡，秦置，时户二十五万五千八百五十四，人口：一百零五万九千三百七十二人。十三城。临湘；攸；茶陵；安城；酃；连道；昭陵；益阳；下隽；罗［原注：帝王世纪曰：有广陵亭。《湘中记》（笔者注：罗含著）亦云：二妃之神（罗孝女、孟姜女），刘表为之立碑］；醴陵；容陵。（据《后汉书》南朝宋，范晔撰）

　“长沙罗”与“豫章罗”一样，属于罗氏五个郡望之一，在《元和姓纂》为不列名的郡望。但在唐末，长沙王罗弘信、邺王罗绍威父子封王，功高一品，若当时续编《元和姓纂》，“长沙罗”一定名列榜首。

　湖南长沙，以汉·梁国相罗怀、交州刺史罗宏；汉·临海太守罗彦；汉末晋初荥阳太守罗绥；晋·长沙相罗含、唐·长沙王罗弘信、邺王罗绍威父子、“唐三罗”诗人、浙江罗隐、罗邺、罗虬等为代表，形成长沙郡望。据明·状元罗洪先花费三十多年时间，在《秀川罗氏族谱》等文献中断言，吉安、吉水罗崱，前先世来自湘东。清·湖南娄底教育家罗辀重的父亲“陶龛先生”（湖南罗氏大部奉崱公为始祖）在其自传中亦写明为“江东公”罗隐的后裔。

　笔者在宋·杨万里文集中找到有关罗氏的大量史料，因杨万里是举人罗绋的女婿，杨在“罗氏万卷楼记”一文中明确断言：吉安、吉水之罗，源自晋之罗含，唐之罗隐。但目前罗崱后裔亦有一些改奉“豫章”为郡望，此是“郡望”的演度，文化认同的结果。由于年代久远，资料欠缺，《秀川、桃林、竹溪罗氏族谱》乃断自罗崱而不上溯。

　湖南罗氏虽大部奉唐·吉安刺史罗崱为始祖，但乃有数支罗氏如宁乡罗氏，仍然奉长沙王罗弘信、邺王罗绍威为始祖。

　襄阳

　在湖北襄阳，以汉·广汉太守罗蒙；汉·牂牁太守罗式；晋·持节（注：持节即掌有三品官以下“先斩后奏”之权）西鄂侯罗宪；持节夷陵侯罗尚；广、益州刺史罗友；唐·燕王罗艺（注：曾赐姓李，后改回罗姓）；秦王左右、陪戒副尉罗甑生（从二品，周绍良藏拓本），襄阳男爵、京兆尹罗珦；赠礼部尚书、福建、江西观察使罗让等为代表，形成襄阳郡望。该郡望后裔，笔者所见除江西吉水山原罗氏支系外，其它均与兄弟姓氏发展规律一样，统一“郡望”，改奉“豫章”为郡望。明代“吉水三罗”之一的罗大纮即出自该支。在《禁毁四库全书》中，罗大纮的文集得以保存，为山原罗氏属于襄阳郡望留下典籍依据。在唐朝林宝受御命主撰的《元和姓纂》中，“襄阳”列为罗氏二郡。其一齐郡，其三，河东。

　齐郡

　齐郡，秦置，时户十五万四千八百二十六。人口：五十五万四千四百四十五人。县十二：临淄、昌国、利、西安、钜定、广、广饶、昭南、临胊、北乡、平广、台乡。（据《后汉书》南朝宋，范晔撰）

　在山东济南，古称齐郡、历城。有一支罗姓族人从河南沿黄河而下，魏晋南北朝时，逐步发展成大姓，隋末与湖北襄阳等罗姓族人共同参与十六姓兴唐的战争，其代表人物有的封王，如燕王罗艺（正一品），有的封国公，如郯国公罗仕信（从一品），有的封侯，如左骁卫将军、上柱国（正二品）安山县侯罗君副（据周绍良藏拓本）；诩卫神羽大都督罗端（据北京图书馆藏拓本）；果毅将军罗承先（从二品，据周绍良藏拓本）；开国县公罗君预（从二品，据古文献室藏拓本）等。而历城所在地——齐郡，在唐·林宝编的《元和姓纂》中列为罗氏首郡，发展成罗姓的郡望。因唐朝定姓族时，以当朝官品位排列，可见当时齐郡罗氏人才之盛。现山东罗氏大部奉唐·郯国公罗仕信为始祖，而且断自罗仕信。据宋·郑樵《通志·氏族略》，罗仕信赐姓“李”。但他族人的后裔仍然坚姓“罗”。

　河东

　河东郡，秦置，时户二十三万六千八百九十六。人口：九十六万二千九百一十二人。县二十四：安邑、大阳、猗氏、解、蒲反、河北、左邑、汾阴、闻喜、斐泽、端氏、垣、皮氏、长修、平阳、襄陵、彘、杨、北屈、蒲子、绛、狐镊、骐。（据《后汉书》南朝宋，范晔撰）

　在山西太原附近，北魏时，以代州人（今山西）屈蛇节侯罗结（《魏书》有传）家族为代表，罗拨封济南王、罗斤封带方国公等，翻开《魏书》，罗氏自成半壁河山，形成罗姓河东郡望。至唐朝，名列罗氏三郡之一。其代表人物除上述罗结家族外，还有唐·播州侯罗荣，为唐大将，自山西东进南下，征战福建、广东、广西、至贵州落户，《遵义府志》，几成罗氏家谱。宋开国元勋罗彦瑰，为宋朝的建立，名垂千古，广东罗贵支系，有的奉罗彦瑰为始祖。但目前已少见奉河东为郡望的罗氏支系。估计已改奉罗氏其他郡望，体现民族文化的趋同。

　河东，是由少数民族改姓为主而成的罗氏郡望，可见少数民族在罗氏的发展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

　　历史名人

　罗珠：字怀汉，号灵知，称大农令，又称洪崖先生，君用次子；黄帝一百0八世孙，郐公四十一世孙。生于湖南浏阳，后徙豫章(江西南昌)，卒于汉景帝丙戌二年九月十八日辰时，寿九十一，葬南昌新建县大平乡西山大岭山。为罗姓始祖。

　罗企生：晋代政治家，豫章南昌人。多才多艺，曾任武陵太守，为官刚正为人忠直，“企生尽忠”为一代佳话，与其弟的罗遵生被世人称“忠孝一门”，是最早为罗氏赢得巨大声誉的人。

　罗士信：唐代军事家，即隋唐演义中的罗成，济南历城人。少年英雄，隋唐之际的一大虎将，在演义评书中，将罗士信描写成可与神人般的李元霸打个平手的人物，足以看出后人对罗士信这名少年虎将的喜爱程度之深。

　罗通：唐朝军事家，隋朝镇守辽东名将罗艺之孙，为唐抗击外敌立下赫赫战功，传下“罗通扫北”的佳话，赠封护国舍人，一生故事多编剧为中国各地方戏武戏表演，且广为民间道教立庙祀神至今。

　罗隐：唐代文学家，余杭人。所作散文小品，笔锋犀利，鲁迅谓其所著〈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

　罗邺：唐代诗人，余杭人。有素有英姿，笔端超绝之誉，号诗中虎，为唐代三罗之一。

　罗从彦：宋代理学家，字仲素，号豫章先生，南沙剑州剑浦人，闽学四贤之一。

　罗存：宋代画家，今河南开封人。喜作小景山水画，极有韵致，时人评价他的画作，披图便知登高望远，鱼鸟往还，浩然有江湖之思。

　罗点：宋代政治家，江西崇仁人。官至代理兵部尚书。淳熙二年（1175）举进士第二名，即谓“榜眼”。初授定江军节度推官，受到漕运使赵汝愚的赏识，荐为太学博士。

　罗洪先：明代理学家，江西吉水人。为嘉靖八年状元，传承“王学”之说的儒学家。著有《念庵集》二十二卷，《冬游记》一卷。

　罗牧：明末清初画家，江西宁都人。工诗文、书画，喜饮酒，善制茶。其画林壑森秀，笔法多变，水墨清润淋漓，画风深沉粗犷，是“江西画派”的。

　罗贯中：元末明初杰出小说家，今山西太原人。相传他一生作过十七史演义，现存有《三国志通俗演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等，其中代表作《三国演义》（简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

　罗聘：清代画家，为江苏甘泉（今江都）人。画人物、佛像、山水、花果、梅、兰、竹等，无所不工。其笔调奇创，超逸不群，别具一格，为扬州八怪之一。其子允绍、允缵，均善画梅，人称罗家梅派。

　姓氏源考

　关于罗姓的来龙去脉，历来许多有关姓氏学的古籍，都有十分详尽的考证，譬如：《名贤氏族言行类稿》指出：“祝融之后，ㄆ姓国，初封宜城，徙枝江，周末，居长沙，汉有梁相罗怀，襄阳记有罗蒙。”《姓氏考略》：“世本，熊姓，广韵，本自颛顼末胤，受封罗国，子孙以为氏，望出豫章，长沙。”《通志氏族略》：“罗国之后，一曰祝融之后。”《魏书》：“破多罗氏，斛瑟罗氏，叱罗氏，皆改为罗氏。”

　从以上这些记载看来，罗氏是源自火神祝融氏，祝融氏名黎，是颛顼帝的儿子，祝融的后裔，到了周朝的时候，被封于宜城，称为罗国，当时的宜城，就是现在在湖北省的襄阳，在汉代曾被置为宜城郡。后来，由于该地为楚国所有，于原地另置鄢国，祝融氏的子孙就逐渐向南迁移，最初迁居于枝江（今湖北省枝江县），至周末定居于湖南长沙，最后还繁衍到现今江西的南昌一带，成为长沙和南昌两地的望族。

　唐代的《名贤氏族言行类稿》中，曾经提到罗氏是一个“ㄆ姓”国，所谓“ㄆ姓”，就是历来姓氏学上用以表示源自祝融氏的一个古姓，据《说文通训定声》的记载，鄢、郐、路等姓，都是古时的ㄆ姓国，则论起家世渊源来，罗氏与这五个姓氏，自然也是系出一源的一家人了。

　始封于周朝初年的罗国，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子孙才“以国为氏”的？根据史书的记载，其始封于宜城，是在周武王得天下后大行封建之时，到了距今约2200年前的春秋末期，宜城为当时的强楚所并，子孙失国南迁，才开始以罗为姓的。

　经过漫长的奋斗，罗姓人士在秦汉之际开始崭露头角，当时以迄于三国，南北朝时期，在史书上出现的罗姓名士，绝大多数都是襄阳、长沙和豫章三个地方的人，譬如，三国时曾任蜀汉为太子舍人的罗宪是襄阳人，晋朝曾任武陵太守的罗企生是豫章人，晋室再迁以后深受桓温器重的襄阳太守罗友也是襄阳人。由此可见，当时的罗氏仍然主要繁衍于长江南北岸的湖北、湖南和江西一带。

　汉末三国鼎立时期以四川为主要地盘的蜀汉，也出现过不少姓罗的名人，除了上述那位罗宪外，还有一位曾经谏公孙述归汉的成都名士罗衍，以及曾以计破益州刺史李特之叛的名将罗尚等。这种情形，自然也是罗氏播迁四川的有力说明。

　隋唐二代，对于罗氏而言，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一方面人才辈出，大放光芒；一方面则逐渐自两湖和豫章向全国各地播迁，终于成为了一个大姓。

　南方的罗姓人士，实在不难找到自己家族的来龙去脉。但大致说来，福建的宁化，应该是罗氏在南方的播迁中心，从晋室南迁以后，姓罗的人士就已零落到达该地开基，而于唐明皇以后大举南迁。后来广东和台湾等地的罗氏全都是来自该地。元代的罗贯中，大名鼎鼎，他所著的《三国演义》是中国历来最畅销的古书之一。

　罗姓的源流考据：

　据唐·贞观年间，左骁卫将军、上柱国、安山县开国侯罗君副墓志铭：“升龙之族，有熊之胤”，明证至少在南北朝、隋唐，罗氏即奉黄帝为始祖。

　罗氏的原古先祖，按文化认同原则，可追溯至黄帝。其世系如下：

　黄帝——昌意一一乾荒——颛顼——称——老童（卷章）——吴回（祝融）——陆终——季连（芈）——附沮——穴熊——鬻熊——罗

　以国为姓

　熊姓及妘姓是罗子国姓氏的主要来源，现在1000多万罗氏主要来源于罗子国遗民的后裔。另一大支是北魏时少数民族的改姓，还有不同时期兄弟姓氏及带“罗”字复姓改罗氏。

　祝融氏吴回之孙季连，是以“羊”为图腾的芈（音：米）部落的首领，芈姓之祖，也是春秋时楚人的先祖。

　夏朝时，季连的后裔芈部落穴熊氏族已经活动于有熊氏之墟和熊山之间，约在今河南中部的新郑和郾陵一带。罗氏族分自穴熊氏族，以熊为姓，据湖南省社科院炎黄研究所罗文华、何光岳先生考证：“因善于制造罗网，并勤于罗捕鸟类，而称罗氏族”。其中罗氏早期来源之一的“大罗氏”更早见史载，其主要活动区域：大别山南北的河南罗山和湖北的罗田之间，北靠穴熊氏族。这一地区森林茂密，鸟类群集，是大批候鸟南北迁移的重要地带。直至近代，这一地区的农民仍保留着围网捕鸟的谋生职业和技术。

　在夏朝，穴熊部落进入河南北部的楚丘，今滑县东，改称楚部落，而罗部落是楚的一个分支，主要活动于长江流域，属楚文化的一部分。商朝初期，楚和罗部落逐渐发展。到了两朝后期，商王武丁（公元前1250年~公元前1192年在位）征伐夏朝的残余势力楚、罗、卢等部落。迫使楚、罗、卢等向西迁移，楚迁到今陕西渭河流域的荆山，部落改称荆楚，罗氏先民迁移到荆楚北面的甘肃正宁县东的罗山。商朝末，荆楚及以狩猎为主、英勇善战的罗氏先人追随周武王讨伐商。周武王灭商后分别封楚、罗等部落于丹阳、房州。楚氏族越秦岭，沿淅水南下，到达今河南西南的淅川（古丹阳地），罗氏族跟随荆楚向东南跋涉，沿汉水到达湖北西北的房县，受封宜城，建立“罗子国”，（注：子，子爵）它是依附于楚国的小国。国在宜城西的罗川城（罗子国遗址在今之湖北襄樊市南漳县内）。宜城之“罗子国”是正式见载史册及罗氏族谱的罗氏故国。公元前699年，罗子国曾有过“弱罗胜强楚”的战例，《左传》予以记载。公元前690年楚武王并罗国，罗国子孙遂以国名为氏。长期以来，其后裔有强烈的“复国情结”，《罗氏族谱》中有不少复国的描述，但未见史志记载，待考。罗氏至少有4000多年的历史。罗姓正式使用也有2700多年的历史。

　早见著典籍的、的罗子国大臣是伯嘉，湖南有的罗氏支系至今奉伯嘉为始祖（笔者注：有资料称“伯嘉姓郭”）。司马迁的《史记》中有卫国罗御与孔子学生子路参与宫廷斗争的记载。笔者所见，罗御亦是罗子国并入楚国后，第一位见著史册的、以国为氏的罗姓人。不知何故，古今有关罗氏的姓氏书籍，均不见载。从此，“以国为氏”的罗子国遗民后裔，在中国历史中相继出现，与兄弟姓氏—起共同创建伟大的中华文明。

　兄弟姓氏溶入罗氏

　秋战国时期，罗国与赖、傅两国毗邻，人员交往密切，难分彼此，因此，有赖、罗、傅同宗之说，已召开过xx届代表大会的“世界赖罗傅宗亲联谊会”便是此历史的产物。

　不同时期，曾有过其他姓氏溶入罗氏的记载，尤其北魏孝文帝时，曾有过大规模的官方改姓，有许多少数民族如叱罗氏、破多罗氏、斛瑟罗氏、解瑟罗、武罗等改为罗姓，其中北魏时，鲜卑族、代州人屈蛇节侯罗结、带方公罗斤、罗敢、罗伊利、济南王罗拨家族、南阳郡公罗协等便是典型代表。

　“大罗氏”以官名“大罗”（掌罗鸟兽与女以贡）为氏，秦时有将军大罗洪（弘），秦以后“大罗氏”历史罕见，其后裔可能已加入罗氏，是早期溶入罗氏的先民。

　也有外国人改为罗氏，如唐朝，有印度人改为罗姓名好心，功至封新平郡王，但笔者至今未见有奉其为先祖的《罗氏族谱》。明朝时赐元人阿拉克萨姓为罗姓，名秉忠，官至一品都督等。

　今彝族、壮族、蒙古族、布依族、苗族、瑶族、土家族、满族等少数民族有罗姓，这些优秀人才赐姓改姓后，为罗氏带进新鲜血液，添加新的遗传基因，其中杰出人才、特别杰出者，如鲜卑族、山西代州罗结家族掌管北魏半壁江山，为罗氏的声誉做出巨大的贡献。

　罗子国遗民及其后裔的早期迁徙

　罗子国并入楚国后，失国、得姓之臣民及其后裔，开始了漫长的迁徙过程，先迁枝江，再徙长沙。周朝末年在长沙郡形成以“罗”命名的县。1957年出土的“罗县城遗址”，当地以“罗子国城遗址”定为湖南省级文物保护，便是明证。《湖南省志》中第一位见传的女性是秦朝武陵郡守罗君用的女儿“罗孝女”，其兄弟“罗孝子”同期见《湖南省志》，可见长沙罗县罗氏在湖南的影响。罗君用的另一儿子罗珠，参加汉高祖刘邦的军队，“从灌婴，定豫章，有功德于民，卒官。晋末有罗企生、遵生，今南昌柏林罗氏是其后也”（据《江西通志》）。罗珠是第一位见诸史志的豫章罗氏，开启了豫章罗氏的郡望（笔者注：其具体官职有数说：大司农或治粟内史、大将、大臣等，查灌婴传，其部下五人共斩项羽，官封列侯，罗珠是否名列其中，待考）。

　在湖南汨罗江北岸的楚塘乡楚南村有汨罗山，又叫罗山，屈子祠前有罗渊，皆以罗氏活动地域而名，清湘籍儒将罗泽南便以“罗山”自号。湖南湘阴罗县以北就是麋氏族的活动范围。到周朝末年，罗、麋等附庸楚而聚居的姓氏县，都统辖于黔中郡。

　秦汉时，罗子国遗民，有的留居长沙郡，有的东迁豫章郡，《广韵》云：“本自颛顼末裔，受封罗国，子孙以为氏。望出豫章、长沙。”《太平寰宇记》卷一O六洪州载，豫章郡五姓中就有熊、罗二姓，一直到宋、明代，豫章罗氏都是大姓，人才辈出，散布于全国各地。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绢画古地图中，在湖南省江华县的潇水支流有一条罗水，当系一支罗人南迁于此而得名。至于西江中下游一带分布之区，至今壮族语称田为罗，即山间田之意，也说明罗人有一部分南迁至两广与骆越相融合而保留了很多以罗为名的地方，由此可知，全国各地留下许多以“罗”命名的山、水、村庄、城市决非偶然之事。又有一支罗人则又向西南，从滇东、滇南迁入湄公河下游，建立了罗斛国，后来并吞了暹国，便合称“暹罗”，即今泰国的主体，成为泰族的一部分。

　当罗被楚并时，还有一部分罗人不愿降服楚国，他们和卢、赖、傅等遗民向西越过神农架进入川东，定居于阆中，“罗”成为板楯蛮七姓之一。

　1、后来有的罗氏便融入于土家族。一支则继续西迁到北胜县，成为彝族的大姓。

　2、另一支则迁入贵州东部、南部，与于越、扬越融合为布依族，罗姓成为布依族的大姓。罗姓布依族人是古罗子国之后。罗子国遗民被楚文王徙至湖南省汩罗后，在那里定居过一段时期。后来，有一支又越过罗霄山脉到江西。据说罗霄山脉的得名也与罗子国后裔有关，《罗氏族谱》中留有汉代“罗霄”的名讳。再后来，复从江西西经湖南辗转迁到贵州，

　3、形成罗甸国和罗番。《经世大典·招捕总录》的《八番顺元诸蛮》篇中载：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罗殿国主罗阿察等及遏蛮军番主罗笃纳土来降。《元史·地理志》的《八番顺元诸蛮夷官》篇中则作：“罗甸国主罗阿察”，“罗阿资罗甸国遏蛮军安扶使”，又谓“八番，罗氏等国”，后又分别立八番、罗旬二宣慰司。在罗甸国置罗番遏蛮军安抚司。又设罗博县，后改为罗甸县。今罗氏仍为布依族中之大姓，为罗甸国和罗番的后裔。咸丰《安顺府志》卷一五《风俗志》载仲家七大姓中有罗氏。

　4、有的罗人，则由湘北南迁于湘南，加入了瑶族十二姓之一，如广西龙胜的白水保存的瑶族《评王券牒》中署有罗道门、罗行。原存湖南蓝山县荆竹乡新寨村的《万福攸同，兰桂腾芳》瑶人谱牒中有罗竹奉。广东连南瑶族自治县至今有罗氏。

　历罗氏先后形成五个郡望，即豫章、长沙、襄阳、齐郡（济南）、河东（太原）。

　继往开来

　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的兄弟民族、姓氏改为罗氏，有的罗氏因各种原因改为兄弟民族、姓氏。但是，“以国为氏”的罗子国遗民——罗氏，在中华民族交溶中，以宽大的胸怀，有容乃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其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兄弟姓氏的平均速度，终成名列中华第二十位的姓氏。

　罗氏，历经几千年磨难，生生不息，蓬勃向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罗氏的遗传基因，得以代代传递，它的历史雄辩地论证了罗氏是遵循自然进化法则而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姓氏。

　“适者生存”，能生存、发展的罗氏，是自然界中的强者！

　国学人生

　北宋理学家程颢有一首的《秋日偶成》诗：“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这首诗抒发了一位历经世故、学问洞达的哲人“胸怀宽敞、超越世俗、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

　人生境界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亘古长存，生生不息的人文话题，在今天也是常谈常新的话题。唐人诗云“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古往今来，只要人类还存在，人生境界就是无法规避的问题。不是吗面对今天中国触目惊心的价值荒芜与人文缺失，我们依然要时时对人生境界论作出探索与回应。

　谈到人生境界中的“境界”一词，在今天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常用，比如我们批评一个人道德水平低，往往说他(她)境界低;说这个人道德高尚，则称赞他境界高。“境界”这个词横贯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王国维写过一本名著《人间词话》，其中的主要范畴是“境界”，王国维在这本书中强调人生境界是文学境界的前提，没有人生境界是写不好诗词的。从王国维的思想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人生问题，而人生境界则是中国传统学术孜孜以求的人文情怀。我以为，中国文化视野中的人生境界论是理想与现实、永恒性与当下性的统一，大体上有着这几方面的内容：

　人生境界论的第一个方面，是关于人格的学说。在传统文化中，人生境界与人格境界直接相关。西方人比较强调人格的表演性，认为人的内在想法与外在的表现可以有两面性，不一定要做到内外统一，他们比较重视人的隐私性，大约也是出于这一点;而中国人自古至今，较多地从道德的层面上去看待人格现象。中国古代虽没有人格这个名词，但与此相关的“格”的概念早已有之，儒家经典《礼记·缁衣》中有所谓“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则不可夺志，死则不可夺名。”这里所说的“格”也就是指内在道德与外在行为的统一。

　从孔子到思孟学派的《中庸》、《大学》，推崇的是内心的真诚无伪，慎独养心，直到今天，我们中国人最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两面派。所谓人格，更多的是指内外合一的道德境界。这种道德境界的高低，建立在人生观的基础之上。中国古代的思想学说，大部分是教人如何做人的学说，当然也就涉及人格境界的问题。中国古代推崇的人格境界，就是一种有着自我体认的道德精神与坚定意志能力，达到了与天地并流，与宇宙合一的超越境界。《易传》上提出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这种坚毅厚重人格境界的写照，一直到今天依然成为我们的精神训条。

　同时，人生境界还与一个人的基本道德相联系，它并不玄虚，不管时代如何发展，这些道德底线是不会改变的。在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之中，一所学校的房屋倒塌了，一位老师全身趴在桌子上面，牺牲自己的生命，救下了桌子下面的四名学生。而在同时的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个教师则在地震时扔下学生自己首先逃走，事后还恬不知耻地在一群“后现代”的鼓噪下自我炒作，但两相对照，人生境界有天壤之别，这是不争的事实。

　人生境界论第二个方面指心灵境界。没有心灵火光的照亮，也就达不到人格境界的高尚。按丁福宝主编的《佛学大辞典》的解释，“心之所攀援游履者谓之境”，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心灵所攀登游历所达到的层次叫做“境”，即境界，它是指对于世俗利益的解脱之后，达到的心灵修养境致。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认为道德的境界有三种，第一种是了解与知道，第二种是喜好，第三种才是乐以为之。这分明说的是三种道德境界的依次攀登升华。孟子在论述人格境界时曾经说过：“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这种人格境界的划分依据其实就是尽心而知天，具有心灵体验意义，接近宗教信仰。

　 《周易》的人生智慧漫谈

　作者：林晓平

　被奉为儒家六经(国学经典)之首的《周易》“事简而意深”，蕴涵着丰富的人生哲理与智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张居正对《周易》爱不释手，“座中置一帙常玩之”，并宣称“至圣人涉世妙用，全在此书”。《周易》的人生智慧突出地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自强不息”的人生之道

　对天地、自然的观察与取法是八卦创设、《周易》成书的基础。它向人们展示了一幅气势恢宏的天道运行图：“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继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易·系辞》)

　《周易》强调，人应“与天地合其德”，“人道”应符合“天道”。由此生发出一句千古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作为《周易》所倡导的人生之道，主要包括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刚健”。“刚健”即刚强、雄健，它为《周易》所推重，频繁地出现在书中各处，如“刚健而文明”“刚健而不陷”“动而健，刚中而应”“健而巽，刚中而志行”“刚健笃实，辉光日新”等等。必须指出的是，《周易》所提倡的“刚健”，并不是指那种没有限度的刚强。根据其“极则反”的思想，刚强过头就容易折断，因而“刚健”应是适度的、恰到好处的，亦即它所强调的“刚中”“刚健中正”。

　第二层意思是奋斗不已。《周易》认为，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甚至枯杨都可以“生梯”“生华”(《易·大过》)。《周易》以64卦象征万事万物，而64卦的排列顺序却有些令人费解：“既济”排在第63位，而“未济”则列在第64位，亦即最后一个卦位。其奥妙与深意乃在于揭示这样一个道理：自然与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永无止境的开放系统，因此人也需要不断进取。《周易》还认为，即便身处困境，人们仍须不懈努力。《困》卦卦象是上“兑”下“坎”，坎为水，兑为泽，水在泽下，即意味着泽中无水，因而泽中生物处于困险之境，故名该卦曰：“困”。《易·困·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这便是要求人们在困境中不能丧失信心，而应奋斗不息，甚至舍弃生命以求实现理想。这种“自强不息”的追求，不仅是指导人生的大智慧，也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

　“明时”“变通”的处事法则

　人生在世，为人处事颇为不易，故而《周易》在处事方面提出了“明时”与“变通”这两条重要法则。“时”在《周易》中屡被叙及，例如，《乾·九三》曰：“与时偕行”，《乾·上九》曰：“与时偕极”，《丰·彖》曰：“与时消息”，其他还有“时发”“时变”“随时”“对时”“时义”“时用”等等。《周易》认为，处事要“明时”，务必考虑到“时”的因素，“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明时”观念给我们以多重启迪，其一，做事要合时宜。要认清时势，识时而行，顺时而为，做无愧于时代之事。其二，做事要讲时效。要珍惜时间，讲求效率做有益且有效之事。其三，做事要重时机。时机，无论是对于国家、民族还是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把握了时机就增加了胜算、靠近了成功。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只有善于把握时机的人才能成功。

　“变通”是《周易》的重要思想，也是它强调的一种处事方法。这种变通思想基于其变化观。《周易》本身就是一部充满变化思想的书。首先，从书名来看，“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孔颖达《周易正义》)程颐说：“《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周易程氏传》)朱熹的解释更加明了：“《易》，书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画，有变易之义，故谓之《易》。”(朱熹《周易本义》)其次，从《周易》的爻、卦及其组合来看，爻和卦是《周易》的主要元素，爻分阴、阳两种，分别以符号“--”“—”来表示，以三根爻上下排列组合，生成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经卦，分别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事物。将八经卦中的相同或不同的两卦任意上下排列，共可得64别卦，这64别卦分别代表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及其变化。“爻者，言乎变者也”，而卦既是爻组合变化的结果，也演绎着变化之意，其中，“变卦”是《周易》预测过程中的一种方法，同时也表明了卦的变化属性。

　《周易》的变通思想建立于其变化观的基础上，又蕴含着新的内容。何谓“变通”《易·系辞》说：“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又说：“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因此，变通即通过变化以达到通畅之意。“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不仅重视变通的功用，而且强调合乎时宜的变通：“变通者，趋时者也。”“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易·系辞》)出于这一思想，《周易》对的“汤武革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易·革·彖》)在人生旅途中，当我们在事业、工作、生活上遇到原有方式经事实证明行不通时，就应该“毋必、毋固”(《论语·子罕》)，适时地进行总结和变通，这是《周易》给予我们的一条重要启示。

　寓意隽永的“警世通言”

　《周易》于人生既有正面的激励之语，也有睿智的警世之言，兹举数例如下。

　“亢龙有悔”。《乾》卦中，以龙来比喻君子，从初爻到上爻，描述了“龙”从潜伏到现于田、跃于渊、飞于天以至到“亢”的极高的过程，以此来比喻人的事业由小到大，地位从低到高的境况。值得注意的是，“龙”从潜伏到飞于天，其爻辞或为“无咎”，或为“利”等，而到了“上九”的位置时，却出现了“上九，亢龙有悔”的推断。悔即有过失、不幸的意思。为什么“亢龙有悔”《易·乾·文言》解释说：“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又说：“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因此“亢龙有悔”带给我们的训诫是：第一，人居高位时，易脱离群众，出现“高而无民”的情况，宜戒之;第二，高位，既是权力集中的中心，也常是矛盾集中的焦点，往往会“高处不胜寒”，宜慎之;第三，高位往往与成功、名气、鲜花相伴，容易产生骄傲自满情绪而成为“有悔”者，宜警之。

　“履霜坚冰至”。履，践也，人在履霜之时，寒冬将临，坚冰将至。这句话表面说自然，实际论人生，寓意非常深刻，生动诠释了人事之吉凶皆由“渐”而来。对此，《易·文言·坤》予以进一步解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强调“渐”和“积”这两个概念，并进而提出“知几”的观点：“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这便是警示我们“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需要见微知著、防微杜渐。

　“谦，亨，君子有终”。在这里，“谦”是指谦虚，“亨”是指亨通，“终”是好结果的意思。说明只要谦，就能亨通获得好的结果。《周易》分别从天道、地道、神道、人道来说明“谦”的道理：“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易·谦·彖》)翻开历史长卷：商汤、周文王、唐太宗等名君谦卑谨慎、礼贤下士，或取得天下，或赢来王朝的长治久安;而商纣王、隋炀帝等人因骄横专断，暴虐臣民，致使强盛的王朝毁于一旦。在漫漫人生路上，有多少人因谦虚谨慎、自强不息而终成大业;又有多少人因目空一切、骄傲自满而断送前程。这是《周易》给予我们的重要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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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国学经典文化

　作者：剑啸

　国学，又称为“汉学”或“中国学”，泛指传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其内涵包括了历史文化与艺术特征的各类学科，具有历史性、延续性、民族性和国家性。

　具体来说，国学包括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学、史学、医学、数学、伦理学、宗教学、礼俗学、考据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以及书画、音乐、戏剧、星象等(《四库全书》包含了国学的主要内容，共分经、史、子、集四部)。国学以先秦诸子和儒家哲学为主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它们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形成了法家思想、兵家思想、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墨家思想和杂家思想等。这些思想，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论述如何治理国家和社会，如何建立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观念。这种观念和思想，不仅深刻地影响华人社会，也影响着当今世界。

　国学的宗旨，乃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立太平。”

　国学的当代价值，是深远无量的。学习推广国学，有利于唤起中国人民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有利于民族融合和文化融合，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有利于提高国民的文化素养、道德素养和精神面貌，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发展和兴盛。

　中国古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幸运礼物，也是民族文化经过风雨洗礼后留下来的宝贵薪火。即使人类已经步入电子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新的发明不断涌现，但是传统文化依然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为什么只有中国生机盎然，永不衰竭在西方列强瓜分世界时，为什么许多国家消亡或被吞并了，而中国却历经劫难屹立不倒就是因为中华民族有悠久深邃的传统文化，有儒道思想和龙的精神，其精髓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是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根。

　国学对于育人、治国、理政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进行国学教育，是国家的需要，民族的需要，也是个人和社会的需要。作为中国人，不懂自己的国学是遗憾的。因此，要通过每个人的努力，使我们的国学进一步发扬光大。

　主要指十三经，同时也包括历代儒家学者的评注和解说。

　十三经是指：《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其中，“经”的地位，“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

　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居于主导地位，《十三经》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其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广，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统治者不但从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大计，而且对臣民思想的规范、伦理道德的确立、民风民俗的导向，无一不依从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施于社会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了解和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不能不阅读《十三经》。

儒家经典的地位

　十三种儒家文献取得“经”的地位，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汉代，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官方颇为重视，立于学官。唐代有“九经”，也立于学官，并用以取士。所谓“九经”包括《易》《诗》《书》《周礼》《仪礼》《礼记》和《春秋》三传。

　唐文宗开成年间于国子学刻石，所镌内容除“九经”外，又益以《论语》《尔雅》《孝经》。五代时蜀主孟昶刻“十一经”，排除《孝经》《尔雅》，收入《孟子》，《孟子》首次跻入诸经之列。南宋硕儒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四书》，并为官方所认可，《孟子》正式成为“经”。至此，儒家的十三部文献确立了它的经典地位。

　清乾隆时期，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之称及其在儒学典籍中的尊崇地位更加深入人心。最初只有《六经》，后来《乐经》失传，剩下五经，随着历史的发展，便有了七经、十三经、十经等名称。

儒家经典概述

　《十三经》的内容极为宽博。

　1、《易经》为群经之首，设教之书。《周易》即《易经》，《三易》之一（另有观点：认为易经即三易，而非周易），是传统经典之一，相传系周文王姬昌所作，内容包括《经》和《传》两个部分。《经》主要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卦和爻各有说明（卦辞、爻辞），作为占卜之用。《周易》没有提出阴阳与太极等概念，讲阴阳与太极的是被道家与阴阳家所影响的《易传》。《传》包含解释卦辞和爻辞的七种文辞共十篇，统称《十翼》》，相传为孔子所撰。春秋时期，官学开始逐渐演变为民间私学。易学前后相因，递变发展，百家之学兴，易学乃随之发生分化。自孔子赞易以后，《周易》被儒门奉为儒门圣典，六经之首。儒门之外，有两支易学与儒门易并列发展：一为旧势力仍存在的筮术易；另一为老子的道家易，易学开始分为三支。《四库全书总目》将易学历史的源流变迁，分为“两派六宗”。两派，就是象数学派和义理学派；六宗，一为占卜宗，二为禨祥宗，三为造化宗，四为老庄宗，五为儒理宗，六为史事宗。《周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是古代汉民族思想、智慧的结晶，被誉为“大道之源”。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2、《尚书》，“尚”即“上”，《尚书》就是上古的书，它是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尚书》，最早书名为《书》，约成书于前五世纪，传统《尚书》由伏生传下来。考证为上古文化《三坟五典》遗留著作。《尚书·大禹谟》记载十六个字的中华心法。内容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即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十六字心传”，中华民族的文化核心与灵魂。自汉初以来，有今文、古文两种不同的传本。《汉书·艺文志》说，《尚书》原有100篇，孔子编纂并为之作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焚书令》，秦代的焚书给《尚书》的流传带来毁灭性打击，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汉代重新重视儒学，由秦博士伏生口授、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的《尚书》，共28篇，人们称之为今文《尚书》。西汉时期，相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16篇。西晋永嘉年间战乱中，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了。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包括今文《尚书》33篇(梅赜从原先的28篇中析出5篇）、古文《尚书》25篇。清人孙星衍作《尚书今古文注疏》，广泛汲取前人考订成果，将篇目重新厘定为29卷，大抵恢复了汉代《尚书》传本的面貌。《尚书》所记基本是誓、命、训、诰一类的言辞。

　3、《诗经》，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总集，内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康、崇伍、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4、《周礼》，世传为周公旦所著，但实际上可能是战国时期归纳创作而成。《周礼》、《仪礼》和《礼记》合称“三礼”，是古代华夏民族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作了出色的注，由于郑玄的崇高学术声望，《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成为儒家的煌煌大典之一。《周礼》中记载先秦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礼法诸制，多有史料可采，所涉及之内容极为丰富，无所不包，堪称为中国文化史之宝库。

　5、《仪礼》，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汇编。共十七篇。内容记载周代的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各种礼仪，以记载士大夫的礼仪为主。秦之前篇目不详，汉初高堂生传仪礼。另有古文仪礼56篇，现已遗失。

　6、《礼记》又名《小戴礼记》、《小戴记》，据传为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选集，共二十卷四十九篇[1]，主要记载了先秦的礼制，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哲学思想（如天道观、宇宙观、人生观）、教育思想（如个人修身、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学校管理）、政治思想（如以教化政、大同社会、礼制与刑律）、美学思想（如物动心感说、礼乐中和说），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章法谨严，映带生姿，文辞婉转，前后呼应，语言整饬而多变，是“三礼”之一、“五经”之一，“十三经”之一。自西汉郑玄作“注”后，《礼记》地位日升，至唐代时尊为“经”，宋代以后，位居“三礼”之首。《礼记》中记载的古代文化史知识及思想学说，对儒家文化传承、当代文化教育和德性教养有重要影响。

　7、《左传》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左丘明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也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68（鲁哀公二十七年）。

　8、《公羊传》，即《春秋公羊传》。上起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相传其作者为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齐人公羊高。起初只是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由公羊寿与胡母生（子都）一起将《春秋公羊传》着于竹帛。《公羊传》有东汉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彦作《公羊传疏》、清朝陈立撰《公羊义疏》。

　9、《谷梁传》是《谷梁春秋》《春秋谷梁传》的简称。《春秋谷梁传》为儒家经典之一。与《左传》《公羊传》同为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谷梁传》强调必须尊重君王的权威，但不限制王权；君臣各有职分，各有行为准则；主张必须严格对待贵贱尊卑之别，同时希望君王要注意自己的行为。

　10、《论语》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至汉代成书。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与《大学》、《中庸》、《孟子》并称“四书”，与《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总称“四书五经”。全书共20篇、492章，首创“语录体”。是中国现传扬并学习的古代著作之一。《论语》在古代有3个版本，包括《古论》《鲁论》和《齐论》。现在通行的《论语》是由《鲁论》和《古论》整理形成的版本，而《齐论》则在汉魏时期失传。据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介绍，首轮红外扫描后，海昏侯墓出土的竹简中发现疑似失传约1800年的《齐论语》。

　11、《孝经》为论述孝道的专著。传说是孔子作，但南宋时已有人怀疑是出于后人附会。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该书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成书于秦汉之际。自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注解者及百家。现在流行的版本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宋代邢昺疏。全书共分18章。

　12、《孟子》为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专载孟子的言论、思想和行迹。最早见于赵岐《孟子题辞》：“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十一篇，现存七篇十四卷。总字数三万五千余字，286章。相传另有《孟子外书》四篇，已佚（今本《孟子外书》系明姚士粦伪作）。

　13、《尔雅》训解词义，诠释名物，经学家多据以解经。《尔雅》是辞书之祖。收集了比较丰富的古代汉语词汇。它不仅是辞书之祖，还是中国古代的典籍——经，《十三经》的一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尔雅》是现已知的第一部词典，“尔”是“近”的意思（后来写作“迩”），“雅”是“正”的意思，在这里专指“雅言”，即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都合乎规范的标准语。《尔雅》的意思是接近、符合雅言，即以雅正之言解释古语词、方言词，使之近于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