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注、释、笺、疏等，是对古文或文字不同侧重点的解读、理解、记录、解释。如《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左传》

1“笺”[jiān]：本来是对传的阐发和补充，后来只指注解的意思。

2“注”：除对思想内容解释外，侧重文字解释，以扫除读史的文字障碍。

3“疏”：是相对“注”而言的，在注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作注就叫作“疏”。即对经、传的进一步疏导说明

4“释”：是对古书的解释说

扩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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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疏原是两个概念，注是训诂字词，疏是疏释文意，如“十三经注疏”都有《注》、《疏》两本书，后人混用，为一般注解的代名词。

2“正义”：解释经传而得义之正者称为“正义”，“注“、”疏“有时也可称为“正义”。

3“集解”：汇集众说并加上编者意见的一种注释。包括集注、集传、集释等。如何晏的《论语集解》，朱熹的《孟子集注》、《诗集传》，郭庆藩的《庄子集释》即是。

4“章句”：分析文字的章节与句读。分篇为章，析章为句。与传不同的是，其注释对象可为经以外的篇目，如王逸《楚辞章句。

5“训诂”：也叫“训故”、“故训”、“古训”、“解故”、“解诂”，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词义叫“训”；用当代的话解释古代的语言叫“诂”。“训诂”连用，最早见于春秋时期鲁国人毛亨注释《诗经》的书，书名叫《诗故训传》，“故”、“训”、“传”是三种注解古文的方法。训诂合用始见于汉朝的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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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隐”：对古籍的注释考证。

正义又称疏，系在正经注基础上，融合众多经学家见解，对原有经注进行疏证，并对注文加以注解。唐宋以来，历代科举取士皆以经书及其注疏为依据，故群经注疏之写本、刻本流传甚多。北宋国子监有诸经正义单刻本，称单疏本，南宋时又复刻之。今传世群经注疏以单疏本为最早，而流传至罕。

注疏指后人读书时加的注解与评论，通常评注者都是学识深厚，考据细微的经学家。

前者比较系统，且内容连贯，简单可以理解为翻译一类。后者主要倾向于文中的一些较难的字词，是挑选出来的，不是全部。

《十三经注疏整理本》是学习研究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典籍，是研习古代哲学,文学,历史,伦理等等的必由之路。它采用清代阮元刻本为底本,全面吸收其<<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和孙诒让<<十三经注疏校记>>的校勘成果,在尽量保存原底本的基础上,择善而从

现存最早的《孟子》注疏，是东汉赵岐所撰《孟子章句》，史志及诸家目录通称《孟子注》。赵岐把《孟子》七篇各分上、下篇，凡十四卷、二百六十一章，依章节句读串释其文，书前总序称为《孟子题辞》，是最早的一篇有价值的学术研究论文。赵岐每章章末用韵语概括义理，称为“章指”。赵岐的注释和题辞，一直是《孟子》研究的重要文献。现通行的宋《十三经注疏》汇刻本所收《孟子》，即以赵岐注本为本，题为“汉赵岐注、宋孙奭疏”。

经后人考证，所谓“宋孙奭疏”是伪托的。孙奭曾经奉敕校定赵岐《孟子注》，他只撰写了《孟子正义》二卷，并未为赵注作疏。所谓孙奭疏，又称《孟子正义》，是宋儒伪托孙奭之名，而且把赵注每章章指删除而散辑入疏中，所以已非赵注原貌。1980年中华书局影印清阮元刊刻的《十三经注疏》本《孟子》，在校勘记附有章指，现《十三经注疏》通行本《孟子》所题“孙奭疏”，应该题为“伪孙奭疏”。不过，“伪孙奭疏”也有疏解精善之处，倒不必蔑弃，仍可作阅读文本的参考。王充批评的最突出之点是批评“天命”。

《孟子》一书的内容，在东汉前期曾经受到唯物论思想家王充的批判。王充所著《论衡》一书有一篇专文《刺孟》，和他另一篇专文《问孔》，是批判孔孟之道的姊妹篇。《刺孟》篇挑出《孟子》书中前后矛盾以及脱离实际的诡辩之处，并且批判了孟子的天命观，称《孟子》为“俗儒”。

1）注：解释文辞曰注，通作注； 2）疏：梳去声，疏通其义谓之疏，如注疏； 3）笺：表明古人之意，或断以己意，使可识别也； 4）证：验也。 假若有一本先秦古书叫＜甲＞，到汉朝时有很多人未能明白，便会有专家学者为其解释，因此会有＜甲注＞，到了唐朝，当时的人不单不明白先秦版本原文，亦不明汉朝学者的注，所以便会有专家学者出来解释汉朝原文，这便是＜甲注疏＞，又到了宋朝，先秦原文、汉朝的注、唐朝的疏都不为当时时人所明白，便会有专家学者 不同版本的注疏做＜甲集解＞，如此类推。

参考: ＜新字典＞

体例是注疏体。

体例是一个汉语词汇，读音是tǐ lì，指著作的编写格式；文章的组织形式。出自《宋书·傅隆传》：“ 汉兴，始徵召故老，搜集残文，其体例纰缪，首尾脱落，难可详论。”

可以将史书分为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根据编排的年代跨度长短的情况，又分为通史和断代史；也有以国家为单位来分别记叙历史的，称国别体。

《诗经》是周代至春秋时代诗歌的总集，由汉代毛亨作传的称为《毛诗》，汉代郑玄曾加以笺注。到了唐代，孔颖达又为之作疏，称为《毛诗正义》或《毛诗注疏》，後人将之列为《十三经注疏》之一。

本次对《毛诗注疏》的标点校勘整理，以日本足利学校所藏的南宋刘叔刚一经堂刊刻的《毛诗注疏》为底本，此本是真正的宋刊十行本，是能找到的最好的本子。

参校本则博采众书，如唐石经、阜阳诗经残简、《四部丛刊》影印宋刻巾箱单注本、嘉庆二十年阮元所刻注疏本等等，达数十种之多。校勘成果则撰成《校勘记》，附於每卷之後。

古代对于六经的注解称之为传，比如注解《春秋》的《春秋左氏传》（《左传》）或者《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等等。

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注解可能也读不懂了，于是就有了注解“传”的“疏”，也就是说疏是对传的再解释。

《论语注疏》是魏何晏注，宋邢昺疏。（儒学有两种《论语正义》，一是何晏著，一是刘宝楠著）。

论语正义(何晏)

〖论语正义(何晏)〗二十卷。魏何晏（？-249）注，宋邢□（930-1010）疏。晏为三国魏著名玄学家，其生平事迹，详见《沦语义疏》。□为北宋著名经学家，生平事迹详见《孝经正义》。《论语》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历来备受儒者所重。自三国魏何晏撰成《论语集解》后，为其作义疏者代不乏人。至梁，皇侃广集众说，以南学思想为宗，撰成《论语义疏》。为何注申说疏通。但书成成于六朝清谈之世，所引各家大率以玄学为本，空言名理；皇疏己意亦多老、庄思想，又杂以佛道。故其义疏实际上已将孔子思想老子化；而对于《论语》中的名物制度，更是无暇顾及，不甚了了。有鉴于此，朝廷遂于咸平二年（999），诏令邢□与杜镐、舒雅、孙□、李慕清、崔□□等就何晏《集解》，改定皇侃《义疏》而为新疏，遂成此编。邢□诸人乃剪除皇氏《义疏》中的枝蔓之言，也即玄学之谈，而稍绳之以义理；重点在于其说解名物制度。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评其：“章句训诂名器事物之际甚详，故能与何注并传”，“其荟萃群言，创通大义，已为程、朱开其先路矣。”书成以后，由于邢疏义理及名物训诂皆胜于皇疏，故邢疏出而皇疏渐微，在《论语》的注解中，宋学即将代替汉学及其支脉魏晋玄学，亦自邢疏开始，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汉学、宋学，兹其转关。”并且，自此以后，何注邢疏便成为十三经中《论语》一经的标准注疏，在经学发展史上占据着至为重要的地位。而实际上，皇疏与邢疏各有特点，皇疏以玄学为宗，保存了大量六朝以前的古注；邢疏则稍以义理为本，亦采录了许多六朝以后的注释，如果抛开门户之见，二书价值并重，均为研究《论语》必备的参考著作。此书又被题作《论语注疏》或《论语注疏解经》，原本依何注皇疏作十卷，《十三经》汇刻本依《论语》篇数析为二十卷。除《四库全书》、《四部备要》本外，尚有各种版本的《十三经注疏》本，其中最佳者，为1957年中华书局排印《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本。

论语正义(刘宝楠)

〖论语正义(刘宝楠)〗二十四卷，清刘宝楠（1791一1855）撰。宝楠字楚桢，号念楼，江苏宝应人。道光进士，曾任直隶文安知县。父台拱长于考订，尤深于声韵文字之学，宝楠受家学而不坚持门户，初治毛《诗》、郑《礼》，后与同乡刘文淇、梅植之、包慎言、柳兴恩、陈立相约各治一经，其专治《论语》。《清史稿·刘宝楠传》称其“病皇（侃）、邢（□）《疏》芜陋，搜辑汉儒旧说，益以宋人长义及近世诸家”，仿照焦循《孟子正义》之体例，“先为长编，次乃荟萃而折衷之”，撰《论语正义》，后因官事繁忙，未能成书，交由其子恭冕续编终成。是书刻本卷一至卷十七，卷下均题“宝应刘宝楠学”，卷十八至卷二十四，则署“恭冕述”；知前十七卷为亲撰，后七卷为刘恭冕在长编的基础上续撰。是书在对皇侃《疏》邢□《疏》、朱熹《集注》充分辨证基础上，指正谬误，兼采善说，对其他诸家的佳注，也时有甄采。对清人的注解考证，更是博取众长，详加引录，主要有刘台拱的《论语骈枝》、刘宝树的《经义说略》、方观旭的《论语偶记》、钱坫的论语后录》、包慎言的《论语温故录》、焦循的《论语补疏》、刘逢禄的《论语述何》、宋翔凤的《论语发微》、戴望的《论语注》、毛奇龄的《论语稽求篇》、《四书□言》、凌曙的《四书典故□》、周炳中的《四书典故辨正》、陈□的《论语古训》、胡培□的《四书抬义》、翟灏的《四书考异》，江永的《乡党图考》，黄式三的《论语后案》等，其不仅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且能在注释中注重文字训诂、史实考订、阐发经义，尤其对典章制度、风俗礼节、历史故事及人名、地名的注释考证，更为详备，对不能定论的异说，多兼收并蓄，待读者鉴别。如对《为政篇》“举直错诸枉”句中的“错”字，先引《经典释文》：“错，郑本作措”。“再引《说文》：“措，置也”，再引汉《费凤碑》“举直措枉”为证，判明“错”为假借字，“措”为正字，训解颇为人确信。又如对《公冶长篇》“愿车马衣轻裘”句中的“轻”字，断唐以前本无“轻”字，是宋人依《雍也篇》“衣轻裘”句误加，并引阮元《校勘记》，列举四条证据证之，考证有较大说服力。又如对《学而篇》“千乘之国”的解释，马融据《周礼》而说“千乘之国”的地域为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包咸据《王制》和《孟子》而说“千乘之国”即百里之国，何曼《集解》则两说并存，宝楠则征引大量先秦古籍和前人考证，证明包咸的说法较为可信，解决了何晏的遗疑。书中如上举之力证训解，并不鲜见。其汉、魏古注辑录甚多，而且对古注尚有疏解，极大丰富了《论语》注释的内容，使这书出清人诸家《论语》注之上，至今仍为古今说解《沦语》之善本。卷二十四为何晏《论语序》，又附宋翔凤辑郑玄《论语序逸文》，也详为疏解，据而可知《论语》一书的演变过程。然其间也有注释牵强的地方，加之考引过繁，使人有望而生畏之感。是书的最初刻本是同治五年刻本，后据以翻刻或排印本很多，一九八二年中华书局《十三经清人注疏》新校点本最佳。

邢昺（932一1010年）字叔明，北宋曹州济阴（今山东菏泽）人。太平兴国初年，擢九经及第。授大理评事、知泰州盐城监。后召为国子监丞、国子博士，选为诸上府侍读，义改任国子祭酒。咸平二年（999）。任翰林侍读学士，受诏与杜镐、孙□等校定《周礼》、《仪礼》、《公羊春秋传》、《谷梁春秋传》、《孝经》、《论语》、《尔雅》诸经义疏。四年，书成，凡一百六十五卷，命杭州刻板，颁行天下。后累官礼部尚书。□世为农家，深悉民事，故在东宫及内庭，侍上讲《孝经》、《礼记》、《论语》、《书》、《易》、《诗》、《左氏传》时，除据传疏敷引外，多引时事为喻，以俚语说民疾苦，深受世人尊崇，誉为“□儒”。他继何晏、皇侃之后，把玄学思想注人经学，恢复天的“自然”性质。反复强调，天本无心，岂能造元亨利贞之德；天本无心，也不能造元亨利贞之名。天本无体，也无言语之命。而“天道”，乃是自然而然之道，不是神意的表现。天所以能命，或是圣人以人事托之，如天之四德等；或是人感自然而生，若天之付命遣使之然，如贤愚、夭寿之类；或是天的自然功能，如利益庶物，四时之令递行，百物依时而生，万物资始等。这些皆不是“天意”的表现，不是“天”有意识安排。他虽然强调天的自然性质，但仍残留着“神”的形象。认为人作善事天降百祥，作恶事天降百殃，顺吉逆凶，这是天之命，故君子畏之。这也正是他认识上的矛盾之处。邢□主持整理七经疏义，是继唐孔颖达撰修《五经正义》之后，统一、熔铸儒学的又一壮举。其中《谷梁传》用东晋范宁注，《尔雅》用东晋郭璞注，《论语》用魏何晏注，梁皇侃疏，更进一步使南学统一了北学，也使玄学注人儒学。他吸收魏晋玄学思想，恢复了天的“自然”性质，初步改造了“天”的形象，而又力图论述“天命”，成为二程以“理”说天的前阶。主要著作有《尔雅注疏》、《论语正义》、《孝经正义》，均收入《十三经注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