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个营盘就是军营，有时也称为兵营，是军队驻扎的场所。

相传公元前26世纪，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参战人员在野外环绕而居，由师兵防卫，这是军营的雏形。随着战争样式的变化，周代军队开始使用营帐宿营，四周围绕战车作营垒。营垒在春秋战国得到进一步发展——起初用带刺的植物构筑，后来采用立木、夯土或垒石等方式，使得营垒更为坚固。

赤壁之战时，曹操和东吴军队都设置了规模很大的水营，官兵可以食宿在战船上，同时进行军事训练。明代在宁海卫建立的五总寨，兼具水营和陆营，不仅构筑了水寨、城寨、瞭望台和烽堠，还建造了营房、演武操练场、码头和修船厂坞等设施。

中国古代军营通常部署在三种地区：

一是都城附近。历史上各个朝代为保卫皇帝和朝廷，通常在都城建造军营，供警卫部队居住。西周在镐京部署了供“宗周六师”住宿的军营，汉文帝在京城西部部署了“细柳营”，北宋则在东京城北建设了有数千间营房的军营，清代卫戍京城的八旗军也在城内外建设了许多军营。

二是长城沿线关隘要地。汉代在玉门关西40里处建设了储备粮秣的大方盘城；明代在长城山海关至居庸关段先后建设城台1000余座，每座城台由敌台（配置60名官兵）、墙台（配置14名官兵)和战台构成。

三是州府郡县等驻防地区。北宋在边境地区构筑堡寨，每座堡寨由500名军人驻守；元代曾在浙江蒲城建设1000余间驻军营房。

按照平时、战时条件不同，古代军营的布局有很大区别：

平时军营四周用土墙围筑，内部建有指挥议事用房、单身士卒住房、随军眷属住房、粮秣辎重库房和马厩等，并有水井、水池、练兵场等设施和场地。

战时军营采用营帐组成居住小区，各小区之间用道路连接。军营外部围绕营垒，并开设营门（亦称辕门或军门），警戒十分森严。

随着热兵器的出现，以及建筑水平的提高，军营布局原则和营房建筑发生了很大变化。古代军中营帐发展成先进的军用帐篷，传统的营垒也因抵挡不住热兵器的攻击而不复存在。

先秦之时，秦国为“四塞险固”之地。所谓四塞，包括函谷关、 武关 、 大散关、 萧关。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在中国古代史特别是秦汉史中，关塞文化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如今，关塞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符号，总能令人想起“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雄浑。而关塞文化中著名的“秦之四塞”，就是秦人崛起和统一的根。

古都西安，位于渭河南岸，这片土地因东有函谷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而称“关中之地”，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兵家重地。自西周起，先后有13个王朝在此建都，历时1100多年。而四关即被称为“关中四关”，又称“秦之四塞”，可以说触摸到了四塞的根，就是触摸到了长安历史的灵魂；怀古四塞，等同于感悟秦汉雄风。

四塞俱是进可攻，退可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其历史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占据四塞之险，最终平定天下，统一六国。近距离感悟四塞，触摸历史遗迹，感受秦汉雄风，是每个陕西人的深切愿望。 “秦孝公据肴函之固”，函谷关无疑是四关中最知名的隘口，我国历史上设置最早的雄关要塞之一。函谷关位于河南省灵宝市北15公里处，当年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关，留下了《道德经》五千言，让函谷关大名鼎鼎。而大秦王朝出函谷灭六国更是闻名遐迩。它地处长安古道，曾是战马嘶鸣的古战场，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誉。

如今，当年的战场已经被众多楼宇等取代，人们在楼宇、庙台和碑林间隐约可以寻觅到当时函谷关残存的雄风，座座石碑间流落着千年历史的沧桑，让访客依稀可以感悟到时空的扭转带来的繁华与失落。 如今的萧关有些悲凉地屹立在一望无际的西北高原上，它曾是关中的北大门，入关经环江、马莲河、泾河直抵关中。自战国、秦汉以来，萧关古道一直是关中与北方的军事、经济、文化交往的主要通道。萧关不是一个独立的关塞，它与秦长城的战略地位密切相关。秦长城以及在环县境内沿长城修筑的城镇堡寨，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但是，秦时的宫阙今天早已化作万顷黄土，萧关古道不可避免地变得破败，历史的豪迈脚步在这里只短暂停留了片刻，就奔赴而去了，现在只能依稀辨认出当年的一点点痕迹。

范仲淹的“堡寨政策”，是以加强防御能力为目标，在边境线上，增筑堡寨，以屏障旧有重要城、镇，使边境防守更为巩固；还主张以攻为守，伺机即攻取边界和要害之地，大筑堡寨，加以坚守，敌人若来，即派斥候，召援兵，并坚壁清野以困敌军，敌军人少，则扼险设伏以待，这样一步步地进取。