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洛阳城分为外城、皇城、宫城三重城垣，外城周长28公里，城垣全部以夯土筑成，基址宽15～20米。洛阳城的平面呈方形，东城墙长7312米，南城墙长7290米，西城墙长6776米，北城墙长6138米，墙下有石板砌成的下水道。

外城城垣的四面共开辟有8座城门，南墙定鼎门城门宽28米，东西两门宽7米，中门道宽8米。

城内街道纵横相交，宽窄相配，由街道分割成众多的里坊，形成棋盘式的城市布局。

定鼎门大街是城的主干道，这是隋唐洛阳城中最重要的街道，宽度达到116米，最宽处达到140余米。

根据《唐六典》记载城内分布有103坊，现已探明的有64坊。坊的平面呈正方形，边长500～580米不等，每坊的四周都筑有围墙，墙的正中辟有门，坊的正中设有十字街。城内还设立三市，三市是全国著名的贸易市场，以南市最为繁华，市内纵横街道各有3条，四面各辟有3门，交通十分的便利。 郭城是都城的外围廓，也叫罗城，对都城起防护作用。唐洛阳城是在隋洛阳城的旧址上修复兴建的，为南北长的准矩形里坊式布置的中世纪城堡城市。　　郭城，隋时只有短垣，唐时筑高约522米。外郭有八门，通过郭城正南门——定鼎门与天津桥、皇城和宫城轴线贯通，形成唐洛阳城中轴线。根据陆机《洛阳记》的记载，唐洛阳城外廓共十二门，城内有三条大道，居中一条为官道，是文武百官平日着官服晋朝面圣的专用通道，而平常百姓只能通过左右两侧的大道进入城中，且左出右进。

定鼎门

主词条：定鼎门

定鼎门为隋唐洛阳城的郭城正南门，始建于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定鼎门隋代称建国门，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平定王世充后改称定鼎门。定鼎门三门道过梁式建筑结构，门址系以城门楼为主体，两侧 以一字型阙楼，其间以城垣相连接的建筑群。整个遗址由门址墩台、门道、阙楼、飞廊、马道、过水涵道、郭城南垣、门外道路和水渠等遗迹组成。由隋唐至北宋，定鼎门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天街

定鼎门大街是城的主干道，亦称天街，这是隋唐洛阳城中最重要的街道，宽度达到116米，比北京长安街还宽。考古人员对这条道路延伸出定鼎门外的部分进行发掘，发现最宽处达到140余米，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宽的古代都城道路。而且其路土多达16层，最早为隋代路土，最晚的为新中国建立前后的路土，说明自隋唐洛阳城建设之初，直至新中国成立前，这条道路一直在使用，时间长达1300多年。

城内东北和南部是坊市居民区，共103坊 。商业贸易集中在城内的南市、西市、北市三个市场，其中北市、南市也是国际商品的主要集散地，为了贸易的便利，三市都依傍可以行船的河渠，可以直通大运河。

里坊是居民宅院、各宗教寺庙以及中央或当地行政机构的所在地。里坊的街巷布局包括：东西南北大街、环坊墙内侧的街巷和其他一些小的巷、曲。这样十字街再加上小的巷、曲相隔，就构成了隋唐洛阳里坊的内部结构，居民住宅就分布在诸巷、曲之内。郭城内三分之一的里坊分布洛河以北，大抵贫寒人家居多，其余分布于洛河以南多为达官显贵的邸宅，不少被精心营建为园林，其中最负盛名的有：白居易履道坊宅院、李贺在仁和里的住宅、牛僧儒归仁园和午乔庄绿野堂。 皇城，名曰太微城。是按照天宫“三垣”中的太微垣命名的。太微垣是三垣的上垣，位居于紫微垣之下的东北方。在北斗之南。太微城是唐王朝的中央机关办公所在地，为都城的外朝。皇城长千八百一十七步，广千三百七十八步，周四千九百三十步，城墙高三丈七尺，为隋唐两京面积最大的皇城。

都城建筑群最为壮丽者是皇城和宫城。建筑造型宏伟壮丽，庭院明朗开阔，象征封建政权至高无上。皇城位于洛河北都城的西北角地势最高亢的地方，南起今洛河桥，北至今烧沟村，东起今老城北大街，西至今西工**院这个方形区域内。它区别于西京长安皇城在都城正中北部的布局，其原因之一是自然地理条件，皇城轴线“七天建筑”要对准伊阙，使其符合风水格局。

皇城正南对准定鼎门和天津桥的端门。城中南北向有四条街，东西向有四条街。宋代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环溪”园中曾说：“以北望，则隋唐宫阙楼殿千门万户，延亘十余里。”

主词条：紫微宫

宫城，位于皇城北，“以象北辰籓卫”名曰紫微城、紫微宫，武则天时期号太初宫，是唐朝皇帝举行大典、接见外国使节和皇族宴饮起居之处，相当于明清故宫的内廷。紫微宫长千六百二十步，广八百有五步，周四千九百二十一步，城墙高四丈八尺（约15米左右） ，其面积规模，以及城阙高度，均在长安大明宫、太极宫之上。庭院深邃，建筑紧凑，相对排列，秩序井然，幽美而恬静。皇城内北为宫城。隋称紫微城，宫城的正南门——应天门址在今周公庙西侧的定鼎路上，门两侧有垛楼，垛楼外有阙楼，两者之间有长廊相连（廊长38米，宽约11米）。由此可见应天门城楼的宏大景象。

应天门

主词条：应天门　

勘查探明了宫城东南侧自成一城的东宫以及北部的陶光园、中部偏北的徽猷殿、西北部的九洲池，特别是宫城内武则天时的明堂遗址的发掘，是迄今洛阳隋唐东都城考古最重要的发现。遗址的方位、形制、建筑特点，与文献记载的明堂〔开元二十八年（740）改称含元殿〕颇相符合。在夯土殿基正中，有由4块大青石构成的巨型柱础。柱础外圈直径417米，内圈直径387米，它的发现为进一步弄清宫城内宫殿的布局，逐步复原宫城、皇城内的建筑，确立了准确标志。

天堂

主词条：天堂

天堂，即一代女皇武则天的礼佛堂，是武则天命薛怀义负责主持修建的皇宫内礼佛的重要场所。据《资治通鉴》记载，天堂位于明堂北面，共五层，其三层即可俯视明堂（高约90米），可见其高大，其内供养有大佛像。由于太高，天堂建成不久，被巨风摧毁。随后武则天又下令复建，“日役万人，采木江陵数年之间，所费以万亿计。”

其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内，武则天当政时期所建的明堂、天堂，是东都洛阳宫城内最高大的两个建筑，它们一改皇宫中轴线主殿为单层的传统，使洛阳宫城殿宇的立体轮廓和风貌气势显得更加辉煌壮丽。

明堂

主词条：明堂

明堂为武则天时期洛阳太初宫的外朝正衙主殿。由应天门，进入宫城，便可见宫中最高大壮丽的皇宫建筑——明堂。它相当于北京明清故宫里的太和殿。象征皇帝的威严，震慑天下。

唐睿宗垂拱三年（ 687 年）二月，武则天下诏拆除了正殿乾元殿，于其地造明堂，初号“万象神宫”。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 696 年）三月，明堂被毁之后的第二年，重新建造的明堂重新落成，重建后曰“通天宫”。

明堂原为隋时所建的乾阳殿，后经四次被毁，四次修建，先后九次易名。据《资治通鉴》“唐纪”中记载，明堂共三层，底层为四方形，四面各施一色，分别代表春夏秋冬四季。中层十二面效法一天中十二个时辰。顶层为圆形，四周环绕九龙雕塑。中间有周长十五米左右的巨型木柱，上下通贯，故此又名为万象神宫。明堂是史上体量最大之木构建筑，基底正方90米X90米，高88米，唐代建筑技术之巅峰巨作。其建筑技术和施工技术惊世骇俗。 其他诸小城曜仪城在宫城之北，为狭长形，东西长约2100米，南北宽约120米。曜仪城以北是圆壁城，东西长2110米，南北宽为460（西端）～590米（东端）。圆壁城的北墙即外郭城北墙西段。已勘查出这两座小城的断续城垣以及两城中部相通之门道和圆壁城北墙正中的龙光门。在皇城东侧发现有东城，城址为纵长方形，南北长约1270米，东西宽约620米。在宫城东北角和西北角外，还有面积较小的东西隔城。

从考古发现看，诸小城中最重要的是东城北面的含嘉仓城。城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725米，东西宽615米。有城门4座，即仓东门（东门）、仓中门或圆壁门（西门）、德猷门（北门）、含嘉门（南门）。德猷门经发掘为单门道，宽49米，进深17米，门道留有车辙。东北部和南半部，已探出粮窖287座，东西成排，南北成行。先后发掘了12座粮窖，其中9座出有铭砖，有唐代调露、长寿、天授万岁通天、圣历等年号，记载着粮窖在仓城中的方位，储粮的品种、数量，粮食来源、入窖年月、运输和管理人员的官职和姓名。第160号窖还保存有约25万千克的炭化谷物。含嘉仓城的发掘，为研究隋唐时期大型官仓的仓储和管理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含嘉仓

主词条：含嘉仓

隋炀帝营建东都时在宫城东、东城北建造含嘉仓，唐代一直延用，为隋唐两代中央政府设置的大型粮仓。据考古勘探，含嘉仓城平面呈长方形，四面筑有夯土墙，总面积43万平方米。在含嘉仓160号窖内发现满窖唐代炭化的粟米遗存，估算当时该窖储粮达50万斤左右。

回洛仓

主词条：回洛仓

回洛仓遗址位于隋唐洛阳外郭城外西北1公里左右，今瀍河河区小李村、马坡村西。2004年在该区域约360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道路4条，仓窖71座。这些仓窖排列规整，东西成排，南北成行，共12排9行，仓窖间距在8-10米之间。在且一座仓窖内出土一块刻有“大业元年”的铭文残砖，据此推定该处仓窖的时代为隋代。

寺在古代是官员办公的地方，而庙是古人祭拜鬼神的地方，寺是有人驻守的，而庙是无人看守的，在我国，信奉佛教的人有很多，但是知道“寺”和“庙”不同的人很少，因为在当今社会我们都习惯把它们混为一谈，因此也就有了寺庙这种叫法，更为关键的是寺庙这个词现在也被大众所认可，说起寺庙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烧香拜佛之地，但事实上庙的出现比寺还早，庙出现的时间段大概是西周，而寺出现的时期是秦汉。

在最早期寺就是行政机构，比如大理寺，它存在的意义就是纠察罪名是否存在出入的，如果和事实不一样，大理寺的管理人员会进行驳正，比如鸿胪寺就是主要负责凶案要案的。后来寺随着时代变迁，其意义也随之产生了变化，寺成了很多僧人的住宿之地。因此到了汉朝以后，汉明帝修建了白马寺以后，“寺”也不再是单纯的政府办公之地，也和佛融为了一体，成了佛教僧人久居的住所，因此也慢慢形成了如今寺庙。

根据《说文解字》记载：

“寺，廷也，有法度者也。

而庙一般都是信徒去祭拜各路神仙，各路鬼怪的地方，比如像城隍庙、关帝庙等，不过庙也分三六九等，

根据《礼记》里的记载：

“天子七庙，卿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

不过将庙分等级也是周朝开始的，而汉朝略有不同，汉朝虽然不分等级，但是普通人是不能建立庙的，因为庙在汉朝是用来祭奠特殊人物的，比如岳飞庙，所以庙是不能随便建立。

但是寺和庙在最初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与佛无关，因为一个是官吏行政之地，一个是世人供奉鬼神之地。只不过到了后来寺里面有了佛，而庙里面其实至始至终都没有佛，如果有，也都是那些乡下的人筹资而建的，因为很多人把寺和庙混在了一起，久而久之就都忽略了它们本身的区别，所在乡下有的庙里还是会有佛像。

本文只谈道士下山救世，不谈和尚敛不敛财，因为任何一个行业在任何一个朝代，都不缺敛财高手。“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民脂民膏养起来的肥头大耳，偏要被说成“慈眉善目”，历史的风雨毕竟会剥蚀所有的金装，露出那些木雕泥塑的本来面目。

咱们今天就只看史书记载的两次道士生逢乱世仗剑下山：成功了，救人数以亿计，不成功，则有去无回。而最让人气愤的是，那些下山救世血战余生的道士回来一看，眼前的景象让人又惊又怒又伤心：道观怎么改成寺庙了？

这种鸠占鹊巢趁火打劫的事情，发生在明末浮邱山，而不是宋末崖山，因为宋末元初的道士，很有威望，不但百姓敬服，就是官府也要给他们七分面子。他们的道观，别人还真不敢染指——长春真人丘处机，那可是成吉思汗心目中的“活神仙”。

有的小说把王重阳写成了“抗金义士”，因为抗金失败，这才在终南山挖了一个活死人墓。王重阳是汉（宋）人不假，但却被宋朝抛弃了，所以最后王重阳考取的是金国天眷元年的武状元（一说为武进士）。让金国武进士或者武状元来抗金，这玩笑开的就有点大了。

作为重阳真人最出色的弟子，丘处机光大了全真派，也成了宋、金、元三争抢的目标，审时度势，丘处机认为宋金皇帝大臣都不靠谱，国祚必不久长，所以坚决不去：“金、宋之季，俱遣使来召，不赴。（《元史·卷二百二·列传第八十九·释老》下同）”

丘处机之所以婉拒宋金两国的邀请，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就是他到成吉思汗那里，能救活更多的人：“处机乃与弟子十有八人同往见焉，先驰表谢，拳拳以止杀为劝。太祖时方西征，日事攻战，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

丘处机留在元军（当时还不叫元军），每天都在用道家理论劝成吉思汗不要大开杀戒。成吉思汗问丘处机：“怎样才能治理好天下？”丘处机回答六个字：“敬天爱民为本。”成吉思汗再问长生不老之术，丘处机只是淡淡一笑：“清心寡欲就行了。”这些至理名言，成吉思汗连听都没听过，所以他大喜过望：“您就是上天赐给我的神仙呀。”

自从丘处机来到身边，成吉思汗的性格中少了很多暴烈，多了几许清净平和。成吉思汗还下令把丘处机的话记录下来传给子孙后代：“命左右书之，且以训诸子焉。于是锡之虎符，副以玺书，不斥其名，惟曰‘神仙’。”

丘处机不助南宋抗元，而是去了成吉思汗身边，有些人对此很是不解甚至愤怒，但是我们要看看当时的实际情况：“时国兵（元军，明朝认为元朝是正统）践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无所逃命。”这些元军屠刀之下的大宋或大金子民，已经被他们的皇帝抛弃了，这些人的死活，根本就没人管，而丘处机的出现，却救了他们性命：“处机还燕，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濒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

一个地方就救活了两三万人，丘处机劝成吉思汗止杀，救活的人又何止成千上万乃至上亿？须知蒙元军队刚开始东征西讨的时候，所过之处是鸡犬不留的的。

其实丘处机深入虎穴劝成吉思汗止杀，也是无奈之举：如果宋朝皇帝不是一个小孩子，如果满朝大臣不是在大兵压境之际还争权夺利，如果文人墨客不是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丘处机又何必冒这么大的风险，以七十四岁高龄，跋涉万里去吃白水煮出来根本就嚼不动的牛羊肉？

丘处机下山救世，止杀令活人数以千万计，所以他赢得了当世的崇敬和青史留名。但是另外一批道士下山，结局就比较惨烈了：浮邱山三千道士下洞庭，几乎无一人生还。

在明朝灭亡之前，浮邱山都是玄天真武祖师的道场，可是现在有机会去浮邱山的读者可以去数一数，那山里面有几座道观几座寺庙。

细翻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正是因为益阳地区六千道士中选出来的三千青壮年全部战死沙场，以至于浮邱山道门萧条，道家清修之地，变成了某些出家人收门票的地方——很奇怪他们六根清净四大皆空，不喝酒不吃肉也不娶媳妇，要那么多钱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