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

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康、崇伍、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2《论语》

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至战国前期成书。全书共20篇492章，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此书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与《大学》《中庸》《孟子》并称“四书”，再加上《诗经》等“五经”，总称“四书五经”。

3《红楼梦》

中国古代章回体长篇小说，又名《石头记》等，被列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一般认为是清代作家曹雪芹所著。小说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富贵公子贾宝玉为视角，描绘了一批举止见识出于须眉之上的闺阁佳人们的人生百态，展现了正邪两赋有情人的人性美和悲剧美，可以说是一部从各个角度展现女性美的史诗。

4《三国演义》

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又称《三国志演义》），作者是元末明初的著名小说家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后有嘉靖壬午本等多个版本传于世，到了明末清初，毛宗岗对《三国演义》整顿回目、修正文辞、改换诗文。

5《史记》

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个人觉得《易经》放在最后学，《道德经》放在倒数第二学，先将儒家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挨个看完，找到点感悟后再学道德经。而且那四本数也要按这个顺序看，《论语》《孟子》合起来也才五万多字，《大学》一千多字，《中庸》好像也不超过三千字，要读完很容易，但是《中庸》就很难懂了，而且个人觉得《中庸》里面易经有相当多的《道德经》的思想。至于《道德经》，一部智慧的宝典，个人不建议看的时候看白话翻译，最多能看看个别词的注解。因为《道德经》这本书在现在各家有各家的解读，甚至分歧很大，看白话注释很容易让别人左右自己，《中庸》里面说“率性之谓道”，以自己的生活体验来读古籍，来感悟古人的智慧才有乐趣。我个人看来，《道德经》很大程度上是讲阴谋的书，当然用儒家的正确人生态度来引导他就是人生智慧。至于《周易》，没有别的话，要学易理，只能靠悟性。曾仕强的《易经的奥秘》很不错的启蒙教材，但是里面有些消极的东西，不适合年轻人看，我就是受害者。后来才狂补儒家典籍，儒道相济。

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图书集成（其次是明朝的永乐大典）。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编纂，历时9年成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近230万页，约8亿字。整套书收录了从先秦到清乾隆前大部的重要古籍（一部分被列为禁书），涵盖了古代中国的几乎所有学术领域。

整套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44类，其中也包括了《论语》、《大学》、《孟子》、《中庸》、《周易》、《周礼》、《礼记》、《诗经》、《孝经》、《尚书》、《春秋》、《史记》、《尔雅注疏》、《说文解字》、《史记》、《资治通鉴》、《孙子兵法》、《国语》、《水经注》、《战国策》、《本草纲目》、《茶经》等其他经典著作，还有日本、朝鲜、越南、印度以及来华欧洲传教士的一些著作，为后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较完善的文献资料。

《四库全书》的编纂

清乾隆38年（1773年）2月朝廷设立了“四库全书馆”，负责《四库全书》的编纂，由乾隆皇帝的第六个儿子永瑢负责，任命皇室郡主于敏中为总裁，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为副总裁，召著名学者纪昀为总纂官开始编纂这套卷帙浩繁的丛书。陆锡熊、孙士毅、戴震、周永年、邵晋涵等其他学者也参与了编纂。曾参与编撰并正式列名的文人学者达到3600多人，而抄写人员也有3800人。

《四库全书》收录了当时在全国各地征收的流通图书、清内廷收藏的图书以及《永乐大典》中辑出来的珍本善本。据统计，光是征收得的图书就达13501种。这些书筛选后按“著录书”及“存目书”分别收入，其中“存目书”不录全书，只摘部分内容，而“著录书”则经过整理、校勘、考证后，按特定格式重新抄写存入，誊写完成后，还要与原本反复校勘。最后收录的图书有3461种。

《四库全书》为了美观与便于识别，采用分色装潢，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月白色（或浅蓝色），集部灰黑色。四部颜色的确定，依春夏秋冬四季而定。《四库全书总目》因为是全书纲领，采用代表中央的**。

乾隆49年（1784年）四套书陆续完成，全书共抄7部，分别贮于北京紫禁城皇宫文渊阁、京郊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合称“内廷四阁”（或称“北四阁”）。又在镇江金山寺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建文汇阁，杭州西湖行宫孤山圣因寺建文澜阁，即“江浙三阁”（或称“南三阁”），各藏抄本一部。副本存于京师翰林院。其中文渊阁本最早完成，校勘更精、字体也更工整。

乾隆52年（1787年）乾隆皇帝抽查《四库全书》时发现一些书有诋毁清朝的字句，因此下令重检《四库全书》，并最终删除《诸史同异录》等11部。但这11部书虽然从《四库全书》中删除，但是依然存在宫中，没有销毁，这11部书中的9部还流传到今天。

嘉庆八年（1803年）由纪昀主持进行了《四库全书》最后一部分官修书籍的补遗工作，进一步完善《四库全书》。

删改古籍

编纂四库全书时，清廷为维护统治，大量查禁明清两朝所谓有违碍字句的古籍，见四库禁书。并且大量篡改古籍，如岳飞的《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和“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的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其中“膻腥”犯忌，改作“亦凋零”等等。

《四库全书》的命运

《四库全书》完成至今的两百年间中国历经动乱，《四库全书》也同样饱经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其中文源阁本在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时被焚毁，文宗、文汇阁本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毁；杭州文澜阁藏书楼1861年在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时倒塌，所藏《四库全书》散落民间，后由藏书家丁氏兄弟收拾、整理、补钞，才抢救回原书的四分之一，于1881年再度存放入修复后的文澜阁。文澜阁本在民国时期又有一次大规模修补，目前大部分内容已经恢复。因此《四库全书》今天只存4部，其中文渊阁本原藏北京故宫，后经上海、南京转运至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一部）。文溯阁本1922年险些被卖给日本人，后从沈阳故宫转运至兰州，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津阁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而残缺的文澜阁本则藏于浙江省图书馆。

1966年10月，为保护《四库全书》安全，经中央有关部门协调，辽宁省将文溯阁《四库全书》秘密运至兰州，藏于山中。目前，辽宁有关人士要求归还，以“书阁合璧”。甘肃方面也修建藏书楼，加强保护。文溯阁《四库全书》其最终归属仍未定。

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影印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将之缩印。199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分别出版发行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电子版。

2019年7月11日 DAY22

今天，我们来好好了解一下布施！

布施是六度之一，是关于菩萨的修行。

菩萨在行布施的时候，应该做到“于法应无所住而行布施”，这就包括“不住色布施”。

住是取着不舍的意思。

众生在六尘境中起意识的时候，就会产生妄见，以为色是实色，声是实声等，总以为确实是这样存在。

因为取着六尘境（六尘境就包括色），就会被境所转而不能自在。

菩萨在行布施时，要想真正作到利益众生，就要作到“于法应无所住”，包括不住色。

就是说，对于布施者受施者，布施了什么，布施的地点时间，布施的目的结果等，要作到远离自性的妄取，作到不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利济众生。

否则的话，觉得我是能施，他是受施，所布施的如何如何，报答如何如何，福报又如何如何，甚至贡高我慢，这些都是因为住于法相，“住色”，哪里像菩萨行？

所以佛才说：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 、触、法布施。

布施，现在我们主要认为它是一个佛教的用语，它是指将金钱、食物，我们一般以为，分散分享给别人。

其实不尽然。

布施是六度之首，而六度是大乘佛教修行的六项主要的内容，是菩萨的正道。

所谓“六度”，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般若） 。

它每一种度，是指能够度人到彼岸的方法或者途径、手段。

布施 ，修行布施。针对的是悭吝。

持戒 ，持守戒律，对治的是毁犯。

戒律有三种，一个是律藏上明文规定的戒律，还有两个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戒律。

五戒十善 ，这是持戒的基础，是佛经明文规定的。

还有两种虽然没有文字，但是与戒律的精神相应，也要遵守。

第一种是对自己的戒。

虽然佛在经上没说，但它也是善法，我们也要做。比如吸烟，佛经上没有这条戒律，没有说吸烟破戒，但吸烟确实没好处呀！一是对身体健康不好，二是影响环境，让别人吸二手烟，对别人身体健康也不好。所以这个烟也要戒。

第二种是对大众的戒。

只要对大众有利益有帮助的事情，我们就要去做；只要对大众有坏处、有不良影响的，我们就不要去做，虽然戒律上没有，但是符合戒律的精神，我们也要遵守。

忍辱 ，对治的是嗔恚。

忍辱有三类：

第一个是人害。

别人嫉妒你、伤害你、障碍你，我们要能忍受，人家以恶心对我，我还要以善心对人，决定不和人争斗，不搞对立。

第二个是世间之苦。

严冬酷暑、天气变化、地震火灾等等自然灾难给我们带来的痛苦，还有生活上的困苦，衣食住行方面的，吃不饱，穿不暖，我们都要能够忍受，古人常说“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

第三个是修法的苦。

刚开始修学的时候，也是很苦的，很枯燥，没意思，看不懂，这个也需要耐心，需要忍受，等修学到一定程度，真正钻进去了，就会法喜充满，就没那么难了。

精进 ，进是进步，精是专一。对治的是懈怠。

精进也有三种：披甲、摄善、利乐。

第一个， 披甲精进。

第二个， 摄善法精进。

第三个， 利乐精进。

禅定 ，对治散乱。

禅定，也叫静虑，就是修清净心，平等心。有三大类：世间禅定、出世间禅定、出世间上上禅定。

佛在经上常讲的四禅八定，因为没有离开六道，就属于世间禅定。他也断恶修善，持斋念佛，也能持守五戒十善，但还没有放下我执，没有放下自私自利，还是世间的禅定。

能够超越六道，就属于出世间禅定了，阿罗汉超越六道，就是出世间禅定，阿罗汉之前的果位，都是世间禅定。

能够超越十法界，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就是出世间上上禅定了。六道是一个界线，十法界是一个界线。

智慧 ，对治的是愚痴。

这个智慧不是聪明，也不是我们世间所说的智慧，而是我们自性本具的那种明心见性后的智慧。

也分三种：

第一种，实相般若。

这是究竟圆满的智慧，能够看清一切事实真相，了解宇宙的一切现象；

第二种，观照般若。

这个是自受用，比如《心经》上讲的“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是帮助自己看破放下的；

第三种，方便般若。

是以种种善巧方便，帮助别人认清事实真相，帮助别人看破放下，这是弘法教学方面的。

从观照般若，到实相般若，是如来的最高境界，圆满的回归自性，这是真正觉悟了。

这就是六度，也叫六波罗蜜，一切大乘佛法，修菩萨行的，无论是哪个宗派，都需要从修六度开始。

佛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说法，认为六度摄尽了一切菩萨道，是自度度他，你度自己，也要度他人啊，福慧双修。你要有福报，有智慧双修，三学具足（戒、定、慧三学），三学具足的途径，这是非常重要的。

布施，可以广结善缘，舍去悭吝，贪恋，培植善根。佛教最初传到中国，那么僧人在最早是不事生产的，它按照原来印度佛教的这种样式，遵守释迦之教，它是以乞食为生的。僧人见人就叫施主，这个施就是布施的施。

“布施”虽然是佛教语言，但他并不是来源于佛教，不是来自印度的，而是在我们中国的古籍当中很早就出现了。

《荀子》里讲到，布施天下而不病贫。就是说你只要布施天下，把这个对天下人都做这种布施的行为，那么天下人就不会患贫，大家就可以共享一些东西。

《国语》《论衡》里边也都有提到布施这个词。

《庄子·外物篇》里边讲到，“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这句诗讲的是：活着的时候不布施，你死了以后嘴里含颗珠子宝珠有什么用？意思是说那些富人在世的时候，不肯与穷人分享他们的财富。死了以后嘴里含着一个珠宝，贪图肉身的不朽。

为什么要行布施呢？

这个问题也可以换一种问法。就是人为什么要行善呢？人为什么要做一些公益呢？人为什么要把自己一些财物、一些善意，去和别人分享呢？

按照佛教的传统，布施是人间和乐，和和气气、和和平平、快快乐乐、人间和乐，出世圣法的根本。

我们这些众生之所以在三界当中流转不得出离，我们摆脱不了这种轮回，为什么？

按照佛教的说法，就是由于我们贪爱执著于自体，我们有很多贪爱和执着。

而这个“六度”，每一度都有对治的一个对象的。而布施对治的就是悭吝，它是悭吝的正对治。 

布施，能够破除众生的悭吝之心，让众生不为欲望所累，让众生能够放下对财物、名利、家室，甚至色身的执着。

当然，后两者对于普通人来讲，放下是很不容易的。你能放下你的家室吗？你能放下你的这种肉身吗？前两者，放下财物、名利，当然也不容易。然而相对于放下家室和色身来讲，总会显得容易些了。

因此，布施能够养成我们的慈悲心，用种种钱财宝物，乃至（最高境界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都能够布施给众生。

从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持众生，为他们摆脱贫困、痛苦、烦恼和无知，满足他们的一些愿望和要求，就可以与众生广结善缘和法缘，让这些众生因为我们的布施而感到我们可以亲近，感到我们可以信任。

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了这样一个因缘去感化他们，并且自己的布施的行为，也能激发他们向善向上，用一句佛教的术语来讲，更好地摄受他们，把他们招拢过来，使众生成为法眷。

从这个角度一讲，我们就能明白了，自利利他者，莫过于布施。

布施让六度更圆满 

布施离不开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后五度，而且能够让这后五度更加的圆满具足。

按照佛教的说法和戒律，或者它倡导的这种学说，你在布施的时候，你必须防护自己的身和口，你就必须有戒作为助力，你要守戒。

当然出家众有出家众的戒，在家众有在家众的戒，居士有居士戒，你不能什么都干，随便干不行的。 所以在布施的时候，你就首先要有戒 。

有的时候，我们现在行善的人或者做公益的人，经常有这样一个经历的，这个经历很无奈。有的时候还容易遭受到这些受帮助的、受施舍者的误解，甚至是辱骂。

这个时候你就要忍辱，不然的话！遇到误解，你就火冒三丈，或者别人在言语上有些这种不恰当的地方，你就马上发火，这完全就不是布施了，这也不是行善！这就有悖于布施的发心了，所以就必须忍辱。

在布施的过程当中，大家行善、做公益、做好事，当然是要有巨大的付出的，不仅是财物上的付出，你身心也要付出。在这过程当中，有些朋友就难免心生懈怠，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需要精进。

而在布施的时候，在行善做公益的时候，人最重要的是要什么？需要有定力，专注。这个时候就需要静虑，禅定。

而布施，行善做公益，大家做公益一定要专业。什么意思？做公益，布施，行善还要专业吗？对。因为你还要有智慧。布施不是说你拿起一把钱往地上一撒，行善也不是这样的。你需要有一种智慧。

所以布施作为六度之首，它还能满足、圆满后五度，这个当然就特别重要。

布施，一般都发心于一种悲心和敬心，一种慈悲心和一种敬畏心。

所谓悲心。比如对那些孤寡，对那些无依无靠的人，或者对身体有残疾、有病的人，或者是那些由于遭受火灾、水灾、风灾等等的众生，要寄予、激发起一种深深的同情，这就是以悲悯心而行布施。和今天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慈善事业比较接近。

所谓敬心，比如对父母的孝养，中国佛教是要孝敬父母的，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而印度佛教其实，对父母也是表达一种深情的。我们知道释迦牟尼成佛以后是回到过他的家乡，探望过他的父亲和把他抚养长大的姨母的，他也是非常孝的。

再比如对三宝，佛法僧三宝的尊敬供养等等，这是以恭敬心来行布施。这里边就包含着更多的，我们现代人经常讲的一种感恩之心。

而这两者，就是佛教当中经常讲的悲田和敬田。我们如果经常能为悲田和敬田里散播一些种子，那么我们就会收获到它的果实。因此以“田”来形容。

不过布施并不那么简单。也并不是所有的布施都是好的，或者说并不是所有的布施都会产生好的结果的。

按照佛教来讲，布施分为很多种类。对于布施有很多分类，有比较重要的一种分类，就 分为如法的布施和不如法的布施。

什么叫如法的布施呢？如法的布施要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在布施者来讲，对于所施的物必须有舍心。 比如，如果有些财物是被别人借去而忘记归还，或者说遗失了，或者说是被人抢去了，你表面上勉强的给予，而内心非常的心痛不舍，这个是不能算是布施的。

第二，布施给别人的东西，必须能够使别人获得利益。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你给予别人毒品，你的意思是害人，这难道能说是布施，当然不能！

所以布施，如法的布施，好的布施，它的定义是心甘情愿，牺牲自己的福乐，来成就别人的福乐。用一句我们常说的话，就是损己利人，慈悲利他，无我而不求回报。这个与社会上我们也常见的那种为了追求某种功利的目的，而暂时的给予别人小恩小惠，以图更大的索取和回报，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布施，不是金钱交易，更不是贿赂，也不是所谓的感情的投资，而是一种纯粹无染的一种悲心摄受，其中没有掺杂任何个人的目的和企图。这个是如法的布施。

按照佛教的说法， 有七种的布施是不如法的。

第一类。随至施。

第二类。怖施。

第三类。报恩施。

第四类，求报施。

第五类，习先施。

第六类，希天施。

第七类，要名施。

这七类布施虽然也会有一些功德，它会产生一些实际的效果还是正面的，这个在佛教的传统当中不予抹杀的，它会有一些功德。但是由于它不是发自内心的，出于悲心、敬心，因此，它与如法的布施的真义，相差遥远，都认为不如法。

布施，在佛教当中有各种各类的分类法。我们最习惯的是一种三分法，就是把布施分为三类。

第一类，法布施，佛法的法。

第二类，财布施，也就是财物的财。

第三类，无畏布施。

总而言之，都是要求在行布施前，你要有发心，你要明了，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去施舍给众生的目的。你是为了令其他的一切有情众生，能够都与，能够都在未来有成佛的因缘，要去助长这个，因此你才发的菩提心。

而在真正行布施的时候，你发了心，你去行布施，你要没有人我执和法我执，你不能有这种执着，要再没有“我”和“我的”这种心念下行布施。用一句大白话来说，就是不分彼此。你不要老觉着是我的，我布施给你，我把我的布施给你。不要执着，那么更不要能希求果报，这就著相了。

这个是所有的佛经关于布施都强调的。

而结行，还有这种说法，也就在行了布施以后，为了令其他的一切有情众生皆能于未来成佛，而将此布施的功德，回向发愿给一切众生。具足此三法的布施，才称得上是布施度，也就是布施波罗蜜。

就是你要有正确的发心，要有正确的行，行布施，要有正确的结行，结就是了结的结。

一般而言，你将财物布施给贫困的人，如果你在行这个布施前，没有发菩提心，而布施的时候又没有引导众生迈向佛道（这是按照佛教的说法），行布施后也没有将此功德回向一切众生。这样当然也有利益，而有的时候利益还很大，但是不能成为成佛之因，所以称不上布施波罗蜜。

出家众，主要行无畏布施，法施。

在家众，主要行财布施。

而有智慧的人行五种布施，这个佛经里边也讲到。

第一，至心施。

第二，自手施。

第三，信心施。

第四，时节施。

第五，如法求物施。

按照佛教的说法，布施可以得到五种果报：

一个是色身，就是你的肉身，当然也会得到一些果报，你比如你气色好啦，或者说心情好，身体也好了。另外还有寿命、安乐、力气、辩才，五种果报。

总而言之，其实我们要仔细去看，佛经里边关于布施的学说，我们就会感受到，布施并不是可望而不可即之事，而是每个人当下可行，举手可为之事。

当然，如果你有能力为众生宣扬正法，或者你有能力布施千金，或者你能够消除别人的身心的恐惧和畏怖。当然了不起。然而你给人一个微笑，给人一句爱语，给人一句赞叹，给人一份欢喜，又何尝不是布施呢？

所以台湾的当代高僧星云大师就讲，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 。

能，

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王阳明与孔子、孟子、朱熹并称为孔、孟、朱、王，他是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其心学思想受到禅宗的深远影响。通过考察王阳明与禅宗的关系，能看出儒释合流对中国文化的塑造之功。

一

阳明一生学术多变，早年曾执意于释道，思想中融入了诸多禅道内容。王阳明在《传习录·上》中交代：“吾亦自幼笃志二氏，自谓既有所得，谓儒为不足学。”在其很小的时候就对佛道两家抱有极大的热情和兴趣，谓儒不足学。此外在《王文成公全书》卷九《谏迎佛疏》中，王阳明也曾说到“臣亦切尝学佛，最所尊信，自谓悟得其蕴奥”。在《传习录》中处处可见禅宗式的智慧，其中记载了王阳明与友人讨论深山花树自开自落是否与心相关的话题，“你未看此花，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这段类似禅宗的偈语与六祖慧能所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非常类似。

王阳明著名的“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亦从《坛经·定慧第四》中的“定慧一体，不是二”脱胎而来。“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即便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个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不善的念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的宗旨……知是行之主意,行是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坛经·般若品第二》：“此须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电。口念心行，则心口相应。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主张心口相应。在《坛经·定惠品第四》中言：“定惠一体，不是二。定是惠体，惠是定用……名虽有二，体本同一。”强调体用不二。王阳明也说“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①]二者甚相契合。

二

王阳明生平另一重要思想为“致良知”。王阳明在《寄正宪男手墨二卷》说过：“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②]“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③]，世间万物都是具有良知的，良知就是主体作为人而异于禽兽的自我认同感，“致良知”就是推己及人。“致知”二字原本出自《大学》，而王阳明却把它称作“圣教的正法眼藏”、“学者究竟的话头”。用禅宗语言“正法眼藏”、“话头”等语形容“致良知”，可见他对禅语的偏爱。《坛经·般若第二》宣扬“愚人忽然悟解心开，即与智人无别”，“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王阳明也主张“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启问道通书》）

据黄绾记载，阳明曾以《坛经》为教材，“令看六祖《坛经》，会其本来无物，不思善，不思恶，见本来面目，为直超上乘，以为合于良知之至极。”[④]所以思想中不乏《坛经》精髓，同时在“良知”学说上与《坛经》相契合之处甚多。

《坛经·行由品第一》中记载惠能：“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⑤]惠明言下大悟，如人饮水，冷暧自知。此处指既不力持趋善也不心存避恶，唯任其自然，内观心之本体。阳明弟子陆澄（字原静）视作不睹不闻、无思无虑的一种状态，在此前提下做体认和修养的工夫，便能达到宁静自在的境界。王阳明在《答陆原静书》对此有所修正：

“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此佛氏为未识本来面目者设此方便。“本来面目”即吾圣门所谓“良知”。今既认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此说矣。“随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来面目耳。体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个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今欲“善恶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静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恶时用致知之功，则已涉于思善”之患。……欲求宁静，欲念无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宁静。良知只是一个良知，而善恶自辨，更有何善何恶可思？良知之体本自宁静，今却又添一个求宁静;本自生生，今却又添一个欲无生;非独圣门致知之功不如此，虽佛氏之学亦未如此将迎意必也。[⑥]

按照王阳明的理解，佛教的“本来面目”就是“良知”。而“致良知”之功即佛教之“常惺惺”[⑦]。而他所强调的“这良知人人皆有”和“人人皆有佛性”是相通的。“不思善不思恶”是指排除一切思想欲念的功夫，以体认本来佛性，使本体还原本来面目。“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这里的本体很同于禅宗的“本来面目”，而这种良知是不假外求的。

只不过阳明在此次对佛禅之自私自利进行了批驳，认为在“不思善不思恶”时用致知的工夫，已染“思善”之嫌；佛禅之求宁静、念无生，已患“自私自利”之病。同样在《答陆原静书》中，阳明还把“致良知”和禅宗的明镜之喻联系了起来：

圣人致知之功至诚无息，其良知之体皎如明镜，略无纤翳。妍媸之来，随物见形，而明镜曾无留染。所谓“情顺万事而无情”也。“无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为非也。明镜之应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处。妍者妍，媸者媸，一过而不留，即是无所住处。[⑧]

“无所住而生其心”源自《金刚经》：“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能做到不执着于外事，时时注意心灵的清净，就能契悟佛性。阳明所要阐发的也正是此意，只有在“致良知”上下工夫，使心无所执着，才能使良知“皎如明镜”。也说明良知本体无妍无媸，无善无恶，圣人致知之功至诚无息。据《坛经·行由品第一》载，五祖弘忍为六祖慧能说《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时，慧能一时大悟，乃言：“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五祖曰：“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慧能重视文句简单，透彻发挥无相、无住思想的《金刚经》，提倡单刀直入的顿教，强调众生若证见自我本性，就获得解脱成就佛果了。

此外，禅宗之“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被王阳明吸收后也组成了其哲学体系最重要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尤其具有禅偈之第一句“无善无恶心之体”尤如佛家所说的非善非恶，常寂常应的佛性。心学和禅学在讨论到最高的本体（儒曰心，良知，佛日佛性，真如）之时，都认为这本体在没有展开之前，是寂然不动的，是无恶无善的。阳明以禅之“本来面目”喻儒之良知这一“援儒入佛”的做法其实在本质上是有共通性的，阳明弟子胡宗宪（1512-1565）指出：“良知皆实理，致知皆实学，固非堕于空灵，一与事物无干涉，如禅家者流也。然‘明心见性’与先生‘致良知’之说亦略相似，若认错本旨，则高者必以虚寂为务，而离形厌事；卑者则认知觉为性，而自信自便。此则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非先生立教之本旨矣。”[⑨]陈来先生认为：“阳明所有关于无善无恶的思想可以归结为《金刚经》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以及《坛经》的‘无念、无相、无住’”[⑩]这些都看到了阳明学说与禅的紧密关系。

禅宗以顿悟为特色，以心传心，不立文字，无迹可循。王明阳“致良知”说是心学成熟的重要表征，与以《六祖坛经》为代表的禅宗正统基本精神，具有内在一致性。刘宗周认为“良知之说，鲜有不流于禅者”，这也道出了阳明之学与禅宗的亲密关系。

三

释氏学说在人的心性修炼方面的阐释，较早期儒家经典要更为详尽系统，因此，理学在这方面对释氏学说有所借鉴，但是不同儒家学者对于释氏学说的批判力度也是不同的，这很容易理解。阳明先生对于释氏学说虽有批评，但口气相当缓和，认为释氏学说和圣人之学仅“毫厘之差”，这毫厘就在于释氏以虚无主义为根本宗旨，但是其修行方法和对于成佛的坚定信念是值得借鉴的。王阳明明确表示：“释氏之学，亦自有同于吾儒，而不害其为异者，惟在于几微毫厘之间而已。亦何必讳于其同，而遂不敢以言；扭于其异，而遂不以察之乎？”[11]他认为佛禅中存在着极其有价值的思想，具有可通性，可能且应该为儒学借鉴。从而有利于开创新的理路，建立和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阳明在建构“致良知”说的过程中充分吸收佛禅话语及思辨方式为我所用，足见其学术思想与佛禅之紧密关联。

而阳明心学体系之建立确实有从佛学（尤其是禅与华严）借用资源的痕迹，以致于有“阳明禅”之称，与王阳明同代学者陈建（1497-1567年）则直呼“阳明禅”，云：“阳明一生讲学，只是尊信达摩、慧能，只是欲合三教为一，无他伎俩”，“愚谓阳明亦一部禅矣”[12]，其口气多有不尊重之意，毕竟陈建完全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对此进行批评。理学家刘宗周（1578-1645年）云：“古之为儒者，孔孟而已矣，一传而为程朱，再传而为阳明子。人或以为近于禅，即古之为佛者释迦而已矣，一变而为五宗禅，再变而为阳明禅。”[13]李光地亦说：“陆子静、王阳明禅师也。”[14]后来的学者也多从这方面来论及阳明学说与禅之关系。不可否认的是，王阳明从小深受佛家尤其是禅宗影响，在其学问中处处体现出痕迹。王阳明求诸老释，然后领悟到圣人之道，自己本性俱足，无需向外求取的思想，其实是典型的佛门顿悟，是禅宗最大的特征。在贵州躲避追杀，龙场悟道，都和惠能经历相似，龙场悟道“得之天启”，虽然作为儒学正统，不方便将自己纳入禅家一派，但是其所受的思想是丝毫难以抹灭的。

禅意还表现在王阳明的诗中：“一窍谁将混沌开，千年样子道州来；须知太极原无极，始信心非明镜台；始信心非明镜台，须知明镜亦尘埃；人人有个圆圈在，莫向蒲团坐死灰。”诗中“心非明镜台”一句，典出《坛经》惠能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说的是“心性本体”。诗中的“明镜亦尘埃”，出于《坛经》神秀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说的是渐修功夫。诗中“圆圈”以喻良知，“蒲团”以喻坐禅。全诗强调良知人人见在，不假修持。而不假修持，正是禅宗精义。在生活习性上，王阳明一些主张也和禅宗相接。如他说“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别诸生》），这里类似于禅家“神通与妙用，运水及搬柴”；他还说：“虽治生亦是讲学中事……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传习录拾遗》第十四），这也是罕见的鼓励为商，这和禅宗“作务即禅修”的主旨精神是相通的。

方立天先生曾说：“理学家朱熹曾指责心学‘全是禅学’，这指责虽带有明显的夸张色彩，但如果没有禅学的充分发展和长期流传，没有禅宗提供的思想资源和实践经验，没有禅宗创造的学术风气和文化氛围，似乎较难形成特定的陆王心学，或者心学的面貌将有所不同，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说，没有禅宗就没有心学”[15]这话是很中肯的，没有禅宗就没有心学。不仅如此，他还将儒、佛、道的关系，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唐虞之时（三间屋舍），原是本有家当，巢许辈皆其守舍之人。及之后世，圣学做主不起，反守其中一间，将左右两间甘心让于二氏。及吾儒之学日衰，二氏之学日炽，甘心自谓不如，反欲假借存活，泊其后来，连其中一间，岌岌乎有不能自存之势，反将从而归依之，渐至失其家业而不自觉。”这样的比喻也使得“三教合一之说，莫盛于阳明之门”，阳明之后学积极推动儒释合流，使得晚明佛教复兴。

王阳明作为中国历史上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物，禅宗对其学说的形成功不可没。其“知行合一”、“致良知”学说利用禅宗语汇对禅宗思想进行吸收，其心性本体论更是吸收了禅宗本性论的思维而建构的，其“致良知”吸收了禅宗定慧不二的修行理论，突出了智慧在修养功夫中的决定作用，这一切都构筑起其“心学”理论体系；而“阳明禅”的传播发展更突显出禅宗与儒家文化的汇融，对佛教的复兴功莫大焉。

[①]《全书》卷三《传习录》中。

[②]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990页。

[③]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07页。

[④]黄绾：《明道编》卷1，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⑤]“本来面目”在《坛经》里最早出现于惠昕本，后来契嵩本亦有。

[⑥]（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5—76页。

[⑦]佛教语，指头脑经常或长久保持清醒以保持佛性。如清代戴震《答彭进士允初书》有：“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来面目’耳，体段功夫，大略相似。”

[⑧]（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9页。

[⑨]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第1769页。

[⑩]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8页。

[11]（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32页。

[12]《学蔀通辨》卷9《续编》下《理》，《续修四库全书》子部939册。

[13]《刘蕺山集》卷7《答胡嵩高朱绵之张奠夫诸生》。

[14]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8，中华书局1995年版。

[15]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6页。

意思是：你不是住在一真法界。如果你不舍声闻、缘觉、菩萨、佛果，你就不住在一真法界。如果你不舍人天福报，一定住六道轮回。

出自：《金刚经》

原文：“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生无所住心。若心有住，则为非住。”

释义:住相其实是虚妄的（唯心主义只有心在，这心正是如来如如不动的空无自性的心），所以佛祖说:“若心有住，即为非住；一切诸相，即是非相。”

若有一人称自已是个很有爱心很有善心的人，很博爱的人，若其心有所住，则为非心也。何意呢？若有一个人的爱心只是为了博得一个社会名气，那这是真的爱心吗？

若有一个人的善心只是为了得个社会地位，那这是真的善心吗？若真是有爱心有善心的人应如佛所说无所住而生其爱心其善心，才可得清净心。若不然，定是一点点爱心善心扰了一世的清净。

扩展资料：

《金刚经》在印度有唯识家（无著、世亲）的论释。传入中国，三论、天台、贤首、唯识各宗都有注疏；然而中国佛教深受真常唯心一系大乘的影响，各宗表面上阐扬《金刚经》，实际上阐扬常住佛性和如来藏。

又在三教合流环境下，明清以来，三教九流都来注解《金刚经》，杂合浓厚的真常理论和儒道信仰。又受密教影响，《金刚经》被附加密咒形成读诵仪轨。此外，民间还出现各种离奇的灵验感应录。般若经典《金刚经》被真常化、儒道化、迷信化之中，在中国特别的盛行起来。

《金刚经》刻於唐长庆四年（824）四月，系柳公权四十七岁时所作。《金刚经》刻为横石，共十二块，每行十一字，原石毁於宋代。

1908年在敦煌石窟发现唐拓孤本，一字未损，是敦煌文献中的稀世珍宝。被法国人希伯和取往国外，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图书馆编号：Pelliot chinois 4503）国内上海有正书局、文明书局、中华书局、文物出版社等均有影印本。目前网络上流行的柳公权书《金刚经》唐拓本都是这些影印本的翻版。

-金刚经

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公元868年印刷的《金刚经》（现藏大英博物馆），不过雕版印刷可能在大约2000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

雕版印刷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经过长期实践和研究才发明的。自从汉朝发明纸以后，书写材料比起过去用的甲骨、简牍、金石和缣帛要轻便、经济多了，但是抄写书籍还是非常费工的，远远不能适应。

公元971年成都刻印全部5048卷的《大藏经》，雕版13万块，花费12年。至今中国仍保存着大约700本宋代的雕版印刷的古籍。

扩展资料：

文化影响

“传统技艺是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扬州的一张历史名片。”一位专家表示，建立传习所，能让这些濒临消失的传统技艺传承下去，但更重要的是在保护传统的优秀民族工艺过程中，要进行创新。

在延续传统工艺历史文化和原有的、传统的艺术风格基础上，为之注入更多更好的现代元素和活力，使之更能展示中国传统特色文化，更能适应现代人的价值取向和对传统文化的需求。

参考资料：-雕版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