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太爷生平

　　有着两千五百余年历史的苏州，曾出现过许多有名的地方官，清朝康熙年间有一位，人们对他却知之甚少，他在苏州知府任上，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政绩，但是，他还是为老百姓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他去世时虽早已离开了苏州，但苏州百姓还是没有忘记他，特别是葑门外黄天荡边的荡里村（今郡力村）村民更是为他建庙塑像，名“陈公庙”，俗称“陈太爷庙”，祭奠香火不绝。

　　这位陈太爷是何许人？他姓陈名鹏年（1663―――1723），字北溟，又字沧洲，湖南湘潭人，康熙三十年进士，初任浙江西安知县，四十三年升任江宁知府，以清廉著名，有“陈青天”之称。因得罪上司曾被两江总督阿山诬陷论斩，后从宽免死，调入京城修书处效力。康熙四十七年九月由武英殿纂修出任苏州知府，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兼署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噶礼贪赃枉法，忌陈鹏年清正，欲加其罪，密奏其所作“虎丘诗”“楝花风后游人歇，一任鸥盟数往还。”句中“鸥盟”一词对朝廷有怨意，趁陈鹏年因公至镇江时将他羁留于镇江城隍庙。苏州市民闻迅后号哭不绝，愤怒罢市，派代表赴镇江慰问。幸亏康熙对“虎丘诗”不以为然，喻曰：“朕阅其诗，并无干碍。朕纂辑群书甚多，诗中所用典故，朕皆知之，即末句‘鸥盟’二字，不过托意渔樵。”知陈鹏年受诬，即召返京，任武英殿总裁，后官至河道总督，兼摄漕运总督。雍正元年正月，因治理河道，堵筑淮河决口，寝食俱废，风雨不辞，积劳成疾，殁于工所，终年六十一岁。雍正帝赐祭奠礼，谥曰“恪勤”。谕称“鹏年一生居官，尚不愧有为有守”。后江宁建贤良祠，鹏年亦入祀祠。

　　陈鹏年在苏州为官虽然仅两年，却做了几件深入人心的事。据《碑传集》七十五卷记载中有以下一段文字：“公知苏州府……特大书‘求通民情，愿闻己过’”八字于府治之门，视事未一月，决遗滞狱三百余案，革除钱粮耗羡，严滥差，戒奢侈，驱流娼，惩赌徒、讼师、拳勇、匪类，籍其民，朔望令至乡约所跪而听讲，民风为之一变。”所以当陈鹏年被诬受羁押时，苏州市民不惜以罢市等手段来声援陈鹏年，是有一定的道理。

　　前面提到荡里村村民建庙之事，其起因在《古籍从书》和《碑传集》中都有记载，陈鹏年任苏州知府后，吴中连遭水旱，饥馑又至，时疫流行。陈鹏年每日公事毕，即操舟遍历村墟询疾苦，设法赈救，公费不足，劝富户出粟以赈灾民，又疏浚城河，以利贫民。荡里村和黄天荡周边其它村庄水情和疫情更为严重，陈鹏年精通医术，便亲自为村民诊脉给药治疫，有五百余家被救活，村民为感恩乃立祠建庙。庙中有药签济世，村中老幼皆呼之为“陈阿爹”。

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原名诵坤，字铭坚，是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是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学者。"解放前，日本学者，特别是名牌大学如东京、京都、帝大教授，都看不起中国学者，惟对于顾颉刚先生和陈垣先生，则推崇备至①。”

顾颉刚于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0年北京大学本科哲学门毕业。以后留任教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社会教育学院、兰州大学等，并任北平研究院历史组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燕京学报》、《禹贡半月刊》、《边疆周刊》、《齐大国学季刊》、《文史杂志》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顾颉刚受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整理国故”思想的影响，从二十年代起即从事中国历史和古代文献典籍的研究和辨伪工作。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吸收近代西方社会学、考古学等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籍。与钱玄同等发起并主持了古史辨伪的大讨论，又广集当时的研究成果编成《古史辨》八册，形成了“古史辨”派。顾颉刚在其研究中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认为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周代时最古的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朝有三皇，汉代以后有盘古，古史系统的形成，主要出于战国到西汉的儒家之手。他以疑古辨伪的态度考察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指出孔子的“正乐”与社会上没有关系，批评梁启超把孔子说得太完美；断定六经决非孔子“托古”的著作，六经没有太大的信史价值，也无哲理和政论的价值；否定了儒家利用六经（尤其是利用《尚书》）编成的整个古史系统。又提出，必须打破中国古代民族只有一个、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以及古史人化、古代是黄金时代等观念。这些观点今天看来虽不尽正确，但在当时却具有反封建、反对经学偶像的意义。

顾颉刚一生著述颇丰，除所编《古史辨》之外，重要的尚有《汉代学术史略》、《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尚书通检》、《中国疆域沿革史》、《史林杂识》等等。

顾颉刚生平

顾颉刚（1893一1980）,汉族,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笔名有余毅、铭坚等。

1893年5月8日,顾颉刚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一个读书世家,1897年入私塾读《四书》。祖父、祖母和家仆都极能讲故事,顾颉刚从小就听了许多神话传说故事。1906年入当地一所公立高等小学,1908年转苏州第一中学堂,1912年秋,入上海神州大学,醉心于文学。1913年,入北京大学预科,沉迷于戏剧,发现一个故事会因时、因地、因人而流迁变化。1915年顾颉刚因病回家,完成《清代著述考》二十册,对清代学术有较深领会。1916年转北大本科,读哲学。1918年北大教授刘半农等人发起征集歌谣运动,征集各地民歌,并按日在《北大日刊》上发表一二首。此事引起顾颉刚的兴趣,时值夫人病逝,他回家闲居,心情郁闷,无法着手古史研究,于是便搜集起歌谣来。先在家中搜集,逐渐向邻居亲友搜集,一二年间竟搜到歌谣数百首,并其他方言、谜语、谚语、唱本、风俗、宗教等资料若干。1919年5月,顾颉刚续弦,他写了一篇《一个“全金六礼"的总礼单》的民俗文章。至此他开始考虑民俗学、民间文艺的一些问题,发现歌谣也和小说戏剧的故事一样,会随时随地变化。

1920年,顾颉刚在北大毕业,留校任助教,计划长期编纂一部《中国书籍目录》,约二三百卷。冬,开始点校《古今俗书考》,同时,将自己收集的歌谣，对方言加注后陆续发表在《北京晨报》上,颇获学界好评。1921年,顾颉刚改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助教,任《国学季刊》编委,编点《辨伪丛刊》。同时常与胡适、钱玄同等人书信来往,讨论古史、伪书、伪事等问题,着手撰写“古史辨"论文。这时顾颉刚也致力于《诗经》研究,认为《诗经》中部分诗是徒歌的民谣,先后撰成《汉儒的诗学和诗经的真相》、《歌谣的转变》、《诗经的厄运与幸运》、《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等文章,研究《诗经》的过程中,在《通志·乐略》里读到郑樵论《琴操》的那段“杞梁之妻"的话,引起注意,后又看到有关这个故事的材料,便下决心对这个故事作一番深入的研究,1922年,顾颉刚为商务部书馆编纂中学历史教科书,拟将《诗》、《书》等古籍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初孕“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学说,认为古代的史实记载多由神话转化而成。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 第一，"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至少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1923年底，顾颉刚离开商务印书馆、回北大研究所，担任《歌谣》周刊编辑，专心从事民俗学、民间文艺研究，成为《歌谣》周刊的主要撰稿人。曾先后发表《郑樵对于诗词与故事的见解》、《东岳庙的七十二句》、《两个出殡的导子帐》、《各种方言标音实例（苏州音）》等文章。1924年，《吴歌甲集》在《歌谣》周刊连载，反响很大。同年底发表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惊动了中外学术界,一时应者蜂起,提供资料、书信讨论纷至沓来。顾颉刚决定就孟姜女故事作一系列专题论述,他主编的九期“孟姜女"专号,将征集到的孟姜女故事资料和自己的研究文章陆续登出,成为《歌谣》周刊所出专号中成绩最突出的一种。1925年4月,顾颉刚等人到北京西效妙峰山进行社会民俗调查,后发表《妙峰山的香气》等文章。“五卅"惨案后,顾颉刚为《京极》主编《救国特刊》。9月,撰《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开头》。1926年初,《吴歌甲集》由北京大学歌谣研究室出版。4月《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受到各界瞩目,使顾颉刚成为史学界的核心人物。在所撰长序中,顾颉刚备述自己治学因缘,治学甘苦及治学方向。5月发表《孟姜女故事之历史系统》,6月撰成《苏州的歌谣》。秋天,赴厦门大学任国学院研究教授。年底,游泉州考察风俗,撰成《泉州的土地神》。1927年初,发表《孟姜女故事研究》,比之以前,对孟姜女故事的见解更加成熟,体系更加完整,使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学术界的地位更加巩固了。4月,赴广州中山大学,后担任学校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代理语言历史研究所主任,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等。年底,与何思敬、钟敬文等创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办《民间文艺》（后改名《民俗》周刊）顾颉刚撰写了发刊词。民俗学会还成立民俗物品陈列室,派员到韶关、云南等地考察、搜集唱本等民间文艺资料,创办民俗学传习班,顾颉刚主讲“整理传说的方法"又编辑出版民俗丛书。顾颉刚关于孟姜女故事的论著及其与师友的通信资料曾汇编成三册《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相继出版,《妙峰山》和《苏粤的婚丧》〈与刘万章合作〉也出版了。

1928年3月,顾颉刚赴岭南大学演讲《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阐述民俗研究的意义和目标。同时,顾颉刚任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丛书》的总编辑,负责历史学和民俗学两类丛书的编纂。在中大期间,顾颉刚还先后为刘万章《广州儿歌甲集》,周振鹤《苏州风俗》、钱南扬《谜史》、谢云声《闽歌甲集》、陈元柱《台山歌谣集》、魏应麟《福州歌谣集》、吴藻汀《泉州民间传说》、姚逸之《湖南唱本提要》等书作序,发表《天后》及《东莞城隍庙图》等文章。

1929年5月，顾颉刚到北京，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又兼在北大上课，主编《燕京学报》。自到燕大后，顾颉刚专心于古史研究,决定对旧系统的古史作出清理,先后撰写了大批论文,如《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论易系辞传中现象制器的故事》、《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洪水之传说及治水之传说》等。治史过程中,顾颉刚曾以很大的精力研究《尚书》,发现其中《禹贡》等部分牵涉问题很多,必须进行全面的历史地理研究,才能搞清有关问题。这样,顾颉刚于1933年在北大和燕大开设了“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1934年初与谭其骧等人筹备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制定“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为挽救民族危亡致力于边疆和民族历史与现状的研究。《禹贡》刊物成为当时中国历史地理、边疆和民族史研究的总汇,培养了一代历史地理学人才,并创立了中国的历史地理这门学科。同年,顾颉刚将自己研究《尚书》的成果分辑为《尧典评论》、《尧典问题集》和《禹贡讨论集》等出版,相继发表《五藏山经试探》、《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汉代学术史略》、《王肃的五帝说及其对于郑玄的感生说与六天说的扫除工作》、《三统说的演变》、《汉代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域外交通的故事》、《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夏史三论》、《九州之戎与戎禹》、《鲧禹的传说》等篇〈其中少部分与童书业合作〉。1935年初,顾颉刚曾担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主编《史学集刊》；7月,调查河北省古迹,编纂《北平志》,1936年5月,当选为禹贡学会理事,秋,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主编《大众知识》。从1929年顾颉刚到燕京大学至抗战前夕,他曾做过民间文艺研究,1931年与吴立模合作写成《苏州唱本叙录》。1933年参加燕京大学教职员学生抗日会,成立“三户书社"〈后改为通信读物编刊社〉,出版通俗读物,宣传抗日。接着,发表《鸣凤记中的吴歌》、《明俗曲琵琶调》、《王恩任拟歌谣》、《北平说书分类》、《滦州影戏》、《孟姜女故事材料目录》等文章,又点校冯梦龙《山歌》等。

七七事变后,顾颉刚赴西北工作。9月,任甘肃“老百姓社”社长。编印《老百姓》旬刊。1938年春曾先后赴临洮、渭源、康乐、岷县等地考察。1938年10月,顾颉刚到昆明,任云南大学文史教授,在《益世报》上辟办《边疆》周刊1939秋,顾颉刚到成都,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先后到郫县、双流、新津等地考察。1940年3月,创办《责善》半月刊,陆续发表《虞幕》、《乘龙》、《丽江禹迹》等《浪口村随笔》中的一些篇章。4月,被聘为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委员。1941年春,赴重庆主编《文史杂志》。5月,任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8月，任中央中文系和历史系教授,兼出版部主任。冬,迁北碚,任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社长、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教授等职。1944年秋,受聘齐鲁大学重任国学研究所主任,同时考察大足、合川等地,该年,与娄子匡主编《风物志集刊》。

1945年任交通书局总编辑,1946年主编《文讯》,完成《晋文公》等著作。是年秋,赴西北,任兰州大学教席。1947年担任大中国图书局总编辑,创办《民众周刊》,完成《当代中国史学》等重要著作。1948年7月,任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兼复旦大学教授。1949年,上海合众图书馆油印出版了他的《西北考察日记》、《上游集》、《浪口村随笔》等著作。秋，任诚明文学院中国语文系教授兼主任，又兼震旦大学教授。

解放以后,顾颉刚任上海市文管会委员、上海图书馆筹备委员、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常务理事。1951年任上海学院中文系教授,1952年任复旦大学教授。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员,担任《资治通鉴》总校。1955年,开始标点《史记》。1956年,加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57年,发表《息壤考》。1958年,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常务理事。1959年,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发表《禹贡注释》。1962年发表《尚书大浩今译》,1963年出版《史林杂识初编》,内含《蚩尤》、《颛顼》等篇。1965年冬,因病到北京香山疗养院疗养。1971年开始,担任“廿四史"和《清史稿》的总校工作,1977年完成,先后由中华书局出版,1979年,发表《柳毅传说与遗迹》、《嫦娥故事的演变》、《〈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尚书·甘誓〉校释译论》等论文。该年,担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学术委员、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中国民研会副主席等职。

50年代， 顾颉刚“到京8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 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 苦闷已极。 ”到了“文革”，顾颉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历史所劳动，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脱，顾颉刚的后半生基本还在做学术工作。

1980年12月25日,顾颉刚因病逝世。之后数年内,遗稿《〈禹贡〉中的昆仑》、《酒泉昆仑说的由来及其评论作》、《〈山海经〉中的昆仑区》、《中国影戏略史及其现状》、《〈六月雪〉故事的演变》等陆续得到发表外,顾颉刚尚有数百万字的笔记未曾面世。

顾颉刚作为一个史学家,享誉中外学术界,影响深远。他将史学上的创见运用到民间文学、民俗学领域来,为之贯注新血液,探讨新方法,同样取得了极大成就。他在孟姜女故事和歌谣学、民俗学诸方面的研究,赢得了很高的荣誉。

1924年,顾颉刚在《歌谣》周刊上连载《吴歌甲集》,历时三月,获得学术界好评。《吴歌甲集》于1926年由北大歌谣研究会出版单行本,这是一部科研价值很高的歌谣集子,不但出版的时间较早,而且有比较详尽的注释等,还附有研究文章《写歌杂记》多篇。刘半农写信给他说：“中国民俗学的第一把交椅,给你抢去坐稳了"。

在民俗方面,顾颉刚作过很多考察研究。对妙峰山的考察,对土地神的探究以及对苏州婚丧礼节的论述,都不断有文章发表。在风气未开的当时,影响颇大。其中《妙峰山的香气》对群众朝拜碧霞元君女神的盛况作了考察研究,分析各种人朝拜、祈福的迷信心理和庙主假神戚敛财的实质,发现了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祈福心理的关系。这体现了顾颉刚不是为调查而调查,为研究而研究的学术观点。

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我国是首次对传说故事进行精细和系统的考证。他对记载于各种古籍和流传于当时口头的有关材料进行分析,对这个故事的产生、传播及变异状况进行系统的考证,意在对孟姜女故事起源的时间、地点和情节变化以及与历史的关系,作出尽可能科学的阐释。其《孟姜女的故事转变》和《孟姜女故事研究》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从纵横两方面提出了故事的历史系统和地理系统。特别是后文,更加全面而系统地体现了顾颉刚的见解,他最重视“演变法则",试图由此来认识故事的源头、发展及变形。显然,他是将其古史学说“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点运用到这个故事的研究中来的,这使其在这个研究领域里的成就卓然不群。顾颉刚对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结论,一直很有影响,特别是其中对故事历史系统的研究成果,多年来一直成为定论。后来的许多民间文艺研究者,多在上面作些补充与发挥,他的“演变法则",也成为我们至今还在沿用的研究方法。

当然,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主要目的是“为研究古史方法举一旁证的例",是将传说作为研究历史的资料。研究结果表明,从孟姜女故事已看不清杞梁妻的真正历史面目了。既然如此,传说中记载的其他古史现象也便不可信了。这才是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的真正目的,文章中贯穿了新疑古派的思想与方法。 在古史研究中,顾颉刚还涉及到许多古神话传说故事,对尧、舜、禹等神话传说均有研究。

顾颉刚为中国民间文艺理论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他那种对民间文艺作出了很大贡献。他那种对民间文艺作动态考察的眼光（“演变法则”）和对古籍资料搜求鉴别的真知灼见,曾给我国民间文艺研究以巨大影响,他研究中被及到一些神话传说人物、事件等,成为后来一些人的研究课题。除此,单就他在主编杂志、主持学会、宣传民间文艺、提醒带动同人进行民间文艺研究方面作的辛勤努力和所起的倡导性作用而言,其功劳也是异常卓著的。

注：①黄现璠撰《回忆中国历史学会及越裳、象郡位置的讨论》, 载《顾颉刚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6年7月初版

顾颉刚研究书目

顾颉刚先生学述 刘起釪 中华书局 1986年5月出版。

顾颉刚先生著述年谱 郑树良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7年4月出版。

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 巴蜀书社 1990年4月。

顾颉刚年谱 顾潮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3月。

顾颉刚评传 顾潮、顾洪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5年11月。

顾颉刚学术思想评传 刘俐娜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年9月

古史辨学说评论讨论集 陈其泰、张京华 京华出版社 2001年2月

港台研究书目：

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民族主义与取代中国传统方案的探索

(美)施耐德著(1971年) 梅寅生译 台北华世出版社 1984年1月。

《古史辨》——中国一次科学论战的结果 (德)吴素乐

顾颉刚最后三十年 (德)吴素乐

顾颉刚与中国古代历史的考证 (德)吴素乐

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 王泛森 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司 1987年。

疑古思想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 彭明辉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1年9月。

据刘俐娜《顾颉刚学术思想评传》增补

是的。阖闾城遗址位于江苏省常州市雪堰镇城里村与无锡市胡埭镇湖山村之间，为春秋时期城池遗址，是扼守太湖北部的军事站略要地阖闾城。

该城始建于周敬王六年 (公元前514年)，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时间。城址呈长方形，城中段有残存城墙相隔，形成东西两个方形城区。东城较小，在无锡境内;西城较大，大部分在武进境内。城墙残高3-4米，墙基厚约20米，均系夯土筑成。城壕总长约4000米。发现陆门和水门、大型建筑群、护城河等遗迹。西城遗有练兵场和点将台，一土墩传为兵器库遗址。城东北胥山传为伍子胥屯兵处。

遗址出土有新石器时代的夹砂陶、红陶和西周至春秋时期流行的曲折纹、回纹、菱形填线纹等几何形残陶片。为研究春秋晚期吴国历史和无锡的吴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1982年3月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5月，被国务院核定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阖闾城作为吴都虽然只有30年的历史，但这个吴都存在的时期正是吴国最辉煌的时代，从吴国精神楷模季子到吴国最伟大君主阖闾。

扩展资料：

考古过程

2009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组成了联合考古队，开始了对苏州先秦时期古遗址的全面调查、发掘和研究。这同时也是对东周时期吴越地区大型遗址进行的首次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通过近六个月的调查和发掘，一座面积大、遗存丰富、等级高的大城渐渐掀开历史的卷帘，慢慢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在口传历史中不难发现，今天的苏州西南部山间盆地，也有多处与吴国建城有关的地名，如木渎、馆娃宫、胥山、胥口、越城等。宋人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记·城邑》也记载：“而流俗或传吴之故都在馆娃宫侧。”在考古队看来，除了上述的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外，这座古城所处的位置，也比现在的苏州市区更适宜用作春秋晚期的吴国都城。

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付仲杨先生提供的地图上可以看到，古城遗址位于盆地之内，三面环山，只有一个主要的山口可供军队进出。将城门设在山口所对的位置，就可以形成极好的防御效果。胥口新锋村发掘点发现的水门遗址紧靠太湖，也与史料中，吴国拥有强大水军的记载相对应。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中国新闻网-苏州发现东周大型城池遗址 或吴国都城

一、东吴大地的史前文明

在距今3700年前后，洪水终于退却，气候也随之好转，远出避难的人们逐渐返回了远离的家园。虽然曾经辉煌一时的“良渚文化”受此灾变，而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恢复，但回归的居民却带回了周边甚至中原地区的诸多文化因素，形成了当地的“马桥文化”。大约在公元前1l世纪，北方周族人的一支，南下太湖流域，与当地的居民结合，共同整治水系，恢复生产，建立国家，这就开始了记载中的吴国的历史。从殷商晚期到春秋中叶的数百年间，吴国尚未完全从洪水造成的灾难中摆脱出来，因此，经济、文化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原许多诸侯国家，以致长期以来只是一个僻处于长江下游默默无闻的蛮夷小国而已。

二、壮丽宏伟的吴国宫苑

苏州园林的起源，较阖闾城的出现更早。如今所能见到的最早记载，是唐人陆广微在《吴地记》中所载的吴王寿梦的“夏驾湖”。据后人考证；“夏驾湖”位于今天苏州城内吴趋坊一带。当年寿梦为盛夏避暑纳凉，在此“凿湖池，置苑囿”，故名“夏驾湖”。到阖闾建城，“夏驾湖”又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增筑改建，成为阖闾、夫差两代君王的游乐之所。吴国覆亡之后，此苑被废弃而荒芜。到宋朝，湖已基本不存，仅在西城根下留有一部分，与外壕相联，当地百姓在其中植栽菱荷，其菱味甜美，称“夏驾湖菱”。宋人杨备有《夏驾湖》诗云：“湖面波光鉴影开，绿荷红菱绕楼台。可怜风物还依旧，曾见吴王六马来。”大约到清代初年，夏驾湖完全湮为平地。

春秋吴国最负盛名的宫苑，是位于吴城西南30里灵岩山上的“馆娃宫”。据说吴越由于疆界相接，长期以来时有小争，但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征战。阖闯五年(公元前510年)，吴王借口越国不随其伐楚，而大举进攻越国，破携李城(今浙江嘉兴附近)，自此吴越结下冤仇。阖闾十年(公元前504年)，越国乘吴王率兵攻楚，并与之相持之际，从其后方掩袭吴地。在背腹受敌的情况下，吴王大败而归。阖闾十九年(公元前495年)，吴国大举伐越。由于轻敌，吴为越所败，阖闾也因此受伤而亡。夫差二年(公元前494年)，为报父仇，夫差亲自率兵攻打越国，大败越军于夫椒(在太湖中)，越王勾践仅领残部5000逃归国都会稽。吴国原想乘胜一举灭亡越国。在此危急时刻，越国臣僚提出了忍辱图存的策略，由越国大夫文钟前往吴国，厚贿吴宰相伯豁，说以利害，终于在伯豁的帮助下，说动吴王同意接受越国的投降，让越王勾践率妻子到吴国为奴。

三、秦汉吴地苑园

吴国灭亡之后，其地为越国所有，阖闾城丧失了作为一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城市衰落，宫苑荒芜。不久越国又被楚国所灭，吴越大地都并归楚国。公元前262年，楚考烈王即位，封春申君黄歇，公元前248年赐领江东吴国旧地，始对荒废了200余年的吴城宫室重加修造。春申君父子在治吴期间，更对当地颇多建树，单兴修水利方面，就对城中居民免遭水患作出了较大贡献。此外还有“桃夏宫”、“吴市”、“吴诸里大闸”、“吴狱庭’’等营建活动。史书中有“春申君都吴宫，因加巧饰”之说，但由于记载疏略，难以了解更多的详细情况。秦始皇并吞六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于吴越之地置会稽郡，原吴城及周边地区建为吴县，故城成了郡治的所在地。不久刘邦借助农民起义的力量，推翻了秦朝的统治，建立起了刘汉政权。起初江南及吴县仍沿袭秦制，属会稽郡。高祖六年(公元前210年)，吴地封与荆王刘贾，后又为吴王刘濞的封地。到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刘濞反汉被杀，恢复会稽郡。东汉永建四年(公元129年)，分会稽郡，将浙江以西之地设吴郡，吴故城为吴郡治所。 秦汉时期，吴地地广人稀，与当时的北方中原地区相比，经济和文化都较落后，但因有春秋吴国宫苑的遗存，仍可看到这一时期不少有关造园活动的记载。西汉刘濞居吴时，也曾对原来遗留的“长洲苑”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葺，以致枚乘在《谏吴王濞书》中写道：“(武帝)修治上林，杂以离宫，积聚玩好，圈守禽兽，不如长洲之苑；游曲台，临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后来唐人孙逖的《长洲吴苑校猎》诗也写道：“吴王初鼎时，羽猎骋雄才。辇道阊门出，军容茂苑来。山从列阵转，江自绕村还。剑骑缘汀人，旌门隔屿开。合离分若电，驰逐隘成雷。胜地虞人守，归舟汉女陪。可怜夷漫处，犹在洞庭隈。山静吟猿父，城空应雉媒。戎行委乔木，马迹尽黄埃。揽涕问遗老，繁荣安在哉”

四、“吴中第一”的六朝园林

自东汉末年起，我国进入了一个战乱频繁的动荡时期。起先是为镇压黄巾起义，而演成各地军阀割据混战的形势。继而兼并为三国鼎立，相互间又时有攻伐。三国归晋后，虽有一段短暂的平静期，但不久西晋皇室中的争权夺利又发展成“八王之乱”。此时，北方一些游牧部族乘机进入中原，各自划地建国，彼此间争夺与混战，又形成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直至公元581年隋朝建立，方使国家逐步统一，从而结束了长达近400年的分裂和战争状态。

五、隋唐五代时期的姑苏园林

经历了近400年的战乱、分裂之后，北周到武帝时已逐步统一了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其时，隋国公杨坚及其父杨忠，因战功显赫而逐渐控制了北周的军政大权。北周大定元年(公元581年)，杨坚逼迫静帝禅位，建立隋朝，称文帝，当年改元为开皇元年。杨坚称帝后，一方面在北方施行均田、租调，统一北朝时期混乱的货币制度，以及改革朝廷和地方行政制度，以巩固其统治，同时积极准备向江南进军。经过了几年的恢复之后，隋朝已国力大增。开皇八年(公元588年)冬，杨坚之子晋王杨广，率兵五路临江，次年一举渡江灭陈，不久即平定了南方所有州县，统一了全国。文帝时期，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的巩固措施和经济政策。使国家日渐繁荣，呈现出“强宗富室、家道有余”的景象，“中外仓库，无不盈积”。各地还出现了许多“重楼延阁相互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的商业集散地。(《隋书·食货志》)继文帝之后，炀帝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并为便利漕运及军事运输，利用南北天然河流及旧有渠道，开凿自余杭直通洛阳的大运河，促进了当时的商贸发展。然而，隋朝的强盛也是建立在迫使百姓承担繁重徭役和兵役之上的。文帝建仁寿宫的工程浩大，役使严急，丁夫死者成万。炀帝营洛阳、凿运河，更是“年常役百万人”，而文帝，炀帝数次征伐辽东，又都是劳而无功。炀帝每年远出巡幸，更是需要沿途郡县强迫农民预交数年的租调，于是山东、河北自大业七年(公元611年)起，开始暴发农民起义。到大业十三年(公元619年)，各路义军实力越来越强，隋王朝已陷于土崩瓦解。大业十四年(公元620年)，禁军首领宇文化及终于在江都缢死了炀帝，隋朝灭亡。

六、两宋年间的平江园林

经历了唐末五代的动乱之后，赵匡胤在原后周的基础上，利用兵变夺得政权，建立了赵宋王朝。不久，对国内各割据势力用兵，在军事打击与政治压力之下，各割据政权相继覆亡，终于完成了全国的统一。鉴于唐末以来的藩镇割据的教训，宋朝建国之初，就采取了削减州郡长官权力、改任文人的做法。同时又收夺各高级将领兵权，且经常更换军队驻屯地区，从而大大削弱了宋朝的军事力量，形成所谓“偃武修文”的政治制度。其结果，虽使国家倍受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威胁，但因政府对文人的优厚待遇，以及隋唐以来的经济发展，促使宋代的文化较以前又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苏州经过隋唐五代的发展之后，到北宋时期，其繁盛之状超过以往。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中说：“钱氏有吴越，稍免干戈之难。自乾宁至太平兴国三年钱傲纳土，凡七十八年。自钱锻纳土至今元丰七年，百有七年矣。当此百年之间，井邑之富，过于唐世，郛郭填溢，楼阁相望，飞杠如虹，栉比棋布，远郊隘巷，悉瓮以甓。冠盖之多，人物之盛，为东南冠，实太平盛世也。”在造园方面，高堂广宅式的府宅园林仍在流行。如祥符进士、两守苏州的蒋堂“隐圃”，内建“岩扃”、“烟萝亭”、“风篁亭”、“香岩峰”、“古井”、“贪山”诸景，又有溪池、“水月庵”、“南湖台”等，甚至蒋堂还将溪池风光比作“采香径：’和“明月弯”

七、元朝的苏州园林

蒙古部族，原为世居塞外的古老游牧部族之一，在唐称“蒙兀室韦”。宋金对峙之际，蒙古诸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渐强盛。13世纪初，蒙古孛儿只斤部在其首领铁木真的率领下，已先后臣服周围诸部，统一了大漠南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铁木真大会各部于斡难河，被尊为“成吉思汗”(后尊为元太祖)，创立了蒙古汗国，并开始大规模的西征和南侵。世祖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取《易经》乾元之义定国号为大元。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亡宋，统一全国。蒙古势力在刚进中原时，曾将北方大量民田占为牧场，为征用车马，还强令百姓不得将马用于拽碾耕作，使北方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统一全国之后，为削弱汉人的反抗，还将境内之民分为4等，汉人被置于社会的最底层，这又制约了我国文化的发展。直至平息了国内大部分地区的反抗后，受中原及江南高度发展的农耕经济的影响，元朝统现。尤其是一些文人，因不屈于外族的统治，常将山水作为平抚胸中愤懑的良方，从而使园林兴建有所发展。

八、闲适典雅的明代园林及造园著述

元代末年，各地的抗元斗争蜂起云涌，不久南方形成了陈友谅、张世诚、方国珍、朱元璋等多处武装割据。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削平南方各割据势力后称帝，建立了明王朝。与此同时，其北伐大军也迅速推进，子同年八月攻克大都，将元顺帝逐出中原。

由于经历了元代短暂而残暴的统治，以及元末抗元战争和割据势力的相互攻伐，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文化受到了较严重的摧残，明初便采用“宽政”，以“安养生息”为治国方针，经济上则采取移民垦荒、实行军屯、减轻赋税及兴修水利等措施，同时遏止奢侈，提倡节俭，从而促使农业、商业及手工业都在短期内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由于吴地在元末曾是张世诚的势力范围，并将苏州建为都城，因而朱元璋在平灭张世诚时，也殃及当地百姓，不仅焚毁了张氏王宫，而且将吴地大量富户迁徙到凤阳，又沉重打击了当地的经济，滞后了这里的经济和文化的恢复。所以明代前期，苏州地区的造园活动未有太大的发展。到明代中叶，社会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经历了一段较长时期的休养生息之后，再度出现繁荣。但有鉴于对明初以来政治上党狱株连的恐惧，对文化上程朱理学的厌倦，在江南地区出现了一批不思仕进，专事享乐的“有闲阶层”。当然，所谓“闲”，并非无所事事，而是将绝大部分精力，用在对衣食生活的追求，对生活中诸多事宜的深究和考证之上。因而推动了这一时期造园活动向纵深发展，还出现了许多讨论园林规划和设计的杂论、专著。这就使苏州乃至整个江南地区的园林发展，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出现了下述著名园林：

九、清代的“半城园亭”

明清鼎革，虽然也曾造成经济的破坏和文化的衰退，但由于清朝的统治者能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南下进行统一战争之际，就有意识地拉拢汉族的士大夫阶层，并在全国趋于安定之时，改变了人关后一味烧杀劫掠的政策，采取措施以恢复生产和缓社会矛盾。因此，到康熙初期，就已初见繁荣。江南因自古繁华，所以不仅医治战争创伤的时间更短，经济的恢复更早，而且还有继续向上发展的势头。到康熙中叶以后，苏州阊门内外已是“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璨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孙嘉淦《南游记》)有了发达的经济作为基础，然会带动百业兴旺，文化昌盛，造园之风也日益兹长。清末诗人袁学澜在《苏台揽胜词》中写道：“兹自承平日久，闾井繁富。豪门右族，争饰池馆相娱乐。或因或创，穷汰极侈。”据清同治《苏州府志》统计，直至当时，清代的府宅园林就不下130余处，而仅以花木峰石稍加点缀的小型庭院，更是遍布街巷，多不胜数，故有“城中半园亭”之誉，雄称天下。至清代中后期，尽管国势日衰，但对苏州的影响并不太大，园林兴建仍时有所闻，只是人清后随着造园活动的普及，造成了园林风貌的雷同和程式化。

十、近代花园

早在明代中后期，西方思想就开始进入我国，并逐渐传播。进入近代社会，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我国的国门后，西方文化的冲击更是异常强烈。一方面，是众多有识之士有感于国家积弱不振，倍受外族欺凌，希望借助国外的民主思想来振兴祖国，抵御侵略；另一方面，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在我国许多城市设立租界，开办洋行、工厂，更直接地将西方的生产和生活模式带人中国，从而动摇了千百年来的固有传统。苏州虽属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消费型城市，但普遍的社会倾向自然也会在人们的生活追求中有所显现，尤其是地近上海这样一个被称之为“帝国主义冒险家乐园”的国际化都市，受其影响更为强烈。因此，除个别园宅由于自身的承传关系和一定的社会条件，而继续出现外，固有造园传统的总趋势已日渐式微。而受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园宅建设中也有西洋因素的引进，出现了所谓“中西合璧”风格。这种园林形式的优劣姑且不论，却是为发展了2000多年的传统园林艺术注入了活力，给人以“新异”之感，只是因为时局所限，而未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此外，在“民主”和“民族”思想的影响下，我国的公园渐次在上海、北京、南京等地出现。苏州也因经济和文化都较为发达，所以继上海之后，各城镇也开始营建或改建公园。于是，苏州近代的造园，可分传统花园、新式花园和公园这三个方面来介绍。

近代传统园林

(一)春在楼——是这一时期为数不多的按传统方法营建的宅园之一。位于洞庭东山，为金锡之兄弟所建。金锡之早年受雇于上海某企业家，后人赘为婿。由于经营有方，且又继承了岳丈的大笔遗产，遂成巨富。发迹之后，令其弟金植之在家乡东山镇附近，营建了这座豪宅，以光宗耀祖。

园宅占地约5000平方米，居宅建筑，坐西朝东按传统轴线布置。由于大门东向，故取“向阳门第春常在”、“春天永在，万年长青”之意，题名为“春在楼”。大门之前是开阔的庭院和高大的照墙，入门依次为前楼、中楼、后楼和附房杂屋。楼厅之间用厢楼相连，并楼面前后沟通，形成了所谓的“跑马楼”。整组建筑大面积使用当地传统的砖雕、石雕和木雕，俗称“雕花大楼”。门前庭院之南，为始建于明代的

老屋“亲德堂”。“春在楼”北建有花园。

“春在楼”花园面积近300平方米，东西狭长。内有假山、水池、回廊、曲桥。磴道蜿蜒，洞壑幽深。四时花木，参差布置。为扩大景深，利用了传统的借景方法，在北楼加廊，亭上建阁，使建筑高下错落；在起伏的云墙上，辟有13方漏窗，令园内外的景色相互关联。

(二)朴园——位于苏州城北高长桥，是又一座采用传统方式营建的园林。园主汪某是上海商人，1932年到苏州购地建园。园林虽然仍以假山、水池为主，但作为主体建筑的四面厅及花厅等，已能看到近代上海仿古建筑的影响，体量小巧，不拘成法。园中花木也品种繁多，变幻丰富，使园景在荫郁幽邃中增添了某种清新。

(三)启园——位于洞庭东山。建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大体也是传统风格的园林。园址原为濒临太湖的鱼塘洼地，东山商人席启逊在此购地10余亩，又向太湖要地。填扩至40余亩。建园之初，由著名画家蔡铣、范少云、朱竹云等，仿明代王鏊的名作《招隐图》的画境予以设计，寓意“临三万六千顷波涛，历七十二峰之苍翠”。园林的主体建筑，是两层四面厅“镜湖厅”，四周空旷开阔，能极目远眺，收湖光山色于眼底。东面叠湖石“五老峰”，置“真竹假笋”。园中设有复廊，这不仅丰富了原来较为空廓的园景层次，而且使人在任何气候条件下，都能观览游憩，所以俗称“避阳弄”。如此种种，都体现了传统手法的继承。“镜湖厅”前，绕有大池，名“转湖”。沿湖驳岸用疏密相间的湖石拟动物造型，这种趣味在当时较流行。“转湖”外临太湖处，有小河长堤，堤中留有缺口，上架拱桥，这不仅将河水与太湖贯通，在当年又是园主坐汽船由太湖开来的人口。小河的一端通往“新楼”，即居宅。由此可见新的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影响。整座园林在建筑、山水、花木的规划上，构图均衡呼应，配置和谐，而且疏朗明快，可以说是民国期间最为优秀的作品。

近代新式花园

(一)天香小筑——受西洋建筑文化的影响，苏州此时出现了一些所谓“中西合璧”的新式花园，“天香小筑”就是其中较著名的一座。天香小筑位于苏州城内人民路，为东山商人席启逊于1933年所建。园宅占地共3亩6分。其西为住宅，平面作“回”字形布置。南面作“鸳鸯厅”，其后为天香小筑“品”字形排列的3幢2层楼房。主要建筑间用廊相连，围合成院。屋角墙隅缀以花石。宅东花园占地约1亩5分，内堆土山，绕以长池。池周有曲廊、花径、湖石、树木。因山顶六角亭侧，散列无数状如各种动物的太湖峰石，所以当地人戏称其为“百兽园”。

(二)紫罗兰小筑——位于苏州城东甫桥西街，又名“周家花园”是著名作家、盆景艺术家周瘦鹃的宅园。其前身为书法家何子贞的“默园”。“九一八”事变后，周瘦鹃从上海返回故里，用长年的稿酬积蓄购得，欲从此放弃文笔生涯，以侍弄花木盆景自娱。1946年翻建旧屋，改造花园，新建了平房6间。中为“爱莲堂”，是接待宾客之所。其西“且．住”陈列古玩。又有“寒香阁”。厢房“紫罗兰庵”杂陈奇石。

堂东的“含英咀华之室”是主人的居室，1955年又在其上加盖楼层，用作书房。还有六边形的厢房“凤来仪室”。园地以“爱莲堂”为界，中分为东西两区。

近代公园

自1868年上海在黄浦江与苏州河的交汇处，兴建了被人称作“公家花园”的外滩公园以后，就揭开了我国近代公园营建的序幕。然而这座公园只向外国人开放，华人不得人内。

(一)苏州公园——俗称“大公园”，占地64亩。其址相传是春秋吴城的子城，之后为历代郡守衙署。元末张士诚称王，在此建王府。后来朱元璋灭张士诚，将此焚毁，故又被叫作“皇废基”。辛亥革命后，人们倡议在此建造公园，题名为“皇废基公园”。

　　位于苏州市原铁瓶巷的过云楼，由官至浙江宁绍台道员的顾文彬（1811－1889）及其三子顾承（1833－1882），修建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过云楼收藏古今书画珍品富甲吴中。这里的“书”是指法书，非指书籍，在顾氏藏品中，书籍不占主要地位，所以过云楼一向被称为藏画楼。顾承的三子顾麟士（1865－1930），字谔一，号鹤逸，祖述家风，被称为“当代虎头”（东晋画家顾恺之小字虎头），张大千赞誉他为“当代鉴赏第一人”。顾麟士一生好版本之学，宋元旧椠及老辈遗著，悉数悬金求之，重金收购了黄丕烈、莫友芝等藏书家散佚的古籍。

　过云楼藏品饱经磨难

　百余年来，中国战乱频仍，过云楼珍品命运多舛，饱经磨难。

　1937年抗战前夜，眼看战争要打响，顾家人紧急商讨对策，决定逃到上海租界。他们先把家藏书画中最精华部分存入上海租界的银行保险库，其余部分仍旧藏匿在家中。他们在朱家园住所的天井里挖了一个地窖，地窖从紧挨院子的后房地板下开挖，一直通到院子里，有一人多高，里面铺油毛毡防潮，其上再抹水泥。“地窖等于防空洞”，顾公硕之子顾笃璜说，地窖有十几平方米，一部分不能运往上海的书画密封在白铁皮箱中，藏入地窖。

　1937年8月16日，日军投向苏州的第一颗炸弹，炸毁了朱家园顾家大厅，顾麟士的幼子顾公硕及家人只随身带了些日用品，连夜赶到万年桥，坐船逃到横泾镇，后又搬到光福镇司徒庙旁的徐家祠堂居住，之后在亲友帮助下，辗转到了上海租界。

　同日，顾麟士的三子顾公雄及家人带着书画，逃离苏州城，先避居蠡墅镇亲戚家，再迁到常熟县住了数月，1938年初，在妹妹顾延及妹夫陆楚善帮助下，借得上海天香味宝厂卡车，司机是日本侨民。在常熟城外往光福寺的途中，卡车遭到日本兵盘问，那位日本司机应对，才通过检查。但车上装满画箱，没有位置接载所有家人，顾公雄决定先将书画送走，将两个儿子留在常熟汽车站的小店，直到第二天才再次派车接到上海。抵达上海后，他将一部分珍品寄放在常熟著名藏书楼铁琴铜剑楼主人瞿启甲父子的寓所，1948年将所藏书画全部存入中国银行保险箱。

　苏州沦陷后，顾公雄、顾公硕在朱家园的住所被日军搜查了7天，顾麟士四子顾公柔所居的西津别墅则被搜查了15天，正所谓掘地三尺。局势稍稍平静，顾家人回苏州探视，发现家园惨遭蹂躏，满目疮痍，放在楼上书柜中来不及带走的字画，遭日军翻箱倒柜劫掠，字画卷轴堆积一地，而字画芯子全被挖走；那些来不及带走沉在井里的商周青铜器全部不知去向，这些虽非过云楼主要藏品，但其艺术价值都是不低的。这些日军全是行家里手，且是有备而来，目标非常明确。

　待抗战胜利，顾家人重返家园。地窖虽未被日军发现，但却已进水，变成了水窖，白铁皮箱浸*在潮气中，箱体生锈，箱内书画霉变，损失惨重。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顾公雄临终前向家人倾吐蕴藏心底的愿望——将书画捐赠给国家。他病逝后，夫人沈同樾及其子女顾笃瑄、顾榴、顾佛、顾笃璋、顾笃球，于同年首次将所藏部分书画捐赠国家，1959年，将余下的书画再次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两次捐赠，共计393件书画，明刻善本和罕见稿本10多部。

　1959年3月30日《人民日报》刊发消息《沈同樾献出一百多件珍贵书画给上海博物馆》，全文如下：

　新华社上海29日电 年逾六旬的收藏家沈同樾先生，继1951年和她的子女将家藏一百三十多年的二百二十四件宋元明清书画和文物捐献给国家以后，最近又将珍藏的一百六十九件名贵书画全部献给上海博物馆。

　为表扬沈同樾先生这种爱国主义思想，在今天上海博物馆举办的“沈同樾先生等捐献所藏过云楼书画展览”的预展会上，上海市文化局发给沈同樾先生一万元奖金。

　沈同樾先生这次捐献的一百余件著名书画中，有极为珍贵的宋朝魏了翁文向帖，张渥九歌图；明朝祝允明怀知诗卷，沈周送行图，文徵明风雨重阳诗画；清朝释道济花果册，吴烈墨笔山水轴等。

　首次捐赠，沈同樾及其子女将国家给予的数千元奖金全部捐献出来，支持抗美援朝；再次捐赠，一万元奖金又全部捐献给街道，支持发展生产。

　顾家捐赠的珍品极大丰富了上海博物馆的馆藏。上海博物馆自称正是苏州顾家的书画与潘家的鼎（军机大臣潘祖荫珍藏的大克鼎、大盂鼎，有天下三宝有其二之说，1951年潘家后人捐给上海博物馆），撑起上海博物馆的半壁江山。

　1960年，苏州博物馆成立，急需充实藏品，苏州博物馆副馆长顾公硕就将珍藏的124件文物无偿捐献。

　1966年，“”风暴席卷苏州。顾公硕次子顾笃璜首当其冲，被定为苏州三家村之一而被打倒。顾公硕主动请求苏州博物馆前来抄家，以免文物遭“破四旧”毁灭之灾。不料，苏州博物馆造反派及江苏省苏昆剧团的造反派同时到达，把珍藏全部运走，整整装了7卡车。

　结束后，抄家物资发还顾文彬后人，但仍有不少缺失，其中便有过云楼藏书中名列目录之首的宋版书两部。

　过云楼藏品的归处

　1992年，南京图书馆通过苏州古旧书店向顾文彬后人求购过云楼藏书，入藏书籍共500余部3000余册，其中宋元刻本及名家抄校本不少。

　2009年8月，顾文彬收藏的《七君子图》《王石谷水竹幽居图卷》两幅珍贵书画，被苏州博物馆永久收藏。估价逾亿元的《七君子图》，为元代书画名家赵天裕、柯九思、赵原、顾安、张绅、吴镇六人的七幅墨竹图合卷。六人皆为元代名家，该卷囊括了六人同一主题的画作，实为难得。

　《七君子图》的最右边是清乾隆年间藏家乔崇修书写的隶书“六逸图”三字引首，往左依次是清代金石家张廷济（号叔未）书写的“六君子图”，最后是吴昌硕书写的“七友图”。张见阳、乔崇修分别是清康熙、乾隆年间《七君子图》的收藏者，道光年间张廷济为其后的藏家蒋光煦题写引首。顾文彬得到这幅珍品后，见到的张见阳旧藏“已非完璧”，适逢他刚购得吴镇的横幅，“尺寸悉合，取以配入”，天衣无缝，仍然命名为《竹林七友》。

　顾文彬将过云楼藏品全部传给六孙顾鹤逸，顾鹤逸生前将过云楼书画分给四个儿子，《七君子图》《王石谷水竹幽居图卷》为四子顾公柔所得。1929年，顾公柔病逝，两幅书画又由其子顾笃琨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