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发掘的古墓有梁庄王墓，狮子山楚王陵，中山王刘胜墓等等。

2001年4月中旬至5月初，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荆门市和钟祥市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参加，共同对钟祥市长滩镇大洪村梁庄王墓进行了发掘。发掘表明，该墓是一座王与妃的合葬墓，有其独特的葬俗，墓内随葬品十分丰富。据初步统计，随葬品有金、银、玉、(珠)宝石、铜、铁、铅锡、瓷、陶、漆木、石、骨角器等共计5300余件，其中金、银、玉器有1400余件，珠饰宝石则多达3400余件。一墓随葬如此大量的金银珠宝，在已发现的明代亲王墓中未见，仅次于明代皇陵--定陵，是继定陵之后的又一明代重要考古发现。

狮子山楚王陵是西汉早期分封在徐州的第三代楚王刘戊的陵墓，位于其西侧300米远的汉兵马俑则象征着卫戍楚王陵的部队。这座楚王陵凿山为葬，结构奇特、工程浩大，凿石量高达5100立方米。墓中出土了各类珍贵文物近二千件（套），有金、银、铜、铁、玉、石、漆等质地。该墓的发掘被评为95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首。

燕赵大地虽非秦汉帝陵之区，但两汉分封王陵墓却很多，其中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的山陵，仍以当时少有的凿山造墓的形式以及随葬的金缕玉衣等稀世文物在中国古代陵寝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满城位于太行山东麓，在县西北山脚下有一片丘陵地带，这里有一座孤立的小山，俗称陵山。陵山高200多米，由三个连绵的山峰组成，主峰居中，山顶较为平坦，左右两峰遥相对峙，似人工双阙，天造地设，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墓就坐落在主峰的东坡上。

历史上的古墓有哪些如下：

1、秦始皇陵，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嬴政（前259—前21年）的陵寝，中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城东5千米处的骊山北麓。

2、长陵，位于陕西省咸阳市东约2千米的窑店街道三义村北，是汉高祖刘邦与吕后合葬墓。长陵亦称“长山”或“长陵山”。取名“长陵”或因与所在地古称“长平”或“长平阪”有关。也有人认为“长陵”是以西汉都城“长安”的第一个字命名的。实际上开国皇帝陵多名“长陵”，“长”就是“长”（zhang）的意思。长陵东西并列着两座陵墓，西为高祖陵，东为吕后陵。陵前曾有清代陕西巡抚毕沅所立的两通碑石，又因为陵墓附近曾经出土过属于西汉时代的“长陵东当”、“长陵西当”和“长陵西神”文字瓦当，证实了这里的陵墓确为长陵。1988年1月13日，长陵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3年6月8日，一位民工在为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宿舍楼工程挖地基时，铁镐挖着了一块石板，后经闻讯赶来的广州市文管所考古队员勘探，发现地板下竟是一座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的南越王陵墓。

这座不同寻常的墓，四壁彩绘斑斓，一侧的东耳室中，竟然整体地摆放着从未在广州发现过的编钟、编磬，一根有彩绘的漆木钟架还在编钟之上。旁边则是排列有序的铜提筒等。西耳室内则塞满器物，过道中，几十个小铜鼎，捆绑成束的铜勺和成堆的小陶罐、小陶鼎等有次序地排列着……

据《史记》、《汉书》等史书记载，南越国创建者赵伦曾是秦始皇平定岭南的一员战将，后任南海郡龙川县县令。秦末，南海郡尉任嚣病逝后，赵伦代理南海郡尉职务，公元前204年，赵伦发兵兼并了桂林郡和象郡后，建立了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定都番禺。

汉高祖刘邦在公元前202年统一中原建立汉朝后，说服赵伦向汉称臣。赵伦接受了封赠，并在今越秀山上筑“越王台”。赵伦于公元前137年去世，因儿子及长孙已逝，遂由次孙赵昧继承王位，为第二代南越王，赵昧即今西汉南越王墓墓主。到第五代南越王时，南越国丞相吕嘉发兵叛汉。汉武帝派路博德和杨仆二位将军统领10万水陆大军征讨南越国，南越国随之灭亡。

这座地处广州越秀山旁的象岗山上的越王墓于8月25日正式开始发掘。这是一座凿山为室的石室墓，建造在象岗山的腹心深处。陵墓坐北朝南，采用竖八凿洞的方法构筑而成。平面呈“土”字形，建筑面积约1000平方米，按前朝后寝的布局，共分7室。前部三室为前室和东、西耳室；后部四室为主棺室、东西侧室及后藏室。墓内随葬品，达1000多件（套）。计有金、银、铜、铁、陶、玉等十余种。在出土的文物中有许多稀世珍宝，如金印、玉器和礼器等。

在我国先秦时代，印章大都称为玺。只是到了秦始皇时才规定只有皇帝的印称玺，一般的只能称印。在汉代，除皇帝外，皇后、诸侯王等最高级贵族的印也称玺。

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古印最为引人注目。此次共发现金印3枚，分别是龙钮“文帝行玺”金印、龟钮“泰子”金印和龟钮“右夫人玺”金印。其中龙钮“文帝行玺”金印因印文中有“文帝”字样，是文物中的极品。

“文帝行玺”金印，每边长31厘米，高06厘米，蟠龙钮，通钮高06厘米，重1485克，含金量98％。印面呈四字格状，阴刻“文帝行玺”4字，小篆体，书体工整，刚健有力。钮作一龙蜷曲状，龙首尾及两足分置四角上，似腾飞疾走。这枚金印铸后局部又用利刃凿刻而成，出土时印面槽沟内及印台四周壁面都有碰痕和划伤，并遗留有暗红色印泥。看得出来，此印主人生前曾多次使用过。

另一只龟钮“泰子”金印可能是赵昧父亲的遗物。该印印台长26厘米，宽24厘米，通钮高15厘米。印文阴刻小篆“泰子”二字，字体公正，四周有边栏，正中有一条竖界。

还有一枚金印是其右夫人的印。从南越王墓出土的右夫人玺及其随葬品的规格来看，右夫人可能就是王后。该印龟钮长宽215厘米，通高15厘米。阴刻篆文“右夫人玺’四字。

除此之外，还有几枚玉印，印面全为阴刻篆文。分别为“赵昧”、“泰子”、“帝印”、“左夫人印”、“泰夫人印”等。也都凿刻精工，布白匀称。

南越王墓中出土玉器240余件，包括作为葬工用的“金缕玉衣”，装饰用的11组玉佩饰和玉具剑中的首、格、璲、珌剑饰共58件，作器具用的铜框镶玉卮、铜框镶玉盖杯、玉角形杯、玉盒、铜承盘高足五杯和印章、六博子等多种实用器物，还有礼仪用玉的壁等。

金缕玉衣由2291块玉片用丝线穿系和麻布粘贴编缀而成，是我国迄今所见的年代最早的一套形制完备的丝缕玉衣，又是从未见于文献和考古发现的新品种。它比世人熟知的河北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还要早10年左右，是南越国统治者崇王观念和厚葬习俗的反映，有重要的考古价值。

南越王墓中共出土了71件玉璧。其中为墓主人置备的礼仪用璧有在棺室棺椁的头厢内的大壁7块，足厢中的玉璧2块，西耳室中的玉璧6块。作为葬玉用的璧主要用于铺垫尸体。

南越王墓共出土组玉佩11套，是已知的汉墓发掘中出土最多的。考古人员对这11套组玉佩进行复原组合后，发现其中最精美、最繁杂的是墓主的一套组玉佩和右夫人的两套组玉佩。

墓主组玉佩由32件不同质地的饰件组成，以玉饰为主，计有双凤涡纹青玉璧、龙凤涡纹玉璧、犀形玉磺、双龙蒲纹玉磺各工件，玉人4件，壶形玉饰、兽头形玉饰各1件，玉珠5粒，玉套环1件，玻璃珠4粒，煤精珠2粒，金珠10颗。

南越王墓出土的玉佩饰计有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金钩玉龙、鲁首衔壁、透雕凤纹牌形饰、带钩。其中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和带钩令人叹为观止。

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直径106厘米，是一件雕镂精细、布局新颖、构图完整的艺术佳作。纹饰分为两区，内区为一透雕游龙，前后两爪都伸入外区，前爪托承一只凤鸟，后爪基部呈圆鼓形，显得壮健有力。外区的凤鸟婀娜多姿，回眸与龙对视。雕刻技法娴熟，栩栩如生，是难得的珍品。

龙虎并体玉带勾长188厘米，钩体扁形，钩部浮雕虎头形，钩尾雕作龙首。龙仰身昂首，张口咬一圆环；虎亦伸爪抓圆环。龙虎躯体及圆环上都饰有勾连云纹。整件器物构图奇妙，雕琢精细，构思非常绝妙。

角形玉杯出于墓主人棺椁的头箱内，由一块青白色硬玉雕成。口部椭圆，高184厘米。角形玉杯的外璧运用了圆雕镂空、高浮雕、浅浮雕、线雕等四种技法雕出了四层纹饰。杯底的端部反折向上回转，镂空成离地的云纹，环绕杯身的下部，云纹上施刻束丝纹；接着由高浮雕修琢宽体的卷云纹。杯口缘下方浅浮雕一只夔龙，尖嘴，坚耳，额上的独角像云朵一样飘出。实属玉器中的绝品。

承盘高足玉杯高17厘米，共由青玉杯、玉杯托、铜托座、承盘、木垫5个部件组成。玉杯身、座分别由两玉琢成，各钻小孔，塞入竹丁连接杯身成圆筒形，有三区不同纹饰，平底。座足饰花瓣纹，下为喇叭形。杯座之下加有一块小木承垫。铜托座平置于铜承盘的口沿上为一扁钢圈，嵌纳三条金首银身的龙，三龙张口各衔住杯托的一片花萼。最下为铜承盘。此器由5种不同质地的部件构成，组合奇巧。三龙托杯有升天的寓意，同时在墓中还出土了五色药石，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套承盘高足玉杯有可能是墓主生前用来承接云表之露，以服食药石而求长生的特殊用器。

另外，在南越王墓中还发现了青玉盒、铜框镶玉益杯和一件玉卮，玉卮为极高贵的盛酒器，出现在殉人身旁，实在难解其中的意思。

南越王墓中还出土了6件玉舞人，他们形态各异，造型优美。有一个圆雕玉舞人，高35厘米，宽35厘米。舞姿曼妙生动，头向右微偏，张口，做莺歌燕舞之状。这是出土的汉代玉舞人中首见得圆雕作品。

南越王墓的随葬器物不仅品种繁多，做工精绝，而且文化内涵也相当丰富，显示出汉、越、楚、秦、齐、巴蜀、骆越、匈奴等文化与海外文化相融的特色。一墓之中有如此多样的文化遗物共存，在已发现的汉墓中相当罕见。

考古学家在南越王墓中，还发现了大大小小共51件鼎，其中铜鼎有36件，铁鼎1件，陶鼎14件，分别放置在西耳室，后藏室，东侧室和外藏椁里。

出土的这些鼎中，有一件铜鼎属楚式风格。此外，还有汉武鼎19件（其中五件为陶鼎，余为铜鼎），越式鼎31件（铜鼎17件，铁鼎1件，陶鼎13件）。所谓汉式、越式、楚式，是以器物的造型和地域特色来区分的。

南越王墓的出土，为我们研究汉代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中国著名古墓：

1、秦始皇陵

陵上封土原高约115米，现仍高达76米，陵园内有内外两重城垣，内城周长3840米，外城周长6210米。内外城廓有高约8—10米的城墙，内城里面修建了堂皇的地下宫殿，顶上有用明珠做的日月星辰，地下布置了用水银做的江河湖海。今尚残留遗址。墓葬区在南，寝殿和便殿建筑群在北。

2、西周王陵

据《周易》、《汉书》记载，周朝王陵不封不树。清代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经过考证，曾对周原境内的文王姬昌、武王姬发、成王姬勇诵、康王姬钊和附近的周穆王姬满和宣王姬静及周公姬旦、太公望、鲁公伯禽等人的墓葬逐一树碑立记，但经后人考证又多有异议。

认为周朝王陵的位置应在周王朝的发祥地周原（今陕西宝鸡扶风县与歧山县交界处的北部）及岐邑一带。

3、成吉思汗陵

蒙古族盛行“密葬”，所以真正的成吉思汗陵究竟在何处始终是个谜。现今的成吉思汗陵乃是一座衣冠冢，它经过多次迁移，直到1954年才由湟中县的塔尔寺迁回故地伊金霍洛旗，北距包头市185公里，这里绿草如茵，一派草原特有的壮丽景色。

4、越王墓

越王墓，俗称郑集孤堆，位于安徽省利辛县旧城镇西。汉代大型砖石结构墓葬，出土有陶俑、陶马、陶鸡、陶狗、陶磨、陶罐等珍贵文物。现为利辛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马王堆汉墓

可见，马王堆并非“马王”之堆，而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轪侯利仓及其家属的墓地。堆上东西又各突起土冢一个，其间相距20余米。两冢顶部平圆，底部相连，形似马鞍，故也有人称其为马鞍堆。

6、曹操墓

薄葬古已有之，但在帝王薄葬中，曹操是开先河者，不建封土堆、不植树、不随葬金玉器物。汉代一个诸侯王刘胜死后都穿着2498块玉片、1100克金丝构成的金缕玉衣，号为武帝的曹操却只穿补过的衣服入殓。

曹魏以至两晋帝王都有薄葬者，但唐代以后，帝王厚葬又成了传统，最后一个帝陵修到1915年，这已是民国的第四个年头了。

7、唐乾陵

唐乾陵是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位于咸阳市的唐山上，这是唯一一个没有被盗的唐陵。

长达1200多年的历史，这里就一直有着盗墓者的身影，比较有名的盗墓就多达17次，最大型的盗墓也有三次，唐末黄巢动用40万起义军挖皇陵，最后挖走了半座大山，挖出了一条40米长的“黄巢”沟，都没有得手，所以说乾陵是一座挖不动的皇陵。

8、明永陵

明永陵位于阳翠岭南麓，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世宗朱厚熜及陈氏、方氏、杜氏三位皇后的合葬陵寝。明世宗朱厚熜，正德二年(1507年)八月十日生于兴王府，十六年(1521年)四月二十二日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嘉靖。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十四日逝于乾清宫，享年60岁，谥“钦天履道英毅圣神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次年三月十七日葬永陵。

9、清东陵

清东陵于1661年（顺治十八年）开始修建，历时247年，陆续建成217座宫殿牌楼，组成大小15座陵园。陵区南北长125公里、宽20公里，埋葬着5位皇帝、15位皇后、136位妃嫔、3位阿哥、2位公主共161人。

10、邙山陵墓群

邙山陵墓群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境内东西长近50公里、南北宽约20公里的邙山上。包括了孟津和偃师以及洛阳市的西工区、老城区、洛龙区等5个区，涵盖了20多个乡镇，360多个自然村。

《山海经》自今所传本十八卷，记海内外山川神祗异物及祭祀所宜百，以为禹、益作者固非，而谓因《楚辞》度而造者亦未是；所载祠神之物知多用糈（精米），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然秦汉道人亦有增益。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

中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漫长的中国发展历史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奇人异事，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山海经》无疑是一部经典的谜团重重的书籍。

先秦古典山海经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曾经说到：“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就是说要是记录这九州的山川，《尚书》记录的很符合事实，至于《山经》中所记录的怪兽，我不敢评论他。表明司马迁度《山海经》所记录的飞禽走兽十分怀疑其真实性。

若是让现在的人来评价《山海经》那么肯定也会有很多人对书中记载的生物表示质疑，因为实在是无从考究。比如说《山海经》有三处记载：青丘国在其北，其狐四足九尾；有青丘之国，有狐，九尾；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说是在青丘国有一种像狐狸的动物长九条尾巴，还能吃人。

的确是匪夷所思。而鲁迅先生却对此书深信不疑并且称之为巫书，说上面的记载都是巫术。不是平常的百姓可以读懂的。

想要理解《山海经》那么就一定要了解这本书所描述的时代背景，那么书的作者就尤为重要。《山海经》的作者直到现在都无从考究，有传说此书是大禹时期的作品，作者当时只画了一部叫做《山海图》的书，而并没有形成文字，大禹命人将《山海图》刻画在了九个大鼎上面，有一个叫做西伯的人根据九鼎上的图写出了《山海经》。所以说这本书记录的可能是大禹时期的景象，并不全无道理。

韩国挖出《山海经》残页

在古代，中国是实力强盛的泱泱大国，因为人口多陆地面积大，所以发展速度快，繁荣程度高，在周边的国家中甚至整个亚洲和整个世界来说都是遥遥领先的。无论是军事实力还是经济发展都是其他小国无法匹敌的。所以这也就导致一些小国为了存活下去成为了我国的藩属国。

他们这些国家有一定的主权，但是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受到我们国家的限制和约束。每年还要向我国进贡一些财宝牛羊之类的贡品。十分合理的，这些国家的文化生活等方面也会或多或少的受到我们国家的影响。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韩国的首尔，一名樵夫在郊外砍柴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古墓，这个消息很快就在当地传开了，当地火速的组成了考古专家组，来到了这个地方进行考察，经过连续几个月的勘察和挖掘工作的进行。这个古墓的全貌逐渐展示在了世人的面前。经过专家的考察，发现这个古墓是新罗时期的古墓。并且在不断的发掘工作进行中，竟然在古墓中出土了我国的先秦古典《山海经》的残卷。这部残卷上记录的内容是一个地图，并且这个地图好像现在的世界地图一样，是一个球形的世界。

只见这张地图中是一个球形的世界，最中央是中国所在的地方，从中原向四周扩散开来 ，标注了很多山川，大海。并且就连我们国家的相邻国都很清晰的标注在了地图上，比如说扶桑就是古代时期的日本。还有非洲等大陆也十分清晰的进行了标注，就连离古代中国隔着汪洋大海的墨西哥，也被标注在了地图上。

虽然地理位置上面有一些差异，但是大概的方位都没有错误，难道这真的就是古代时候中国人民就已经弄清楚这个世界的证据吗？但是这个证据为什么会出现在古代韩国的墓室中呢？

其实如果仔细研究历史不难发现。新罗时期，与之共存于韩国的还有两种势力。分别是：北面的高句丽和西面的百济。当时的韩国也如同我国东汉末年一样，呈现三足鼎立之势。而7世纪后期。这种情势随着唐朝的介入而打破了。唐朝帮助新罗，消灭了高句丽和百济。最后统一韩国。所以说，新罗早就和唐朝人民建立了良好的友谊。新罗墓会出土我国古籍的事情，也就不足为奇。

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智慧的怀疑

此事一出震惊了世界，不仅仅是韩国古墓中出土了中国古籍的故事让人震惊，更是因为这本先秦古籍残卷所记载的内容让人震惊。因为现在世界上所广为人知的都是西方学者先发现了地球是圆的，世界是一个球体这个事实。

如果韩国古墓中出土的《山海经》是真的，那么就表明我们国家在先秦时期就已经知道了，世界是一个球体的事实，全世界都会为中国人的智慧感到震惊。但是西方学者开始了对这一古墓出土残卷的怀疑和否定。

毕竟在西方人眼中，中国虽然历史悠久，但是科技并不发达，而且是一个十分闭塞的国家。民间还经常流传着一些封建迷信的传说，并不是崇尚科学的民族。所以在他们眼中，封建迷信的东方人是不可能发现地球是球体这一巨大的科学事实的。于是他们极力否认，表示：古代的中国人是不可能发现这些科学事实的。一来是因为他们对东方人的刻板的印象，觉得不可能有这种事。

二来他们也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名誉。因为大家都知道，科学起源于西方世界，他们先发现了自然的规律，他们最先开始探索宇宙的奥秘。对于科学研究这方面，东方人绝不是他们的对手。但是如果世界地图是中国人先发现的，那么他们内心的优越感就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从此对东方人另眼相看。这对西方学者来说是沉重的打击。

无论这篇在韩国挖掘出来的《山海经》残卷是否属实，我们都应该坚信我们的国家是最棒的，我们的祖国是最伟大的，古代人民的智慧是不可战胜的。

据《左氏春秋传》载；“鲁桓公七年（周桓王十五年，即公元前705年），邓侯吾离朝于鲁”。

吾离在任期间，励精图治，发展农桑，鼓励冶铁铸造，“邓师铸剑”曾闻名天下，又广泛与列国建交，邓国曾一度崛起，屹立于列国之林，是邓国历史上一位有作为的国君。

吾离死后，葬于今邓州东南吾离冢村，距今二千六年多年，他的墓是邓州古墓中有名字的最早的一个。所以称之为“邓州第一冢”。

当地老人说，古辈时，冢曾被盗，出土有陶鬲、陶俑等，并发现一把半截铜剑。 再者《辞源》称：春秋时，邓侯吾离，子孙以国为氏，所以吾离应是中原邓姓人的祖先。吾离朝鲁那一年，楚武王已在位三十六年，楚武王夫人邓曼，计算起来，应是吾离的女儿，邓祁侯的妹妹。吾离死后，子孙以国为氏，以邓为姓，故吾离是邓姓人的始祖。

邓姓遍布于世界各地，国内以河南、湖南、江西、湖北、四川、台湾和香港等；国外主要分布于泰国、美国、马来西亚、加拿大等地，邓氏后裔不忘先祖开基创业之功，发愤图强，仅见于经传的就有200余人。 据《明嘉靖邓州志》载：“夏，帝仲康封其子于邓”，此邓之始。商王武丁时，大封诸侯，丁已年（公元前1264年，另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夏商周年谱》推算为公元前1240年），将其叔父曼（字德阳）封于邓地，建立曼姓邓国，为一世邓国侯。至周时发展成为较为重要的异姓诸侯国，强盛时疆域北起南阳盆地南部，东连今湖北枣阳，南接汉水，西连今湖北宜城。国都在今邓州城。邓国于公元前678年被楚文王所灭，历时586年（自夏起为1300年），传国22世。吾离为第十九世邓侯，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在大国争霸的形势下求生存，曾多方与大国交好。公元前705年，邓侯吾离又与宜伯绥去今山东曲阜朝拜鲁国。此时邓国中兴，国势昌盛，屹立于列国之林，史称吾离为邓国中兴之君。公元前700年病逝，葬于国都南郊，即今邓州市东南3公里处八里王村，历经沧桑，陵存至今，世人皆谓“邓氏第一陵”。

对于邓国吾离之邓姓，在唐代的《元和姓纂》中载：邓，“曼姓，殷时候国也。春秋时，邓侯吾离朝鲁，后为楚文王所灭，子孙以国为氏。”综上所述，邓州为邓国故地，邓姓源于邓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