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余即头发。发的荣枯与血气盛衰有密切关系，故有发为血之余的说法。头发为中药，处方时多书写为血余，如血余炭。《本草纲目》乱发条：“发乃血余，故能治血病，补阴，疗惊痫，去心窍之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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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药的发展历史是什么

中药在中国古籍中通称“本草”。

中国最早的一部中药学专著是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唐代由 颁布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世称《唐本草》。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药物经验，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汉朝以前中药随着文字的出现，药物知识也有了文字记载。

商代金文已有“药”字。《说文解字》训释为：“治病草，从草，乐声。”

西周的《诗经》及《山海经》中已经记载了120多种药物的产地、效用和治疗性能。春秋战国时期的《五十二病方》已载方280余首，所用药物达240余种。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将本草作为中药的代名词。 本草一词始见于《汉书·平帝纪》。

到了西汉晚期已有“本草”一词来指称药学专著。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是《神农本草经》。

虽托“神农”之名，实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有考证最后成书不晚于东汉末年（公元2世纪）。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末以来医家应用的药物种类日渐增多，本草著作的数量和种类也大大增加。 晋代葛洪《抱朴子》曾首载草药一词。

重要的本草著作首推完成于公元500年、梁陶弘景所撰《本草经集注》。南朝刘宋时期雷敩著《炮炙论》，收录了300种药物的炮制方法，是中国的第一部炮制专著。

隋唐时期隋唐时期，南北统一，经济文化日渐繁荣，医药学也有较大发展。 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朝廷颁行了由李绩、苏敬等主持编纂的《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

载药844种，本书的完成依赖了国家的行政力量和人力物力，是中国第一部药典性本草；比公元1542年欧洲纽伦堡药典早出800余年。并在日本古书《延喜式》还有“凡医生皆读苏敬新修本草”的记载。

金元时期张元素所写的《医学启源》介绍了脏腑诸病用药心法，奠定了脏腑辨证用药理论。他在《珍珠囊》、《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洁古刺诸痛法》中均倡导中药归经学说。

后来，李东垣的《用药法象》与王好古的《汤液本草》都是探讨药性。 明朝时期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1518-1593年）历时27年编成《本草纲目》（全书52卷，约200万言，收药1892种，附图1100多幅，附方11000余首）。

中华民国中华民国（1912~1949年）的建立，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统治，但是中国仍未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加之国家连年战争，社会动荡，经济衰退，致使中国科技发展缓慢而不平衡，远远落后于欧美、日本等，失去了16世纪以前中国在世界科技上普遍领先地位。

在西方科技文化大量涌入的情况下，出现了中西药并存的局面。与此相应，社会和医药界对传统的中国医药逐渐有了“中医”、中药”之称，对现代西方医药也因此逐渐称为“西医”、西药”。

由于 采取废止中医的政策，阻碍了中医药的发展，因而引发了中医药界的普遍抗争。 在学术医药工作者奋发进取，尽管困难重重，本草学或中药学仍然有所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现存民国时期的中药专著有260多种，大多体例新颖、类型多样、注重实用。由于它们的论述范围、体例、用语等与传统本草有所不同，或为了通俗的原因，一般都不以本草命名。

其间综合性中药著作和讲义较多，内容多数偏于临床实用。前者以蒋玉柏《中国药物学集成》较有代表性。

该书有总论、各论两大部分。总论概述了中药有关基本理论知识；各论按功效分类，分别记述了400余种药物的别名、气味、形状、功用、制法、有毒无毒、用量、禁忌、处方等。

其体例和内容与前者基本相似，但更简明实用。如秦伯未《药物学讲》，分为发散、利尿、理气、理血、温热、寒凉药等12类加以介绍，如张山雷《本草正义》，属于传统药论性质。

该书结合个人用药体验论述了中药的药性、功用以及鉴别、炮制、煎煮法等，有较好的影响。 属于传统的地方本草亦有多种，以肖步丹《岭南采药录》、高宗岳《泰山药物志》较有特色，也丰富了药物的品种。

食疗本草有较大的进步，大多内容丰富、实用。如秦伯未《饮食指南），以传统、简要为特点；杨志一、沈仲圭《食物疗病常识》、陆观豹《食用本草学》，则多为经验之谈。

其他方面，如经曹炳章据清末郑肖岩所撰《伪药条辨》补订而成的《增订伪药条辨》，载药110种，就产地、形态、气味、主治等以论述或比较，为辨识药物真伪优劣提供了宝贵经验。杨华亭《药物图考》，摘引本草文献，对药物品种作了科学的考证，并附有图谱，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炮制制药方面，如杨叔澄《中国制药学》、周复生《增订药业指南》，有关内容均较切合实际。当时的中药学著作，除了传统的表述外，还产生了中西药汇通之作。

汇通派医药学家，利用自然科学和西方医药学的某些成果，补充表达中药的基源、成分、功效及其药理等，或以中西药理互为解说；其间深浅、得失参差不齐。 在各种著作中，以郭望《汉药新觉》、温敬修《最新实验药物学》及阮其烃、王一仁、董克仁的《本草经新注）等较有代表性。

鉴于此期中药数量众多、知识广泛，对中药的学习与传播已有诸多不便，故不仅便读、歌括一类中药入门书籍不少，而且新产生了中药辞书。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35年陈存仁编著的《中国药学大。

二、我国历史上哪些朝代中医药发展最快

根据历代王朝对民族文化和经济发展所采取措施的不同，中 医药学的发展也各有差异。

综合有关资料和史籍考证，我国中医 药发展最快、最兴旺的是隋唐至两宋。唐自统一中国后，疆域广 阔，百姓安乐，经济不断发展，尤其农业发展迅速，对外交流亦日 趋频繁，中医药事业也得到了全面发展，且各种医药著作和药物 品种不断增加。

如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由长孙无忌（后因 武后篡权，长孙皇后被贬，故改李绩）偕苏敬等22人负责编修的 《新修本草》（亦称唐本草）。当时由 发动全国各地征询药物 形色、功效、产地等，具送中央，经采用之后，在全国发行的，是最 完整的一部药学专著。

此外还出现了《食疗本草》、《蜀本草》、《本 草拾遗》等大批本草著作。这时全国已发现的药物约达1 500余 种。

宋朝亦由于上层 的重视，开国后不久即诏刘翰、马志等9 人编修了《开宝本草》，由官方颁行全国。其后，接着出现了 4种 本草著作，篇幅和内容都较前有所增加。

这时全国药物总数已发 展到2 400余种。可以说此时已是我国药典学发展最鼎盛的时期。

只是后来由于上层 的腐败，宋朝的国势日坏一日，整个中医 药事业也跟着走了下坡路。 。

三、中医发展史

中医有着悠久的历史。

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在与大自然作斗争中就创造了原始医学。人们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某些食物能减轻或消除某些病症，这就是发现和应用中药的起源；在烘火取暖的基础上，发现用兽皮、树皮包上烧热的石块或沙土作局部取暖可消除某些病痛，通过反复实践和改进，逐渐产生了热熨法和灸法；在使用石器作为生产工具的过程中，发现人体某一部位受到刺伤后反能解除另一部位的病痛，从而创造了运用砭石、骨针治疗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进而形成了经络学说。

中医理论主要来源于对实践的总结，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黄帝内经》问世。

该书系统总结了在此之前的治疗经验和医学理论，结合当时的其他自然科学成就，运用朴素的唯物论和辨证法思想，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初步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难经》是一部与《黄帝内经》相媲美的古典医籍，成书于汉之前，相传系秦越人所著。

其内容亦包括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各方面，补充了《黄帝内经》之不足。 秦汉以来，内外交通日渐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南海的龙眼、荔枝核等，渐为内地医家所采用。

东南亚等地的药材也不断进入中国，从而丰富人们的药材知识。《神农本草经》就是当时流传下来的、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

它总结了汉以前人们的药物知识，载药365种，并记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等药物学理论。长期临床实践和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该书所载药效大多是正确的，如麻黄治喘，黄连治痢，海藻治瘿等。

公元三世纪，东汉著名医家张仲景在深入钻研《素问》、《针经》、《难经》等古典医籍的基础上，广泛采集众人的有效药方，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著成《伤寒杂病论》。该书以六经辨伤寒，以脏腑辨杂病，确立了中医学辨证施治的理论体系与治疗原则，为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后世又将该书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其中，《伤寒论》载方113首（实为112首，因其中的禹余粮丸有方无药），《金匮要略》载方262首，除去重复，两书实收剂269首，基本上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被誉为“方书之祖”。

西晋医家皇甫谧（公元215~282）将《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的基本内容，进行重新归类编排，撰成《针灸甲乙经》12卷，128篇。该书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专书，其内容包括脏腑、经络、腧穴、病机、诊断、针刺手法、刺禁、腧穴主治等。

书中经过考查确定了当时的腧穴总数和穴位349个（包括单穴49个，双穴300个），论述了各部穴位的适应证与禁忌，总结了操作手法等，对世界针灸医学影响很大。公元701年日本 制定医药职令时规定，本书为医学士必修书。

公元610年，巢元方等人集体编写的《诸病源候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病因证候学专著。全书共50卷，分67门，载列证候1,700余条，分别论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疾病的病因病理和症状。

其中对一些疾病的病因及发病原理已描述得比较详尽而科学。例如：对某些寄生虫的感染，已明确指出与饮食有关；认为绦虫病系吃不熟的肉类所致。

书中还记载了肠吻合术、人工流产、拔牙等手术，说明当时的外科手术已达到较高水平。隋唐时期，由于政治统一，经济文化繁荣，内外交通发达，外来药物日益增多，用药经验不断丰富，对药物学成就进一步总结已成为当时的客观需要。

公元657年唐 组织苏敬等二十余人集体编修本草，于公元659年完稿，名为《唐·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这是中国古代由 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

它比欧州纽伦堡 公元1542年颁行的《纽伦堡药典》早883年。该书共54卷，包括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载药850种，在国外影响较大。

公元713年，日本官方就以此书的传抄本规定为学医的必读课本。 唐代医家孙思邈（公元581~682）集毕生之精力，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

其中，《千金要方》分为30卷，合方论5,300首；《千金翼方》亦30卷，载方2,571首。二书还对临床各科、针灸、食疗、预防、养生等均有论述。

尤其在营养缺乏性疾病防治方面，成就突出。如认为瘿病（指甲状腺肿类疾病）是因人们久居山区，长期饮用一种不好的水所致，劝告人们不要久居这些地方；对夜盲病人，采用动物肝脏治疗等。

公元752年，王焘著成《外台秘要》，全书共40卷，1,104门（据今核实为1,048门），载方6,000余首，可谓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 宋代对中医教育比较重视。

宋 设立“太医局”，作为培养中医人材的最高机构。学生所学课程包括《素问》、《难经》、《伤寒论》和《诸病源候论》等。

教学方法也有很大改进，如针灸医官王惟一曾设计铸造铜人两具（公元1026年），精细刻制了十二经脉和354个穴位，作为针灸教学和考试医师之用。考试时，试官将铜人穴位注水，外用蜡封。

受试者如取穴正确，可针进水出。是这中国医学教育事业的。

四、中草药的历史文化

中药文化 底蕴丰富 说到中国的药文化，由于它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所以其底蕴十分丰富。

然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故而导致某些误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我们对药文化的研究与宣传，力度很不够，长此以往，无疑对中药事业的继承、发展与推广是十分不利的。

这里，择其要者，略加论述，以飨读者。 有人说中药就是树皮，草根，这话说对了一部分。

中药离不开树皮，草根，如苦楝根皮，牡丹皮，茜草根，白茅根等均是中药，但不是所有的树皮，草根都是中药；中药主要起源于中国，除了植物药以外，动物药如蛇胆，熊胆，五步蛇，鹿茸，鹿角等，介壳类如珍珠，海蛤壳，矿物类如龙骨，磁石等，都是用来治病的中药。少数中药源于外国，如西洋参。

目前，随着对中药资源的开发和研究，许多民间药物也归入中药的范畴。所以，中药是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用于防治疾病的植物，动物矿物及其加工品，不论产于中国，外国均称中药。

中药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充分反映了我国自然资源及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特点。 其一，毒药非“毒” 追溯到远古神农时代，《淮南子·修务训》中这样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

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由此，古代把所有治病的药物泛称“毒药”。

《素问·异法方宜论》说：“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在古人看来，是药三分毒，实际上是指药物的特性；后来才用以专指毒性较大的药物。

《医学问答》对此有解释：“夫药本毒药，故神农辨百草谓之‘尝毒'。药之治病，无非以毒拔毒，以毒解毒。”

医圣张仲景更有精辟之论：“药，谓草、木、虫、鱼、禽、兽之类，以能治病，皆谓之毒”，“大凡可避邪安正者，均可称之为毒药。”神农一日而遇七十二毒，是说他一日之中，辨别了 70余种药物的特性。

药之特性，用对了可以治病救人，用错了就会伤人害命。对中药，一言以敝之，就是用毒药治病。

神农尝百草的本草，是一种勇于探索的伟大义举，是一种舍生忘死的高尚行为。无怪对起步于先秦、成书于东汉、历经几百年、融汇了几代医药学家的辛勤劳动与智慧的第一部中药学巨著，作者们宁肯要隐去自己的姓名，而冠以“神农”之名——《神农本草经》，除了受托古之风的影响之外，恐怕也是对这位中华民族药物学的圣祖的一种纪念吧 ！ 由此不难看出，“毒药”一词的丰富文化内涵。

正是这毒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疗病保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二，四气疗疾 中药有“气”，“气”是什么？它能治病？我们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在《神农本草经》中说：“药又有寒、热、温、凉四气。” “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

药之“四气”便由此而来。中医药理论中说到“气”，居然有 27个义项。

这个“气”，不是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概念，而是特指“药性”。我们的先祖用寒、热、温、凉来诠释药的特性，比“毒”要具体、科学多了，这中药的补，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别具文化情趣。

有补气、补心、补血、补肾、补脾、补肝、补肺、补阴、补阳等等，与之相应的 方药有“补心丹、补肝散、补肺散、四物汤、归脾汤、补阴丸、补血荣筋丸、补中益气汤、四君子汤、杞菊地黄丸、六味地黄丸、百合固金汤、补阳还五汤、补肾磁石丸、补肺阿胶汤等等，有以上功能的单味药，不下数十种，举不胜举。此类补法多是补脏气。

这个“补”，是调理、增强的意思；这个“气”，是指生理功能，即用药物来调理增强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使之发挥正常作用，充分体现中药对人体功能器官治本的作用。《神农本草经》中把药分为上、中、下三品 （即“类”），并说：“上药养命，中药养性，下药治病。”

又说：“上药……为君，主养命以应天”，“中药……为臣，主养性以应人”，“下药……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 所谓养命、养性，都是突出了中药调养人体的功效，从而保证机体、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正常，这就是许多人信奉中药的原因之一。

是中药学的进步，也是它的特色，这其中也充满了文化意味。中药的这种特性，被一一体现在每一味药中，因为它对于疗疾治病十分重要。

对于寒病就要用热性药，对于热病就要用寒性药，这里药性与病性是相逆的，所谓相反相成，这就是药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若非如此，如果“以热益热 （用热药治热病，下句仿此），以寒增寒”，就会导致“精气内伤，不见（现）于外”，这是治疗上的严重失误 （《汉书·艺文志·文技略》）。

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严肃地批判了那些“寒而冷之（是寒病，却用寒使病症更寒，下句仿此 ），热而温之”的医生，“是重加（即加重）其病”，必导致死亡。中医药学上称这种用药方法为“正治”，即常规治法。

还用一种“反治”，将在本文“其五”中有述。由此可见，运用药的“四气”来治病，是多么重要，许多服用过中药的人，或许对此知之甚少。

其三，药补趣话。 此外，还有味补。

《神农本草经》中说：“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这五味对人体有何作用呢？在《素问·宣明五气篇》中讲得明白：“五味所入 （即进的器。

五、中医的起源及发展历程

原始社会人们观察周围生活环境，为了生存通过长期和疾病做斗争，总结了丰富的经验。

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医家广泛吸取了百家之长，为治疗疾病所用，产生了大量理论书籍。医书因不会对统治者统治造成影响而被大量保存，但秦汉时期战争和汉朝统治者推行迷信进行思想控制，印刷技术限制，大量医书失传。

隋唐时期中医得到了长足发展。宋金元时期由于战争医书又大量失传，仅《黄帝内经》在宋朝就两度失传，后经多方努力在四川找到孤本才得以重新问世。

但由于战争外伤，脾胃等理论得以长足发展，元明清时期，瘟疫流行，温病学得到了长足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的关切下，中医书籍被重新整理，装订，改编，并大量印刷，各国热爱中医人士共同努力，中医理论引入现代科学技术进行深入研究，为中医发展有着巨大推动作用。

现在欧洲许多医学院都把中医理论作为必修课。未来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将是大趋势，人类最终能战胜疾病。

六、中药的历史有哪些资料

中药文化 底蕴丰富

说到中国的药文化，由于它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所以其底蕴十分丰富。然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故而导致某些误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我们对药文化的研究与宣传，力度很不够，长此以往，无疑对中药事业的继承、发展与推广是十分不利的。中药在中国古籍中通称“本草”。我国最早的一部中药学专著是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唐代由 颁布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药物经验，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编辑本段]概述

中药是在西方医学传入我国以后，人们对我国传统医药学的称呼，是与西医相对而言的。

中药按加工工艺分为中成药、中药材。中药主要起源于中国，除了植物药以外，动物药如蛇胆，熊胆，五步蛇，鹿茸，鹿角等；介壳类如珍珠，海蛤壳；矿物类如龙骨，磁石等都是用来治病的中药。少数中药源于外国，如西洋参。

目前，随着对中药资源的开发和研究，许多民间药物也归入中药的范畴。所以，中药是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用于防治疾病的植物，动物矿物及其加工品，不论产于中国，外国均称中药。中药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充分反映了我国自然资源及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特点。

[编辑本段]中药经典著作

《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本草纲目图书

本草纲目，吴普本草，本草经集注，本草衍义，汤液本草，饮膳正要，滇南本草，本草品汇精要，本草蒙筌，本草乘雅半偈，本草备要，

本经逢原，本草经解，本草从新，本草纲目拾遗，本草求真，本草述钩元，食鉴本草，本草撮要，本草择要纲目，得配本草，本草害利，本草分经，要药分剂，珍珠囊补遗药性赋。

七、中国医药发展历史

药行业与人的生命密切相关，只要生命不息，医药行业的发展就永不停止。由于人类在生存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出现疑难顽症，促使医药业不断进行科学技术研究。因此，医药行业是一个不断向前的朝阳行业，永远没有成熟期；同时也是高技术、高投资、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

据测算，医疗保健产品的需求弹性系数为137，即生活水平提高1 个百分点，医疗消费水平增加137个百分点。

可见医疗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高于居民生活水平的增长速度。医药产品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终极产品，通过医院或医药商店转移到消费者手中，马上进入消费领域，因而直接受到居民医疗保健需要的影响，也即居民生活水准的提高会很快体现在对医药保健品需求的提高上，而且后者的提高大于前者，近两三年来保健品市场的迅速扩大即是一个例子。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总数占全球的20%，预计到2000年中国人口将增长到13亿，2010年则将达到14亿；人口的自然增长和社会的逐步老龄化，使医药的需求量增大。特别是占80%的农村人口，目前仅享有20%的医疗卫生和药品资源，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医疗保健意识不断增强，使农村医药市场具有根强的扩张潜力。从人均水平看，我国居民的医药消费水平仍处低位。1994年我国人均用药7美元，仅为日本的16%，法国的22%， 美国的23%，也远不及波兰、墨西哥、南非等国，在世界上处于低下水平，因此， 我国医药市场的增长速度必定高于国际医药市场的增长速度，尤其是随着居民医疗保健知识的丰富和医药商业的发展，市场对非处方药的需求会有很大增长。这是我国医药行业能够持续发展的基本背景。

广义的医药行业涉及化学药品、中（成）药、医疗器械、卫生材料、医药商贸等，在本文中所讨论的医药行业和上市公司主要指生产药品（包括中西药）的企业。

中医古籍中有许多医书是专门或重点讲生育内容的，可称为求嗣专著。主要有：俞桥的《广嗣要语》，万全的《广嗣纪要》，徐春甫的《螽斯广语》，蔡龙阳的《螽斯集》，李盛春的《胤嗣全书》，钱大义的《求嗣秘书》，袁黄的《祈嗣真诠》，胡孝的《种子类纂》，岳甫嘉的《妙一斋医学正印种子篇》，程云鹏的《种嗣玄机》，包诚的《广生篇》，叶天士的《秘本种子金丹》等。此外还有一些书名仅存，内容已佚的求子专著，现已无从查考。今选其要者，简介于此： 《广嗣纪要》一书，为明代名医万全(密斋)所著，刊于1549年，是一部专论生育的著作。其主要内容为：“一日修德，以积其庆；二日寡欲，以全其真；三曰择配，以昌其后；四日调元，以却其疾；五日协期，以会其神。遵而行之，有子之道也。”

在择配篇中，指出了早婚早育的害处，强调了晚婚晚育的好处。指出女子有五种病影响交合与生育，为“螺、纹、鼓、角、脉”，后世称五不女；亦指出影响男子生育的“生、纵、变、半、，妒”五不男。在寡欲篇中，主要指出求子之道，男子贵清心寡欲以养其精，女子贵平心定意以养其血。

在调元篇中强调男方因素导致不孕的重要性。日：“无子之因，多起于父气之不足，岂可归罪于母血之虚寒。”还指出，男女健康是生育的基本条件，若体质不健则应通过调养补益而后生育。该书设有许多男性不育的治疗方剂，如螽斯丸、壮阳丹、养精种子丸、血余固本九阳丹、乌发种子方、补阴丸等。 明代医家岳甫嘉所著《妙一斋医学正印种子篇》上卷，是论男性不育的专篇，对后世辨证论治该病有较大影响。其提倡的主要学术观点可归纳为：

①审因论治益肾固本。指出男性不育有肾之本经病与它经病不同，如在肾，虚为不育之本，而它经之病为不育之因。岳氏诊治男子不育，重视因与本的关系，自始至终贯穿着治病审因的学术思想，强调先治它经之病以祛其因，后议补肾种子。

②种子宜固不宜涩。岳氏认为固精与涩精大有区别，固精乃正其本源，涩精乃治标对症之法。岳氏指出：“种子之法，要在固精，而涩精之药，尤种子所忌。

③折心火以安相火。岳氏认为，男子不育以相火妄动为最多，心火宁则相火平，心火旺则相火扰动。论治以清滋心肾为主，尤重折其心火佐安心神。

④平调阴阳温润并重。岳氏用药强调温润并重，阳虚病例也参以滋阴，反对一味壮阳之法。

⑤调制众剂型内外并用。岳氏之专著载有汤、丸、散、膏、丹、酒等剂型，应用灵活，并创制擦牙漱津、熏脐、外洗等外用疗法，实乃男性不育综合治疗开拓之举。 《秘本种子金丹》是清代名医叶天士之著作，刊于1896年，是历代讲男性不育症内容最丰富的一本求嗣专书。上卷全部为种子内容，且以男性不育内容为主。

在种子总论中，强调种子之法：“男当养其精而节其欲，使阳道常健，女当养其血而平其气，使月事以时下，交相培养，有子之道也。”“种子之法，男子必先养精，女子必先养血…”。主张养精之法有五，一曰寡欲，二日节劳，三日息怒，四日戒酒，五日慎味。强调受孕应注意掌握“真机”、“的候”，即在女性排卵期时交而易孕。该著对男性不育的病机变化和本质有详细阐述，对后世影响较大。记载了治男子精少艰嗣之固本丸、治男子瘦弱艰嗣之无比山药丸、治男子精薄艰嗣之梦熊丸、治男子精泻艰嗣之种子丹等众多之不育治疗专方。

上述介绍谨列举历代求嗣专著精华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实难反映其全貌。从中亦不难看出，祖国医药学确实是治疗男女不孕育之宝库，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整理，更好地加以运用。

补阴又称滋阴、养阴等。是一种治疗阴虚症的方法。如心阴虚表现为心悸、健忘、失眠、多梦、舌质嫩红、苔少，脉细弱而数等症，针灸常选神门、心俞、三阴交、肾俞、太溪（或复溜）等穴，针用补法。肝阴虚表现为眩晕头痛、耳鸣耳聋、麻木、震颤、夜盲、舌干红少津、苔少、脉弦细数等症，针灸常选肝俞、太冲、曲泉、复溜、太溪等穴，针用补法。肺阴虚表现为咳呛气逆、痰少质黏、痰中带血、午后低热、颧红、夜间盗汗、虚烦不眠、口干咽燥或音哑、舌红少苔、脉细数等，针灸常选肺俞、太渊、三阴交、复溜等穴，针用补法。肾阴虚表现为腰酸腿软、遗精、头昏耳鸣、睡眠不深、健忘、口干、舌红少苔、脉细数等，针灸常选肾俞、志室、复溜、太溪、三阴交等穴，针用补法。补阴又称滋阴、育阴、养阴、益阴。指用补阴药物治疗阴虚证的方法。阴虚多与心肺肝肾四脏相关，应辨证施治。如心阴虚症见心悸健忘，失眠多梦，舌红少苔，脉细数等，治用天王补心丹。肺阴虚症见咳嗽无痰，或痰少而粘，口咽干燥，形体消瘦，午后潮热，颧红盗汗，声音嘶哑，舌红少津，脉细数等，治用百合固金汤。肝阴虚症见头晕耳鸣，两目干涩，胁肋灼痛，手足蠕动，肢体麻木，舌红少津，脉弦细数等，治用杞菊地黄丸。肾阴虚症见腰膝酸软，失眠多梦，眩晕耳鸣，遗精，五心烦热，盗汗潮热，颧红咽干，舌红少津，脉细数等，治用六味地黄丸或左归饮。常用药物有沙参、麦门冬、天门冬、玉竹、女贞子、石斛、百合、旱莲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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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文化 底蕴丰富

说到中国的药文化，由于它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所以其底蕴十分丰富。

然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故而导致某些误识。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我们对药文化的研究与宣传，力度很不够，长此以往，无疑对中药事业的继承、发展与推广是十分不利的。

这里，择其要者，略加论述，以飨读者。

在中国古籍中通称“本草”。

我国最早的一部中药学专著是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唐代由 颁布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药物经验，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药按加工工艺分为中成药、中药材。

有人说中药就是树皮，草根，这话说对了一部分。

中药离不开树皮，草根，如苦楝根皮，牡丹皮，茜草根，白茅根等均是中药，但不是所有的树皮，草根都是中药；中药主要起源于中国，除了植物药以外，动物药如蛇胆，熊胆，五步蛇，鹿茸，鹿角等，介壳类如珍珠，海蛤壳，矿物类如龙骨，磁石等，都是用来治病的中药。

少数中药源于外国，如西洋参。

目前，随着对中药资源的开发和研究，许多民间药物也归入中药的范畴。

所以，中药是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用于防治疾病的植物，动物矿物及其加工品，不论产于中国，外国均称中药。

中药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充分反映了我国自然资源及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特点。

其一，毒药非“毒”

追溯到远古神农时代，《淮南子·修务训》中这样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

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二毒。

”由此，古代把所有治病的药物泛称“毒药”。

《素问·异法方宜论》说：“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

”在古人看来，是药三分毒，实际上是指药物的特性；后来才用以专指毒性较大的药物。

《医学问答》对此有解释：“夫药本毒药，故神农辨百草谓之‘尝毒'。

药之治病，无非以毒拔毒，以毒解毒。

”医圣张仲景更有精辟之论：“药，谓草、木、虫、鱼、禽、兽之类，以能治病，皆谓之毒”，“大凡可避邪安正者，均可称之为毒药。

”神农一日而遇七十二毒，是说他一日之中，辨别了 70余种药物的特性。

药之特性，用对了可以治病救人，用错了就会伤人害命。

对中药，一言以敝之，就是用毒药治病。

神农尝百草的本草，是一种勇于探索的伟大义举，是一种舍生忘死的高尚行为。

无怪对起步于先秦、成书于东汉、历经几百年、融汇了几代医药学家的辛勤劳动与智慧的第一部中药学巨著，作者们宁肯要隐去自己的姓名，而冠以“神农”之名——《神农本草经》，除了受托古之风的影响之外，恐怕也是对这位中华民族药物学的圣祖的一种纪念吧 ! 由此不难看出，“毒药”一词的丰富文化内涵。

正是这毒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疗病保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二，四气疗疾

中药有“气”，“气”是什么？它能治病？我们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在《神农本草经》中说：“药又有寒、热、温、凉四气。

”“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

”药之“四气”便由此而来。

中医药理论中说到“气”，居然有 27个义项。

这个“气”，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概念，而是特指“药性”。

我们的先祖用寒、热、温、凉来诠释药的特性，比“毒”要具体、科学多了，这中药的补，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别具文化情趣。

有补气、补心、补血、补肾、补脾、补肝、补肺、补阴、补阳等等，与之相应的 方药有“补心丹、补肝散、补肺散、四物汤、归脾汤、补阴丸、补血荣筋丸、补中益气汤、四君子汤、杞菊地黄丸、六味地黄丸、百合固金汤、补阳还五汤、补肾磁石丸、补肺阿胶汤等等，有以上功能的单味药，不下数十种，举不胜举。

此类补法多是补脏气。

这个“补”，是调理、增强的意思；这个“气”，是指生理功能，即用药物来调理增强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使之发挥正常作用，充分体现中药对人体功能器官治本的作用。

《神农本草经》中把药分为上、中、下三品 (即“类”)，并说：“上药养命，中药养性，下药治病。

”又说：“上药……为君，主养命以应天”，“中药……为臣，主养性以应人”，“下药……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

所谓养命、养性，都是突出了中药调养人体的功效，从而保证机体、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正常，这就是许多人信奉中药的原因之一。

这是中药学的进步，也是它的特色，这其中也充满了文化意味。

中药的这种特性，被一一体现在每一味药中，因为它对于疗疾治病十分重要。

对于寒病就要用热性药，对于热病就要用寒性药，这里药性与病性是相逆的，所谓相反相成，这就是药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

若非如此，如果“以热益热 (用热药治热病，下句仿此)，以寒增寒”，就会导致“精气内伤，不见(现)于外”，这是治疗上的严重失误 (《汉书·艺文志·文技略》)。

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严肃地批判了那些“寒而冷之(是寒病，却用寒使病症更寒，下句仿此 )，热而温之”的医生，“是重加(即加重)其病”，必导致死亡。

中医药学上称这种用药方法为“正治”，即常规治法。

还用一种“反治”，将在本文“其五”中有述。

由此可见，运用药的“四气”来治病，是多么重要，许多服用过中药的人，或许对此知之甚少。

其三，药补趣话

此外，还有味补。

《神农本草经》中说：“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

这五味对人体有何作用呢？在《素问·宣明五气篇》中讲得明白：“五味所入 (即进的器官)：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

可见药味不同，功效各异，原因是，酸味能收能涩，苦味能泄能燥，甘味能补能缓，辛味能散能行，咸味能软坚润下。

根据五味的药用功能与进入相应脏腑的情况，也可以发挥其“补” (或补养、或调理)的作用。

这些恐怕都是一般人并不熟知内涵。

更有出人意料的补，将在本文“其五”中有述。

其四，君臣佐使

君臣本是一个政治术语，古代天子、诸侯都称君，辅佐君者称为臣，君臣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分。

古代药学家将它引入药物配伍组方中，成为方剂组成的基本原则。

早在西汉初年成书的《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岐伯回答黄帝关于“方制君臣”时说：“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神农本草经》说：“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欇”。

明代的何伯斋更进一步阐释说：“大抵药之治病，各有所主，主治者，君也；辅治者，臣也；与君药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经使治病之药至病所者，使也”。

十分清楚地讲明了君、臣、佐、使之药的功能。

更详尽一点说，君药是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作用的药物，按需要可用一味或几味；臣药是辅助君药加强治疗主病或主证作用的药物，或者是对兼病或兼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佐药是辅助君臣药起治疗作用，或治疗次要症状，或消除 (减轻)君、臣药的毒性，或用于反佐药，使药是起引经或调和作用的药物。

以《伤寒论》中第一方“麻黄汤”为例，主治外感风寒的表实证。

君药——麻黄 (3两)，辛温，发汗解表以散风寒，宣发肺气以平喘逆。

臣药——桂枝 (2两)，辛甘温，温经和营，助麻黄发汗解表。

佐药——杏仁(70个)，苦温，降肺气助麻黄平喘。

使药——炙甘草(1两)，苦温，调和诸药又制约麻、桂发汗太过。

麻、桂、杏皆入肺，有引经之效，故不再用引经的使药。

麻黄、桂枝、杏仁、炙甘草的药性有有次，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协调作用，形成一股强大的药力，去攻克外感风寒这一堡垒，临床疗效十分显著，成为千古名方、经方。

中药方剂的组成不是几种药物的简单组合，而是在丰富的临床实践基本上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

其中文化内涵的核心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和”。

其五，药中哲理

中药自有它的药理，如前所述；还有它的哲理，常为人所忽视或不识。

我们知道，哲学是教人如何以更高层次认识事物、认识世界，并从中找出规律，以更好地指导我们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这里仅就药中哲理略谈一二。

(一)药性有“阴阳”：“阴阳”本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概念，它概括了天下万物相对的两种不同属性，大至宇宙天地，小至草木鱼虫的矛盾与对立、共性与个性，无不尽在其中。

这里仅择一些与自然、医药、人身有关的概念，以见一斑：天地、日月、男女、刚柔、动静、升降、生死、长消、寒热、正邪、益损、增减、气血、脏腑……《神农本草经》说：“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

”后世医药学家多用“阴阳”来阐释药理。

金代医家李杲在《东垣十书·汤液本草》的“药类法象”一章中说道：“温凉寒热，四气是也。

温热者，天之阳也；凉寒者，天之阴也。

此乃天之阴阳也……辛甘淡酸苦咸，五味是也。

辛甘淡者，地之阳也；酸苦咸，地之阴也。

此乃地之阴阳也。

味之薄者，为阴中之阳，味薄则通，酸苦咸平是也；味之厚者，为阴中之阴，味厚则泄，酸苦咸寒是也。

气之厚者，为阳中之阳，气厚则发热，辛甘温热是也；气之薄者，为阳中之阴，气薄则发泄，辛甘淡平凉寒是也……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甘涌泄为阴。

”通过阴阳，既阐释了药之特性，又阐明了药之功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规律性。

(二)治则有“反治”。

在其二中提到了“正治”，还有“反治”。

反治与正治相反，是当疾病出现假象，或大寒证、大热证时，对正治法发生格拒而采用的治法。

其中有“热因寒用”，是以热药来治疗真寒假热证，要佐以少量寒药，或热药凉服才发挥作用；有“寒因热用”，是指用寒凉药治真热假寒证，要佐以少量温热药，或寒药热饮才发挥作用。

这既体现了中医的辨证，又体现了用药的辩证法，具有很深的哲学内涵，这是中医药文化的独特之处。

(三)补益有哲理。

在其三中，讲到两方面的药补，金代医家张以正论补，颇具哲理，别树一帜。

1、他在《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诠》一文中，从扶正祛邪的角度，按照中医五行理论，认为祛邪就是扶正，独出心裁，提出了与《素问》不同的“五补”：“辛补肝，咸补心，甘补肾，酸补脾，苦补肺”的观点。

以“辛”为例，辛味原本入肺，属金；肝属木，金能克木，所以用“辛补肝”(以下均仿此)。

张以正治病强调以祛邪为主，认为邪去正自安，偏重攻法，他所谓“补”，实际上已含有“攻治”的意味，后世称他为“攻下派”。

2、他在《补论》中，更是高论迭出：“予请为言补之法，大抵有余者损之，不足的补之，是则补之义也。

阳有余而阴不足，则当损阳而补阴；阴有余而阳不足，则当损阴而补阳”。

那么，具体如何补呢？他是这样阐述的：是热证，就用芒硝大黄一类的寒药，为了“损阳而补阴”；是寒证，就用干姜附子一类的热药，为了“损阴而补阳”。

他的结论语出惊人：“岂可以热药而云补乎哉？而寒药亦有补之义也。

”仅此二例便可以看出，这正是张从正所以能自成一家的超人之处。

其中的哲理和文化底蕴，需要我们细细品味，方解药文化之三昧。

(四)用药讲“中和”。

“中和”是儒家的哲学，认为能“致中和”，则无事不达于和谐的境界。

《说文》云：“……事之调适者谓之和。

”中和，用于药理之中，含义有三层：一是调和，以不同的因素适度配合，使之比例恰当，如厨师之烹调羹汤，含有方法的意思；二是和谐、均衡、统一的状态。

“和”是天下共行的大道。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

”是说君子用自己的正确意见来纠正别人的错误意见，使一切做到恰到好处，却不肯盲目附和。

可见，君子是很懂得“和”的道理的，我们的古代医药家们就是这样的君子!杨伯峻在《论语注释》中形象地解释“和”：“和，如五味之调合，八音之和谐，一定要有水、火、酱、醋各种不同的材料才能调和滋味；一定要有高下、长短、疾徐各种不同的声调才能使乐曲和谐。

”君臣佐使之中，还有一个最佳组合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麻黄汤中的几味药能达到最佳的辛温解表之效，而麻黄与细辛、羌活等辛温解表药物相配，却达不到这种效果的原因。

君臣之间，不但有相互协调(配合)的关系，还有相互制约的关系，晏子说：“君臣亦然。

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而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何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

”意思是：君臣也是这样，不能君说可，臣也说可；君说否，臣也说否，这样“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应当君说可，臣献其否成全可，反之亦然。

方药中的君臣，也是这样的道理。

从麻杏石甘汤，是治疗邪热壅肺的名方，用麻黄为君药，宣肺平喘，是“火郁发之”之义，但其性温，故配辛甘大寒之石膏为臣药，石膏既可清宣肺热，又可制约麻黄温性，使其去性存用，两者相配，肺郁解，肺热清，咳喘平，疗效可靠，深得配伍变通之妙，此可谓“臣献其可而去其否”之范例。

我想，中药方剂之所以有数千年的生命力，决不是偶然的，我们在本文中所提及的其二、其三、其四及其五的内容，在世界药学理论和文化中，都是独具特色、独一无二的。

它们不仅融汇了我们祖先在药学上的唯物辩证的睿智，而且形成了中药方剂必须遵循的圭臬，还具有极其丰厚的文化底蕴。

其六，用药有兵法

古人说：“用药如用兵，任医如任将。

”用兵用兵法上的战略和战术，而用药也是如此，不但要熟知药性，更要切中病机，有的放矢，才能达到治病的目的。

若说用药如用兵，就必须要了解它们的比拟中的联系：药有性属类别，兵有种类装备；药有轻用重用，兵有辅攻主攻；药有缓急攻补，兵有虚实强弱；药有配伍精良，兵有出奇制胜……清代名医徐大椿，不仅精通医术，而且深谙兵法，“舞刀夺槊、勾卒嬴越(布阵指挥作战)之法，靡不宣(广泛)究”，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曾专著《用药如用兵论》，以讲述其中的道理。

他十分形象而透辟地论述道：对于循着六经传变的病邪，要预先占据它尚未侵袭的部位，就好比切断敌军的必经之路一样；对来势凶猛的病邪，要赶快守护那尚未致病的部位，就好比守卫我方险要的疆土一样；对挟带积食而造成的疾病，要首先消除积食，就好比敌方的辎车粮食已经烧毁一样；对新旧病的并发症，一定要防止新旧病邪会合，就好比切断敌方的内应一样……此外，还说到用药要辨明经络，好比派出侦察部队；依据病的寒热有反治之法，好比实施分化离间的策略……病势正在发展，就不宜在病邪猖獗时攻治，应坚守正气，好比使敌军疲惫；病势衰退，就一定要穷追病邪退去之处，再增加精锐药物，这好比摧毁敌人的巢穴。

还涉及到许多方面，这里不一一例举。

总之它充分启迪我们，在用药、用兵之间，去深入探讨其中的道理，决不是故意耸人听闻。

徐大椿最后总结道：《孙子兵法》一书，治病的方法完全包括在里面了。

多么催人深思

其七，中药理念

说到中药理念，似乎没有问题，但实际并非如此。

在许多普通人、乃至专业人士中，仍对此存在模糊的认识。

这里仅就一个热门话题“天然药物等于中药吗”谈谈看法。

前些年当世界兴起“天然药物”热的时候，我们自己业内的人也主张用“天然药物”来取代“中药”，并说这是与世界接轨，是让西方人接受中药的一个重要举措。

此举曾在药界掀起了不小的浪潮，一直延续至今。

稍有知识的人都知道，“天然药物”的提出和兴起，是西方医药界针对西方人惧怕化学合成药物的毒副作用，从而转向自然界寻找新的药物途径，通过研究，从某些含有特殊药用成分的动植物身上，运用科技提取一种或(几种)药用成分，制成药物，用于临床，这无疑是当代制药学的一个新的领域、一种新的发展。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有些人竟以接受新事物为幌子，一下子就联系上中药了，认为中药汤剂西方人说它是“一锅浓浓的草根树皮黑汤，既不卫生，又难喝，还说不清它的成分，实在可怕”；中药丸剂西方人说它是“一团黑乎乎的药丸，难以接受”。

于是就下了这样的结论：中药落后，成分讲不清，应该赶紧改成“天然药物”，否则就会在国际上没有市场、没有前途。

难道“中药”真的面临绝境，惨到要改名换姓才能生存的地步吗？我们的观点是明确的：“天然药物”不等同于“中药”，务请诸君保持清醒头脑。

对于“天然药物”的概念与内涵，上文已做简述；而“中药”的概念与内涵，与之决不相同。

尽管中药材大都取自“自然界”，有些也可以直接药用，但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药”，我们称之为“中药”的，也不是可以笼统而言的，首先，是指经过炮制的各类饮片。

炮制的作用，除了清除杂质，便于制剂和服用外，更重要的是消除或减低药物的毒性和副作用，改变药物的性能，加强疗效。

以地黄为例，生地黄清热凉血，经用酒蒸晒成熟地黄之后，就具有温性而滋肾补血的功效。

炮制总分为水制、火制、水火合制等。

水制有洗、漂、泡、渍、水飞等；火制有煅、炮、煨、炒、烘、焙、炙等；水火合制有蒸、煮、淬等。

而每一种方法中又细含若干种具体方法，其内涵是极其丰富的。

而这些炮制方法，现在已成为我们国宝级的机密。

其次，中药是指按照四气五味、君臣佐使等特性与法则配比而成的方剂药物，而不是随心所欲的杂合物，然后根据需要，或汤、或丸、或散、或膏……由此可见，“中药”与“天然药物”，既不可混为一谈，又不可相互取代。

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药，有什么必要因“天然药物”的兴起，就乱了阵营，自动退避，主动靠拢，甚至要宣告投降呢？中药，就是中华民族的药，只有首先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它的四气五味、君臣佐使、正治反治等一系列独特法则与文化内涵，是不可轻意弃置，更不可随意取代的。

不能西方人说它是“一锅浓浓的黑汤”、“一团黑黑的药丸”，我们就自觉中药落后，没了底气。

如果放弃了汤药，中医的特色(辨证论治)也就失去了光彩，后果严重。

现在有模糊数学、模糊逻辑，无疑都是高深的科学门类。

由此我联想到了一锅汤药、一团药丸，目前对它们经过配比后的药物成分暂时说不清，那么，何不将它称之为“模糊药学”呢？由此我又联想到世界无论是自然界或是科学界不是有着许许多多的“模糊”难题在困惑着人类，等待我们去考察、研究、揭秘吗？对宇宙，我们知道了多少，又有多少模糊未知的，但是，我们不是有综合宇宙学吗？对人类居住的地球，我们依然存在许多模糊与未知，不是有综合地球学吗？就说对人体自身，我们到底还有多少模糊与未知，人类基因图谱的问世，无疑是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而综合性的人体科学还面临着多少有待探索的课题。

人类不会因为对某种自然现象处于模糊之中，而去指责它；人类不会因为对金字塔等许多古代建筑处于模糊之中，而去指责它们；人类更不会对自身的器官、组织、功能模糊不解，而去责怪它们……同理，人类暂时对一锅药汤、一个药丸的成分处于模糊之中，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何况它们已存在了几千年，救治和保养的人数以亿计，仅这一条就足以证明中药的科学性与实效性。

我不相信把这些道理告诉西方人，他们还要跟中药较劲 !要让世人都知道中药的内涵、中药的文化，其底蕴是何其丰富!我们的任务，在把中药推向世界的同时，要加大药文化宣传的力度。

我主张“中药”与“天然药物”应该相互并存、相互借鉴、友善共存、各谋发展。

世界如此辽阔，人类如此之多，不可能容不下这两种事物同生共存。

它们各有特色，各有优势，完全不必“合二为一”。

是金子总在闪光。

西方人不是照样吃上了中国的煎饼、油条、豆汁和菜肴吗？照样唱上了中国的歌曲、京剧，说上了中国的相声，穿上了中国的旗袍、布鞋吗？如果真有需要，外国人照样会喝中药汤、吃中药丸的。

中药的配伍

配伍是指有目的地按病情需要和药性特点，有选择地将两味以上药物配合同用。

、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往往是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常表现为虚实并见、寒热错杂、数病相兼，故单用一药是难以兼顾各方的。

所以临床往往需要同时使用两种以上的药物。

药物配合使用，药与药之间会发生某些相互作用，如有的能增强或降低原有药效，有的能抑制或消除毒副作用，有的则能产生或增强毒副反应。

因此，在使用两味以上药物时，必须有所选择，这就提出了药物配伍关系问题。

前人把单味药的应用同药与药之间的配伍关系称为药物为“七情”，“七情”之中，除单行者外，其余六个方面都是讲配伍关系。

现分述如下： (一)单行：即不需配伍，单用一味药即可治愈疾病，称为单行。

如清金散就是单用一味黄芩，治肺热咳血的病证。

(二)相须：即将性能功效相类似的药物配合应用，以增强原有疗效。

如石膏与知母配合，能明显增强清热泻火的治疗效果；大黄与芒硝配合，能明显增强攻下泻热的治疗效果；全蝎、蜈蚣同用，能明显增强止痉定搐的作用。

(三)相使：即在性能功效方面有某些共性，或性能功效虽然不相同，但是治疗目的一致的药物配合应用，而以一种药为主，加一种药为辅，能提高主药疗效。

如补气利水的黄芪与利水健脾的茯苓配合时，茯苓能提高黄芪补气利水的治疗效果。

(四)相畏：即一种药物的毒性反应或副作用，能被另一种药物减轻或消除。

如生半夏和生南星的毒性能被生姜减轻或消除，所以说生半夏和生南星畏生姜。

(五)相杀：即一种药物能减轻或消除另一种药物的毒性或副作用。

如生姜能减轻或消除生半夏和生南星的毒性或副作用，所以说生姜杀生半夏和生南星。

由此可知，相畏、相杀实际上是同一配伍关系的两种提法，是药物间相互对待而言的。

(六)相恶：即两药合用，一种药物能使另一种药物原有功效降低，甚至丧失。

如人参恶莱菔子，因莱菔子能削弱人参的补气作用。

(七)相反：即两种药物合用，能产生或增强毒性反应或副作用。

如“十八反”、“十九畏”中的若干药物。

上述除单行外的六个方面，其变化关系可以概括为四项，即在配伍应用的情况下：①有些药物因产生协同作用而增进疗效，是临床用药时要充分利用的；②有些药物可能互相拮抗而抵消、削弱原有功效，用药时应加以注意；③有些药物则由于相互作用，而能减轻或消除原有的毒性或副作用，在应用毒性药或烈性药时必须考虑选用；④一些药物因相互作用而产生或增强毒副作用，属于配伍禁忌，原则上应避免配用。

基于上述，可知从单味药到配伍应用，是通过很长的实践与认识过程逐渐积累丰富起来的。

药物的配伍应用是中医用药的主要形式。

药物按一定法度加以组合，并确定一定的分量比例，制成适当剂型，即为方剂。

方剂是药物配伍的发展，也是药物配伍应用的较高形式。

　　《本草纲目·草部》人参 释名 亦名黄参、血参、人衔、鬼盖、神草、土精、地精、海腴、皱面还丹。 气味 (根)甘、微寒、无毒。

　　《证类本草》 > 卷第六

　　人参

　　味甘，微寒、微温，无毒。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疗肠胃中冷，心腹鼓痛，胸胁逆满，霍乱吐逆，调中，止消渴，通血脉，破坚积，令人不忘。久服轻身延年。一名人衔，一名鬼盖，一名神草，一名人微，一名土精，一名血参。如人形者有神。生上党山谷及辽东。二月、四月、八月上旬采根，竹刀刮，曝干，无令见风。（茯苓为之使，恶溲疏，反藜芦。）

　　本草思辨录 卷一

　　人参

　　物而毁誉交集者，惟人参为最。好补之家多誉，好攻之家多毁，其誉者复有补阴补阳之各执，而不知皆非也。徐洄溪、邹润安，则能得是物之性用矣。徐氏云：人参得天地精英纯粹之气，补气而无刚燥之病，又能入于阴分。邹氏云：凡物之阴者，喜高燥而恶卑湿；物之阳者，恶明爽而喜阴翳。人参不生原隰污下而生山谷，是其体阴；乃偏生于树下而不喜风日，是为阴中之阳。人身五脏之气，以转输变化为阳，藏而不泄为阴。人参兼变化藏守之用，且其色黄味甘气凉质润，合乎中土脾脏之德。所由入后天而培先天也。至论病之何以需参，参之何以愈病，则二家犹未得其当。而陶隐居功同甘草之说为有见矣。盖甘草者，春苗夏叶秋花冬实，得四气之全。而色黄味甘，迥出他黄与甘之上，故能不偏阳不偏阴，居中宫而通经脉和众脉，与人参有相似之处。窃谓得此一言，可以测参之全量。虽然，病之非参不治者，讵能代以甘草。甘草自甘草，人参自人参。欲知人参之真，非取仲圣方融会而详辨之，庸有冀少阳为三阳之枢，少阴为三阴之枢。凡言枢者，皆一经中有阴有阳，入则为阴，出则为阳，犹枢机之转移。少阴水脏而寓君火，固阴阳兼具矣。少阳似有阳无阴，然藏于肝叶，是一阳初生而尚不离乎阴，故二经相感极易。肝病有热即挟胆火，胆病有寒即挟肝风。肝气之上逆即胆，胆气之下降即肝。往来寒热虽少阳病，却非全不涉肝，以阳之稚，不能竟远乎阴，而有出入相争之象也。争则宜解宜和，人知小柴胡汤为少阳和解之剂，不知柴芩专解邪，参乃所以和之。病兼阴阳，何以解之第有寒药？盖此固少阳势重，退少阳则厥阴自靖，且有人参调停其间，何患寒热之不止。参为少阳药有凿凿可据者，泻心汤心烦无参，而胁下有水气则用之。胸痹诸方无参，而胁下逆抢心则用之。即小柴胡汤有加减法，而独于呕于渴于胁下痞硬不去参，此可知人参为和少阴之专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