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元年（1644年），清迁都入关，盛京皇宫成为仅次于北京紫禁城的陪都宫殿。乾隆十一年至十三年（1746—1748），为乾隆皇帝及随行皇太后、后妃东巡驻跸之需，在盛京皇宫原中路建筑两侧，增建了东所、西所两处行宫，使盛京宫殿具备了先皇旧宫与皇帝行宫的使用功能。不仅如此，从现存档案记载看，乾隆帝曾几次大规模向盛京皇宫输运各类珍藏品，并为收藏宫内各类珍宝及清朝帝后御用物品，在盛京皇宫崇政殿前后新建、改建了飞龙、翔凤阁， 东、西七间楼， 师善、协中斋，日华、霞绮楼，在东所、西所之后修建了敬典、崇谟阁。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八年（1778—1783），完善礼制兴盛皇家祖庙和收藏历朝帝后玉宝、玉册，在大清门左侧移建了皇家祖庙盛京太庙；为修身养性和收藏《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重要文化典籍，则于盛京皇宫西侧拓建了西路嘉荫堂、戏台、文溯阁、仰熙斋、九间殿等建筑，使盛京宫殿成为与北京故宫、承德避暑山庄齐名的皇家三大府库之一。

九间殿外景

乾隆时期由北京紫禁城拨运盛京皇宫收贮的各类珍宝，在当时京师与盛京内务府、京师与盛京礼部、工部衙门间的往来档案中曾多有记载，所送器物有时一年之内可达二十次以上，每次所送物品少则数件、数十件，多则数百件、数千件，最多的一次即有十万件。依据档案来看，其中较大的几次分别为：

乾隆八年（1743年） 拨送大小金碗、金盘、铜碗、铜盘千余件；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 拨送康熙、雍正、乾隆年款各色瓷器十万件；乾隆八年、四十三年分别拨送皇帝御用各类弓、箭、刀、枪、鞍、甲胄、橐鞬等物数十件；乾隆十一年（1746年） 拨送御制书画、历代名家传世书画数十件；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 拨送御制书画、历代名家传世书画数百件等等。

清宫乐器排箫

乾隆皇帝多次传旨并亲自主持向盛京皇宫送贮大批宫廷器物和艺术品，其目的大概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送贮清朝皇帝、后妃所用的宫内实用品、陈设品及祭祀、庆典活动应用的各类物品，以备帝后东巡时在盛京皇宫、盛京三陵举行各种典礼仪式及在盛京宫殿驻跸期间使用。其中包括有宫内陈设品、御用器物、服装和御前卤簿仪仗、乐器等物。

其二，按照清朝国家礼制的各项需要，尊藏各类帝后宝册、典章文献和皇家档案，并以此提高盛京皇宫的尊贵地位。乾隆时期，国家各项礼制已经完备，因礼制需要而制作的国宝器物也越来越多，尊藏国宝，实际上也就是维护国家权力和地位的需要。从乾隆年间开始，弘历便传旨将本朝各代皇帝、皇后的玉宝、玉册（谥宝、谥册），各代皇帝的《实录》《圣训》和圣容，爱新觉罗家族宗室、觉罗的谱书《玉牒》和各类清朝官方秘不示人的档案、文献等，陆续送藏盛京皇宫。

其三，盛世收藏，皇家独尊，开辟安全的皇家藏宝之地，以更好藏贮清中期皇室内府收集的历代艺术珍品和新造的各类皇室御用器物。清代中期，国家政权日趋巩固，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出现了所谓的“康乾盛世”。到乾隆时期，宫中珍藏的历朝传世国宝越来越多，除历代法书名画、古董珍玩，还有由内府设置各种御窑、御坊，以专门制造皇家御用的瓷器、书画、雕刻品、珐琅器、织绣品、书籍等各类珍品。

其四，继续送贮清朝皇帝御用的弓箭、刀枪、橐鞬、甲胄、鞍辔等物，以此维护传承清王朝崇尚武功的国策。“国语骑射”是清王朝的既定国策，皇帝家族更是率先垂范，因此，清朝诸帝都拥有御用宝弓、宝刀、宝剑及其他武备用具。乾隆朝将皇帝御用的弓矢、刀枪等恭贮盛京，以示“不忘根本”的宗旨。

据道光年间成书的《盛京皇宫器物清册》记载，当时盛京宫殿的各项文物藏品达十二万件套之多。而且，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清光绪末年。关于盛京皇宫各楼阁库房内的主要文物藏品情况是这样的：

凤凰楼尊藏酌清初皇帝御玺、圣容及行乐图凤凰楼为黄琉璃瓦绿剪边、三滴水、围廊、歇山式建筑，进深与面阔均为三间，位于沈阳故宫中路崇政殿后的高台之上，是故宫建筑中的最高点。后金至清初时期，这里是皇太极及其后妃议事、读书、小憩和宴会之所。从乾隆朝开始，凤凰楼成为恭贮清初御用宝玺、皇帝“圣容”、“行乐图”等珍贵文物的地方。

据有关史籍和档案清册所记，乾隆十一年（1746年），清初十余方早已停用的御用宝玺，经乾隆皇帝亲自验察后，将其中十宝恭送盛京尊藏，以体现盛京皇宫龙兴之地的尊贵。这十方御宝分别是：“大清受命之宝”（碧玉，麒麟纽），“皇帝之宝”（青玉，交龙纽），“皇帝之宝”（碧玉，盘龙纽），“皇帝之宝”（旃擅香木，素纽），“奉天之宝”（金，交龙纽），“天子之宝”（金，交龙纽），“奉天法祖亲贤爱民”（碧玉，交龙纽），“制诰之宝”（《盛京通志》记为“丹符出验四方”，青玉，交龙纽），“敕命之宝”（青玉， 交龙纽），“ 广运之宝”（金，交龙纽）。

崇谟阁门额

此外，凤凰楼还藏有包括有清太祖努尔哈赤至清穆宗（同治帝） 载淳各代皇帝的“圣容”十份，乾隆、嘉庆、道光三位皇帝的“行乐图”十五份。从清帝“圣容”和“行乐图”画面内容来看，皇帝身穿礼服端坐的“标准像”即为“圣容”，其骑马射猎、筵宴观游的日常生活形象称为“行乐图”。这些清帝“圣容”和“行乐图”原藏于北京故宫内，自乾隆十五年始送往盛京尊藏，此后各朝均按此制恭送前代皇帝圣容至盛京，直至光绪朝。这些帝王画像皆出自清代宫廷画家之手，有的还是多人合绘，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另外，乾隆十五年（1750年），太祖至世宗（雍正） 五朝的《圣训》《实录》运到盛京凤凰楼尊藏，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 则移至崇谟阁收藏直至清末。

飞龙阁尊藏清帝御用器物飞龙阁位于崇政殿前东侧，为面阔五间二层式厢楼，上层藏有上自清太宗皇太极，下至清穆宗（同治） 载淳等皇帝御用弓箭、刀剑、火枪等兵器及甲胄、马鞭、橐鞬、鞍辔、武备等物，共有三千多种（其中大部为箭支），藏品中以八十余副嵌有珠宝、镀金装饰的御用鞍辔较为珍贵。清帝东巡驻跸盛京皇宫期间，嘉庆帝就曾登楼阅视御用武备存放、保管情况。

飞龙阁外景

飞龙阁下层为清宫内府收藏的珍贵古代青铜彝器，共四百五十九种，总计八百件，其中商器五件、周器四百余件、汉器三百余件、唐器二十件。器形包括有鼎、尊、卣、爵、觚、盂、盘、鼓、钟等五十余种，相当一部分器皿上都铸刻有铭文。这八百件古铜器在乾隆年间被编录入《西清续鉴·乙编》成书。这是清代专门著录盛京宫殿藏品的唯一书籍。

除上述两项外，飞龙阁中尚存有其他一些物品。如黄地洋彩八宝、五供、青花龙凤呈祥太极尊等瓷器数十件，以及洋瓷翎管数十件，此外尚有靠背、迎手、椅垫、鹿角椅等坐具及甲胄、皮张等物，合计约一千件。

翔凤阁尊藏清帝御用器物翔凤阁位于崇政殿前西侧，为面阔五间二层式厢楼，阁内藏品大体可分为两项，上藏书画等类，下藏御用珍宝。据记载，翔凤阁内恭贮盛京皇宫各宫殿御用陈设、珍宝等物品五百多件，夏园、广宁行宫等处的御用陈设、珍宝等物品近二百件，以及清官内府收藏的历代名家书画及清帝御笔字画及大臣等所作书画卷轴册页一百六十多幅（册），各种图书一百余部。上述各宫殿及行宫陈设物品约占翔凤阁全部藏品的七分之一。

翔凤阁外景

除宫殿及行宫陈设品外，翔凤阁中的其余藏物大抵可分作三类：

第一类是金、银、玉、瓷、珐琅、漆、角、木、牙等制品，共有两千多件，内以各种玉器所占比重较大。此项物品大部分是内廷贮用的比较贵重、精制的器皿和工艺品。第二类是各种锦缎、布匹、衣料、服饰、荷包等共四千多件。其中御用袍、冠、朝珠等数十件，大小荷包四百余对，余者绝大部分是缎匹衣料。这两类藏品主要供清帝东巡时作宫殿陈设和赏赐官员之用。第三类是清帝御笔书画及历代名家所作书画和内府刊印的书籍舆图等，其中以历代名人书画一项最为珍贵，有从唐至明的一百多位书画名家的作品三百三十多幅（册），均为清代内廷收藏的传世佳作。

清宫瓷器

这批书画艺术品与飞龙阁所贮之古铜鼎彝，堪称盛京皇宫藏品中之“双璧”。清帝御笔书画亦藏有三四百件，既有御制诗文绘画，也有临摹古代名家之作，大部分出于清高宗弘历手笔。民国年间，金梁曾据翔凤阁内所藏部分书画精品编成《盛京故宫书画录》和《盛京故宫书画记》。

东七间楼存放清宫御窑厂烧造的各类圆琢瓷器东七间楼位于飞龙阁之后，为面阔七间二层式厢楼，内存康熙、雍正、乾隆年制各类瓷器十万件。这批瓷器均由官窑烧制供宫内使用。由北京将如此众多的瓷器品运到此处藏贮，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备东巡筵宴等需用。所以，东七间楼即称为“瓷器库”。

东七间楼内除上述瓷器品外，尚有其他瓷器四千多件，约可分为三部分：其一为康熙、雍正、乾隆朝各款瓷器，多为瓶、盘、碟、碗等类。每种一件至数十件不等。釉色有青花、霁红、五彩、霁青、汝釉、钧釉、酱釉等。其二为明永乐至万历朝各款碗、碟等百余件，以青花瓷居多。其三为清册中未记年款者，内有数百件仿宣窑、成窑、嘉窑制品，还有少量洋彩（珐琅彩） 瓷器，其烧制年代亦当在康熙至嘉庆年间。

西七间楼存放殿版书籍、墨刻碑帖及官府衙门档案等物西七间楼位于翔凤阁之后，为面阔七间二层式厢楼。西七间楼在乾隆朝以后俗称“书籍墨刻楼”，或“档子库”“西档库”等。楼内所储主要是书籍、墨刻、档案三大类。

西七间楼内所藏刊印书籍以“御制”“御纂”“钦定”书籍占很大比重，诸如《古今图书集成》《大清会典》、各部《则例》、御制诗文集等，均出自乾隆皇帝御批。更为可贵的是，这里的藏书还有许多满、蒙文刻本或合璧本，像《会典》《四书》《上谕八旗》等均有满文本，《蒙古源流考》有满、蒙、汉三种文本，其他还有《清汉对音字式》《清文鉴》等一些满语工具书。

西七间楼内贮藏的另外一项重要藏品是清代的墨刻、碑帖作品，据统计，这些墨刻、碑帖作品共有数百件之多，藏品中以清高宗弘历御制诗赋、题句题词为最多，另外尚有一些碑石拓片和《三希堂法帖》《淳化阁帖》等墨迹软片。

西七间楼存放的清代档案，乃盛京内务府等官司随时送至的，按类别可分为三种：其一，满、汉文稿档约五万余件。系顺治朝至清末二百多年间盛京内务府与北京内务府，以及盛京五部等官署之间往来公文的底稿。其二，册档。即所谓“黑图档”（“黑图”，满语意为“副本”或“杂档”），共九百八十多册。系康熙至咸丰年间盛京内务府与京师，以及盛京有关官署之间往来公文的誊录底档。其三，乾隆至宣统年间盛京地区八旗人丁户口册。计有八千余册，内完整及残损者约各半。这三部分档案涉及清入关后二百多年间东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皇室事务、旗务、清帝东巡等诸多方面，且均为第一手材料，是盛京故宫保存下来的一批珍贵历史文献。

另据清道光年间《西七间楼恭贮书籍墨刻器物清册》所记，此楼内尚存放有清代盛京三陵铜供器五十余件，蒙文、无圈点满文信牌及印牌五百三十七面等。

銮驾库内存清帝御用銮驾、卤簿、仪仗及清宫乐器等物銮驾库位于故宫大政殿北侧，为面阔十一间正房，内存清帝御用銮驾、卤簿、仪仗及清官乐器等物百余件。乾隆十一年（1746年） 以后，盛京皇宫内的皇帝御用卤簿、仪仗均存放于此处。这些御前用物均系清帝巡幸盛京期间出行和举行典礼时所用。当时沈阳故宫所遗銮驾卤簿之物可分作四类：其一，辇舆类，如步舆、鞍勒等；其二，御用物品类，如交椅、提炉杆等；其三，仪仗类，如立瓜、卧瓜、龙凤扇、豹尾枪等；其四，乐器类，如画角、铜角、笙、笛等。四类藏品总计百余件。

敬典阁远景

敬典阁尊藏的《玉牒》敬典阁为面阔五间二层歇山式正楼，它位于盛京皇宫中路东所的最后一进院落，是清朝皇族爱新觉罗氏家族宗谱《玉牒》的存放之库。

清代所谓的“玉牒”，即爱新觉罗氏皇族宗室、觉罗两个支派的族谱。在清代，爱新觉罗氏皇族的所有成员依据与皇帝血缘关系的远近分为两个系统：一为“宗室”，即显祖塔克世（努尔哈赤之父） 的直系后裔，按制束**腰带，俗称“黄带子”；一为“觉罗”，即肇祖、兴祖、景祖的其他子孙后裔，按制束红色腰带，俗称“红带子”。清朝定制，宗室、觉罗所生子女至周岁时，须书其所生年、月、日、时，以及生母姓氏，详其嫡庶次第，具册送交宗人府。宗室载入《玉牒》黄册，觉罗载入《玉牒》红册。家族《玉牒》每十年纂修一次，由宗人府按每年黄、红册所记汇入。宗室入黄档，觉罗入红档。《玉牒》内各人排列以帝系为统，长幼为序；存者朱书，殁者墨书。误同名则改卑者及幼者。

清代首次修纂《玉牒》为顺治十八年（1661 年），至乾隆七年（1742年） 已修九次，所编各部《玉牒》分贮于北京皇史宬、宗人府和礼部各一份，原来并无送贮盛京之制。乾隆八年（1743年），弘历传旨命移送历朝《实录》一份至盛京尊藏，此后，凡宗人府修纂《玉牒》，均按乾隆八年之例将新修《玉牒》恭送盛京贮存。自清顺治十八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661—1908），爱新觉罗家族所修历次《玉牒》均将其中一份送藏盛京敬典阁，累计共藏《玉牒》黄档一百五十二包、红档二百三十五包。敬典阁《玉牒》的规格一般为长二尺、宽一尺的巨册，封面按宗室、觉罗分别用**、红色绢，全册以白色宣纸制成，装帧颇为精美，册内分别以满、汉两种文字工笔书写，以体现帝室贵胄的富贵和尊严。《玉牒》每次由京启送及运至盛京入阁尊藏时，皆要依例举行隆重的仪式。

　　乾隆帝的“文治”表现于他在政治、经济上的作为和文字狱上的“贡献”。

　　即位初期，乾隆在政治上矫其祖宽父严之弊，实行“宽严相济”之策，务实足国，整顿吏治，厘定各项典章制度，优待士人，安抚雍正朝受打击之宗室。经济上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全国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之势。从乾隆初年至中期左右，是乾隆帝政治生命中最有活力，备受后人称颂的时期。后期倚重于敏中、和珅，尤其宠信贪官和珅，加之乾隆帝本人年事已高，致使吏治败坏，弊政丛出，贪污盛行，使乾隆帝的一生罩上了阴影。

　　乾隆在发展社会生产方面主要继承自康熙和雍正以来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最大成绩是对雍正时期“改土归流”、“摊丁入亩”及“火耗归公”等政策执行得非常彻底。为此，乾隆听取大臣广泗的建议，对贵州、云南等地的少数民族采取安抚为主、征讨为辅的手段，将少数民族的叛乱快速平定。这些措施的施行，使清朝国力达到顶峰。

　　勤政爱民是乾隆的一贯主张，清政府很多官员因此以关心民事为己任。在乾隆所信用的能臣中，还有不少清廉之官。如大学士孙嘉淦,江西奉新人甘汝来等乾隆要求地方督抚大臣实心任事，反对虚文。

　　文化成就

　　乾隆帝儒雅风流，精于骑射，一生著文吟诗，笔墨留于大江南北，其诗作竟达四万二千余首，几与《全唐诗》相埒。乾隆帝重视文物典籍的收藏与整理，清宫书画大多是他收藏的，令将内府珍藏编成《石渠宝笈》、《西清古鉴》等。

　　乾隆本人是陶瓷艺术的爱好者，在其统治期间，中国的陶瓷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直至今日，一些乾隆朝的收藏品和陶瓷宫廷用器还被故宫博物院、伦敦大卫基金会所收藏。

　　乾隆后期，由于社会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乾隆帝渐渐改变以前打压下级知识分子的做法，转而拉拢。他将大量知识分子召集到一起编撰了大型典志书《续典通》、《续志通》和《续文献通考》。最突出的文化成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以著名文人纪昀为总裁，组织了包括戴震、姚鼐和王孙念等人在内的360余人，历时15年，编写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

　　丛书《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共36000卷，含完整作品3450部，其卷数是《永乐大典》的三倍，篇幅之多可谓集我国古籍之大成。该书对以往学术作了较全面的总结，保留了大量有价值的古籍，对古籍整理和总结文化遗产有重要贡献,成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

　　建筑上，乾隆在北京西郊营造繁华盖世的皇家园林“圆明园”。东造琳宫，西增复殿，南筑崇台，北构杰阁，说不尽的巍峨华丽。又经文人学士，良工巧匠，费了无数心血这里凿池，那里叠石，此处栽林，彼处莳花，繁丽之中，点缀景致，不论春秋冬夏，都觉相宜。又责成各省地方官，搜罗珍禽异卉，古鼎文彝，把中外九万里的奇珍，上下五千年的宝物，一齐陈列园中。因此圆明园也被全世界称为东方艺术的博物馆。

　　1750年，乾隆委托意大利天主会教士郎世宁设计了定时水钟和喷泉装置，以供皇家娱乐。

　　同时，乾隆的视角仅限于中国本土，对同时期蓬勃发展的欧洲各国的科学文化尚无足够的认识。

　　文字狱

　　清朝文字狱的兴起旨在震慑反清势力，维护清政府封建统治，其特征是：罪状由权力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权力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清王朝的历史中，顺治、康熙时期的“文字狱”还只是个别现象，到五任帝雍正在位时则成为一种暴虐的“制度”。在文字狱浪潮中表现得最为癫狂的人物则是乾隆皇帝！这里把乾隆当政时最著名的文字狱列举如下：

　　1753年，乾隆屡次到江南游历，民不聊生。江西抚州、千总卢鲁生假借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撰写劝止乾隆再下江南的奏章，辞意悲切，全国广为传颂。案发后卢鲁生千刀万剐，两个儿子处斩，受牵连定罪下狱的有一千多人。

　　1755年，内阁大学士胡中藻所著《坚磨室诗抄》中有诗句“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认为他故意把“浊”字加在“清”字上，居心叵测，处斩。广西巡抚满族人鄂昌跟胡中藻作诗唱和，在《塞上吟》一诗中称蒙古人为“胡儿”，乾隆认为鄂昌自己就是胡儿，诋毁同类，丧心病狂，下令自杀。

　　“……乃近来多效汉人习气，往往稍解章句，即妄为诗歌，动以浮夸相尚，……即如鄂昌，身系满洲，世受国恩，乃任广西巡抚时，见胡中藻悖逆诗词，不但不知愤恨，且与之往复唱和，实为丧心之尤！……着将此通行传谕八旗，……倘有托名读书，无知妄华，哆口吟咏，自蹈嚣凌、恶习者，朕必重治其家！。乾隆20年3日庚子。”——乾隆

　　1764年，秦州知州赖宏典向北京官员请托谋求升迁，信里说“点将交兵，不失军机”，乾隆认为他明目张胆谋反，砍头。

　　1778年，江苏东台诗人、原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早已去世，遗著《一柱楼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乾隆认为“壶儿”就是“胡儿”，显然诽谤政府，嘲讽满清没文化。徐某剖棺戮尸，儿孙和地方官员全部斩首。

　　乾隆非常赏识内阁大学士沈德潜，作诗常请他删改，乾隆作不出诗时还请他秘密代笔。沈德潜死后，乾隆命他的家人进呈沈的诗集，发现他把代乾隆捉刀的诗也收录其中，这对乾隆的虚荣心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恰好诗集中有咏黑牡丹一首，有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乾隆认为是影射入主中国的满族为“异种”，下令剖棺戮尸。

　　1781年，休致在家的前大理寺卿尹嘉铨所著书中自称“古稀老人”，又有句说“为王者师”。乾隆说“我自称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绞死。

　　同时，乾隆担心著作中的反动言论，因此下令对中国古代文化书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查和销毁，像顾炎武、黄宗羲、黄道周和张煌言等人的著作都在违禁之列，造成我国传统不可估量的损失。

　　下江南

　　乾隆仿效祖父康熙，六下江南考察民情。康熙皇帝的六次南巡旨在查堤防和了解东南地区的社会和民生疾苦，每次都很俭朴。而乾隆南巡，虽然不能完全否定其对巩固政治的作用，但他更偏重游山玩水，奢侈豪华，所花费用超过了康熙10倍，不仅加重了百姓负担，还造成了奢靡的社会风气。

　　乾隆南巡的政治原因：东南地区,是清政府的财政命脉所系，维持这一地区的安定很重要。 江浙一带的反清斗争，考察政治，经济的弊端。 黄淮水患频繁,几度危机。

　　他想通过南巡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他5次阅视黄淮治理工程，4次勘察浙江海塘，指示清理杭州西湖， 多次到曲阜祭孔，到文庙行礼，到书院临视，慰问各级官员，颁布体恤民情之法……

　　第一次南巡时，乾隆来到洪泽湖，视察水利工程，他了解到高家堰与蒋家坝之间的黄河大堤只有三座大坝，每年到了夏秋两季，洪泽湖水位上涨，由于排泄不畅，很容易发生水灾。河道总督高斌建议再增加两座坝，乾隆批准。

　　这样，高家堰就共有了五座水坝，分别被命名为“仁”、“义”、“智”、“礼”、“信”。非常有效地保证了大堤和下游的安全。

　　乾隆第三次南巡时，又制定了清口水志，河道官员遵守这一规定，确保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下游的各州县避免了水患的灾害。 徐州附近黄河大堤也是乾隆要巡察的重点之一。根据乾隆的命令，这里先后修筑的防洪石堤大坝全长70多华里。

　　浙江的海宁州和仁和县，是江海的交汇处，每天都要发生两次大潮汐。一旦海堤被冲垮，整个江南将一片汪洋。到了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浙江又一次水情告急，而在海塘施工中又出现了石塘、柴塘之争。究竟是修筑石塘，还是修筑柴塘意见不统一。

　　乾隆第三次南巡到达海宁的第二天，马上亲临现场，亲自试验打桩。他看到如果修建石塘，必须从旧塘坝向后移数十丈才能打桩，这样势必会毁掉许多百姓的田地和村庄，乾隆看到这种情况说，本来想保护民众，现在反而先害了他们。于是乾隆决定先修筑柴塘，并要求每年用竹篓装上石头加固。

　　在第五次南巡时，乾隆见到堤坝的泥土被湍急的水流不断冲走，装石头的竹篓都露了出来。于是乾隆决定在可以修建石塘的地方，都改建鱼鳞石塘。

　　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乾隆最后一次南巡时，下令继续修筑范公塘石坝。海塘工程的建成，有力地保护了江南水乡的繁华昌盛。 乾隆在南巡中勤于政事，崇尚务实，注意调查研究，处事稳重细致的作风，在历代封建皇帝中也是比较杰出的。

　　乾隆南巡在政治上维系民心，有利于巩固国家的统一和加强满汉的联合，在经济上推动了对河工、海塘工程的治理，文化思想上提倡了汉学并优容选拔了一批著名的文人学者。这是乾隆南巡主要目的和主要贡献。

　　平反袁崇焕

　　乾隆49年（1772年）乾隆帝下诏为袁崇焕平反。《清高宗实录》载：“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案情始末终于真相大白。当时很多明朝史书，为了美化变态的明朝皇帝，竟然恶毒污蔑袁督师是汉奸，这些书都被乾隆帝统统烧掉或者改掉了，只保留他亲自修订的《明史》。

　　乾隆帝弘历在位期间清朝达到了康乾盛世以来的最高峰，汉学在此期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弘历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位赫赫有名的皇帝。

　　在他统治期间，各种官修书籍达100余种，完成了顺治朝开始编撰的《明史》和康熙下令开始编写的《大清一统志》，他又令臣下编成《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大清会典》。除了这些历史、制度方面的著作外，其他类别的著作，著名的有文字音韵《清文鉴》、文学《唐宋诗醇》、乾隆大阅图地理《大清一统志》、农家《授时统考》、医学《医宗金鉴》、天文历法《历象考成后编》等重要文献。

　　图书编撰方面的最大成就是亲自倡导并编成了大型文献丛书《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丛书。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编

纂，历时9年成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近230万页，约8亿字。整套书收录了从先秦到清乾隆前大部的重要古籍(一部分被列为禁书)，涵盖了古代中国几乎所有学术领域。——常识历史篇。

乾隆帝一生收藏了多少奇珍异宝 ？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爱好收藏的大多是商人或古玩爱好者，然而在古代的藏家里却出现了一位赫赫有名的收藏大腕，绝对让你意想不到，他就是满清王朝的第六任皇帝弘历，即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从其祖父那里继承下来的字画珍玩在内，毕其一生所搜集的稀世珍品数量之巨，举世无双。有些收藏，来自臣仆的贡献。乾隆二度南巡时，礼部尚书沈德潜前往接驾，一次就进献书画七件：董其昌行书两册、文征明山水一卷、唐寅山水一卷、王鉴山水一轴、恽寿平花卉一轴、王山水一轴。和|进的金佛更是硕大无朋，“长可数尺许，舁入阙中”。以贡品之精备受乾隆青睐的总督李侍尧曾被治罪抄家，结果抄出“黄金佛三座、珍珠葡萄一架、珊瑚树四尺者三株”，都是准备呈献的贡品。

当然，乾隆的收藏品，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内府制造的。乾隆皇帝尤其爱玉成癖，他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致力于玉器的生产和收藏，因此乾隆朝收藏的玉器甚丰。仅一件“大禹治水”的玉山，将玉料从新疆经水路运到北京，后又转运到扬州，制成后又运回紫禁城，就先后用去10年时间。这座超大型玉雕，高九尺五寸，重一万零七百多斤，堪称玉器之王。现在这座玉山就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接受游人们的检阅。同时接受检阅的还有上万件大小玉器，这多半是乾隆时期收藏的。

数十年从全国搜剔到的艺术精品，乾隆鉴赏后往往加盖“乾隆御赏之宝”、“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等章，以示珍藏之意，然后让各精其道的儒雅词臣，分门别类，编为目录，经皇帝审定，再编印成书，如《西清古鉴》、《宁寿鉴古》系古铜器目录集，《西清砚谱》系古砚目录集。

早在乾隆八年，他就决定，要将内府收藏的书画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理。首先将有关佛教和道教的作品，编撰成目录《秘殿珠林》;第二年，包含全部书画藏品的《石渠宝笈》开始编撰。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整理工作，它将为存在了两千年的中国宫廷书法绘画收藏画上一个句号。完成后的《石渠宝笈》，包括续编、三编共成书225册。这是明清两代，600年宫廷收藏的总结。也是历代帝王收藏的最后规模。全盛时期的清代宫廷收藏，大约有10000件以上，其中晋唐宋元书画2000件，明代书画2000件，这就是中国古典书画作品当时的最大规模。而乾隆皇帝最引为自豪的，当是数十载如一日地对历代书法名帖的搜集了。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旬《伯远帖》最为乾隆所钟爱，乾隆十一年他将这三件东 在大内养心殿西暖阁内，并以“三希堂”名之。

乾隆四十四年，皇帝命将内府珍藏的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权和冯承素所摹的《兰亭序》四个真本，《戏鸿堂帖》中“柳公权书兰亭序”原刻本、于敏中奉旨为这个原刻本填补阙笔的全本、董其昌的《兰亭序》临本，以及乾隆手临董其昌《兰亭序》本―― 一共八种《兰亭序》本墨迹刻石，名“兰亭八柱”。

除了书画之外，乾隆皇帝还热衷倡导青铜器的收藏和鉴赏。除了宫廷收藏，官僚士大夫中普遍形成了嗜古收藏的风尚，出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收藏大家和古文字学家。他们不仅亲自鉴定考证，而且还著录摹拓，著书立说，相互辩驳，于是随之而来的考据之学又大行其道。此风一起，影响了差不多将近200年的收藏界和知识界。

乾隆的收藏之富在历史上堪称空前，单纯从收藏的数量来看，乾隆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皇帝。一份1816年的清单显示，当时有15000幅字画装饰着从北京紫禁城到察哈尔的皇宫，其中有2/3是1644年以后的作品。真的应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句古话了，这不仅记录了那一时代国力的空前强盛，也深深打上了乾隆皇帝追求宏伟气象、艳丽繁复的审美情趣的烙印。

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古董玩家兼藏家莫过于大清的乾隆皇帝。他在位六十年，又当了四年太上皇，64年间广收名画古帖、珍异古玩以及各种玉玺。死后这些奇珍异宝与之同埋于裕陵的地下宫殿中。然而，1928年7月2日，东陵大盗、军阀孙殿英以演习为名包围了河北省遵化县清东陵，一夜之间连掘慈禧和乾隆两座陵墓并将其洗劫一空，包括这些奇珍异宝、金银珠宝在内的陪葬品装了满满二十大车返回驻地。最终这些奇珍异宝被盗出后，颠沛流离，流落世界各地。乐C下面根据收集的资料给大家介绍四件无价之宝及其着落。

“玺”这个字变得尊贵是在秦朝。秦以前，不管官印、私印，都可以用上这个大名。秦统一六国后，规定只有皇帝的印才能叫“玺”，臣民的只能叫“印”。乾隆帝一生拥有玺印1800多方，独冠帝王之首，是他爷爷康熙的15倍，是他父亲雍正的11倍。乾隆的一方方玺印是他为自己漫长人生路上树立的里程碑，也是他心情的晴雨表。他打了胜仗要制玺纪念;抄录诗作要用玺点缀;70岁刻“古稀天子”及与之配套使用的“犹日孜孜”，80岁刻“八针D钪宝”及与之相配的“自强不息”，都体现出不服老的劲头;嘉庆二年（1797年），已经当了太上皇的乾隆，用的一方玺措辞极其直白，上面赫然写着“归政仍训政”，明摆着讲，虽然儿子当皇帝，但大事还得老子说了算。

乾隆在位时，刻的第一方皇帝玺印，内容就是“乾隆御览之宝”。乾隆元年（1736年）的正月初四，雍正皇帝已经去世4个多月，居丧的哀伤气氛被改年号的喜庆所取代。25岁的年轻皇帝让身边的太监拿着一方铜制的玺印材料去内务府传旨，命令在上面刻“乾隆御览之宝”6个字。负责此项工作的人战战兢兢接了旨，6天后，请太监将两份篆文草稿呈送乾隆，一份是阴文（字呈白色），一份是阳文（字呈红色）。皇帝仔细看过后给出回复：用阴文。再过40天，精心制作的铜玺完工交差。作为富有四海的君王，乾隆一生拥有“乾隆御览之宝”共有8方，其玺印材料极为丰富，仅玉就有碧玉、白玉、青玉、墨玉等等。此外，田黄、玛瑙、水晶、象牙、蜜蜡和澄泥都可作为印材。不同印材制出的玺印，盖出来印痕深浅浓淡有所区别，值得细细玩赏。多年战乱中，乾隆玉玺有相当一部分流失海外。下图是曾经在台北拍卖的一件“乾隆御览之宝”，它是台湾富豪蔡辰男1984年从纽约买回来的，当时出价33万美元。

八针D钪宝

当时，现存最有价值的还是上面提到的“八针D钪宝”（见下图）。它是乾隆在位55年，为庆祝其80寿辰制作的，在乾隆玉玺中算是比较大的一枚。印文在许多重要清朝宫廷藏品中，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秋山暮霭图卷》，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柳鸭芦雁图卷》上，都印有这枚“八针D钪宝”。该玉玺现在英国，因在伦敦富比拍卖行要拍卖，起拍价达到60万英镑，从而引发网友群起 。不少网友认为，这是对中国的再度挑战，有关方面应该出面来要回这些文物;甚至还有人呼吁，要按照对上次法国佳士得拍卖圆明园兽首铜像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