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不是象字，上边是手爪之形啊。

从右上起，应该是：道本无（这是繁体字无的异体字，通用）为（写的是繁体字的大篆）法（是繁体字的篆字）自生，（知）（这个字有些疑问）悟自生法，心与法（这应该是法字的另一种异体字）会成一家。

一、画符不知窍，反惹鬼神笑。画符若知窍，惊得鬼神叫。

符箓，又称“神符”、“符字”、“墨符”、“丹书”等，是一种用朱或墨画于**纸、帛上或木板上的特殊符号，形似箓书，难以辨认，给人神秘莫测之感。《玄门大义》解释说：“（神符）即龙章凤箓之文，灵迹符书之字是也。”道教认为，这种符号文字，是仿天上“三元五德八会”之炁，自然结成“天书云炁”而产生的。相传道教符最早来自黄帝“云书”。黄帝善作云书，故以云为纪。“云书”是以流云为主要模拟对象的一种书法。云书在秦汉之际演变为“神符”，古人相信天神是以云彩的形式显现出来的图纹或篆文，于是方士、道士将它记录下来，便是神符。

平安符

书符者“以道之精黑，布之简墨，会物之精黑，可以却邪伪、辅正真，召会群灵，制御生死，保持劫运，安镇五方。”也就是说，道士画神符，具有召神劾鬼，镇邪扶正，消灾去病，保佑平安的神奇作用。神符的内容，一般为神仙的名讳、形貌、符咒等。神符是以意念为载体，沟通人与神关系的信息通道。道门中人认为：“画符不知窍，反惹鬼神笑，画符若知窍，惊得鬼神叫。”符箓对于道士来说是极为重要和神秘的，是与上天神灵交流的密码。

道教符箓虽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但从形式上看，符箓又是一种具有抽象意义的书法艺术形式。早期道教符箓，基本上是在隶书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汉代隶书若干字的结合。因此，画符就成了具有独特意味的道教书法。后来，道教为了加强神秘感，对汉字作了大胆的变形，突破了字体笔画的束缚，并吸收了古代各种字体的写法，特别是吸收了草书的写法，创造出人们难以辨认的一种文字。

但符箓也不是道士随意所为的产物，而是有着一定规律的独特文字。唐代书论家张怀瑾曾说：“案道家相传，则有天皇、地皇、人皇之书各数百言，其文犹在，象如符印，而不传其音指。”明代陈继儒《记道家书》也说：“道家书学详见于三洞经教部”，他认为道教书体共有32种，包括“本文”、“云箓”、“八体六书”、“符号”、“八显”、“玉字诀”、“皇文帝书”、“天书”、“龙章”、“风文”、“玉牒金书”、“石字”、“题素”、“玉字”、“玉箓”、“玉篇”、“文生柬”、“玉札”、“丹书”、“玉策”、“福运之书”、“白银之编”、“赤书”、“火炼真文”、“金壶墨汁字”、“琼札”、“紫字”、“自然之字”、“会成字”、“琅简芯书”、“石硕”、“琅简蕊书”等。

道教的这些书体，对于一般人来说犹如天书，无法辨认，就连宋代大书法家苏轼也望字兴叹。他在《天箓记》中说：“（道教方士之书）笔势奇妙，而字不可识。”明代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也认为，道教的书法“其书类飞白而不真，笔势遒劲，莫能传学。”可见，道教书法有自己的体系和要求，它既是中国传统书法的组成部分，又不同于一般书法。它对文字的大胆突破，进行富于想象的变化，使道教画符具有不可否认的审美价值。

陶宗仪《书史会要》书影 

二、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

对于道教书法的特征，陶弘景有过论述。陶弘景(公元452—536年)，字通明，自称华阳隐居，又号华阳陶隐、华阳真人等，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是南北朝梁代著名的道教人物，茅山宗的创始人，对道教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他一生著述甚多，除道教著述外，还著有天文、历算、地理、兵学、医药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著作，同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和书论家。

关于道教书法，他在《记仙书》一书中认为，道教书法的主要特征是“实中之空，空中之有，有中之无象”，这实际上是老子的“道”在书法中的体现。他还将道教书法分为两大系列：“今三元八会之书，皇上太极高真清仙之所用也；云箓光明之章，今所见神灵符书之字是也。”陶弘景认为，道教书法不同于“世间长书”，只能“冥中自相参解。”陶弘景的《论书启》也谈论书法创作，是后人收集在一起，汇编而成的著作，共九篇，包括陶弘景五篇，梁武帝萧衍批答四篇。

道教的画符、书法，以及道教的宇宙论，对文人士大夫们的书法创作，具有重要的影响。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也是道教信仰者。他在《白云先生书诀》中说：“天台绿真谓予曰，子虽至矣，而未善也。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七宝齐贵，万古能名。”由此可见，他的书法艺术，受到了道教书法的浸染。

到了唐代，由于上层社会崇尚道教，使道教得以迅速发展。社会上道教的流行，必然给书法带来重要的影响。虞世南、李邕都崇尚道教，他们的书法，带有明显的道教书法特征。道教书法，对唐代草书的影响更为直接。信仰道教的大书法家张旭，他的狂草艺术，直接受益于道教宇宙论和狂奔宣泄的道教符箓。宋代著名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等人的书法艺术，也都从道教书法中得到了启迪。

张旭书古诗四帖局部

道教书法艺术在当今的道教界得以继承和发扬，很多道士在修道的同时，把书法作为宁神静气的一种方式，勤于书画，书法艺术也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很多高道，在书法界也有一定的地位。

在绘画史上，徐渭一直被认为是以草书笔法入画的代表性画家，其花鸟画在中国的花鸟画史上也无出其右。总的来说，徐渭用笔在线条的粗细和速度的疾速，笔力的轻重等方面出神入化并与多变的用墨方法相配合，使画面的用笔为主导律动变化，这是他的最显著的特点。徐渭在其著作《旧偶画鱼作此》中说到：“元镇作墨竹，随意将墨涂。凭谁呼画里，或芦或呼麻。我昔画尺麟，人问此何鱼？我亦不能答，张颠狂草书。”这明确了他以草书入画的意图。

草书起源的表现形式是具备初步简损纠连特典的草体。随着草体的发展，简，连出现的频率和程度越来越高，至草书就是对古隶的进一步简，连。到草书形成时，草体在简连两方面的发展也就接近了极点。综上，可以说视草隶视为草书的前身是很普遍的现象。

而早期道教符箓也基本上是在隶书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汉代若干隶书字体的结合。后来，道教为了加强神秘感，对汉字作了大胆的变形，突破了字体笔画的束缚，并吸收了古代字体的写法，特别是吸收了草书的写法，创造出了一种难以辨认的文字。

正是在魏晋这个草书和道教共同发展的高峰期，道教的画符，书法，以及道教的宇宙论，对士族文人们的书法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东晋王羲之作为当时的道教信仰者在《白云先生书决》中说道：“天台绿真胃予曰，子虽至矣，而未完善也。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七宝齐贵，万古能名。”由此可见，他的书法艺术受到了道教的浸染。道教茅山宗的创始人陶弘景也是一位以书法艺术传播道教思想的艺术家，他在《记仙书》中谈到道教书法的主要特征是“实中之空，空中之有，有中之无象”，这是老子的“道”在书法中的体现。

道教书法对唐代草书的影响则更直接，张旭的狂草艺术受益于道教宇宙论和狂奔宣泄的道教符箓。宋代著名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等人的书法艺术也从道教得到启迪。总的来说，道教的宇宙论，遨游宇宙的神仙境界，改变了书法家的思维方式，对打破传统书法艺术模式创造新的艺术表现方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才有了明代徐渭的以草入画的颇具动感的风格。当然，这跟整个明代花鸟画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徐渭的前人均为此作下了铺垫。从沈周开始，其后人陈淳继承了他作品中适于阔笔勾点，抒写的大部分折枝花卉题材，以及没骨勾点的技法。徐渭则继承了陈淳水墨点厾（以笔尖轻点）的方法，去其复杂的钩花和没骨形式，加入泼墨形式，形成了水墨交融，宣泄表现的大写风格。这一切都是源于沈周师法佛教僧侣法常，法常的花鸟画受禅林艺风的影响，因此画风洒脱飘逸。总的来说，沈周和法常吸收了含有道，儒，佛三教思想的禅宗，形成了洒脱飘逸的风格，并为徐渭所继承。不可不说，徐渭与道教的联系可谓是源远流长，环环相扣。

参考资料：

1 李永忠《草书流变研究》200351

2 齐凤山《道教的神符和书法艺术》《中国道教》2004430 P40-41

3 王好君《草书的起源，嬗变与书法艺术自觉》《美与时代（中）》2012615 P104-105

4 谢谦《游于艺——徐渭的艺术精神》《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7-28 P82-86

不是。反映道家艺术追求的书法字体是隶书和篆书，而不是草书。道家学说强调追求自然无为，隶书的字形秀丽优美，工整刚劲，在视觉上给人以自然舒适的感觉，与道家的理念是相符的。隶书的线条流畅而有力，书写磅礴厚重，代表了一种有力量、有韵律的气质。

道家思想对苏东坡书法创作心态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其对书法艺术性质的认识上。苏东坡认为，书法不是一种能获取功名利禄的工具或手段，它只能是主体自身在其中寻找快乐、得以“自娱”的一种“游”、一种“戏”。只有这样，书法才还原为作为艺术的真正本质和作用。在《六观堂老人草书》中他说道“草书非学以自娱”，认为主体不能对书法有着刻意的学习之心，草书的目的只能是自娱自乐。

他在《石苍舒醉墨堂》有着一致的认识“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何用草书夸神速，开卷惝怳令人愁。我尝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年瘳。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这也充分说明苏轼是以一种“自娱”的心态来对待书法，并为之“逍遥游”甚至达到“至乐”境界。这种“游”的心态，完全彰显出道家思想对苏东坡的深刻影响。

《庄子》一书的开篇就名为《逍遥游》，庄子正是以这种“游”的思想来建构道家理想人格的“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 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其中“至人”“神人”“圣人”就是庄子所认为的道家理想人格，这种“至人”“神人”“圣人”就是以“游”的心态来对待世间万物的。庄子认为“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因此只能“游”于天地万物之间而达于“至人”“神人”“圣人”。苏东坡在其诗文词中也多次表明了同庄子一样的思想。他在《洞庭春色赋》中云：“吾闻橘中之乐，不减商山。岂霜余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戏其间？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于一斑”又在《西江月·中秋》中曰“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

道家思想对苏东坡书法创作心态产生了重要影响，自然也会对苏轼书法创作中的技巧产生影响，这主要表现在苏轼的执笔方式和“无法”的创作方法两方面。

苏东坡的执笔方式与一般书家的执笔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一般书家是“双钩”执笔，而苏轼则是“单钩”执笔。《朱子语录》里记载有苏轼为“单钩”把笔。一般读书人都习惯悬手作字，而苏轼则是习惯枕腕，正如黄庭坚在《跋东坡水陆赞》里所分析的:“或云东坡作戈多成病笔，又腕着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说明苏东坡作书时常枕腕而不是悬手，再加上“单钩”执笔之法，这样自然会造成“笔卧”。李之仪也在《庄居阻雨邻人以纸求书因而信笔》中说东坡“握笔近下而行之迟”。苏轼握笔靠下当然是因为“单钩”执笔加上枕腕而造成的。既然是枕腕，手离纸面的距离当然会较小，这样只可能执笔之下端。从这些我们可窥测到苏东坡这种奇特的执笔方式与同时代之人、甚至与古来之读书人都有着很大的区别。

孙向东院长为道教协会赠送扇面书法作品

      （ 记者 编辑 :任演强）       

        十二月初的一天，得知牡丹区道教协会于近日成立，书法家（菏泽牡丹美术研究院名誉院长）孙向东先生应牡丹区道协（筹委会）负责人胡玉道长之邀，欣然挥毫为将要参加牡丹区道协成立大会的全国道教知名人士（贵宾），以及数十位积极奉献爱心的人士每人书写赠送扇面书法作品一幅，共计七十余幅，为牡丹区道教的发展助力。

        孙向东先生在为此次活动捐助的道教人士和群众准备赠送作品时说："道教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助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是自己一直以来的追求，道法自然也。道协的成立，是牡丹区宗教界的大事。素有"中国牡丹之都"之称的牡丹区道教事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参与"。他表示，今后会一如既往的用自己的方式帮助道协做好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孙向东，别号孙胡子，书斋名曰撷雅轩，故又号称撷雅轩主人。祖籍江苏丰县。出生于闻名全国的牡丹之乡，书画之乡菏泽，从事书画艺术四十余年，擅长甲骨文，金文和篆书。孙先生系菏泽牡丹美术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金融分会会员、中国甲骨文书法艺术研究会理事，菏泽民盟书画院常务副院长。菏泽市知名书法家。

    工作之余，孙向东先生对文字、古帖、金石学等有很深的研究，他的篆书吸收甲骨文、金文之乡法贴的特点，博采众长，篆书以大篆为基调，融大小篆为一体，高古浑厚，形成了独特的书法风格。其篆书作品被诸多国家和艺术馆、美术馆、 专业社团和国内外友好人士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