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亲，很高兴为您解答问题。亲，以下是我整理的关于张謇的诗:虞山谒松禅师墓

张謇〔清代〕

淹回积岁心，一决向虞麓。晨暾彻郭西，寒翠散岩壑。

夹道坟几何，鸽峰注吾瞩。停舆入墓庐，空庭冷花竹。

亟趋墓前拜，眦楚泪频蓄。凄惶病榻语，万古重丘岳。

抵死保傅衷，都忘编管辱。尊驺贡大义，凝欷手牢握。

宁知三日别，侍坐更不续。期许更或忘，文字尚负托。

平生感遇处，一一缭心曲。缅想立朝姿，松风凛犹谡。

九原石台前，随武不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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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松禅老人

张謇〔清代〕

楼台无地相公归，借住山峰接翠微。济胜客输腰脚健，忧时僧识鬓毛非。

尚湖鱼鸟堪寻侣，大泽龙蛇未息机。正可斋心观物变，蒲团饱吃北山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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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渡

张謇〔清代〕

野静河流阔，芦梢一向风。

船趋绳力健，水啮岸根空。

村栅牛羊熟，滩菰雁鹜丰。

但无沧诲警，安乐是吾通。

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帮助到您，祝您生活愉快！

"松禅遗墨 "

“松禅遗墨”是指松禅老人即翁同龢所遗留下来的墨宝。

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一字声甫(一作笙甫)，号笙龤，又号韵斋，自署松禅，

晚号瓶生，又署瓶庐，亦曰瓶斋居士，谥文恭。 清江苏常熟人。咸丰六年(一八五六)

进士，赐一甲一名及第，官至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参机务。光绪戊戌政变，罢职

归里。卒后追谥文恭。学通汉宋，文宗桐城，诗近西江。书法遒劲，天骨开张，幼年

学欧、褚，中年用力于颜真卿，更出入苏、米。晚年沉浸汉隶，为同、光间书家第一。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光绪二十年(1894)应科举考试,得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后返回家乡兴办实业,并积极参与立宪事宜,在清末民初的社会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张謇与翁同龢

翁同龢于大红大紫之时赏拔张謇于布衣之中,这本身就是一部充满激情、令人感慨的传奇。戊戌前二人之间深厚的情谊,海内外人士撰述不少,笔者也曾在拙著《一代巨贾》中进行过描述,此处不再重复,着重想谈谈戊戌以后他们的患难之交。

张謇在戊戌年(1898)的闰三月进京参加散馆试。按照清朝的制度,殿试以后,一甲三名的状元、榜眼、探花分别授予翰林院修撰及编修之职,另外的进士有一部分也被择优录选为庶吉士。经朝廷特派的翰林官教习,3年后进行考试,原为二甲的授编修,三甲的授检讨,次等的则委以主事及知县之职。因庶吉士学习之地名为庶常馆,考试为学习期满后大家解散的象征,故名为散馆试。一般来说,像张謇这种有状元身份的人是用不着参加考试的,他来参试另有原因。

清政府自甲午惨败,元气大伤。除割地以外,还得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万万两,对于财政收入早就捉襟见肘的中国来说,这笔钱是很难筹集的。清廷为此发行了中国的第一笔公债“昭信股票”,戊戌年初发行总额库平银一万万两,年息五厘,本息定为20年还清。消息传来,舆论大哗。国穷民贫,银两又何从募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举国上下沸沸扬扬,又传开了要征收“间架税”的消息。什么叫“间架税”原来,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因军费不足,规定天下民房两架为一间,上等收税2000钱,中等收1000钱,下等收500钱,隐匿一间杖六十。此事后因举国反对、泾原发生兵变而中止。平心而论,“间架税”实乃历史上少有之苛税。

清朝副都统景棋见黄中元、思元奏准了“昭信股票”,惟恐错过了立功的机会,居然拾得千人咒、万人骂的“间架税”的余唾,上奏朝廷,建议依样画葫芦地征收,这一主张给国家带来的混乱可想而知。

作为新兴民族工业的代表,这时的张謇正在商海大潮中苦苦挣扎。他所办的纱厂已处于进退维谷之间,听说又要强买公债,强征苛税,不啻“屋漏偏遭连夜雨,船倾更遇顶头风”。他受商界同仁的委托,借赴散馆试的机会进京摸底,并向他的恩师,光绪帝的师傅、时任协办大学士的帝党领袖翁同龢反映民意,希望翁能给皇帝以积极影响,取消这两项措施。

张謇的活动相当成功。他三月十六日一到北京,即马不停蹄地四处活动,其中最主要的是与翁同龢商谈如何取消这些弊政。二十八日光绪帝即颁旨中止昭信股票;只隔了两天,翁同龢又亲自出马,于四月初一正式通知户部停止征收间架税。张謇得知这一喜讯后,趁热打铁,请翁干脆电令各督抚立即停征。因为张謇自夺魁以后,为办实业,一直在民间活动,对各地州县衙役人等狐假虎威、借端发难、坑害百姓的劣迹有着深切的了解。翁相国听了他的建议,深以为然,当即予以采纳。

现在颂扬张謇的文章颇不少,惟独在请停“昭信股票”及“间架税”的问题上,他与翁同龢发挥关键作用、充当无名英雄的轶事却无人提及。翁同龢之所以被慈禧罢黜,一般认为与戊戌变法有关,这种看法自有一定道理,但推原论始,直接的原因却起于此次的免除“昭信股票”和“间架税”。慈禧是个穷奢极欲、巧取豪夺惯了的人,眼看从百姓身上榨取的巨额钱财失之交臂,其愤怒之情可以想见。于是,四月二十七日,有旨令翁开缺回籍。通缉康梁、捕杀戊戌六君子则是4个月以后发生的事。

翁同龢被免职,实际也是慈禧杀鸡儆猴的把戏,一时间正直的士大夫无不人心惶惶。张謇预言:“朝局自是将大变,外患亦将日亟矣!”

四月二十九日,光绪帝在乾清宫召见一批大臣,张謇也在其内。斯时百日维新刚刚拉开帷幕,翁同龢的免职无疑令皇帝极为惆怅,他心中的沉痛自不难想象。张謇因见圣颜凋索,退出宫门时,情不自禁流下了眼泪。第二天他送恩师回常熟,特写诗一首相赠,寄寓无限感慨。

回到常熟故里的翁同龢深知慈禧的阴毒狠辣,他对自己处境的危险十分清楚,干脆来个隐而不发,着着把握,步步慎重,连自己的故居“彩衣堂”也一步未曾踏入,一直借住在张姓朋友家中。自罢黜之日起,他即作出一副久有归隐之思,现蒙“圣恩”放归,正遂宿愿的样子,以“松禅老人”自号,迷惑慈禧及其他政敌。

张謇对恩师遭罢黜之事十分不满,心中倍觉痛苦。他与翁同龢之间信使往还不断,以这样的方式慰抚着老人痛苦的心灵。这年七月初四日张謇所作的《寄呈松禅老人》一诗充分表现了自己的心情。

诗曰:

楼台无地相公归,

借住三峰接翠微。

济胜客输腰脚健,

忧时僧识鬓毛非。

尚湖鱼鸟堪寻侣,

大泽龙蛇未息机。

正可齐心观物变,

蒲团饱吃北山薇。

是年八月初六日,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恢复垂帘听政。翁同龢此时正在南昌侄子处,得知这一噩耗后,知道今后更险恶的命运在等待着自己,于是即刻乘轮返回常熟。途经九江,他心潮澎湃,写诗三首抒发自己对慈禧等人的愤懑,内中有句云:“寄语蛟龙休作剧,老夫惯听怒潮声。”

返回常熟以后,翁同龢即接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命令,随即被“削籍编管”起来。每月的初一、十五两日,即所谓的朔望日,他必须到管辖常熟的昭文县署去汇报自己的状况,接受训诫。好在时任昭文县知县的许桂祥是一个知书识礼通达时势的人,其父祖皆与翁家有通家之谊。他非但没有遵照上面的命令,对松禅老人有一丝一毫的刁难,还千方百计地给予关顾和帮助。为此翁松禅在感激之余曾书联相赠,以表谢意。联曰:“吴中续见新诗本,海内知尊古均楼”。据说许桂祥当时每逢朔望日接见翁时,为避人耳目只谈诗文,一言不及国家大事,二人彼此之间默契甚深,只求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不久,许知县看出形势对松禅老人越来越不利,派心腹之人密告翁,叫他离城山居,作出徜徉林壑的归隐之态。翁接受劝告,立即移居西山白鸽峰墓庐,以避免清廷更进一步的迫害,偶而才回城小住,日常也不外出,只在黎明之时去“得意楼”茶楼品茗,日出即归家,暇时惟与山僧、野鹤、松涛、闲云为伴。为报茶楼主人对他的殷殷照拂之意,翁欣然挥毫,为“得意楼”书写了匾额。

第二年春天,张謇为自己创办的大生纱厂筹借营运资金,到上海去找洋人福开森,中途特意去常熟拜谒恩师。这一次,他们置烦恼于度外,在虞山一带痛痛快快地畅游了一番,虞山之兴福寺、连珠洞、三峰之清凉寺、翁家在老塔前的寓宅、白鸽峰的墓庐都走到了。师弟两人手摩三峰门外翁一直引

以为自豪的四株几十丈高的巨松,感慨万千,因为“松禅老人”的“松”即来源于此。

站在虞山之巅隔江北望,南通的狼山在江云缥缈之中显得那样的可爱和亲切。张謇见在宦海风涛中搏击了一生的恩师睁大着昏花的老眼,兀自隔江远眺个不停,崇敬与感激之情不禁油然而生。这一天他们徘徊了很久很久,直到酉时才回去吃饭。

后来翁同龢听到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开车运转的喜讯,兴奋之余,特将张謇所撰的一副对联书以相赠,联曰:“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

光绪三十年(1904)翁同龢逝世后,张謇为铭记恩师的业绩及他对自己的知遇之恩,特在靠江最近的马鞍山上筑“望虞楼”,以为永久的怀念。

张謇与李鸿章

张謇与李鸿章相差整整30岁。

张謇26岁那年,清政府派崇厚与俄国谈判,崇厚自作主张,与俄国签订了里瓦几亚卖国条约。张謇当即替江苏学政夏同善代草了“沥陈时事疏”,同时又替自己的幕主、庆军统领吴长庆拟写了“陈中俄战局疏”,一时间声名鹊起。这两份条陈虽为张謇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得罪了作为洋务派首领的李鸿章。

慈禧太后是个不学而有术的女人,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下去后,她眼见地方势力日渐坐大,对汉大臣极不放心。为了达到遏制汉臣的目的,她采用了以清议维大局的权术,鼓励培养一批正途出身、自视甚高的士大夫放胆专揭“洋务派”的短处,以使汉人互相牵制,从而便于自己驾驭那些靠“制械、练兵、筹饷”迅速扩张的实力派。

张謇在两疏中公开指责洋务派“岁糜百千万金钱,日日议自强,而有事曾不能一战,且捐数百万于仇敌,缓词而乞和”,可谓快人快语,一针见血。于是乎清流派的达官、名士无不为这位寄人篱下而无甚功名的青年才俊鼓劲叫好。

张謇在《啬翁自订年谱》里记述:“同光两朝,京师所谓清流者,奉李高阳为魁,而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黄体芳皆其杰。友好中盛昱,王仁堪、仁东,张华奎,梁鼎芬,黄绍箕,文廷式皆预焉。”张謇这些志同道合的师友,除张之洞以外,自始至终几乎一直都是李鸿章的政敌。清流派指名道姓地说:“李鸿章高勋重寄,岁糜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若不能一战,安用重臣”

李鸿章则反击道:“清议之祸,与明季同出一辙”;“都中群议,无能谋及远大,但以内轻外重为患,鳃鳃然欲收将帅疆吏之权,又仅挑剔细故,专采谬悠无根之浮言”,“大言高论,不顾国家之安危”。他还公开讥讽清流派为“书生腐官”、“穷京官、烂名士”。

光绪八年(1882),朝鲜爱国军民因不满日本强加的“江华条约”,义愤填膺,群起攻击日本公使馆,酿成历史上著名的“壬午兵变”。清政府应朝鲜王室之请,派淮军大将、庆军统领吴长庆率所部出援朝鲜。吴长庆委派幕中年方三十的谋士张謇负责谋划前敌军事,张謇又任命时在庆军随营、跟从自己读书的学生袁世凯负责前敌营务处。由于指挥得力,将士用命,有效地遏制了日军的气焰。

军书旁午之际,张謇写下了著名的《壬午东征事略》,同时向清廷呈递了名噪一时的《乘时规复琉球策》和《朝鲜善后六策》。

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一方面欣赏张謇的才干,一方面又对张每遇重大国事都要给自己放几箭的行事极为不满,于是乘机指斥张的两策为“多事”,并因此而与自己的爱将吴长庆结怨。庆军进驻汉城之际,立下了盖世之功的吴长庆竟被李鸿章来了个杯酒释兵权,调往金州。再加上袁世凯“露才扬己”,经常向李鸿章打小报告,吴长庆雪上加霜,竟被活活地气死。

为此张謇对李鸿章极为痛恨,对官场的黑暗无比愤慨。尽管李鸿章摆出一副不与他计较,相反还欲请他人幕的宽宏之态,张謇却毫不领情,声称“南不拜张,北不拜李”,断然予以拒绝。

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清廷增开恩科会试。张謇二月十一日启行,二十三日抵京,住在如奉会馆。四月二十二日殿试钦点第一名,两天后金榜题名,大魁天下。

就在这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李鸿章一味避战求和,战局朝着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举国上下一片愤慨。张謇旧仇新恨一同进发,他和大家一样切齿痛恨并斥责李鸿章的畏避行径。这一时期,他的日记甚为精彩,摘抄如下:

六月六日,闻朝鲜事,言人人殊。上常熟师书。

二十六日,卯刻诣太和殿恭行朝贺礼,晤叔衡、止潜、仲弢,知中国兵东渡,为日突击,坏二船。

八月十六日,随班人贺上皇太后加徽号礼,朝鲜正使李承纯、副使闵泳喆犹奉表而来也。为之感喟无已。

九月一日,芸谷领衔合翰林院五十七人上请恭邸秉政奏。是日,上召恭邸,太后延见六刻之久,有会办总理海军之命,人心为之一舒。芸谷入见,上甚忧劳,且谕北洋有心误事。北洋之肉其不足食也!

四日,叔衡领衔合翰林院三十五人上请罪北洋公折。余单衔亦上推原祸始防患将来请去北洋折。均由掌院代奏。

“北洋之肉其不足食也”,张謇对李鸿章的痛恨跃然纸上。

然而世上任何事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戊戌(1898)以后,张謇对李鸿章的看法渐渐起了变化。李鸿章毕竟是一位不同凡响的政治家,在变法失败后,他并没有落井下石,对那些攻击过他的人进行陷害和报复,相反还冒着风险鼎力救下了维新派人士徐致靖的性命。

徐致靖是变法失败后被捕的重要人犯,慈禧亲拟的判罪名单上第一个就是他,接下来才是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当时所有的有识之士都为徐的命运担忧,这就是为什么张謇日记中提及“有徐、杨六人已罹刑戮之谣”时徐排在杨锐之前的缘故。可以说若无李鸿章援救,“戊戌六君子”难免就要变成“戊戌七君子”了。

张謇与李鸿章的关系趋于平缓,应始于庚子年(1900)的“东南互保”。经过多年的宦海风波,将及知天命之年的张謇看人看事已十分老成练达。八国联军兵临北京城下之际,他为两江总督刘坤一定策:“乞公与南中将帅公推合肥总统各路勤王之师,入卫两宫。”

是年八月半,张謇复为刘坤一划策,请他与李鸿章、张之洞商量,联名上奏,请罢斥端王载漪及刚毅等祸首以谢天下。第二天刘即依计而行,发出电文。

这时候李鸿章的处境亦十分微妙。他是一个老于世故的人,深知慈禧对自己纯粹是在利用,内心里实际上一万个不放心。所以尽管慈禧一再命他赶快入京,他却以生病为由徘徊于香港、上海。这时又听说慈禧知道了英国有策动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拥戴他搞两广独立的企图,决心把他诱骗至京加以杀害,益发托故不行,

静观待变。

张謇不知其中内幕,一面指望李鸿章火速勤王,一面又指斥他老谋深算。在给刘坤一的信中,张謇写道:“私心窃计,以张魏公戡定苗刘之功望之合肥也。事会蹉跎,聂公死,敌歼我良将,诸军夺气。合肥驻节沪上,闻命徘徊。若以朝局兵机、敌情贼势合察统计,未遂无辞。然君父悬刀俎之上,生灵陷汤火之中,惟是逭暑避嚣,散服容与,虽充国之重臣,亦高克之逍遥,以云忠爱,未敢深信……”

但不管怎么说,由于李鸿章、张謇、盛宣怀、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联手协作,“东南互保”得以定局,终使东南半壁河山免遭兵燹,这是值得欣慰的。

张謇在70岁时亲自编定了《啬翁自订年谱》,实际上此亦是他日记的缩简本。在自序中他说:“謇年二十有二,始有日记,至于七十,历四十有八年,视读古史殆易数姓。”这时的张謇已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回观往事,心境澄明,于是乎年谱中剔除了以前对李鸿章的痛斥之辞,除个别字句稍有訾议外,其余部分相当平和。斯时李鸿章已死多年,清朝亦已让位于民国,忆往追昔,啬翁的内心当别有感触吧!

张謇与郑孝胥

在张謇的一生中,郑孝胥和他有着很深的交谊。郑孝胥字苏戡、太夷,福建闽侯人,在科举场上的最高功名是举人。郑孝胥人很聪明,写得一笔好字,当时面对外侮日亟的局势,他与许多有识之士一样,有着变法图强的愿望。

在赴京赶考的日子里,家境同样贫寒的张謇与郑孝胥不得不依靠替寺庙抄经来维持生活。后来郑孝胥的字越写越好,官运也不错,在几个省当过按察使、布政使一类的三品大员,字也随着名贵起来,别人轻易求不到了。

郑孝胥在张謇筹办大生纱厂及预备立宪公会的成立等许多大事上,是自始至终跟着张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张謇与盛宣怀签订“通沪(日后之大生纱厂)合办协约”时他即担任了见证。

光绪二十六年(1900)纱厂建成,只等开车,但因资金无法维持,原本答应帮忙的人又全都撒手而去,张謇一生中遇到了众叛亲离的最大险境。他后来回忆道:“上海之慰惜者,独何眉孙、郑苏堪二君。每夕相与徘徊于大马路泥城桥电光之下,仰天俯地,一筹莫展。”

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廷命载泽等大臣“出洋考察一切政治制度,以期择善而从”,考察结束不久即颁布诏旨,表示要仿行宪政。张謇联络东南士绅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立宪政团,初推朱福洗为会长,继推郑孝胥为会长,张謇对郑表示了无比的信任。随后各省纷纷响应效尤,一场声势浩大的要求立宪运动在全国各省展开。张謇一直是各省咨议局开展联合请愿行动的主持者,而郑孝胥则是他亲密的伙伴。

听活着的老辈讲,郑孝胥因系张謇密友,又为“大生”股董,以前常到南通访张,也爱与张一同到大生纱厂所在的唐闸闲住,一般都住在时属资生冶厂的一座典雅的二层楼上。早起用过餐后,郑即看张謇练字。一般来讲,郑孝胥是轻易不动笔的,他只是一只手托着水烟台,一只手拿着点火的媒子,时不时“咕噜噜”抽上一通,待看到他顺眼的字时,才站起身,带点老气横秋却又不乏真诚地夸上一句:“此字又有了进步!”

张謇在习字时,总是极重视郑孝胥的意见,虚心向他讨教,由此可见他们的关系确不一般。

张謇与袁世凯

张謇的一生由于种种机缘,曾结交了许多朋友,其中不乏一些当时颇能呼风唤雨、左右乾坤的人物,不过这当中来头最大的还得数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

袁世凯不但过足了大总统瘾,还当了八十多天的洪宪皇帝,但这都是后话,在此三十多年前,若没有张謇、吴长庆的慧眼识珠、破格提拔,他能不能平步青云、飞黄腾达,还很难说呢。

袁世凯字慰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氏。他比张謇小6岁,自小即喜欢骑马舞刀,坚信枪杆子底下出政权的真谛,在家乡得了个秀才身份之后,感到再考这些劳什子不会有出头之日。尽管骑马射箭时曾从马上摔下来跛了腿,他还是在光绪七年(1881)兴冲冲投奔到淮军系统的庆军吴长庆处,寻找发展的机会。

张謇早在光绪元年(1875)经原任通州知州的孙云锦介绍,即认识了孙的安徽同乡、淮军提督吴长庆。吴时任长江下游的国防工程鹅鼻咀的总负责人,深得李鸿章的信任。

尽管吴长庆身为武职,但素来礼贤下士,对读书人十分敬重,军幕中容纳了不少有真才实学的人。他对张謇的学识尤为敬服,光绪二年(1876)诚恳邀请张到他的幕中担任机要秘书,随部队驻在浦口。为了让张謇早日登科,吴长庆特地为张筑了五间冬暖夏凉的茅屋,让他专心攻读。月俸从优定为二十金,不久又增为二十四金,解除了张謇养家的后顾之忧。

光绪五年(1879)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很不平静的一年,清廷派崇厚向俄国索还被霸占的伊犁,结果崇厚反而与俄国签订了卖国条约十八款,消息传来,举朝震惊。接着日本又占领了时为中国藩属的琉球,对中国构成严重挑衅,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其时张謇的生母金太夫人不幸病故,处此国难家忧之中,张謇拍案而起,一气呵成地写下了两篇振聋发聩的疏文,让人眼目一新。这两疏一是代江苏学政夏同善拟的“沥陈时事疏”,一是代吴长庆拟的“陈中俄战局疏”。两文一出,朝野传诵,张謇的名字在士大夫中不胫而走。清流派首领李鸿藻和张之洞、张佩纶等人对他都十分器重,引以为同志。

应该说对时局的演变,当时担当朝廷大任的洋务派实权人物李鸿章等人还是洞若观火、有所警觉的。张謇倡导“储才”备战,指责洋务派十多年来“岁糜百千万金钱,日日议自强,而有事曾不能一战,且捐数百万于仇敌,缓词而乞和”,恳望朝廷能乾纲独断,以战为和,拒绝帝国主义的无耻要求。李鸿章一方面斥之为多事,一方面把淮军中能征善战的劲旅庆军派驻到与朝鲜隔海相望的山东登州,密切注视着时时觊觎中国的日军的动态。

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张謇随军来到了登州,与一代袅雄袁世凯相遇,为波诡云谲的中国近代史添上了别有机趣的一笔。

袁世凯为何特地跑来投奔吴长庆呢原来他的嗣父、曾做过江南巡盐道的袁保庆与吴长庆是结拜兄弟。袁保庆本是袁世凯的叔父,因无子而将袁世凯过继来承嗣。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本无功名,但他的叔祖父袁甲三却非等闲之辈,在洪杨金田起义、北方捻军崛起之时,他创立的毅军成为捻军的劲敌和淮军的友军。袁吴两家原就是世交,吴长庆为人忠厚,治军有方,是朝廷寄予厚望的统兵大员。袁世凯是十分精明的人,要不是看准行情的话,他又岂会到此来浪费时间

也是袁世凯时来运转,不久朝鲜就发生了“壬午兵变”。自光绪二年(1876)日本逼迫朝鲜订立“江华条约”之后,日、俄、英、美诸国竞相攘夺朝鲜的利权,朝鲜人民义愤填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奋起反抗,部分军民向制造阴谋的日本公使馆发起攻击,日本巴不得事态扩大,好乘机干涉,它的胃口越来越大,不久又强迫朝鲜订立了“仁川条约”。

清政府对这次事件的严峻性、危险性还是清楚的,为了遏制日本向朝鲜进行更大的讹诈,命令驻守登州的吴长庆率部援朝。命令下达之际,正好是家家户户忙于过年的时节,作为统帅的吴长庆有事请假,恰巧不在营中。好在他办事例有规矩,委托了张謇代他料理营务,暂掌三军。但对一介书生的张謇来说,事起仓促,委实也太突然了。

初到登州的时候,吴长庆见袁世凯相貌不凡,喜欢阅读兵法、好以“知兵”自诩,还是很喜欢他的,但见他国学功底不深,做事浮夸,有点文不像秀才、武不像兵的样子,为把他培养成能上马杀贼、下马草檄的文武全才,决定首先帮他把文化功底打扎实,于是命他拜幕中的泰兴朱铭盘、通州张謇二人为师,好好地跟从学习,并要求他把老师布置的功课认真完成,由老师圈读评阅。因张謇兼任营务秘书,这项工作起先全由朱铭盘负责。

朱铭盘专治小学,学识渊博而与世无争,性好诗酒,为人坦诚。他阅人极多,看到袁世凯那种锋芒毕露的样子,知道他不是盏省油的灯。起先他还认真地指出袁世凯功课中的缺点,后来见袁越来越不耐烦,为了免得作对头、生闲气,索性把袁呈交的作业点上不少红点,故作赞许之态。

如此一来,连素来严肃的吴长庆也对朱老夫子这位好好先生的做法忍俊不禁,就不再难为他了,转而让张謇来负责督管袁的学业。张謇处世接物历来是一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派头,对人不苟言笑,再加上他文笔老辣,行事果断,待人从不过分亲昵,总是一副高低长幼分明的样子,所以袁世凯很买他的账,对他总是异常恭敬地以师礼待之。庆军的纪律比起清军的其他部队来要严明得多,但自同光中兴以来,内乱少了,也就缺了战争期间那种枕戈待旦的临战氛围。现在主帅不在营中,又逢年节将至,许多军官也都按太平时节的老例回家过年去了;加之第二年春天又逢大比,不少入营赞划、权充幕僚的秀才们也都请假回去准备八股文章,以为自己蟾宫折桂铺平道路,所以援朝之旨到达时竟是营中空空。当兵的一见此情,不免流露出茫然之色,大家的目光都盯在留守的张謇身上。

张謇没有辜负吴长庆和将士们对他的期望,年方三十的他手书口说,昼作夜继,运筹帷幄,充分发挥出指挥若定的干练长才。

袁世凯此时才24岁,热血沸腾,跃跃欲试,丈夫处世立功名的奋斗欲给了他一种挺身直前的勇气。张謇立即着手组建领导庆军入朝的营务处,任命袁世凯为该处帮办,袁也自告奋勇,愿当全军的开路先锋。其时吴长庆已回到部队,委派张謇筹划前敌军事,并任命袁世凯指挥前敌先锋营,带领部队首先入朝。

庆军刚进入朝鲜时,部分兵士把淮军的一些陋习也带了出来,有些兵油子不遵守纪律,聚众赌博,外出不请假,逾期不归队,甚而调戏妇女的事也间有发生。吴长庆听从张謇举荐,把维持部队秩序的执法大权交给了袁世凯。

袁世凯率领执法队出营,没有多久便拎来七八颗鲜血淋淋的首级,交给吴长庆。原来袁世凯对部队的动态是时刻在关心着的,他知道有几位头素来难剃的老营棍子正公开在营中啸聚赌博,军官无人敢禁,当即带人赶去,将执法大令请出,不由分说,犹如秋风扫落叶一般亲手将他们的头颅砍下。庆军上下何曾见过这等声势,首级一经示众,将士无不畏惮,从此袁世凯一炮打响,大家都知道了他的厉害,吴长庆也连声称赞他不愧为将门虎子。

壬午援朝后,清廷对有功人员进行铨叙,由于吴长庆力荐,袁世凯被保举为五品同知衔,赏顶戴花翎,只花了一年的功夫,便功成名就,胜过了数十年的苦读。从此袁世凯变得目中无人,居然在李鸿章面前打恩公吴长庆的小报告,至于张謇等其他人那就更不在他的话下了。

光绪十年(1884)由于朝鲜局势表面趋于缓和,李鸿章命吴长庆率兵三营回国,驻防金州,另有三营交袁世凯统带。从此吴长庆一直郁郁不得志,当年即不幸去世,明眼人都认为是袁世凯在李鸿章面前进谗所致。

出于义愤,张謇、朱铭盘、张督(张謇之兄)等人具名写信给袁世凯,责备他自结李鸿章,露才扬己,处处使吴长庆难堪,实属大不应该。

在这封切责信中,他们指责袁世凯忘恩负义,有三可笑处,所言颇耐人寻味。原信称:

仆等与司马虽非旧识,要亦贫贱之交,而往春初见,虽诩诩作公孙子阳见马文渊之状,一再规讽,不少愧悔,此一可笑;謇今昔犹是一人耳,而老师、先生、某翁、某兄之称,愈变愈奇,不解其故,此二可笑;詧司莜公(吴长庆字筱轩)支应所,司马既有领款,应具领结,辱因司马问领结格式,遂即开写,辄斥为何物支应所,敢尔诞妄,不知所谓诞妄者何在勿论公事矣,辱与司马平日交情何如,而出此面孔,此三可笑。……愿司马息心静气,一月不出门,将前劝读之《呻吟语》《近思录》《格言联璧》诸书字字细看,事事引镜,……脚踏实地,痛改前非,以副令叔祖、令堂叔及尊公之令名,以副莜公之知遇。……此信不照平日称谓而称司马,司马自思何以至此。若果然复三年前之面目,自当仍率三年前之交情。气与词涌,不觉刺刺,听不听,其司马自酌之。

此信一望便知出于张謇手笔,然而张謇等人却小觑了袁世凯。此时袁自觉羽翼已丰,再也不把这些从前的师友放在眼中,哪怕从此绝交,他也是在所不惜的。等到因母丧回籍守制的李鸿章复归北洋大臣任上,袁世凯认准了这棵大树往上攀,由此开始,多年直接与李打交道,凭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本领,居然给自己弄来了钦差大臣会办朝鲜营务处的头衔。

也就在这一年,日军不断在朝寻衅闹事,袁世凯率领部下把侵入朝鲜宫廷的日军部队打败,将朝鲜国王李熙护送回宫,维护了朝鲜与中国的尊严,名声大震,李鸿章称赞他是智勇双全的将才。于是乎袁世凯益发有恃无恐,更不把曾经患难与共的张謇等师友当回事了。

从此张謇与袁世凯断绝交往长达20年。在这些年里张謇也由一介穷书生变成为甲午恩科状元,身价大增。随着人望的不断上升,张、袁二人各自的地位皆越来越高,俱已成为当时社会的栋梁。虽说不通声气,但大家都是呵气成虹的人物,对方的一举一动彼此都是了然

于心。

光绪三十年(1904),张謇因为所办的大生纱厂经营得法,大获利市,对社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座新兴的工业与文化城市南通遂开始崛起于长江人海口的北岸。张謇成了当时中国杰出的实业巨子,为世界上不少著名人士所瞩目。

“戊戌变法”失败后,对康有为、梁启超深为同情的张謇等人对中国的立宪事宜由关心转为积极实施,他们同

在苏州博物馆的书画藏品中，有一套《清代七十二状元书箑册》，乃出自吴湖帆先生的私人集藏与捐赠。在书法领域，这套“七十二状元扇”为藏界一大美谈，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以吴湖帆自身在近现代书画史上的显赫地位，加上清代“七十二状元扇”所具有的审美及学术价值，这项收藏的意义深远无比，既为清代书法发展史提供了清晰的历史凭证，扇面作品的艺术水准与精致的品相亦独步书界。

吴湖帆（1894-1968）生于苏州诗书簪缨之族，原是吴大澄的侄孙，后过继为孙。他禀赋聪颖，专事丹青，造诣非凡，且家藏丰厚，精于鉴赏，有“一只眼”的美誉。所藏书画十万多件，其中最难得的有唐怀素草书《千字文》、元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残卷、宋黄庭坚书《酴诗》卷等。

论起状元扇的渊源，当初在吴大澄遗留的书画中，有十八把清代状元的扇面，均出自苏州状元，吴湖帆遂发愿集齐苏州清代状元扇面。在后来的搜集过程中，又将收藏范围扩大至全省乃至全国。虽然清代“七十二状元扇”在他的众多收藏中并不是最受瞩目的，但它们也是吴湖帆倾二十年心力所得，共搜集到六十八位清代历朝状元书写的扇面。之所以称“七十二”，是因为其中有四位状元各收录了两幅扇面，分别是金德瑛、潘世恩、张謇和刘春霖。1959年，吴湖帆将这七十二把状元扇，悉数捐赠给了苏州文管会，并提出，希望文管会继续征集清代状元扇，以期合璧。

状元是中国古代科举考试——殿试的第一名，是通过科举制层层选拔出来的“精英”。清代自顺治三年（1646）开科取士，到光绪三十年（1904）慈禧七十岁恩科为止，一共开了一百十二科，取了一百十四位状元，苏州占二十六名。明清时期的应试士子，大多兼习诗文书画，到清代时，对书法要求更高，要练就出一式工稳停当的“馆阁体”。有些状元不仅书法极佳，且兼擅绘画，是当时书坛画苑的风云人物。

清乾隆以前，帖派独盛，书法家远祧二王（王羲之、王献之），追摹唐贤，归于赵董（赵孟頫、董其昌），继承传统，各具风格。乾嘉以后，碑派崛起，书法家搜求、临摹鼎彝碑版，开拓创新，另成蹊径，篆隶真草，诸体大备。康有为总结道：“国朝书法，凡有四变：康雍之世，专仿香光（董其昌）；乾隆之代，竞讲子昂（赵孟頫）；率更（欧阳询）贵盛于嘉、道之间；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至于今日，碑学益盛……”康熙尚董，乾隆推重赵体，由此上行下效，百余年书法以董其昌、赵孟頫二家为帖学主流。科举考试中，书法也是一项重要标准。王士祯说：“本朝状元必选书法之优者。顺治中，世祖皇帝喜欧阳询，而壬辰状元邹忠倚、戊戌状元孙承恩皆法欧书者也。康熙以来，上喜二王书，而己未状元归允肃、壬戌状元蔡升元、庚辰状元汪绎皆法《黄庭经》、《乐毅论》者也。”

七十二状元书扇中，大多是状元金榜题名后赠送亲友的应酬之作，书风大多雍容平正，也符合时风的转变，即“顺欧、康董、乾赵”，兼及碑学及临摹名家，所以状元扇除了彰显状元自身的文化修养，更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帝王的审美偏好和书法主流风格的变迁。扇面书写内容主要有：一、自书诗。二、抄录古诗，如王维、岑参、苏轼、米芾、黄庭坚、乾隆等。三、节抄古文，如《洛神赋》、《文赋》、《文心雕龙》、《书谱》等。四、抄录碑帖题跋，如孔羡碑、灵藏碑、十七帖及淳化阁帖等。

状元扇的来源主要有三种：一是状元本人亲自馈赠，如清末状元张謇、刘春霖；二是友人的藏扇，吴湖帆往往是用自己的作品或其他字画、古玩换取；三是状元的后人有藏扇，但后人一般也很珍视先祖的墨宝，若非确有困窘，否则不愿让出，为此吴湖帆有时一掷重金，有时多次登门恳求，才达成所愿。关于友朋赠送、代购状元扇的情况，吴湖帆在日记中有零星的记载，如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廿九日：“李拔可赠王以衔、林鸿年状元扇二。曹友卿赠陈冕状元扇一。钱境塘赠黄思永状元扇一。冯超然代购孙家鼐状元扇一。程云岑来，云有王式舟、梁国治状元二扇，可取来。”其余赠送者有陈巨来、陶贞甫、孙伯渊等。这些状元扇面经由吴湖帆一一甄别，去伪存真，裱边题跋，注明该状元的名号、爵里，钤有“吴湖颿”“梅景书屋”“吴氏梅景书屋图书印”等印，附“江苏苏州府属状元都二十四人”目录及清代状元表目录。最后交由当时最好的装裱师刘定之、洪秋声、刘桂生等人陆续装裱成册，郑重什袭珍藏。

傅以渐（1609-1665），字於磐，号星岩，山东聊城人，顺治三年（1646）丙戌科状元，是清代实行科举制度后第一个状元，即授弘文院修纂，次年，充会试同考官。历任《明史》纂修官、国史院侍讲、左庶子、秘书院侍讲学士、秘书院大学士等。顺治十二年加封太子太保，成为康熙的老师。不久，改任国史院大学士，兼文、武殿试读卷官。顺治十五年充任会试主考官，同年，因久参机务，加少保，改任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著有《贞固斋诗集》。傅以渐书法有很高的造诣，字体遒劲，长驰短击，纵横恣肆，放达中仍不失矩度。

钱棨（1742-1799），字振威，号湘舲，江苏长洲人（今苏州）。乾隆四十五年（1780）参加乡试，翌年赴京应试，在会试、殿试中连连夺魁，为辛丑科三元及第（乡试、会试、殿试皆第一）。他是清代第一个连中“三元”（解元、会元、状元）的状元。乾隆认为是太平盛世的大喜事，挥毫作《三元诗》：“龙虎传胪唱，太和晓日暾。国朝经百载，春榜得三元。文运风云壮，清时礼乐藩。载咨申四义，敷奏近千言。讵止求端楷，所期进谠论。王曾如何继，违弼我心存。”钱棨书法崇尚唐欧阳询和李北海，开张雄健而不失严整沉着。

翁同龢（1830-19O4），字声甫，号叔平，又号松禅、贫庵居士，江苏常熟人。出身显宦，其父翁心存官至大学士，任同治的老师。咸丰六年（1856）殿试一举夺魁，即授翰林院修撰。历任陕甘学政、内阁学士、刑部尚书、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是同治、光绪两朝皇帝的老师。辅佐光绪亲政，力主变法，并提出“非变法不足以图存”之主张，曾密荐康有为才堪大用，与之屡商变法大计，深为光绪帝倚重。著有《瓶庐诗稿》、《瓶庐丛稿》、《翁文恭公日记》等。邹王宾在《松禅老人遗墨·跋》中论翁同龢书法“远宗颜、李，近迈张、梁，有驾苍龙游碧落之概。至其结体森秀，若良玉之蕴巉岩，运笔健遒，似纯绵之裹精铁”。

刘春霖（1872-1944），字润琴，号石筼，直隶肃宁人。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科状元，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在光绪二十九年会试落第，因其馆阁体书法出类拔萃，受慈禧太后赏识，为太后抄写《文昌帝君阴骘文》、《大唐三藏经·圣教序》，翌年应考即夺魁。该科为庆祝慈禧太后七旬寿辰特设恩科，同时科举将废，故刘春霖自称“第一人中最后人”。刘春霖书法承袭唐风，以虞世南、欧阳询为宗，用笔精健含蓄，结构规整稳妥，墨气和润，清静疏朗。清代首科状元傅以渐，与末代状元刘春霖楷书七言扇，两位状元一首一尾，及第前后相距两个半世纪，书扇归于一处，实为难得。

状元之中还有些承继关系，有叔侄联魁，如吴廷琛（嘉庆七年状元）与其侄吴钟骏（道光十二年状元）。翁同龢（咸丰六年状元）与其侄翁曾源（同治三年科状元）。有祖孙状元，如彭定求（康熙十五年状元）与其孙彭启丰（雍正五年状元），陆肯堂（康熙二十四年状元）与玄孙陆润庠（同治十三年状元）。

状元扇中还有一把五状元扇——《潘世恩、吴其浚、朱昌颐、林鸿年，钮福保合作为鲁斋行楷》，泥金扇面，计36行。五位状元的书法同集一页扇面上，亘古未有。

清代官绅士人间有互送书扇之风，京官回乡省亲，必定遍求朝中诸贵或京中名人书画扇，回乡作为赠礼。翰林书扇，尤其是状元扇，颇受人青睐。时至今日，通过苏州博物馆，“七十二状元扇”仍在向世人展现其独特的艺术品格，并以海外巡回展览的方式向全世界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