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周汝昌

作者：张者    转贴自：自白书    点击数：238

 周汝昌

 1918年生于天津。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历任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八届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燕京研究院董事、中国曹雪芹学会荣誉会长、作家协会会员等。工书，其书法为世所重。传略载入多种辞书。

 主要著作有：《红楼梦新证》、《曹雪芹传》、《石头记鉴真》、《献芹集》、《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艺术》等十几部红学专著，200余万言著述，影响巨大，深受赞许。另出版有：《书法艺术答问》、《岁华晴影》、《脂雪轩笔语》、《北斗京华》、《天地人我》、《杨万里选集》、《范成大诗选》等。

周汝昌的红与黑

    周汝昌，红学家。人们都会这样认为。

    可是，周汝昌本人却说：“简单地把我当成红学家是外界的一种误会。我很不喜欢‘红学家’这个称谓，也不喜欢‘红学界’这个说法。”

    这种回答让人大感意外。是什么原因使他把毕生的精力和时间都倾注在《红楼梦》这本书上？又是什么原因使他在82岁高龄的今天，却矢口否认自己是红学家呢？面对这位白发苍苍、瘦骨嶙峋的老人，让人一时不知该问他些什么？

    一部《红楼梦》曾经给他带来过荣誉，因《红楼梦新证》的出版，使他红极一时，成为当时的热点人物，因“红学”成了“红人”。这部《红楼梦》也曾经给他带来过厄运，使他因“红人”成为“黑人”。《红楼梦》影响了他的一生，“红”与“黑”的人生经历不断转换伴随着他。这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败；有欣喜也有酸楚。他尝够了其中的苦与乐，悲与喜，荣与衰的人生大滋味。

    曹雪芹十年辛苦，滴泪为墨，研血成字，成了《红楼梦》。

    周汝昌却用了五十年心血，半只眼睛苦作，完成了几百万字的专著，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研究。按他自己的话说，一生的精力与其说用在了研究《红楼梦》上，不如说用在了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上。所以，他说：“要说我毕生的精力都投在了‘红学’研究上不完全对，当然，一部分精力是用在了红学上，另一大部分精力主要用在了对诗词的创作、注释、鉴赏、理论以及书法和中华文化精神的研究上。”

半只眼睛苦作

走进周汝昌的书房，见他背对着门正写。瘦小的身躯趴在书桌上缩成一团，对我的到来充耳不闻。周汝昌的女儿走过去在他耳边大声喊道“客人来了”。他抬头用一只手搭在耳边却不解地道：“你说什么？”转过身见我，笑了。迎上来握住了我的手说：“不好意思，我耳朵不好使了。”“没关系，”我说，“我可以用纸条提问题。”她女儿说：“用纸条恐怕也不行，他一只眼完全看不到了，另一只眼只有0．01的视力，只能算是半只眼。”我不由望了望他书桌上写的东西，见满是字，可我一个也认不出，每一个字都是身首异处的。周汝昌的女儿又说：“他的字只有我一个人能认。”

    我坐下后，开始为自己发愁，我不知用什么方法和他交流。其实这种担忧是多余的，因为先生是一个十分有经验的受访者。他让我坐在沙发上，自己顺手拉了一只小椅子，面对面坐了。膝盖刚好顶住我的膝盖。他说：“你问吧！你可以趴在我耳边嚷嚷，我基本上能听到。”这样，我一下就放松了，这哪里是采访，是一次名副其实的促膝谈心。

    既然是谈心，我便把事先准备好的采访提纲扔到了一边。我问：“您的耳朵是什么时候听不到的？”

    “那是1954年，我奉调回京，住东城北面门楼胡同。我住了间正房，南有大窗，北有小窗。一日，天降大雨，电闪雷鸣，我正立窗边看雨，冷不防一声霹雳，一条火龙从北窗入，又从南窗出，这条火龙从我左耳边走过，相距不过一寸。我当时只觉得天崩地裂，脑袋嗡地一响，天地便一片寂静，从此非有雷鸣般之声我是听不到的。你想有龙从耳边过，我不‘聋’才怪呢！”

    听了老人的叙述，我不由露出惊异之色，望望先生的女儿，想从她那里得到证实，却见她笑而不答。

    我又问：“您的眼睛又是怎么失明的？”

    “1974年忽然两眼要失明，周总理闻知后亲切关怀，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给周汝昌一定要找个好医院，不能让他失明。后来找到协和医院最有名的大夫。我现在还剩下这半只眼，要感谢周总理，感谢那个眼科大夫。眼睛总算保住了没有彻底失明，可再也不能做编辑工作了。医生连续给我开了三次证明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我都把证明压下来了，我离不开那编辑工作。后来实在坚持不下来了，我只好辞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工作，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

    “您从1974年开始眼睛就不行了，耳朵也听不见了，是什么原因使您把文化研究工作坚持到今日的？”

    “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不见不闻乃是抵御声色的要招。怎奈耳目虽可掩住，还有一颗心呀！心还不肯闲着，又要听又要看的。从1974年到今天，凭着这半只眼苦作，又写出了几百万字，出了十几本书。有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也有关于诗词书法的。”

    面对这样一位老人，不由得让人心动。82岁了，耳已聋，眼也瞎，心却充满了激情，思维依然活跃，声若铜钟。

一次机缘 五十年心血

   “虽然您不认为自己毕生的精力都用来研究《红楼梦》了，但五十多年来，《红楼梦》的研究肯定用去了您很多心血，这一点我想您没有异议吧？”

    “是的，我的确用了很多心血去研究《红楼梦》！”

    “那么，是什么契机使您走上了《红楼梦》研究之路的呢？”

    “那真是机缘巧合，同时这也和胡适分不开。”

    “哦！请谈谈。”

    “那时候我还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我本来是1939年考上燕京大学西语系的，理想是翻译中华文化名品向世界传播。抗战时燕京大学被日本鬼子关闭，教授关进集中营，学生被遣散。抗战胜利后，我又重新投考再进燕园，可对西文已不感兴趣，兴趣都集中在诗词文学理论上。1947年，一次偶然的机遇我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发现了曹雪芹好友敦敏的诗集。这是胡适先生多年以来为了考证曹雪芹想找而没找到的。我翻开一看大为惊喜，里面有六首直接咏及到曹雪芹的诗。这不单是文学作品，也是重要的史料呀！”

    周汝昌由此写下了第一篇红学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当年的《民国日报》上。此文引出了周汝昌和胡适先生的一段佳话。胡适先生看到周汝昌文章之后，非常高兴，主动给周汝昌写了一封信，此信也在报上发表，这样一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周汝昌说：“我是十分感念胡适先生的，但是我们的学术观点有所不同。胡适先生的信，当时对我的考证只同意一半，另一半有所保留。我当时是一个少年，少年气盛，也不知道天高地厚，也不知道言语轻重，就又写了一篇文章和胡适先生辩论。”

    胡适先生不久就回了信，一来二去，从1947年的冬天到第二年的秋天，胡适先生共给周汝昌写了6封信，探讨红学问题。胡适先生也许没想到他的6封信给了一位年轻学生极大的鼓舞，使周汝昌从此走上了漫长艰辛、长达半个世纪的红学研究之路。我不由好奇地问：“这些信都还在吗？”

    周汝昌回答：“这些信都成了文物了。在‘文革’中，我所有的有历史价值的旧信件大都散失了，而‘胡函六通’（胡适的6封信）由于是极重要的政治罪证，反而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与胡适先生的书信往来成了周汝昌红学研究生涯的开始，随着研究的深入，周汝昌冒昧地向胡适借阅由胡适收藏的极为珍贵的“甲戌本”。

    周汝昌说：“当时我和胡适没有见过面，我只是燕京大学的一个学生，不知何许人。胡适先生就敢把那样一部珍贵的藏本借给我。当时由一位叫孙楷第的先生从城里带来，用旧报纸裹着，上面用很浓的朱笔写了燕京大学四楼周汝昌先生收。我当时是一个学生，胡先生很讲礼貌，用了先生这样的字眼，这张旧报纸我一直珍藏至今。”

    周汝昌看到这个藏本大为震惊，曹雪芹的原本和当时流行的本子有如此不同。1948年暑假周汝昌将这部世人未见的奇书带回了老家，周汝昌四哥周祜昌一见，惊呆了！原来曹雪芹的《红楼梦》被（指“程乙本”）高（鹗）歪曲篡改得如此厉害。可惜原本纸张已经黄脆，让人不忍翻阅。

    “这怎么办呢！没法研究。我的哥哥说，好！我下决心现在就用墨笔和朱笔工楷把书抄录一遍。当时没有影印本。可惜这个本子现在找不到了。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局势紧张，我想到“甲戌本”还在我手中，担心若有失损，无法补偿，觉得应将书归还原主，于是我专程赶到胡府——东城东厂胡同一号。当时未见胡适本人，有一中年男子开的门，称其为胡适公子。我便把书交给了胡公子，匆匆告辞。”

     据史料记载，胡适离开北平南下时，他抛下了家中的万卷藏书，只带走了两部书，其中一部就是周汝昌还给他的《甲戌本•红楼梦》，可见此书之宝贵。通过几年的研究，周汝昌完成了近40万字的《红楼梦新证》。此书由家兄周祜昌用蝇头小楷清缮出来，交付出版社。1953年《红楼梦新证》出版，立即轰动了海内外学界。当时周汝昌正在四川大学任教。书出来后，上海长风书店门前排起了长队，书脱销了，三个月内赶出三版。在北京文代会上几乎人手一部。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后来在文章中写道，汝昌的书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个好徒弟。《新证》出来后，毛泽东也看了，在《毛泽东读评五部经典小说》中有两处提到《新证》。

1954年周汝昌被中宣部三次特电从四川大学调回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了一个编辑。后来批俞（平伯）批胡（适）运动逐步升级，周汝昌很快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繁琐考证”的典型代表。周汝昌由“红”变“黑”，时年34岁，有趣的是当时美国一个学家叫米乐山的，还在著作中称周汝昌为“红色红学家”。

不谈红学 却说红楼

     “看过《红楼梦》的都知道，只有前80回是曹雪芹的，后40回是高鹗补的。您一直认为后40回是伪续，您能大概地谈谈您的观点吗？”

     “这是红学研究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曹雪芹费了十年辛苦，为什么写这么一部大书。这在原著中说得很清楚了。在老残给自己的小说写的序中也谈得很清楚。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这是对旧中国那个时代天下女性（女儿家）的命运、处境、不幸、悲惨结局最深刻、最博大的悲叹，写了一个巨大的悲剧。而高鹗偷梁换柱、移形变质，引向了一个哥哥妹妹式的小悲剧。今天一般读《红楼梦》者，脑海里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印象——婚姻不幸、爱情悲剧、贾宝玉是一个叛逆者。这是对《红楼梦》最一般的理解，这种功劳确确实实是高鹗的。我说，那样伟大崇高的悲剧，不允许你变质、变性、缩小、庸俗化。”

    “那么以您的观点，后40回应该是一个什么发展脉络呢？”

    “对你这个问题我首先纠正一点，原著不是80回之后40回。80回加40回是120回，这是中国章回小说发展的最高峰。根据我的研究，曹雪芹要写108个女儿的角色，全书准备写108回。108是我们中国文化中一个重要的代表数字，9是阳数，就是奇数，单数的最高代表；12是阴数，就是偶数，双数的最高代表。9乘12得出108来代表最多，是一种象征，不是实数。原著至78回止，78回往后笔墨骤变。”

    “谈到108，让人不由想起了《水浒》。《水浒》中有108将，曹雪芹是不是模仿？”   

    “是的！《水浒》写了108个绿林好汉，写得好，曹雪芹非常佩服。强盗原先没人敢写，你居然敢写，而且写得这么好，曹雪芹深受其影响和启发。曹雪芹大才，不能重复你，你的绿林好汉都写绝了，我写什么呢？写红粉英雄，写脂粉英雄。这是秦可聊的话。《红楼梦》伟大的‘大’就‘大’在这里。我这样一说，也许你慢慢会明白了，我研究红学不是孤立的，也不是一般的所谓红迷，认为这小说了不起，就是爱《红楼梦》等等……当然也包含着这样的因素，但实际上我并不是因为它是一部著名的小说而重视之，我真正感兴趣的是书中包含的中国文化。我想通过红学研究，看看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大精神到底是什么？我认为这种大精神就包含在《红楼梦》中。”

这时他女儿在一边笑了，说我父亲对《红楼梦》和曹雪芹比对我们了解，他每年都为曹雪芹过生日，他却不知道我和母亲的生日。

我笑了，问：“您说起《红楼梦》简直如数家珍，不愧是一个红学家，可是为什么您却不愿让人称你为红学家呢？”

“首先，我已不是红学界的人了。我在海外住了一年，1987年回来之后，我就向当时的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希凡同志谈了我的愿望，我不想在红楼梦研究所了，我退出。红学界的人事，种种复杂关系太费神，我是一个老书生，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我没有那种能力处理红学界中的种种利害关系，我何必在那方面费精力呢！我从1978年就脱离了红楼梦研究所，这就等于脱离了红学界。红学界尽管包了全国高校、社科研究者，但实际上掌握我们红学界的就是红楼梦研究所。还有，目前舆论界，一般的群众对红学不了解，认为你们这些人吃饱了没事研究些哥哥妹妹恋爱……这简直是糟透了。再者，所谓红学界的某些人和某些事让人起不了敬意，一般人有微词，我混在里面，什么事都扣在我头上，让我受不了。我退出不参与这其中的事，我做自己的学问。”

    “但是，大家都知道当年把您从四川调到北京，就是因为您的《红楼梦新证》的出版，也算是组织上对您的重视吧！红学界的一些事是应该和您分不开的。”

    “可是，我调京之后，当年的10月就是批俞批胡运动的开始，我一步步地成为了批判的对象。以后所有红学界的事情不但不是我主持，我连知道的权力都没有，我是靠边站的。可是，不明真相的人，特别是学术界的一些人仍然认为我当初调来主持红学的一切。为此对我有很大的误解，有很多事认为是我干的，让我有嘴说不清。还有一点就是我和红学界的一些所谓红学家没有共同语言。”

    “一部《红楼梦》在中国有其特殊的地位，它是和我们新中国政治文化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抛开对中国人现实生活的影响就够让人深思的。您能谈谈这是为什么吗？”

    “红学的位置是由毛主席提高的，这事人人皆知。没有毛主席，这部所谓的爱情小说还不知道是什么命运呢！解放以后红学的发展有今天这样的地位，没有毛主席那是不可想像的。当时批俞批胡也是毛主席倡导的，但是运动扩大化了，有些一发而不可收。这已不是红学的问题了，这是学术思想的大运动，震惊了世界。”

“《红楼梦》不但对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影响深远，同时也影响到我们的文化生活。在中国的历史上恐怕没有一部文学作品能有这样大的影响。”

“是的，《红楼梦》这种普遍地被重视、爱好、谈论、研究、表现、表演，这已不是简单一部书的问题了，这是一种现象，我们可称其为红楼梦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包含了对它的研究，还包含了许多红学研究者，也包含了红学界这个特殊的团体。这种现象的根本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生命靠生命维持

   “刚才我们谈论的大多是一些学术性话题，我现在想问一点您个人的问题。您的一生可谓是大起大落，由红变黑，有黑变红，您能否谈一下在您一生中最痛苦的记忆是什么？”

   “说实话，红学是一门悲剧性的学术，选择了它本身就是一种悲剧。第一流的大学者不屑为之，对它有兴趣的又不够资格，于是就落到了我辈之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痛苦。当然这种痛苦只是我个人的小悲痛，真正的大悲痛是和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的。”

周汝昌说到这里静静地沉默了，我望着他，默默地体会着他说的那种痛。过了一会他说：“你刚才问我一生中最痛苦的回忆是什么，我告诉你，那是在抗战时期，当时我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珍珠港事变后，日本人把燕京大学封了，把学生遣散了，当时辅仁大学登出广告招编，很多同学都去了，很多同学为了求学都去了！我坚决没去，回到了天津老家，回到老家也不安宁，当地有一个叫新民会的汉奸组织专门搜罗失学失业的青年学生为他们服务，我当时只有藏在地窖里。我的老家离天津市四五十里，属于一个大镇。有一天我亲眼看见当地惟一的一个小学，教师领着一队小学生打着新制的太阳旗去村口去迎接日本驻军。那小太阳旗是用白纸制的，就是一张白纸中间用红墨水画了一个红圈圈。当时在阳光下，小学生手中的小太阳旗刺痛了我的眼睛。当时我欲哭无泪，欲喊不能，一种绝望、一种痛让我无法言表。我觉得我当时的心在流血，心都碎了。所以今天你问我最痛苦的记忆，那伤口一下便被触动了。唉——”

周汝昌的痛是我们民族的痛，他的伤也是我们民族的旧伤，民族的大悲痛绝不能、也不会再重演。我触动了我们心中共同的伤疤。眼前的老人几乎被一种痛苦的回忆攫住了，为了改变一下他的情绪，我连忙又问：“一生中让您最高兴的事是什么？”

“我1968年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差不多一年后，我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去了11个月。由于我的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让我看菜园子。夜里4点起，满天星斗，柱着一个竹竿，趟着过膝的水，到一个大湖堤上。在那里可以看到整个菜地的情况，当时连一个人影都没有。我站在堤上仰望东方，见启明星亮了，东方渐渐露出了鱼肚白，太阳一点一点出来，充满了一种希望。当时我看到这个景象觉得十分特别，我突然对自己有了一种信心，觉得自己的前途也会像早晨的太阳一样充满了希望。天亮后我被换回去，走在路上突然碰到一个同志对我说，队部让你去一趟。当时我心中咯噔一下，不知自己又犯了什么错误，害怕。去了队部，头头对我说，北京工作需要你，要调你回去。我当时一点都不敢相信。接着头头又对我说，从今天起你可以不劳动了，你收拾东西吧！愿意哪天走和我们联系。我一听这不是一步登天嘛！到总部去拿公函，走在路上晃晃悠悠地像在梦里，连人家给我打招呼也听不到了。公函拿到一看，天哪！是周总理办公厅给湖北军区司令的专电，调周汝昌回北京工作。你可以想像我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这是我平生最高兴的一件事。至今我还保存着专电的复制件。由此我一下又从‘黑人’变成了‘红人’。在回北京的路上，连服务员都给我配好了。那是1970年9月5日，这是我的纪念日，是周总理调我回来的。当时我一点也不知怎么回事，外面风传我和周总理有联系，这不是胡说吗！我一个小民，当时哪能和周总理联系上呀！”

我被周汝昌大起大落的经历弄得目瞪口呆，面对眼前的耄耋老人，我问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您今年已是82岁的高龄了，你是怎么看待生与死这个问题的？”

“我希望多活几年。不是贪生怕死。像我这样一个又聋又瞎的人积累一些学识很艰苦。刚积累了一些东西，人刚成熟，理解认识刚开始深刻了，可是已到了快结束生命的时候。这是人类的不幸，也是人类文化的损失。我认为人应多活几年，只有这样，才能给后人多做一些贡献。我对生命的理解是一个综合性的，主要是精神智力，而不是纯自然的生命。其实延长一个纯生理的生命是无意义的，因为任何生命都是靠生命来维持的。动物的弱肉强食是靠弱小生命来维持自己的生命的。人类也一样，我们吃的一切食物都是生命。米、麦、豆、蔬菜以及一切植物的根、茎、花朵都包含了生命力。肉食就更不用说了，都是动物的生命，这是很残酷的。你的生命是靠无数的生命来延续的，认为自己的生命宝贵，其他生命就该结束，这是最自私的认识。所以说活着就要做贡献，否则你是在浪费生命。说到我自己，我是留恋人间事的，虽然我的一生有那么多艰难困苦，有那么多不如意，特别是我现在耳聋眼瞎的，我现在半只眼睛拼命干，就是因为我还有没完的工作，这是任何人都无法代替的。我觉得自己的身体还很健康，对于死我还没有想过，至少还没来得及提到日程上去想。人的生命不是到他身体死亡为止，用另外一个方式还可以延续，还可以做贡献。因为他死后思想还存在，他还有弟子、子女作为他的继承人，他还有著作存于世。”

　　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中国***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五届委员、第六、七、八、九、十届常务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先生因病于2005年6月30日2时2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启功先生字元白，又作元伯，满族，1912年7月26日生于北京。启功先生出身于皇族支系，1922年先生十岁时，曾祖父和祖父先后去世，同年，家中还有多人故去，家业因偿还债务和办理丧事而破产，先生和寡母及未出嫁的姑姑，只得过起举步维艰的生活。

　　直到1924年，先生12岁时，曾祖父和祖父的几位门生非常同情他们“霜媳弱女，同抚孤孙”的遭遇，酬资仗义相助，先生才得以插班就读于汇文学校小学部，1926年升入中学，但高中未毕业便因经济困难而辍学。在此期间及之后，由于先生想找到一份喜爱并适宜的职业，曾先后随戴姜福(绥之)先生学习古典文学，随贾羲民(尔鲁)先生、吴镜汀先生学习中国绘画。其间，为维持生计，先生曾教过家馆。

　　1933年，经曾祖父的一位门生傅增湘先生介绍，先生得以结识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陈校长对他的评价是“写、作俱佳”，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他从此遇到了培育并影响他终生的恩师。陈校长先安排他到辅仁附中教国文，但不到两年，便被分管附中的某院长以他“中学未毕业就教中学不合制度”为由而辞退。1935年，陈垣先生又安排他到辅仁大学美术系任助教，美术系的领导仍是那位院长，一年多后，再次以“学历不够”为由将其辞退。当时正值北平沦陷时期，在日伪的统治下，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为了维持生活，先生只得不辞辛苦，教两处家馆，闲时便集中精力读书，研究书法绘画。这时他的绘画在社会上已名声雀起，间或可以出售，补贴家用。

　　陈垣先生坚信启功先生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青年，不应被埋没，便于1938年秋季开学时，请他回到辅仁大学任国文系讲师，教授大一普通国文。这是陈垣先生亲自掌教的一门课程，于是再也不会有人解聘他了。从此他再没有离开辅仁大学和教育岗位。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先生在辅仁大学晋升为副教授，先后教授过“国文”、“中国文学史”、“中国美术史”、“历代韵文选”、“历代散文选”等课程。由于他学识渊博，讲授得法，无论教什么课都得心应手，独具风格，深受学生爱戴，并被北京大学聘为兼职副教授，讲授“美术史”。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先生于1951年冬至1952年春参加了北京市组织的土改工作团，到湖南省澧县工作。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启功先生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当时，中国画院正在筹办，先生应叶恭绰先生的邀请参与画院的筹办工作，曾到南方进行过调研。当时文化部文物局为培养考古及文物鉴定的专业人员，举办了考古训练班，先生被聘为该班的教师，给学员们讲授“中国书画史”及鉴赏知识。

　　同年，加入九三学社，被选为九三学社北京分社委员，并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委员，1956年任市政协常委。

　　1956年，启功先生晋升为教授，并以专家身份参加了教育部为贯彻“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的方针、加强科学研究及基础课教学和师资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而组建的“视导团”，到上海、广州、厦门、南昌、福州、梅州的大、中、小学视察。为新中国初期的师范教育和基础教育提供了改革的第一手材料。

　　正当启功先生满腔热情投身教学科研活动并积极参政议政、在各方面做出成绩的时候，1958年，在中国画院，他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划为右派，右派关系转到师大后，他的教授职称被取消，北京市政协常委和九三学社社员资格也被撤销，精神上受到了沉重打击。在这最困难的时候，是他的恩师陈垣先生给予了他亲切关怀，使他在逆境中坚持下来。右派分子不能上讲台，他就利用劳动改造的业余时间潜心学术研究，认真读书，撰写论文，努力在学术上做出贡献。1964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古代字体论稿》，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后几经再版。

　　“文化大革命”期间，启功先生又被打为“准牛鬼蛇神”，被不断审查，并要接受集中学习和劳动，家中也被查封。但在这艰难岁月，他仍利用运动的间隙和休息时间，反复推敲和修改，酝酿了另一部学术著作《诗文声律论稿》，并在“文革”后付梓出版。

　　1971年，启功先生被借调到中华书局，接受点校《二十四史·清史稿》的任务。这是一项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怀下，组织国内数十位一流文史专家参与的伟大工程，当时先生还是被挂起来的摘帽右派，在那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他能有这样的机会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奉献给祖国，从内心感到高兴。自1971年到1980年，经整整十年的艰苦工作，终于完成了这项任务，又回到北京师范大学。

　　经落实政策，启先生被重新评为教授，再登讲坛，即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教学和科研中。1977年恢复本科考试，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后，他积极投入到教学第一线。不但教本科生的课、带研究生，还主动承担夜大学的课程，和广大青年一起，十分珍惜这迟到的春天。

　　1982年，他创立了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点，1984年该专业又被国务院批准为博士点，先生被聘为该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直至逝世前，一直不顾年迈体弱，坚持工作。2000年又与已故著名学者钟敬文先生等创办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基地。20多年来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硕士生、博士生，他们在工作岗位上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很多人已成为教授、编审、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目前仍在读的博士生还有10之多名。

　　从1933年进入辅仁附中，1935年进入辅仁大学美术系，启先生已从事教育事业72年，从事高等教育70年，是辅仁和师大的两朝元老，也堪称我国资深的教育家。启先生有很多光辉的头衔，但他认为那些都是自己的副业，自己的主业只有一个，那就是教师。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他一贯注意教学与科研的紧密结合，从教学与科研实践中，总结经验，探索规律，再用这些经验，去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水平。他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和蔼可亲，对学生的点滴进步和成果，都给予热情的鼓励和肯定，随时关心他们的健康成长。由于在教育事业上成就卓著，1998年、1999年和2001年，他先后被评为“北京市师德标兵”和“北京市职业道德明星”，并获得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二等奖”。

　　改革开放后，很多贫寒的学生考入北师大，生活相当困难，启先生得知后十分焦虑，决心用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们，便於1990年在香港举办书画义卖，筹集资金160余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并坚持不以自己的名义而以先师陈垣先生“励耘书屋”中的“励耘”二字命名，设立了“励耘奖学助学基金”，目的既在感激恩师对自己的教诲与培养，亦在激励学生继承和发扬陈垣先生爱国主义思想及辛勤耕耘、严谨治学、奖掖后学的精神。这种高风亮节不仅使北师大师生深受教育，也在教育界引起广泛影响。

　　199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建校95周年时，启先生受学校委托，拟定并亲自题写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这一校训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深刻揭示了师范教育的本质，具有精辟的教育理念，不但深刻地教育了北师大的师生，也受到国家***和兄弟院校的好评。而这两句话也正是他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从教70多年的生动写照。

　　启功先生不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作为我国当代文化名人，他集诗、书、画和文物鉴赏、学术研究于一身，是享誉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国学大师。

　　启功先生是一位成名已久的画家。他从小受祖父的熏陶，酷爱绘画。最初拜贾羲民先生为师学画，贾老师不但画得一手典型的文人画，而且对书画鉴赏也极有素养，使启先生在绘画和鉴赏两方面都受到很好的教育。后来贾老师又主动把启先生介绍给著名的“内行画”画家吴镜汀先生。启先生随吴老师学画，也不全囿于老师的成路，最终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构图严谨，手法生动，色彩鲜明，韵味悠长，尤擅长山水竹石，极富传统文人画的意趣。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作品已在画坛崭露头角，他也曾作画卖钱，以贴补生活，以至不少佳作流入社会，而于五十年代达到艺术高峰。专家评论他的画最突出的特点是：“以画内之境求画外之情，画境新奇，境界开阔，不矫揉造作，取法自然，耐人寻味”。近几年来，每年的书画拍卖，都能见到启功先生早期的绘画作品，并被爱好者出高价收藏，足见其珍贵。但在“反右”运动中，他因在画院被打成右派，严重挫伤了他对这项事业的热情，再加之当时提倡要巩固专业思想，于是只得封笔，而把全部精力放到教学上。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文艺春天的到来，启先生才重执画笔，但鉴于书名太高，“书债”太多，所以绘画作品并不太多，因而尤显可贵。在中南海、全国政协、中央文史馆、钓鱼台国宾馆等处都收藏有启先生的书画佳作。先生还为国家***出访及文化事业的国际交流绘制了不少作品，他常风趣地说：“我这里是礼品制造公司”。而他为第一届教师节绘制的大幅松石图，已成为北师大的镇校之宝。

　　启功先生是当代名扬海内外的书法家。198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先生被选为副主席，1984年任主席，后任名誉主席。先生高度的书法成就既来自他的才分，更来自他的勤奋。他临习了大量碑帖，尤以临习赵孟頫、董其昌、柳公权、欧阳询、智永等最勤，积淀了深厚的功力，并结合自己的审美情趣，最终独树一帜，成为大家。他的书法作品，无论条幅、册页、屏联，都能表现出优美的韵律和深远的意境，内紧外放的结体，遒劲俊雅的笔画，布局严谨的章法，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高超水准，形成一家之风，被人们奉为“启体”。书法界评论他的书法作品为：“不仅是书家之书，更是学者之书，诗人之书，它渊雅而具古韵，饶有书卷气息；它隽永而兼洒脱，使观赏者觉得余味无穷，因为这是从学问中来，从诗境中来的结果”。人们常说“书如其人”，启先生的书法，正如他人品学问一样，秀丽、博雅、才气横溢、风流洒脱。自80年代起，已有多种版本的启功书法集陆续出版。

　　启功先生对书法理论也有精辟而独到的研究，他对大量著名的碑帖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考辨，写下了大量的专业论文，对书法史和碑帖史的研究作出巨大贡献。而他所著的《论书绝句一百首》， 以一百篇一诗一文的形式，系统总结了自己几十年来研究书法的心得体会，在书法界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认为：书法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之一，既有文化交流的实用价值；又是一门独放异彩、具有欣赏价值的民族艺术和文字艺术。

　　启功先生对书法艺术本身也有很多创见。如赵孟頫说：“书法以运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功”。他通过几十年的实践则认为：“从书法艺术上讲，用笔与结字是辨证的关系。但从学习书法的深浅阶段讲，则应以结字为上。”与赵氏所说，恰恰相反。又如他认为临碑与临帖亦是辨证的关系，而帖能更真实地保有原作点画使转的面貌，故应更多加临习；而临碑则应“透过刀锋看笔锋”，才能得其真髓，并自称“半生师笔不师刀”。他又经过多年的探索，发现字的重心聚集处并不是在传统的米字格的中心点，而是在距离中心不远的四角处。并推算出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正符合所谓的“黄金分割率”。这些具体的理论都对学习书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表彰启功先生在书画方面的成就，2000年文化部为他颁发了“兰亭终身成就奖”；2002年又颁发了“造型表演艺术创作研究成就奖”。

　　启功先生是一位独具风格的当代旧体诗人。他在童年时代即对诗词有浓厚的兴趣，并背诵下大量的作品。青年时代经常参加同族长辈主持的笔会，与师友谈诗论词，酬唱应和，打下坚实的创作功底。执教以后，在治学、授业、书画创作之余，常就生活中遇到的人物、事件、器物、风景、书画作品等抒发情感，进行评论，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词作品。1989年，他的第一本诗集《启功韵语》出版，他在自序中说：“这些‘诗’是许多岁月中偶然留下的部分语言的记录”，是“一些心声友声的痕迹。”1994年和1999年，第二、三本诗集《启功絮语》、《启功赘语》又陆续出版。之后这三种诗集又合订为《启功丛稿·诗词卷》及《启功韵语集》。先生的诗很好地体现了继承与创新的辨证创作观：格律严谨工整，语言典雅丰赡，意境深远含蓄，学力深厚坚实，深具古典风韵；同时又能坚持“我手写我口”的原则，不为古人所宥，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密切贴近现实生活，参用当下词汇，深具现代气息。特别是一些诙谐幽默的诗，很好地体现了他的人生态度，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征，为古典诗词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启功先生的书法作品，很多是书写自作诗词的，而他的画作，均有自己诗词佳句的题跋。诗、书、画在同一幅作品中展现，达到了和谐统一，观其画，赏其书，吟其诗，使人神舒意畅，回味无穷，再次领略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古人称这类作品为“三绝”，而启先生堪称是当代“三绝”之冠。启先生的诗集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专家们评论他的诗词“功力深厚，风格鲜明，完美地运用了古典诗词的固有形式，巧妙地运用了现代新语词、新典故以及俚语、俗语，形成了他诗词的独特风格，充分体现了新时代的特点，为诗词创作如何继承与创新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启功先生是独具慧眼的文物鉴定家。先生尝自云：平生用功最勤、成就最显著的就是文物鉴定，尤其对古代的书画、碑帖，见识卓异，造诣精深。早在青少年时代，他就积累掌握了很多鉴定的经验和知识。贾羲民老师经常带他到故宫博物院参观故宫珍藏的书画作品，并结合展品为他讲解鉴定知识。先生还经常到琉璃厂等地的古董字画店向民间的行家里手请教，他们看到先生如此敏而好学，也都乐意指点他，使他获得了很多宝贵的实践经验。1947年先生即受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在古物馆负责鉴定书画，在文献馆负责审阅文献档案，整理清代史料。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成立文物局，负责对流散在社会上的文物进行收购鉴定工作，每遇疑难问题，必约请先生参加。1983年，国家文物局聘请国内顶级专家组成7人小组，对国内各大博物馆收藏的珍品进行甄别鉴定。先生即是7位专家之一。1985年被国家文物局聘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1986年任主任委员，其间所经眼的书画文物当数以万计。除书画外，还对出土文物及古代书籍进行鉴定。如王安石书《楞严经要旨》、 宋代龙舒本《王文公集》等。 近两年还参与了震惊文物界的《出师颂》、《淳化阁帖》的收购与鉴定工作。启功先生几十年来，为保护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作出了卓越贡献，文物界的人都称他是不可多得的国宝级人才。

　　在鉴定方面，他有很多高明之处：一是知识面广，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深入广博的研究，熟悉与书画相关的各种知识，掌握更多的可利用的信息。二是他擅长文献考据，懂得驾驭文献信息的方法，一旦发现相关问题，能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考辨，可以将艺术研究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三是又有多年书法绘画的实践本领，深谙其中的艺术规律及具体技法，深谙各家各派的风格特点，见多识广，从而能够达到“观千剑而后识器”的境界。总之他属于学者型和艺术家型相结合的鉴定家，能透过现象，深入本质，从多方面考察，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问题。例如，他对旧题为唐“张旭草书古诗帖”真实年代的考辨；对陆机《平复帖》的全文通释与考定，都是最好的例证。

　　启功先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学者。先生自幼聪颖过人，才华出众，记忆力惊人，涉猎的书籍非常广泛，且过目不忘，直到老年还能准确说出某事出自某书某章。戴姜福老师是一位博学之人，深通古典文学和传统小学，在他的教授下，启先生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后来先生又受教于陈垣先生，深得考辨之学的要领及严谨的“竭泽而渔”的治学精神，走上了专业规范的治学道路。陈校长又教诲启先生搞学术研究应发挥自己的特长，于是启先生从研究书画艺术入手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最初几篇学术论文，如《急就篇研究》、《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都是在陈校长亲自指导下完成的。而随着多年的教学实践，先生对古典文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历史学、文献学、版本目录学、宗教学，也都有广泛的涉猎与研究。而在所有的研究中，启先生仍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能在扎实严谨的论证中，处处显示出自己独辟蹊径的聪明才智，常能发别人所未发，道别人所未道。如诗词格律讲解起来十分烦琐，而先生的“竹竿”理论能举重若轻地将此问题化繁为简。他学问广博，可谓诸子百家无所不知，三教九流无所不晓。先生常自戏为“杂货铺”，实则是博学多闻，而且能打通各学科的界限，成为一名通学博儒。如他晚年所开设的“古籍整理基础”课，就属于这类性质，而先生则戏称为“猪跑学”。

　　启先生的主要著作有五十年代的《读红楼梦札记》和程乙本《红楼梦注释》，至今是红学研究的必读书目。六十年代的《古代字体论稿》，此书将文字研究和书法研究结合在一起，是文字学的重要论著。六十年代的《诗文声律论稿》，此书以简驭繁，是研究诗文声律的独诣之作。八十年代的《汉语现象论丛》，此书对中国古典语言，特别是诗词语言，提出了种种令人深思的问题。八十年代的《说八股》，对八股文的特点和功过做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而2004年出版的《启功讲学录》，虽是学生的整理稿，但典型体现了他博雅通学的学术特点。而累时多年的《启功丛稿》，更是其学术之大成，其中有关碑帖、艺术的考辨文章，更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道其万一。先生之学问真可谓博大精深。

　　启功先生还是一位在国内外享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活动家。他以卓越不凡的才能、崇高的思想品德和对国家的无私奉献，赢得各方面的敬重和爱戴。

　　1980年，当选为“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兼宣传部副部长，曾任“九三”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任、现任顾问。

　　1982年，恢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委员资格，1986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以后连任第六、七、八、九、十届常委，并兼任政协书画室主任。

　　1983年秋，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组织一批专家支援西部地区的文化建设，启先生时已年过七十，仍不辞辛苦，报名参加，先后到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地讲学，为西部地区的教育事业献出一片爱心。

　　1992年被国务院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99年任馆长。为文史馆的建设和文史资料的整理出版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2002年，任西泠印社社长。

　　先生还兼任中国佛教协会顾问、故宫博物院顾问、国家博物馆顾问、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务。他以饱满的热情、认真负责的态度，参政议政，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和中外友好合作，奔走往来于友邻国家和港澳地区。

　　先生曾多次应邀赴日本、新加坡、韩国参观访问，举办书画展和进行学术交流，多次去香港讲学，参加文物鉴定。还应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邀请，出席学术会议和鉴定古书画，赴英国、法国考察博物馆，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而启先生在艺术和学术上所取得的高度成就，究其根源和他高尚的人格分不开。

　　先生对国家和民族抱有一颗热诚的赤子之心。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自幼有宗教经历、又身为民主党派重要负责人的公民，他极力维护民族团结，爱国爱教，投身于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和祖国的统一大业之中。他坚决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改革开放政策，热情讴歌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在政协积极献言建策，在各种外交场合维护国家的利益与尊严，宣传介绍祖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他还以一颗博爱之心、忧世之心，密切关怀着国家的发展建设。每遇到自然灾害，即踊跃捐献善款，他无时不真诚地祈祷人民能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进而由衷地祈祷世界的和平。每当谈及国家和世界尚有贫穷和苦难、丑陋和暴力时，其同情焦虑之心溢于言表，仁爱之心令人感动。

　　先生是一位性情中人。他为人善良、诚恳、注重情谊。他对妻子至爱，对母亲至孝，对师长至敬。他能接受他们的爱，深知没有他们的爱，就没有自己的一切；更能爱他们，深知这是对他们的最好报答。他书画艺术的成就和诗词创作的感人力量都与此相关。他知恩图报，谈及自己的成绩，总口必称陈老校长的恩德，对凡是帮助过他的人以及他们的后代，都尽其所能地予以回报。他对朋友至诚，能向他们敞开心扉，不存蒂芥，不管自己地位多高，都与他们保持纯洁童贞的友情。他对晚辈、学生关爱至切，和蔼可亲，悉心教诲。他常说自己就是在别人的关切和师长的耳提面命中成长起来的。先生的诚挚之心，深厚之情，深深感动着每一个和他交往过的人。

　　先生操守纯粹，道德高尚，为人方正，举止得体，对事业锲而不舍地追求，对工作孜孜不倦地努力。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讲究礼貌，平易近人。他从不摆名人架子，尊重一切人，包括普通劳动者和晚辈学生。“直如矢，道所履，平如砥，心所企”，这首砚铭正是他做人的原则。“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这是他另一方藏砚的铭文，先生取其“坚净”二字当作自己书斋的名称，而这二字也正是他道德操守的生动写照。

　　先生性格洒脱，心胸超旷。他从不斤斤计较个人利益，更不计较钱财，对这些身外之物总抱着“难得糊涂”的态度。每遇人生坎坷总能以乐观的精神、旷达的心胸加以化解，即使在“反右”和“文革”中遭受极不公正的况遇，也能积极向前看，而从不怨天尤人。“宠辱无惊希正鹄”，“何必牢骚常满腹”，这样的诗句在他的诗中经常出现，心胸之宽广令人感佩。他言谈风趣，应对机敏，出语幽默，喜开玩笑，凡与他谈话的人无不感到是一种享受，无不为他的人格魅力所倾倒。

　　(转自:拾取幽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