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石器时代

1994年，中外考古工作者在和什托洛盖骆驼石高台上发现一批砍砸器、薄刃斧和手镐等石器制品，其中一种在欧洲流行的名为勒瓦娄哇石片的石器尤其引人关注。这是新疆迄今发现的一处最古老的人类活动地点。

从各地陆续发现的旧石器遗物的特征分析，至迟在距今约1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疆地区已经有人类活动的迹象，早期新疆北部人群主要从事狩猎采集活动。

中国古代遗址非常多，数量巨大而分散，因此只列举10个最著名的作为代表。

北京故宫。明清两代皇朝的故居，已有1000年以上历史。

西安秦始皇陵。中国第一代皇帝秦始皇的陵墓，国家重点保护文物。

圆明园遗址。位于北京市，原为清朝皇家园林，八国联军侵华时被焚毁。

西汉南越王陵。位于广东省广州市，西汉南越国第二代国王赵昧之墓，国家重点保护文物。

西夏王陵。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国少数民族政权“西夏王朝”的皇家陵墓，国家重点保护文物。

布达拉宫。位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国少数民族吐蕃人所建造的宫殿，距今已超过1000年历史，国家重点保护文物。

高句丽皇城及贵族墓葬。位于吉林省集安市，北方游牧民族高句丽所建立的政权，至今已有500年历史。

马王堆。位于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出土的汉代女尸历经2000余年，尸身不腐，被誉为“考古界的奇迹”。（马王堆并非干尸）

湖南大学。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湖南大学前身为岳麓书院，建于公元976年，是中国惟一具有1000年历史的学府。

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始建于公元493年，集合历代皇朝的佛像和书法摹本，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国家重点保护文物。

2021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于3月31日揭晓。无论是最终上榜的10个项目，还是止步于终评的10个项目，都是2021年度全国1700余个考古项目的代表。

四川稻城皮洛遗址

中国样本抹掉“莫维斯线”

该遗址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该遗址最重大的发现是数量丰富、形态规整、技术成熟的手斧和薄刃斧，是目前东亚地区形态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备的阿舍利组合，也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产品。

阿舍利技术是早期人类智慧技能发展到一种高峰的标志。20世纪40年代“莫维斯线”假说，认为在旧石器时代，该线以西的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是早期人类文化的先进地区，是以阿舍利手斧为代表、能掌握先进工具制造技术的先进文化圈；而位于该线以东的中国等地区，是以制造简单的砍砸器为特征的“文化滞后的边缘地区”。本次皮洛遗址发现的阿舍利组合，为“莫维斯线”论战画下了休止符。

专家点评：赵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

这个遗址的面积达100万平方米，在旧石器时代遗址里，是极为罕见的大型遗址。皮洛遗址海拔3700多米，目前发现的手斧已距今13万年，这意味着13万年甚至更早以前，中国人类已经可以征服高海拔、高寒等极端环境。新的发现突破了“莫维斯线”，为研究早期大范围人类的迁徙、技术交流提供了全新的资料。

三星堆遗址4号祭祀坑出土的扭头跪坐铜人像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皮洛遗址出土的阿舍利技术体系组合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郑家湖墓地出土的漆器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江村大墓外藏坑出土的金器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岗上遗址南区墓地出土的典型玉器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黄山遗址出土的玉璜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吐谷浑王族墓葬群中慕容智墓石志盖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明中都遗址宫殿基址出土的螭首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河南南阳黄山遗址

独山玉制造的“工业园区”

该遗址位于河南省南阳市东北部卧龙区蒲山镇，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玉石器制作特征鲜明的中心性聚落遗址。

考古人员发掘出土了若干“前坊后居”式大型建筑遗址、“坊居合一”式中型建筑遗址。这个建筑群是国内保存最好的史前建筑之一，墙体存留高，内部设施齐全。特别是最大的、编号为F1的“前坊后居式”7单元大型连间长房，面积超过150平方米，极为罕见。

从遗址中出土与制玉相关的工具、原材料几千件。一件磨石墩上甚至绘有褐红色人物劳动、卧猪、兰草写意图，堪称绝品。石器质地主要是独山石，以农具和兵器为主。玉材主要为独山玉。

在黄山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玉器、石器加工制作的相关资料。南阳有独山玉，玉产自独山，这就是人类最早利用、开发优质石质材料的案例。这里制作出来的东西流传范围不断拓展，这里就变成了经济中心、制造业中心等。

山东滕州岗上遗址

第一次发现大汶口晚期的城

该遗址位于滕州市东沙河街道陈岗村东部漷河两岸，时代以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为主，也有部分东周、汉代遗存。

考古发现了巨大的城址：东西长约800米，南北宽约550米，面积达40万平方米，城墙宽10 22米，壕沟宽10 60米，最深处28米。这是海岱地区目前发现面积最大的大汶口文化城址。墓葬分布集中，有明显成列排布规律。墓葬等级差异巨大，主要表现在体量、葬具结构及随葬品等方面，可分为大、中、小型三类。三联棺、器物箱等葬具结构均是目前最早的发现。

专家点评：陈星灿（中国 社会 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

这是第一次发现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城，而且还是一个巨型的城。遗址上的墓葬之间规划有序，大墓可以在10平方米左右，大墓的随葬品100多件，这是非常罕见的，表明这个 社会 高度分化。这个遗址之所以重要，因为对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尤其实证黄河下游地区中华文明起源五千年 历史 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

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郊，地处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流域，面积约12平方公里。祭祀区考古发掘是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的实施内容之一。从2020年3月启动发掘至今，共计发掘面积1202平方米，发现“祭祀坑”6座、灰坑78座、灰沟55条、柱洞341个、房址4座、墓葬2座，初步摸清了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和内部布局。

6座“祭祀坑”出土编号文物12000余件（近完整器超过2300件），另提取完整象牙450余根，1986年发掘的一号、二号坑中出土大量文物，兼有古蜀文明、中原文明和国内其他地区文化的因素，表明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发掘的若干新器物，如顶尊跪坐铜人像、铜圆口方尊、玉琮、丝织品、金面具和象牙雕刻等，进一步夯实了这一认识。

专家点评：陈星灿（中国 社会 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

新发现的前所未见的遗迹和文物，进一步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内涵，也将深化关于三星堆遗址及古蜀文明的祭祀场景和祭祀体系研究。通过实物，尤其这次6个祭祀坑出土的文物，再一次具体而微地实证了巴蜀文明、三星堆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

湖北云梦郑家湖墓

活化大一统进程中重要节点的 历史 场景

该墓地位于湖北省云梦县城关镇楚王城城址的东南郊，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本次考古清理了一批难得的秦文化饱水墓葬，极大地丰富了秦墓资料的完整性。收获了战国晚期的木觚全文约700字，为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中华第一长文觚”，字体是典型的秦隶，形制罕见；觚文不见于传世记载，为今人提供了一篇全新的策问类文献。还发现了罕见的葬具木板画，年代为战国末至秦代和秦汉之际，题材均为首见，填补了这一时期中国墓葬绘画的材质与类型的 历史 空白。

专家点评：王巍（中国 社会 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郑家湖墓地的AB区是楚人的，C区是秦人占领这个区域之后的墓葬。这些材料展示了秦文化与楚文化逐渐融合、统一于汉文化并汇入中华文明的 历史 过程，为研究战国晚期至汉初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中华文明从多元一体到大一统的 历史 进程及其背后所反映的国家认同提供了典型个案。

陕西西安江村大墓

这里才是汉文帝的霸陵

该墓位于西安市东郊白鹿原上，北距世传为汉文帝霸陵的“凤凰嘴”约2000米。经过多次勘探，最终确认该墓为“亚”字形竖穴土圹木椁墓，地面无封土，墓室边长73米，四周环绕110多座外藏坑，外围以“石围界”和门阙形成陵园。它与其西侧的窦皇后陵外围还探出了一周更大范围的夯墙遗址，形成了围合二者的大陵园。在大陵园内，还发现有两处23座外藏坑和4处建筑遗址。外藏坑中还清理出“车府”“器府”“中司空印”“南葆司空”“北葆司空”等明器铜印。

考古资料表明，江村大墓及其周边的遗迹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陵区，与汉高祖长陵、汉景帝阳陵等形制要素相近，平面布局相似，整体规模相当，并有显而易见的发展演变轨迹。结合文献记载，可以确认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

通过这次考古发掘，否定了霸陵在凤凰嘴或者汉文帝挖山成墓的说法。通过江村大墓的考古发掘可以看到，双重陵园、帝陵居中、象征官署机构的外藏坑围绕帝陵布局等，都是模仿生前的活动、居住场景，这个理念是后来中国历代皇帝陵墓的一大特点。此外，发现的带有草原风格的金银器是先秦两汉时期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直接证据。

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

神秘王族的归宿地

该墓葬群位于甘肃省武威市西南，地处祁连山北麓，主要分布于武威南山区冰沟河与大水河中下游北岸的山岗之上。

考古发掘了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该墓为带长斜坡墓道的单室砖室墓，是目前发现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谷浑王族墓葬。墓内出土大量精美的随葬品，其中如胡床、六曲屏风、列戟屋模型、成套武备等，皆为国内同时期相关文物首次或罕见的发现。该墓出土的墓志首次提及武威南山区“大可汗陵”的存在，墓志左侧面还刻有两行利用汉字偏旁部首合成的文字，初步判断为吐谷浑本民族文字。而编号为“马场滩M2”墓出土的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冯翊郡太夫人党氏墓志》，有关吐谷浑蓬子氏的记载，对研究吐谷浑史、唐代军事建制，特别是安史之乱前后唐蕃战争、延州阁门府及“安塞军”的来源等一系列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吐谷浑喜王慕容智的墓，随葬器物非常丰富。尤其是出土了大量的丝织品，让我们知道了唐代纺织技术的高超。这个地区处于唐王朝管辖西域的交通要道上，对于研究唐与丝绸之路沿线各个部族、民族的关系、交通史、工艺美术史等方面提供了非常珍贵的一手资料；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唐王朝时期统一多民族关系的形成。

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

唐代西域戍边的记忆

该烽燧遗址位于新疆尉犁县东南90公里处的荒漠无人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孔雀河烽燧群中的一座。遗址出土文物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国内遗址考古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文书资料，以及首次发现的唐代汉文木简实物标本。文书所记录内容丰富，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交通、 社会 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如文学作品《游仙窟》为国内现存最早且唯一实物标本。各类文书包罗万象，可谓是一座全面反映唐代边防生活、边疆治理的档案馆。

专家点评：闫亚林（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司长）

该遗址是国内首次对唐代烽燧遗址进行的主动考古发掘，系统全面揭露了遗址的全貌。出土的文书所记录的内容非常丰富，许多内容均为首次发现，具有极高的史料研究价值。考古发掘成果实证了唐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和治理，也是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物教材。

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

上承宋元、下启明清的宫城

明中都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家乡凤阳兴建的都城。明中都前朝区宫殿的形态因史料记载不详而一直成谜，通过2015年至2021年的发掘，已廓清了明中都前朝主殿及附属建筑的布局。通过揭露夯土台基及其内部磉墩，厘清了宫城内前朝区宫殿基址及部分附属建筑的布局。主殿前后殿加穿堂的结构，与宋元时期宫殿建筑形制较为接近，后殿西侧附属建筑组合则与北京故宫内同位置的建筑组合十分相似。

专家点评：闫亚林（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司长）

通过2021年度的考古发掘可以清晰地看到，明中都体现了对宋元宫殿制度规划思想的继承和创新，以及它对明代南北两京工程规划产生的深远影响。这一考古成果进一步深化了对明中都遗址的认识和研究，对研究我国古代都城规划、营建思想等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

从普通居住点到政治中心的演变过程

该遗址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澧县涔南镇鸡叫城村。该遗址的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明晰了鸡叫城聚落群的演变过程。在距今八九千年的彭头山文化时是普通的居住点，逐渐发展为环壕聚落，然后发展为城壕聚落及聚落集群，一直延续至距今4000年左右的肖家屋脊文化时期，显示出极强的内在凝聚力。

考古人员发现的编号为F63的木建筑，建于距今四五千年的屈家岭文化时期，由主体建筑和外围廊道组成，坐北朝南，主体建筑是建在若干立柱上，类似于杆栏式建筑。这是中国考古百年的首次发现。

鸡叫城遗址揭示了一个重要的演变过程：这个遗址从新石器时代更早阶段开始，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当地就有人，一步一步发展到巨大的城市中心，周围还有大大小小的遗址，变成了区域的 社会 ， 社会 程度是不是进入文明，这都值得深入讨论。

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有：

1、浙江余姚市井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井头山遗址是继河姆渡遗址发现近50年之后，在余姚发现的又一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井头山遗址是目前在浙江省和长三角地区发现的首个贝丘遗址，也是目前所见中国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典型海岸贝丘遗址（距今8300～7800年）。

考古发掘表明余姚、宁波乃至浙江沿海地区是中国海洋文化发源的重点区域。出土遗存和所处地理环境表明河姆渡文化直接来源于宁波沿海地区，由此把余姚和宁波的人文历史源头在河姆渡文化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是宁波历史轴线的极大延伸。

2、河南巩义市双槐树新石器时代遗址

双槐树遗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经过精心选址的都邑性聚落遗址，聚落结构布局基本清晰，发现大型祭祀坑、窖藏坑、陶窑、房址等文化遗迹，出土遗物丰富。其中，大型中心居址建筑前两道围墙及两处错位布置的门道和加厚围墙的设计，具有极强的防御功能，应是中国古代最早瓮城的雏形。

该遗址发现的三重环壕，曲度一致，时代相叠，互不打破，工程量巨大，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一定的人文理念。另外，墓葬区内发现的夯土祭台遗迹，系仰韶文化遗址的首次发现，为开展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在祭祀制度方面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发现的大量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充分证明了5300多年前的中原地区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

3、湖北武汉市郭元咀商周遗址

郭元咀遗址以商代至春秋时期文化遗存为主。本次发掘出土了大量与铸铜有关的遗迹和遗物，是长江中游地区近年保存最为完好、内涵最为丰富的商代铸铜遗址。发现的各类铜渣、陶范、坩埚壁碎块及炉基表明，遗址中至少包含精炼粗铜、熔炼合金与陶块范浇铸三类冶金生产活动。

结合遗址中广泛发现的沙层等遗迹现象，初步确定了与熔炼、浇铸环节有关的手工业操作链。此外，实验室分析工作初步揭示洹北时期长江中游地区铸铜技术与中原都邑的密切关联。

4、宁夏彭阳县姚河塬西周遗址

姚河塬是宁夏南部及泾水上游地区首次发现的一处大型西周诸侯国都邑城址，功能结构复杂的聚落形态、带墓道的高等级墓葬、掌握高技能工艺的铸铜作坊，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瓷器、象牙器等珍贵文物，以及甲骨文为代表的特殊文化产品，都显示其与中原分封的诸侯国性质一致。

表明西周王朝对西部疆域的管理与东方地区一样，采用的也是分封诸侯，藩屏王室模式，遗址内发现的较多刘家文化类遗存，以及先周文化、殷商文化、寺洼文化因素等遗物。

反映了商周之际宁夏南部地区出现过复杂的人群转换及文化变迁，成为研究陇山地区与相关区域考古学文化广泛交流和联系的重要线索。该遗址的考古发掘对了解西周国家的政治格局、周王朝与西北边陲地区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

5、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唐代烽燧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始筑年代为唐代，在唐代被称为沙堆烽，同时也是一处游弈所的治所，属于焉耆镇东境军事防线——“楼兰路”上的一处基层军事管理机构。其清理的灰堆中出土遗物种类丰富，其中包含大量珍贵的纸文书、木牍。

这批木牍、纸文书是近年新疆考古发掘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汉文文书资料。文书内容丰富，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许多内容为国内首次考古发现。

其中军事文书数量最多，内容详细记录了与孔雀河沿线烽燧有关的军镇、守捉、烽铺馆驿等各级军事设施名称，文书显示出各级军事机构正常运行，并通过“符帖牒状”、“计会交牌”等方式传递军情和政令，并对该地实施着有效戍守管理。

楼兰古城位于今天中国新疆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若羌县北境，罗布泊以西，孔雀河道南岸7公里处，整个遗址散布在罗布泊西岸的雅丹地形之中。

1988年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组织的罗布泊文物队伍在部队的配合协助下，经过32天的奋战，在楼兰古城西南找到了“海头”（被斯坦因编号为lk古城）等两座古城并测绘了国内第一张该两座古城的地形图，采集了一批珍贵文物标本，进一步填补了罗布泊地区考古的空白。 1934年5月，一支探险队在楼兰库姆河边扎下营地。他们要寻找隐藏在库姆河流域的一个“有一千口棺材”的古墓地。

两个月中，罗布“猎驼人”奥尔德克（本名乌斯曼，1864年出生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的米兰镇北部民族村附近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阿不旦村）等人一次次搜寻都劳而无功。就连奥尔德克本人都猜测，古墓已让十几年间新形成的河湖水域给淹没了，或者是被某次强烈的黑风暴重新埋葬了。月底，探险队向更靠近罗布荒原西南的绿洲带挺进。

不久，他们发现了一条流向东南的河流。它有20米宽，总长约120公里，水流迟滞，一串串小湖沼被芦苇、红柳环绕。它是库姆河复苏后出现的新河，历史不足10年。在他们沿这条河流进入沙漠前，临时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小河”。“小河”东岸4－5公里，有一个浑圆的小山丘。远远看去山丘顶部有一片密密的枯立木，高4－5米。奇怪的是，枯立木的株距极近，一株连着一株，互相支撑着。　山丘上，遍地都是木乃伊、骷髅、被支解的躯体、随时绊腿的巨大木板和厚毛织物碎片。在一船形木棺中，有一具保存完好的女尸。打开棺木，严密的裹尸布一碰就风化成粉末了。揭开覆盖在面部的朽布，一个年轻美丽的姑娘，双目紧闭，嘴角微翘，就像着了魔法刚刚睡去，脸上浮现着神秘会心的微笑。这就是传说中的“楼兰公主”或“罗布女王”。她已在沙漠之下沉睡了2000多年。她长发披肩，身材娇小，身高仅5．2英尺。

在10×16平方米的山顶，有彩绘的巨大木柱，精美的木栅栏，真人一样大的木雕人像，醒目的享堂（墓地的地面建筑）。专家认定，这是一处重要陵墓。

1998年，一批考古专家力尽艰难险阻到达了罗布荒漠。他们意外地看到了一些类似废弃的城墙的痕迹，无所遮掩地袒露于黄天之下。在一个百岁罗布老人的指引下，证实这是一个已成为废墟的罗布人的村庄。

小河也许是一个楼兰古遗址———古城居民们的公共墓地。经过近百年来探险家、考古家们的忙碌，已在罗布荒漠发现了许多大规模的墓葬及随葬物品。 位于孔雀河古河道北岸。它是1979年东北考古学家侯灿、王炳华等所发现，古墓有数十座，每座都是中间用一圆形木桩围成的死者墓穴，外面用一尺多高的木桩围成7个圆圈，并组成若干条射线，呈太阳放射光芒状。 经碳14测定，太阳墓已有3800年之久，它是哪个民族哪个部落的墓地？为何葬在这里？这群人居住何方？是把太阳当做图腾建造此墓还是有别的意义……20年过去，仍是个不解之谜。罗布泊文明和楼兰文明之间近2000年的断裂又是怎么一回事？也许待太阳墓之谜解开也便有了结论。

这里出土了距今3800年、为印欧人种的“楼兰美女”。发现了近10处古代人类遗址，一些石球、手制加沙陶片、青铜器碎片、三棱形带翼铜镞、兽骨、料珠等人类遗物，暴露在未被沙丘完全覆盖的黄土地表面。还有一些5000－6000年以前的石刀、石矛、石箭头、细小石叶、石核等。这清楚地显示，今天已是不毛之地的楼兰，自新石器后期、青铜时代直至汉代前期，的确曾绿草萋萋，森林覆盖率达到40%。 到新疆，对一个探险旅游者来说，有一处地方是充满吸引力的。这个被称为“沙漠中的庞贝”的神秘古城，就是西域古国楼兰。

古楼兰位于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罗布泊西岸，是新疆最荒凉的地区之一。这里悠久的历史、天方夜谭似的传说故事是多么令人神往；它那神秘地在地球上消失，又意外地出现，引起多少人的兴趣——许多中外游人和探险家都不辞辛劳地沿着丝绸之路向西进发，去目睹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古楼兰。1979年1月，我国已故科学家彭加木就曾从孔雀河北岸出发，徒步穿过荒漠到达楼兰遗址考察。

楼兰在历史上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枢纽，中西方贸易的一个重要中心。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记载：“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这是文献上第一次记载楼兰城。西汉时，楼兰的人口总共有1万4千多人，商旅云集，市场热闹，还有整齐的街道，雄壮的佛寺、宝塔。然而当时匈奴势力强大，楼兰一度被他们所控制，他们攻杀汉朝使者，劫掠商人。汉武帝曾发兵破之，俘虏楼兰王，迫其附汉。但是楼兰又听从匈奴的反间之计，屡次拦杀汉朝官吏，汉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77前，大将军霍光派遣傅介子领几名勇士前往楼兰，设计杀死了楼兰王尝归，立尝归的弟弟为王，并改国名为鄯善，将都城南迁。但是汉朝并有放松对楼兰的管理，“设都护、置军候、开井渠、屯田积谷”，楼兰仍很兴旺。

东晋后，中原群雄割据，混战不休，无暇顾西域，楼兰逐渐与中原失去联系。到了唐代，中原地区强盛，唐朝与吐蕃又在楼兰多次兵戎相见。“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 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 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 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李白《塞下曲》）。“青海长云暗雪山， 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可见，楼兰在唐朝还是边陲重镇。然而，不知在什么年代，这个繁荣一时的城镇神秘地消失了。楼兰古国究竟在何方呢？成了人们猜了若干世纪的不解之谜。

1900年3月，著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带领一支探险队到新疆探险，他们在沙漠中艰难行进。我国维吾尔族人爱克迪在返回原路寻找丢失的铁斧，遇到了沙漠狂风，意外地发现沙子下面一座古代的城堡。他把这发现告诉了斯文赫定。第二年斯文赫定抵达这神秘城堡，发掘不少文物，经研究后断定，这座古城就是消失多时古楼兰城。

楼兰城的再现，引得各国探险家争相前往探险觅宝。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美国人亨迁顿、日本人桔瑞超先后抵达这座“有高度文化的古城遗址”，掠走了一批重要文物。

楼兰城从沙丘下被人发现了，但一个更大的谜困惑着探险家们：繁华多时的楼兰城为什么销声匿迹，绿洲变成沙漠、戈壁，沙进城埋呢？

1878年，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考察了罗布泊，发现中国地图上标出的罗布泊的位置是错误的，它不是在库鲁克塔格山南麓，而是在阿尔金山山麓。当年普尔热瓦尔斯基曾洗过澡的罗布泊湖水涟漪，野鸟成群，而今却成了一片荒漠、盐泽。也就是说，罗布泊是个移动性的湖泊，它实际的位置在地图位置以南2度纬度的地方。

普尔热瓦尔斯基部分解开了这个谜。1979年和1980年，新疆科学工作者对它进行了几次详细考察，终于揭开了这个被风沙湮没1600多年的“沙中庞贝”之谜，使人看到了它的本来面目。

楼兰古城的确切地理位置在东经89度55分22秒，北纬40度29分55秒。它占地面积为10万8千多平方米。城东、城西残留的城墙，高约4米，宽约8米。城墙用黄土夯筑；居民区院墙，是将芦苇扎成束或把柳条编织起来，抹上的粘土。全是木造房屋，胡杨木的柱子，房屋的门、窗仍清晰可辩；城中心有唯一的土建筑，墙厚11米，残高2米，坐北朝南，似为古楼兰统治者的住所；城东的土丘原是居民们拜佛的佛塔。

罗布泊怎会游移呢？科学家们认为，除了地壳活动的因素外，最大的原因是河床中堆积了大量的泥沙而造成的。塔里木河和孔雀河中的泥沙汇聚在罗布泊的河口，日久月长，泥沙越积越多，淤塞了河道，塔里木河和孔雀河便另觅新道，流向低洼处，形成新湖。而旧湖在炎热的气候中，逐渐蒸发，成为沙漠，水是楼兰城的万物生命之源。罗布泊湖水的北移，使楼兰城水源枯渴，树木枯死，市民皆弃城出走，留下死城一座，在肆虐的沙漠风暴中，楼兰终于被沙丘湮没了。

楼兰的消失跟人们破坏大自然的生态平衡也有关系。楼兰地处丝绸之路的要冲，汉、匈奴及其他游牧国家，经常在楼兰国土上挑起战争；为了本国的利益过度垦种，使水利设施、良好的植物受到严重破坏：“公元三世纪后，流入罗布泊的塔里木河下游河床被风沙淤塞，在今尉犁东南改道南流，”致使楼兰“城郭岿然，人烟断绝”、“国久空旷，城皆荒芜。” 1900年3月，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沿塔里木河向东，到达孔雀河下游，想寻找行踪不定的罗布泊。3月27日，探险队到达了一个土岗。这时，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斯文·赫定发现他们带来的水泄漏了许多。在干旱的沙漠中，没有水就等于死亡。他们于是去寻找水源，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发生了，一座古城出现在他们的眼前：有城墙，有街道，有房屋，甚至还有烽火台。

斯文·赫定在这里发掘了大量文物，包括钱币、丝织品、粮食、陶器、36张写有汉字的纸片、120片竹简和几支毛笔……

斯文·赫定回国后，把文物交给德国的希姆莱鉴定。经鉴定，这座古城是赫赫有名的古国楼兰，整个世界震惊了，随后，许多国家的探险队随之而来…… 经历史学家和文物学家长期不懈的努力，楼兰古国神秘的面纱被撩开了一角。

1979年，新疆考古研究所组织了楼兰考古队，开始对楼兰古城古道进行调查、考察。在通向楼兰道路的孔雀河下游，考古队发现了大批的古墓。其中几座墓葬外表奇特而壮观：围绕墓穴是一层套一层共七层由细而粗的圆木，圈外又有呈放射状四面展开的列木。整个外形像一个大太阳，不由得让人产生各种神秘的联想。它的含义究竟如何，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说法一：楼兰消失于战争。公元五世纪后，楼兰王国开始衰弱，北方强国入侵，楼兰城破，后被遗弃。

说法二：楼兰衰败于干旱、缺水，生态恶化，上游河水被截断后改道，人们不得不离开楼兰。楼兰曾颁布过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环境保护法律。

说法三：楼兰的消失与罗布泊的南北游移有关。 斯文·赫定认为，罗布泊南北游移的周期是1500年左右。3000多年前有一支欧洲人种部落生活在楼兰地区，1500多年前楼兰再次进入繁荣时代，这都和罗布泊游移有直接关系。

说法四：楼兰消失与丝绸之路北道的开辟有关。经过哈密（伊吾）、吐鲁番的丝绸之路北道开通后，经过楼兰的丝绸之路沙漠古道被废弃，楼兰也随之失去了往日的光辉。

说法五：楼兰被瘟疫疾病毁灭。一场从外地传来的瘟疫，夺去了楼兰城内十之八九居民的生命，侥幸存活的人纷纷逃离楼兰，远避他乡。

说法六：楼兰被生物入侵打败。一种从两河流域传入的蝼蛄昆虫，在楼兰没有天敌，生活在土中，能以楼兰地区的白膏泥土为生，成群结队地进入居民屋中，人们无法消灭它们，只得弃城而去。

说法七：由于中亚游牧民族侵入, 导致本土文化被毁灭,当地的居民逃往他方,楼兰随后就走向了衰亡 著名的“ 楼兰美女”出土于1980年，当时，考古学家在罗布泊铁板河发现一具保存完好的女性古尸，女性的皮肤为红褐色，还稍有弹性，面部轮廓非常明显，眼睛大而深、鼻梁高而窄、下巴尖而翘。经过图像处理后，生活在数千年前的一位美女，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人们面前。由于这具女性古尸是在神秘的楼兰古城附近被发现的。

在孔雀河下游的铁板河三角洲，曾发现了一片墓地，墓中出土有一具女性干尸，体肤指甲保存完好。她有一张瘦削的脸庞，尖尖的鼻子，深凹的眼眶、褐色的头发披肩。她身上裹一块羊皮，毛织的毯子，胸前毯边用削尖的树枝别住，下身裹一块羊皮，脚上穿一双翻皮毛制的鞋子，头上戴毡帽，帽上还插了两枝雁翎，被世人称为“ 楼兰美女”。经用她身上的羊皮残皮做碳14鉴定，表明是一具距今3800年的古尸。她是谁？为什么会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就成为考古界的谜。“ 楼兰美女”是迄今为止新疆出土古尸年代最早的一具，距今约有4000年历史。眼大窝深、鼻梁高窄、下巴尖翘的“ 楼兰美女”具有鲜明的欧罗巴人种特征。然而，关于此尸所代表的人群具体属于何种种族类型以及他们生前是当地土著还是从他处迁徙而来等问题至今在考古界仍众说纷纭。

不得不说，这一次的考古人员在新疆古代公共浴场的遗址，其实真的是发现了很多的东西。因为这个遗址的话它占地面积比较大，而在这一次的发现当中发现了确实比较多的一些文物。比如说在当地的话发现了新疆唐朝墩古城浴场出土的一个陶器，一共有6支，有5只是壶，还有一个是陶瓷碗。

再就是根据相关的可以看出，它的整个保留的还是比较清晰，还有就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个支撑柱的结构。

这其实整个新疆天山北麓这里的这个公共浴场的，这个占地面积是非常大的，大概有400多万平方米，而且它的架构也是非常的复杂。处于一个半地穴式的结构，所以的话相关的一个考古专家也推测出这里作为当时尝试的一个公共浴场的可能性非常大。

所以的话相关的一个考古专家，也在进一步的对这一块的话进行一个探究。

在挖掘了很大的一个面积之后，发现其实保留下来的还是非常的比较完整的。因为没有受到太大的一个破坏，而且通过无人机的一些拍摄的话，也发现在北侧的一些结构方面还是比较清晰。

也可以看出当时的这个唐朝的社会经济发展，真的是非常的繁荣。

对于这一举措的话我们也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因为本来在我们国家的话，这种文物就是属于非常多的。其实很多的话没有被发掘啊，这一次的被挖掘出来的话，其实肯定要走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目前工作进行的一个过程当中，只是挖掘了整个的一个构造结构。还有一些文物的出土的话，正在进一步的被考古学家等待验证，我们也希望也能有更多的宝贝被发现，让我们看看唐朝的繁华时代经济。

疏勒境内遗存的佛教遗迹，已发现的有两处。一处是脱库孜萨来古城佛寺，一处是小阿图什的石窟。

脱库孜萨来古城在巴楚县城东北七十五公里的山上。山南北成行，中断为二，成为古今往来的交通孔道。古城在大道以北的山坡间。城南山岩下约一公里处，有一座很大的寺院废墟，佛殿、僧舍的布局规模仍清晰可辨。1959年在古城内考古发掘时，发现北朝和盛唐的佛寺遗址各一处。北朝寺院仅残存两间僧房和一个夹道的墙基部分。房后天井有一个废弃的窖穴，出土有许多龟兹文木简和成堆的五铢、剪轮五铢钱，地面有许多泥塑佛像残块和小佛头。其中两个较完整的小佛头为土红泥质，是在木杆上裹泥，然后模印制成，高九厘米，面宽五点五厘米。头顶有小型发髻，发作波纹，额宽、颚窄，形如鸡卵，细眉、高鼻、闭目、合口。与新疆其它遗址出土佛像比较，形态古朴庄严，是当地早期的佛教艺术品。另有童子头型石灰质范模一个，圆脸短发，发齐耳根，是制作佛教造像所用模具。

盛唐的寺院残存后殿和与之比连的几间僧房。后殿作方形，中有刹心。绕殿墙右旋原立有等身高的泥塑佛像，但都已遭破坏，只存脚下的少许痕迹。墙壁原似有粗线条的彩绘壁画及彩绘背光，都遭到破坏而模糊不清。出土遗物有汉文等文书、泥佛残块、泥灯盏、磐锤以及丝毛织物残片。

脱库孜萨来古城大道以南，有一古寺遗址。由山腰至山麓成南北行，中间有一台式废塔，台阶三层，两旁均有房舍的倾圮痕迹。近人曾在废塔东南的山麓发掘出僧坟一座。出土婆罗谜文书和完整的彩绘陶罐（舍利盒）。陶罐中有装满骨灰的丝织袋。舍利罐绘有精美的彩色图案，别具艺术特色，其时代都属于唐。

小阿图什石窟在疏附县西北三十余里的峭壁间，共有三个洞窟。左窟开凿后，未塑绘装修；中窟仅残存佛像石胎；右窟壁画已漫漶，尚约略可见其布局及壁画风格，属于唐代中期遗物。

古疏勒国遗址，位于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市区东南10余公里处的阿扎克乡，又名“罕诺依故城和莫尔佛 塔”。一些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的古迹、风光等景点，如盖孜驿站、喀拉库里湖、慕士塔格峰、公格尔峰等著名景点也在遗址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