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本和稿本的鉴定

印刷术发明以前，古籍都靠抄写流传。印刷术发明以后,甚至在雕版印刷普及以后,抄写本仍在中国传世古籍中占很大比重。历代流传的抄本，数量可观，质量也参差不齐。抄本之外，藏书家的手写本及学者的稿本更是古籍中的珍品。因此对抄本和稿本的鉴定十分重要。其鉴定方法，首先要从书写字体的一般时代特征入手，与鉴定刻本之刀法道理相同。有不少抄本标识较为明显，很多藏书家传抄的书都用印有专用格式的纸供抄写。如明代祁承家抄本在版心下镌有 “澹生堂抄本”字样；毛晋家抄书有一种黑格纸，版心下镌有“毛氏正本汲古阁藏”字样；清初曹溶家抄本所用纸的版心镌字为“李曹氏倦圃藏书”，等等。这些标识是鉴定的重要依据。此外，个人书法的风格、书中的避讳字、作者的时代等等，都是抄本和稿本鉴定的依据。

明代刻书多，刻书机构比唐五代、宋金元更多，刻书地点可说是遍地开花，难以详举，是中国出版事业和印刷技术发展的极盛时代。明刻本依然分官刻、家刻、坊刻几种。官刻本中有内府本（包括经厂本）、国子监本以及其他中央机构和地方官刻的书帕本，还有介于官刻和家刻之间的藩府本。在版刻特点上，既有对元朝继承的一面，又有所创新。

明代雕版印刷，地域之广、品种之多、数量之大，雕版印刷技艺都超过前代。政府的司礼监经厂，有刻、印、装订等工匠近千人。汉族民间印刷的新品种是插图的戏曲、话本，各级地方政府广泛编印地方志。新崛起的徽派刻工群体，代表了版画雕刻技艺的高峰。到了明代中、后期，扬州雕版印刷空前发展，刻书之风大长，官刻、家刻、坊刻盛极一时，刻印之书不可胜计。

明代各时期刻书略有不同，前期黑口白绵纸，中期白口仿宋字，后期白口长字避讳。明代刻书字体，前后期变化较大。大致可划为三个时期，即明初、明中期和明晚期。

明初

明初是指正德以前的一段时期。洪武至正德年间刻印的书，多是手写上版的软体字，个别人刻书虽有颜、柳、欧三家的余味，但仍以赵体字为主。其中宣德、正统刻本，形似宋体，如正统间所刻的《汉书》，好利者常将其书口割裂，重加装饰，冒充宋本。但若仔细观察，就会感到形似而神不似。景泰间有些刻本，大多承袭元末字体和刀法，颇似元本。成化、弘治以及正德，仍是写刻软体，横竖撇捺皆不呆板。

明刻本

明晚期

晚期时期，神宗当政为时最久，在位48年，刻书多，传本也多。从万历时起，字形变长，则完全脱离了宋浙本的风貌，称为长宋体，显得更加呆板。这种横轻直重的长宋体可以《沈氏弋说》作为典型。现在印刷用的宋体字基本上在万历时已定型。另外万历时还出现了另一种新的刻书风格，即所为的写刻本。本来，雕刻印刷没有哪一本不是写了再刻的，但从嘉靖、万历时起，刻书字体日益整齐规范化，形成了一种与普通书写不同的专用刻书字体，这时重新出现用普通书写的字体来刻书，又成为一种新鲜事物，因此后人称之为“写刻”。凡写刻的书称为写刻本。这种写刻本的字体，仍然是赵体，不过不象明初的赵体那么肥健，而是瘦削流利。有部分家刻本和坊刻本，特别是安徽、金陵、建阳所刻的民间通俗读物，字多行书上版，婉转秀丽，生动活泼，杰出的代表有陈仁锡刻的《陈白杨集》、《石田先生集》，赵均所刻《玉台新咏》，金陵世德堂刻本《西游记》，董其昌刻的《王文恪集》，继志斋刻本《雷轰荐福碑》，杭州书坊胡文焕刻的《格致丛书》等。天启以后，字形一般益觉拙笨，没有什么体式，俗称匠体。可在杭州地区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方体字，它不象万历时的方体字那样肥，而变为更长更瘦，使人一看有清朗显目之感。可以堂策监本《先秦诸子》、沈鼎新花木斋《九子》、吴在南京刻的《孙樵集》、《刘蜕集》为代表。这种新的方体字一直流行到清代前期。

纸张

明刻木用纸情况，胡应鳞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中说：“凡印书，永丰绵纸上，常山柬纸次之，福建竹纸为下。绵贵其白且坚，柬贵其润且厚。顺昌坚不如绵，厚不如柬，直以价廉取称。闽中纸短窄（同黧，音lí，意色黑而黄）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直（值）最廉。”“余他省各有产纸，余不能备知。大率闽、越、燕、吴所用刷书，不出此数者。燕中自有一种，理粗庞质臃肿而最弱，久则鱼烂，尤在顺昌下，惟燕中刷书则用之。”“惟滇中纸最坚……其坚乃与绢素敌，而色理疏慢苍杂，远不如越中。”

版式

《中国版刻图录》所载明本100种，从洪武三年内府刻本《元史》至成化二十年张习刻本《雁门集》均为黑口。下逮弘治，间出白口，始弘治十四年江阴涂祯刻本《盐铁论》。此后，白口黑口已无规律可寻，从这两点可以看出：第一，同一地区所刻之书，有黑口白口相间之例。第二，同一时期所刻之书，也有黑口、白口相间之例。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从洪武起，经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等十一朝，图书版本一般都是四周双栏、粗黑口，少数为细黑口。经厂本行宽字大，开本也大，官刻本、私刻本皆仿效，所以经厂本也是粗黑口的楷模。

墨色

明代刻本同宋元本相比，用墨稍差，早期和中期刻本还好，万历以后，多用煤烟和面粉代替墨汁，成本倒低，但煤烟易于脱落，有时一个字、一行字或一段文字，要么是一团黑，要么是把字印得模糊难辨。故毛春翔先生在《古书版本常谈·明刻本》中针对用墨的弊端大发感慨，这种代用墨水，烟煤易于脱落，书叶成为大花脸。明季刊本，往往见之恶异常，令人一见生厌。惟万历年徽版书，墨色有极精者，如所见《淮南鸿烈解》、程幼博《墨苑》、方于鲁《墨谱》之类，真所谓墨色青纯，可爱之至。”

装潢

明初的刻本还有蝴蝶装的，如洪武三年刻的《元史》即是。一般通行包背装，内用纸捻钉之，封面好的用青绿绫面，普通则用青绿纸面。现在宁波天一阁藏书中多明代地方志和登科录，几乎都是包背装。若以时代而论，嘉靖以前多包背装，至万历时才逐步变为线装。线装一般只打四个孔，叫“四眼针装”，厚一点的书有时在上下角各多打一个孔，叫“六眼针装”。明和清前期无论“四眼”或“六眼”，中间的三段总是长短平的，清中期起，最中间的一段缩得比上下两段短一些。近代则缩得更短。

版本学 edition，scienceof

在中国，中国重视书籍版本之学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最初的版本研究与校雠工作合二为一。汉代刘向校理群书，其所依据的，内有来自皇家内廷、秘府的藏书，外有来自太常、太史、博士所藏，和他自己的藏书及某些官员的书等各种不同的本子。他在根据书籍的不同传本进行校理、写为定本的基础上，又撰写了揭示原书内容和著者学术思想等方面情况的“叙录”，这正说明校订图书时对各种不同传本的研究与利用的重要性，也说明对图书各种本子的研究、辨识与校勘工作、书目工作的关系。

在印刷发明前，同一部书往往有不同抄本；印刷术发明后，一部书经过不断刻印，也会产生不同本子。这些不同版本彼此间会出现文字、印刷、装帧等方面许多差异。各种版本的源流、相互关系也会存在各种复杂现象。研究这些差异并从许多复杂现象中探求共同规律的学问就叫版本学。

“版本”一词最早出现于宋初。“本”原指写字缣帛，“版”为简牍。刘向典校中秘群籍时，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本”已指出底本。而雕版印刷推行以后，就把印本书称为“版”，末雕的写本书称为“本”。“版本”两字连用至宋代出现，它作为对雕版印刷图书的专称，广泛地得到使用。后来“版本”所指范围逐渐扩大，也就泛指雕版印刷以前的简策、帛和纸的写本，以及雕版印刷以后的拓本、石印本、影印本、活字本等一切形式的图书。

雕版印刷发明以后，书籍的传播逐渐为印本所取代，但雕版印本书籍除本身仍存在着随刊刻而产生的讹误外，还有因传刻既久而产生的各时、各地、各家的传刻和各种不同注释本的差异，人们对于书籍版本质量的讲求更为重视。据今所知所见，南宋初尤袤所编的《遂初堂书目》已在同一书名之下列出所藏的不同版本;南宋时，叶梦得记所见宋景文手校的《汉书》，其所据以校订的本子有13种之多。

明代雕版印刷兴盛，但中叶以后，宋、元旧本已渐少见，有的书商为求速成易售，所刻书籍不仅疏于校勘，刻工草率，有时甚至删减篇幅，改题篇名、撰人；加之有些牟利之徒常采用各种方法制造伪本古籍惑人求售；以致造成人们对书籍内容认识上产生混淆。为了使阅读和学术研究具有准确、可靠的文献基础，取得能够订正书籍在刊刻和传写中产生的讹误、鉴别版本真伪、辨识原书在历史上、工艺上是否具有特殊价值等方面的知识，逐渐有了着重记述图籍版本的书目著作。清初钱曾据其藏书所写成的《读书敏求记》 4卷，书中多记古籍的旧刻、旧钞各本，论述其缮写、刊刻的异同优劣，被后世称为版本学的奠基之作。

清乾隆时于敏中等编撰的《天禄琳琅书目》，内容先按书籍的版刻时代排列先后，再分经史子集等类，而且在各书之后还详细记述了该书的版刻源流和特点、流传授受情况，并摹绘了书中藏书印记式样、标注其印文等，后世藏书家编制善本书籍目录多受其影响。

清代中叶以后，很多著名藏书家都注重图籍版本研究，如道光年间黄丕烈所写的古籍题识，对鉴别古籍版本很有帮助，后人曾将之辑为《荛圃藏书题识》等数种。其他象常熟瞿镛的《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聊城杨绍和的《楹书隅录》，钱塘丁丙的《善本书室藏书志》，归安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志》等，也都为人们在了解古籍内容和流传情况、研究古籍版本时所参用。

清末民初，有关版本学的专书，有留菴(孙毓修)的《中国雕板源流考》、叶德辉的《书林清话》、钱基博的《版本通义》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春翔的《古书版本常谈》，陈国庆的《古籍版本浅说》，魏隐儒的《中国古籍印刷史》，魏隐儒、王金雨的《古籍版本鉴定丛谈》，瞿冕良的《版刻质疑》，施廷镛的《中国古籍版本概要》等版本学著作，具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台湾省出版的专著有 《中国古书版本研究》、 《古书版本鉴定研究》(李清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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