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各种公共卫生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的医疗条件和医疗设施都有着十足的进步，但面对重要疫情的发生，还是暴露出了不少问题。现代亦是如此，那古代人面对疫情又是如何防范的呢？古人面对这种卫生问题就更难处理了，往往要付出重大的代价，其实从春秋时期开始，人们就对疫情有了比较高的了解。而隔离法，从西汉时期就已开始使用，下面就为大家讲讲各朝代是如何处理疫情的，一起来看看吧。

最早的传染病医学隔离

西汉时期汉平帝刘衎

民疾疫者舍空邸第

中国古代公共疫情多发，造成的惨烈程度也是少有的。东汉末年的建安22年(公元217年)，中原传染病大流行，曹植《说疫气》中形容，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这种全家死光的现象，历代不绝。疫病如此频繁，中国古人并没屈服和绝望，甲骨文里的降疾二字就直接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古人积极采取措施，降低、减少传染病的发生。隔离法，便是有效措施之一，为现代广泛采取。

所谓隔，就是划定区域，设置临时性专门场所，收容患者。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不少地方发生旱灾，并发蝗灾，随之暴发疫情。《汉书·平帝纪》记载，当时朝廷采取的办法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政府在给灾民免费发药，提供医疗、救治服务的同时，专门腾出空房子来安置患者。

有学者认为，这种做法是中国设立传染病医院和实行医学隔离的开始。实际上，早在先秦时已出现了将传染病人隔离的现象，在《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秦国便有将麻风病人集中迁移到疠所居住的规定。后来，南朝齐六疾馆、北魏的别坊唐代的患坊、宋代的病坊和安乐坊、明清时期的养济院，都是在出现公共疫情背景下建立起来的，除有养老院和专门医院性质外，也带有较浓隔离色彩。

隔离手段在古代军中尤其常用，史书记载最早的一起军中隔离，出现在东汉延熹五年(公元162年)。《后汉书·皇甫规传》记载，由皇甫规担任中郎将的汉军决定西征，进一步讨伐姜人时，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所有感染官兵，统一安置到庵庐中。

庵庐，是为患者所设的隔离所。另一形式的隔离，是为健康人群设立。明末满清人入关前，正是烈性传染病天花大暴发时期。清皇室便曾设避痘所，供诸皇子外出避痘。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及二年，又往都尔鼻城一带避痘，并规定若有疾病，在9日以内不准互相看望。

在家不出门和对重大疫区封城，也是有效隔离的方式。并请少一些恐慌，多一些担当。

最简单易行的救治手段

明朝嘉靖皇帝朱厚熜

创制济疫小饮子治疾疠

在实行医学隔离的同时，提供免费医疗、医药服务，则是政府控制公供疫情的直接手段。这种手段，也是封建朝廷的树立仁政形象的需要，故称之为赐药。而且，在赐药的同时，还有颁方，这是中国古人控制和预防公共疫情的最实在、可靠的救治手段之一。

在中国古代，从南北朝时代，朝廷便有给民间免费提供医书、药方的做法。做得最好的朝代是宋代。著名的中医典籍《圣惠方》、《庆历善救方》、《简要济众方、《集验方》、《四时摄生论》等所载的方子，都是北宋官府推荐的，其中有不少方子现代中医仍在使用。

南宋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都城临安(今杭州)发生瘟疫，时皇帝赵构(宋高宗)便推出了柴胡制药，这是一种类似现代中成药柴胡饮冲剂的成药，相当有疗效，活者甚众。

明朝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五月，京城暴发疾疠，时皇帝朱厚熜(明世宗)亲自检验、创制济疫小饮子方，散发给居民。

在东汉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收录所不少防治疫病的药方。如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治呼吸道感染及大叶性肺炎；白虎汤、竹叶石膏汤，治乙型脑炎和流脑；葛根黄芩黄连汤，治急性肠炎及细菌性痢疾；菌陈蒿汤，治黄疸及传染性肝炎；白头翁汤，治细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等等。

2003非典大暴发时，曾有中医用上述东汉药方改变而来的白虎加人参汤、麻可石甘汤等十多种中药方治疗过非典。

各地也已发布相关预防中药方，可引以参考，切勿过剂。

如何选择上述预防处方？

在这些处方中，大家不难发现，虽然药物不尽相同，但有些药物反复出现，比如湖北、陕西、江西、甘肃的预防处方中均出现了黄芪、白术、防风三味药物的身影，而他们正是玉屏风散的组成。夫以防风之善驱风，得黄芪以固表，则外有所卫，得白术以固里，则内有所据。风邪去而不复来，此欲散风邪者，当倚如屏，珍如玉也。故名玉屏风。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中医病机总体是以湿、热、毒、瘀为主。因此，湖北省预防处方中，结合湖北潮湿的气候特点，在玉屏风散补气固表的基础上，加入陈皮、佩兰芳香祛湿，所以平日体内湿气重的人群可选择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二号方。如果是偏内热体质的人群，可选择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一号方。

内容较多，总结一下——

普通人群或是体质偏内热的人群，可选择湖北省防冠一号方或甘肃省普通人群基本方；

体质虚弱人群，上述包含黄芪、防风、白术的处方均可根据自身情况加减使用；

当然，大可不必人人都采用中药内服，汉服小编觉得中药香囊对于绝大多数人群是更加简便易行的方案。

如有疑问，应在中医师的指导下使用。

如何控制公共疫情的扩散

唐文宗李昂

有一门尽殁者官给凶具随事瘗藏

传染病又叫瘟疫，瘟疫最怕人的地方，是极易导致人口的成批、大量死亡。及时处理、掩埋遗体，也可以以控制公共疫情的扩散、复发。

通行的做法是，由官府出钱出人埋瘗尸体，这一行为最具人性化。如唐代，在这方面便采取了不少措施和对策。

据《全唐文·文宗四》中拯恤疾疫诏条，大和六年(公元832年)春，自剑南(今四川境内)至浙西发生大疫情，李昂第一时间下诏，在安排官员去疫区查看，免费送医药的同时，要求有一门尽殁者，官给凶具，随事瘗藏。一家如有口累，疫死一半者，量事与本户税钱三分中减一分。

在宋代，疫病发生后，各个皇帝也都要积极救治、拯恤，《宋史·食货志上六·振恤》(卷一百三十一)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一年京城大疫，北宋仁宗赵祯立即下诏，掩无主尸，赐给棺材：一棺给钱六百，幼者半之；南宋宁宗赵扩，在流行病发生时也曾向贫民及疫死的军人家属赐药、发棺敛费。

元末明初，传染病加上战争，中原草莽遗骸遍野。朱元璋(明太祖)刚当上皇帝，便指示中书省负责人，组织人力悉收瘗之。明成祖朱棣比其老子朱元璋做得更多，据《明太宗实录》，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曾安排人在当时北京城东的郑村坝一带，收集了10万具尸体，集体掩埋。虽然这些并非都是疫死，而多战争死亡，但对预防传染病的再暴发，无疑是有直接作用的。

在中国历史上，出于控制疫情的需要，甚至采取过激的非常手段，如活埋、活烧感染疫病患者。《新五代史·氏叔琮杂传》记载，后唐开国将领氏叔琮，当年带兵攻打晋人时，军中发生传染病，氏叔琮下令病不能行者焚之。不少患者惧怕被烧死，皆言无恙。但此举已是非常极端的处理方式，已然违背人道，我们可借鉴的就是保证公共卫生消毒，减少大型庙会等活动，防止交叉感染并做好受害民众抚慰。

如何减少并预防瘟疫的流行

张仲景著《金匮要略》

疫死畜肉有毒不可食之

当然，防止瘟疫最主动的手段，还是防预。现存最早、成书于先秦战国时期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便称，圣人不治己病，治未病。不治己乱、治未乱，此之谓也。意思是说，高明医生不是等到病已经发生再去治疗，而是治疗在疾病发生之前，此即强调预防为主，这一观点是相当科学的。古代医家均强调预防的重要，晋人葛洪《肘后备急方·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第十五》称，一家合药，则一里无病；并认为，凡所以得霍乱者，多起饮食。

那么，如何搞好防疫？中国古人最重视环境保护和饮食卫生，从保护环境、搞好个人卫生和饮食卫生两方面预防疫病。保护环境、搞好个人卫生，除了临时应急手段外，不少都是以节日风俗形式，开展全国性活动，有的至今在流行。如腊月祭灶日家家会除尘，即家里家外大扫除；疫病多发季节的五月端午节，家家饮洒雄黄酒、艾叶酒、挂菖蒲、焚苍术，雄黄、艾叶、菖蒲、苍术这些矿物、植物均有杀菌抑菌、预防疾病的功效。

对传染病人穿过的衣服，古人也会进行消毒，明代名医李时珍生前已提到了用蒸汽消毒的方法。清贾山亭《仙方合集·辟瘟诸方》说得更具体：天行时疫传染，凡患疫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至迟在先秦时，人们已意识到家禽、牲畜与传染病的关系，虽然那时还没有禽流感的概念，但人与畜已分开，不能混住在一起，而是单独设圈。也不能食用病死、被污染猪肉、牛肉等问题畜禽肉。到东汉时，不食死、病畜肉、鱼肉成为民间常识。当时的医学专家、中国古代医圣张仲景，在其所著《金匮要略·禽兽鱼虫禁忌并治第二十四》一章中所记，不少都是饮食禁忌：肉中有如朱点者，不可食之、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

在预防传染病方面，中国古人最重视的还有对饮用水源的保护。水井即是中国古人保护饮用水源的而发明的，古人还会给井加栏、上盖，以防止虫、鼠、人掉入。明徐光启《农政全书》中所谓幂(盖)防耗损，亦防不洁，说得就是这个意思。而井也是古人治疗和预防传染病的载体之一，必要时直接将药物投入井中，供大家饮用。

至于如今将大量病死猪畜扔进江河饮用水源内的事情，在古代简直是不可想像的。

黑格尔曾经说过：

人类从历史中所得到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记取历史教训。

最后，希望众志成城，抗击疫情。比起更多的如果，我们要做到的便是当下。少一些谣言，多一份坚信。

霍乱病传入中国，使用了传统的霍乱病名。早在《内经》中，就曾多次使用霍乱这一病名。如《灵枢•五乱》篇说：“乱于肠胃，则为霍乱”。《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岁土不及，民病飨泄霍乱”。《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说：“太阴所至为中满霍乱吐下”。《汉书》说：“闽越夏月暑时，欧(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

　　《伤寒论》对霍乱的症状和治疗都有比较系统的阐述，如“呕吐而利，此名霍乱”，这些都说明，霍乱在汉代已是众所熟知的病名了。

　　对霍乱弧菌引起的霍乱，学者们多遵从伍连德在《霍乱概论》中的论述，认为是从清嘉庆二十五年即1820年传入中国的。他是依据宋如林在重刊林森《痧症全书》序中所言：“嘉庆庚辰(1820年)秋，人多吐泻之疾，次年辛巳更甚剧”。又云：“此症始自广东，今岁福建台湾，患者尤甚”。余云岫在《流行霍乱与中国旧医学》一文中考证，中国之有霍乱，约在1817年，由印度经陆地传入，此前虽有记载，皆不能确定为真正霍乱。对此学术界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1817年的传入没造成特大流行，可从略。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1817年由印度源起造成世界大流行时，霍乱就传入了中国，故首次传入应从1817年算起。日本井村哮全也支持余云岫的观点。对于霍乱，我国似乎还有更早的记载，如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涂绅的《百代医宗》一书中记有“嘉靖甲子(1564年)，人多患此疾，自脚心麻至膝上者，不胜其数，死者千万矣”。后世医生据此对霍乱有“麻脚瘟”的病名。医史学家陈邦贤认为，唐代王焘在《外台秘要》记述霍乱的症状有吐利、腹痛、手足冷、烦躁、干呕、转筋等，似已认识此病。

　　在世界霍乱的七次大流行中，我国每次都是重疫区，并且在两次流行的间期也患者不绝，病毙者甚众。据伍连德《中国霍乱流行史略及其古代疗法概况》记载：“自一八二零年英国用兵缅甸，一旦霍乱流行，直由海道经缅甸达广州，波及温州及宁波两处，以宁波为剧。次年，真性霍乱遂流行于中国境内，由宁波向各埠蔓延，直抵北平、直隶、山东等省。一八二六年夏由印度传入中国。又自一八四零年由印度调入英印联军，遂造成第三次之霍乱流行”。陆定圃《冷庐医话•卷三•霍乱转筋》中说：“嘉庆庚辰年(1820年)后，患者不绝”。王清任《医林改错•下卷•瘟毒吐泻转筋说》中也说：“道光元年辛巳(1821年)，病吐泻转筋者数省，死亡过多，贫不能葬埋者，国家发币施棺，月余之间，共数十万金”。在清代，以光绪十年(1888年)流行最盛。在民国时代，以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霍乱流行最广，波及城市达306处，患病者达10666人，死亡者达31974人。

　　霍乱传入我国后，因不知病源，医生则据症状名病和预防。徐子默在《吊脚痧方论》中，称此病为“吊脚痧”，同书又以付题称为“麻脚瘟”，田晋元则在所著《时行霍乱指迷》一书中，称为“时行霍乱”。民国初年，也有据英语者称此病名为“真霍乱”。此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二十世纪中叶以后，在法定文献和教科书中便称此病为霍乱，而不再称“真霍乱”和其他病名了。在王孟英所著《霍乱论》中，提出在春夏之际，在井中投以白矾、雄黄，水缸中浸石葛蒲根及降香为消毒预防之法。

　　霍乱虽然与《伤寒论》之霍乱病源和轻重不同，但运用《伤寒论》的辨证和方药，如用理中汤、四逆汤等却能收到很好的疗效。徐子默在《吊脚痧方论》中就明确指出以温经通阳之药为治。这一观点，历代以来虽有徐灵胎、王孟英等人反对，谓霍乱属热不可以热药疗治，但从病证有腹痛、米泔样便、手足厥冷等一派寒象来看，用姜附四逆辈方为契合，这也为实践所验证。当年章太炎先生就指出，四逆汤之疗效，和西医的樟脑针、盐水针(补液)效果不相上下，而且原理也相同。在当代，治疗霍乱的几大原则不外乎是输液或口服药物以补充水及电解质，使用抗生素(如磺胺、呋喃唑酮、四环素、强力霉素等)治疗并发症和对症治疗。运用中医药治疗霍乱是值得重视的，早在《内经》的运气学说中，就指出不同类型的气候模式与某些疾病流行相关。1951年，郁维对上海1946～1950年霍乱流行的研究，证实了霍乱流行与大气的绝对湿度有关。

　　1961年的埃尔托型霍乱，也曾出现于我国广东沿海，后曾波及二十余省市(自治区、直辖市)。造成一定的危害。而1992年于印度及孟加拉等地流行的霍乱，已经证实是埃托型的变型所致，该菌定名为0139。现已波及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泰国、尼泊尔、我国香港及欧美等地，我国1993年在新疆首先发现0139，5年多时间报告300余例，仅占同期爱尔托病例的05％。目前，在发展中国家霍乱的流行仍然是一个令人困扰的公共问题。1997年霍乱在扎伊尔的卢旺达难民中大规模爆发，造成7万人感染，1．2万人死亡。这证明，霍乱仍是灾难性的，这也说明第7次流行还没结束。

　　总的来说，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

　　一般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 这只是其中一方面而已，按照中医五运六气的理论，在五运六气特殊之年份，或因某运不及刚好与司天之气想矛盾时，会爆发瘟疫。如2003年为火运不及，司天之气为太阴湿土，所以有‘九宫灾’，九即对应于人体的肺。而2009年为土运不及，司天之气也为太阴湿土，故而有‘五宫灾’，其对应于人体的脾胃。所以2009年会爆发类似霍乱型的传染病，这个需要每一个人都要注意的事情。

　　温疫在我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温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温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也有记载。如《素问•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素问•本能病》篇：“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指出温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并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文中的“伤寒”，除了指外感热病外，还包括了当时的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温疫流行之猖獗。

　　曹植《说疫气》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描绘了当疫病流行的惨状，并明确指出：“疠气流行”，并非“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记载：“……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是当时凄凉情景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桓帝刘志，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记载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连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一时俱逝。其惨状可见一斑。

　　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温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

　　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认为疫疠病“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有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并认为岭南地区的青草瘴、黄芒瘴等瘴气也属疫疠病范围。并进一步指出：“此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

　　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立“辟温”一章，记载治疗温疫的方剂。

　　出于唐朝王冰以后的《素问》遗篇，认为温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称。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温疫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外邪，而是一种疫毒之气。

　　金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气在上，瘟疫大作，必先头痛或骨节疼，与伤寒、时气、冒暑、风湿及中酒之人其状皆相类。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对瘟疫的临床表现、治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元代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温疫的治疗方法。

　　明朝医家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论述温疫的专著，对温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指出温疫的致病因子是“异气”，又称“疫气”、“疠气”“戾气”等，是对温疫病因的创见。

　　吴氏认为戾气是物质性的，可采用药物制服。虽然戾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但它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又进一步指出“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

　　戾气是通过口鼻侵犯体内的。认为“邪从口鼻而入”，又感染戾气的方式，“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

　　而人体感受戾气之后，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戾气的量、毒力与人体的抵抗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而不胜正，未能顿发”；“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戾气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性与散发性的不同表现。而戾气致病又有地区性与时间性的不同情况。此外，由于戾气的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脏器部位也不一。认为“……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并且还指出人类的疫病和禽兽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气所引起的。

　　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温疫论》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清朝余师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吴又可《温疫论》的基础上，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疠气，指出“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内，大率如斯。”并根据暑热疫的病证特点，创立“清瘟败毒饮”一方，以重用石膏为主，为温疫病的辨证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

　　综上所述，中医药学在与温疫长期的斗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与临床治疗方法。应该充分发挥中医药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作用。

古装剧中出现的瘟疫通俗说来，就是现代的传染病。而瘟疫指的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类传染性强的病症。瘟疫的出现主要是由容易传染且感染性强的细菌、病毒和微生物引起的，非典、鼠疫、天花、流感也属于一种瘟疫。

至于瘟疫的症状，在古籍《丹溪心法·瘟疫五》中有记载，里面记录得了瘟疫的人的特点是发病很快，一旦发病死亡率特别高，而且容易出现一开始怕冷继而浑身发热，还会伴随头疼、舌头发白等症状出现。

在我国古代，瘟疫常出现于恶劣环境中，如战后尸横遍野之时微生物和病毒大量生长容易引发瘟疫。同时，在类似旱灾、洪水这样的天灾过后，也容易出现瘟疫。古时每每天灾过后，生态环境一定程度被破坏，这便意味着当时的生态平衡被打破，因而极易出现病菌、微生物等大量繁殖的情况，而古代环境卫生难以维护，一旦病菌入体，便容易引发瘟疫。

同时，瘟疫在我国古代的各个朝代皆有记载，如春秋时期的《吕氏春秋·季春纪》中就有说：“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书中指明，在我国春秋时期的时候，人们对瘟疫就不陌生，并且已经摸索除了瘟疫的一些规律，继而侧面表明我国古人在春秋时期就对瘟疫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

春秋时期的古人发现，一年四季无论寒暑都有出现瘟疫的可能，而时令之气不正时，即天气反常之时，就容易出现瘟疫。可见，瘟疫无论出现于何时都害人不浅，由古至今，人类都在与瘟疫斗智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