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原因以及解释请见下方：（重点的地方我已经为你做了标记，请你参考，，谢！）

　　这样，承认这时的王朝就是夏朝，或是另一个王朝，就成为对于中国古代史书记载的相信度问题了。从前面所讲，对于古史中的记载，应有相当程度的相信 。 有些外国学者不承认夏的存在 ，是什么原因 ？ 并不是因为他们治学更严谨。他们对中国古籍是不熟悉的，且不熟悉就容易产生偏见；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囿于其经验。

　　他们在研究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古代文明曾取得了极大成绩，其研究的基础是考古成果，及乎没有可依据的历史文字记载，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些神话传说。当他们转过来看东亚文明时，不熟悉浩如烟海的汉字文献，很自然的他们也会以同样的心态来对待上古历史研究。

　　比如在我们看来，甲骨文的发现的重要贡献之一是证实了中国历史文献中关于商文明的记载，而在欧美学者看来，殷墟的发掘发现了一个新文明——商文明。“证实”和“发现”两个词，表征了学者对待中国历史记录的态度的区别 。

　　把中国古史等同于西方古代神话传说，是不合适的。 在《左传》之类历史书中神话传说之类 的成分是很弱 的。当史官们站在宫庭中，把他认为该记的都记录下来 ，可能还经过学者的编辑 而形成《春秋》，然后人们给它再作说明的过程，和编造神话有着根本的不同。不承认这种不同，把中国历史记录看作和神话传说一类，只能走上错误的研究路线。当然，我们不能肯定这些历史记录的细节上都准确，但是，在大关节上，如夏商周并列为三代这在事，是不能乱说的。

　　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即考古成果和文献并重。这在中国上古史学研究中起到极大的积极作用。而欧美学者则只能有一重证据——考古。

最早连续记载中国灾害的是古籍《春秋》

　　《春秋》是中国现存第一部编年体的史书。儒家经典之一。以鲁国十二公为次序，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流传到现在的《春秋》有三种，即《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左传》被认为较重要，也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部与《春秋》有关的、相对独立的史书。

　　春秋原为中国古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如史籍所载《夏殷春秋》、《百国春秋》、《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齐春秋》等。而《孟子·离娄》说：“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礼记·坊记》也言及《鲁春秋》，似乎《春秋》又是鲁国史籍的专名。今传本《春秋》相传是孔子删削《鲁春秋》而成。孟子说过：“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汉代董仲舒、司马迁、桓宽等也认为孔子作《春秋》。唐代刘知几在《史通·惑经篇》中举出12条理由来，对孔子作《春秋》说表示怀疑，孙觉《春秋经解·周麟之跋》、陆佃《陶山集·卷十二答崔子方书》都有此疑问。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

人编《四库全书》 时提到《山海经》，说其“侈谈神怪 ， 百无一真”。事实上，《山海经》确实非常的怪异，但绝不是一本神话小说，因为现代专家通过对《山海经》的仔细研究，发现里面记载的40个邦国，550座山，300条水道都是真实存在的，但并不全是在中国境内，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因而有学者提出《山海经》是一部上古时期的史书、地理书，是一部百科全书。

但这部怪异是上古图书到底成书于何时呢？很多专家认为是在晋朝时期，但根据编纂《史记》的司马迁提到《禹本纪》和《山海经》内容过于荒诞无稽，所以作史时不敢以为参考。可以得知，《山海经》在汉朝之前就成书，尽管现在一般认为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但还是不能令世人信服；因而古籍记载的都是上古之事，看似滑稽怪异，却又源于这个真实的世界。

现代学者经过仔细的考证，发现《山海经》中居然有着关于古埃及的记载。先是发现了《大荒经》中记载的尼罗河，《五藏山经》发现了埃及著名的山脉，后来还发现《山海经》记载了金字塔。这怎么回事呢？

专家在《山海经·中山经》中找到了这样的记载：凡薄山之首，自甘枣之山至于鼓镫之山，凡十五山，六千六百七十里。（其山形皆）方其下而锐其上，而中穿之加金。所以考古家推断胡夫金字塔即《山海经》记载的“积石山”。

近代以来，西方学者都认为“中华文明不是本土的，而是西来的，有的西方专家认为来源于巴比伦，但更多的西方专家认为中华文明的来源于古埃及文明”。但中国的考古家却不这么认为，相反的，中国有些考古家认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其集中体现在《山海经》中，而埃及文明则有可能源于中华文明。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说法还得从1995年说起，当时中国专家宫玉海先生发表了《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谜》，其中提到《山海经》一部上古世界地理志和百科全书，中华文化乃世界文明的源头和中心，“伊甸园”就在中国云南，古埃及文明也源于中国。这说法一出，立马震惊了世界，西方之前所说的“中华文明西来说”全部被中国的这位专家推翻。

第二年的1996年北京大学发表了题为《河图·洛书·易经与金字塔——一项千古之谜的重大突破进程》的长篇报道，其中就提到埃及金字塔与中国的八卦、河图洛书有着直接的联系，再次向西方旧史学提出挑战。

《山海经》里面记载的究竟是不是埃及金字塔，埃及文明是不是源于中华文明，目前还一直是个谜。但是中国的考古家、学者已经向西方旧史学提出挑战，并为改写世界史开辟前景。

个人认为，欧洲的历史没有像中国这么连贯，他们很多时候是教会而不是官方在修史。中世纪时期欧洲的史料肯定是没有中国多的。另外罗马帝国以后，欧洲分为几十个国家，单个国家的史料肯定是少的（从面积上只相当于中国的省）然而总数加起来也是客观的。

　　兹按国别略说一下：

　　拜占廷的史学 在公元7世纪以前,拜占廷在文化上大致还保持着希腊、罗马的传统。基督教会的势力不像在西欧那样至高无上，它是隶属于皇帝，作为专制政体的支柱而存在的。因此，与同时期西欧各国的文化比较起来，拜占廷文化具有较多的世俗性。查士丁尼一世皇帝在位时，拜占廷帝国的国势最为强盛，出现了最著名的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他留下两部重要的著作：一为《当代史》（即《查士丁尼皇帝征战史》）。主要是记述东罗马帝国兴兵灭汪达尔王国、东哥特王国，并移师向东与波斯帝国争衡的经过；一为《秘史》，描述查士丁尼时代的宫廷内幕，对当时的显贵人物颇多讥评。

　　拜占廷的学者致力于古籍的整理，其中贡献较大的是大教长佛提乌（约820～891）。他编纂了一部《群书摘要》,辑录的古典著作达280种之多。有不少古典著作赖有佛提乌的辑录而保存了下来。

　　① 意大利。在中世纪初期,意大利著名政治家、史学家FMA卡西奥多鲁斯(约490～585)著有《哥特史》12卷，是研究东哥特王国历史的第一手材料。惟此书原本已经散佚，只能从朱尔丹尼斯所作的节本中略见其梗概。

　　伦巴德人入侵意大利北部的历史，是由基督教执事保罗（约720～799）记载下来的，保罗所著之《伦巴德史》是中世纪欧洲史学的要籍之一。

　　中世纪后期，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约1254～1324）口述、鲁斯蒂恰诺（或鲁斯蒂切洛）笔录的《马可·波罗游记》，即《东方见闻录》，广泛介绍了东方各国特别是中国的概况，被称为“世界一大奇书”。

　　② 法兰克王国。法兰克王国的第一位历史学家是都尔城的主教格列高利（约538～594）。他著有《法兰克人史》10卷，始自传说时期，止于591年,对法兰克王国早期的历史作了精详的记载。

　　9世纪初著名的传记家爱因哈德(约770～840)。用华美的文笔写了一部《查理大帝传》，此书是世界历史文库中的要籍之一，传诵甚广。

　　③ 西班牙。

　　西哥特人统治西班牙时期（414—726年）最著名的历史家是伊西多尔（约560～636）。他曾当选为塞维利亚城的主教。著有《西哥特、汪达尔、苏维汇诸王的历史》，记叙西哥特人、汪达尔人、苏维汇人迁徙和建国的经过。

　　托莱多主教朱利安（680—690）写了一部《哥特王闻巴远征托莱多史》，还写了一部《圣伊蒂芬索传》。然而西班牙哥特人最有价值的史料是西哥特法典《古代法律》和阿拉列二世的《罗马法摘要》。又有许多宗教会议的法令。

　　主教伊达提阿斯的《编年史》从公元379年写到469年。比克勒夫大寺院住持约翰的编年史补充了从567年到590年的情况。约翰是一位西班牙修道士，曾在君士坦丁堡学习希腊文。并曾遭受阿利安派国王利维基尔德的迫害，他的作品是西哥特一部最好的史料。

　　④ 英格兰。英国史学的奠基者是比德。他著有《英国教会史》，所叙史事止于 731年。此书虽然主要是叙述天主教在不列颠传布的经过，但也涉及到当时英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

在印度传入中国的宗教中，以佛教为独盛，中国古人的脑袋中，几乎将佛教当了印度文化的别名，凡从印度传来的东西，常常委之于佛教。对于印度成分的东西皆被笼统地看成佛教的术语和思想，然而这是不正确的。婆罗门传入中国的时间更在佛教之前，为佛教的雏形。

东汉永平年间佛教传入中国。伴随着许多佛门高僧相继来中国布道，一些婆罗门教士来到中国。据《高僧传》载，有名有姓可考的具备婆罗门身份的高僧就有如下几人：

“佛陁耶舍，此云觉明，罽宾人，婆罗门种，世事外道。”[3]

“求那跋陀罗，此云功德贤，中天竺人，以大乘学故，出号摩诃衍，本婆罗门种。幼学五明诸论，天文书算，医方咒术，靡不该博。后遇见阿毗昙杂心，寻读惊悟，乃深崇佛法焉。其家世外道，禁绝沙门，乃舍家潜遁，远求师范，即投簪落发，专精志学，及受具戒，博通三藏。……元嘉十二年至广州。”[4]

“元有南天竺波罗奈城婆罗门姓瞿昙氏，名般若流支，魏言智希，从元象元年至兴和末，于邺城译正法、念圣、善住、廻诤、唯识等经论，凡一十四部八十五卷。”[5]

以上列举的3人，原先皆是婆罗门，后改奉佛法。因为《高僧传》所记皆是佛教高僧，对婆罗门教士不感兴趣。那么，汉唐之际，有没有纯粹的婆罗门教士来到中土呢？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在《全唐诗》里找到一首清江写的《送婆罗门》诗，其诗云：“雪岭金河独向东，吴山楚泽意无穷。如今白首乡心尽，万里归程在梦中。”[6]诗人跟远道而来的婆罗门教士有应酬交往。

唐代诗人刘禹锡患眼疾，大概是白内障，经婆罗门教士用金蓖术治好，故有赠婆罗门僧诗一首传世。其诗曰：“三秋伤望远，终日泣途穷。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蓖术，如何为发朦？”[7]

婆罗门的医术，当时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并介绍到中国。《隋书》经籍志载有《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婆罗门药方》五卷，便是最好的佐证。由此推断，先后来到中国的婆罗门教士决非一人二人。

在《隋书·经籍志》 中，有一些冠以“婆罗门”名义的典籍，这里姑且称之为婆罗门典籍。它们主要分布在《经籍志》的子部和经部里、史部里也有，即：

《婆罗门书》[1]一卷；

《婆罗门天文经>>二十一卷，婆罗门舍仙人所说；

《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三十卷；

《婆罗门天文》一卷；

《婆罗门算法》三卷；

《婆罗门阴阳算历>>一卷；

《婆罗门算经》三卷；

《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

《婆罗门药方》五卷；

《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五卷；

南诏曾信奉婆罗门教

南诏是公元7世纪中叶至10世纪初存在于云南大理一带的由彝族和白族先民建立的地方政权。南诏的宗教信仰十分复杂，有原始的巫教，后又传入佛教密宗和道教。最近有人又从《南诏德化碑》和《南诏图传·文字卷》中找到南诏曾经信奉婆罗门教的证据。

《南诏德化碑》现存大理城南15里之太和村，建于唐大历元年（766年），碑高3·02米，宽2·27米，厚0·58米，正面是碑的正文，约3800字，背面是职衔和姓名，约1000余字，汉文书写，是研究南诏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南诏德化碑》云：阁罗凤在当王储之时“不读非圣之书，尝学宇人之术。”温玉成先生认为，“宇人”即应是《摩登伽经》所译的“仙人”，或“初人”。“宇人之术”的“术”，专指婆罗门教《四吠陀》之四。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二云：“其婆罗门学《四吠陀》，一曰寿，谓养生缮性；二曰祠，谓享祭祈祷；三曰平，谓礼义、占卜、兵法、军阵；四曰术，谓异能、伎熟、禁咒、医方”。由此可知，阁罗凤亦学习婆罗门教之《吠陀》也。

《南诏德化碑》云：阁罗凤派兵击败唐节度使鲜于仲通，乃是“先灵冥佑，神炬助威，天人协心，军郡全拔”。其中的“神炬助威”一句，尤值研究。“神炬”者，神火也。依婆罗门教的“祭祀万能”论，举行“修陀罗摩尼祭”（“火祭”之一种），可以“摄伏”敌人，得到火神的助力。

《南诏德化碑》云：赞普钟三年（754年），阁罗凤命击溃云南郡都督、侍御使李宓等人时，“伏尸遍毗舍之野”。毗舍即吠舍（Vaisya），是印度种姓制度中，次于婆罗门、刹帝利的第三种姓，指农民、商人及手工业者阶层。此碑文用语，有力暗示南诏国受婆罗门教影响之深。

《南诏德化碑》云：阁罗凤安定大局后（765年），“坐南面以称孤，统东偏而作主。然后修文习武，官设百司，列尊叙卑，位分九等。阐三教，宾四门，……”。其中“阐三教”者，就是在礼制建设中，把阐扬儒、佛、梵三教定为国策。[10]

除《南诏德化碑》外，《南诏图传》是现存南诏时期的另一重要历史文物，画于南诏中兴二年（898年），现藏日本东京都有邻馆。《南诏图传》前半部分是画卷，后半部分是文字。图画的内容可以分为三部分：一、巍山起因，也就是梵僧化斋的故事。二、铁柱记，即祭铁柱的故事。三、西洱河记，舜化贞为立王霸之业“用牲牢而享祀西洱河（洱海）”。

有人认为，《南诏图传》中的巍山圣僧是一位婆罗门教徒。因为梵僧头戴“赤莲冠”，有胡须，似非佛教徒之像。而且梵僧在巍山顶向蒙细奴逻妻及儿媳“受记”时，“左有朱鬃白马，上出化云中有侍童手把铁杖；右有白象，上出化云中有侍童手把方金镜，并有一青沙牛。”这里应是虚构的一个婆罗门教祭祀场面。马神陀第克罹（Dadhikra）、象神、湿婆之子犍尼萨（Ganesa）均以侍童面貌出现。湿婆神之牛，名难陀（Nanda），用青沙牛代表。[11]

《南诏图传》第四化里被杀害的梵僧颈下挂一条白带子，就是婆罗门教中学通“五明”的学者（班诘）所佩用的“项带”。《真腊风土记》曰：“为儒者呼为班诘，……于颈上挂白线一条。……颈上之线终生不去。”班诘，读音Pandit,源于梵文，今泰文沿用其音，指有学问的人。真腊时期被称为班诘者，多为婆罗门教士，因为当时知识被婆罗门垄断，一般民众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所以周达观在《真腊风土记》中说：“由班诘入仕者，则为高上之人”。由于他们是婆罗门教士，所以他们颈上那条标志婆罗门身份的白线终身不去。[12]

除此而外，南诏时期滇池、洱海一带广泛存在的对大黑天神的崇拜，也证明婆罗门教一度经蜀身毒道由印度直接传入云南。大黑天神梵名“摩珂迦罗”（Mahakala），摩珂是大，迦罗是黑，故大黑天神是意译。他的原型就是婆罗门教崇拜的大自在天王湿婆。白族和彝族把大黑天神当作“本主”和“土主”，即“本境之主”和“本土之主”，是他们保境安民的土地神。现今滇池、洱海地区仍然保留着许多供奉大黑天神的本主庙和本土庙。这是婆罗门教与当地巫教进行融和的证据。

传播

以上证明了有不少婆罗门教的成分在隋以前曾传人到东土，并显示了它们在古代中国的存在，当然在规模上是远远不能和同时代的佛教相比。那么如此情况能不能视作婆罗门教已经传人了中国这就涉及到如何看待宗教的传播和如何认识宗教存在的标准。

宗教的传播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地域到站住脚跟之间的历程往往很长，其中甚至还有曲折和反复。就拿佛教进入中国来说，其传人之起始，史家或是放在西汉元帝元寿二年（前2年）大月氏使臣伊存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或是东汉明帝在永平七年（64年）某夜梦见金人而派遣郎中蔡悄等出使西域探访佛道，或是蔡悄等将中天竺僧人摄摩腾、竺法兰及佛像等带回洛阳在寺中居住。不管以上那一种说法成立，佛教在西、东汉之间传人中国，已成了学界之共识。如果以这个作为一个外来宗教传人中国的标志，那么隋以前婆罗门教在中国的存在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标准。甚至可以说，魏晋以前关于佛教在中国显示存在的史料也是非常少的，至少不比本文所列举的隋以前婆罗门教在中土的史料多。而且，就像中国古代分不大清楚婆罗门教与佛教之间的区分一样，“汉代佛教道家本可相通，而时人也往往混为一谈也”[45]，蒙上其它宗教色彩来进入一个新文化地域是宗教传播中常见现象。因此，即使婆罗门教由于种种原因，后来没有在中国站住脚跟，形成整体规模，也应该视作它在隋以前传人过中国。否则的话，按同样标准，那佛教传人中国的时间只能下延到东汉末，甚至在两晋之间，因为直到西晋末动乱之后的东晋十六国时，官方才允许汉人出家。

其实婆罗门教到中国后，也不是在隋以前昙花一现。来自婆罗门教的音乐、绘画、雕塑、医药、天文、数术、占卜术、咒术等等，对中国文化起着重大而持久的影响。虽然这些往往是和佛教的文化影响混淆在一起，但还是能够分得清的。如石窟或寺庙中的多首多臂像都是源于婆罗门教，虽然后来是以佛教的名义出现，至于我们在《隋书·经籍志》中所见到的婆罗门典籍，更是非常清楚了。在几百年后的《宋史·艺文志>>里，我们还可以发现诸如《婆罗门僧服仙茅方》一卷这样的书籍的存在与流传，证明婆罗门教还顽强地保持着它的一些特性。

即使从宗教的角度讲，婆罗门教在中国笼罩了佛教，但由此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佛教本身，至少对密宗在中土的流播起了很大的作用。至于这种佛教与婆罗门教之间的相通成了佛教后来在其本土被印度教吸收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不在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但足以说明婆罗门教在宗教信仰中的潜影响。因此婆罗门教在中国的存在是能够和摩尼教、袄教等相比较的，而不应该被我们所漠视。

是山海经

《山海经》传世版本共计18卷，包括《山经》5卷，《海经》13卷，各卷著作年代无从定论，其中14卷为战国时作品，4卷为西汉初年作品。山海经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地理、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相关内容在内的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山海经》具有非凡的文献价值，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的研究，均有参考。其中的矿物记录，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

《山海经》是一部充满着神奇色彩的著作，内容无奇不有，无所不包，蕴藏着丰富的地理学、神话学、民俗学、科学史、宗教学、民族学、医学等学科的宝贵资料，它的学术价值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它大量地、有条序地记载了当时中国的自然地理要素及人文地理的内容，如山系、水文、动物植物、矿藏、国家地理、经济、社会文化风俗等，细心钻研，深入探讨，就不愁没有新发现。

《山经》5篇是为一组，以四方山川为纲，记述内容包括古史、草木、鸟兽、神话、宗教等。依南、西、北、东、中的方位次序分篇，每篇又分若干节，前一节和后一节又用有关联的语句相承接，使篇节间的关系表现的非常清楚。

《海经》中的《海外经》5篇是为一组，主要记载海外各国的奇异风貌；《海内经》5篇为一组，主要记载海内的神奇事物；《大荒经》4篇为一组，主要记载了与黄帝、女娲和大禹等有关的许多重要神话资料，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海经》以上每组的组织结构，皆自具首尾，前后贯串，有纲有目，除著录地理方位外，还记载远国异人的状貌和风格。第18篇《海内经》是《山海经》地理状况的总结，总结中国境内地理形势分野、山系、水系、开拓区域分布；农作物生产；井的发明；乐器制作；民族迁徙；江域开发以及中国洲土安定发展形成的基本格局。

《山海经》全书记载了约40个邦国，550座山，300条水道，100多位历史人物，400多个神怪畏兽，该书总体按照地区不按时间把这些事物一一记录。所记事物大部分由南开始（《大荒经》由东开始，故有学者认为是南、西、北、东的方位顺序与远古上南下北同，故《大荒经》由东开始，则可能是后人的改动调整），然后向西，再向北，最后到达大陆（九州）中部。九州四围被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所包围。古代中国也一直把《山海经》作历史看待，是中国各代史家的必备参考书。由于该书成书年代久远，连司马迁写《史记》时也认为：“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对古代历史、地理、植物、动物、文化、交通、民俗、神话等研究，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关于《山海经》全书涉及的地域范围及相关物事虚实，历来众说纷纭。很多学者都认为是一次国家地理大普查之后的文献记载，有一些确实能确定下来，比如黄河、渭河、华山等等，地理位置与现实的大体一致。事实上，即是是《五藏山经》，也与整体格局和现实的山川不合，至今为止，尚未有谁能令人信服地将这些山川一一坐实。然而，《五藏山经》所描述的山川有些是存在的，特别是《中山经》里的山，《五藏山经》（即“山经”）本是以一些真实的山川为基础来叙事的，但说到荒远无稽的极地，已是无能为力，只能凭借想象向壁虚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