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条文305:少阴病，身体痛，手足寒，骨节痛，脉沉者，附子汤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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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子脾常不足，脾主四肢，主肌肉，虚胖的孩子脾虚，虚胖的孩子四时容易伤风感冒。

2

你想跟他的悲观对抗。

3

《伤寒论辑义（义》大新书局，丹波元简（日本）

《证因方论》，清•汪汝麟

《世补斋医书全集》五洲出版社，陆九芝，傅青主，戴天章

《徐灵胎医书全集》，五洲出版社

《份寒杂病论》，士林出版社，张仲景

《石室秘录》，清•陈士铎

《黄帝外经》

《伤寒论解说》，大冢敬节（日本）

二:

1

直接去相信他，背后的潜台词是，承担受伤的风险和拥有治愈的底气。

2

离:正南。

一:

看病历

 很多人问过我如何学习中医，如何自学，该读什么书，遇到这样的问题会比较尴尬，实在是很难说那本书可以包治百病，那本书可以让你成为中医高手，中医价值观和思维是有成千上万本的书籍形成的，没有单一的那本书可以让你成为高手。

  中医的学习是思维，是学神。可是能悟到神没有形也是空中楼阁。庄子天道中说的极好，"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是得手应心，百炼成钢然后化境绕指柔，可问题是有多少人能体味到有数存焉于其间的这种感觉？

   很多人问中医从哪儿开始，我给的答案都是从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十三经注疏开始，懂啦古文，有传统思维，才能去看中医各种书籍。那真的是笼中捉鸡。只是这种大道理让很多人手足无措。所以一直想写一些琐琐的书籍简介来打打酱油，让大家可以有点具体的东西，可是每一次都提笔起来写个几段就放下，总觉得要等好一切完美后才可以，所以一拖就是几年，今天提笔也是来做个粗略的流水帐，或许很多人看到之后可以有借鉴，然后可以有些交流。

大体想法是把一些书籍顺成几条线，内经派，伤寒派，本草派，日本派，学院派，各个古本，算是一些系列书籍的推荐，希望和大家有个浅浅的交流。

   读古书近二十年，读医书近十年，对我而言的心境，就是哀莫大于心死，古方派集大成者汤本求真所说的或就是我的同感，今日不去综合中西新医术，而予志中医，“然今独力扬中医者，因此学衰微，仅保余喘，行将废灭，故特发挥其独擅之长”。

   中医今天已经是个非常歧义的话题，中医的框架体系结构已经被打散，现在躲在角落里变的奇形怪状。网络中出现的也是各种怎么科学吊打中医的话题。好像中医被凌迟就会得到叫好的彩头，各种关注度也会持续增温，获得无数的掌声。这应该不能说是中医的悲哀，是现实的写照。也是传统文化的现状。

   中医从来不能作为一个个体独立存在，他是岐黄五术中的一环，如果整个传统文化不存在，那么中医的存在也变得畸形。医有医运，国有国运，医运随着国运走，中医在宋元明清中呈现着不同的用药方式。这些用药方式和国运相一致。医学本就是适合当时社会环境而存在的。中医面对的各种境况，在后面论述的书籍中我也会大体阐述一下。

      医道通天彻底之学。学习之法也是从难到易，以伤寒论为本，建立框架体系。中医的学习，我常言的是-医在易内，医在医外。这几句话是我对学习中医的一种建议吧，想学好中医是要跳出来看看，或者在你读的《封神演义》，或许在你读的《周易集解》中。

   我是从泛泛的爱好周易经学进入到诸子百家，然后进入命理，经过几年的屠龙术学习之后，偶然进入伤寒，入门的书籍也是黄元御的《四圣心源》，但是下面的论述应该是打乱次序，不可能说你从JT叔叔或者倪海厦，或者郝万山等的视频入手，应该这么说从什么入手更多的是个人的缘分，或者是个人的爱好。我想更多的论述是各种相关的书籍体系，这点更像是徐灵胎的《医学源流论》，经过一系列的流水帐之后可能最后做个小结。

   我所讲的是以伤寒论为本，伤寒论其实是小众的，因为这个书一直存在江湖传说之中，千年以来若隐若现，从张仲景著书。到《小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引用，他的存在一直是若隐若现，千年以来没有形成一个门派或者有完整的流传，真的就是江湖的传说，到宋代林亿整理国家版，才慢慢有雏形，成无己注释才有一线的微光，可是之后的金元四大家的时代，又是千年，如果不是清朝训诂之风，大量读书人注解伤寒论，然后到民国几个临床大家的出现，或者一切都淹没在传说中。个人认知创新是本行业最尖端的人才，精益求精之后打破常规，融合百家之长把自己的行业带到更高的顶端，进入下一个ZOOM。先从离我们最近的最传统的一批人来说，他们留下最后的曙光，这一批人是维持传统，然后从五湖四海汇到一起编辑教材，留下最基本的伤寒论体系，从湖北的李培生到北京刘渡舟，南京的陈亦人，福建的俞长荣，山东的李克绍。再到他们的传承者郝万山，算是我们能见到的最后曙光，因为俞长荣在书序中说过，《中医诊断学》其实和伤寒论体系是相互矛盾的，甚至之后的大部分人都建议伤寒辩证作为外感，所以陈亦人才发表《略论“六经钤百病》为伤寒发声。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到伤寒的式微。

可以参考的几本书《伤寒论讲义》第五版，《伤寒论选读》，《伤寒论译释》陈亦人著，这三本书可能只能在老书店或者翻印的网店中有，可以这么说，这几本真的是白话文中最有分量的，能让你建立起来一套基本的六经框架，常说最简单的是临床，最难的是医理，这几本书是学院派伤寒论理论的集大成，有啦医理可能不会治病，但是没有医理学临床方子也是举步维艰。虽然网上说陈亦人，刘渡舟，李培生，陈慎吾会讲学术厉害临床不行（至于临床会在后面单独小结），也只能说特殊环境造成的的，陈慎吾经历那样的时代把之后的临床实践给耽搁掉。以这几本为基础，配合郝万山的视频会更有所本。另外作为这几本的补充，李培生《伤寒论讲稿》，《刘渡舟的伤寒论讲稿》,《李克绍医学文集》，《金贵要略讲义》第五版，《伤寒论汇要分析》俞长荣，连建伟《金贵要略方论讲稿》，张家礼《金贵要略讲稿》，都是这个体系的补充和参考。顺带一提，刘渡舟学生整理啦一本《刘渡舟伤寒论专题讲座》，难得是专门讲述脉诊的。

近代学院派也是集合前辈的结晶，成无己，方有执，吴谦，柯韵伯，尤在泾，陈修园，王晋三，程郊倩，钱天来。。。。。这一代代的医家给学院派准备了丰厚的土壤，而他们的伤寒论注解也是打开伤寒论的一把钥匙，如果古文底子好，那么他们的书是必备的要看一遍。或者说是家中的常备书。时常翻阅会让自己不断有新的感悟，看似平平无奇，可是都是他们一生的结晶。（还有几位重要的人物我觉得后面会做单独的介绍，希望大家去看他们的全集。）下面稍微介绍几本以上人物的书籍，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成无己延续下来的几位，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程郊倩的《伤寒论后条辨》，郑重光的《伤寒论条辨续著》），这几本书是跨越千年，算是一种传承和完善，吴谦的《医宗金鉴》，柯韵伯的《伤寒来苏集》，尤在泾的《伤寒贯珠论》，陈修园的《伤寒论浅注》，钱天来的《伤寒溯源集》，王晋三的《绛雪园古方选注》，这些人算是传统伤寒论的缩影，一代代的传承着伤寒论，他们的著作会受到时代的影响，也会在内经派（金元四大家）的时代有所限制。

同一天空下，我们不寂寞的，好的东西总有人去努力探讨并且珍惜的保留。而日本人的匠人精神真的让人佩服，看看我们自己的书，会感到汗颜的，丹波家族对传统汉医的坚持和执着，真是是千年如一日，在这儿有山田正珍，丹波元简（子丹波元坚），森立之的全集都是可以去淘来看看，山田正珍的《伤寒论集成》，丹波元简的《伤寒论辑义》，森立之的《伤寒论考注》都是极有学术和理论参考价值的，他们收集中国历代注家，择其善着而用之，特别是《伤寒论辑义》可以放在床头的参考书，因为他们的传承，对中医文化来说真的是何其幸也。特别是人民出版的早年《修堂医学选》（丹波元简父子系列的几本书），是值得收藏的。而一两百年后的我们，出版过一本《伤寒论集解》罗列了六十六位注家，可是出版过一次就绝版啦。

  为什么会开篇就是这传统伤寒中医，而不是介绍扭转变局的，或者被市场热炒的，因为我自己走过这些路，明白传统的是基础，整个中医的黑话都在这些基础书籍里，看是规规矩矩，古板老套，可是这些才是真的捷径。个人觉得比从你海厦，JT叔叔等入手更对未来有意义。

  时代的前行有持守者，也有变革者。在困顿中他们找寻新的道路。很多人开创了更好的未来，这也是中医是万幸，冥冥之中似乎有上天保佑，总会让我们看到更好的珍宝。

   伤寒论的第一位传承和试图革新的人应该是王叔和，之后的喻嘉言，张志聪，黄元御，陈修园，徐灵胎，唐容川，曹颖甫，张锡纯都是伟大的变革者，他们的全集都可以拿来读和收藏的，这几个都是典型的用毕生精力研习伤寒论，才给后世开拓出来一条伤寒论的阳光大道。明清时代是因为特殊的政治环境，很多读书人不能治国平天下，便成良医，让被人轻看的匠人之学，走上了经学研究的体系，开始内经方式注解伤寒论的模式。开辟三纲的喻嘉言，让我们看到伤寒论在千年之后再一次重新认知，如同西方宗教改革发生在中医上，其书《尚论篇》，《医门法律》《寓意草》是中医路上不得不读的，其徒舒驰远和再后辈齐秉慧都留下宝贵的医学财富。钱塘学派开启的众人集注伤寒论的先例，《张志聪医学全集》是可以整本收下的，钱塘学派算是一个转弯，他们把《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结和起来。

之后的争议人物就是黄元御，这个公开狂骂太医院和前代的医者，但你不得不服他，才华横溢，骂人的文字都辞藻华丽，或者他这样的人真的不受欢迎，当时吴谦对他应该是极度讨厌的。他提出一气周流，气机升降，土合四象的理论，不得不说是中医的巨大进步，后世的黄元御有死忠粉也有死黑粉，真的很少有有那个医家有这种待遇，死忠粉曹颖甫在很多理论上继承啦黄元御，成临床大家并且达到一种新的高峰，死黑粉非戴九章和他外曾孙陆九芝莫属。要看《黄元御医学全集》，也要看评论他的《世补斋医书全集》，在我看来陆九芝对黄元御的医学评论客观公正，他对黄元御不耻的是黄元御窃取别人的医学理论占为己有，这样的问题只能历史给出答案，我算是从黄元御开始入手中医，黄元御的《四圣心源》是黄元御实战能力具体体现，其中的很多很多方子真的是得到了张仲景的精髓，如果倪海厦药方的运用上是药性的加减的话，那么黄元御有很多方子是结构性完美，整个方子结构就是感觉可以放在伤寒杂病论里，可是黄元御很多方子用起来有一定的束缚，就是偏向道家系统，霸性不够，当时起作用，但是不能改变身体的能量结构，很多过后病情容易反复，这是我的一家之言。至于后世的彭子益对黄元御是褒贬一体，《圆运动的古中医学》一书我觉得不算是黄元御体系的，再有就是特殊环境下的炒作，好像这本书是整个中医的顶峰和终结者，对此书我也是有喜欢到变得平淡。

陈修园难得是正面的君子形象，子孙三代用力在注释伤寒论上，他的《伤寒论浅注》和《金贵要略浅注》是真的不浅。要是浅也不会被唐容川拿来做底本啦。至于他的东西就不拿来说了，随便一搜都是大量的介绍。徐灵胎这样的人是触类旁通的天才，山医命相卜的全才，要不也想不出来《伤寒类方》这样的法子写书，之后日本的古方派也是这一路子，虽然打破六经次序，但是用起来是顺手，如果后人都能在这个体系完善，比如江尔逊的《桂枝汤类方应用研究》，有这一些列的书出现，或者中医的很多知识可以有另外一种体系。徐学贯古今的大家，知病知己知命，活得洒脱。

如果以传统而论，我个人觉得经历了明清的积淀，清末民初的出现的人物带来的伤寒世界的最后的小高峰。唐容川和曹颖甫，在理论和实战上带来新的思路，唐容川在陈修园的基础上写的《伤寒论浅注补正》和《金匮要略浅注补正》算是对经学注解伤寒论最后的完善，（如果对唐容川体系有什么缺陷，那么周岩在《本草思辨录》中做了很好的阐述）。之后传统文化走入低谷，可能后来者不知道等多少年才看到这样的注解家出现，唐的《血症论》是你读过群书之后才可以和他交流，因为整本书错过一句话就错过一个见解或者用药。

至于张锡纯，我不愿意拔高他，我想他自有他的高度，用药大胆，《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案例也多，可是我觉得总有点不舒服感觉，就是和张景岳《张景岳医学全书》一样，看似完美的理论，是因为读书人自我阐述的完美，张景岳自创二百多方，看似高手，可是总是失去了该有的严谨。有那么一丢丢读书人的沽名钓誉。不过这两个都是大家，他们的全集是完全可以收藏的。

备注一下，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明清名医全书大成》三十册，大部分的明清医家全集都有啦。这里面有你喜欢或者不喜欢的，但是可以涉猎整个明清的医学的辉煌，总能得到我们个人想要的东西。其中的每个人都有优缺点，我也希望大家择其善者而从之。

当我们医学前辈在进行《黄帝内经》和伤寒论融合的时候，日本却走向另外一条实用性更高的道路。我总觉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出来研习医学，总要把伤寒论提高到经学的高度，但是在操作性的路上越走越远，没事就是古代的黄帝岐伯出来给自己学问背书。日本在十七世纪开始出现变革者，他们抛弃经学，丢掉五行学说，怀疑和斥责沿袭金元四大家的后世派。从开始名古屋玄医，后藤艮山，吉益东洞父子，尾台榕堂，都后面的汤本求真。

吉益东洞真的是实战者，或许日本的环境没有那么强的经学体系，很多东西的变革可以推到重来，所以他的东西更加注重实战，《类聚方》《药征》去掉框框条条，以更实用的姿态出现，尾台容堂的《类聚方广义》是这个探索的继续。经过一两百年到汤本求真之时，个人认知汤本求真的《皇汉医学》是古方派的集大成者，京城半边天的胡希恕老先生也是这一路子。伤寒原方出手，或者几位药的加减，真的是效如桴鼓,覆杯而愈。或许伤寒论实战的部分真的在隔洋的日本古方派给补上了。顺便提一下。年龄相符的汤本求真和鲁迅，都是因为家人病逝学医，都是在日本学医，一个开创古方派的辉煌，一个肄业回来拿医学开刀，开创新文化运动，打碎坛坛罐罐，一生不从医而拿中医开刀。而这儿迁出一段公案，治疗鲁迅父亲的名医是何廉臣，这个名医让嗜酒如命，肝郁暴脾气的肺结核病人多活了三年，却被扣上一定大帽子，真的不知道汤本求真丧失爱女和鲁迅丧父因什么样的情境做出截然相反的选择。

在这儿顺便补充一个日本的腹诊大家，稻叶克的《腹证奇览》，腹诊算是伤寒论最有力的补充，因为中国的礼法约束，腹诊这一有效手段无法施展。至于其他的如浅田宗伯，大冢敬节，矢数道明等的书籍介绍放在后面临床医案里，因为他们的著书更有利于大家在临床上如何操作。

古籍的版本类型 自从图书产生以来，特别是自从版印图籍产生以来，从内容、性质、形式等方面派生出许多版本类型和版本称谓。主要有：稿本、写本、抄本、刻本、活字印本、官刻本、坊刻本、私宅刻本、家刻本、自刻本、监刻本、经厂本、内府刻本、藩府刻本、殿本、局本、聚珍本、套印本、百衲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初刻本、重刻本、翻刻本、影刻本、重修本、递修本、朱蓝印本、四库底本、毛抄本。 稿本 古书版本著录中运用稿本概念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指手稿本，二是指清稿本，三是指修改稿本。手稿本指的是由作者自己亲笔书写的自己的作品，判断这个极不容易，没有绝对把握，不敢运用手稿本的概念。清稿本指的是誊清的书本。誊清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由作者自己誊清，这在实际上应该归入手稿本；另一种是由别人誊清，实际上这已不具备稿本性质。故对清稿本概念的运用要特别慎重，不能以今度古，把现代人关于稿子的概念硬加在古稿本的头上去。修改稿本指的是在誊清的本子上又由作者亲笔加以修改。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自己誊清后自己又作修订，这在实际上又应归于手稿本；一种是别人誊清后作者亲笔加以修订，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用修改稿本的概念。这三种概念在通常的古书著录中都见有人运用，但在实践上并不十分确切，且容易造成混乱。国家图书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只用“稿本”一个概念，将作者亲笔书写、誊清、修改的情况，通通包容在“稿本”概念里边。而对由别人誊清的书本，则以“写本”或“抄本”称之；别人誊清作者自己亲笔修改的书本，则仍以“写本”或“抄本”称之，紧接着于其后注明某某校改。 写本 写本是相对于稿本、抄本和印本的名称。在古书版本著录中，凡运用写本概念，大约也有三种情况。一是时代早。唐以前，书籍生产都靠手写传抄，无所谓刻本印本，故统称为写本。人唐以后，刻本书渐行，至宋而盛。然唐宋所处的时代仍是较早，故唐宋时期手写传抄的书籍，仍称为写本。元以后传抄的书籍，便以抄本名之了。二是地位高。无论时代早晚，印本书是否盛行，一书的传抄凡出自名流学者之手，往往也要以写本名之，而不称其为抄本。三是涉及宗教。凡是抄写佛经、道经，抄写者常是为了还愿或做功德，有对宗教的崇信和虔诚包容在里边，故只称其为写经，而绝不称为抄经。至于早期写经生抄写的经卷，虽不是为了自己还愿做功德，而是为了佛门的善男信女们买去还愿，但由于其抄写时代早，也只能以写本名之。至于自己著作，自己抄写流传，那就不论其时代早晚，地位高低，便一律以稿本名之了。 抄本 在古书版本著录中，抄本的称谓经常应用，经常出现。除了写本、稿本之外，凡依据某种底本而再行传写者，均可以抄本名之。 刻本 刻本，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及《经典释文》。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兴，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在发展过程中，因时代不同，又有宋、辽、西夏、金、蒙古、元、明、清刻本的不同称谓；因地域不同，又有浙刻本、蜀刻本、闽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细分，又有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衢州本、潭州本、赣州本、池州本、建阳本、麻沙本、崇化本、平水本、眉山本等不同称谓；因出资和主刻性质不同，又有官刻本、私刻本、家刻本、自刻本、坊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区分，又有内府本、监本、府州军本、仓台本、计台本、殿司郎局本、公使库本、郡斋郡庠本、兴文署本、广成局本、行中书省本、各路儒学本、书院本、司礼监本、经厂本、藩府本、布政司本、廉访司本、殿本、局本等不同称谓；因刻版形态不同，又有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技术不同，又有墨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早晚不同，又有初刻本、复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重修本、递修本等不同称谓。总之，什么时代、什么地区、什么单位、什么部门刻的书本，就可题为某某时代、某某地区、某某单位、某某部门刻本。 活字印本 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均称活字印本。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南宋的周必大，蒙古太宗十三年至海迷失后三年(1241-1250)时期的姚枢，清道光十二年(1832)的李瑶、二十四年(1844)的翟金生，都曾依据毕昇泥活字印书的原理，自制泥活字，实践并光大了泥活字印书的创举。元大德年间(1297-1307)，农学家王祯又制成了木活字，并印刷《旌德县志》。此后，木活字发展较快，非但有汉文木活字，还有西夏文、回鹘文木活字。进入明、清，木活字书普遍流行，江南各省的祠堂常用木活字排印宗谱。还出现了串乡走镇专为人排印家谱的谱匠。明崇祯十一年(1638)以后，北京朝廷发行的“邸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清代无论官署、私宅、坊肆，木活字印书更为普遍。规模最大的是乾隆时期用木活字排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凡134种。金属活字包括铜、锡、铅活字，其中以铜活字印书较多。明朝弘治、正德时期无锡华、安两家的铜活字印书最有名，清雍正年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是规模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著录活字印本，就要根据不同材料的活字，采取不同的著录称谓，如泥活字印本、木活字印本、铜活字印本等。 官刻本 官刻本是指清及清以前历代出公帑或由国家某种机构、单位主持雕印的书本。中国雕版印书始自唐朝。自五代起，始由国子监校刻经书，开官刻本之先河。两宋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司、局、殿，地方各府、州、县、军官署，各府、州、县学，各地仓台、计台、公使库；元代兴文署、广成局、中书省、行中书省、各路儒学、各地书院；明代两京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内府各监，各藩府，各布政使司，各府、州、县衙署，各级各地学校；清代武英殿、内府各监、中央各部、地方各级行政、文化机构、各省官书局等，凡由这些单位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均可称为官刻本。但在著录实践中，历来不采用“官刻本”这种称谓，而是将其分解，具体著录。国子监刻的书就称为国子监本，公使库刻的书就称为公使库刻本，经厂刻的书就称为经厂刻本，武英殿刻的书就称为武英殿刻本等。 坊刻本 坊刻本指唐至清历代各地书坊刻印的书本。书商编刻图书并经营书业的书坊，唐代已经出现，至两宋而兴盛。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都开有很多书坊、书斋、书轩、书林、书堂、书肆、书棚、经籍铺、纸马铺等。四川、两湖、江、浙、皖、赣、闽，尤其是福建建阳的崇化、麻沙等，也都有很多书坊。元代四川书坊衰落，山西平阳(今临汾)书坊兴起，福建书坊继续发展。明代南北两京，苏州、扬州、杭州、徽州、常熟、建阳，仍是书坊林立。清代书坊遍布全国各地，但有的已是单纯经销并不编刻图书了。所有历代这些书坊刻印的书，都可以称为坊刻本。但在版本著录的实践上，一般不使用坊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唐刻《陀罗尼经咒》，便著录为“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本”，《十七史》便著录为“明毛氏汲古阁刻本”等。 私宅刻本 私宅刻本指历代私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本。私宅家塾刻书的性质，与书坊刻书不尽相同。书坊刻书以出售营利为主要目的，私宅、家塾刻书多出于对圣贤、先辈、师友的崇尚，要推广某种思想和学说。明、清私宅刻书，有时也为了传布某些罕见的版本。但在版本著录实践上，一般并不使用私宅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宋黄善夫家塾之敬室所刻的《史记》，便著录为“宋黄善夫家塾刻本”；宋蔡梦弼东塾刻印的《史记》，便著录为“宋蔡梦弼东塾刻本”；宋蔡琪家塾之敬室刻印的《汉书集注》，便著录为“宋蔡琪家塾刻本”；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印的《韩柳集》，便著录为“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元代天历间褒贤世家家塾刻印的《范文正公集》，便著录为“元天历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 家刻本 家刻本指历代自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己家人著作的书本。家刻本与私刻本性质不同。家刻本的实施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出资委托书坊，按自家满意的版式行款刻印；一种是自备木板，召雇刻印良工上门，让他们按自家的意愿设计行款版式刻印。这两种方式雕刻的书版都归自家所有，自家收藏。故古书雕版处与藏版处不全都一致。家刻本多为家族中晚辈实施，故校勘刻印一般都比较好。 自刻本 自刻本指历代由作者自己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撰的书本。从出资的角度看，与家刻本性质近似；从所刻书的作者看，则与家刻本绝然不同。家刻本的作者范围限在本家族中，自刻本的作者仅指作者自己。自刻本始自五代和凝。《旧五代史·和凝传》说他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五代以后，历代都有自刻本行世。自刻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者自己委托书坊或召雇雕印工匠，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版式行款，施刀镌印；一种是不但自己出资，还要自己写样上板，然后委托书坊或召雇工匠刻印。所以自刻本一般都校勘精审，刻印精良，若是作者自己手写上版，就更为珍贵。清代郑板桥号称诗、书、画三绝，他自己写样上版雕印的自著《板桥集》，堪称艺术珍品。 监刻本 监刻本亦简称监本，指历代国子监刻印的书本。国子监，亦称国子学，简称“国学”，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后唐朝长兴三年(932)，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到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九经》全部刻完，前后历时21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国子监祭酒尹拙奏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经典释文》，刻板印行。宋代国子监的刻书规模和刻印范围，都比五代时要大得多。景德二年(1005)，距建国仅40余年，经、传、正义皆经过校勘，刻板印行。所集书籍版片10万余块。到北宋末年，正史亦由国子监全部校刻行世。南宋国子监所刻的书并非都是本监所雕，很多是本监校勘后下各地镂版。如《七经正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诸书，都是由杭州镂版进呈。宋代国子监除主刻正经、正史外，还以医方一字差误，其害匪轻，故重要医籍也由国子监分官详校，镂版颁行。如《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补注本草》、《图经本草》等，宋代国子监都曾校刻行世。元代的中央刻书机构是兴文署和广成局，属秘书监，不属国子监，故无监本之称。明代南京、北京都设有国子监，刻书数量甚多。清代纂修校刻书籍多数在武英殿。清代国子监仅刻过极少的书。对于历代国子监所刻的书，均可著录为各时代的国子监刻本。 经厂本 经厂本专指明代经厂所刻印的书本。经厂是司礼监所属的机构，专管经书印版及印成书籍、佛经、道藏、蕃经等。经厂设掌司4员或六七员。经厂规模随着司礼监的权限及规模的扩大而扩大。洪武时内府有刊字匠150名，每二年一班；裱褙匠312名，印刷匠58名，一年一班。嘉靖十年(1531)，调整精简过内府匠役，实留12255名，著为定额。其中司礼监占有1583名。而专事书籍刻印者为：笺纸匠62名，裱褙匠293名，摺配匠189名，裁历匠80名，刷印匠134名，笔匠48名，黑墨匠77名，画匠76名，刊字匠315名。总为1274名。据极不完全统计，明代司礼监经厂前后刻印的经、史、子书、祖训、圣训，以及《四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等内书堂课本，达168种。经厂本特点是开本大，印纸精，行格疏，字体大，粗黑口，铺陈考究。但由于出自内宦之手，校勘不精，故不为学人所珍重。 内府刻本 内府刻本这个称谓很不科学，很不确切。但历代相沿，版本著录和行文中又常出现这个提法。唐代有内府之役，它是指划归五府三卫和东宫三府三卫管辖的折冲府，下设若干监，分管内廷庶务。所谓内府刻本，并不专指由内务府各监所刻的书本。实际上，历来在运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时，其概念都是指中央各部院衙署和内廷各部门所刻的书本。或者说是指官刻本中，属中央国家机关所刻的那一部分书。所以在使用这个称谓时要特别谨慎，凡能考出具体刻书单位者，均应具体著录，不能轻易使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 藩府刻本 藩府刻本指明代各藩王府所刻印的书本。明代270余年中，皇诸子受封为王的先后共有62人。受封并且建藩者，共50人。其中有的因获罪夺爵，有的无子封除，只有28个王府与明朝相始终。它们分布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等诸布政行省。 殿本 殿本专指清代武英殿所刻印的书本。武英殿在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迤北。据《宸垣识略》记载，武英殿崇阶九级，环绕御河，跨石桥三，前为门三。内殿宇二重，前贮书版。北为浴德堂，即修书处。 局本 局本指清代各省官书局所刻印的书本。清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之后，以曾国藩创立的江南书局为起端，先后有淮南书局、苏州书局、浙江书局、崇文书局、思贤书局、江西书局、存古书局、皇华书局、福州书局、广雅书局、云南书局、山西书局等相继建立。这些官书局是清代以前历朝所没有的。在晚清的半个多世纪中，这些官书局刻印过不少书，还联合协作刻印过一些书，如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等。有些书校勘精审，刻印精良。像浙江官书局校刻的《二十二子》，金陵书局张文虎校刻的《史记》，就都很有名。在清末的文化事业上，起过一定推动作用。在版本著录上则分别具体称为某书局刻本。 聚珍本 聚珍本亦称聚珍版。指清乾隆时武英殿用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 套印本 套印本指数种颜色套印的书本。中国传统的套印技术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初期阶段是在一块雕好的版片上刷上不同颜色敷印，所以称为敷彩印法。此法起于何时，很难详考。元至元六年(1340)，中兴路江陵(今湖北荆州)资福寺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其经文及卷尾无闻和尚注经图中的灵芝等，均用朱色刷印，注文用墨色刷印。表明14世纪中叶，中国已经有了敷彩印刷的作品，而且迄今仍流存于世。 在套色印刷的启发、推动下，将这种技术继续深化，施于版画，恒版印刷技术出现了。“饾版”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块木板，犹如饾饤，故称饾版。然后逐色依次套印或叠印，最后形成一幅完整的彩色图画。这样印出的作品颜色的深浅浓淡、阴阳向背，几与原作无异。在饾版技术兴起的同时，拱花技法也出现了。“拱花”是用凹凸两版嵌合压印，令纸面拱起花纹，使翎毛、山水凸现在纸面上，看去更富立体感，更具真实性。像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吴发祥的《萝轩变古笺谱》，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所有上述这些套印出来的书，都可称为套印本。且几色套印，就称几色套印本。惟朱墨两色套印，国家图书馆习惯上著录为“套印本”，其他各方面的人习惯上多称为“朱墨套印本”。 百衲本 百衲本，是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起来的书本。这是个借喻性的版本称谓。衲，原义补缀。百衲，指用零星材料集成一套完整的东西。王隐《晋书》说“董威辇于市，得残缯辄为衣，号曰百衲衣”。蔡绦《铁围山丛谈》说“唐济公者号善琴，乃自聚灵材为之，曰百衲琴”。蔡君谟《画锦堂记》说“每字作一纸，裁截布列，连成碑形，谓之百衲碑”。足见“百衲”具有杂拼之义。故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而成的书本，也就名为“百衲本”了。 书帕本 明代官员上任或奉旨归京，官员朋友之间例以一书一帕相馈赠，当时将这种书就称为“书帕本”。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引证《金台纪闻》评论元、明刻书优劣说：“元时州县皆有学田，所入谓之学租，以供师生饩廪，余则刻书。工程浩大者，则数处合力为之，故雠校刻画颇有精者。明洪武初年，将此项学租皆收归国子学，故县学、书院缺乏余资，刻书已不精审。隆庆、万历间，承嘉靖余风，皆喜刻书。但大率刻而不校，甚或妄加删削，以之馈遗当道官员，附之一帕，故有一书一帕之称，是为书帕本。”可见书帕本是明代例行官样礼品，只注意表面装潢，不注重文字内容。 巾箱本 巾箱本，指古时开本极小可以装在巾箱里的书本。巾箱是古时装头巾的小箧。《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五“王母巾箱”条引《汉武内传》，说帝见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书，盛以紫锦之囊。晋葛洪《西京杂记》后序说：“洪家遭火，书籍殆尽，惟有抄本二卷在巾箱中，常以自随，故得犹在。”《南史·齐·衡阳王均》说他“手自细书《五经》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南宋戴埴《鼠璞》说：“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萧均)手写《五经》置巾箱中。”可见无论是手写本书，还是刻印本书，只要是开本较小，于随身携带的巾箱小箧中能够装下，就都可以称为巾箱本。在实践上，与袖珍本概念极难区分。 袖珍本 袖珍本亦指开本较小，便于随身携带的书本。其取义，盖因其开本极小，可藏于怀袖中携带。清代内府刻书集中在武英殿进行。历年雕印经、史所用版片极多，这当中有不少裁截下来的小块木料或版片。“高宗以校镌经、史，卷帙浩繁，梨枣解材，不令遗弃，仿古人巾箱之式，刻袖珍版书。”后世将当时遵照高宗旨意，于乾隆三十年(1765)用零材短板刻成的小版框小开本的《古香斋十种》，就称为袖珍本。直到今天，对小开本书仍常以袖珍名之。 初刻本 凡第一次镌刻的书均可称为初刻本。 重刻本 重刻本是相对于原刻本而言的。凡确知一书是重刻于某本，方可称为重刻本。然其情况复杂，与初刻本相关，没有确切的把握，不能随便运用重刻本的概念。且重刻与翻刻(覆刻)意义相近，容易混淆。重刻本就是将经过校勘的底本重新雕刻，其行款版式可与原底本同，也可以不同。翻刻虽也是重刻，但翻刻则是依底本原式照翻，非但行款字数一仍其旧，甚至讳字、刻工姓氏也照样翻雕。所以在运用重刻本称谓时，一方面要注意它是重刻某本，一方面还要注意它是否为翻刻。 翻刻本 翻刻本也称覆刻本。 影刻本 影刻本是以某一版本为底本，逐叶覆纸，将原底本的边栏界行、版口鱼尾、行款字数等，毫不改变地照样描摹或双勾下来，然后将描摹好的书叶逐一上版镌雕。这样雕印出来的书，因为版样是影摹下来的，对于那个原底本来说，就称为影刻本。影刻本书多发生在影刻宋元本书上。因为宋元本书传至明末清初，已属罕见。为了保存传本，流布久远，便常常采用这种影刻的办法。由于它能保持原底本的风貌，故历来为藏书家和版本家所珍重。 重修本 重修本也称为修补本或修补版。古书版片由于多用梨、枣等硬木，故可流传使用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其间由于屡经刷印或遭受其他灾害，又很容易造成版片的缺损，所以再要进行刷印时，对其中缺损的版片就得重新加以修补。用这种修补过的旧版片刷印的书，在版本著录中就称为“×朝××年××人刻×朝××年重修本”。经过修补的版片，因为时代、刻工、技术的不同，呈现出来的版框、版心及字体风格等，与未经修补的就不尽相同，甚至墨色也显得不同。所有这些都是比较容易鉴别的。 重修本运用在家乘、地志等书时，要特别注意其另外的含义。中国地志之书浩如烟海。每换一任或几任地方官，就常常重修一次该地的方志，载入风土民情、山川地理、物产资源、名胜古迹、建置沿革、地亩四至、先贤仕宦、历朝贡举等新内容，以便掌握该地情况，实施封建管理。但有时因初修不久，有时因财力不敷，没有必要或没有能力另纂新志时，也常常修补旧志版片，或在旧版片的相应内容下增刻新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分别著录：只是修补旧版重新刷印的，应著录“×朝××年刻××年重修本”；若是在旧版本相应内容下增刻了新的内容，就得著录为“×朝××年刻××年增修本”。在著录志书重修本和增修本时，还要特别注意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这是极易发生混乱的地方。就是在版本著录为“重修”或“增修”的两种情况下，其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都只能是原来纂修的时代。若是志书书名前已明确冠有“重修”字样，则这里的重修决非重新修补版片之义，而是此志已经重新纂修之义。 递修本 凡一书版片经过两次及两次以上修补而重新刷印出来的书本，均可称为×朝××年刻×朝××年递修本。这种递修重印的古书在现存的中国古籍中为数还不少。有名的如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的《六经正义》，多数到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就曾两次递修重印过。又如南宋绍兴年间蜀中眉山地区所刻的《眉山七史》，其版片元代以后递有修补。明洪武年间版片移入南京国子监，一直到正德、嘉靖、万历时，还曾修补重印。到清代顺、康、雍、乾时，这套版片还存贮于江南布政使司衙门库中，嘉庆时才毁于火。明南京国子监刻的《玉海》，其版片自正德、嘉靖以后即屡经递修。万历十六年(1588)赵用贤、康熙三十六年(1697)李振玉、乾隆三年(1738)熊木，都曾修补重印。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递修本。 朱蓝印本 朱蓝印本，是指古代书版雕完，在正式刷印之前常要试印，以检查是否有错字和着墨是否均匀，以便进行修整。这时使用的颜色常用红或蓝色，目的在于醒目，便于发现版面上的问题。此种试印的书，红颜色者，就称××刻朱印本；蓝颜色者就称××刻蓝印本。这种印本因为是新版初试，字画清晰，刀法剔透，初印精美，加上印数少，传世罕，历为版本家和藏书家所看重。 四库底本 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卷帙浩繁的大丛书，共收3507种，79337卷。在开馆纂修前及整个纂修过程中，广征天下遗书，故从全国各地进献的图籍数以万计。书到北京，全都送到翰林院点收，加盖翰林院关防，以备选用。有人将这些都称为四库底本，这是不对的。确切的概念，四库底本指的是被《四库全书》收入而作为誊抄底本的那些书，而不是指进过翰林院，钤有翰林院关防，实际却未被《四库全书》录入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